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占豪是浙江诸暨人，1933年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里。以唱绍兴戏维持家计的父亲，希望儿子有一些出息，不要像自己一样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何占豪十二岁时，父亲借钱把他送到杭州念书，希望他将来成为一个文化人。没想到新中国成立后，从小热爱音乐的何占豪考进浙江省文工团当了一个演员，后来转入浙江省越剧团乐队，开始学习小提琴。1957年夏天，又考入了上海音乐学院，在管弦系一年级小提琴专业学习。
1958年秋天，新学期开始了。那是一个火红的年代，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迎风飘扬，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上海音乐学院党委向全校师生发出了“解放思想，大胆创作，以优异成绩向国庆1
0周年献礼”的号召。这样一个响亮的口号，在校园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把最好的作品献给祖国，成为师生共同的心愿和朝思暮想的话题。当时，何占豪、俞丽拿、丁芷诺、沈西蒂、张欣、朱英等六位同学，成立了一个“小提琴民族化”的实验小组，目的是在近期创作一批群众欢迎的有浓厚民族风格的小提琴作品，雄心勃勃地要早日结束西洋作品一统小提琴乐章的历史，系领导也要求实验小组鼓足干劲，尽快创作一首较大型的乐曲。
这年的秋末冬初，根据学校的统一安排，管弦系的同学们前往浙江温州农村劳动锻炼，同时进行慰问演出。在开往温州客轮的甲板上，实验小组对创作的选题认真作了讨论，形成了一致意见，要创作一部小提琴协奏曲。但在题材选择上大家争得面红耳赤，尤其是情绪容易激动的何占豪，更是滔滔不绝。最后他们确定了三个选题：一个是为了配合解放台湾的全民皆兵，一个是配合三面红旗的大炼钢铁，还有一个就是何占豪提出的在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的音调基础上创作。因为他在越剧团乐队工作多年，许多熟悉旋律就在他的脑子里。
《梁祝》作曲何占豪（右）、陈钢（左）和演奏者俞丽拿（中）
基本思路形成后，大家一致建议，立即写信向学院党委书记孟波同志汇报此事。信寄走了，大家谁也没有把这太当成一回事，工作、生活、劳动依然依旧。不久，孟波就看到了同学们的信，他认真思考了这三个选题，在“梁祝”上打了勾。他对其他领导说：“何占豪懂越剧，又会拉小提琴，这个选题有希望。”并马上让管弦系党支部书记刘品专程前往温州，向同学们转告他的意见。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孟波在上海滩当学徒时，就参加了抗日救亡歌咏活动，经常求教于音乐家冼星海。1936年，他任《大众歌声》编辑时，传播优秀革命歌曲。在延安时期，他任中共中央党校文艺工作研究室党支部书记。在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校时，孟波分管教务工作，兼任音乐系主任。建国后，他曾任天津市、广州市文化局局长，广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到上海音乐学院担任党委书记前，他在中国音乐家协会担任秘书长。这些经历赋予了他卓越的领导艺术创作的能力，是新中国音乐事业的组织家。
孟波是一个清醒的艺术领导者，他之所以选择越剧《梁祝》这个题材，是认为小提琴的性格较为纤细、柔软，难以表现全民皆兵、大炼钢铁这样一类气势雄壮、轰轰烈烈的情景。越剧《梁祝》本来就是一首委婉动人的爱情奏鸣曲，能够提供的音乐素材非常优美，又有浓郁、醇美的民族风格，适宜小提琴性格化的体现。五年前的1953年，由范瑞娟、袁雪芬主演的越剧《梁祝》，被拍成彩色电影舞台艺术片，周恩来总理亲自把影片带到日内瓦，为出席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各国来宾放映，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孟波同志非常看重的还有一条重要原因，就是何占豪在进音乐学院前，是浙江越剧团乐队的二胡演奏员，接触了大量的越剧音乐，让艺术家写自己最熟悉的东西，是一部优秀作品成功的基础。
一天下午，何占豪收工回到宿舍，管弦系党支部书记刘品同志就出现在他的眼帘。刘品同志他从小参加革命，早年入党，在学生时期就当过党支部书记，曾是总政歌舞团一位长笛演奏家，在上海音乐学院攻读本科。尽管他比何占豪才年长一岁，但革命阅历和艺术造诣却十分成熟，他提出“要使小提琴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就必须走民族化、群众化的道路”，对何占豪他们寄予很大的希望。
在此之前的一次学校周末晚会上，何占豪用小提琴演奏了一首笛子曲《喜相逢》，在校园引起了轩然大波。有的人认为，用西洋乐器演奏中国乐曲，洋不洋、中不中，是在糟蹋高雅艺术，刘品却不这样认为，他赞扬了何占豪的这股闯劲。虽然演出不成功，但刘品鼓励何占豪要为创造中华民族自己的交响音乐，进行大胆的探索。刘品传达了孟波的意见，同意以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为素材创作一部小提琴协奏曲。这个决定使得何占豪他们大吃一惊，在何占豪和其他同学的心中，一心要搞全民皆兵或大炼钢铁的题材，《梁山伯与祝英台》是没有放在重要位置的。
按照孟波的指示，在刘品的热情鼓励下，何占豪和丁芷诺开始讨论乐曲的构思，准备按照“梁祝”故事情节开展，首先全力写好爱情主旋律。何占豪告诉我，创作《梁祝》的最初动因来自于农民。我们下乡给农民们演出时，农民们很热情，但我们拉的贝多芬、巴赫他们根本听不懂，他们看的多是“越剧和沪剧”。何占豪从越剧中获得了灵感，写了一个四重奏版的小梁祝，这就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雏形。
何占豪笑着对我说，最初的“小梁祝”缺乏摄人心魄的动人处，他当时非常苦恼。何占豪想起了越剧名家尹桂芳演出的《红楼梦》，他从尹派那情意绵绵的“妹妹呀”唱腔中提取到了创作素材。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成功后，何占豪专门拜访过尹桂芳，问这样深情的唱腔究竟从何而来？尹桂芳说：“我真爱林黛玉，是情之所致”。毫不夸张地说，尹桂芳的精彩唱腔，成就了《梁祝》深情的主旋律。同时，何占豪采用在浙江越剧团时积累的具有戏曲风格的演奏手法，在小提琴上反复试奏，创作出“梁祝”的爱情主题。比如何占豪写的“同窗三载”小快板主题，这是根据他以前写的越剧折子戏“跑驴”中的一段插曲改编而成的。
越剧《宝玉与黛玉》剧照
实验小组成立时，根据每个人的特长做了分工：何占豪和丁芷诺负责创作，俞丽拿和沈西蒂负责演奏，张欣、朱英负责理论总结。创作这样大型的乐曲，何占豪生平还是第一次，一直有畏难情绪。刘品看出何占豪的顾虑，做了许多思想工作，使何占豪树立了信心。他一鼓作气把越剧《梁祝》十八相送、楼台会等几段唱腔音乐连接起来，用小提琴进行了实验性演奏。这首当时被称作《小梁祝》的乐曲，使得一些到上海音乐学院参观的外国音乐家惊喜不已。这时，文化部党组书记钱俊瑞来上海音乐学院视察工作，孟波向他汇报了实验小组的情况。钱俊瑞听了“梁祝四重奏”后说，外国乐器演奏中国戏曲音调，这是一条新路，希望年轻人继续探索下去。孟波将钱俊瑞的指示向同学们作了传达。使大家到了极大的鼓舞。何占豪觉得创作的道路一下子变得很宽，思维也更活跃了。
何占豪是小提琴专业一年级学生，从未学习过作曲，虽然有一肚子越剧音乐，但素材并不等于作品。对于这一点孟波同志的心里是十分清楚的，他和副院长、作曲家丁善德教授商量。丁善德教授是1928年上海国立音专建校时，与张曙、冼星海等人是第一批学生，后来去巴黎音乐学院深造，曾创作多部在国际上有影响的交响乐作品。丁教授经过认真思考，把作曲系四年级的高才生陈钢介绍给了孟波。
陈钢的父亲陈歌辛是当代著名作曲家。1949年上海刚解放，陈歌辛就送14岁的陈钢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陈钢子承父业，后又师从匈牙利钢琴家瓦拉学习作曲和钢琴。1955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师从于丁善德和苏联音乐专家阿尔扎马诺夫学习作曲与理论。就在决定调用陈钢时，措辞激烈的批评意见传到了院党委和孟波的耳里，陈钢父亲有历史问题，这种人怎么可以参加向国庆献礼的重点创作？在学院党委会上，孟波明确表态：“老子不等于儿子，为什么不能用？”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校园又传出非议，说《梁山伯与祝英台》是才子佳人戏，向国庆10周年献礼怎么能用这种封建的东西？一时各种议论纷纷。
为了使两位学生的创作情绪不受到影响，孟波亲自找何占豪和陈歌辛谈话，告诉他们：“《梁祝》虽是爱情故事，但宣传的并不是封建迷信，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悲剧，是对封建礼教的强烈抗争。我们中国革命的任务之一，就是反对封建主义，推翻封建统治，反封建的主题是进步的。”听了孟波的这番话，两位年轻人坚定了信念。为了保证作品的顺利产出，“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的丁芷诺发扬了风格，自动退出了创作。何占豪说，丁芷诺是我的第一个合作者，至今只要想到她的这一高尚的举动，内心就很不平静。
丁善德教授接受了指导创作《梁祝》的任务。他对陈钢进行了单个教练，逐一讲解各种奏鸣曲的曲式结构，并一次次地审读两位学生喷吐出的每一个乐段，提出具体修改意见。对于其他专家的意见，丁教授帮助两个学生梳理。实际丁善德就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艺术总监。
《梁祝》创作过程照片 / 何占豪(左)、陈钢(中)
1959年2月，何占豪和陈钢开始合作，当时乐曲内容已有初步设想，爱情主题和小快板主题也有了，需要解决的是用什么曲式来概括。在陈钢建议下，他们对乐曲重新进行构思，即把故事内容和西欧传统的奏鸣曲式有机结合起来。既适应中国百姓艺术欣赏的思维习惯，又符合音乐的陈述规律，这样把原来的构思进一步规范化了。何占豪写出旋律后，即用小提琴拉给陈钢听，陈钢提出他的看法和具体的意见。经过讨论确定下来后，陈钢根据旋律写出钢琴伴奏，然后再去请丁善德教授进行指导。陈钢的音乐感觉非常灵敏，每听完一段都会引起他的共鸣。何占豪从他的意见中得到了很多启发，写得更加完美起来了。在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创作中，何占豪把戏曲那富有民族特色的紧拉慢唱手法融入其中，不但使老百姓听起来更觉亲切，而且使得整首协奏曲更加具有中国的民族特色。，何占豪说，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乐曲由我们两人共同构思的，旋律主要由我写作，乐队由陈钢执笔配器。
在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最初一稿中，写了相爱、抗婚、投坟这几个段落，尾声是投坟之后第一主题“怀念”的再现。孟波在审读初稿后，把何占豪和陈钢请到办公室，他否定了这样的结束处理，认为怀念是必要的，但不要给人压抑的感觉，音乐一定要有传神的力量。孟波建议尾声增加一段“化蝶”，这即是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又是对封建势力强烈的反抗。他向两位学生讲述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创作原则，把两位学生引向了更高的艺术境界。
1959年，丁善德（左一）、何占豪（左二）、陈钢（右二）、孟波（右一）一起讨论《梁祝》的创作
孟波深深知道，向国庆10周年献礼的作品，绝对不可能是校内的自娱自乐。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要走向社会，首先上海这座大城市能否接纳。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环境，《梁祝》协奏曲刚定稿，他就组织小提琴和钢琴两种乐器试奏了一遍，然后把录音带送给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石西民，征求领导的意见。石部长听完录音后很高兴，对作品给予了很好的评价。
1959年5月4日，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在上海音学院礼堂举行了首次试演，何占豪担任小提琴独奏，陈钢担任钢琴伴奏。1959年5月27日下午，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在兰心大戏院正式演出，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的全体同学参加，俞丽拿担任小提琴独奏，学生乐队协奏，樊承武担任指挥。一部作者都是在校大学生的民族化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演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左起：俞丽拿、沈西蒂、丁芷诺、何占豪、孟波、贺绿汀、丁善德)
何占豪豪迈地说，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是对中国音乐语言的一次很好的表现，反映了一代人振兴民族音乐、攀登世界音乐高峰的强烈愿望，凝聚了当年领导、老师和实验小组同学的许多心血。虽然我当年被认为是上海音乐学院小提琴民族化的代表人物，又是《梁祝》协奏曲的创意者、爱情主题及其他旋律的主要创作者，但不要忘记当年实验小组为小提琴民族化而奋斗的历史。《梁祝》虽然是我和陈钢的创作，但它的旋律取自于民间，来自于越剧，这是许多琴师、民间艺人共同的智慧结晶，是中国戏曲界、中国音乐界几代人的劳动成果。
“天乃蝶之家，地乃蝶之灵，云乃蝶之裳，花乃蝶之魂，但为君之故，翩翩舞到今。
钟冶平，大学本科，国家一级导演，越剧史学家，《影像越剧馆》CEO。他执导的电视剧、大型综艺晚会和纪录片，多次荣获国家级大奖。对越剧的突出贡献是：1996年起，在浙江电视台《百花戏苑》栏目中任导演、制片人，连续三次荣获“中国电视文艺星光奖”。2005年，在30集电视剧《飞花如蝶》中任制片人，该剧荣获“浙江电视剧政府奖·牡丹奖·一等奖”。2000年至2006年，在历经六年创作的10集纪录片《百年越剧》中任总导演。该节目荣获“中国广播电视大奖·广播电视节目奖（第20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纪录片奖·一等奖”、“优秀导演奖”、“优秀摄影奖”；2006年度浙江省广播电视文艺奖·文艺专题一等奖；2006年度浙江省新闻奖·一等奖。2009年，创意制作生产龙泉青瓷《百年越剧·梅花瓶》，被北京人民大会堂收藏。2010年，出版百年越剧文集《万紫千红总是春》。2010年，在10集纪录片《舞台姐妹》（第一系列）中任总导演。2012年，在10集纪录片《舞台姐妹》（第二系列）中任总导演。2013年，在12集纪录片《浙江戏曲名人》中担任总导演。
本文由钟冶平老师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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