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着未名湖边走，不久就到了朗润园，汤一介先生和乐黛云先生就住在这里的13号楼，103室。

　　房子灰扑扑的，一点也不打眼，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建筑风格，走廊很大，很空旷。汤一介觉得很不错。“能够住在学校里，每天能绕着未名湖散步，很好了。”

　　汤一介的家不大，但惹眼的是他的书房，满满的书，从地面直到屋顶。房间里还放满了兔的小工艺品，因为汤一介属兔，老伴乐黛云不管去哪里出差，都会捎一个小兔子回家。

　　虽然有数次机会留在国外一流大学任教，薪酬、环境都要比国内好得多，他都放弃了，对于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来说，“活着就意味着责任”。

　　“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祖父汤霖是这样对父亲汤用彤说的，父亲汤用彤是这样对汤一介说的。

　　小时候的汤一介住在南池子的缎库胡同。由于父亲汤用彤先生一直在北大教书，生活条件还不错。在汤一介的回忆中，他们住的房子很大，有四五十间，院子也很大，每到冬天的时候，他们就往院子里泼水，在那里溜冰。对于汤一介而言，那真是个无忧无虑的童年。

　　父亲汤用彤是一个“为学术而学术”的学者，家里事都不太管，他在前院有一个书房，甚至卧室也在前院。母亲张敬平也出生于湖北黄冈大族，吃饭穿衣，生活起居，一应都是母亲安排。

　　童年的无忧岁月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为止。父亲随北京大学到了昆明。母亲带着汤一介和他的弟弟、妹妹，从北京先到天津，再从天津到上海，由上海到香港，转越南，到昆明。事隔已经差不多60多年，汤一介还记得当时的辛苦：“有半年都在路上走。”考进了西南联大附中，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

　　比汤一介高一年级的同学余绳荪，北大中文系教授余冠英的儿子，不知怎地找到了一本《二万五千里长征》，也就是《西行漫记》，他们几个越读越觉得延安有意思，非常向往，于是各自拿了家里的钱和金子，决定到延安去。“我们几个先坐火车，然后坐那种非常危险的敞篷的运盐车，先到了贵阳。”他们当时想从贵阳到重庆，然后转到西安，再到延安。可是，一到贵阳，他们几个就被宪兵给拿住了，关在侦缉队里，而他们手上，还拿着本《二万五千里长征》。“当时心里非常着急，不知谁发现，屋子的地板有很多缝，我们就把书一页一页地撕掉，塞到地板里去了。”

　　延安没有去成，联大附中也不欢迎他们几个激进学生回去了，这样汤一介就转学到了重庆的南开中学。

考上大学了，他决定做一个哲学家

　　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国家积贫积弱，百姓颠沛流离，年轻的汤一介深感痛心和困惑。当时的南开中学可以说是一个贵族学校，国民党很多高官的子女都在那儿上学，常常用汽车接送。那时候的汽油是非常贵重的。于是，热血愤激的汤一介和同学张岂之（现为清华大学教授）、宁可（现为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拍案而起，办了一期壁报《一滴汽油一滴血》，抨击这一现象，但是学校训导长对他们毫不客气，“不让我们出了，而且说再闹就开除我们。”

　　1945年1月，为准备考大学，汤一介回到了昆明，在西南联大的先修班听课，父亲还请来西南联大英语系的教授钱学熙来教他英文。汤一介跟着钱学熙，接触了他毕生难忘的克里斯朵夫·依修午德的《紫罗兰姑娘》。“这本书说的是，我们虽然走得那么近，但是，我们之间的距离是那么的遥远，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是那么的遥远。再深刻的爱也挽救不了人们的孤独。”当时，由于妹妹的病逝，加上国民党政府的黑暗，使少年汤一介开始独立思考一些人生问题，《论死》、《论善》、《论生意义》等一些展露他哲学家天赋的文章就出来了。

　　“我想人生到底是为什么。”当时的汤一介想，一个人生，就像一根蜡烛，可以慢慢地让它烧完，也可以让它很快地烧完，放出更大的光。他下定决心，还是要做那个很快烧完但是放出更大光的人。

　　第二年，汤一介考上了北京大学。虽然原来对西方文学很感兴趣，但是，他还是选了哲学系。“我下定决心，我要做个哲学家，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来探讨一些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他认识了她。

他是组织委员，她是宣传委员

　　1949年，汤一介认识了乐黛云，这位后来在中国比较文学界举足轻重的学者。对于汤一介来说，她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物。

　　汤一介回忆，解放后，北大成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文学院有一个团总支，他和乐黛云同时在做团的工作。“我是组织委员，她是宣传委员。后来我们又一起到了团委，我做宣传部长，她做群众文化部长。”两人经常在一起工作，了解群众的思想状况啊，探讨怎样改革食堂啊，还经常在一起聊天。

　　汤一介毫不掩饰他对乐黛云的欣赏：“她是一个非常聪明，非常能干，非常热情的女孩，没什么心计，直爽，有什么说什么。”他还偷偷地告诉了记者一个小插曲：“1950年乐黛云作为北京学生代表途经苏联到捷克参加第二届世界学生代表大会，她俄语好，当时我非常担心，怕她跑了不回来了。”说完，汤一介像个孩子一样地笑了。

　　他们结婚50多年来，历经坎坷，却不离不弃。“再也没什么遗憾了。”汤一介轻轻喟叹。

那个会上他做了一个演讲，非常轰动

　　改革开放以后，汤一介迎来了学术生涯的春天。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汤一介开始考虑如何突破50年来“唯心与唯物两军对垒”的局面和“唯心主义就是反动的”教条，写成了《论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诸问题》，发表在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的第五期上，率先提出将哲学史作为认识发展史来考察，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快速推进了学术界反对极“左”教条主义的进程。

　　1981年，汤一介在北京大学开课，先讲《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后讲《早期道教史》。他的学生回忆，汤一介老师的课异常轰动，连换了三个大教室还是坐不下，最后只能以发听课证的形式限制人数。

　　随后，汤一介将《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一课修改成《郭象与魏晋玄学》，找出魏晋玄学发展的内在理路，探讨哲学方法对认识哲学思想变迁的重要意义，尝试把哲学的比较方法运用于中国哲学的研究领域，这些问题的讨论，极大地促进了当时哲学思想的解放；在由《早期道教史》一课修改成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中，汤一介大胆提出，必须把“宗教”和“迷信”区别开来，要肯定“宗教”和“非理性”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意义，而这些探讨，均是此前的道教研究很少讨论到的，汤一介以他敏锐的哲学家的眼光，开新时期哲学研究风气之先。

　　迄今，《郭象与魏晋玄学》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仍是哲学研究不可绕开的著作。

　　1983年，汤一介参加第十七届世界哲学大会，他的《儒家思想第三期发展可能性的探讨》的发言语惊四座，“全场掌声雷动，历久未息”，刘述先教授如此评价。

　　但是汤一介并不仅仅满足于这些。一直以来，西方哲学是有其庞大的范畴体系的，而中国哲学的精华则散见于浩如烟海的古籍，需要进一步论证和推演，需要有更加严密的逻辑体系。汤一介开创性地提出做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要从大量的史料里梳理、建构出一个中国哲学的体系。

　　作为一名学者，他想他必须肩负起这样一个责任，就是探讨传承我们自己的文化，在传承自己文化的过程中使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于是，汤一介在讲课的同时办中国文化书院函授班，一招生就是一万两千人。

现在做的两件事情：一个是编纂《儒藏》，一个是传承的问题

　　晚年的汤一介还提出了“和而不同”、“普遍和谐”、“内在超越”、“中国解释学”、“新轴心时代”等一系列前瞻性的理念和新问题，推动了学术界对传统哲学的讨论。其中，他提出的传统哲学应“走出中西古今之争”，更是极大促进了中国传统哲学与现代相结合。为将国内对传统哲学探讨的新突破带到国外，汤一介常常奔波四海，足迹天下。

　　现在，耄耋之年的汤一介，还有最后两个心愿。

　　“我想，把《儒藏》做好，把中国解释学做出点眉目来。”汤一介说。

　　《儒藏》，是要集中华文化精髓之大成，将儒家文化瑰宝系统全面地“收藏”；创建中国解释学，是要参照西方解释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注释经典的要义进行系统地研究和梳理，其意义则在以新的理论方法和新的语境对传统文化进行“开发”，即古为今用。如果只有“收藏”，没有“开发”，则传统文化会一直束之高阁；但如果只有“开发”，而没有“收藏”，则传统文化会陷于贫瘠。

　　“汤一介先生以其深厚的学养、深邃的目光发其端，构架《儒藏》和中国解释学这两大文化工程，是颇具远见卓识的。”学者王懋昌说。

　　对汤一介来说，最割舍不下的还是手中正在进行的《儒藏》。但是，这个收集儒家典籍的工作浩繁无比，明清两代均有学者多次提出要编撰“儒藏”，但终因工作量过大、牵涉范围过广，未能成行。

　　现在，工程的第一部分包括500本9700多卷1.5亿字儒家典籍的《儒藏》精华本，将用6年时间以有校勘记的竖排繁体标点排印本形式出版；第二部分《儒藏》大全本收入5000部10亿字儒家典籍，出版需时10年，再加上子项目10卷本《中国儒学史》、《儒藏总目》、100种《儒家思想与典籍研究丛书》，完成这一工程总共需时16年。汤一介惟一担心和希望的是，他要努力等到编撰工程完成的那一天。

　　但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必须将文化接续下去”。更何况，现在做《儒藏》已经有些晚了。中华书局在新中国成立后整理出版了《二十四史》，那批老先生许多已经故去，没剩下多少了，再过十年八年几乎就没有了，而一些中青年学者的古文功底现在还难以完全承担起这样的工作。在汤一介看来，《儒藏》是一个抢救工程。

　　25所大学，300多人的编撰队伍，庞杂的组织协调工作，事无巨细的操心，正在一点一点耗费汤一介的体力和精神。2003年，汤一介发起并主持儒藏工程；2004年，汤一介被查出了肝硬化，病情一直反复。虽然老伴乐黛云一直在为他的身体忧心，但汤一介并不遗憾，因为能够编纂《儒藏》是他一直的梦想。“我的梦想就是让我们的《儒藏》成为全世界最权威的范本。”作为一位内敛沉厚的学者，这句话有着沉甸甸的分量。

　　现在，78岁的汤一介和老伴乐黛云过着平静的生活。

　　上午，他们各自起来工作或者读书；中午，汤一介因为身体不好，是一定要睡个午觉的；下午，工作或者参加一些活动；黄昏的时候，他们绕着未名湖散步。乐黛云的腿不好，汤一介就死死地揪着她的衣服，“就怕我跌倒”。乐黛云明是嗔怪，实是欢喜。

　　女儿和儿子学理科，在美国工作。没有儿孙绕膝，宁静的屋里多少有点冷清。汤一介不理解，他有点愤愤地说：“怎么我们汤家这一支就成了美国人。”但乐黛云却很看得开，她说实际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最后国家都是要消亡的，进入世界大同。儿孙们在美国既可促进文化交流，又可证明中华民族在任何地方都可做出贡献，有何不妥？但是“古板”的汤一介有时还是想不通，所以他拒绝到美国和儿女相聚，因为“我的根在中国”。

　　汤一介说，人到老年，总会考虑一些事情，人到底为什么活着？是吃饭，穿衣，这样一天天活着，还是有理想和抱负？当然，每个人的理想和抱负是不同的。父亲汤用彤告诉他的两句话，“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汤一介说他一直努力在做。“做了自己很高兴，很喜欢的事情，那就很好。而且，我相信它会有一定的意义。”

　　“回顾我这一生，我没什么太多遗憾了。”汤一介看着我，微微笑着说。

　　汤一介做事情一板一眼，自己很累，看别人做不好也担心。“他想得多，总是很忧心，不像我，做不好也就不遗憾了。”乐黛云说。所以，现在他们两位，一个正在为顺利开展的《儒藏》编撰工作不必要地忧心忡忡，一个却对屡经催逼，却仍不能按期交出《比较文学一百年》书稿“处之泰然”。

　　汤一介知识很广博，却几乎没什么其他爱好。不抽烟，不喝酒，不爱应酬，喜欢听的歌也是那几首，喜欢看的就是几部好莱坞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电影，知心朋友也就是几个。“他是个恋旧的人。”乐黛云评价。

　　汤一介生活很朴素，吃的菜就是那几样，对穿的不太讲究。他冬天戴的帽子是毛线的，乐黛云想给他换一个皮的，或呢的，他死活不同意。

　　在很多人眼中，汤一介的性格内向，不像开朗的乐黛云很容易就和年轻人打成一片。但是乐黛云告诉我们：“他其实是个很重感情的人，很爱小孩，也很喜欢你们年轻人，但是他不是很表现出来。和他聊久了，他会把掏心窝的话都说出来。”

　　这套书（《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是知时节的好雨。

　　　　　　　　　　　　　　　　　　　　　　——季羡林（北京大学教授）

　　汤一介的《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是一项贯通中西哲学视野的难得的学术工程。

　　　　　　　　　　　　　　　　　　　　　　——张岱年（北京大学教授）

　　我从《中华读书报》上，读到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主持编纂《儒藏》的消息，甚感欣悦，因为这是儒生们数百年来的宿望……自《四库全书》纂成，又经二百余年，汤一介教授出而倡导编纂新“儒藏”，可称一大功德。

　　　　　　　　　　　　　　　　　　　　　　——来新夏（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

　　汤先生领导的《儒藏》编纂实际上就是整理经典的工作。当我们在经典的阅读中再一次温习先哲的理想，当我们沉思先圣的教诲而终于领略到他们博大深远的胸怀，也许我们面对世界就知道该说些什么了，也许我们又会重新获得一套属于中国人却又可以说给世界听的话语，到了那时，中国难道不能再一次成为典范？

　　　　　　　　　　　　　　　　　　　　　　——陈静（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刊于《光明日报》2006年3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