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指着窗户上的玻璃，让马卡出拳击碎，她畏惧地看着玻璃不敢动。我抬手出拳将玻璃击碎，盯着马卡说，一个月后你必须击碎五块玻璃。一这年放寒假时，县教育局长找我到他的办公室，其实就是他在中心学校里开的商店。他说巴拉学校因没有老师已停课三年，你去吧。我是志愿者，只能服从调动，而且每次调我去其它学校都是因那里有麻烦事。不过我对教育局长感觉挺好，他曾是果敢同盟军的老兵，年轻时从中国跑到缅甸打仗，算是有理想的那代人。再说他几次和我聊天，讲了他九死一生的往事。这种私聊有自己人的意思。我问他，既然打完了仗为什么不回家？他头一摆，那么容易回去？败兵败将有什么脸回去。我小声说，很多人都在缅北发了财，全民皆兵贩毒嘛。他说人跟人不一样，他不沾毒品，否则早成亿万富翁了，也成了世界人民的公敌。出发前，老局长嘱咐我，要扎扎实实干，在缅北当志愿者老师不比那些传教士差，人有了文化才能拯救自己，才能有人生目标地活下去。巴拉学校是山里的村小，十几年前欧盟援建的，一排平房三间教室，外加一间竹屋是我的宿舍。竹屋后边斜坡上建了两小间祷告室，白砖墙上用红油漆描了个十字，这使我站在教室前，深入地去想当初建这个学校的那些人：我想象其中有一个金发碧眼的欧洲女性，她穿着格子衬衫、挽着袖子，不但领着蒙懵的山民盖起了教室，还习惯性地修了一个花园，种了芒果树及香蕉树，甚至还有柠檬。当我扫视整个校园后，发现只有几亩地上种着玉米，但玉米地的边上茁壮耸立着香蕉树、芒果树以及柠檬树，还有几棵巨大的树上吊着无人理睬的菠萝蜜。这情景令我更加凝神屏息地想象那个可能已离开的建校人。接着我在教室的外墙上看到一块金属牌子，上边有欧盟的五星圆环标志，还有用英文压刻的字母。我的内心油然涌起一阵海浪般的感动，立即从包里取出一件T恤当作扫帚和抹布，开始清理教室内从宇宙落下的灰尘。当我开始粗略地擦教室的玻璃时，实际上在我眼前只剩下完整的两块玻璃，我发现几米外的香蕉树丛里一动不动地站着一个女孩，她梳着齐耳短发，眼睛圆而大，如剥开的荔枝，尽管衣服破旧，但毫不影响她的漂亮。她安静地站在那儿看我，眼神充满疑问与好奇。我停下手告诉她自己是新来的老师，学校就要上课了。我问她叫什么名字，她没有回答，眼睛仍一动不动地盯着我，令我想到了山里传说的诡异事件。二我用了一周时间把教室及周边卫生打扫完，还去县里买来工具和钉子，将东倒西歪的桌子凳子重新修好。学校重新开张前，我找到村长请他通知各户让孩子们上学，村长马上扯开嗓子叫来他的五个孩子。他眼睛闪亮自豪地说这五个小娃都去上学。村长有八个孩子，其中三个已结婚。后来我见过他那三个已出嫁的女儿，大的不过二十出头，老二老三也就十七、八岁，每人都带着一两个小娃。我觉得这个村长是个好干部，他能自觉执行上级命令。政府有命令，各户凡适龄小娃都得上学。实际上在当地，父母不愿让孩子上学，在刀耕火种的半原始山区，没人能明白上学有什么用，去山上干活才是生存中的紧要大事。因此政府会派兵抓不上学的孩子，还要罚款，逼得山民们想出一招，让小娃轮着去学校，我曾有一个学期愣是没弄清班里的学生都叫什么名字。开学这天第一件事是报名收学费。政府说这里是罂粟种植区，已搞替代作物多年，种橡胶、红花、芦谷及咖啡、甘蔗等的农民已不缺钱了，所以学费由人民币一百五十元涨到了二百五十元。但当我收学费时，见那些妇女从胸口掏出来的钱都是十元、五元和一元，我就知道这油腻的钞票都是费尽心思攒出来的，钞票不知在她们的两乳间藏了多久。那个站在香蕉树下盯着我看的齐耳短发女孩也来了，她半张脸躲在一个黑瘦、干瘪的老妇身后，半张脸露出来看我。老妇从胸口处掏出一卷钱费劲地展开递给我，我小心地数了下共一百三十七元。老妇神情羞涩地看着我没说话，我看老妇刻满穷困生活的脸，又看看躲在她身后的女孩儿，低头看到她脚上已裂口的拖鞋，从桌上的钱中挑出一张干净点的十元递给老妇，告诉她拿回去留着买盐巴。还缺的一百多元肯定是我垫付了，每次开学收学费我都要垫付一千多元，同时我的心也要挣扎着剧烈跳动。为此，虽然每月有一百五十美元的津贴，我仍过着极简生活。女孩跟着老妇离开，我看到她几次回头看我，眼神突然像个大人，令我有一瞬无比心酸。我自忖，这个志愿者再干下去早晚要抑郁。在世界各贫穷地区干过一阵的志愿者，大多都有抑郁症倾向，还有的人因此自杀，更多的志愿者回国后最终也是离群索居。三那个让我的心在刀丛间颤动了一会儿的女孩儿叫马卡。她像山里所有人一样，说不出自己几岁，填年龄一栏时，我都是根据学生们身高估计的。有些男生已长出喉结、嘴唇上显出胡须的痕迹，女生胸口有了凸起，我就填十五岁以上。反正他们都很干瘦，基本上也都营养不良。马卡登记的年龄是十二岁，学校关闭前她上过学前班，这次重新上课，我让她上一年级。第一天上课，七十八个大小不一的学生按学前、一、二年级分在三个教室，马卡坐在一年级最后边角落的课桌前。她大大的眼睛上有长长的睫毛，神情孤寂坐在那儿静悄悄地看我。实际上，开学的第一周我变成了保姆。全校就我一个老师，我像旋风一般在三个教室里忙乱地处理各种意外。更头疼的是，一些学生报名后，来上课的不是哥哥就是姐姐，或是弟弟妹妹轮着来。几天后，我干脆不点名只数人头，人数够了就行，至于多一个少两个我也不在意。马卡一直稳定地坐在角落里，每天早上她都比其他人早到学校，然后就坐在离教室十几米的石头上盯着我看。有时我走到她跟前问她话，她马上走开站在更远的地方，这令我十分疑惑，难道我是传说中的鬼怪？我在课堂上经常向她提问，但她每次都站起身低垂着眼睛不回答，我甚至把她叫到黑板前念拼音，她也只是看着我不张嘴。我问一年级班长，马卡为什么不说话，班长说马卡只和她的姥姥说话，也不和村里的小孩玩儿。班长像是想起什么似的又告诉我，“马卡的爸爸是中国人，她的妈妈是我们景颇族”。马卡的爸爸是中国人没什么奇怪的，但我瞬间明白了班长告诉我，马卡爸爸是中国人的含义。在缅北，很多中国人娶了当地姑娘，但最终却抛下了妻子儿女溜走了。几年前我曾在山里管理一个儿童庇护营，孤儿中有一半是中国男人遗弃的孩子。更令我震惊的是，当时在我们志愿者进村的第二天，村长就拎着喇叭满村警告女人不准和中国人来往，发现了就烧房子将全家赶走。我知道了马卡有中国血统后，狭隘的民族意识一丝丝从骨缝中冒了出来，而且怜悯之心、爱佑之心等等令我更关注她，甚至倾向性地干涉孩子间对马卡的戏弄。马卡能看出我使用权威的含义，但她仍紧闭嘴唇，总是敏感小心地离我几米远。我意识到马卡的敏感、小心翼翼以及尽量与人保持距离，都有具体原因。开学以后，我把学生按组分开搞集体卫生。为防止代代相传的女人服从男人的陋习，防止男生让女生干活，男女生分别分组。但即便这样，人性中的卑劣却在受歧视的女生之间出现了，在打扫卫生的过程中，同组其他女生让马卡干活最多。一天下课后，我返回教室检查，见其他几个女生坐在课桌上，马卡一个人在扫地。我问，为什么让马卡一个人干活？几个女生低头弯腰不语。我很生气地让其中一个女生扫地，其他人就在一边看着。我问扫地的女生，老师只让你一个人扫地对吗？她懦弱地小声说：“对！”我大怒但又无可奈何。我直接对所有女生说，老师让一个人干活是不对的，是不讲理也是欺辱人。而你们几个人不干活，只让马卡一个人干，也是错误的。当务之急是制止以多欺少，以强欺弱的事，至于道理则要用几年时间慢慢讲。泼水节过后上课，因为我允许学生们多高兴几天，学生们在学校依然互相泼水玩。马卡一个人蹲在花丛后边，瞪着她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几个男生像是商量好了，将一盆水里放了石子及树叶，然后悄悄接近马卡，把水泼到她的身上。马卡瞬间如惊弓之鸟般跳起身，跑到教室一侧，目光中露出冷冷的神情。几个男生对马卡这样泼水，绝不正常且带有恶意。我问所有学生，为什么过泼水节？学生们说是为了玩。我把泼水节的来源及泼水的含义告诉了学生，我说泼水是祝福，是祝愿人人有美好的生活。我让几个男生给马卡道歉，几个男生问我道歉说什么，我说对着马卡低头弯腰，说对不起。几个男生看着我惊慌失措，让男人给女人低头道歉是千百年没有的事。同样，马卡也惊恐地站起身跑到教室里最后一排坐下。我给学生们讲了尊严、尊重、男女平等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准则，我知道说这些早了点，但我必须说。四有个星期天，我溜达到村外山脚处，看见马卡拎着柴刀背着一梱柴从山上下来。我站在小路上拦住她，问她怎么一个人上山砍柴。马卡看我一眼便低下头，欲从我身边绕过去，我说老师帮你吧。马卡没说话，低头继续往前走，我感到她太奇怪了，怀疑她是否有什么自闭症。过了几天，马卡没来上学，我想去她家看一下，那天正好是赶集日又是星期天，我决定去县里赶集，顺便给马卡买几件衣服和拖鞋。走了十几里山路到了县城，集市上人很多，街道两旁都是当地人在卖蔬菜和水果。我边看边走，在熙攘的人流中看见马卡和她姥姥蹲在地上卖东西，似乎有一些青菜及一塑料袋芒果，一个竹篓放在一边。我悄悄走到离马卡不远处的台阶上坐下，就是想看她卖东西时是否说话。但我发现每逢有人问价时，马卡只是伸出手指示意，仍然没见她张嘴。我因此断定马卡有某种心理障碍。我看见马卡不时左右晃着头，从人流中看对面。街的对面是一个小姐店，几个年轻女人坐在竹椅上聊天。我心想马卡怎么对小姐店感兴趣，不知是因为她们涂汁抹粉还是穿着妖艳。我坐在台阶上正迷糊惑不解，也来赶集的村长看到了我，他站在街边大声喊，“老师你也来赶街？”我连忙向村长走过去，我不想让马卡发现我，但马卡很敏感，她扭头看到了我，快速挪到她姥姥另一边蹲下了。村长对学校挺关心的，常让村民到学校帮忙搞卫生，还让他的小娃给我送菜和水果。我拉着村长走到街对面，在小姐店旁边的小商店买了几罐啤酒请村长喝。马卡的姥姥也看到了村长和我，从街对面走过来，把手里几个芒果恭敬地放在桌子上，我连忙又买了一袋面包和两瓶水，让她拿过去给马卡。村长说：“我听小娃说了，老师对学生们很好。”我说这都是老师应该做的。说实话，我对村长的几个孩子关心得更多。尽管学校是政府的，但那些当官的从不理睬山里的学校，远不如村长有作用。说了会儿话，我问村长马卡家的情况，为什么马卡跟姥姥在一起，怎么不见爸爸妈妈。“老师你别生气，马卡的爸爸是中国人，跑回到中国去了。”村长说。我问：“她的妈妈呢？”村长手拿啤酒罐指了指旁边的小姐店：“她去小勐拉干了小姐。”村长又说：“先在赌场干，又去当了小姐。”“马卡的妈妈回家来吗？”我又问。“以前回来，这几年不回来了。我们景颇族的人去干小姐，不能让她回来。”村长冷着脸说。在缅北山区，女人的一生就是劳动和生孩子，一辈子也不会走到离家十里远的地方。马卡的妈妈不但嫁给了中国人，而且在被抛弃后去了赌场又干了小姐，可见她内心多么与众不同且充满悲苦。而承受偏见与愤怒的却是马卡。五期终考试前，县里召集全体老师去开会，除了布置考试事宜，又着重强调放暑假后，老师要配合村里密切监督学生，防止他们去外地打工，更要注意女生结伴偷渡去中国。县长在会上说，有几个女娃被骗去中国打工，在渡河时被抓回来了，现在关在警察局，要严厉处罚。我不知道县长是怎么想的，会后他竟然把全体老师带到警察局，去看那几个偷渡被抓回来的女孩。那天在县警察局的所见令我十分难过，几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坐在地上，脚上都戴着铁镣，面露恐惧。我忍不住地问县委办公室主任：既然她们都是受骗，为什么要惩罚她们？“为了警告更多的人。”那个主任笑着说。“惩罚受害者？”我问他。一个广东来的志愿者对我说，这里才脱离土司社会几十年，哪有什么道理可言。志愿者们回到山里各自的学校后，在工作群里议论这件事，很多老师表达了愤慨与怜悯。有老师说我们教学生文化，开启了他们的心智，让学生了解了世界，这到底是坏事还是好事。一个从中国香港来的志愿者激动地写道：别停下，刀耕火种不是他们的生活。当然这件事何其艰难，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几年前，我在另一座山里当老师，因营养不良与疾病，不时有孩子死亡。为表达对逝去生命的尊重，我找来木板做成简易的棺木，其实就是一个木匣以埋葬死者。这一最简单的礼仪却遭到村里巫师的反对，巫师带着村民将我捆在树干上，要砍掉我的一只手。考完试放假前，我做了一个简易沙袋吊在木架上，问学生谁想学拳击格斗。我曾在金三角给一个旅长训练过十几个小兵，一年后有一半小兵跑到泰国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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