本文认为我们应该质疑劳动的性别分工，同时批评狭隘的生产主义的劳动观，承认社会的再生产劳动也是社会劳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后毛时代，妇女被重新性别化、家庭化。商业广告将妇女描绘为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各种媒体充斥着妇女如何成为好妻子和好母亲的忠告，家务劳动也被理所应当地视为女性的“天职”。妻子从事家庭劳动，却不会领到“工资”，不是由于家庭劳动的内容特殊，而是因为它处于父权制的生产关系下，从而被置于资本主义的市场流通之外。

　　本文认为我们应该质疑劳动的性别分工，同时批评狭隘的生产主义的劳动观，承认社会的再生产劳动也是社会劳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严海蓉：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教授。曾任教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港大学、香港理工大学。近十年来，她和香港科技大学的沙伯力教授一起研究中非联接，探讨关于“中国在非洲”的话语和实践。近几年，她开始关注中国的农政变迁和食物主权，在《开放时代》组织了关于中国农业道路的讨论。

　　上个世纪90年代末，电视连续剧《田教授家的二十八个保姆》{1}在上海、北京等许多城市的地方有线电视台广泛地播出。这部轻喜剧关注的是上海一个小康家庭的内部生活，讲述了田家多次寻找家政工人的故事。通过剧名突出强调田家雇佣过28个保姆，电视剧一方面不厌其烦地显示家政工劳动力供应的充足，另一方面这个夸张的数字也生动地表现了富裕家庭的需求单靠数量无法得以满足的那种挫折感。

　　类似地，雇主们在我和他们的访谈中也屡屡表现出他们混杂着的优越感和挫败感。我听到过种种抱怨，比如：他们“雇过和炒过的保姆够编成一个排了”，或者“找一个合适的保姆比找对象还难”{2}。作家毕淑敏在她的小说《紫花布幔》中这样描写一个电脑工程师对她保姆的叹息：“她依旧像算盘珠子一样，不拨不动……培养一个精干的可人意的保姆，真比培训一个合格的程序设计员还难！”{3}一些雇主很高兴能有人来听听他们对保姆们的抱怨：有的太木，教不会；有的可能学得快但又不守规矩；有的干活勤快，但又老顶嘴，忘记了自己保姆的身份；一开始她们可能单纯，但慢慢就学得“油滑”，爱算计，给自己打算时不顾给雇主带来的不方便；她们一开始都很勤快，但慢慢就变得懒了；等等。偶尔，我和雇主的访谈约在了她的工作单位，我们的谈话会吸引周围的同事，而她们全都开始附和着发泄她们各自的不满。

　　一次在合肥的一个大学图书馆访谈时，受访者也对这种自发形成的群体性抱怨感到有点惊讶，并且幽默道：“这感觉就像我们在对一个妇联干部‘诉苦’一样。”“诉苦”是上世纪40～50年代土改时期对农民进行革命动员的一种形式，它鼓励被压迫者公开说出他们所经历的苦难，使他们在公开叙述的过程中获得和体验阶级主体性。妇女协会（后被纳入全国妇女联合会）经常会积极发动农村妇女们针对阶级压迫和父权制诉苦。这里雇主们援引“诉苦”的概念，就是潜在地设定自己相对于保姆的一种受害者立场，认为理应得到同情和倾听。在北京，雇主常常将访谈安排在家里或咖啡馆里，我从未遇到与一群雇主面谈的情况。不过，有的北京雇主告诉我，她们在单位吃午饭时有时会讲各自家保姆的故事，或模仿她们的行为举止来消遣。

　　我在北京和合肥共访谈了大约35名雇主，大部分是专业人员，从事大学教师、图书管理员、出版商、白领雇员、律师等职业。受访者大部分是二十多岁到四十多岁的妇女。由于80年代前雇佣家政工人的做法在城市并不普遍，因此大部分访谈对象都是80年代后才开始雇佣保姆的，也就是后毛时代的新雇主。为了在田野调查中获得信任，我的工作原则是对事不对人，所有的访谈都匿名处理（个别特殊情况除外），并且不访谈同一个家庭中的雇主和家政工人。尽管现在看起来许多城市家庭使用家政工，但是在2003～2004年间，北京雇家政工人的家庭也不到10％{4}。

　　家政工人，无论他们是雇主的农村亲戚、城市下岗职工、年长的邻居，或是更常见的进城农民，大部分是他们家庭中第一代从事这种工作的人，也就是后毛时代的新家政工人。1949年前，中国长期合法存在的奴婢制传统和主仆等级制度，以及对佣人劳动的精细分工和命名{5}，被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一扫而空。如果说这种传统至今仍有影响，那也是作为“旧社会”的一个幽灵而存在。农村进城做保姆的打工妹有时提到“旧社会”，表达她们对劳动条件的抗议，以及对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意义的质疑{6}。

　　改革时代的新雇主和新家政工之间存在着一种相当普遍的彼此不满，本文要分析的正是这个矛盾。除了拥有一般性的雇主和家政工人的矛盾之外，改革时期家政雇佣关系矛盾还有一个特点是挥之不去的社会主义遗产在民间社会的影响与雇主们对改革时期市场乌托邦的想象之间的冲突。

　　雇主们频繁的抱怨促使我去思考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找一个合适的保姆这么难？“合适的”可以指（某物或某人）满足或符合某种要求，以及/或者适合某种规则和程序。当雇主们讨论家政工人时，“合适的”这个词既描述了家政工人符合雇主的需要和条件的状况，又表达了雇主对这种状况作为事物应然秩序的肯定。

　　为了考察雇主们频繁抱怨的原因，我们需要问一问怎样才算合适，哪些人能成为合适的保姆，以及为什么这种“合适”在后毛时代的中国难以达到。提出这些问题并非是偏向雇主的立场和观点。需要明确指出的是，这里对雇主—保姆关系的研究并不是要讨论雇主的个人道德素质，而是探讨后毛时代雇佣关系背后深层的社会关系的变革，尤其是性别和阶级问题的凸显或屏蔽。本文讨论的是后毛时代体脑、城乡和性别的关系如何交织在家务劳动雇佣的问题上。

　　本文是这样界定阶层和阶级的：劳力和劳心或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是社会分工，但是在阶级社会中，这种分工体现了阶级关系；在当下的中国社会，“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特定的群体可以说是社会的一个阶层，但是在家务劳动雇佣关系中，作为雇主的知识分子及其他白领和作为出卖劳动力的家政工之间具有某些阶级关系的特点。

　　具体地说，在20世纪80年代关于“知识分子负担”的讨论为什么凸显了脑力劳动（业务工作）和体力劳动（家务劳动）的矛盾，而遮蔽性别的问题？“知识分子负担”的话语如何为保姆进城搭台？重读80年代的小说《人到中年》可以读出以下问题：家务劳动在话语上怎样变成了一种负担？承受这些负担的人有性别吗？谁是家务劳动理想的、合适的承担者？以社会史的视角看，家务劳动本身既没有天然的，也没有固定的界定；它是一个可以变化的社会实践领域，在改革时代的现代化进程中，脑体、城乡和男女这三组社会差别的重构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对家务劳动的定位和认识{7}。

　　80年代“知识分子负担”

　　后毛时代家政雇佣劳动的兴起是与20世纪80年代早期关于“知识分子负担”的讨论联系在一起的。在中国语境中，“知识分子”是由受过教育的人构成的特殊社会群体，包括科学家、作家、艺术家、教师、医生以及其他专业人士、国家给予津贴的技术干部等{8}。在WG中，精英取向的大学入学考试制度被废除，取代它的是通过推荐制度从工、农、兵中直接招收学生{9}。1977年才重新恢复了大学入学考试制度。当时改革的语境使人们认为由于WG的“十年dong luan”，国家人才的培养出现了一个断代。“知识分子负担”这个话语突出地刻画了这样一批中年知识分子：他们在“文革”前接受了高等教育，而在人才短缺的改革初期，他们负有特别重要的责任，要为后毛时代的现代化做出关键性的贡献。

　　这些中年知识分子承受的重负包括繁重的日常家务劳动、艰苦的生活条件，国家对科研的支持不足，抚养小孩的责任，照顾父母的义务，等等。“繁重的”几乎成为形容知识分子家务劳动的常用修饰，它使家务显得是一个突出的负担。这个话语警示人们，中年知识分子的负担已经达到危机的水平，这些负担是导致一些杰出的中年知识分子英年早逝的重要原因。

　　小说《人到中年》是表现这种重负的最佳例子。1980年，这部小说首次发表在文学杂志《收获》上，谌容在书中刻画了一个女医生陆文婷的困境：她和她的家人住在拥挤的小屋里，被家务所负累，挣扎在脑力（专业的和技术的）劳动与体力劳动（家务）的矛盾中{10}。在这部小说之前，“伤痕文学”曾靠着知识青年对他们“文革”时期在农村付出的体力劳动和其他艰辛的“诉苦”而席卷中国文坛，《人到中年》则是关于中年知识分子群体的一曲“诉苦”和颂歌。一方面，小说歌颂他们坚定不移地将自己的才华和青春奉献给了他们的工作，奉献给了后毛时代的国家重建；另一方面，它也是一个关于危机的故事：不是知青在“伤痕文学”中表现的信仰危机，而是身体的危机——知识分子身体的危机。

　　故事开始于陆文婷大夫因劳累而昏倒在手术台上。然后故事情节追述了一幕幕细节：她对工作的高要求，她作为一个眼科大夫一心扑在病人身上，以及她作为一个不称职的妻子和母亲的愧疚感。虽然主人公是一位职业女性，负担着特定社会性别分工下女性特有的劳累与内疚心理，但她疲惫和崩溃的形象引发了媒体将知识分子的负担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广泛地进行讨论，还促使了党中央指示各级领导人对这个问题引起重视，要关心中年知识分子{11}。小说出版后不久，同名的电影上映，推动了全国的关注与同情。自此，谌容的名字就与这部小说联系在了一起。

　　当时社会对谌容《人到中年》的认同反映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在谌容塑造的众多小说人物中，陆大夫作为一个被家务所负累、被自己在家庭领域里的失败感所困扰的这么一个疲惫不堪的专业人员，成为了80年代初全国话语中的中心人物？

　　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社会在接受这篇小说时陆大夫的性别却隐去了，从而使她的问题成为一般知识分子的问题，使她作为知识分子，而不是作为妇女成为“知识分子负担”的话语中心。

　　1980年代韩起澜（EmilyHonig）和贺萧（GailHershatter）在她们编辑的关于中国妇女的著作中写下了她们对这部小说的反响的观察：“人们一致认为，这部小说是中年知识分子承受的过度的、无回报的重负的令人痛心的写照。小说虽然把各种家务琐事描述得面面俱到，然而，妇女所承受的工作和家务的双重负担却从未成为公众关注的问题。”{12}如果把第二个问题再扩展一下：当性别因素被过滤掉之后，家务劳动变成了纯粹是一个阶层的，而不是某种性别的负担，那么，这种叙述会引发哪些社会后果呢？

　　为了回答第一个问题，让我们比较一下谌容享有盛誉的《人到中年》和她默默无闻的《永远是春天》{13}。这两部小说在出版上仅仅相隔一年，刻画了两种不同的性别、政治和家庭生活之间的关系，比较之下我们也许可以理解陆大夫何以成为20世纪80年代新时期的突出形象。在《人到中年》中，陆文婷是一个温和、谦逊的专业人员，她“无职无权，无名无位，然而，她手中救人的刀就是无声的权威”{14}。WG期间，丈夫傅家杰的实验室被查封了，他承担了家务活，而让陆从负担中解脱出来，得以全神贯注忙她的工作。WG的结束扭转了这个暂时的、不正常的分工。国家和这个家庭都已恢复“正常”：

　　粉碎‘四人帮’以后，科研工作要大上，傅家杰被视为骨干，他的科研项目被列为重点，又成了忙人。这样，家务劳动的重担又有很大一部分压到陆文婷肩上。每天中午，不论酷暑和严寒，陆文婷往返奔波在医院和家庭之间，放下手术刀拿起切菜刀，脱下白大褂系上蓝围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分秒必争的战斗。从捅开炉子，到饭菜上桌，这一切必须在五十分钟内完成。这样，园园才能按时上学，家杰才能蹬车赶回研究所，她也才能准时到医院，穿上白大褂坐在诊室里，迎接第一个病人。{15}

　　这里，家庭秩序的重新“正常化”依靠的是后毛时代国家政治秩序的重新“正常化”，并与之相切合。然而“拨乱反正”的努力恰恰反映了家庭和国家的“正常化”不是天然的，而是斗争的产出。而这种变得“正常化”的秩序可能放逐了“家庭”和“国家”其他的历史可能性{16}。

　　为了使丈夫更好地投入工作，陆大夫在自己昏倒的前一天晚上提出了一个倡议：为了傅能有一个更好的不受干扰的工作条件，他应该搬到研究所去住，把家务和孩子全都留给陆一个人。虽然她温柔的、亲爱的、同志般的丈夫一开始并不同意，但她还是说服了他试一试。只是第二天陆突然的晕倒使这个计划未能付诸实施。昏迷中，陆大夫不断被内疚感和挫败感所困扰，一幕幕自己未能履行家庭责任的场景出现在脑海中：她还没给女儿梳小辫，还没给儿子买白球鞋，还没给丈夫创造更多的研究时间。这样，《人到中年》以同情的笔调塑造了一个性格温和而又意志坚强，兢兢业业而又完全不涉政治的职业女性形象，她把自己奉献给了国家，但她又超越于政治，尤其是WG的政治。小说的情节充分凸显了陆文婷大夫作为一个母亲和妻子的挫败感。

　　与《人到中年》获得广泛赞誉不同的是，谌容早此一年在同一本文学刊物上发表的小说《永远是春天》却没有引起多少关注。这部小说是关于一个女革命者韩腊梅的故事。她非常讲政治，生活中也没有家务的负担。最有意思的是，这个革命女性的故事是由一个自省、自责的男人讲述的，也就是她的前夫李梦雨，一个省委领导，一个习惯于家庭舒适的男人。解放前，腊梅曾是一个地主家的奴婢，一群共产党人救了她，这其中就有李梦雨。后来腊梅在40年代入了党。共同工作的过程中，李和腊梅相爱并结了婚。1943年的一场战斗将他们分开。传言说腊梅在战斗中跌下悬崖，牺牲了。经过几年无果的搜寻后，李相信她已经牺牲，遂与一名城里的大学毕业生小师结合。20年后李与腊梅意外重逢时震惊了，腊梅早些年寻找过李，然而发现他再婚以后，就不打算打扰他。重逢后，李总有些内疚和后悔。然而，此外李还发现他和腊梅之间有了一个莫可名状的鸿沟，这个鸿沟好像还不是时间的流逝和自己的再婚造成的。在小说中，李对腊梅以及他们两人关系的叙述一直延续到他们重逢的十年后，腊梅去世为止，而讲述的中心则是这两个曾经是爱人的同志之间那个神秘的鸿沟。

　　疑惑驱使着李迫切想要了解腊梅是如何独立生活的。他的第一次探望却使得两人之间的差异和距离更明显了，也让李心里不安。腊梅在一个职工宿舍区里有一间整洁的小屋，里面只有简单的生活必需品。令李惊讶的是，腊梅的房间甚至还比不上他家保姆的房间。此外他还觉得腊梅的邻居很吵杂，他对此感觉很不适应，然而腊梅在那儿却住得很习惯。那天晚上，李才开始重新审视到自己家里的家具，他宽敞的书房以及柔软的窗帘——一直以来他都把这些看作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而必须的。

　　这间屋子很大，一边靠墙排着三个大玻璃书橱，一边放着一整套沙发。窗前放着大办公桌和皮转椅。办公桌两旁各有一张皮躺椅。天花板上的吊灯，桌上的台灯，沙发旁的立地式柱灯，使人在这屋里每一个地方看书，都能有很好的光线。通常，批改文件的时候，我坐在写字台前。看书的时候，我靠在躺椅上。思考问题的时候，我在屋中间发亮的地板上漫步……{17}

　　腊梅并不急于对两人之间的鸿沟做出什么解释。事实上，当李问及她生活方面的问题时，她都寡言少语，而当讨论政策及执行的问题时，她就变得很健谈和热心了。当李得知他们的女儿在乡下由一对曾经救过腊梅的老夫妇抚养时，他指责腊梅不是一个好母亲。即使这样，腊梅也只是解释说，老夫妇和她的女儿好得分不开，而且在乡下长大也不是坏事。只是到了后来，女儿才给他讲述了腊梅的母爱，并为母亲辩护。

　　李一直无法理解自己与腊梅的距离，直到有一天他终于意识到自己的失误。他与腊梅走得越近，他的自我批判就越强烈。腊梅一直坚持着平等和解放的政治信念，与视特权及小资家庭生活为理所应当的许多同级别干部相比，她是一位有机的（葛兰姆西所说的organic）、不随大流的、有独立性的革命者。腊梅成了李的一面镜子，李在镜中看到了自己作为一个革命者的堕落，他不仅养成了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作风，而且把资产阶级的家庭生活特权视为理所当然。

　　腊梅的政治主体性通过李对她双手的几次描绘得到暗示。李几次回想起在地主家做丫头的腊梅，那时她才17岁，刚刚解放出来，就志愿给共产党的战士做鞋和洗衣服，一双手弄得又红又肿。多年以后，李在一个水库施工现场见到腊梅，发现她的双手是又粗又硬，完全不像一个女同志的手。她的双手是她参加公共体力劳动的见证。腊梅却从未把她简朴的生活方式当作一种牺牲。她与邻居一起开心地谈笑，在工人社区中组织夜校，与一个年老的果农真诚快乐地聊天，还帮他挑担。李学会了欣赏腊梅作为一个与基层相联的、富有独立性的政治主体发自内心的快乐，并以此为鉴看到自己的堕落和变质。

　　李的地位使他在家庭生活条件上享有他认为理所应当的特权。而他的妻子师，大学毕业后虽然在机关工作，但是她生活的中心就是在一位老保姆的协助下有条不紊地打理家务。当腊梅的女儿去探望她的父亲时，尽管李夫妇已尽力让她住得自在，但李家的生活环境还是让这个乡下来的“野”姑娘觉得分外的拘束和压抑。正是通过这个乡下姑娘的不习惯和她的观察，李家日常生活的讲究——挑剔的饮食，精致的装修，等等——得到了进一步的揭露和批评。因为社会主义时期妇女的人格和平等地位是通过她对公共事务的参与作为标志的，师对她的丈夫叹息到：“我有了这个幸福的家，我把自己关闭在这金丝笼里，这就是我的不幸……真的，我不像韩腊梅。她是一个坚强的战士，我是一个没有出息的女人。”{18}师感受到了腊梅坚强而独立的政治意志，而这正是她不幸缺乏的。与李和师相比，谌容更敬重腊梅，就如同她敬重陆文婷医生一样。

　　也许腊梅和师之间的差异彰显了社会主义性别政治实践中的一个话语矛盾。作为40年代早期从一个地主家的丫头成长起来的革命者，腊梅保持了坚持她最初的革命信念。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更激进、更多元化的性别政治在50年代由于国家主义的确立而隐退。虽然50年代初期妇女开始广泛地参与集体劳动，尽管腊梅式的政治主体在那时仍受到尊敬，但妇女们还是被重新定位到民主化的家庭关系中去{19}。当李的妻子师回顾自己的处境时，她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因为她在这个民主化的、原子化的家庭中处于中心地位，受益于李的地位带来的优越的物质条件，没有典型的传统大家庭那种复杂的亲属关系带来的麻烦。但是师这种小资家庭主体地位恰恰使她不能成为腊梅所体现的那种独立的政治主体，她希望通过她的丈夫和孩子，她所承担的家务能够转变为一种间接的社会贡献。

　　一方面是家务的女性化，另一方面妇女的解放又有赖于她们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在这种矛盾面前，师选择了前者。腊梅没有遇到这样的矛盾。作为一个孩子有他人照看的单亲妈妈，腊梅不必面临家务问题。她与铁姑娘们类似，后者是因为未婚而暂时摆脱了家务负担，从而可以在集体劳动中成为半边天。只是因为处在一个不寻常的环境中，腊梅才避免了因操持家务和社会工作的双重要求而带来的主体性的内在矛盾和衰竭。尽管得到了作者的敬重，腊梅代表的主体在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表现世界里也只能是一个特例，而非典型。

　　应该指出的是，在《永远是春天》里，作者谌容也让李梦雨这个男性省级干部批判地反省了自己与家务的关系。作者不仅没有因为李的性别而免除对他的批评，反而还突出了李对自己参与特权生活的自责。小说中李的自我否定比起他妻子师的歉意更发人深省。李所拥有的富足、私密的家庭生活是日常滋长特权和异化的场所，在WG前这个领域一直抵抗着政治的介入。李在反思中看到，这些生活和家庭琐事似乎能够离开他有意识的干预而自我延续。直到很晚他才意识到他自己实际上助长了它的不断延续。虽然妻子师感到有些失落，觉得因为管理家务自己的价值跌落了，但在大多数时候，李和他们的子女仍心安理得地享受这种家庭生活的好处。

　　通过陆文婷、腊梅、李梦雨及李妻等人物形象，谌容的两部小说展现了极不相同的性别、政治和家庭关系。腊梅最后累倒在工地上，不久后去世。如果说腊梅的倒下虽让人痛心，却并不是悲剧，在后毛时代现代化的背景下，陆大夫的倒下则被演绎为不仅是一场悲剧，更是一场危机。她的倒下是由双重负担引起的危机爆发：这其中既有身体的危机，也有主体性的危机。甚至当她还在昏迷的时候，她的精神仍在为自己不是一个好母亲和好妻子而受折磨。

　　《人到中年》通过陆大夫承担的双重负担似乎显示了家务劳动的女性化与社会主义女性人格有赖于参与集体劳动/公共事务之间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在《永远是春天》里通过两位女性的不同选择来表现，即以家庭事务为主的师和全身心投入社会活动的腊梅。如果说师和腊梅是各自作为这个话语矛盾的一方面出现的话，陆大夫则身兼双重要求，因此分裂以至最终崩溃。她的悲剧本来提供了一个机会来反映社会主义性别实践中长期存在的话语矛盾，然而《人到中年》在当时引发的是另一种社会效应。

　　诚然，社会主义性别政治发挥了妇女的才干，使其能够在集体劳动和公共事务中撑起半边天，这种性别政治强有力地重新定义了“内/外”的性别含义，并打破了传统对妇德的空间界定，所谓女人在家“内”是正当的，而在“外”则是羞耻的{20}。在新的生产关系下，妇女能够外出劳动而不被局限在“内”的空间，不为社会舆论所羞辱，同时妇女们有真正的机会去赢得荣誉、劳动报酬，这些都是当时的妇女们带着极大的热情所拥护的“社会主义的性别优越性”{21}。

　　不过，“工作”和“劳动”的涵义仍被狭义地界定为能直接创造剩余和提供积累的生产性活动{22}。在这个令人遗憾的狭隘的生产主义的劳动价值理论下，家庭“内部”的活动被看作是非生产性的负担，这个负担与妇女“天然地”连接在一起，妇女解放被当时的主流认为仍有待生产逐步的工业化和社会化。

　　“大跃进”时期，为了使妇女能更多地参与公共劳动，各地（包括一些农村地区）都曾试图建立公共食堂和托儿所。尽管其动机来自于生产主义的热情，而不是性别平等，但这种实践的确使得生育等再生产劳动转化为公社工作的一部分，从而可以正当地要求公众关注和资源，而且其劳动的社会性通过记工分得到体现。当时生产主义的热情也基于一种信念，即这种安排是和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相适应的{23}。在一些地区，这种生育劳动的社会化甚至在“大跃进”后也得以延续。比如我过世的奶奶曾在集体经济时期（江苏农村）被安排负责照看村里的孩子，生产队给她记工分。但是，这样的实验在“大跃进”后大部分终止了。再生产劳动重新被移回到家庭领域，失去了社会性的体现以及社会的支持。

　　在毛时代大多数时期家务劳动被排斥在社会劳动之外，这个排斥可以追溯到现代的经济概念。经济学中缺乏对家务劳动的价值表达，这个缺失与什么是“经济活动”和什么是“非经济活动”的划分密切相关。Tomlins把这个划分追溯到古希腊词语oikos（家庭）概念中包含的男/女、内/外等结构，他援引Boydston观点指出：

　　经济逐步与男性在家庭性别劳动分工中所承担的工作挂钩。在家庭经济体之外所挣得的工资……变成了劳动的符号。这最终导致了经济不承认家庭内的劳动……{24}

　　在关于家庭劳动是否是生产性劳动的辩论中，Christine Delphy认为无报酬的家务劳动是生产性的。她认为如何区分“家务劳动”和其他劳动，为何“家务劳动”通常被认为是非生产性的劳动，关键不在“家务劳动”作为具体的或总体的劳动本身有什么特征，而在于它从属于某种特定的生产关系，即父权制的生产关系，因为同样的劳动在家庭之外进行时就突然有了价值表现形式{25}。也就是说，家庭劳动从价值体系中被排斥出去，不是由于其劳动的特殊内容，而是因为它处于父权制的生产关系下，从而被置于资本主义的市场流通之外{26}。

　　在中国社会，在家里或者亲属之间进行的家务劳动都不被算作生产性社会劳动。劳动者在她家庭和家族之外从事的家务劳动是有报酬的，也确实有价值表现形式，但即便在毛时代也未成为社会化的公共劳动。毛时代生产主义的劳动观限制了服务性劳动的社会化和增长，使人们认为服务性劳动为非生产性的。这样，即使从事社会化的公共劳动的服务行业工人，如酒店、旅馆和商店的工人，与其他行业工人相比，仍然缺乏同等的社会承认和荣誉感。

　　陆文婷的悲剧本来可以提供一个急需的反思机会，以便人们重新思考这种对“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的性别界定和分工；也本来可以让人们另辟蹊径，在一个联接生产与社会再生产的整体性价值系统中去评价家务劳动{27}。

　　在毛时代，城市家庭趋于核心化和民主化，而且当时绝大多数妇女都有全职工作，能给家庭经济带来收入，从而不被丈夫们当作“家庭妇女”。不可否认，男人们也分担了相当多的家务劳动，然而，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的性别逻辑基本未被触动，仍然是家庭冲突的重要来源。男人们常常是在妻子的抱怨下才被迫做更多的家务的，“不要以为就你整天上班。我也要上班，每天也是8小时。我也很累！”{28}

　　80年代前期到中期的调查显示，在吉林省的城市里，男人平均每天花/，2004年12月10日访问）。根据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2003出版的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北京市城区总户数为260万。同样假定每个家庭1个保姆，那么雇保姆的家庭比例是/ztxw/fndw/.htm，2005年3月8日访问。这项调查选取了19449人的随机样本，受访者45.6％是男性，54.4％是女性，49.5％来自农村，50.5％来自城市。结果显示，女性平均每天花254.1分钟在家务劳动上，而男性每天花93.1分钟；其中，城市女性花214.1分钟，而男性花86.3分钟；农村女性花267.4分钟，而男性花95.1分钟。

　　{32}张李玺：《夫妻冲突：家庭性别分工模式重构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现象》，载《妇女研究论丛》1998年第3期，第4～8页。

　　{37}张李玺：《夫妻冲突：家庭性别分工模式重构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现象》，第6页。

　　{39}例如参见方方：《愿美梦成真》，载《家庭》1998年第11期，第27页。

　　{41}李航：《家务劳动与工作权利的保护》，载《妇女研究论丛》1996年第1期，第41页；叶敬德：《家务劳动，男女平等与企业政策》，载《妇女论丛》1996年第4期，第10页。

　　{42}老田分析了改革时代的精英阶层是如何把自己的利益作为国家政治和财政政策的中心来指导资源再分配的。见老田：《“邓小平过程”为什么是可能的》，载《批判与再造》2004年第14期，第1～20页。

　　{44}张美蓉、南松：《家务劳动价值论》，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页。

　　{45}霍达：《保姆》，载《当代》1983年第1期，第55～62页。

　　{46}同上，第56页。

　　{47}同上，第55页。

　　{48}同上，第57页。

　　{53}梁实秋：《第六伦》，载《梁实秋名作欣赏》，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版，第42～45页。

　　{55}在某种意义上这是萧伯纳（GeorgeBernardShaw）的《卖花女》（Pygmalion）里面复杂关系的颠倒。在《卖花女》中，被调教的卖花姑娘莉莎（Liza）在上流社会圈子里展示的口音和社会风度正是因为太完美了，反而被人怀疑是假冒的。透过英国文学中“绅士中的绅士”（gentleman’sgentleman）一说，我们经常也可以看到这种颠倒关系成为主题——完美的管家只是一个很好的模仿者，可算是“绅士中的绅士”，但他并不是“真正”的（proper）绅士。但是这篇小说里的情况是相反的，而且是悖论式的：因为小凌的真实身份是一个为生计而奔波的城市知识分子而不是一个“真正”的保姆，她可以理解并遵守雇主的劳动标准从而成为一个完美的保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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