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为什么不能去庐山

点击联系发帖人 时间：2022-09-11 13:11

庐山必去的五个景点

　　2月26日，我省优秀基层共产党员先进事迹报告会在江西艺术剧院举行，谢国刚、钱茶花、袁政海、施华山、朱秀英先后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作了一场感人肺腑、振奋人心的精彩报告，生动地展现了新时期我省共产党员的时代风采。他们心里装着群众，热忱服务群众，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震撼了听众的心灵。

　　雪域高原显风采――谢国刚

　　谢国刚，江西省地质调查院党委书记兼西藏区调队党支部书记、队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率队五进藏北，在世界屋脊的“生命禁区”上，克服了常人难以想像的困难，取得了地学研究和地质找矿的重大突破。他先后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等荣誉。

　　“越是艰苦的地方越要带头去”

　　谢国刚在报告中说：“2000年，江西省地矿局响应党中央西部大开发的号召，组建了西藏区调队，奔赴藏北开展国土资源大调查工作。当进西藏的消息传出时，不少人产生了畏难情绪，有人甚至说，去西藏，就是下岗也不干。我是共产党员，越是艰苦的地方越要带头去。我争着报了名，并下定决心：无论有多大的困难，多大的艰险，一定要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带好这支队伍，勇攀科学高峰，让鲜艳的党旗在藏北高原高高飘扬！”

　　“关键时刻共产党员首先要顶住”

　　谢国刚他们工作的区域，是党的好干部孔繁森同志工作过的西藏阿里地区，平均海拔高度5200米以上，冰天雪地，高寒缺氧，是被称为人类难以生存的“地球第三极”。

　　队伍第一次翻越5321米的唐古山时，天正渐渐地黑下来，狂风暴雪疯狂地袭击着他们，剧烈的高原反应袭击着他们，所有的人都受到了巨大的生理和心理挑战。谢国刚也开始呕吐、胸闷、流鼻血。他不断提醒自己，这是一场对意志与毅力的严峻考验，要带头顶住。他强打精神对大家说：“关键时刻共产党员首先要顶住，要当好汉，绝不能当逃兵。”在党支部的带领下，大家终于闯过了进藏的第一关。

　　“我们代表着新时期共产党人的新形象”

　　谢国刚说：“我们的工作区，大多属于无人区，只有少数游牧民、几个小小的乡，交通给养极为困难。从工作区到拉萨，相当于南昌到北京的路程，来回要10天以上。每隔一个月，我们的大车就要到拉萨去买一次菜。拉回的蔬菜，干的干，烂的烂。队员们每天早上7时左右开始工作，一路跋山涉水，饿了，吃点干粮，渴了，随手抓把雪对付着。在高原上每爬1米，相当于内地步行上百米所付出的力气，而我们的队员有时一天要翻越几座相对高差几百米的山头。大家都顽强地坚持着，没有一个人打退堂鼓，也没有一个人后悔自己的选择。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代表着新时期共产党人的新形象！战胜极限与死亡的挑战，我们靠的是两个字：这就是‘精神’！这种精神，来自共产党人对理想信念的执著追求，来自井冈儿女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铮铮铁骨。”

　　功夫不负有心人。五年来，西藏区调队累计完成地质调查6万8千多平方公里，相当于江西省国土面积的43％；取得了53项地质成果，获得了青藏高原同期同类项目评比的6个全国第一；新发现铁、铜、锑锰、金等矿点、矿产地13处；取得了6处探矿权，成为全国进藏队伍中少数取得探矿权的单位之一。

　　把爱献给山里娃――钱茶花

　　钱茶花，星子县温泉镇观口小学教师，她舍小家、为大家，扎根条件艰苦的山区教学长达32年，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全部心血。2001年她被评为全国模范教师，2004年被评为全国十大师德标兵。

　　钱茶花在报告中说：“我是一名来自大山深处的普通小学教师，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贡献，只是在山区教书的32年来，我始终牢记入党时支部书记对我说的‘入党就是奉献’这句话，做了一些我应该做的事情。”

　　庐山三大峡谷之一的庐山垅，谷长10多公里。在峡谷尽头的悬崖上，有一个叫“半山康家”的小山村，位置偏僻、条件艰苦，很多老师都不愿意去那里教书。1980年秋季开学工作早已结束，可半山小学迟迟不能开学，孩子和家长都在翘首盼望着教师的到来。当时还未成家的钱茶花知道后，主动找到乡领导，要求到半山小学工作。乡领导说：“不行，你一个姑娘家，吃不了那个苦，再说，你总不能跟山神结婚吧！”钱茶花说：“正因为我单身，没有什么负担，让我试试吧。”终于，她走上了漫长的半山执教路。在半山，她既是校长，又是班主任；既是教师，又是医生；还是保姆和炊事员。每月都要下山四五次，搬运必需的生活和教学用品。10多公里的山路，单薄瘦弱的她，驮着几十公斤的物品，常常是孤独一人走在荒僻的山路上。

　　有的老师对她说：“你的学生，只需要放羊般地看管一下就行。”但她想，不能因为半山客观条件差，就放松对学生的教育培养。在她的努力下，在1984年的全乡统考中，半山小学破天荒地进入了前三名，在全县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县教育局先后组织几百名教师进山参观学习。

　　“党员的本色不能改”

　　一晃十一年过去了，钱茶花也由18岁的青春少女变成了30岁未嫁的大姑娘。考虑到她的婚姻问题，乡政府未征求她的意见，就把她调进同属山区的观口小学。不久，她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孩子，过上了安稳幸福的生活。两年后，半山小学又没有教师愿意去上课。钱茶花心里很难受，人民教师的责任感让她萌发了重上半山的念头。丈夫坚决不同意，说道：“你身体不好，孩子又这么小，半山的孩子离不开你，自己的孩子就离得开你吗？”但最终，钱茶花带着对家人的愧疚，选择了再次来到半山小学。

　　2003年开始，半山小学撤并到观口小学，钱茶花随之下山。她常常提醒自己：“虽然下了山，但党员的本色不能改，入党的誓言不能忘，奉献的精神不能变。”

　　做新时代产业工人――袁政海

　　袁政海，江铃汽车集团公司模具厂模具组组长。在模具制造这个普通岗位上，赢得技术工人的最高荣誉“中华技能大奖”。他创造出了三个全国之最：27岁成为中国最年轻的高级技师、中国最年轻的全国技术能手；31岁成为“中华技能大奖”最年轻的获奖选手。

　　“学在前头，干在前头”

　　袁政海说：“18岁那年我从技校毕业分配到模具厂当钳工时，就决心成为一个思想先进、技术精湛、本领过硬的好工人。于是我铆足了劲学、铆足了劲干，终于练就了‘一锉准’的绝活，成为班组的技术骨干，当上了模具组组长，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着新材料新工艺的不断运用，铁锤加锉刀的传统模具制造方式渐渐被淘汰，必须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我想，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该想在前头，学在前头，懂在前头，干在前头。”

　　他强迫自己每天晚上坚持看两个小时的专业书，哪怕下班再晚也要坚持，这一看就是十多年；没有现成的书籍资料，就上网收集了解。学习、钻研弥补了知识的滞后，也拓宽了他的视野，增强了他的综合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很快，公司破格聘任他为“六级主管技师”。1998年，公司选派他到世界著名的模具厂家日本荻原验收模具，为了学到更多的技术，在日本的半年中，他日日夜夜都在工厂度过。回来时，他的行李箱中全是技术资料和学习笔记。辛勤的耕耘自有丰厚的收获，十年来，袁政海参与了江铃各种车型重大模具的开发制造，大大加快了江铃车的国产化进程，结束了江铃重要模具完全依靠进口的局面。

　　“这里有我的事业，有我的追求”

　　为了带出一大批技术能手，他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技术传授给其他员工。近几年，该班组又有两位共产党员在技术上脱颖而出。在党员的示范和带动下，模具班组成为一支特别能战斗的“蓝领团队”―――“袁政海班组”。

　　袁政海说：“党和政府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我先后被评为省、市‘劳动模范’，‘省十大能工巧匠’、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这些年，我也收到过不少来自广东、浙江等地的一些企业的电话、信函，都许诺十几万的年薪请我去工作。十几万的年薪，对我和我的家庭来说是诱人的，说实在话，我动心过，但是我想到我的根在江西，这里有我的事业，有我的追求，这里是我的家，我离不开它。南昌打造现代制造业基地、江西崛起的伟大事业都为我们产业工人施展才华提供了新机遇、新挑战。我们一定要做有作为的新时代产业工人。”

　　群众的幸福安宁是我最大的心愿――施华山

　　施华山，贵溪市公安局流口派出所教导员，他认真履行职责，打击犯罪，服务群众，保一方平安，特别是在打击拐卖人口，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先后被评为“全国优秀人民警察”、“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模”，“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卫士”、“全国先进工作者”，被群众誉为“打拐英雄”。

　　“群众的需要是我们的第一信号”

　　施华山在报告中说：“群众的需要是我们的第一信号，保护群众的平安是我们的神圣职责。”

　　解救工作有相当大的危险性。那些人贩子，阴险狡诈，心狠手辣；那些愚昧的买主，都是一些贫困山区甚至边远海岛上的穷苦农民，你要把他花几千块钱买来的“老婆”带走，弄不好就会跟你拼命，而且，解救工作往往会遭到当地群众围攻，甚至殴打。在经历多次解救之后，施华山逐步摸索出了一些经验：做好解救工作，不仅要“有勇”，而且要“有谋”；不仅要敢打敢拼，而且要随机应变。14年来，他跑了全国17个省，100多个市县和几百个乡村，先后成功解救了146名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抓获人贩子32名。

　　“群众有困难就要帮，群众遇到了危险就要上”

　　在“打拐”路上，施华山历尽艰辛，经历过多次生与死的考验。有些人对他不理解，说：“你吃这么多的苦，冒这么大的风险，被解救的人又跟你非亲非故，你到底图什么？”施华山说：“作为一名公安民警，就要为群众的安全负责，群众有困难就要帮，群众遇到了危险就要上；作为一名党员，就要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凡是被拐卖的妇女，绝大多数被卖到贫穷偏僻的地区，身心都受到了极大伤害，也没有人身自由。把她们解救出来，不仅使她们脱离了苦海，也使她们的家庭摆脱了痛苦。每当我看到她们和家人团聚的那种场面时，我由衷地感到欣慰，同时感到肩上的责任更重了。”

　　“我只是做了一名民警党员应做的事”

　　施华山说：“参加公安工作20年，我一直在农村派出所工作。20年来，我只是做了一个民警党员应该做的事情，但组织却给了我许多荣誉。人民警察为人民，解救被拐妇女儿童，是我们公安民警义不容辞的职责，也是我们公安战线一项特殊的战斗。在这项特殊的战斗中，尽管还会有许多坎坷曲折，尽管还会有许多艰难困苦，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是，我无怨无悔，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一名人民警察，群众的幸福安宁是我最大的心愿！”

　　奉献社区无怨无悔――朱秀英

　　朱秀英，赣州市章贡区南外街道办事处下壕塘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她热心服务社区居民，先后被评为赣州市“优秀共产党员”、“省民政系统劳动模范”、“全国优秀社区工作者”。

　　“我热爱社区工作”

　　朱秀英在报告中说：“社区工作，一没权、二没钱，干的都是一些婆婆妈妈的事情。但就是这些不起眼的事，都与群众的利益密切相关。我热爱社区工作，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使居民们安居乐业是我最大的快乐和追求。”

　　1995年，组织上安排她去筹建下壕塘居委会。下壕塘是赣州市出了名的“龙须沟”，脏乱差现象严重。她暗自下定决心，就算再难，就算脱一层皮，也要把居民的事情办好。她带着社区党员干部除杂草，清淤泥，扫垃圾、抓检查，常常是干到深夜都吃不上饭。社区曾有一段路坑坑洼洼，进出很不方便，成了居民们的一块心病。她不怕跑断腿、磨破嘴，反复找有关方面请求支持，2003年终于修通了水泥路，居民们激动地燃放鞭炮庆贺。社区下岗职工多，两年来，她想尽一切办法、通过多条途径，先后推荐了256名下岗职工实现再就业，她还先后联系帮扶了5个特困家庭。

　　在情与理的冲突面前

　　社区成立时，一穷二白，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朱秀英多方求援，通过努力，居委会有了十几间店面，每月收入有几千元，为群众服务的条件更好了。在这期间，她也曾遇到过情与理的冲突、公与私的考验。1996年，居委会盖了两个店面，她的老伴和大女儿想要一个，这让她很为难，但最后还是没有答应他们，他们很不满意，说：“你到居委会工作，起早摸黑，没日没夜，可你对自己的家庭到底是什么感情？”面对家人的埋怨，她没有退却。这件事发生以后，丈夫和她之间产生了很大的裂痕，年底就离婚了。“在这些困难和挫折面前，我犹豫过，曾经也想过打退堂鼓，但我最终还是挺过来了。因为我热爱社区工作，社区居民需要我，社区就是我的家。”

　　“要有一颗暖人的心”

　　朱秀英说：“在社区工作，不仅要有一张婆婆嘴、两条勤快腿，更要有一颗暖人的心。”社区居民尹世民1997年劳教回来后，没有稳定的经济收入，又离了婚，情绪十分低落，甚至一度萌发了再次犯罪的念头。为了帮助他，朱秀英一次又一次上门，找他谈心，帮助他重新树立生活的勇气。社区居委会还腾出一间办公用房，帮他开了一家社区理发店。尹世民感受到了大家对他的关心和温暖，生活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成了社区工作的热心人。谁家有个大事小事，他都热心帮忙。他不仅自己遵纪守法，还被评为“赣州市十佳道德标兵”。(大江网-江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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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一九五九年庐山见面1935年3月，红军在经过贵州盘县时，敌军前来轰炸，危急时刻，贺子珍纵身扑在一名伤员身上，救了他一命，而贺子珍自己身上则是多了17个伤口，11枚弹片，因为当时的医疗条件不好，使得这些弹片并没有及时的从身体中取出来，这也成为了贺子珍的隐疾。▼1947年贺子珍在沈阳
在行军过程中，贺子珍的身体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到了延安以后，贺子珍的身体才得到了稍微好点的休养，不过在这个时候，又发生了一件事。当时的延安，成为了全国各地热血青年心目中的圣地，许多有志青年皆来延安，包括一些外国记者，譬如埃德加
·斯诺，史沫特莱等人，史沫特莱与翻译吴莉莉多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他们之间的谈话很融洽，后来，史沫特莱提议在延安开展舞会，她亲自教毛主席跳舞。贺子珍和其他从长征过来的红军女战士，几乎没有人到场，她们那个时候并不能接受外国女人这样的豪放，有一次贺子珍回家时，发现了毛主席正和史沫特莱还有翻译聊天，她来了以后，场面沉默下来，女翻译吴莉莉拉了她一下，贺子珍将她的手甩开。史沫特莱看到后，为自己的翻译打抱不平，站在门口的警卫员看到后，当即来阻止史沫特莱动手，谁知他恰好将贺子珍的双臂给夹住，让她动弹不了，史沫特莱打在了贺子珍的右眼上。毛主席看到两人打架，当即喝止，两人就此分开。
在身体里的弹片，一直折磨着贺子珍，她想前往上海取出弹片，毛主席并不同意她前往上海，为此，毛主席推心置腹的和她说：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泪。二是跟过我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落泪。我这个人就是这样，骑过的马老了，死了，用过的钢笔旧了，我舍不得换掉。三是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面对主席如此的挽留，贺子珍执意要走，当时的她太欠缺考虑，这也成为了她晚年最大的憾事。
不久，贺子珍到了西安，当她准备前往上海时，上海已经沦陷了，毛主席让人给她捎信：以后延安的医疗条件也会好起来的，你的病可以在延安治，希望你回来。贺子珍没有答应，不过也没有拒绝，她在西安买了了一床新棉被，亲手缝好，让人带给了毛主席。在西安住了几个月，贺子珍听闻苏联的飞机会经新疆，西安到延安，她便想去苏联治病，于是，她乘汽车来到兰州，后来又到乌鲁木齐。在乌鲁木齐，毛主席再次捎信给贺子珍，要她返回延安，不要去苏联，贺子珍没听
justify;">贺子珍是怀着孕到莫斯科的，不久，她就生下了一个儿子，遗憾的是，在孩子六个月时，因染上流感而夭折，在这个时候，贺子珍又收到国内来信，毛主席在信中委婉的提出要结束两人之间的婚姻关系。在多重打击下，贺子珍的伤心程度可想而知。1948年，随着沈阳的解放，贺子珍回到了国内，1949年，贺子珍被任命为浙江省妇联主席，当时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对贺子珍很是关心，陈毅曾是贺子珍的老上级，老战友，他为了更好的让贺子珍治病，休养，就将她调入上海市委组织部，任命她为上海虹口区委组织部部长。 在上海期间，毛主席曾和陈毅说：“贺子珍在上海的开销，从我的稿费中支付。”陈毅大笑：“我们上海养得起一个贺子珍！”在上海住了将近10年的时间，1958年，陈毅已经前往北京任职，贺子珍迁居到了南昌。当时的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是贺子珍的老战友，江西副省长方志纯也是熟悉的人，在杨尚奎的盛情邀请下，贺子珍来到南昌，在这里休养居住。1959年庐山会议时，陶铸和夫人曾志到南昌时，前来看望贺子珍，当时曾志并没有告诉贺子珍，中央正在庐山开会，返回庐山后，曾志和毛主席聊天时，谈到了贺子珍，曾志告诉主席，贺子珍特别想见她一面。
主席思虑了很久，他说“唉，我们是十年的夫妻哟，我很想她……想见见她……”曾志随即找到了时任江西副省长的汪东兴，告诉了他此事，汪东兴又找到杨尚奎和他商量，杨尚奎就派自己的妻子，和曾经是毛泽民妻子的朱旦华去邀请贺子珍前往庐山休养。两人统一口径，在此之前，不要告诉贺子珍，是毛主席接见她。7月8日下午，贺子珍来到庐山，9日晚上，在毛主席的安排下，水静和贺子珍来到了美庐。当贺子珍看到房间内是熟悉的身影时，当即落下眼泪，一直在哭，毛主席看到后，温和的说“我们见面了，你不说话，光哭，以后见不到了，”贺子珍止住眼泪，询问了主席近来生活情况，过了一会，毛主席叹息着问：“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走呢？你到了兰州，我打电报给谢觉哉同志，请他劝你回头，可你就是不回头。”
class="ql-block">两人谈了一个多小时，毛主席将水静叫来，嘱咐道：“她很激动，你要注意她的情绪，明天你就送她下山，下山以前，你一步也不要离开她。现在她已经知道我在山上。她出去会乱跑的，碰到熟人，很不好。井冈山时期、延安时期的熟人很多呀，有些就住在你们附近。”“还有一件事，最好回去就办，她抢走了我三瓶安眠药，说是毒药，她说她就不吃药，也不准我吃药。你要想办法从她手里把药拿过来。那药很厉害，吃多了会出事的。”水静将毛主席的嘱咐一一记到心里，就这样，她秘密送贺子珍重新返回了南昌。贺子珍逝世后，上海市委不知如何处理他的后事，就上报给了邓小平，邓小平批示：我们中央的领导人都要送花圈，贺子珍的骨灰放一室。（一室是存放中央领导人骨灰的地方）在邓小平的关照下，贺子珍的葬礼举行的很隆重，这或许也是对她这位老革命，最后的安慰了。贺子珍是井冈山的第一位女党员，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参加了长征的老红军风雨一生，值得后人永远的怀念和敬仰！
0);">毛主席和第二任夫人贺子珍之间的革命爱情，到底是什么样的呢？贺子珍很早就地共产国际有着浓厚的兴趣，在读书的时候，就时常阅读苏共的一些书籍。也因为贺子珍的积极热情，在她16岁的时候，她就被吸纳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员。而在这时，中共在国内的党员团员规模人数并不多，女党员更是寥寥无几，但是，这依旧阻碍不了贺子珍向往中共的决心。随着白色恐怖事件的爆发，中国许多新青年也看到了国民党的狼子野心，同时也看到了共产党面对国民党的残酷杀害所表现的忠坚，因而，在这段时期，中共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一方面国民党疯狂地残害中共党员，而另一方面许多爱国青年，纷纷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因此，国民党残害的速度还比不上中共吸纳新党员的速度，一时间国民党内部还很郁闷的觉得：“这共产党分子怎么杀不完，残害了那么多，怎么天下还有那么多共产党员？”不过话虽如此，党中央也明白自己必须拿起武器起义，不能够再相信国民党的话，于是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就相继爆发了，两场起义也使得共产党拥有了相当规模的军队。然而乱世造英雄，这其中也有一位女英雄横空出世。是的，这个女英雄就是大名鼎鼎的贺子珍。贺子珍的确是个巾帼英雄，她七十五年的经历，如实记录下来，,堪称传奇。1926年，国共合作后永新县党部新增设一个妇女部，年仅17岁的贺子珍当选妇女部长，年龄尚小的她便初露锋芒，并且经受住了组织的考验。她和她的同伴们白天在校读书，傍晚走上街道，到县城附近街道和乡村召集妇女开会，启发妇女觉悟。她们满腔热情地宣传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号召剪发放足，反对带童养媳，反对男人打人骂人，虐待妇女。当时的妇女受各方面约束比较严重，没有任何自由的权利，深重的压迫，屈辱的地位压得这些妇女喘不过来气；这些先进的思想对当时的妇女来说可谓带来了新的希望。1928到1930年，各地农民举行暴动，妇女们在妇女协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到掩护革命同志、烧茶做饭、站岗放哨、送信做侦察、缝制红旗红袖章等各项工作。不少青年妇女还参加了暴动队，打土豪时，一起去挑东西，并扛起镖旗，打起绑腿，戴上八角帽，和男子一样站岗放哨。值日时，贺子珍挂个红缎带子，显得格外英俊潇洒。
妇女们在这位巾帼女英雄的带领下显得井然有序，妇女们拧成一股绳，为农民革命助力。而这些都离不开贺子珍的有序组织，离不开她的领导。在全国各地还是有许多地方的共产党员，通过农民起义也迅速掌握了一部分武装力量，其中在江西永新地区就爆发过一次农民武装暴动，而这场暴动的指挥者，就是贺子珍和她的哥哥贺敏学。后来，两人所领导的永新武装力量，不敌当地国民党军队，被逼无奈带着一部分武装力量前去井冈山和毛泽东会合，也是在井冈山，贺子珍和毛泽东第一次见面。后来，因为表现优异，革命经验丰富，贺子珍成为了中共在井冈山上第一个女党员。贺子珍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就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此时的贺子珍年仅17岁。贺子珍长得十分漂亮，而且还特别有思想。也因此，贺子珍在井冈山受到许多男性的喜欢，许多男党员主动表白贺子珍，但是无一例外的都被贺子珍拒绝，那时候的贺子珍一心只想革命，而没有考虑自己婚嫁和未来。不过，贺子珍不考虑，不代表毛泽东不考虑，因为毛泽东到井冈山，家乡又传出自己的妻子杨开慧被残害的消息，毛泽东陷入了痛失爱妻的悲痛，随着时间推移，毛泽东渐渐走出对杨开慧的思念，而这时候贺子珍闯入了他的世界。英雄爱美人，这本身就是极为正常不过的事情，毛泽东对于贺子珍也是十分喜欢，而贺子珍对这位井冈山领袖也非常有感觉，但是，两人碍于事业，都不愿意耽误对方，因而两人的感情中间一直隔着一层隔膜。
但是真正相爱的人注定会迎来破冰相拥。一次，毛主席带人到塘边村进行调查研究，而贺子珍被委派当毛泽东的秘书。而就在一行人在塘边村调查时，一支地主的保安队忽然就袭击过来，当时，毛泽东身边只有数个红军战士，一时间情形十分危急，毛泽东的警卫员就劝说毛泽东赶紧逃走。而贺子珍也一时间没了主见，她就焦急地询问毛泽东：“该怎么办啊？”毛泽东哈哈大笑，依旧坐在椅子上慢条斯理地说道：“在不知道敌人底细的时候，冒险的仗不能打，也不能就这样仓皇逃跑。”紧接着毛泽东就吩咐警卫员：“赶紧先把群众疏散撤离到山里去。”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塘边村的村民们被安全的转移到山里，而敌人到了塘边村却发现空空如也，也搜不到什么值钱东西，于是敌人环顾一周就匆匆离去了。经过这件事后，贺子珍对毛泽东算是有了十分强烈的爱慕依赖之情，而毛泽东自己本身就十分喜欢贺子珍，两人的关系迅速升温，但是，两人还是没有戳破最后一道隔膜。在某一天，毛泽东忽然走到贺子珍面前，深情地对她表白：“你是个好同志，好姑娘，我很喜欢你，嫁给我好吗！”贺子珍听到毛泽东的表白后，不由得羞红了脸，于是湖南佬和江西妹算是真正走到了一起，这段革命爱情也收获了他们结果。
婚后的两人，也在这漫漫的井冈山渡过了一段幸福的生活。然而，毛泽东明白自己不能一直留恋温柔乡，他想起前妻杨开慧曾经对自己说的话：“润之，你有你的革命理想，不要忘记自己当初的革命理想，离开家里，离开我和孩子，去干你的事业。”毛泽东每每想到这里就不由得心痛，他对前妻十分愧疚，因而，在短暂的温情日子之后，毛泽东重新投入了革命事业之中。后来，毛泽东在中央苏区遭到了一些高级党员的排挤，因此，毛泽东直接回到东华山去养病，在东华山的这段日子，又是两人最温情幸福的时刻，贺子珍甚至不希望毛泽东再回到一线，就这样相伴终老也挺好。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新回归领导岗位，他离开那天拥抱贺子珍说道：“你是我深爱的女人，但是我的人生不只有你，还有群众们，希望你理解我。”贺子珍也明白面前的这个男人有着宏远的理想，因此，她坚定地支持丈夫。贺子珍和毛泽东的十年婚姻，她也十次怀胎，其中生下了六个孩子，却存活了一个孩子。因为贺子珍的多次生育，也给她的身体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也因为自己孩子的早夭，这让贺子珍内心母性十分悲痛，因此情绪大变。而在长征的途中，自己差点被国民党投掷的炸弹给炸死，好在当时挽救及时，但是经历过生离死别的贺子珍渐渐经常感到十分无助。有一次，有国外的女记者来到陕北采访毛泽东，毛泽东就带着中央几个领导一起招待女记者，而贺子珍知道后，心理不是滋味，就来到毛泽东聚会的地方，真巧看到毛泽东和女记者碰杯。那时候的中国不像西方，一般男女之间碰杯，只有洞房之夜才会有，而贺子珍看到这一幕十分生气，就夺过了毛泽东的酒杯。毛泽东看到后，也没有责怪贺子珍，反而自己对女记者道歉，并告诉对方：“我的妻子没有文化，不太了解国外的习俗，希望见谅。”也是因为这句话，贺子珍感觉自己自尊被践踏，于是就和毛泽东吵了一架，后来贺子珍坚决要离开延安。毛主席知道后，也三次想办法挽留她，甚至贺子珍到了西安，毛主席还想尽办法劝说她回来，而最后一次，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我们难道就此分手了？”而得到的回信却是寥寥数字：“就此分手”，因而贺子珍和毛主席的婚姻就此结束。由于贺子珍的离开，让毛主席受到了巨大的情感伤害，并且还使得他的领袖形象也受到了损害。后来过了几年，贺子珍在苏联的时候，听说毛泽东再婚了，她忽然感觉到十分后悔，但是后悔早已来不及，这一次，她彻底为自己当初的倔强任性而彻底失去了深爱的那个男人。贺子珍是一九三七年十月离开延安的，这年冬天出了国门，一九四七年夏从苏联回到东北，在异国他乡生活了十年。这漫长的十年给她留下的是什么记忆呢？她回国后对人说的头一句话是：“哎，真是做了一场恶梦呐。”再恶的梦也容易过去，十年的苦难生活，可不是一场恶梦能概括得了的。所以，她对更知己的人曾经说过：“我又经历了一次长征，它比二万五千里长征还要苦哇”。毛泽东心里是多么不愿意，让怀着孕的贺子珍远行啊，但是贺子珍一心想去莫斯科，一方面为了学习，一方面为了治病。1937年11月从西安动身，贺子珍历经坎坷，于1938年1月份到达莫斯科，在苏联的东方大学一边学习，一边治病。最初的日子是充实而有意义的，学习生活是很紧张的，课目很多，有联共布党史、政治经济学、哲学、世界革命史等。贺了珍在长期的战争环境中养成了晚上工作的习惯，在莫斯科学习的日子里，仍然爱在晚上看书学习，熬到深夜。由于身体不好，加上有身孕，早上起不来，要到第二节课才到课堂。贺子珍到莫斯科以后，毛泽东十分关心她的学习和生活，多次给她写信，还寄去不少哲学书籍。收到毛泽东的信，贺子珍心情异常激动，兴奋得不能入睡。有一次，她给毛泽东写信，表示自己要利用在莫斯科的有利条件，多看些书。她给自己制定了几个“五年计划”，打算在学习班打持久战，用知识武装起来，回国后更好地为党工作。1938年5月，贺子珍生下了与毛泽东的第六个孩子。
这是一个又白又胖的男孩，这个男孩给在异国他乡，孤独的贺子珍，增添了很多慰藉。小宝贝虽然还不会说话，但是在贺子珍的耳朵里，哇哇的哭声，咯咯的笑声，都是最动听的语言，比饶舌的俄语亲切多了。每天学习回来，她就高兴地跟儿子对话，沉浸在母子交融的欢乐里；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好景不长，幼弱的婴儿得了一场重病；母亲没有奶水，孩子日渐消瘦，疾病拖延着，同学们都催促她快把孩子送进医院。但是，由于她缺乏对莫斯科医院的了解和信任，她没把孩子送进医院，而是一味地给孩子服用自己从国内带去的药物。结果时间久了，孩子产生了抗药，孩子病势不仅不见好转，反而日渐恶化。最终这个男孩被这场大病夺去了性命，这对于贺子珍打击真的是太大了，她夜不能寐，时常抱着孩子留下的被子哭泣，整个人日渐消瘦。身在异国他乡，好不容易生下来的孩子也被病魔夺去了生命，贺子珍经历了常人难以忍受的艰辛。为了安慰孤独的贺子珍，毛泽东托一个从延安回国的苏联人，将娇娇带到莫斯科去。贺子珍飞快地跑下楼来，端详了娇娇一眼，向她扑了过去，把她抱起来亲个没完，眼泪滴在惊慌的娇娇脸上。然而，在异国他乡，两人的生活过得很艰难，精神上的富足，解决不了物质上的匮乏，5岁的娇娇，在严寒和饥饿的侵袭下也病倒了，奄奄一息，被无情的保育院长送进了太平间旁边的那间屋子，等待死亡。
接到通知的贺子珍，像五雷轰顶，她趔趔趄趄地赶到太平间，把呼吸微弱的娇娇抱了回来；也许是上天有眼，在母亲温暖的怀抱里，娇娇挣脱了死神的拉扯，终于被救下来了。然而，保育院院长却非常不满意贺子珍擅自把孩子接回家里，硬说她是疯子，上级也没有辨别真伪就将她关进了“疯人院”。王稼祥夫妇来到莫斯科后，就向共产国际提出要求，要把贺子珍从疯人院接出来。第一次没有答应，说贺子珍是“疯子”；王稼祥又第二次提出要求，也遭拒绝；这时候因为朱仲丽是医生，这才没有理由再拒绝了。后来，贺子珍被证明没有问题，只是精神受挫，终于在“疯人院”里，被与世隔绝了几年的贺子珍被“救”出来了。不久，她终于跟随王稼祥夫妇踏上了回国的途程。坐在火车上的贺子珍，神色冷漠地看着车窗外面的一切。她满怀希望来苏联治伤，弹片仍旧留在体内，却新添了重重的心灵创伤，这是一次多么令人痛心的“长征”啊。
justify;">1949年夏初，贺子珍从东北南下到达天津，在焦急地等待进京通知。可是，她等来的却是不许进北京的通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献出了青春和热血的战士，却不能现在就去北京，她不禁有些伤心。在重重打击下，贺子珍没有趴下，而是再次站起来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虽然经历了这么多，贺子珍也曾死过心，但是她也想去见一见毛主席，但是组织上不批准她进京，这也使得贺子珍一直没有机会看到深爱的男人，渐渐地因为想念毛主席，贺子珍也病倒了。贺子珍是“双枪女将”，这个传说，在井冈山地区流传甚广。1928年夏秋之交，毛泽东同朱德深入敌区观测地形，了解敌情；他们蹲在树丛中正聚精会神地研究作战部署，忽然枪声大作。
他们被偷袭的敌人发现了，受到包围，情况十分紧急；敌众我寡，不能与敌人正面交锋。于是，他们和随从人员仓促指定集合地点后，立即分散转移。熟悉地形的贺子珍站了出来，自告奋勇地要求为大家殿后掩护。毛泽东、朱德不得已，同意了她的要求。当领导同志悄悄安全转移之后，她迅速骑上马，向相反的方向奔，并在马上回头向敌人开枪，吸引敌人追赶。她连续射击，偶尔射倒了一、二个追赶的敌人，骑着马硬是一口气跑了四十多里。追赶的敌人是一伙没有见过大阵势的地主武装保安队，见有人倒毙在地，又看到女红军如此厉害，又怕周围有埋伏，吓得不敢再追。他们回去后余悸未消，夸大其词地把“双枪女将”贺子珍的枪法渲染了一通。于是，贺子珍“双枪女将”的名声便传开了。但是过了不久，捉拿“双枪女将贺子珍和贺家三兄妹”的通缉令就到处张贴了出来。通缉令上明明白白地写着：凡捉拿到贺敏学，贺子珍、贺怡三兄妹及其亲属者，有重赏。活的赏洋五万，死的赏洋三万。知情不报者，立地枪决。可见，敌人们对于这个“双枪女英雄”是有多么的重视。女红军贺子珍，早期带有传奇色彩的战斗故事还不光这一个。1928年2月17日，毛泽东在宁冈县茅坪村的攀龙书院召开了攻打新城的军事会议。贺子珍和袁文才、王佐，贺敏学，贺怡等人列席了会议。贺子珍在会上听了毛泽东对敌我双方力量的精确分析，和作战部署，十分钦佩。她心中立下誓言，要在这次战斗中多杀敌人，为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立功。
2月18日，贺子珍腰佩手枪，随袁文才，王佐率领的第二团星夜出发，一个急行军，在天亮前赶到了新城。他们借着黎明前的深沉夜色的掩护，分三路埋伏在新城西门的稻田里，待机歼灭敌人。
在战斗时刻，她紧握手枪，屏住呼吸，等待敌人跑近，说时迟那时快，就在敌人进入伏击圈时，袁文才说声“打”，埋伏在洼地里的二团战士，步枪齐发，打得敌人哭爹叫娘，狼狈逃窜。这时，贺子珍跳出掩体，挥枪射击。敌警卫营的二个连长垂死挣扎，用手枪逼令敌军反扑过来，企图凭恃他们手中的优良武器，杀出一条路突围出去。敌连长冲在最前头，凶神恶煞般带领敌人反扑过来。贺子珍眼尖手快，借着稻田里的土砖坯作依托，对着敌连长扣动了扳机。枪声一响，敌连长应声栽倒在稻田里。敌人见连长被打死，顿时乱成一团蚂蚁。一个敌排长又领着几个敌人从侧面朝贺子珍打冷枪。埋伏在另一侧的贺怡发现了，大声提醒贺子珍小心侧面的敌人开枪。贺子珍听到后，迅速转身又是一枪，击毙了敌排长。残敌看见连，排长被打死了，个个心慌意乱，像无头苍蝇一样在原地团团转；正在敌人惊慌失措时，袁文才指挥全团战士掩杀过来，大呼缴枪不杀。敌人看见前面的工农革命军包围过来，挡住了去路，后面又有工农革命军从城里追杀出来，只好乖乖地放下武器，举手投降了。贺子珍挽起袖子带领贺怡、谢梅娇几个女红军打扫战场。俘虏看见贺子珍的英姿，惊叹地伸出舌头说：共产党的女兵都这么厉害，腰插双枪，枪法又准，真了不起。
justify;">无论别人怎样评价贺子珍，也无论她是“巾帼女英雄”还是“双枪女将”，她都是毛泽东一生最爱的女人。湖南佬和江西妹的革命爱情，正是因为发生在革命战争年代，两人的爱情来之不易才愈显珍贵。相信多年以后，回忆起那段日子，两人都会很是怀念。贺子珍可以说得上，是毛泽东的精神伴侣，两人一起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两个人亦是战友亦是夫妇的关系，可能会使两个人更加珍惜在一起的时间。虽然，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两人的婚姻没能走到最后。贺子珍为毛泽东生过六个孩子，但是最后只有李敏一个女孩，幸存了下来；贺子珍陪毛泽东走过了最艰难的那段日子，并且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牺牲，贺子珍这一位巾帼女英雄和一代伟人的爱情故事使我们赞叹不已。 ▼贺子珍和女儿李敏 <h1>1972年在陈毅追悼会上，毛主席和李敏都参加了，毛主席见到李敏，关怀的拉着手问她：“娇娇，你为什么不来看我了，你要经常来看我啊。”而李敏，只能含泪点点头。一次偶然的机会，李敏得以见到了爸爸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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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不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