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 6 月，一种紧张又愉悦的氛围便开始交织， 、毕业、分数揭晓、志愿填报…...

许多人相信，自己终结了 的苦行，即将开启全新的人生。就像招生宣传视频中的那些画面：广阔的绿色草坪、仿佛永不打烊的图书馆、自由灵活的课堂、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

然而，这样的“ 梦”真的能实现吗？每个人都将得出自己的答案。

以下是一个贯穿高中与大学的故事，它尝试去回答一些令人困惑的问题，学校生活是什么样的？好的教育应该是怎样的？以及，我们最终希望成为怎样的人？

“我的大学不如高中。” 2015 年 9 月，我离开了生活 18 年的西南小城，到广东一所 211 大学就读，但是进入大学不久后，我开始有了这样的想法。

这种想法第一次出现，是在一门叫《现代汉语》的课上。在这门 300 人一起上的专业必修课上，接近 60 岁的任课 吃力地扶着老花眼镜，颤巍巍地挨个点名签到。光是这个流程就会用掉三分之一的时间。有些同学名字里有生僻字，但到了学期末，老师还是会念错。《现代汉语》和大部分课堂一样，是“自由”的。这种自由指的是，我可以随时玩手机、随时睡觉、随时溜出去上厕所。但它也有要遵守的“规矩”。每当我有疑惑、举手提问的时候，老师都会说：“这不是讨论课。”

除了课程设置以外，师生之间没有互动。每当下课铃声响起，老师都会看一眼手表，惊叹一声，“啊！要去赶校车了”，接着迅速拔掉电脑线，收起教案，飞奔着跨越三十多级台阶。那矫健的动作与他点名时的虚弱截然不同，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老师已经消失在稀疏的人群中。

有一次，我好不容易怀着忐忑的心情追上了老师，想和他讨论一部课堂上提到的作品。为了能流畅、清晰地表达，我特意把观点写到了纸上，私下练习了三遍。但是，听完我的观点之后，老师点了点头，然后说，“你怎么想都没问题，你已经上大学了，不要什么都想着找老师，要学会自主学习。”说完便加速离开了。

我渴望老师的指导与解惑，但上课却似乎成了老师的一种任务，甚至是负担。整个大学第一年，在学院公开的老师办公时间里，我没有一次顺利敲开过他们的办公室门。

我问学院助理，为什么老师总不在办公室？回答很多：老师开会去了，老师外出办公了，老师今天请假了……学院助理不耐烦的语气好像在提醒我，老师去干啥关你什么事。有一次，她说，“有什么事上课就该跟老师问清楚，怎么总想着占老师的课外时间给你开小灶呢？”

相安无事，仿佛是大学师生关系最好的状态，而唯一能有所改变的是每学期期末考前的课程质量评估问卷。但问卷并没有任何匿名处理的承诺，因此也没人敢在课程出分前毫无保留地写下自己的不满。

那些问不出的问题和拒绝讨论的知识，像巨大的枣核一样，堵在我的喉咙里。更让我窒息的是冰冷的师生关系，每当这个时刻，我就会分外想念我的高中。

我的高中三年是在一所以素质教育为招牌的公立学校完成的。

2012年，我进入高中那年，“素质教育”的提法还很火爆。当时，在我父母眼中，素质教育能提供全方位发展的可能。如果有一所学校能让孩子接触到各类科学竞赛、模型比赛，能鼓励孩子培养一门艺术爱好，那么通往高考的道路就不再是一座艰难的独木桥了。艺术出身的妈妈更是大力支持，她坚信：“这是能让孩子终身受益的事，可以打开眼界，看到更多的选择。”

而彼时的我并不知道“素质教育”和“传统教育”有何不同，只是一门心思钻到老师介绍的五花八门的课外活动里，心里想，谁说高中学习压力大，高中比初中好玩、有趣多了。

后来我才知道，和北京十一中学、北师大附中等素质教育的模版学校相比，我所经历的素质教育并不彻底，没有实施走班制，也没有大规模的教学大纲改革，但是，那些新的教育理念，就像被揉散的饼干，已经细细碎碎地撒在校园生活的各个角落。

在一节语文试卷的评讲课上，老师正在公布一道阅读理解题的标准答案。他讲完，台下有了骚动，有同学说，“老师，我认为我的解读也是对的。”面对突然涌起的质疑，老师很淡定，他用眼神鼓励学生把解读完整地讲出来。

在我的高中课堂上，随时都可以有不同的声音出现，不需要举手、不需要经过老师的同意。而面对这些“挑事”的声音，老师总是表现得很耐心。

“还有谁认为自己的解读是对的？说出来！我再次重申一遍，没有标准答案。只要能说服我，我就会把扣掉的分给你们加回去。”老师说。这样推翻标准答案式的讨论常常会占掉课堂的一半时间，甚至会拖慢整体的教学进度。

不信服权威，不迷信单一，“关上课本”是我们课上的一句暗号。每当老师说出这句话，那就意味着，接下来他要开始延伸到课本之外了。

在历史课上，老师告诉我们，历史课本大部分是根据知识点、考点串联起来的。如果想知道更完整的历史情境，更贴切地理解历史事件发生的背景，就需要读更多完整、连续起来的历史史料。

“关上课本”之后，老师会把搜集到的史料读给我们听，还会将同期的国内外史料对比着分享给我们。不同的史料有着不同的可信度和偏向，为了能让我们理解信源的区别，他还会把当时的新闻报道和小道消息一同分享给我们，让我们去辨别“真假”。

学生与老师之间是平等的，这种平等不止是在课上。在课外，老师是我们的朋友，可以一起聊爸妈、聊未来、聊少女的心事。

高三二模成绩出来之后，我考得不好。 似乎有所察觉，于是在晚自习的时候把我叫了出来。

我俩站在安静的走廊边上，她轻轻拍着我的肩膀。还没等她开口，我的眼泪就掉了下来，我害怕高考发挥失常，害怕自己的努力会落空，更害怕老师与父母会因此对我失望。

她听过以后，笑了起来，眼睛弯得像月牙：“作为你的老师呢，我肯定希望你考好。但是也正是作为你的老师，我更希望你知道，就算考不好，通往未来的路还是有很多条的。我希望看到你过上自己觉得快乐、有意义的生活，而不是为了不让别人失望而一定要去完成别人的期望。”

回想高中，我的老师似乎珍惜个体的成长远远高过成绩单上冰冷的数字。在高一、高二，我们的考试成绩都不公开，只有本人能收到自己的成绩。一开始，同学之间还免不了相互打探、交换彼此的成绩排名。但老师一旦发现，就会严厉地指责。

“我希望你们永远跟自己比，超越过去的自己，而不是去跟别人比。”老师说。

那时，老师一直是这样的探索者。他们努力寻找着每个人的可能性，即使有些可能性看上去并不主流，他们也会珍视这些可能，鼓励每个学生去拥抱属于自己的未来。

当我离开生长了 18 年的西南小城，在一个阳光热辣的午后，到达岭南的这所大学时，迎接我的有灰蓝色的大海与亚热带独有的棕榈树。我拖着两大行李箱站在校门口，周围有许许多多听不懂的粤语对话，金色的大学招牌把所有人与事照得锃亮，我感到心扑通扑通跳得很快，一种期盼已久的自由正在向我袭来。

但是失望来得太快，我开始在大学里找寻同盟。舍友、朋友、同学，但凡能说上几句话，我总会下意识地问他们，“你对咱大学失望吗？”

在下了晚课的宿舍过道，我和室友小方站在宿舍的阳台上望着远处的一盏路灯发呆。我问她，“你有没有觉得，大学没有高中好？”小方歪着头看着我，皱着眉，一副很费解的样子：“你怎么会这么想，我觉得大学可比高中好多了。”

小方说的是真心话，她来自浙江某市的一所乡镇中学。她告诉我，浙江自主命题的难度特别高，为了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她整个高中都不得不开启“学霸模式”。

那时她的生活很单一，所有事情都围绕学习。严格按照学校要求，早上六点起，晚上十点回宿舍，留着不能超过肩膀的短发。在校期间，不能使用手机，不能有娱乐活动，也不能看与学习无关的书籍。如果被老师发现有早恋迹象，还会被拉到全校大会上公开批评。整整三年，都是如此。

“你看，来了大学没人管我们了，上课能玩手机，早上能睡懒觉，晚上能熬夜看剧，还要啥呀！我高中经历的所有苦都是为了现在这样的美好未来。”在小方的计划里，来了大学先玩两年，等到大三再提起干劲找工作、考研就可以了。

我跟小方聊起了我的高中生活。每天下午，老师会给我们 35 分钟的时间看新闻，包括 20 分钟的中文新闻和 15 分钟的外文新闻。我们看得可入迷了，看完之后，我还会和同桌为了一个社会事件争论好长时间。当然，更有趣的是每周二下午第二节课后，去上自己心仪的选修课，有和生活技巧有关的钓鱼、烹饪课；有和社科有关的性别教育、媒介素养、文学批评课；还有和科学有关的航模课、化学实验课。

小方说，我和她的高中好像不在同一个世界。她很羡慕，又生出了一连串的疑惑，你们的学校听上去好像那种私立贵族学校啊，你们学习的时间是不是很少？那你们的老师会着急吗？你们高考怎么办？

我们并不是私立学校，只是在当时“素质教育”的改革中，走在了前面。当时，所有人都默认，先“玩”两年，高三时再努力学一年，就能考上大学。

我还记得高三的时候，老师给我们发了每个省市历来的高考真题试卷做练习。我偷偷做了江苏卷的英语试卷，但一眼扫过去不认识的生词太多，大受打击。这件事被老师发现之后，他大骂了我一通，“你咋没事给自己找不开心呢！”自此之后，江苏卷的真题都被要求从真题册里撕掉，老师拍着胸脯跟我们承诺，我们高考永远不会考到江苏那么难的。

是因为我的高中有更加优秀的老师，有着被筛选过的优秀生源吗？是我所在的城市有更好的教育资源吗？是因为我高考面临的竞争压力没有那么大吗？还是只是单纯地出于一种运气呢？我找不到一个准确的原因来解释我与小方之间的差异。

至少，小方让我意识到，即使当时“素质教育”是一个很热的词，大部分地区也根本没有推行素质教育的意愿或能力。

这场对话后，我再也没有跟一个人提起过我的高中，因为这好像一场赤裸裸的炫耀，我开始被一种持有特权的罪恶感深深覆盖住。

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可避免地在大学里成为了一个“另类”。

大二的时候，我开设了一个私人的公众号，把学校的一些管理问题编成歌曲、或拍成搞笑视频发出来。比如，洗澡水为什么永远都是滚烫的；学校的网络收费不低但为何总是限速；我也质疑过为什么学校要收集性少数同学的名单并定期要求他们进行心理辅导；也曝光过对师姐实施性骚扰的男老师。

期中，我就被学校请去“喝茶”了。学院书记和一位自称负责宣传的老师接待了我，她们带着援助失足少女的眼神询问我，为什么要做这些？我说，因为学校的管理问题没有透明正式的投诉渠道，我找了辅导员，找了学院领导，写了校长信箱都没用。老师说，“我们身为学校的一员，要懂得感恩，不要给学校抹黑，你做的事就是给学校抹黑。你让别的学校的人怎么看我们？”

谈话的末尾，老师真的给我倒了一杯茶，尽到广东人最基本的礼仪。她说，年轻不懂事就容易愤世嫉俗，但我们不要做愤青，我们要做建设者。

这场谈话基本粉碎了高中教育带给我的坚定。我的高中老师也曾经说过，我们是学校的建设者，我们是学校的主人。但是，为了让我们这些“小主人”参与学校的建设，学校设置了“学生研讨会”和“校长信箱”。

在教学楼的入口位置，有“学生研讨会”的公告栏，如果你有想要举办的活动，想要提出的改进意见，想要发起的行动，都可以贴在上面。其他人也可以写下自己的意见。学生研讨会的成员每周都会搜集这些意见，跟负责不同领域的老师交谈，推进大家的提议，并在第二周的周一反馈到公告栏上。当大家意见不一，学生研讨会有时还会举办辩论会或者通过发放调查问卷来了解民意。

类似作用的还有“校长信箱”，它是匿名、安全的提议渠道。食堂开放时间、校服定价、寝室热水供应等管理问题，都是通过这种方式得到解决的。

当时，校长在讲座中说，为什么要让学生去管理一所学校？因为教育应该培养有社会责任感的公民，而这种责任感就来源于每一次“找茬”，每一个突然冒出来的“想要产生改变”的想法。

长此以往，我在生活中养成了一种思维习惯。问题出现了，我第一时间会思考，自己能做什么，我又有什么反映渠道。

然而，到了大学，我却成了老师口中的“愤青”。连我的同学也不太能理解我，他们会好意提醒我，别总去出风头。有的还会跟我讲道理，什么热水、断网，真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吗？你被性骚扰了吗？你是性少数吗？他们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在一遍遍劝说中，我握紧的拳头终于松开了。我决定删掉那些视频与文章，关掉公众号，收起自己不合时宜的旺盛表达欲。

浑浑噩噩地度过了大学的前三年，在大三的尾声，氛围紧绷起来，“就业”两个字像一条绳一样，扯着所有人向前跑。

在进入大学前，我就已经决定要报考新闻专业。那是在高三的一节班会课上，老师给我们播放柴静的纪录片《穹顶之下》。我看了之后很感慨，我也想成为记者，去做勇敢发声的人。可是，到大学后，我发现，并不是所有人都抱着新闻理想来到这里。而是“分够了，就报了”、“没考上金融，被调剂来的”的“现实”原因居多。

无论是怎样的原因，毕业时摆在我们面前的似乎只剩下了三条路——就业、读研、考公。大三下的夜晚，宿舍从稀稀拉拉几个人变成了全员备考。我偷偷观察着室友小方，《考研英语》的下面叠放着一本《申论热点》，《申论热点》的旁边是今天上午在楼下打印店彩打的两份个人简历。

小方大三时已经开始实习。她每天七点半爬起来去挤地铁的早高峰，晚上总要加班，等领导走之后才能离开公司。公司不包饭菜，微薄的报社实习工资让小方每天中午只能点一素一荤。也许是体会到了打工人的“苦”，考研成了小方最理想的选择，“考上研就能多玩个两年，暂时不焦虑工作了。”

但考研的竞争很大，小方没有孤注一掷的成本。她把考研的日期和公务员省考的日期都标了出来。每天花30%的时间准备公务员考试，花70%的时间准备考研。

她又回归了高中时的“学霸”模式。每天六点起，十二点睡，成天泡在图书馆里。但是，她发现很难集中精神，总是学着学着就开始玩起手机。即便每天都会灌上两杯咖啡，小方还是会在图书馆春日的暖阳照耀下昏睡过去。提不起来的状态让她的焦虑和她脱落的头发一样散落了一地，“我什么都在准备，但又什么都准备不好”。

关于未来，小方没有特别想从事的职业，也不觉自己有什么适合的职业。她问我：”这个世界上会不会有人一辈子都没有理想，就像漫画里永远面目模糊的路人？”

小方只是焦虑的大四准毕业生的一员。有一些聪明的同学，开始联系过往毕业的学长学姐，向他们请教就业的捷径与秘诀。在寝室的夜谈会里，大家会开始分享搜集来的情报。

“上一级广告班的学姐毕业后进了大厂，现在你猜一个月赚多少？”室友冲我神秘一笑，张开五个手指，“这个数，羡慕不？”本科毕业就出去工作的人，往往是最容易被“看不起”的，因为这些人往往是考研、考公的失败者，但进到大厂就是截然不同了。

大厂的选人标准很苛刻，需要丰富的实习经验，过硬的实操能力，甚至需要能给你内推码的人脉。想进大厂需要努力，更需要运气，但这是一场稳赚不赔的投资，因为丰厚的工资、晋升的空间都是你将获得的回报。

鄙视链再低一层的是去报社当记者。报社底薪 1800 元的工作在广东实在是羞于开口。而鄙视链的最底层，是做新媒体的同学。室友苦口婆心地劝告寝室里的每一位同学，千万不要迈入新媒体行业，“他们可没有底线了，都是些没有媒体资质、职业操守的无良小编”。

站在大四的节点上，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迷茫。我不想跟着大家考研，也不想被推着找工作。对所有事，我都开始暴露出了抗拒的情绪。随着大学毕业的临近，父母也开始焦虑起了我的未来，“你还是不够聪明，大学别人入党的入党，实习的实习，只有你，每个假期都想着出去玩，做那些没用的事。现在你知道落后别人了吧。”

可是，保研、找工作、考公，都不是我想做的事，我觉得没有意义。

听到我的抱怨，父母很不理解。在他们看来，人生每个阶段都有必须要做的事，这由不得我选择。他们开始寻找我“一事无成”的原因。找来找去，他们觉得是素质教育“害”了我。

应试教育出身的父母从来没有过我的烦恼，他们不理解我的痛苦，只能看到高中无比优秀的我到大学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你们老师总说无用之用方为大用，让我们不要总看你们的成绩。现在素质教育在我们这儿已经行不通了。考不上大学，出来找不到工作，再怎么全方面发展，有什么意义？还谈什么意义和理想？”

他们说的有一点没错，素质教育真的衰落了。我高中母校的口碑在新一批父母口中一落千丈，招生数直线下降，“天天带着孩子搞活动，其实就是玩，好学生都被耽误了”。

升上大四，我开始频繁地做噩梦。总梦到有一双无形的手推着我向前追赶着什么，但我却永远看不清楚。

有一天，我躺在床上玩手机，不小心点进了我们高中的校友群。群里，当年通过生物竞赛保送清华、在高中就学完了微积分、用文言文写高考作文的“大神”正在分享自己对抗抑郁症的一些经历。他已经治疗抑郁症一年了，这一年他选择了休学，去到了很多地方游学。

很多人调侃他，“那你啥时候能毕业？”“大神”却云淡风轻地回了一句，“先把自己照顾好，再去想其他的事情吧，只能延毕做老油条啦。”“大神”在高中期间的形象太过辉煌，我总是下意识地以为他会继续辉煌下去，辉煌一辈子，“延毕”、“抑郁症”、“大神”这三个词的同时出现让我懵上了好一阵。

我的那些高中同学们都在干什么呢？大学三年的浑浑噩噩让我一直不敢关注他们的近况，这时突然有了这样的好奇。

高中成绩优秀的班长正在泰国做志愿者，因为这个项目她也要延毕一年。当时的英语演讲比赛第一名，竟然没有跟英语继续沾上一点儿边，成为了一名 lolita 穿搭博主。高中醉心于生物竞赛的同桌，刚刚拿到了回母校任教的聘书。而曾经一心想要学法的好友，决定回到自己出生的乡镇当一名小律师。当然，最有趣的就是“大神”，他休学这一年，一边打工一边挣路费。我看到他坐在路边自拍的一张吃盒饭的照片，那里面他的眼神一如既往地闪耀着自信的光芒。

就像高中老师教导的那样，大家好像一点都没被周围的人影响，兀自地成为了“会闪光”的“普通人”。他们的生活可能并不惊天动地，并不一定成果丰硕，但却有着好多人没有的从容与自得。我在社交平台上偷窥着他们的生活，突然想到高三的时候，班主任对我说的那句话，“通往未来的路还是有很多条的。我希望看到你过上自己觉得快乐、有意义的生活，而不是为了不让别人失望而一定要去完成别人的期望”。

那一瞬间我突然明白了我的那个噩梦。那双一直推着我的手是我的高中教育里想要极力去粉碎的东西。我一直以为所谓的“素质教育”让我变得有批判思维，变得有社会关怀，但我一直没有弄明白的是，我的高中教育最想传达给我的，是对所有的选择与可能性抱有包容与理解。

我开始重新捡起来高考填报志愿时的那种坚定。原来我有想做的事情，很早之前就有，却被我慢慢忘掉了。我鼓起勇气跟我的爸妈谈了话，最终选择了跨专业申请性别研究的研究生。当我把申请成功的消息发到朋友圈时，意外收获了班主任的一条留言。一条我毕业四年后的留言。

她说，“宝宝，高中的时候我就发现你特别关注性别的东西。还记得你在学校开始做了第一场骄傲游行，那时候你还经常去做艾滋病志愿者。今天知道了你申请了性别研究的研究生，我特别开心。我把这个你的事情和这个专业都讲给了你的学弟学妹听。我真的好为你骄傲。”

这一段话时刻出现在我的脑海中，和我大学时那些疲倦的教师面孔排列在一起，成为鲜明的对比。这种对比在诉说着，一段好的教育也许不一定被定义为素质教育，也不一定被排除在应试教育之外，但可以确定的是，一段好的教育里，学生和老师都是充满着爱与活力的。

就像高中每天早上，老师有力地推门，就像老师们神秘一笑说出“关上课本”，就像老师每一句发自内心的问候与关心。被这样的教育亲吻过的孩子，一定有勇气在任何的可能性里自然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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