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华夏文明孕育期的综述及观点总结

  本节笔者对华夏距今年之间这段华夏最重要的文明孕育期的历史，作出一个汇总论述：

从距今6000左右开始的华夏各文化主要起源地（华族、夏人、东夷、南蛮（长江中游））之间的文化大交流，开始约1000年后（距今5000年），首先在华、夏两族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文化交流阶段转向了文化融合阶段，并在距今年的黄帝时代初步完成了两族文化融合，并最终走向了融合为共同体的最后一步——政治融合。这就是炎黄之战爆发的时代背景。炎黄爆发政治主导权争夺战后，黄帝代表的夏人获胜，华夏族初成。（炎黄即华夏，炎黄以族长或当时族名命名，而华夏则以图腾为名。）

在华、夏族文化交流、融合的这个阶段中：

长江中游的南蛮族先民在距今5000左右受文化大交流影响，发生一次文化变迁。随后在距今4500年左右面对华夏族融合，再次自我变革。

这次文化大交流，对南方产生了另一个巨大的影响结果，就是各地文化通过长江中游顺江而下，以及北方、中原文化经东夷领地南下，在长江下游原河姆渡文化后裔族群所在地域相遇，诞生出璀璨的良渚文化，其发展到相当先进程度后，随即开始反哺北方的华夏文化。

而山东东夷族先民，尽管一开始就在千年文化交流大潮中成为重要一份子，但东夷族先民并没有夏人那么开明的政治理念及胸襟，东夷文化与华、夏文化虽然有大量交流，但是却没有产生华夏两族类似融合的结果，这可能源于东夷族强大的文化自信心，以及坚定的意志品格。再加上东夷族善渔猎，长得多有人高马大，（所谓山东大汉，山东不少地方至今还是解放军仪仗兵的重要兵源地）在与人争斗时体质明显占优（坚强的意志与强大先天身材，天然具备军事优势，后世长期蚩尤都被誉为战神）。虽然面对华夏合并后显示出的巨大实力威慑，东夷族依旧表现出一贯的坚持自我、无所畏惧的坚定意志品质直面华夏族融合的挑战。

当炎黄族群完成初步融合后，华夷之别第一次诞生，其融合后产生的巨大外溢性影响力，直接使黄河下游的东夷族及长江中游的南蛮族文化发生被动性巨大改变。更由于东夷地理直接与华夏族接壤，刚融合的华夏族核心活动地域为原华族中原之地，因此在卧榻之侧的东夷族与华夏族的政治利益矛盾，以及引发的斗争就日益摆上台面。

  于是在距今年之间（黄帝时期），初始统一的华夏族与东夷族的矛盾最终爆发，炎帝先败于蚩尤，后与黄帝联手打败东夷族最强大的蚩尤族领导的东夷联军，诛杀蚩尤族首领，流放其核心部族，并派出一部夏人（少昊）入东夷领地镇守。东夷族以此开始了漫长地融入华夏历史。

这个历史发展的结果就是距今年左右华夏族初立时的最可能的历史现状：

华、夏族融合一体，北方部分夏人南下与华族共居中原（可能是黄帝直属部族及部分夏人高层政治精英），以华族生产生活方式为主体（全面先进的农耕文化、定居半定居生活形态），以夏人政治文化理念为引领（龙文化代替花图腾，经过良渚文化反哺后的夏人新理念），这就形成了华夏族本部的中原各支龙山文化类型，而另有夏人一部进入山东东夷领地内，威压战败后东夷各部（传说黄帝在与蚩尤之战后派其子皓镇守东夷，这是后来分封制起源的雏形。）这就形成了征服地域的山东龙山文化。

华夏族此时直辖中原、北方两大地域，外派监管东夷领地。形成了华夏族主要活动地域。这种政治治理结构，就是之后分封制的原始形态。

这种现状造成之后历史，直到商末周初，华夏族基本依据这三大地区（北方、中原、东夷），两大文化（原初华夏、东夷）为核心展开活动。由于华夏族对东夷族融合策略过于激进（基于文化大交流和文化融合的差异——作为主导政治统一的夏人没有采取华、夏两族融合文化同化先行的策略，原初华夏族对东夷文化采取了文化融合和政治强行合并并行策略，甚至很多时候政治手段更显主要），引发东夷族持久的政治对抗态势。这导致东夷各族在周朝以前没有全面与原初的华夏族有效实现全面的融合。于是，在黄帝以后到商朝各个历史时期，东夷族总不时有人出来与华夏族激烈对抗，反抗华夏族对东夷族政治统一、融合进华夏的企图。这场促使东夷族融入华夏的斗争，直到距今3000左右周朝建立后，周王睿智地让华族后裔，姜子牙一族分封于齐地，才逐渐将东夷族最终完全融入华夏。

我们看到距今左右，就是华夏族黄帝到大禹的历史阶段。期间出现两大重要领域的演变，一是经济生产文化领域，在长江下游吸取北部各地优秀文化而兴盛的良渚文化，持续反哺华夏文化，青出于夏人而胜于夏人的玉文化，更贴近与人的宗教信仰样式，庞大先进的水利建设、城市建筑文化都对之后的华夏文化及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二是政治制度，从早期以传统部落为权力主体的无规律的权力传承转移，到后期尧舜禹三代形成了较为固定的首领为权力核心的权力交接制度。这期间，大洪水的爆发成为关键转折点。

（2）、文化交流与现实利益（政治的）纷争呈现出双轨制特征

①　文化先行还是政治先行

在华夏族与东夷族融合的历史中，我们看到炎黄族经历一千多年密切的文化交流后，通过强力的政治统一将东夷族纳入政治管辖中，又经过一千多年，才将东夷族彻底融入华夏。这显示夏人主导的政治统一先行地族群融合策略，在东夷族身上显示出了严重后遗症。或许因此，之后华夏族对其他几个主要起源地文化的融合，采取了更为耐心的战略，手段也呈现多样化。

首先，是强化文化融合先行，这曾经是华族的核心策略。这里优点是文化融合才是根本之策，其方式和平，因此能潜移默化让人自愿接受，缺点是文化融合需要时间太久，而且需要接受文化的部族要有政治智慧（比如东夷人的‘顽固’性格就能大大消弱文化融合的功效）。因此，这就客观需要超长战略的实施与坚持。

其次，政治主导加快融合进度。这是夏人的擅长领域。优点是快，通过政治意志的强力实施以及辅助与暴力，能将目标地域及人群在极短的时间内与自己政治势力的控制之下。但缺点就是后遗症比较大。夏人主导的政治先行策略，比如针对南蛮族的融合，从大洪水时期针对三苗的问题，直到商朝，对长江中游的地区，进行了政治控制策略先行，商朝的控制南部边界一度达到湖南（长江中游的情况也是这样。这一带发现的商代遗址，除盘龙城外，见于报道的有湖北的黄皮袁李湾、江陵张家山、汉阳纱帽山，湖南的石门皂市、宁乡黄材，江西的清江吴城等处。[32]），显然已经对南蛮族活动地域进行了深度的介入和控制。但是政治策略先行的问题同样暴露出融合东夷族一样问题。长江中游作为楚文化主要发起地，一直到春秋战国时期也被中原各诸侯鄙夷为南蛮文化，可见对长江中游地区族群的融合进华夏，至少到春秋时期都没有完全实现。相反我们看到对长江下游良渚文化后裔以及四川三星堆文化代表的巴蜀文化的融合。更多地采取的是文化交流及融合先行的策略。这两片地区，华夏族战国以前基本都未有实际涉足实控，但是我们看到，到春秋战国时期，这两个地区的族群，吴越被楚灭，以及巴蜀被秦灭之后，几乎就没有看到东夷族这类先行被政治统一后，要花千多年才将其完全融合的局面再发生。吴越文化以及巴蜀文化几乎在政治统一后，很短的时间内，就迅速成为华夏文化的重要部分。显然，长期的文化交流融合，起到了巨大的铺垫作用。

吴越及巴蜀融入华夏，基本代表着华夏族群及文化最主要的三个半起源文化合一的实现。

就如上面讨论的，文化融合先行和政治统一先行地优缺点。我们较为清晰地看到了华夏族一开始就呈现出族群融合的双轨制特征。这个双轨制，可以从两个视角进行讨论：

第一个视角是族群融合的文化融合先行战略以及政治统一先行战略的双轨制历史轨迹。这个双轨制来源于华夏族最初成型时的基础族群/文化结构。通俗说就是华族与夏族不同的特点与实践偏好。

文化融合先行策略来源于华族特长及文化大交流时期的成功历史经验；而政治统一先行则是黄帝代表的夏人的自信地拿来主义政治信念及理念的反应。吸收华族先进文化，吸收良渚先进文化，成功主导华夏族大权，胜东夷，压南蛮，成功抗击大洪水的持续历史功绩成为这条实践策略有力证明。

因此，这两个策略，针对不同的对象，采取了不同的办法。当然其效果可以商榷

第二个视角看这个双轨制。我们清晰地看到了文化交流的和平性特征，以及政治利益博弈的非和平特点。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两者有着明显的独立运行逻辑。我们较少看到两者无理性地纠缠在一起。

 【华夏文明是多元起源，这个多元起源并行了两大实践路径：1、文化交流认同先成于族群融合；2、政治利益斗争与文化交流呈现明确的双轨制特征（政治利益斗争的暴力特征与文化交流的和平特征）】。

现存华夏的文明早期历史遗存记录，很多对当下的大部分中国人，都耳熟能详。比如炎黄之战及融合，炎黄与蚩尤的斗争及融合等等，我们身处于习以为常的历史记载中，忽略了一些记载反映出的重要的历史现实的特殊性。如果横向比较一下其他文明发展历史，这些特殊性就显现出来了。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双轨制特征的出现。

政治利益矛盾更多偏向了斗争方式，而文化交流却呈现出明显偏向和平方式。中国人极少因为文化差异而行政治暴力行动，更不会出现以文化信仰为名发动宗教战争。

这直接意味着一个事实：横向比较而言，至少从新石器开始，华夏大地长期呈现出人类最高生产力水平，并以此生产出大量的财富。以这些财富为重要载体，展开的大规模文化交流，才能呈现出长期和平的现象。而和平、持久的文化交流，才能诞生炎黄族的最终融合这种结果。这是一个合理的因果关系链。

华、夏两族能通过漫长的文化交流而融合，能证明他们之间长期和平的关系。而长期和平交流，不仅意味着他们拥有较高的生产力水平，能生产出足够财富满足自我需求并与邻居进行和平交往（因为能够自我产出，所以不需要对外掠夺，因此放弃对外掠夺为主的生存形态，才能形成与邻居长期友好共存，甚至最终融合为一的事实结果。），更意味着这些族群生产生活都处于一种相对稳定性的状态。

如果大家对这段话不太理解。我们可以参考下世界其他地区，当时的社会现实：

“现在被称为希腊的地区，在古时候显然没有定居的人们；相反地。移民运动频频发生，各部落在受到那些比他们更为强大的部落的压迫时，他们总是准备放弃自己的家园...这样他们对于变换居住地点并不在意...凡是土地最肥沃的地方...其主人的更换都是最频繁的...

在早期时代，不论是居住在沿海或是岛屿上的人们，不论他们是希腊人还是非希腊人，由于海上交往更加普遍，他们都在最强有力的人物的领导下热衷于从事海上劫掠...那时候，这种行为完全不被认为是可耻的，反而是值得夸耀的。[33]”

"为了争夺公民、妇女和土地，罗慕露斯和他的继承者几乎永远是和他们的邻人作战的。他们每次回城都要待着从被征服的民族那里得来的战利品；这就是一束束的麦子和畜群，这些战利品会给城市居民带来巨大的欢乐。这就是凯旋的起源：凯旋在后来也正是这座城市所以变得伟大的主要原因

罗马这个城市没有商业，又几乎没有工业，每个人要是想发财致富，除了打劫之外，没有其他办法。[34]"

"罗马初期的国王就是一些强盗头目[35]"

这就是环地中海文明的早期历史现实。他们的文化交流一开始就与暴力手段纠缠不清。商业文明一开始就呈现出仗剑行商（己弱为商，己强成盗）的普遍现象。

不仅如此，在印度次大陆，古雅利安人攻占古印度后，对古印度文化的进行了颠覆性重建。真正的古印度文化早已湮灭在历史中了。

而古罗马与波斯、古埃及之间持久的惨烈斗争，最终演化出一神教诞生并全面驱逐传统多神教的局面。之后一神教之间的斗争，以及一神教的扩张，更是以文化作为了暴力斗争借口（波斯人传统宗教信仰被灭亡，十字军战争，中亚、西域一神教与佛教的斗争，直到今天一神教主导的西方文明还在以民主自由的文化价值观为名发动侵略战争）。文化的交流以及融合，不仅采用暴力的手段，也成为暴力斗争的借口。

 对比以上这些文明早期形态，我们就能明显发现中国这种文化交流与政治博弈双轨制是多么独特。

基本同文化类型的炎黄族之间的斗争，显示政治利益斗争与文化的脱钩，也就是说政治利益的争夺以更纯粹的形式，与文化交流的和平方式产生了明确的脱钩状态。

文化交流的和平方式主基调，必然产生另外一个必然的结果，在该地区主导型文化采取文化和平交流习惯，该地区不同文化类型之间，也处于和平为主基调的对外文化交流模式（在政治利益矛盾没有激化的前提下），这就是满天星斗能产生的根本历史背景。

新中国在全中国大量地区，例如石卯、良渚等发现大量大型居住遗址，证明即便在新石器时期，在同一区域，也具有众多相互相对独立的部落联盟，大型聚居地的出现证明各主要起源地，不同程度进入了农耕，尤其良渚的大型水利设施的发现，可以证明，这些地区，能成为华夏主要起源地，因其相对先进的农耕技术。而农耕占据主导，游牧的迁移性就会相对性减弱。迁移的减少就减少了与周边其他族群直接摩擦的概率。除非农耕族群的土地需求扩张到周边族群控制地域。而农耕的定居性以及耕作需要较为漫长地劳作等待收获的时间，任何天灾人祸都可能让一年的劳动成果毁于一旦。因此他客观形成了对自身定居的长期、稳定、安全的需要。

而农耕+先进水利及耕种技术的广泛应用，能使得最小的土地面积供养相对最大的人群。先进耕作水利技术的应用等于进一步压制了农耕族群扩张速度。因此内部对稳定安全的需求，以及外部扩展速度被先进技术限制，使得在中国广大地域上，早期形成的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存在了长期和平共存的条件。

这个情况与环地中海主要文明起源地比较就能看出来差异。古希腊地区以及中东地理环境不适应大规模农耕，游牧和商业（抢劫）相比农业可能更为发达。这是必然的结果。而北非的古埃及的农耕文化相对中东、欧洲部分发达，但是利用尼罗河的自然洪水泛滥带来的肥沃土地的农业技术，与良渚偌大人工水利设施比较，其技术水平及能力高低立见。

古希腊受地理限制而不得不走商业文明的道路，虽然其自身出产好年景估计也仅能勉强糊口，由于进可攻退可守，使得己弱为商，己强为盗的投机主义模式形成了之后殖民文化先驱。

中东（中亚）地区更加恶劣的地理环境不仅无法大规模农耕，大规模游牧也受到大自然严苛地限制，相对于欧洲部分，更加依赖商业。因此稳定通畅的商路是中东（中亚）族群生存发展的重大利益所在。中东（中亚）地区作为连接欧洲、北非、印度、中国的关键地域呈现出矛盾的现实局面。一面是此地的核心利益是稳定的商路局面；二是战略地位非常关键，商路通天下，财富在此间流通，而因此各个势力不断窥视染指其中，导致该地区各个势力在此不断斗争，呈现此消彼长的局面。这个局面延续至今。而北非的尼罗河由于进入农耕阶段，且有地中海天堑极大程度隔绝了欧洲、中东的殖民者南下，诞生了古埃及文明。但农耕文明的弱侵略扩张性，以及古埃及不发达的农耕技术限制了其在环地中海区域扩张能力。

我们看环地中海文明圈主要地区，一个殖民倾向的商业文明，一个处于百战之地商业通路上的商业文明，一个地理阻挡有效扩张的弱技术能力农耕文明。很明显的结果，他们无法形成华夏文明广大的核心地区，广泛分布的高技术农耕族群共存的相对稳定结构。更因为环地中海文明圈内生了一个殖民文化，自有了一个人类核心大陆（欧亚大陆）关键商路，几个主要地区之间的博弈异常激烈，这使得整个环地中海地区历史上几乎没有出现一个长久和平的局面，或者说，因为博弈激烈，为了实现博弈的胜利，任何领域都不得不加入本地区必然的斗争之中。这就包括文化领域。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地区的古希腊、古埃及、古巴比伦、古罗马等文明早已消失不见了，本地各处的多神教相互竞争的结果是一神教文明诞生并崛起，最终毁灭掉所有本地多神教文化传统。甚至引发不同一神教之间以文化（宗教信仰）为名的惨烈斗争。因此环地中海无法形成华夏地区多族相对较长能和平共处的局面。和而不同对华夏文明早期（孕育期）是被现实规范的结果，而对于地中海文明圈而言，多族群（多元文明）和合共存就是现实实证的不可能。

而印度文明，如果说在雅利安人入侵印度次大陆之前，其文明的未来或许还有很多可能性，但自从雅利安人成功入侵后，并创制了婆罗门－种姓制文明结构后。印度文明就走向了一个必然的路径。

由于印度地区在文明早期，其本土族群就被外来族群彻底击败，其文明的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就不再是内部族群间的融合问题，而是新来者与旧在者争夺政治主导权的漫长的斗争。本土族群过早被战胜，使得本土各个部落在大部分时间无法内生出一个强有力的政治统一体来有效抵御外来者入侵（佛教早期兴盛时期或有希望，但是随即在新一轮外族入侵中彻底失败），雅利安人构建的这个文明结构如此适应外来者的统治，这就导致了更加大量的外来者进入印度，并成功成为新来者。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因此政治的大一统，在印度文明的大部分历史中，是既无必要也无可能。由于入侵者众多，婆罗门－种姓制从文化和社会现实双重层面展开外来者对占领区的持久控制，可以说印度文明（雅利安进入后），政治利益与文化建立是控制者的两手。文化靠入侵者暴力创建，并用来维护暴力入侵。

我们看到早期两大主要文明诞生地区（印度、环地中海）都无法产生华夏文明早期不同农耕部落（联盟）之间长期和合共存的客观环境。因此文化长期和平交流与政治利益短期非和平斗争的并行双轨制，成为华夏文明核心地区特殊性常态，更因此引发了华夏文明独特价值观朝向选择结果。以及以此发生的一系列文化现象和实践结果。

文化交流并融合采取更多和平手段，使得华夏文明不同起源地主动选择了同类型文化（城市、建筑、玉文化，龙文化等，只要被大家公认是先进的，就会被各地积极学习吸纳）。文化的认同（融合）先于政治、族群的合并，政治斗争极少以文化差异为由。是华夏文明早期最特殊的形态。这成为华夏文明最终成型后文明核心形态的源头——华夏多元文化和合共存的起源。

（3）、双轨制所反映的可能历史现实及造成的结果。

文化交流的和合说明合作占据了实践的更多优先选项，农耕生产所产生的利益成为主导性利益来源。不同族群间的斗争基于更为纯粹的利益矛盾。比如炎黄斗争就是文明类同性就很高族群之间的斗争，炎黄融合后作为地区最强大的族群，其与四夷部落文化差异就更大。我们看到不同部落联盟存在不同程度的文化类同性与文化差异性。文化类同性无法避免其斗争，文化差异性也不是斗争的理由。以此合理的解释，各部落联盟之间有过漫长紧密的文化交流时期。一些部落靠先进技术能力快速发展自身的文化方式，会被其他起源地族群崇尚并学习。互相学习彼此先进文化，这尤其在进入半定居的早期农耕部落之间大概率发生。

在华夏大地上，有效进入大规模的农耕生产，形成一系列的现实结果：1水利技术大规模应用，2、大规模定居3农耕技术进步对劳动结果产生重大影响。

水利施工、大规模城建、追求农耕技术进步，会产生巨大的农耕劳动成果，这个成果会将族群更多的关注放在自身能力的建设问题上（生产，建设）。另外族群半定居性减少远距离移动概率，自然减少与其他族群的利益摩擦概率，更为重要的是，农耕族群对这些领域的关注，让组织能力技术能力的大幅提升造成的巨大劳动成果提升，这又反过来刺激对相关能力提升的更多关注。

因此这类进入早期发达农耕族群，在减少与其他族群的摩擦概率的情况下，对其他族群推行的有效先进技术、先进组织能力会自然产生更大的关注。

这应该就是华夏早期各族群文化交流倾向于和平的内在动因（或者说，这是互相促进的结果：加大文化交流，相互汲取更高水平的技术生产能力、组织方法，能生产出更多的粮食等物质财富。巨大财富吸引华夏先民对有利农耕的有关问题的更加关注。关注的扩大形成对农耕生产方式的依赖性的扩大，这又促使农耕民族需要更为稳定的内外关系来保证春种秋收这种长周期的稳定生产生活环境。而这种稳定和平的内外环境又能更好促进各族群之间更好的技术文化交流）。一些农耕族群之间漫长的交流学习历史，最终在一些族群之间形成了具体文化领域的类同化，在一些更紧密交流的族群之间，这个类同化逐渐上升到政治体制甚至意识形态的类同化。农耕能力的高度发展，让族群内部分工加快，更多物资生产出来，当超过本族群必需消耗时，使得不同族群之间交换需求增加。这又促进了文化和平交流的加速。

这个正向循环历史过程应该极其漫长，因为人类应对自然的能力毕竟有限，且不时偶发的族群冲突和天灾会给原始社会以巨大打击，幸幸苦苦几十、甚至几百年，就一夜回到解放前，然后从头再来应该不会罕见。历史一定经过相当复杂的螺旋式上升发展经历。但是也因为这段历史的漫长，其一个结果就是呈现出不同地区类同的重要文化现象。这就才能解释不同起源地类同的礼器，相同的玉文化、龙文化等等现象，这些文化现象的出现，显示一些意识形态理念已经成型，并被相关不同族群崇尚并指导其实践。

随着华夏先民能力的不断提升，劳动成果日益扩大，族群随之扩大，这就导致即便农耕族群也要开始拓展领地，于是不同族群之间摩擦必然不断扩大，农耕族群之间，农耕与游牧为主的族群之间利益摩擦必然日益增大，于是部落联盟与部落间基于利益的持续斗争并存。因为斗争程度的日益扩大，部落联盟逐步代替部落，成为政治主体。

这个漫长的文化交流历史阶段，形成了华夏文明之后强烈专注自身（劳动、建设）能力的特殊习性。更对不同族群之间的共存合作有着坚定的认识。

到大禹之前的大洪水时期，人类整体遭遇到一次漫长的可使人类整体种群灭绝程度的大危机。

正如世界各地早期大洪水传说显示的普遍现象，绝大部分人类族群对此无能为力，纷纷选择躲避逃亡。

历史重任与历史机遇最终落在华夏大地上，当时人类生产力最高的这群人——我们华夏先祖们身上。

[32]《中华古代文明的起源：李学勤说先秦》李学勤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年1月第一版p194

[33]《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修昔底德著 徐松岩等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p1-p3

[34]《罗马盛衰原因论》孟德斯鸠著 婉玲译  商务印书馆2004年p1

[35]《风俗论》伏尔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