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山歌，这边唱来那边和，

山歌好比春江水，不怕滩险湾又多……

在电影《刘三姐》中，这美妙、悠扬、动听的歌声，可谓家喻户晓，耳熟能详。不仅在华夏大地的各族群众人人会唱，个个爱唱，就连全球五大洲的外国友人也都会哼唱。她的故事被搬上银幕，还要从一场大型比赛开始说起。

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之际，全国各地各行各业掀起向国庆10周年献礼热潮。

当时反响最强烈的就是柳州市改编的《刘三姐》，这个消息引起了中央歌舞剧院著名词作家、编剧乔羽的注意。于是他就邀请自己的好友，导演苏里一起前往观看。

当时恰逢广西自治区在南宁举办文艺汇演，师公戏、采茶戏、苗戏、侗戏、文场戏，各种不同的版本《刘三姐》的表演形式让观众大呼过瘾。乔羽就和苏里商量，能不能将其改编成一部电影或者故事片呢？

最后，经广西自治区领导研究决定，邀请乔羽出任编剧，苏里担任导演，要求在广西拍摄外景，尽量启用广西本土演员，务必要把美丽神奇的广西山水作为故事背景。

于是，乔羽开始执笔创作剧本，历时12天创作出了剧本。当时正值红色年代，所有剧本的创作都要“三结合”。古老传说中的刘三姐最后嫁给了白鹤秀才的戏码一定不能上演，刘三姐成仙的传说也绝对要舍弃。

所以在这部电影中，爱情不再是无产阶级青年男女主主要追求，一定要上升到“欢乐斗地主”的政治高度。

乔羽将民间传说进行了大量的删改和提炼，最后写出一个名为《刘三妹》的文学剧本。据说，当年乔羽在楼上卧室每写好一章剧本，就由苏里写好一章分镜头，逐章逐句把分镜头剧本做到尽善尽美。为了将歌曲的审美提升高度，乔羽又邀请了好友，国内顶级音乐家雷振邦为电影编曲。

剧本经过广西自治区审查后，认为片名应改回《刘三姐》，并在阳朔、桂林进行外景拍摄。

在广西大汇演中，有三位刘三姐脱颖而出。她们分别是广西彩调剧团的傅锦华，广西桂剧团的尹菱，以及广西话剧团的、黄小曼。

其中，刘三姐的最佳人选傅锦华。在前期拍摄了样片之后，送至自治区党委审看时，有领导提出她唱歌时口型太大不好看，形象令人不太满意，要求换人。

当时，有人推荐过云南歌舞团的杨丽坤，可是苏里导演始终未同意，他坚持要启用广西本土演员。踌躇之时，苏里想到另外一个人，她就是桂林市的“刘三姐”黄婉秋。

黄婉秋在原定在电影中饰演舟妹，而且这个角色已经顺利通过了。黄婉秋的舞台表现无拘无束，落落大方，还带着山里姑娘的野性美。于是，苏里就为她安排了一场骂地主的戏。

黄婉秋怒不可遏地唱道：

一阵冷嘲热讽、嬉笑怒骂，表演出了“歌仙”的铮铮硬骨。苏里当场夸奖道：“好一个高山上的红辣椒！好一个活脱脱的刘三姐！”

《刘三姐》的表演形象虽然符合要求，但唱功不能尽善尽美。于是苏里导演安排傅锦华为刘三姐配唱，苗族出身的傅锦华声音甜美，婉转中带着野性，她那动人的歌声征服了广大（观）听众。电影《刘三姐》的巨大成功，傅锦华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与无私奉献。

为了让刘三姐的形象更加完美，苏里导演特别邀请了我国长影翻译片配音演员张桂兰为刘三姐配置对白。

对此，人们幽默地说电影里有三位刘三姐，分别是“表演的”、“演唱的”、“道白的”。正是三位演员的共同努力，刘三姐才成为了我们心目中永远的经典记忆。

电影《刘三姐》于1960年春季拍摄，1961年拍摄完成，并且在全国公映，继而发行至港澳地区及东南亚各国，在全球劲吹“最炫民族风”。

用抖音拆解电影的话术来拆解《刘三姐》就会出现这样的桥段：

这是来自贫困地区的“刘小美”与“牛大壮”舌战三位985大学生，躲过房地产大亨“莫老板”各种暗算，最后双双逃逸的故事。这样的故事架构，明显不符合正常人的生活逻辑。

然而，正是歌曲的特殊形式让观众在欣赏电影的同时，完全忽略掉这些不合理。

在电影《刘三姐》中，最经典的桥段莫过于对歌环节。山歌属于劳动人民，它与劳动场景完美地契合，乘船打鱼、砍柴采茶、织布织网……伴随着歌声，这些辛苦的劳作变得快乐。

因此，它成为穷人珍爱的精神财富——“世上千般咱无份，只有山歌属穷人”；是劳动者之间可相互致敬的精神礼物——“我今没有好茶饭，只有山歌敬亲人”。

山歌还成了劳动者之间的通行密语和接头暗号。刘三姐第一次见到渔夫老汉时，开始还心存戒备，但一听老汉说也有几句山歌要唱，立即解除了戒心登上渔船，并任由自己的小竹筷飘走。

山歌的传统功能，具备人们劳动、求爱过程中的娱乐功能，在电影中被大大弱化，更多时候变为“心中有了不平事，山歌如火出胸膛”。旧传说中，刘三姐歌声绕梁，令人痴迷；影片中则是“三姐开口似洪钟，山歌刀还利，比钢还强”。劳动人民的山歌充满着对地主的讽刺、揭露与控诉，“穷人血汗他喝尽，他是人间强盗头”。

传说中，刘三姐所具有的山歌演唱“超能力”，在影片中变成了劳动人民集体拥有的智慧，团结在刘三姐周围的人们个个能唱会唱，唱的响亮。

地主阶层及依附于在他身边的文人显然不具备“唱山歌”这种超能力。就连地主身边的丫环都能猜出的谜语，饱读诗书的秀才们却驴唇不对马嘴。

三大才子代表着奸诈、猥琐、油腻，他们的歌唱生涩、声调单一，对答迟钝，明显对劳动和生活常识缺乏基本了解。

片中甚至不惜极力矮化酸腐文人，用了大段劳动群众与酸腐文人的对歌来展示山歌的独创性。刘三姐们对这些沾染了文人记载的歌书根本不屑一顾。

无产阶级文化只能存在于劳动者的心中，山歌的密码是一切被统治者操纵的文字所无法记载和破译的。

在50年代的戏曲版本中，地主恶霸最终由天降雷暴或是刘三姐化身成大山石而被战胜的，电影中则是山歌成为斗倒恶霸的新“神迹”。

在地主采用武力手段劫持了刘三姐之后，刘三姐和阿牛使用山歌互通信息，乡亲们则利用山歌在山水间神出鬼没，俨然是敌后武工队的化身。地主和狗腿子们对此疲于应付，最后只能狼狈认输。

在当时的环境中，劳动者刘三姐没有借助“神仙皇帝”，而是运用山歌这种“阶级武器”战胜对手，完全符合那个时代的审美要求。

尽管乔羽老爷子尽力规避各种风险，却也难逃“有心人”的暗算。浩劫时期，《刘三姐》蒙尘遭难，被批判为大毒草。理由无外乎，电影《刘三姐》为什么没有团结无产阶级跟地主阶层斗争到底，戏剧《刘三姐》鼓吹成仙，就成了“封建残余”。

于是从电影、戏曲、演出、创作，所有跟刘三姐有关的活动全部叫停。

戏剧、电影《刘三姐》相关的主创人员、主要演员都遭到摧残。

“刘三姐”文艺活动由高峰一下跌至谷地，由“新的人民文艺”变成“文艺毒瘤”。

直到浩劫结束，“刘三姐”文艺作品在大陆得以重排、重演、重印、重映。街头巷尾再次飘荡着电影中优美的插曲，让人感到十分熟悉。如今，我们几乎很难在国产电影中再找到一个像“刘三姐”这样的文本。不管是存在于真实的历史事件中还是大国想象的历史话语构建中，伴随着各种意义的累加，《刘三姐》都逐渐成为一个被经典化的中国故事，而刘三姐也成为了一代华人的共同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