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的话　　近几年，随着政府一项项亲民惠民政策的出台，农民增收连续6年增幅在6%以上。温家宝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增加农民的劳动性收入，提高农民的财产性收入。这将农民增收推向了一个新的台阶。农民增收被赋予了更多的感情色彩，不仅是扩大农村消费市场的前提条件，更是农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重要体现，目的就是“让农民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　　增加农民收入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需要。金融危机之前，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来拉动。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我们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扩大国内消费市场，特别是农村消费市场。目前我国农村人口占全国的2/3，而农民消费的消费品只占全国的1/3。扩大农村消费有很大潜力又有难度，农民的消费水平低，关键是农民收入水平低，今年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扩大内需，关键是要增加农民的收入，提高农民消费能力。　　其次，增加农民收入是“分好社会财富‘蛋糕’”的需要，是让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需要。虽然我国农民收入连续6年增幅保持6%以上，但是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依然呈不断扩大的趋势。　　就提高农民收入的途径来说有很多：不断加大中央支农惠农的力度，继续提高主要农产品价格；加大科技投入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对农民创业的财税和金融支持；壮大县域经济，积极促进农民就近就地就业；加强农民工就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工就业创业能力等等。　　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目的就是，让农民的钱包鼓起来，“分好社会财富‘蛋糕’”。让其共享经济发展成果，让农民过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表示，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分好，关系到社会的公平正义。“如果说做大社会财富这个‘蛋糕’是政府的责任，那么，分好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就是政府的良知。” 　　农民心声　　北京市密云县河南寨镇北单家庄农民 陈向阳　　由于农机户购买的农机具大多来自进口，农机具的日常维护和保养费用较高，配件质量难以保障。我希望能建立一些专业性的售后服务网点，增加对进口机械维修的专业技术人员，让我们农机户开着放心，用得省心。　　　　山东省济南市商河县怀仁镇李辉芝村棉农 李西远　　虽然我的地7成种粮，3成种棉，但种棉没有种粮收入高。由于病虫害难以控制，需要喷洒的灭虫剂支出较多，种棉生产成本较高。我期待国家出台棉花最低收购价，保证棉农的生产成本。　　　　福建省武平县中山镇城中村渔民 李富昌　　我在国家助农政策帮助下，养殖条件和经营状况都得到了很大改善。但由于当地行业协会对于市场的调控力度有限，使得渔民的养殖种类较为单一，有时还出现一两个品种集中扎堆上市的情况，产品市场价格不稳定。我希望有关部门加强市场和养殖种类的调控力度，稳定市场价格，促进我们渔民增收致富。　　　　河南省内黄县田氏乡滑河屯村农民 曹运民　　我希望当地有关部门应加强对于农作物播种品种的引导，进一步加强农作物的统一管理和市场销售，将国家的扶农惠农政策落实到位，真正让俺农民富裕起来。　　　　广西苍梧县六堡镇理冲村农民 陈秋梅　　我是自主创业，最希望有关部门提供相应的农民创业引导服务，特别希望能享受到贴息贷款等优惠政策。　　增收路径一　农产品与市场对接政协委员石见元：农产品注册商标可助农增收　　“增加农民收入的渠道有很多种，其中之一就是将农产品转化为有品牌的商品，卖出一个好价钱。”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工商总局党委成员石见元说。　　以山东省高青县的“高青大米”为例，该品牌注册前一年，粳米的价格是每公斤1.75元。而注册“高青大米”品牌后，该县的大米质量得到认可，打出了品牌效益，粳米价格提高到每公斤10元，对农民增收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但是目前，已经注册商标的农产品品牌只有74.98万件，整体看来东部地区较多，中、西部地区偏少，还有很多优质的农产品没有注册、知名度不高，没有获得市场广泛的认可和法律的保护。因此，我建议将名优的农产品注册商标，用法律来保护名优农产品、土特产不受侵权，使农产品更有价值、更有市场、更有销路。”石见元说：“我认为县以上的农林部门、工商部门都有责任开发本县的名优土特产品、农产品，通过正常的程序注册农产品商标，让这些农产品得到法律的保护，并大大提高这些产品的知名度和附加值。可以由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持有商标，以品牌产品的形式将农产品向外销售，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帮助农民增收。”人大代表陈春平：“农超对接”：政府搭台闯市场　　人大代表、江西省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调研员陈春平表示，“农超对接”是农民的增收途径之一，但由于农民的商品经济意识不强，还需要政府搭台，做好鼓励和引导，组织农民闯市场。　　“两会召开前一天，我去了江西商品在北京的大集，没有想到现场那么火，因为江西的农产品走出来的不多，大都在省内销售，我们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们带来的东西本来是准备展销一周时间的，但是很快就被一抢而空，我们到了之后看到很多柜台都空了。”陈春平说，销售人员也都说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场面，一下子让家里发货也来不及了，所以只能让柜台空着。　　她说，那天非常高兴，江西的产品在北京这么受欢迎，是好事。江西的农产品质量是很不错的，现场销售的火热也充分说明了这点。但同时他想：“这种情况说明了我们的农民商品经济的意识还不是很强，闯市场的意识也不是很强。”　　要组织农民闯市场，需要政府搭台，做好鼓励和引导，更需要一些能人或者是大的企业、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等来承担。“因为农民都是分散生产的，我们只能在技术上给他们以培训，但是在运输和销售上，要安排运输大户、大的龙头企业和农产品经纪人、农民经济合作组织来进行。总的来说，我们对江西农产品的市场前景充满了信心。”　　背景链接——　　北京首场外地商品大集热卖　　3月2日，北京江西商品大集展销活动在北京金源新燕莎购物中心隆重启动。展销前两天，共接待客流量10多万人次，销售商品超过130多万元，签订合同金额600多万元。江西生态绿色产品深受京城消费者青睐，纷纷从四面涌来赶“大集”，展销现场异常火爆。　　“江西商品大集”活动组委会负责人说，展会结束后，计划设立一个固定的江西产品集中展示窗口，帮助江西四大宗农产品（大米、鲜肉、淡水产、脐橙和蜜橘）以“农超对接”的方式，进入北京超市。　　组委会秘书长、江西省商务厅市场运行调节处处长江疆告诉记者，96家参展企业中，只有10家企业先前在北京有一定业务，大多数企业还未进入北京市场。　　根据北京市商务委的统计数据，2日上午，有数十家北京百货、超市、餐饮、批发市场的采购负责人参加了展销洽谈活动，包括翠微、燕莎、王府井、超市发、沃尔玛、物美等，在活动中直接了解消费者对不同商品的偏好，确定采购目标、采购规模等。　　增收途径二　合作社带动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提高农业生产和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实例　合作社助我实现致富目标　　专业合作社让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广水市俊华养猪合作社理事长黄俊实现了致富的目标。现在要和龙头企业对接，让她真正有了一种做事业的感觉，尤其是带领当地的妇女在家也实现了比外出务工的男劳动力还高的收入，很有成就感。　　黄俊养猪的年头比较多，截止到目前已有14年。2005年，江浙和河南建设了一些比较好的专业合作社，她通过网络了解了这些合作社的情况，然后成立了俊华养猪专业合作社。俊华养猪专业合作社的妇女成员达到了80%，一般的收益有一万多，有的比男的出去打工赚钱还要多。　　成立了合作社之后，有效地解决了当地养殖户的市场风险问题。最近几年她们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防疫问题，比如2006年发生了蓝耳病。黄俊通过网络了解到病疫信息，然后及时通知社员，进行防御，让社员避免了损失。虽然目前市场行情不是很好，但是她们养猪的念头都没动摇。黄俊说，她们不会因为市场和防疫而出现恐慌。　　由于俊华养猪合作社养猪都采取统一管理，质量非常有保证。当中百仓储当地要建上百亩的仓储库时，选择了俊华养猪合作社作为供货方，由俊华养猪合作社供应白条肉，然后他们进行分割处理，再运送到分布在各地的700多家中百超市。与“中百”合作，俊华养猪合作社的市场需求稳定，价格又高，不但解决了合作社的销售问题，而且使得养殖户的收益也得到明显提高。　　现状　扶持政策不够完善　　谢德体委员说，合作社在向规模化、集约化和标准化生产方向发展过程中，还存在多方面制约进一步发展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第一，尽管《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中规定了对合作社采取财政和税收扶持政策，但目前合作社相关配套扶持措施仍不够完善，主要表现在财政扶持不足、税收等相关扶持制度建设滞后、优惠政策不明确。第二，由于合作社大多规模小、资金少，一般无固定资产，经营管理中还存在利益机制松散、管理运作低层次、缺乏制度约束、内部治理不健全等问题。第三，目前只有少数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合作社及其成员提供信贷支持，保险、证券、担保机构以及其它金融机构没有形成联合扶持机制，还没有实现多形式、多渠道的金融支持态势。　　支招　提高整体素质和科技支撑　　针对合作社当前面临的问题，谢德体建议采取多项措施，扶持合作社规范健康发展。第一，规范合作社内部运行机制，增强发展活力。完善对社员和管理者的激励约束机制，健全治理框架，形成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第二，选拔有文化、懂业务、善经营、会管理、有威信并热爱合作事业的高素质人员到合作社工作，并有针对性地选派大学生村官到合作社，提高合作社整体素质和科技支撑能力。第三，建立完善多级保鲜担保机制，解决融资瓶颈。第四，建立服务合作社的金融风险防范和政策补偿长效机制。　　增收途径三　科技兴农政协委员黄大昉：推进转基因作物新品种产业化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项目）首席科学家黄大昉委员介绍，我国现在抗虫棉等领域成功独立进行了转基因育种，抢占了国际生物技术制高点。目前我国已获审定的抗虫棉转基因品种共160个，抗虫棉在河北、山东、河南等棉花主产省种植率达到100％，累计推广应用面积已达3.15亿亩，新增产值超过440亿元，农民增收250亿元。抗虫棉的推广，不但使棉铃虫得到了有效控制，还大大减轻了玉米、大豆、花生等作物遭受害虫的侵害，杀虫剂用量降低了70％—80％，有效减少了农药中毒事故，保护了农业生态环境，并在国际棉花种业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转基因作物育种充分显现出了巨大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同时伴随生物安全管理日趋规范、转基因技术科学实践不断积累，转基因作物安全性进一步得到保障。　　面对未来国际农业生物技术领域竞争的激烈性和复杂性，黄大昉委员建议，要进一步加强自主创新研究，大力推进我国转基因作物育种新品种产业化。　　增收途径四　基础建设　　政协委员金晏山：农村基础建设投资主体多元化　　金晏山委员在家乡辽宁铁岭市注意到，近年来农村基础设施和农民生产条件明显改善，农民收入明显提高。但由于受到历史条件限制和多种因素制约，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制约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问题依然存在。为此金晏山建议，从三个方面着手加强农村基础建设。　　第一，探索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主体多元化新路子。首先国家可以根据县乡实际取消贫困地区的配套，并在发放综合直补中以文件的形式要求农民出工参加基础设施建设。其次，在投资方式上，要创新机制，国家、集体和农民各尽所能，按照谁受益、谁出钱（或出工）的原则和方式，鼓励和引导企业、个体大户或富裕农民以独资或者股份制的形式投资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第二，建立农村基础设施经营管理新体制。按照“谁投资、谁拥有、谁受益、谁负责”的原则，对现有农村小型基础设施，实行市场化管理和商业化操作，通过拍卖、租赁以及建立各种协会等方式，加强建设后期的管理，激活资产存量，实现良性循环。对一些投资主体是企业和个人的农村基础设施，可引导改建成各种合作经济、股份经济、股份合作经济等形式，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第三，改善融资环境，提高农民参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目前农民贷款渠道主要通过农村信用社，建议国家出台政策，使得农业银行等多家银行开展对农民贷款业务，并要求对农民贷款比例占到农民总贷款的一定份额。建议国家对银行给予农民用于耕种养殖的贷款给予贴息；允许农民在保留口粮田的基础上，以土地、房基地、大棚等实物抵押贷款，扩大自身担保能力。　　增收途径五　特色产业　　全国人大代表李飞跃：　特色产业的助农增收路　　“对于农民增收，需要从当地的特色入手。”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黔东南州委副书记、州长 李飞跃说。　　就黔东南州来说，是一个少数民族占了82%的州，而且农民人数在整个州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林地面积大大多于耕地面积。所以在黔东南，出路就是立足当地特色进行产业和制度方面升级，结合当地生态文化保存完整的特点，引导农民发展特色旅游。　　李飞跃介绍，黔南州的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文化保持比较完整，世界乡土文化组织评选18个生态保护圈，亚洲有两个，一个是西藏，另外一个就是黔东南。于是，他们组织农民搞乡村旅游，现在搞了一个乡村旅游的示范点，真正能做好的话收入还是非常可观的。李飞跃说，那里有个千夫苗寨，开发了旅游之后，在外打工的老百姓都回去了，不管是服装出租还是小餐饮，每天的收入都可以上百元，一年收入两三万元，还可以把家照顾好，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很多。　　增收保障政协委员陈清华：粮食直补要“特惠”而不能“普惠”　　“近几年来，国家为切实保护农民利益和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对粮农进行了直补，有效地调动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但在操作过程中尚有不足之处，应调整为粮食生产动态补贴。”全国政协委员、民革江西省主委、江西省政协副主席陈清华说。　　“目前按计税面积实施直补，实际上是将粮食直补扩大成对整个农民的补贴，不符合中央将粮食间接补贴改为直接补贴，以提高粮食补贴效率的政策意图。”他说。　　农业补贴是一项惠民举措，它的最终目的是要多产粮、产好粮，提高种粮农民积极性，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因此，陈清华建议，将粮食生产直补调整为实行动态补贴。　　关于粮食直补实行动态补贴的具体操作办法，陈清华提出了四点建议：“首先是将粮食直补与农民售粮量挂钩，要针对粮食生产和销售，不能把粮食直补扩大为农业直补，要‘特惠’而不能‘普惠’。多产多售多拿补贴，少产少售少拿补贴，不产不售则不拿补贴，从而充分调动种粮农民积极性。”　　“还应将粮食直补与市场行情相挂钩，动态补贴是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和很好地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基础上实现的，是否实行动态补贴，补贴多少，要根据粮食市场的供求、价格变化来进行。通过补贴，保护商品粮生产者达到较为合理的收入水平，即粮食‘目标价格（收益）=生产成本+合理利润’。”他说。　　此外，他还建议，应将粮食直补与种植结构调整相挂钩。而将粮食直补向粮食产业化龙头企业倾斜，通过一定的补贴，能使粮食产业化龙头企业与粮农结成利益共同体。　　赋予劳动者有组织谈判的能力　　日前，全国政协委员、新希望集团董事刘永好说：“我在这里响亮地提出，民工荒是大好事。”原因之一，“是农民工待遇与去年相比普遍提高10%-20%”。　　“城市和农村的收入比前几年是3.31，现在反而增长了，是3.33。”在刘永好看来，“农民不应游离于改革开放以外，也要享受改革开放成果，同工同酬。”　　但是，这种收入分配比例的提高，还远远不够。刘永好认为，改革收入分配体制，应该根据农村实际情况，研究让农民消费、抵押、融资的具体政策。例如成立农村银行等金融机构。　　经济学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认为，收入分配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而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的集合。要提高劳动者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必须赋予劳动者有组织谈判的能力。　　宋晓梧认为，劳动力要素要通过劳动者组织工会，与资方谈判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但在目前，农民工自发组织工会并没有法律空间。从国际经验看，有组织的劳动力市场与无组织劳动力市场相比，工人工资要高15%-20%。　　全国政协委员、娃哈哈董事长宗庆后在提案中表示：要通过提高农产品价格，提高农民收入。　　（本版文字、照片除署名外，均为记者贾丽君、王琥、蔡靓、刘学胜、陈英华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