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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苏区教育，苏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当时根据地政权采取苏维埃（即代表会议）形式，叫苏维埃政府，根据地简称苏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为了挽救中国革命，缔造了红军，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当时各革命根据地都处在偏僻的山区或边界地区，加之国民党军队对它进行严密封锁，反复“围剿”，广大军民处于频繁作战的环境里，进行教育工作的条件十分困难。但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仍把搞好教育工作，看作是争取战争胜利与苏维埃工作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不仅保证工农群众有享受教育的权利，满足群众在政治经济上翻身后对文化的要求，而且还制订了正确的教育方针和一套适合苏区实际的政策、措施，充分发挥了群众办学校、学文化的积极性，使苏区的教育事业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取得显著的成绩。
苏维埃教育的总方针和政策1931年11月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在进行国内革命战争所能做到的范围内，应开始施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首先应在青年劳动群众中施行并保障青年劳动群众的一切权利，积极地引导他们参加政治和文化的革命生活，以发展新的社会力量。”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苏区根据这一方针，彻底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建立了服务于战争、结合生产、适应群众需要的新的教育制度。
军队教育和干部教育红军大学歌唱队随着战争和根据地的发展，为了培养造就大批军事干部和建设人才，苏区十分重视军队教育和干部教育。
红军士兵教育和红军干部教育是苏区教育建设中最先着手进行的，办得最早，积累的经验也丰富。毛泽东倡导的10余条教授法，就是为部队政治训练提出来的，后来推广到一般学校。军事学校、最初多是随军性质的教导队或训练班，1931年建立中央根据地后，才建立起一些比较固定的学校，如红军大学、红军步兵学校、红军特科学校、游击队干部学校、红色医务学校等等。教学内容除政治教育、军事教育外，文化学习也受重视，在教员缺、学习条件差的情况下，以能者为师、互教互学等方法，克服种种困难，取得很大成绩。
苏区举办了多种干部学校。如有培养苏维埃政府干部的苏维埃大学，设本科和预科，招收能看懂普通文件、有半年以上工作经验并积极参加革命斗争的干部入学，课程包括苏维埃工作的理论、实际问题和实习三项。有培养党的干部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分设高级班和初级班，课程有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党的建设、工人运动以及文化课。有培养农业建设干部的中央农业学校，分设本科、预科及教员研究班，学生以实习为中心，学习农业知识，教员通过科学实验，具体地研究苏区的农业。有专门培养俱乐部、剧社、剧团干部及文艺骨干力量的高尔基戏剧学校。有培养文化教员和教育干部的高级师范学校、初级师范学校和短期师范学校。干部教育除办各种学校外，还重视在职学习，如普遍开设训练班，对党员、干部进行政治常识、党的建设、苏维埃建设的教育，不识字的，必须参加识字班，每天至少记5个生字。
对青年人成年人的教育为了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和群众的要求，党和苏维埃政府大力发展社会教育，组织青年人成年人参加学习。苏区教育注意解决学习与生产的矛盾，农民白天忙夜间闲，就组织他们上夜校，参加识字班。妇女家务多，下田多，就组织她们办家庭训练班、田间识字组。在教学内容上力求适合群众的需要，需要什么就教什么。如识字先教常见常用的字，教读报、写字、打算盘，使之学了就能用。此外，还广泛举办识字牌（钉在路旁屋壁上，牌上绘图写字）、墙报，开展俱乐部和戏剧等群众性文化活动。
为了发动广大群众自己组织起来消灭文盲，还成立了“消灭文盲协会”，动员有文化的会员积极参加宣传和教学工作。当时群众参加各种形式的教育组织和文化活动，非常踊跃，据毛泽东在1933年11月写的“长冈乡调查”所记：一个乡中有夜校9所，每校平均约学生32人。又据1934年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江西、福建、粤赣三省的统计，有补习夜校6462所，学生94517人，识字组(只算江西、粤赣两省)32388组，组员155371人。特别是妇女的学习要求尤为迫切。例如兴国夜校学生15740人中，妇女10752人，占69％；识字组组员22519人中，妇女13519人，占60％。
儿童教育为了培养革命新后代，党和苏维埃政府一向重视发展小学教育。1934年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小学校制度暂行条例》规定：“小学教育的目的，要对一切儿童，不分性别与成分差别，皆施以免费的义务教育。但目前国内的战争环境中，首先应该保证劳动工农的子弟得受免费的义务教育。”小学修业年限5年，分前后期，前期3年后期2年，统一叫列宁初小、列宁高小。小学划分学区，一学区内的学生距学校至多不超过3 里。课程，前期设国语、算术、游艺（唱歌、运动、手工、图画），国语课包含乡土地理、革命历史、自然和政治常识；后期设国语、社会常识、科学常识、算术、游艺（唱歌、图画、游戏、体育）。课外教学还有劳动实习、社会工作。
为适应农村的情况，小学设全日班、半日班，农事大忙时放农忙假。在小学教学中，特别强调三项原则，必须与政治斗争联系，必须和生产劳动联系，必须发展儿童的创造性，使学生有能思想的头脑，有能劳动的双手，有对于劳动的坚强的意志。在课时安排上每周有6～8小时的劳动实习课，组织学生参加学校儿童园地（农村学校普遍建有这种园地，作为劳动实习场所）劳动或帮助群众春耕、秋收、收集肥料。
苏区儿童都组织在儿童团内。列宁小学是儿童团的大本营。儿童团经常做些有利于革命的活动，如站岗放哨、慰劳红军，帮助红军家属砍柴、挑水、积肥等，使儿童受到教育，又丰富了生活。
当时苏区小学教育的发展是前所未有的。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中列举了长冈乡的小学教育情况。全乡4个村，每村都有1所列宁小学，均分甲、乙、丙3班。学生共计187人，占学龄儿童总数的65％。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大会的报告中列举了江西、福建、粤赣三省的统计：在2932个乡中，有列宁小学3052所，学生89710人，学龄儿童多数进入了小学。例如兴国学龄儿童总数20969人，入学的12806人，占学龄儿童总数的60％，入学率比国民党统治区高得多。
苏区教育事业的领导与管理为了加强教育事业的领导，苏维埃中央、省、县、区都成立了教育部，乡苏维埃有专人分管教育工作。各级教育行政部门都有比较健全的巡视、报告制度。同时，还逐级建立了教育委员会，由群众团体代表和文化界、教育界有经验的同志组成，协助教育行政部门进行工作。
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为加强管理，还制订了一些条例和办法。1934年由部颁发的《苏维埃教育法规》就辑有各类法规24种之多，计有教育行政部门2种，各级各类学校的11种，社会教育的7种，教员学生的3种，其他1种。这些《法规》，均规定了明确的任务、要求、措施和办法。
教师队伍的建设当时苏区教师人才很缺乏，党和苏维埃政府主要从两方面解决师资问题。一是通过各种形式的师范学校来培养自己的工农知识分子。办得早的地区如闽西龙岩县，1930年就开办列宁师范暑期学校，训练小学教员。其后各地都陆续创办。1932年6月，中央人民委员会决定成立中央高级列宁师范学校，并委任教育部代理部长徐特立为校长。按师范章程的规定：①高级师范学校的任务“培养目前实际上急需的初级及短期师范学校教员、训练班教员及社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高级干部”，修业期限一年。②初级师范学校“以养成能用新的方法从事实际的儿童教育及社会教育的干部为任务”，修业期限六个月。③短期师范学校“以迅速培养教育干部及小学教员为任务”，修业时间三个月。④小学教员训练班“以只在寒假暑假期间开办为原则，专收现任或将任列宁小学教员者为学生”。四类师范互相衔接，形成完整的师范教育体系，为教育战线培养了大批教员和教育干部，对苏区教育作出了很大贡献。二是团结利用旧有的知识分子。针对当时对知识分子曾有过排斥的左倾错误，1934年，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为了造就革命的知识分子，为了发展文化教育，利用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为苏维埃服务，这是苏维埃文化政策中不能忽视的一点。”苏区政府为贯彻执行党对知识分子政策，关心教员的工作、生活和福利，还专门颁布了《小学教员优待条例》，规定小学教员的生活费、帮助小学教员耕田、减纳土地税、教员有疾病到医院医治不取诊断费和药费，均与苏维埃工作人员同等待遇。并且规定小学教员每半年给奖一次。为了团结教员、研究教学、改善生活、实行互助，1934年2月，经教育人民委员部批准成立红色教员联合会。凡现任小学的教员、校长，积极发展苏维埃小学教育的，都可以加入红色教员联合会为会员。通过上述一系列的工作，苏区教师队伍不断得到发展、巩固、壮大。
教材的建设红军战士学文化用的《工农读本》在发展教育事业中，苏维埃政府十分重视教材建设。中央和省级教育部门设有编审机构，专门负责教材编审工作，在当时印刷、纸张极为困难的条件下，编辑出版了一批军队、干部、农民、儿童的课本，主要有政治课本、多种专业课本、文化识字课本。苏区教材的特点，一是紧密联系革命战争、阶级斗争和苏区建设的实际；一是体裁形式多样，内容深入浅出。例如农民文化教材《工农兵三字经》，就是用群众喜爱的形式，叙述革命前的苦难，号召人们起来革命，通俗易懂，容易背诵，如：“天地间 人最灵 创造者 工农兵 男和女 总是人 一不平 大家鸣”。
苏区教育事业的兴起，以及它的改革和创新，为中国无产阶级的教育开辟了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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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征这部波澜壮阔的英雄史诗中，荆楚儿女付出了巨大牺牲，谱写了悲壮而绚丽的篇章。从大别山区的黄麻起义到荆江两岸的年关暴动，再到秦巴山区的农民起义……土地革命时期，红色革命的熊熊烈火从鄂东烧到鄂西、鄂北，革命根据地相继建立，在这片土地上深深烙下红色印记。在之后的长征中，诞生于湖北的红四方面军、红二军团以及重建于此的红二十五军三支部队相继踏上征程，一路播下红军火种。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率先到达陕甘苏区，被毛泽东誉为“中央红军之向导”。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8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寻访红军足迹、传承长征精神，依然能被先烈们的革命精神所感动。就是要跟红军走79岁的麻城市民政局退休干部史瑞林，至今难忘40多年前寻访烈士程再当事迹时，听到的那一首首令人动容的歌谣。1931年，程再当的妻子张怀玉等7位年轻妇女一起动员各自的丈夫参加红军，又一起天天盼望丈夫得胜归家，盼了20多年，同时盼来一纸烈士证明书。从“一针一线做双鞋，好让亲人身边带；安心打仗不思家，打完胜仗早回来”唱到“莫胡思，莫乱想，赶快起来送军粮”，再唱到“别哭别伤心，挥泪送亲人；继承夫君志，为国献终身”，在漫长的岁月里，这些自编自唱的歌谣寄托着她们的深情、期盼与哀思。“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1927年11月，湖北省黄安（现名红安）、麻城两县农民武装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动黄麻起义。一曲《黄安谣》，唱出了当时老百姓参军拥军的革命激情。在随后建立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妻送夫、母送子、兄弟相携参加红军的故事比比皆是。红安革命纪念地管理中心主任陈敦学介绍，黄麻起义后组建的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前身。1931年11月，红四方面军在现红安县七里坪镇正式成立，后来成为红军长征的主力部队之一。而在红四方面军主力西进之后，留守的红二十五军于1934年11月也开始长征，并在1935年建立鄂豫陕苏区，成为唯一一支在长征中建立苏区的红军。“红军所到之处，群众都热情拥护，红军到哪开会，群众都积极参加，积极给红军当向导，做宣传工作。”湖北省郧西县史志办原主任李仁喜介绍，1935年2月19日，红二十五军在郧西湖北口回族乡虎坪村召开宣传红色革命、扩充红军队伍的万人军民大会，老百姓群情激昂，纷纷参军。在关防乡二天门村，78户人家有76人参加红军。“我爷爷直到最后一口气，还不肯屈服，向敌人喊‘我们贫苦农民，就是死也要跟红军走’。”在湖北口回族乡虎头岩村，丁祥根说起爷爷丁敬礼因参加红军组织的“抗捐队”而被敌人虐打致死的故事，声音哽咽。这样的故事，在郧西俯拾皆是：二天门村吴之祥一家，冒死保护受伤的红军团长，并动员自己的5个孩子加入红军；虎坪村马福顺一家，掩护3名红军伤病员撤离；虎头岩村村民刘立英，受尽折磨也没交出丈夫带回来的红军宣传单……许多红军战士为了表达对苏区人民的情谊，把水壶、剪刀、烟袋和军毯赠送给群众，以作临别纪念。人民军队来自人民，更因人民拥护而发展壮大。红二十五军在郧西的短短7个月里，就从来时的2500人发展到包括地方游击队在内的6000多人。红军为民得人心1370多座烈士墓，绝大多数无碑；1.2万多位红军将士，绝大多数无名。洪湖畔，内荆河边，柳关红军无名烈士墓群前，虽时隔80多年，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当年的肃杀与悲壮。湖北监利县湘鄂西苏区历史研究会副会长冯传武介绍，柳关是湘鄂西苏区战略辎重后方，也是红二军团后方医院所在地。一次又一次的“围剿”与反“围剿”中，大量红军战士牺牲在此；柳关失守后，来不及转移的红军战士被敌军成批杀害。当地百姓冒着生命危险，将这些遗体掩埋。明知会九死一生，为何还要参加红军？明知有白色恐怖，为何还要掩埋红军遗体？在湘鄂西苏区，贺龙领导红二军团救灾的故事能回答这个问题。1931年夏，长江中下游遭受特大洪涝灾害，几百万人流离失所。国民党一方面调集大军进行第三次“围剿”，另一方面竟“以水代兵”，在监利县上车湾掘堤放水，妄想以洪水消灭苏区的红军。“在国民党反动军队的疯狂进攻下，贺龙带领红二军团拿出本就不多的经费，组织百姓修堤抢险、生产自救、重建家园。”湖北洪湖市档案馆副馆长廖雪琴介绍，以国际联盟救灾组织全权代表身份来苏区调查访问的路易·艾黎感叹“只有红军真心想抗洪”，随后将国际救灾物资交由红军发放给百姓。在鄂豫皖苏区，麻城籍开国少将肖永正在长征中将棉衣送给贫苦百姓的故事也能回答这个问题。史瑞林介绍，在红四方面军行军到雪山时，有一次总指挥徐向前看见肖永正披着草袋、背着行军锅跟着部队前进，脸都冻紫了，便很生气地质问39团9连连长刘三虎，为何棉衣已发，还有战士身上只披着一个草袋，并责令刘三虎把司务长叫来问话。刘三虎回答，披草袋、背大锅的就是司务长。原来，肖永正上山前将自己的棉衣送给了一名没有衣服御寒的穷苦群众，自己只能靠草袋和大锅挡风挡雨。“红军为何得人心？人民军队为人民。”史瑞林说，正是靠着严格的纪律和一心为民的情怀，红军战胜了各种艰难险阻，获得了老百姓的广泛支持，最终赢得了长征的胜利。红军精神代代传不久前，红安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为七里坪镇檀树岗村村民程昌芝家颁发了“光荣之家”匾牌。“我们家的光荣，来自我的伯父程启豪，他15岁参加红军，19岁在战斗中牺牲。”作为烈士后代，程昌芝说，“我一直教育我的子孙辈好好读书，为国家建设努力奋斗。”“我爷爷曾写了一首打油诗回忆长征：‘枪有两支哑一半，三发子弹一粒算。缺枪少弹性命换，当年就是这么干。’红军长征是为了劳苦人民而舍生忘死、无私奉献，这种伟大的精神值得我去好好学习和宣传。”在湘鄂西苏区革命烈士纪念馆，黄新廷将军的孙子黄天晓表示，作为红军后代，他要做一名红军精神的宣传员。不止红军后人。从红安到麻城，从石首到监利，从洪湖到郧西，我们在寻访红军足迹时发现，这片英烈们用鲜血灌溉的红色土地上，讲述红军故事、弘扬红色文化已经成为人们的行动自觉。“桂步蟾、王树声，二人出发去搬兵，武昌发来学生军……”走进麻城市乘马岗镇乘马会馆，一位身穿红军服装的“小小讲解员”正在为游客演唱当地的红色歌谣《歌唱学生军》。歌谣所唱的，是90多年前的故事。1927年4月，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已逃亡的土豪劣绅勾结麻城县当地的“红枪会”卷土重来，血洗乘马岗，围攻县城，制造“麻城惨案”。在武昌主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毛泽东同志派出200名学生军前来增援，指挥部设在乘马会馆。如今，乘马会馆已成为麻城当地重要的红色文化展览馆，解说员则是乘马中学一群十二三岁的学生。乘马中学校长陶金德介绍，王幼安、王树声等麻城早期的共产党人曾在该校以教员的身份传播革命思想。“大别山走出的很大一部分红军将领是儿童团出身，比如邓岳、郑维山等人。当时鄂豫皖苏区一个乡就有1000多人的儿童团，他们在当地配合红军发展生产、保卫苏维埃政府，还普及文化、教人识字。”麻城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李敏说，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小学生义务担任“小小讲解员”，成为传播红色文化的重要力量。“洪湖水哟长又长，人心向着共产党。”在曾经作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首府的洪湖市瞿家湾，面对络绎不绝前来缅怀革命先烈英雄事迹的游客，在瞿家湾老街做了20多年宣传员的瞿兆利声情并茂地唱起了《洪湖赤卫队队歌》。“近些年来，学习红军精神、重温革命传统成了新风尚。”他说。责任编辑：王宗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