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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行知
　　汪达之
　　当年新安旅行团在武汉合影
　　新中国成立之际，新安旅行团在上海
　　抗战时期，一批少年儿童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行程达数万里，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个著名少儿文艺团体，以自己的勇敢顽强，创造了一个时代传奇,被誉为“中华民族的小号手”。
　　到风浪中经受锻炼
　　1933年秋，江苏淮安新安小学的七名学生组成一个儿童旅行团,决心到民族解放斗争的风浪中经受锻炼，增长才智。
　　孩子们旅行了54天。在上海停留时，他们走访棚户区，目睹了工人的贫困生活;与报童一起上街卖报，看到了租界里巡捕的耀武扬威;赴吴淞凭吊淞沪抗战战场，了解了侵华日军发动“一·二八”事变后，担负卫戍任务的第十九路军在民众支援下，浴血奋战一个多月，连续挫败日军，使其三易主将、数次增兵、死伤逾万，不禁勇气倍增。
　　通过实践，孩子们对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所提倡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有了深切的感悟。此次旅行震动了我国教育界，各地报刊纷纷予以报道。
　　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经过研究认为，在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下，如果公开成立抗日宣传团体肯定会遭到各种阻挠，而采用“旅行团”的名义，组织少年儿童到各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于是，决定帮助筹建以新安小学学生为主体的少儿文艺团体——新安旅行团(简称新旅)。陶行知不仅对此积极支持，还给淮安新安小学校长汪达之写信说：“你要我估一估儿童旅行团的价值，这是新时代的无价宝，姑且定它万万万万万金元吧。这样伟大的宝藏，世界上谁也没有，却为新安所得……”
　　新安旅行团在筹建过程中，不但得到了党组织的直接关心，也得到了一些知名人士的全力配合。
　　毅然离开家乡
　　1935年10月10日，新安旅行团第一批团员共14人，每人一身单衣、一双草鞋、一把雨伞和一只行李袋，他们打着三角蓝色的团旗，带着一套电影放映设备、几部黑白无声抗日影片和数十张抗日救亡歌曲唱片，在群众的欢送下从淮安出发。孩子们都曾宣誓：“志愿参加本团生活，誓以忠诚谋团体生活发展，为‘生活教育’努力，为民族生存奋斗!”除了担任顾问并带队的汪达之(后来成为中共党员)，团员均为10余岁的少年，如12岁的曾兆寿、13岁的曹维东、14岁的张早、16的程昌林等。从此，这些孩子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克服各种困难，深入工厂、农村、学校、码头，积极宣传抗日救亡，动员民众团结御敌。
　　1936年5月，新安旅行团来到上海。经过党组织的安排，孩子们在一些著名学者和艺术家的指导下，接受了比较全面的文艺培训。在上课时，洪深、张庚讲戏剧与导演;艾思奇讲哲学;孙冶方、骆耕漠讲政治经济学和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过程;冼星海、吕骥、孟波、麦新等讲声乐、音乐。冼星海当年的作品如《救国军歌》等，都是经过新安旅行团先行试唱、教唱后，才修改、发表的。据新安旅行团团员曹维东后来回忆：著名电影导演蔡楚生曾请孩子们观看抗日电影，“咱们都被吸引住了”;蔡楚生编导电影《小五义》时，特意在新安旅行团挑选小演员，“挑我当主演，可我不争气，说江北话，别人听不懂，只能当第二主演”。那时，上海联华影业公司正筹拍集锦影片《联华交响曲》，其由八部短片组成，蔡楚生编导的《小五义》是最后一部，情节大致是：嗜酒的老李得知女儿失踪，断定是住在东面的恶棍所为，因而同赴乡公所论理。不料，乡长受贿袒护恶棍，老李敢怒不敢言，但他的四个孩子不肯屈服，最终联合一批小伙伴设法抢回妹妹，并绑起恶棍推入河中。该片具有呼吁共同抵抗外敌的寓意，新安旅行团团员的参与使之更为生动。
　　新安旅行团在上海期间，除了认真学习之外，还曾去工厂、学校搞抗日救亡歌咏活动，参加“九·一八”游行示威，到南京路散发传单，并成为鲁迅先生出殡时的挽歌队。团员曹维东、张早、左林则参加了上海妇女儿童绥远前线慰劳团，赴绥远(今属内蒙古自治区)慰问抗日将士。
　　随后，新安旅行团辗转各地开展活动。至1938年春，团员徐志贯、张牧等成为中共党员，于是在这个少儿文艺团体建立了党支部。
　　周恩来给予亲切关怀
　　1938年5月下旬，新安旅行团抵达西安，这里距离延安已不太远，孩子们都渴望前往革命圣地。“你们在国民党统治的广大地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尤其是在西北这么闭塞和落后的地区，普及抗日宣传，留下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这是你们今后继续在国民党统治区宣传抗日的有利条件。”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党代表林伯渠说，“关于你们的去向，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早就考虑过了，他从我们民族的抗日全局出发作出了要你们尽快到武汉去的指示。周恩来同志还要我转告你们，要学会在统一战线形势下进行合法工作的方式方法，把国民党地区的抗日宣传工作坚持下去，可以把延安作为新旅的秘密后方，你们派些人去学习，学好了还回新旅工作，全团就不要去延安了。”
　　6月底，新安旅行团进入抗战重镇武汉。那时,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背景下，武汉会战正在激烈地进行。
　　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曾抽空接见新安旅行团顾问汪达之和党支部书记、总干事徐志贯。“家乡出了你们这个抗日的儿童团体，我很高兴!”他微笑着对两人说，“你们跑了半个中国，走了两万里路，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号。现在抗战已经一周年，要争取最后胜利，你们还要努力工作，希望你们立即投身保卫大武汉的运动!”
　　以“保卫大武汉”为口号的武汉会战，主要在武汉外围展开：日军前后投入的兵力达35万余人，中国参战的部队达130个师;它是抗战时期投入兵力最多、战线最长、时间最久、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也是中国军队歼灭日军人数最多的一次战役，使日军“速战速决”的美梦被彻底粉碎，抗战开始进入相持阶段。新安旅行团曾以文艺为武器，不分昼夜地在各个场合进行演出，激励当地军民同仇敌忾，更加英勇地抗击侵略者。
　　10月10日，新安旅行团举行建团三周年茶会，邀请田汉、陶行知等参加。陶行知当场朗诵自己写的一首诗：“人从武汉散，他在武汉干;一群小好汉，保卫大武汉。”邓颖超也抽空赶来，对大家说：“周恩来同志本来也是要来参加你们的茶会的，但他临时有事来不成了，委托我来参加你们的纪念活动。我热烈祝贺你们三年艰苦奋斗取得的成就……”
　　1939年春，周恩来途经桂林，特意徒步去探视正在当地演出的全体新安旅行团团员，听取他们的工作汇报，并指示大家抓住时机壮大队伍、扩大工作面。在他的鼓励下，新安旅行团公开招考新团员，使该团扩充至百余人;而且，还按照不同的工作对象，分别组织了“伤兵之友队”“儿童工作队”“农村工作队”“工厂工作队”“艺术工作队”等，积极开展多方面的宣传。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当局准备对新安旅行团下手。在这危急关头，周恩来立即指示将该团安全转移到苏北抗日根据地。
　　活跃于抗日根据地
　　1942年初，新安旅行团所有团员都已分批经湛江、香港、上海抵达苏北，大家在盐城会合。此前，在盐城出版的《江淮日报》(1941年6月8日)曾发表《苦斗六年的新安旅行团》，详细介绍其重视学习的情况：“每天晚上会召开生活会，检讨一天工作学习，计划明天。学习方面保持半天学习制度……新安旅行团采用集体研究的教育方式，经常举行辩论会，列出正反两方面的理由，分组讨论使学习深入。请名人演讲，并教授各方面生活常识。每个团员的见识都远超平常的儿童。”
　　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政委刘少奇曾接见全体新安旅行团团员，并把“组织十万儿童”的重任交给他们。在新四军军部和苏北区党委领导下，新安旅行团继续编排了不少文艺节目，演出时深受欢迎;他们还编辑多种少儿刊物，由孩子们独立组成的编辑委员会，先后出版《儿童生活》《儿童画报》《华中少年》《少年画报》《每月新歌》等，陈毅曾为最早创办的《儿童生活》杂志题词：“抗战事业应该让儿童参加，新四军愿做儿童们的良友。”
　　有一天，新安旅行团正在排练舞剧《春之消息》，一位年轻的部队首长走了进来。大家马上认出，这是时任新四军第三师副师长、苏北军区副司令员的张爱萍，纷纷拥上去与他握手。张爱萍在江西瑞金担任过共青团苏区中央局秘书长和少年先锋队总队长，他对新安旅行团的小战士特别喜爱，曾利用指挥战斗的间隙写了《苏维埃儿童团的故事》供《儿童生活》杂志连载;此次，他是发挥自己特长，专程来为大家摄影。“来来来，大家来照相。”张爱萍话音刚落，大家都兴奋起来，随着连续的“咔嚓”声，小战士们的英姿一一摄入了镜头。
　　没过多久，新安旅行团在开展大量艰苦工作的基础上，设立了盐阜区儿童团总部，并在各县建起儿童团分部，具体指导各区、乡、村儿童团的工作。到1944年冬，苏北已有十八万儿童加入了抗日斗争行列。
　　踏上新的征程
　　抗战胜利后，新安旅行团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汇报工作情况，表示将在党领导下为建设新中国继续奋斗。1946年5月20日，毛主席亲笔复信：“新安旅行团全体同志：来信收到，极为感谢!祝你们努力工作，继续前进，争取民主中国的胜利。”
　　1946年9月,新安旅行团随中国人民解放军踏上新的征程;1949年5月,又随部队南下，跨过长江，解放上海。在入城仪式上，团员们打着腰鼓，意气风发地行进在南京路上。不久，新安旅行团更名华东新旅歌舞剧团。建国初期，新旅歌舞剧团和其他文艺团体合并为华东人民艺术剧院今上海歌剧院前身。
　　不少原为新安旅行团团员的文艺界知名人士，每当回想起这个少儿文艺团体在抗战烽火中走千山、跨万水，以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心情都会非常激动。例如，担任过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美术学院院长的肖峰,曾怀着深情说：“我参加了新安旅行团，和父老乡亲、部队战士共同生活、共同战斗。这种鱼水深情始终激励我创作的情怀”;担任过上海歌剧院党总支书记、副院长的陈强,成功导演了歌剧《王贵与李香香》《小二黑结婚》《洪湖赤卫队》《沙家浜》等,他曾感慨：“这一身本事都是在‘新旅’学会的。”
责任编辑：徐为 最后更新：2019-06-20 09:5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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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快报讯（记者 王凡 张垚仟）作家圈中，有这样一种声音：" 一个作家，本土题材写来写去写不出名堂，出不了大作品。" 而作为最基层的 " 在地作家 "，于兆文以古城淮安作地域背景，接连用一部部作品对此予以了反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 " 淮安英雄史诗三部曲 "《天路淮军》《大胡庄 · 1941》《新安旅行团》。
△ 1946 年 4 月，新安旅行团苏北分团全体团员在淮阴驻地合影
近日，由江苏省作协、淮安市委宣传部、淮安区委区政府举办的长篇报告文学《新安旅行团》研讨会上，省作协副主席、评论家汪政将于兆文的创作总结为 " 于兆文现象 "，赞赏他 " 本土题材，全国影响；基层作家，破土成长 "。他同时例举了宜兴作家徐风、江阴作家庞培、海安作家夏坚勇、兴化作家庞余亮等人的佳作频出，提醒着评论界对 " 在地写作 " 的珍视。
由淮安出发，于兆文脚踏大地，追寻着一段又一段历史。" 我所接手的重大题材所反映的历史，太厚重了，厚重得足以让你一次次地仰望星空，一次次热泪盈眶。"
一部全景式、整体性还原 " 新旅 " 的作品
1935 年 10 月 10 日，淮安新安小学的 14 名学生，在校长汪达之先生的带领下，组成 " 新安旅行团 "，走上了抗日救亡的革命道路。历经 17 年，走遍全国 22 个省市，行程 5 万余里。于兆文 40 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新安旅行团》全景式还原了 " 新旅 " 这段光辉历程，该书近日由江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并被列为 2022 年江苏省重大题材文艺创作重点跟踪项目。
新旅题材的作品近年来已出版了多部，如何写出新意？做功课时，于兆文发现，此前出版的同题材作品，一部分是新旅老团员的回忆录，大多囿于个人零散的、碎片化的视角；还有一部分是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以区域性、阶段性的作品为主，有分量的作品廖廖无几。所以他将自己的创作方向和出发点定为以非虚构的方式、史诗性的框架，来写一部置放于时代大背景中的全景式、整体性还原新旅历史的、有一定分量的作品。
如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丁帆所评价的那样，教育家陶行知、汪达之的伟大精神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随着作品的出版，作者也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江淮大地上。
明确了创作目标，于兆文进行了大量田野调查。卷帙浩繁、史料芜杂，要从中理出头绪、架构思路，精力耗费之大前所未有。于兆文一人封闭在创作基地，通宵达旦地投入其中，10 万多字的读书笔记浸透着无数的心血汗水。进行深入采访时，大部分新旅团员都已作古，健在的也已步入耄耋之年，沟通交流的难度很大，疫情期间电话中一次聊上半天是常有的事情。
一些事件细节的出入，需要他一次次地求证。譬如，周恩来说过一句话：" 家乡出了你们这支抗日儿童文艺团体，我很高兴。" 到底是在哪里说的？有人认为根据新旅团员的回忆录，应该是在桂林新旅行驻地接见新旅全体成员时。但于兆文经过各方考证，发现这话是在新旅刚到达武汉时，周恩来百忙之中抽空与汪达之等人见面时说的。
创作中，于兆文注重用文学的笔法来刻画人物，校长汪达之的形象在他的笔下栩栩如生。书中写了汪达之为了新安的孩子们硬着头皮借钱的经历；写了他因贫苦而丧失的爱情；也写了他为了 " 新旅 "，将贫病交加的母亲托付给他人的痛苦。于兆文还注重用情感的描述来还原细节，譬如孩子们出发时跪别父母的 " 忠孝难两全
"，团员们在饥寒交迫中接到陶行知先生来信鼓励时的振奋，还有父亲被日军飞机炸死、母亲远走他乡，孤儿赵恺求学晓庄的经历 …… 这些章节读来让人不禁落泪，于兆文也常常是含着眼泪在写作。
于兆文认为，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一定是文学性、思想性、艺术性统一的作品，" 不是资料的堆积，不是流水账，不是白开水，不是新闻通讯，一定要有生动的细节描写，一定要注入自己的情感和思想，这样才能做到质文互映、水到渠成。"
还原历史真相，是报告文学写作的灵魂
70 后于兆文其实是一位写作的 " 多面手 "。自从 16 岁因热爱阅读，走上写作道路，他写诗歌，写散文，也写小说。后来，于兆文曾在一所高中担任副校长、副书记，负责学校的宣传工作，因而写了大量的纪实文学、报告文学，作品多次在全国获奖，他渐渐地爱上了这个文体。
于兆文的报告文学作品有一种共性——忠实于历史、还原历史真相、对很多史实进行了 " 抢救式 " 挖掘。在他看来，这是报告文学写作的灵魂，" 就如汪政老师所说，对纪实对象的尊重，是非虚构作家、纪实文学、报告文学作家基本的道德伦理。"
" 既然是非虚构，必须以一种严肃的态度去写作，不是畸轻畸重，不是掐头去尾，不是新闻特写，不是撷取片段，不能道听途说，更不能不负责任地随意虚构。" 这一点，在于兆文的 " 淮安英雄史诗三部曲 " 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半个世纪前，八百余名淮安籍老兵前往新疆，在海拔三千米的地方修筑了一条全长 561 公里的公路，打通了连接南北疆的通道，然而这段历史却一度不为人所知。于兆文寻访了 150 余名老兵，在《天路淮军》中还原了那段被遗忘的岁月。" 淮军的主人公们现在都已七八十岁了，他们的那段历史从没有人走近，如果再过五年或十年，这段历史将永久地湮没在尘世中。" 于兆文说。
1941 年的大胡庄战斗中，共有 82 名烈士殉国，但当初的烈士纪念碑上只有两三个人的名字；时代久远，各种回忆口口相传，缺少有力的证据支撑，但于兆文追根溯源，《大胡庄 · 1941》首次以长篇纪实小说的形式还原了根据地人民抗争觉醒和大胡庄战斗的始末过程，将一段尘封 80 年的革命历史公诸于世，填补了抗战史的一段空白。
△毛泽东主席亲笔信
《新安旅行团》更是如此，基于史料的考据功力，于兆文首次提出了新安旅行团创造的十四个全国第一：中国第一个儿童自动旅行团，中国第一个流动电影放映队，中国第一所民众的抗战大学，中国第一件人造卫星瞄准具，中国第一部大型民族舞剧《宝莲灯》，中国第一代反潜攻击型核潜艇的设计研制 …… 他还整理出一份迄今为止国内最为完整的新安旅行团团员名单，其中的艰辛和努力可见一斑。
诚如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晖所说，报告文学不能是史料的堆积，很重要的一点，是在回溯历史、还原历史的时候，一定要跟当下现实进行勾连、回应、对比，否则，就只是历史档案的复制品。在创作中，于兆文特别强调发掘历史事件对当下的现实意义。
在《新安旅行团》的最后一章节《永远在路上》中，于兆文系统性总结出新旅光荣传统的核心要义的四个方面：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顽强的英雄主义精神、崇高的集体主义精神、辉煌的创造主义精神。这是关于新旅薪火传承、精神永续的总结。于兆文表示，他希望将当年的新安旅行团精神价值，延续到现在的新安小学的师生身上，延续到新旅的发祥地淮安，"
最终希望读者们看了这部作品，让精神走向全国，让新旅的精神基因永续，让新旅的精神世代永传。"
" 含着泪、拼着命 " 地写作
不止一位好友说过，于兆文是 " 拼着命 " 在写作。他曾因长时间在新疆考察、拜访，半月板损伤、骨髓积水，两条腿一度不能正常行走；也曾在创作时血压陡升，心脏出现严重问题，医生劝他必须静养休息。
是什么支撑着他？于兆文说，这是一个作家的使命担当和责任所在。
写《天路淮军》采访淮军老兵时，老兵哭着说，于兆文哭着记，老兵们说，" 真的是把人间所有的苦都吃尽了 "，他们拉着于兆文的手，发自肺腑地述说对他作品的期待；写《大胡庄 · 1941》时，当于兆文在伪军大队长供述卷宗档案中，首次发现战斗结束后有 17
个重伤战士被日伪军俘虏，但他们在牢房里宁可绝食也不投降，最后喊着口号集体就义，他深受震撼；写《新安旅行团》，时间紧、任务重，但他认为向一段光荣的岁月致敬，是自己的责任所在，" 让生活在这片热土上的我，懂得了什么叫信仰的力量，什么叫精神的光芒。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我吃这点苦又算什么呢 "。
正因为感怀于淮安革命先辈信仰和精神的力量，于兆文 " 义务劳动 " 般地完成了 " 三部曲 "。据介绍，于兆文的三本书（包括《天路淮军》修订再版）一共将近 150 万字，是政府立项项目，但除了出版寻访费用，他没有和政府要一分钱补助。有人不理解，说他傻，但于兆文表示，他根本不忍心提钱的事，提了便感到惭愧。
" 当你想起把最美的年华奉献给天山公路的工程兵战士，他们有的人真的是献了青春，献儿孙；想起那些把热血洒在淮安大地的 82 个烈士，许多人连个名字都没有；想起一路前行的、幼小的、羸弱的，一只包、一把雨伞、一条工装裤，筚路蓝缕走向全国的新旅团员们。你还能说什么？"
报告文学写作的道路确实不轻松，但对于兆文而言，这也是一个成就自身的过程。他说，作为一个最基层的 " 在地作家 "，既要仰望星空，也要脚踏大地。所谓 " 星空 "，就是有梦想和追求，有诗和远方，有扬名立万的抱负和理想，" 但是一切都要脚踏实地，立于本土，一步一个脚印去行走，去付出，去探索，方能成就自己 "。
有人劝于兆文，" 三部曲 " 写完可以歇一下了，但他放不下笔，" 淮安确实是重大题材的富矿，作为一个‘在地作家’，应当不用扬鞭自奋蹄。" 于兆文告诉记者，最近又有一个以淮安为背景的重大抗战题材的写作交给了他，他准备明年初投入寻访、创作。
于兆文
1971 年出生于江苏淮安。江苏省作协重大题材文学作品创作工程项目签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淮安市政协委员，淮安市淮安区作家协会主席。出版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等 10 余部文学专著，代表作有淮安 " 英雄史诗三部曲 "：长篇报告文学《天路淮军》、长篇纪实小说《大胡庄 ·
1941》、长篇报告文学《新安旅行团》等。《天路淮军》荣获第四届 " 江苏报告文学奖 " 金奖，并入围第八届 " 鲁迅文学奖 " 评审。曾获第三届 " 吴承恩长篇小说奖 "，首届 " 淮安文化奖 "，第一届、第二届 " 袁鹰文学奖 " 等。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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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6/19 22:58 作者：童棹凡 柏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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