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叔同是中国最早的美术留学生之一。有人曾这样讲，李叔同“先在天津基本上完成了由传统向近代的转换，再通过日本吸收西方文化，才逐渐成长为近代新文化的执牛耳者”。可以说，赴日留学不仅是李叔同人生旅途中的重要一页，而且对其新型教育思想和文化理念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然而，对李叔同何以去日本留学及事情的原委，却一直难以找到确切的记载和明确的答案。有人说李叔同留日是“由端方以官费派赴日本上野美术学校学画”的（郑逸梅《南社社友事略》），也有说是由上海南洋公学东渡赴日的，这都不过是一种臆断，并无事实根据。笔者不揣谫陋，对李叔同赴日前后的某些细节做了初步探索，认为李叔同到日本留学是缘于天津学界赴日考察的一次机遇，并且得到了严修的直接帮助。

严家与李家均为天津大户人家，且为世交。严修生于1860年，比李叔同年长二十岁，但是论辈分，他们是同辈。

李叔同的父亲李世珍（字筱楼）和严修的父亲严克宽（字仁波）交往甚密，他们曾共同致力于慈善事业。王守恂《天津政俗沿革记》言及津门慈善团体时称，“光绪五年李世珍倡捐银五千两，严克宽、杨俊元、黄世熙、杨云章、李士铭等各捐银一千两”，建立备济社，“由李世珍、严克宽董其事，其绅捐、船捐息款每届冬令提出三成，以济贫穷无告之民，共余七成留为荒年助赈之用”。严修后来在他一首诗的小注中特别提到，“先父及李丈筱楼倡办备济社”于“同光之交”，严、李两家的关系可见一斑。

李叔同少年时代，严修多数时候在外地供职，两人接触不会太多。1898年初严修从贵州返回津门后，李叔同尚在天津（是年秋南下沪上），后来李叔同又两次回津，两人有了会面的机会。1901年3月底至4月上旬，李叔同由上海返津，逗留了一段时间。其间曾多次到育婴堂见赵幼梅师并会日本友人。此时赵幼梅正受常董严修之邀，代严主持育婴堂事务，这一年中，严修“每日赴育婴堂见客”（《严修年谱》），故李、严此间在育婴堂相见当在情理之中。

严修《壬寅东游日记》记其1902年由日本考察后回上海会晤李叔同一事。他在十月初四日（11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独往南洋公学……晤李叔同。”对于这次南洋公学相晤的前因，金梅先生做过分析。他在《李叔同影事》一书中说，严修于1897年10月所奏《请开经济特科折》，虽因戊戌变法失败而被一时搁置，但不久之后实行新政时，还是被有识之士采纳和实施了。1901年3月，盛宣怀决定在上海南洋公学设一特班，以备经济特科之选。这一信息，与盛关系密切的严修肯定会提前得知，并为自己的夙愿得以实现而高兴。

或许就是在1901年李叔同回津在育婴堂访问赵幼梅时，经由赵幼梅从严修那里得到南洋公学将设特班的信息，甚或受其启发、鼓励而决定报考该班的。

现在，我们回到李叔同赴日留学一事。对于这个重大问题，在林子青先生编著的《弘一法师年谱》及一些李叔同的传记中只简单地提到，1905年“二月初五日，母氏王太夫人逝世”，26岁的李叔同由上海“携眷扶柩乘轮回津，首倡丧礼改革”，“丧礼完毕，即于八月东渡日本留学”。笔者以为，这种“一带而过”的叙述并不表明“事出无因”。实际上李叔同东渡扶桑，严修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前面提到，李叔同于1901年考入南洋公学的特班，并受业于蔡元培，却紧接着又遇上乡试不第。至1903年冬，南洋公学又发生一次学生不满清政府的一味卖国而引发的罢课风潮，最后导致学生自动散学。公学散学，断了李叔同进入经济特科的科举之途。1904年，马相伯与穆藕初等发起成立沪学会，李叔同参与其中一些活动，但时间不是很长。此时的李叔同对祖国充满深情，同时他也清醒地看到国家的衰落和清政府的无能。他不是没有远游深造、学得一技之长来报效祖国的念头，只是他是一个孝子，有着“父母在，不远游”的观念，他乐意伴随在母亲身边。然而，就在1905年春的一天，他的母亲在上海城南草堂病逝。随后他将母亲的灵柩送回天津，为母亲举行“文明葬礼”。在这段期间，他再次与严修接触。

严修于1904年8月间再次访日归来，次年，直隶省学务处由保定移至天津。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严修锐意兴学的抱负和才略得到很好的展示和发挥。除了投入新式教育的开拓与兴办，他尤其热衷于派员去日本考察和输送留日学生。近代天津的诸多教育家都是在这个时期留日或曾去日本考察教育的。文献记载，严修1905年任直隶省学务处督办期间，“续派绅董赴日游历，先到天津考询，不拘人数，有一次多至数十人者，先后共达百余人”；派赴日学习印刷技术者七人；“规定留日学生名额，于日本东京直隶省留学生中设速成理化科”（见齐值璐《天津近代著名教育家严修》）。正当各种事项紧锣密鼓地筹备和进行的过程中，严修与李叔同见面了。准确的记载有8月2日发表在《大公报》上的那篇《记追悼会》。内中说到，去李家参加李母追悼会的，有奥工部官阿君、医宫克君，高等工业学堂顾问官藤井君、松长君，学务处总办严范孙君、高等工业学堂监督赵幼梅君，及各学校校长教员等。8月9日《大公报》刊登这样一条消息：“学务处督办严范孙，会办卢观察靖，率同学六十多名，订期赴日本游历。”这明显有点预告的性质。8月13日，《大公报》又发了一则消息：“学务处会办卢观察靖同工业学堂杨育平氏，带领各县商人六十七名，于十一日晚七点钟，由津乘火车至塘沽，换轮赴日本游历。”可知此次组团赴日严修没去，赴日人员由原来的60名增加至67名，且由学堂学生改换成了各县商人（但根据五个月后《大公报》的报道，这次赴日团体中还是有一些学生的）。

从以上材料中是否可以做出如下推断：严修是在与李叔同相见时向他透露了组团赴日的安排，遂将其添列其中；也有可能是李叔同了解到严修有此一举而主动向他表达了跟团赴日的愿望。不管是李叔同想去还是严修安排他去（严修一向支持青年学子到日本学习），严修在中间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身为学务处督办的他，对于组团或改换人员的事宜是掌握着决定权的。至于李叔同为何赴日，长春师范学院教授郭长海先生曾提出过自己的看法。他在《李叔同在天津史事三考》中说，“听严修赴日的消息，他未免心动。趁此机会，渡海而东，一览瀛洲三山景致，倒也不错。更何况时间不会很长。于是便经商定，借严修的庇荫”，随团东渡。我倒觉得事情不一定是如此偶然，而有可能是李叔同觉得母亲已经离去，自己也没有什么牵挂，可以外出求学了，这时正听说有这么个机会，于是便当即决定，把妻儿托付给哥哥，自己随团而去，到日本后见机而动。由于这种特定的背景，他出发之前自然是十分仓促了。

那么又是根据什么说李叔同东渡日本是随着这个团走的呢？一是时间相符，从李的生平看，其赴日也只能是在这个时间段。二是从报道上看，在这个时间段，天津赴日团体只此一个，在媒体上未见有关其他团体赴日的报道。还有值得关注的一点是，1906年1月10日《大公报》又刊发一篇题为《东游归来》的消息：“学务处会办卢观察靖前往日本游历，事毕并带学董30余名，学生20余名，乘轮回津。其学堂学生等15日均已到津。”这实际是1905年8月9日、13日两条消息的后续报道。由此看到，这次不一定是该团所有人一起归来，出现这种情况无非有两种可能：有些人在日本没有待那么长时间，已于早些时候归国；有些人留在了日本，继续学习。李叔同恰符合后一种情况。根据最后这篇报道，郭长海先生对此团人员的构成变化做了分析：“赴东考察人员的身份，已落实为学董和学生。但尽管如此，仍然对李叔同的赴东留学有利。他可以堂而皇之地以学董的身份随学生赴东考察。”故而李叔同在此团之列，就更具可能性了。笔者同意这种判断。

李叔同东渡扶桑先是补习日语，并在日本从事艺术创作活动，如创办《音乐小杂志》、参与诗歌吟唱等。1906年回津一次，返回后在这年的9月29日正式考入东京美术学校。东京艺术大学（前身即是东京美术学校）的资料馆完整地保存着当年的档案材料。材料表明，从1905年9月到1911年9月，在该校西洋画科学习的中国学生共有9人（另有1人为刻科），其中就有李岸（即李叔同）的名字，出生地标为“直隶天津”，费用为“私费”。这就充分表明，李叔同绝非是由端方以官费派赴日本留学，也不是从上海南洋公学赴日，他应是受严修的支持和帮助在那次严修的组团中随团入日的，他是抱着入宝山誓不空返的信念而求学的。1911年毕业归国后，他又是在天津高等工业学堂任教（当初随团赴日的就有工业学堂的人），进而才成为传播西方艺术的第一人，由此也能看到当初李叔同随此团入日的一些蛛丝马迹。

还有一种情况就更值得注意了。1901年，李叔同入学南洋公学的经济特科班，据说曾向蔡元培学日语，后从事过日本文献的翻译和出版。据刘晓路《李叔同与东京美术学校》一文中说：“在天津时，李与直隶高等工业学堂意匠图绘科日本教习（又作曾根）长三郎相知。长三郎是东京美术学校图案科1899年毕业生，1904—1915年在位于天津的前述学校任教。”果真如此，那么从时间看，1905年王太夫人病故李叔同回津期间他们可能已经接触（因为8月2日《大公报》载，参加王太夫人追悼会的即有“高等工业学堂日籍顾问等四人”），李叔同自幼酷爱艺术，他们之间的这种交往也许就成为以后李叔同去日本留学并选择东京美术学校的契机。而且李叔同学成回国后，也是选择了松长长三郎任教的天津直隶高等工业学堂，两人都担当该校的图绘教员，教授同一专业。这更说明李叔同赴日学艺术是有着较为明确的目标的，不是一时兴起的偶然举动。更有人提出，李叔同是与严修一起乘同一轮船赴日的，行前且作《金缕曲·留别祖国并呈同学诸子》。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李叔同赴日学习艺术即使是事先预定，早有前因，也同样必须得到严修的允许方能成行。

但有一种说法却很值得商榷，笔者曾注意到，有位叫萧枫的先生著有《弘一大师年表》（1996年9月萧枫编注《弘一大师文集》附录二），他在《年表》中说，1905年李叔同为母治丧后，“将妻儿安置在天津，叔同独自返沪。六月间，叔同取得南洋公学文凭，决定东渡日本留学，行前作《金缕曲·别友好东渡》”。但凡了解李叔同生平的人都知道，李叔同是1901年考入南洋公学特班的，但第二年便散学了，特班也就没再办下去，他随之便离开了南洋公学；而李叔同赴日则是在1905年，此时距他离开南洋公学已经三年，况且他也并未在该校毕业，怎么会取得南洋公学颁发的文凭并且由沪赴日呢？不知这种说法有何依据？

李叔同在日本留学期间乃至学成归国后，一直为严修所关照。李叔同离津赴日仅一个多月，李之业师、严修的好友赵幼梅到日本考察。考察期间，他与李叔同相见。转年，赵幼梅专程赶往严修在北京的寓所，向他详细叙述考察见闻和感受，以及李叔同在东京生活和学习的情况，并对李叔同未能在校内集体修习而是独自在校外租房自修甚觉不妥，认为若长此以往缺乏监督，难免懈怠。而严修则认为李叔同一向做事认真精进，且求学心切，故对这种忧心不以为然，“兄则以为，吾弟必有深意，否则去家万里，岁损巨资，宁肯浅尝辄止乎”，他认为李叔同既然做此选择必有他的需要和考量。况且，此时李叔同尚未考入学校就读，时值复习备考阶段，故严修对他的外宿不仅不反对，且表示理解和认同。不久，还给李叔同写了一封信，信中称：“叔同仁弟大人左右：去岁书来，未即奉报为歉。顷奉惠示，忻悉体健神愉，德修业进，佩慰兼深。”

李叔同就读东京美术学校共计六年，先是于1906年9月以自费生身份考入学校学习，旋于次年，即1907年，由自费改为官费。获得这种待遇也与严修有关。程淯在《丙午日本游记》记有该年10月13日访东京美术学校之事：“学科分为西洋画、日本画、塑像、铸造调漆、莳绘、木雕刻、牙雕刻、石雕刻、图案等。西洋画科之木炭画室，中有吾国学生二人，一名李岸（李叔同），一名曾延年（曾孝谷）。所画以人面模型遥列几上，诸生环绕分画其各面。”鉴于自费生中有李叔同这样出类拔萃之人，时任学部左侍郎的严修与学部诸臣在议定《管理日本游学生监督处章程》时，考虑对此类优秀学子应另当对待，以昭示朝廷求才若渴、奖励先进之用意，故于章程第四节“管理自费生条规”之第一条明文规定：“凡自费学生能考入官立高等或专门学校及大学者，应由总监督商请该生本省督抚，改给官费。”（王维军《李叔同留日期间自费改官费之史事探考》）李叔同则正是在自费改官费生之列。李叔同学成回国后，又是在严修的鼓励与举荐下，到天津直隶高等工业学堂任教，有些像今天的“定向教育”。这又从另一方面证明了严修在李叔同赴日留学上所起的作用。

李叔同离开天津及皈依佛门后，与严修仍有往还。

1919年是李叔同出家的第二年，这一年严修到杭州参观访问，考察教育，为筹建南开大学筹款，专门到杭州清涟寺会见了草鞋破衲、危坐经室中的李叔同。《严修年谱》“1919年5月13日”条记下了当时的情景：“偕章馥亭游山，访清涟寺弘一和尚，俗名李叔同，故人也，谈甚久，以佛经要目一纸示余，劝余先读择要数种，并劝提倡孔教。别出，至冷泉亭下，徘徊久之，饭于曹氏别庄。有诗云：‘笋舆行过复缘亭，千密修篁一色青。忽觉悠然一意远，绿荫深处水泠泠。’”

严修日记对这次会面做了记述：“清涟寺观鱼片刻，弘一所在。有僧导见，谈许久。余谓：‘和尚未尝不可充教员。’伊云：‘须少待。’亦非无意也。示余佛经书目一纸，择要圈出数种，劝余先看，并劝余提倡孔教。彼信佛而劝人尊孔，由于曾读孔氏之遗书也，较之一入耶教即讽洙泗者不可同日而语矣。弘一者谁？即吾友李叔同也。”孔子曾在洙水、泗水之间讲学，故严修是以此代指儒家之学。严修在这一年的7月24日给陈宝泉（筱庄）的信中特别写道：“前谈李叔同交我佛经书目，送请查阅。顶上单双圈，叔同所加也。请先择要代购一两种，俟得门径再泛览也。”

严修于1929年3月在天津逝世。天津博物馆存有严先生1924年诗作墨迹，云：“心事数茎白发，生涯一片青山，空林有雪相待，古道无人独还，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朝烟。”弘一法师于1942年10月在泉州圆寂，书“悲欣交集”为最后绝笔。后期的严、李道路不同，却都为社会奉献了自己的一切。

图②严修1906年6月7日写给李叔同的信。

图③严修在1919年7月24日写给陈宝泉的信中特别提到了李叔同。

图④1911年东京美术学校学生毕业合影（局部），李叔同在前排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