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定地方行政区划界限，分设官职，驻防军队，是历代封建王朝实施的行政措施。清代地方的行政区划，一般地区分为省。府、州、县四级。对于边疆民族地区，则以从宜从俗因地制宜的原则，兼顾历史传统、民族关系、地理环境等特点，划分为新疆、内外蒙古、西藏等特别行政区。清朝划分西藏与川、青、滇、巴塘地区行政划界，将蒙古所管辖的地区划归内地，并收抚蒙古所役使的藏族，划界设官分治，从而稳定西藏地区，这是清朝治理西藏的重要政治措施之一。
明末，蒙古势力扩展到甘肃、凉州、庄浪、西宁、河州以及四川松藩、打箭炉、理塘、巴塘与云南中甸等广大地区，沿边藏族部落多为其役属。和硕特蒙古占领青海后，青海地方为固始汗子孙游牧地。凡喀木地方（清文献称坎麻、巴尔喀木，藏文音译为喀木，即西康建省前之康区）人民皆纳贡赋于和硕特蒙古。卫藏地方作为达赖、班禅香火地。西北大部分地区为和硕特蒙古所据。
新疆准噶尔部蒙古势力雄踞于西北。康熙末年，准噶尔蒙古军占领西藏，其形势正如康熙所言：“西藏屏蔽青海、滇、蜀，苟准夷盗据，将边无宁日”。①这是因为准噶尔蒙古与分布于从青海到四川、云南和西藏接境的和硕特蒙古是同属于厄鲁特蒙古的分支，虽有矛盾，但为同宗。准噶尔蒙古占领西藏，若掌握黄教势力，再与和硕特蒙古联成一片，则改变了整个西北、西南的形势，清朝绝不容许出现这种局面。这便是清朝勘定西藏与川、青、滇等地界，明确权限，使之各有所管，不受蒙古统领的历史原因。
打箭炉（康定）以西谓康区，元朝时划土分疆，设官分职，置朵甘斯、鱼通各部而统之以都元帅招讨使宣抚司等职，明朝相沿，至清朝为蒙古属地。从疆界看，康区与西藏是唇齿相依，西藏为川、滇之屏蔽，康为川、滇之咽喉。川藏事同一体，历来办藏者，皆以川为根本。清代康区是清朝捍卫四川、应援西藏的重要地区，亦是驻藏官员出入之要道。西藏虽有驻藏大臣，设有驻军，但兵力有限，西藏有事多以四川为应援，然四川路远，鞭长莫及，故军事上清军必于康区备粮，整顿军旅。吴三桂叛乱时，西藏乘机派官员管理昌都、理塘、巴塘的百姓和寺院。②当时清军征滇，无暇顾及，及滇平乱后，又有西藏第巴·桑结嘉措派营官犯打箭炉，杀明正土司（其属地今四川甘孜东部），强占其地。至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清军攻打箭炉，驱西藏营官，恢复明正宣慰司，乘胜招抚打箭炉以外的瞻对、喇滚、巴底、革什咱、绰斯甲大小部落五十余处（即雅砻江以东地区），划归四川管辖。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因西藏被准噶尔军占领，由清军护军统领温普先率满汉官兵入藏，由打箭炉出口，沿途招谕理塘绥定人心，预贮仓库钱粮，待大军进藏。次年，四川绿旗官兵前往西藏，经此招降理塘、巴塘人民，使其倾心投诚输纳，开造地方户口清册，按年上纳粮赋，承应差徭，挽运军需。③清军入藏所需之粮草皆取之四川，而巴塘、理塘又是从四川入藏之通道，为了便于清军粮饷之调运，故将巴塘、理塘置于内地四川管辖，设土司治之。④
自此，从四川明正土司属地到南路的理塘、巴塘和北路的霍尔叠尔格（四川德格）等原属和硕特蒙古诸台吉所据地区，经清军用兵从蒙古手中取得后，划归内地管辖。
巴塘、理塘划归内地四川，则始有藏与川之划界。适值雍正元年青海蒙古首领罗卜藏丹津叛乱，而喀木（康区）大部分属于青海蒙古，于是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年羹尧，檄四川兵进驻巴塘、理塘，云南提督郝玉麟率军进驻察木多，原驻察木多的松藩镇将周瑛进驻拉萨以防罗卜藏丹津率军南窜西藏。郝玉麟与周瑛进军途中逐收抚康区及青海南部各部族。雍正二年五月年羹尧奏陈善后事宜，请将新抚各部派设卫所及土司千百户土巡检等官，划归川、滇以资管理；⑤同时檄驻藏周瑛率师回川，会同驻察木多之云南提督郝玉麟查勘地界，归川、归滇各从所近。可见年羹尧初意欲将喀木（康区）全部归川、滇两省，已奏派人堪界，但是川陕总督岳钟琪于雍正三年十一月奏称：打箭炉界外之地，应将原系内地土司所辖之中甸、巴塘、理塘，再沿近之德格、瓦述、霍尔诸地方俱归内地，择其头目给与土司官衔，令其管理；察木多以南原不属西藏管辖地区如罗隆宗（今西藏洛隆）、察哇岗（今西藏左贡）、坐尔刚（今西藏左贡）、桑噶吹宗（今西藏左贡）、衮卓（今西藏左贡）等部，因距打箭炉远，若归内地难以遥制，故将以上诸地赏达赖管理（亦即后来被视为西藏所属地区）。清朝采纳其意见，特遣大员前往西藏，将赏达赖各部落之处晓谕达赖知悉。
雍正四年（或三年）遣大员会同周瑛往勘界址，以宁静山顶立界石。宁静山位金沙江与澜沧江之分水，世称宁静山脉，又称兰敦，自巴塘西行赴江卡（已赏达赖地方，又称麻康）必过此山，藏语称为邦木拉，因邦木塘得名，宁静二字系汉文所命。宁静山以东为巴塘、理塘、瞻对、霍尔德格诸土司地，划归四川省雅州府管理，“差员造户口分输粮赋复选本地头人，协理土司事宜，造册题报，永定边疆”。⑥山以西为察木多（昌都）、乍丫（察雅）、类乌齐呼图克图辖区和已赏达赖的麻康（芒康）、贡觉等地，皆划归西藏管理。⑦后来达赖于所赏之地江卡芒康、贡觉、洛隆宗、硕板多（今洛隆县硕督乡）、达隆宗、工布江达、桑昂曲宗等地设营官管理。实际上宁静山乃江卡与巴塘之分界，即西藏所属的江卡地方东境与四川之分界处，而察木多、乍丫、类乌齐呼图克图辖地是康熙时清军进藏被招抚归顺清朝的地方，虽划归西藏地方，但不归达赖管理。⑧
兹将察木多、乍丫、类乌齐呼图克图辖区分述如下：
察木多呼图克图辖区 自巴贡（今西藏察雅）以西至恩达系察木多地方，为帕巴拉呼图克图驻锡地，有昌都寺，系“元朝以此为僧制建立江巴林寺，明封大善法王”，明正统二年（1437年）有黄教僧人于此建寺，自任堪布，自第三任堪布始称帕巴拉。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清军进藏沿途招抚，帕巴拉将其所属喇嘛、居民等户口造册投递归顺。次年，始封帕巴拉为呼图克图，颁给正呼图克图印信，其印文为“阐讲黄教额尔德尼诺门罕”，系汉、蒙、藏三种文字，主持江巴林寺。该地处于川、藏大道之间，为往来康、藏必经之路，为清代军台之归道，是川、滇入藏大道之咽喉，西藏之门户。康熙五十八年清军入藏驱准噶尔军，首次从打箭炉、理塘、巴塘、察木多一线进军，于沿途设粮台、塘站以运输粮饷，该地是川藏大道重要补给线。官兵赴藏多于此买口粮草料、雇用骑驮乌拉。为保大道交通安全，设游击、千总、把总、外委各一名，留驻兵，是为控制西藏。为使军行粮随，并于该处贮储粮食，以备进藏军饷及所属各塘汛官兵所需口粮，于此复设粮务员，管理支放兵饷，承办该处委审案件。⑨光绪年间，因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于该处添设大员，驻藏帮办大臣曾驻于此“居中策应，筹防练兵，庶几外可以摄藩服，内可以靖蜀疆”。⑩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赵尔丰之边军驻于此，一切财赋仍归呼图克图管理。［11］宣统年间改土归流，设理事官，裁撤呼图克图之行政官员商卓特巴，一切地方行政事各统归地方之理事官办理，呼图克图专管教务。
乍丫呼图克图辖区 自石板沟（今西藏芒康）以西至巴贡（今西藏察雅）系乍丫地方，大清会典名扎雅庙，为喀木辖地，唐初隶属于藏，后地方纷争，各为部落。元朝置僧制，明代封大善法王。明代有黄教喇嘛于烟袋塘（今察雅县之香堆镇）建卡撒寺（今察雅宗内最大的扎西曲宗寺），于此讲经，人民归之，是为乍丫有史之始。乍丫地广人强，康熙五十八年清军进藏，该地僧俗百姓归顺清朝，颁给呼图克图印信。该地伺应藏道夫马，东至江卡界，西至察木多界共十二站。［12］各塘汛地方为川省差使往来通道，司摺报饷项事件。［13］乾隆十一年（1746年）清朝于此置守备、把总经管递送及侦缉事宜。正呼图克图住持乍丫寺，副呼图克图住持萨顶寺，该地一切事务均系呼图克图掌管，如所有应放头目及商卓特巴等官员均由呼图克图补放，该地不为西藏所属。［14］宣统年划归边务大臣管辖，驻以重兵，正副呼图克图献地内附，遂将所辖之地改为察雅县。
类乌齐呼图克图辖区 类乌齐又书内乌齐、黎乌齐、热沃仔，自恩达以西至嘉玉桥（在今西藏类乌齐）系类乌齐地方，向为察木多进藏之捷道。类乌齐为庞球呼图克图封地，类乌齐寺活佛转世系统称为“济仲”，济仲第三代活佛曾受明朝嘉靖皇帝的封赐。雍正九年（1731年）清朝封庞球呼图克图，并赐类乌齐为其驻锡地。据《雅州府志》载：类乌齐红帽子呼图克图居此，协理黄教，自康熙五十八年大军进取西藏，该地僧俗人民投诚归顺，所颁赐印信，系协理黄教那门罕之印。因类乌齐寺院属噶举派达垅支系，故曰协理黄教。宣统年，投诚于边务大臣。
总之，自雍正四年周瑛等勘界，将宁静山以西之地江卡、贡觉、察木多、乍丫、类乌齐等地赏达赖，其中察木多、乍丫、类乌齐实为呼图克图辖地，惟有江卡、贡觉二部为达赖所属。呼图克图地区的共同特点：
1、自康熙五十八年清军入藏，沿途被招抚，呼图克图将所属喇嘛、民人等户口造册投递归顺，俱领有兵部颁发印信号纸，其印文为“阐讲黄教额尔德尼诺门罕”，受内地节制，听取调遣，不为西藏统辖。
2、三处地方平素“各有呼图克图管理，一切事件从不关白藏中”。但另一方面他们对内地又“向无应纳钱粮”的规定，［15］是“各行其教，各子其民”。［16］是由呼图克图管理的自立单位，与内地土司一体受到保障，清朝规定他们遣使进贡。
3、唯有呼图克图转世有纠纷时，达赖会同驻藏大臣监视金瓶掣签。除宗教上与达赖有联系外，“殆完全独立”，即有重大事件，亦直接请清政府判理，实非藏属。
4、乾隆末年规定，三处呼图克图之行政官员商卓特巴缺出，禀明驻藏大臣会同达赖补放，发给执照。［17］
5、三处设有总兵、游击、守备、千总、把总、外委及粮员等，统兵戎守和管理驻藏兵粮饷的转运，其官吏兵丁皆由四川派遣。宁静山以西，名虽属西藏，但于江卡至察木多大道沿线的驿站交通事务则属川省管辖。
6、光绪年呼图克图地方拨归边务大臣管理，“遥为藏中声援”。宣统年改土归流，呼图克图愿将所辖百姓、土地纳还朝廷，实行政教分开，呼图克图管教务，仍掌有所颁赐之印信。地方设理事官，裁撤呼图克图行政官员商卓特巴，一切地方行政事务统归地方官办理。［18］
清朝在勘定西藏与四川分界的同时，又划分西藏与青海、云南的分界。
明末和硕特蒙古统治西北时，未明确划清青海和喀木（康区）之分界限，只划分东部青海为固始汗子孙游牧地，（中间）巴尔喀木（康区）为纳税于蒙古，西部卫、藏赏为达赖、班禅香火地。雍正元年清军追捕罗卜藏丹津时，招抚青海南部处于康、卫、青海间的七十九旅游牧部落，纳克树（今西藏那曲以北）、余树（今青海玉树）、霍尔锁戎（今四川西部）广大地区，属青海或属喀木亦未明确规定。如《卫藏通志》卷十五载：“新抚南称巴彦等处番民七十九族。查，其地为吐蕃地，居于四川、西藏、青海之间，昔为青海蒙古奴隶”。新招抚地区是川、青入藏必由大道，于是周瑛于雍正四年奉旨再往复查。上述纳克树、余树、霍尔锁戎等部落是指游牧在现今德格以西，玉树以南，东接囊谦（今青海囊谦），西至那曲（今西藏那曲），处于金沙江上游的通天河以及怒江上游的那曲河之间的广袤地区。［19］后因西藏发生康济乃被杀事件而中断勘查。于雍正九年西宁办事大臣达鼐奏请派员勘定界址，分隶管理。由西宁、四川、西藏三方各派大员“会同勘定，近西宁者归西宁管辖，近西藏者隶西藏，其族内人户，千户以上设千户一员，百户以上设百户一员，不及百户者，设百长一员管理，俱由兵部颁给号纸，准其世袭”。［20］
这里所说近西藏者，系指新招抚的七十九族部落内的三十九族，藏族一般称藏北三十九族。雍正时三十九族部落所辖地区范围，北与青海交界，跨那曲与昌都两地，占有聂荣、比如、巴青及丁青县、索县、类乌齐、边坝县一小部分。实际上是以唐古拉山为界，山以北划归西宁管辖，山以西的三十九族归西藏管理。三十九族原名霍尔三十九族，意为蒙古三十九族，即和硕特蒙古管辖的三十九族，正如乾隆十二年（174年）驻藏副都统傅清的奏折中指出：“归并藏内之那克素三十九族部落番子原系罗卜藏丹津属下”。［21］划界归西藏后，直接由驻藏大臣管理，其具体案件纷争等事务由驻藏办理夷务之理藩院司员，亦称夷情章京，专门调解审理，［22］故又称三十九族游牧部落为“嘉代”三十九族，意为汉管三十九族。
又派人于藏界哈喇乌苏（即那曲河）以外地方安设八个台站；划定了西宁办事大臣和驻藏办事大臣辖区的分界，即卫藏与青海诸部接界处走在哈喇乌苏与木鲁乌苏（通天河）之间。“哈喇乌苏设一堪布喇嘛；木鲁乌苏设一蒙古寨桑，以供应往来入藏官员马匹及文移邮递之处”。［23］
乾隆十六年（1751年）三十九族头目缺出，须由驻藏大臣就近查明，行文西宁办事大臣转行报部给发。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由驻藏大臣辅鼐奏准，令驻藏大臣就近查明，咨部给执照，三十九族由驻藏大臣直接管理。乾隆时称三十九族就西藏所属而言。宣统元年（1909年），川军入藏，三十九族地区支应差役，复经边务大臣赵尔丰与驻藏大臣联豫咨商，将三十九族归边务大臣管理，于三十九族设理事官管理该地事务。［24］
雍正九年在勘定青海与西藏界址时，连同达木一并归入驻藏大臣直接管辖。
达木一名（今西藏当雄）系青海首领固始汗于五世达赖喇嘛时带领蒙古官兵赴藏护卫，留住五百三十八户在达木地方住牧，藏人称达木为阿克苏部落。达木亦是固始汗军队驻扎地，该地依蒙古姓氏划分八个部落，即后来清朝所称的“达木蒙古八旗”。统治西藏的蒙古汗王拉藏汗被准噶尔军袭杀后，达木蒙古则由西藏官员康济乃管理，直至西藏郡王朱尔默特那木扎勒被诛，留在拉萨听候调遣的护卫达赖的蒙古兵潜回达木。驻藏大臣和达赖、公班弟达等商酌俱奏：为了易于料理，将达木蒙古归驻藏大臣直接管理。将八旗（八个部落）分成八个佐领，每佐领下，拣派兵十名，共八十名轮流赴藏听候驻藏大臣差遣，护卫达赖。八个佐领头目受固山达名号。又选八名骁骑校，“递相约束”，并定赏罚章程“以维其心”。一切调拨均依驻藏大臣印信文书而行，一切革除补放俱由达赖商明驻藏大臣施行。［25］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经驻藏大臣莽古赍奏请，达木八旗，每旗各设协领、佐领、骁骑校各一员管理，由章京随同驻藏大臣办理三十九族及达木八旗事宜。宣统元年驻藏大臣联豫于此招募民兵，成立新军。达木蒙古自随固始汗征藏，游牧于今当雄地方，其部落头人自主其政，不属西藏管理，只是拣兵赴拉萨护卫达赖。自乾障至清末一直由驻藏大臣直接管理。
勘定西藏与四川之分界，不仅关系到四川一省，而且也涉及到西藏与云南的划界。
康熙十二年（1673年）吴三桂举叛旗于云南时，理塘、巴塘、中甸等处为吴三桂属下的云南丽江府本土司管理，及吴三桂反清失败，其子吴世潘曾私自将中甸、维西（今云南维西）赠给达赖喇嘛以期求援，［26］希望得到青海蒙古军的策应，达赖喇嘛以路远、水土不宜为由，未发援军。及至康熙末年清军收抚巴塘、理塘，及雍正平定青海罗卜藏丹津之乱，挥师征剿云南。当云南提督郝玉麟进兵中甸时，根据当地喇嘛、营官“投献伪劄”题明：将中甸及原为巴塘所辖的阿墩子、奔子栏、其宗、维西等贴近云南地方（均在云南迪庆地区），一律改归云南管辖。所以在雍正三年总理事务王大臣等议复善后事宜时明确指出：“巴塘以西，中甸等处，皆西海（指青海）蒙古所有。今因西海悖逆而取之，并非取达赖喇嘛香火地”，于是令各地方查造户口清册，规定应纳“夷赋”，分设大小土司职衔，择其头目重新具题授职以管辖地方。这些大小土职衔虽不同于一般流官，但既经朝廷任命，重新授职，亦与内地的行政管辖同归一体。［27］
雍正四年议政大臣等议复：“川陕总督岳钟琪奏称巴塘系打箭炉之门户，久入川省版图，至中甸贴近滇省，久入滇省版图，附近中甸之奔杂拉、祁宗、喇普、维西等处，虽系巴塘所属之地，向归川省，而其界紧接滇省汛防，总通于阿墩子。阿墩子乃中甸之门户，请改归滇省管辖，设官防汛，与川省之理塘、打箭炉彼此犄角，足以各收臂指，控制番民矣。应如所请”。［28］清高宗即位之初，常驻京师的章嘉呼图克图曾代替达赖喇嘛奏请“将裡塘（按即理塘）、巴塘、佳塘（按即今中甸）等处地方，仍乞赏给达赖，……以维香火”。因滇省中甸与川省巴塘、理塘等处情势相同，“从前未归内地之时，颇多不便；归滇省后，设官管理，迄今宁谧，上述地方照旧归川、滇，未便给达赖管理。”［29］为此，乾隆三年（
1738年〕理藩院曾密咨大学士查郎阿，会同云南总理公庆福，妥议奏复。两大臣奏复认为：理塘等处地居要冲，本属内地管辖，但经青海蒙古和硕特部占据，现在既已从和硕特诸台吉之手取回，并经雍正帝时划归内地管辖，自不宜再有更动；但如因西藏寺庙喇嘛众多，日用不敷，则可考虑于打箭炉所取之商税银内，每年酌拨与银两，给予补助，以示振兴黄教之意，等等。后经乾隆帝宣谕：“着于打箭炉所征税银内，每年给银五千两，俟达赖喇嘛差人赴打箭炉取茶叶之便，令将此项赏银一并带回”［30］
乾隆十四年（1749年）西藏郡王朱尔默特那木扎勒又奏请比照康熙朝旧例，准由达赖喇嘛拣选喇嘛，前往中甸地方居住，以兴黄教。当经舒赫德、张允奏复：原来“中甸红、黄二教喇嘛共一千余名，内出身西藏者不过二十余人，其余悉系附近番夷披剃”。［31］后因朱尔默特那木扎勒勾结准噶尔获罪被诛，此事再未置议。可见章嘉呼图克图和朱尔默特那木扎勒的奏请，是借兴黄教为名，意欲将由吴三桂之子私自赏给达赖喇嘛的中甸等地（业已经勘定划归云南了）再归还给西藏，希图多辖人众，多收税利，但被清朝绝决。
总之雍正时划清了西藏与四川、西藏与青海、西藏与云南之界址。此后各地管辖权限，即依雍正年勘定的界址执行。
综上所述，西藏经雍正划分西藏与四川、青海、云南界址，西藏地方作为一个单一的行政区划及其地域范围，是长期来历史沿革发展的结果，由朝廷和官方的建置或认可才得以确定。唐代典籍称西藏为吐蕃，既指其族，又指其政权所及的地域；在吐蕃政权早已崩溃后，元、明部分文献记载中仍习惯沿用吐蕃，后来亦用西蕃，泛指其族，并兼其分布地域和分散的地方政权势力。
元朝统一中国，在全国建置行省，将吐蕃故地划分为三个行政区域；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管辖现今青海、甘肃南部及四川阿坝北部一带；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部元帅府，管辖现今四川的西、北部及与云南省毗连的地带；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管辖以雅鲁藏布江流域为中心的整个地带。明末蒙古固始汗征服土伯特全境，始分其地为四区：即青海、巴尔喀木（今西康）、卫、藏。清朝封固始汗为统治西藏之汗王，当时未明确指定其界址，只是分青海为固始汗子孙游牧地，巴尔喀木为其纳赋地，卫、藏为达赖、班禅香火地。清朝于雍正元年平定青海蒙古首领罗卜藏丹津之后，征服青海之同时收抚康地与七十九族游牧部落，始以宁静山为界划分康、卫、青海界。又将康地分为东、西两部：东部分属于四川、云南；西部并入卫藏赏给达赖喇嘛，称为西藏。其时达赖喇嘛已征服了阿里，当时西藏行政区正如乾隆《大清一统志》书内分西藏之地为康、卫、藏、阿里四部（见下图）。
宁静山以东之地属四川、云南，故雍正乾隆以来以宁静山为康之东界，如光绪三十四年起尔丰奏折中所载：“打箭炉以西，宁静山以东为边地（指当时新建的川、滇边务大臣管辖区），……宁静山以西，克什米尔以东为藏地”。［32］这里所指藏地即西藏四部地方。
“西藏”二字作为清朝之行政区域名称始于清朝康熙时，通行于乾隆时，所指为康、卫、藏、阿里四部。清初崇德、顺治两朝未称卫藏地方为西藏，而称之为图白忒（土伯特）、唐古忒，有时称之为“国”，有时称为“部落”。清初已把图白忒部与蒙古部落区别对特。如崇德时期清太宗致书藏巴汗，称其为“尔仍图白忒之主”，又清实录文献中，每提到达赖喇嘛都称为“图白忒部落达赖喇嘛”。清文献所称的图白忒，实际上指的是卫、藏地方，亦即元朝将吐蕃故地划分行政区称之为乌思藏纳里速，明朝所称的乌斯（思）藏和俄力思的这一些地域范围。康熙时图白忒一称便逐渐被西藏二字所代替。清代具体经营西藏，实际上是从康熙朝开始，西藏之名初见之于《平定西藏碑》和果亲王的《西藏记》。此后西藏之称不绝于册，西藏之名由是固定。在此之前，泛指西藏之名称的有诏地、西竺、西招、卫藏。［33］西藏一称专指地域范围，并把西藏地方同青海蒙古控制下的其他唐古忒即藏族地区亦明确区别开了。康熙帝是把西藏作为一个政治区划的地域名称的。
这里需特别指出，关于英文“Tibet”一字，乃土伯特之音译，土伯特为西欧各民族加于藏族之称呼，同时施于其所分布之地。故凡今卫、藏、青海、西康之地，西方人皆称之为“Tibet”。又如1962年台湾出版的《问题与研究》一卷八期载《中印缅边界与麦克马洪线》一文也说：“唯须注意者，任何时期之英方文字中所称之西藏（Tibet）一词，其涵义并不同于我方仅限于行政区域上‘西藏地方’意义之西藏而言，英人所称之‘西藏’一词，乃一‘民族地理’意义上之名词，凡属藏族为多数居民之地区，皆为彼所称‘西藏’之地。凡为‘西藏’之地，皆非中国，其真正涵义，乃在于此”。［34］“‘西藏’之地皆非中国”这句话，道破了某些人的主要用心在于将西藏从中国领土分裂出去，破坏中国领土的统一。
西藏上层僧俗，受外人煽惑，否定清朝雍正时西藏与四川、青海。云南所划之界址。如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藏人呈请驻藏大臣联豫代奏，妄称藏地直抵四川邛州（今四川邛峡）。［35］又如夏格巴著《西藏政治史》一书，将西藏地理位置说成东部自打箭炉有一架铁索桥是划分汉、藏之分界处。［36］
1913年在西姆拉会议上，英国代表曾提出，划分西藏地方为所称“内藏”和“外藏。“外藏”是以前、后藏为中心地区；所谓“内藏”指现今大片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省的藏族地区。他们故意混淆西藏与藏区的不同概念。藏区是指西藏在内的四川、青海、云南。甘肃等地的藏族聚居区，而西藏是藏区之一部分。混淆西藏与藏区不同概念的目的，是妄图侵略西藏，再渐次将已划归内地管辖的四省藏区并吞为西藏。
自清代雍正时勘定西藏与四川、青海、云南的分界和行政区划，是承袭了元、明两朝建制的规模。直至清末除瞻对（今四川新龙）一处曾引起四川、西藏两方面的争议外，凡180余年沿袭未变动。民国时期，西藏同内地的关系也只有个别地区有所变动，绝大部分仍维持清朝雍正时勘定的界址，直到新中国成立。这是不容否认的客观历史事实。［责任编辑 根典次仁］
①魏源：《圣武记》，第10页。
②《雅州府志》卷二十。
③《卫藏通志》，商务印书馆发行，下册卷十五，第408页。
④《清圣祖实录》卷二八七，第19页。
⑤任乃强：《西藏康图经·境域篇》，第111页。
⑥《雅州府志》卷十二。
⑦见注⑤，第239页。
⑧张其勤：《清代藏事辑要》，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5页。
⑨见注③，卷十二，第205～210页。
⑩吴丰培编：《清季筹藏奏牍》一册，文硕奏牍，卷二，第17页。
［11］《宣统政纪》卷十三，第33页。
［12］《清德宗实录》卷二○六，第2页。
［13］［14］《西藏奏疏》卷四。
［15］柳升祺、常凤玄：《西藏名义辨析》，载《中国藏学》1988年2期。
［16］［17］见注③，卷五；卷十二，第208页。
［18］吴丰培编：《赵尔丰川边奏牍》，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第149页。
［19］同注［15］。
［20］见注③，卷十五。
［21］《清高宗实录》卷二九二，第7页。
［22］《景纹驻藏奏稿》，四川民族出版社版，第67页。
［23］《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卷三一四，第8页。
［24］见注［18］，第459页。
［25］见注⑧，第184页。
［26］见注①，卷五，第4页。
［27］《清世宗实录》卷三八，雍正三年十一月。
［28］见注［27］卷四三，第1页。
［29］《清高宗实录》卷八一，第36页。
［30］《清高宗实录》卷六九，转引注［15］。
［31］［32］同注［15］。
［33］同注⑤，第59页。
［34］同注［15］。
［35］见注⑤，第98页。
［36］夏格巴·汪秋德丹：《西藏政治史》，李有义译，中国社会科学民族研究所印。
［作者简介］李凤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室藏族文组副研究员，现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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