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批判杨荫榆的文章的期刊号是什么是什么?

为什么语文课上老师讲鲁迅的文章总是说批判封建批判封建,好像所有的都是批判封建。封建究竟是什么?_百度知道
为什么语文课上老师讲鲁迅的文章总是说批判封建批判封建,好像所有的都是批判封建。封建究竟是什么?
鲁迅所批判的封建究竟是什么?不能平白无故的就说封建封建什么的啊,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有没有明白封建是什么意思。。
封建是一种源自中国古代天子依爵位高低将领土分封与宗室或功臣做为食邑的制度;在此一制度下,诸侯、领主或大地主能强行索取土地收入,并且能在其领地上行使政府职权。求采纳,大半夜大家都不容易是不是,不采纳你也可以点个赞啊,举手之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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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鲁迅先生去世后,萧军写的悼念文章是什么?找不到了~另外我想知道,李长之的《鲁迅批判》这本书的地位怎样?大致批判了哪些内容_百度作业帮
鲁迅先生去世后,萧军写的悼念文章是什么?找不到了~另外我想知道,李长之的《鲁迅批判》这本书的地位怎样?大致批判了哪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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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写了《海外的悲悼》,不知道你找的是不是这个.萧军代表鲁迅支持过的文艺刊物在鲁迅墓前宣誓,表示“鲁迅先生的死是一把刀:一把饥饿的刀!深深地插进了我们的胸槽;我们要用自己和敌人的血将它喂饱!我们要复仇和前进!”全方位评析鲁迅的阴暗灵魂
楼主:风雨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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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敖是骂人出名的,骂人几乎成癖,不管是多年好友,还是昨天才请他吃过晚饭的人,他都能照骂不误。其实,他也并不是什么人都骂,对有些党派,他是绝对闭口不骂的。对于人们因此而来的嘲讽,他在香港凤凰台的节目中,举出另一位以骂出名的人——鲁迅,来为自己辩解,他说,鲁迅从来就不骂日本人。
  李敖的这番话,让我感到很吃惊。从青少年时代起,就接受了鲁迅是伟大的民主旗手、是无畏的斗士的教育,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鲁迅生活的年代是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的时代,怎么可能不骂日本人呢?但是,李敖虽然会骂人,但作为一名学者,也不至于信口雌黄到胡编乱造的地步。出于好奇心,也就开始想了解了解鲁迅了。于是,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去观察其言行,采用的材料尽量用他的原话,渐渐心目中他身上的光环一点点褪去,厌恶之心难以遏制。之前,也看到在网上有一些对鲁迅批判的文章。不过,本人认为,本人的研究或许相对全面些,现在,将研究结果公诸于众,希望网友批评指正。
  一.仇华恋日情结的产生
  鲁迅在日生于浙江绍兴,周姓,名樟寿,字豫山、豫亭、豫才。祖父周福清原为清廷七品官,家境尚属殷实。然而,鲁迅13岁时,周福清因儿子周用吉(鲁迅和周作人之父)多次乡试未能中举,因而,谋图贿赂考官。事发,被捕入狱,判斩监侯,等候处决,侥幸三次未被抽中执行,改为&“牢固监侯”(无期徒刑)。鲁迅的父亲周用吉,也被牵连入狱,释放后,染病不起,于鲁迅16岁时病故。四年后,周福清逢大赦获释。
  周家遭此大变,彻底破落。受到的打击远不止于物质条件,贫穷自然会遭到嫌贫爱富的人的冷眼,犯下杀头大罪也使许多人避之不及,但是,世人的鄙视远非都源自势利眼,科场舞弊之卑鄙无耻,也是清流知识分子所不齿的。因此,鲁迅及家族在社会上从此抬不起头来。鲁迅青少年时期这段经历,对其一生扭曲性格之形成和对社会仇视的心理有重大影响。
  1898年,鲁迅18岁时,离家入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学习。1902年22岁时,赴日本留学,24岁时进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
  鲁迅出于内心的仇视,看不起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在《藤野先生》一文中,讥讽中国留学生“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文中还讽刺留学生忙着“学跳舞”。
  仙台医专远不是一所知名学校,地处偏僻。鲁迅选中的原因,可能如他在《藤野先生》所说,“还没有中国的学生。”其弟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一书中也说,“但是他却特地去挑选了远在日本东北的仙台医专,…,还没有留学生入学,这是他看中了那里的唯一理由”。
  虽说,留学生中也有不肖之徒,但是,当时赴日留学生中集中了很多如邹容、陈天华、秋瑾、徐锡麟等关心国家命运的知识精英和杰出人才。正由于留日学生们的坚决拥护,孙中山、黄兴和章太炎等人得以以日本为基地,开展推翻满清统治的革命活动。而鲁迅却只看到“富士山”,只能说明他以扭曲的心理观察世界。
  一个破落家庭的子弟,远离家乡孤身在外,没有同胞为伍,其强烈的孤独感是可想而知的。然而,他在仙台却遇到了一位给他十分温暖的人,这就是藤野先生。
  藤野先生每星期都亲自校订鲁迅所抄的讲义,“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改正的讲义足足有三厚本。藤野先生不仅在学业上对鲁迅严格和关心,而且,在生活生上也非常关爱,“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劝说”鲁迅,离开兼包囚人饭食的客店,认为他住在那里不相宜。1906年,鲁迅要终止学业时,藤野先生脸色悲哀凄然,依依惜别。
  对于尝尽世间炎凉的一个孤独的年轻人来说,这一切犹如获得了慈父般关爱的温暖。鲁迅心中郁结的恋父情结得到了很大满足。鲁迅后来说“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
  鲁迅讲,促使自己终止学医的原因是,课堂里放映一部日俄战争的纪录片,一名中国人替俄国人当间谍,被日本军枪毙了,围看的是一群麻木的中国人。课堂里的日本学生鼓掌欢呼“万岁!”于是,他说“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后来,许多人解释说,鲁迅当时认为,中国问题主要不是国民体质弱,而是头脑麻木,因此,决定放弃学医,改用文字唤醒民众。
  但是,据鲁迅同班同学铃木谈:“幻灯的解说由中川教授亲自进行,也许有中国人被日本军杀死的场面,学生大体却是静静地看着。后来才听说这件事成了周树人退学的理由。当时周树人却没有说过这件事。”
  今天很难说得清,当时课堂的情景。不过,从常理来看,观众欢呼万岁,一般是庆祝重大胜利的时刻,不见得会因看到一个人被枪毙而欢呼。
  一个不能解释鲁迅为了用文字唤醒民众而放弃学医的事实是,鲁迅在1906年放弃学医后,却一直滞留在日本,直到三年后的1909年才返回祖国。既然要唤醒民众,为何一直滞留在日本?而且,一呆就是三年!
  可以说明鲁迅退学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其学习成绩不理想。周作人先生一篇文章中讲到,鲁迅当时学得最好的是伦理学,得了&83分,其余德文、物理、化学都仅是60分,而藤野先生教的解剖课还不及格,只有59.3&分。这些课程都是学医的入门基础课,在一所二流的医专里,一开始就只能拿到这样的成绩,往后的难度可想而知,于是,不得不知难而退了。
  二十世纪初叶,章太炎、邹容、陈天华等人公开发表了大量唤醒民众的革命文章,1906年,章太炎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然而,却不见退学后的鲁迅在上面发布任何片言只语。
  这三年中,鲁迅给我们留下了在至少两个谜团:第一,他中止了学业,又没有正当工作,继续在干什么,当混混子?第二,这三年间,他家庭已经十分贫穷,难以负担,他也不可能在洗碗打工,那么,他的生活来源是什么,靠骗取奖学金吗?
  在期间,鲁迅与光复会一些人有一定交往,至于,他是否加入光复会,至今没有直接证据。许广平、弟弟周建人和好友许寿裳等人都说,没听到鲁迅说过加入过光复会。其实,鲁迅既然如此看不起中国留学生,他有可能参加光复会与这些留学生为伍吗?
  1909年,滞留在三年后,鲁迅29岁,按照中国过去以虚岁计算年龄的习惯,他已经是30出头的人了,三十而立,而他依然没有工作,万般无奈只好回国了。
  回国后,先在绍兴的师范学堂任教员,算是有了份工作。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正好同乡的绍兴人蔡元培任教育总长,鲁迅由许寿裳介绍,应聘到教育部任科长,民国政府北迁后,鲁迅随至北京,继续在教育部任职。此后,他在北京的北洋政府内长达十四年的公务员生涯中,始终只是一个科长级的区区佥事,没有得到任何升迁。他在《坟•从胡须说到牙齿》里回忆说到:“我曾经是教育部的佥事,因为‘区区’,所以还不入鞠躬或顿首之列的。”在长达14年的时间里,头顶上的高官有总长、次长、司长等等多得数不过来,小小科长连凑上去“鞠躬”和“顿首”都不配。眼看年近半百,依然还是个小小科长。
  尽管官位不高,然而,作为国家公务员,工资不低,此外,还可以用公务员的影响力,兼课捞外快,收入还是颇丰的。因此,鲁迅一直小心翼翼地捧牢这个金饭碗的。然而,到了1925年,似乎被鬼摸了头,居然出了问题。
  1924年2月,从美国留学归国的杨荫榆,出任“国立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成为中国第一位女大学校长。杨荫榆出生于江苏无锡的书香门第,因抗拒封建婚姻,与夫家彻底断绝关系,1907年7月赴日本留学,1913年在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又赴美国留学,1922年取得哥伦比亚大学教育专业硕士学位。在美期间,曾任留美中国学生会会长、留美中国教育会会长,并与杜威、孟禄等著名学者接触频繁。
  杨出任女师大校长后,认为该校学风不正,学生无故旷课现象十分严重,便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管理方法整顿校风,开除了几名长期无故旷课的学生,却遭到许广平等一批学生的强烈抵制,闹起驱逐校长的风潮。之前,作为公务员的鲁迅对政治事态从来保持沉默的,这次事态仅是一个学校内部的风潮,他却不再袖手旁观了,一方面此事没有政治风险,另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或者说是决定性的因素是,被学校开除的年轻女学生许广平,被他邀请住进自己家里。抱得美人归,单这一点就足以说明一切了,鲁迅挺身而出了,仗着教育部科长的官方身份,当上了闹事核心组织所谓&“女子师范大学校务维持委员会”的委员兼总务主任。不惜用最刻薄的语言辱骂杨荫榆,“寡妇或拟寡妇”及“未字先寡”&进行人身攻击。
  以今天情况来看,杨荫榆这样具有国际名牌大学学位的人,是各重点院校争相聘为教授和博导的最佳人选,是国家最宝贵的人才。而像鲁迅这样连三流医专都不过关的人,连当助教的资格都没有,即使是工人编制的实验员,还得开后门才能进得去。鲁迅不过是靠着教育部科长的官职,才混到当个编外兼职讲师,捞捞外快。但是,尽管这号子人做学问连拎包的资格都不配有,闹事倒却是神通广大,直闹到杨荫榆的校长当不下去。
  作为国家公务员不但不帮助当局维持学校秩序,反而成了支持学生闹事的头子,本身也够荒唐了的了,当局当然不能允许。8月,鲁迅教育部佥事的职务,被教育总长章士钊免去。鲁迅不服,上诉法院,其行径着实滑稽,既要造反,偏又不肯学陶渊明挂冠而去,依然对“五斗米”的小小官位恋恋不舍。次年&3月,法院裁决认为章士钊对鲁迅的处理决定存在程序问题,予以撤销,让鲁迅胜诉,也够宽容的了。
  看来,鲁迅又可以坐稳科长这个宝座了,可是偏偏就在这当口,日本军舰侵入大沽口、炮轰国民军,并于3月16日,联合其它八国向段祺瑞临时执政府提出撤除津沽防务的最后通牒。&3月18日,北京60多个团体和80多所学校共约5000多人,在天安门前举行大会,抗议日本罪行。当队伍来到国务院门前时,发生冲突,刘和珍等47人被当场打死,伤200多人。这就是著名的“三一八惨案”,激起全国抗议。政府严加镇压,下令通缉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等五人。以后,又有传言通缉范围可能有五十人。
  鲁迅同以前一贯的那样,不参加群众游*行示*威的,但是,因刚参与过女师大的学潮,虽然与政治风马牛不相及,但也担心有被纳入名单的风险。于是,惶恐躲入日本的山本医院,以后又躲在德国医院和法国医院达两个多月之久。十分讽刺意味的是,本来抗议的是日本炮轰我国的猖狂罪行,鲁迅选择的第一个避难所却是日本医院。
  当年9月,受林语堂邀请,鲁迅赴厦门大学当教授,然而,仅仅干了三个月,到12月即辞职。次年的1927年1月,鲁迅又出任广州中山大学文学主任,也只干了三个月,到4月即告辞职。当时,正是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发,进行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的时候,然而,他在广州这个革命中心只呆了短短的几个月,就匆匆离开赶到上海。
  鲁迅于当年10月3日到达上海,一头栽进了虹口地区日租界,直至1936年逝世,再没有迁居。
  其实,鲁迅不是不想当官,而是热衷于当官的。当初,他在绍兴当教师,本来是在教育第一线,民国成立后,他立刻通过朋友许寿裳走门路,进教育部当科长,以后,又在北洋政府内当科长长达14年。这一时期,发生了袁世凯刺杀宋教仁、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袁世凯称帝、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五四运动”、曹锟贿选等一系列重大政治风波,鲁迅始终一言不发,埋头当他的公务员。尽管那短短的十几年中,中华民国走马灯似的换了五位大总统。鲁迅始终能稳坐钓鱼台,原因是:一方面教育部不是什么肥缺,科长的官位也太小,人家看不上;另方面,他对政治问题从来不敢乱说乱动,又一贯勤勤恳恳,正如他在与章士钊的官司中自述:“树人充教育部佥事,已十有四载,恪恭将事,故任职以来屡获奖叙。”谁上台都得有熟悉业务的手下人吧,那就留着用吧。
  可是,干了十多年,他始终没有得到升官的机会。要想在官场混出名堂,光靠“恪恭将事”当然是不够的,很多情况下还要靠灵活手段钻营,可是,那时候鲁迅再奴颜婢膝钻营也不顶用。因为,当时掌权的集团一会儿直系、一会儿皖系,一会儿又是奉系,鲁迅既没有跟袁大头小站练兵,也没有随张大帅当过胡子,更没有跟曹锟一起卖过布。一朝天子一朝臣,来一个大帅带来一批人马,都想占肥缺,再怎么也轮不到你。当然,有过硬的资历或背景也成,例如,与鲁迅同岁的章士钊,早期参加了同盟会又留学英国五年,后来任教育总长兼任司法总长,成为鲁迅这个小小科长高高在上的顶头上司。
  鲁迅错过了两次后来当大官的机会,一次是在日本时他没有参加革命党的活动,另一次是在广州没有投身于国民革命政府。等到天下打定了,你想再挤进来当大官,哪有这种便宜的事,人家冒着生命危险得来的果实,你想来摘,轮得到你吗,早干嘛啦?
  事实上,鲁迅是一个非常懦怯的人,表面气壮如牛,内心却胆小如鼠。他从来也不敢参加群众性的抗议活动,即使是师生们对被枪杀的刘和珍的追悼会,他也不敢进去,只在礼堂外转悠。当革命党是有大风险的,闹不好要砍头,他哪有胆子去闯。
  官场上不顺,在学术界同样不如意。尽管,蔡元培在北大任校长,广揽辜鸿铭、胡适之、陈独秀等各种人才,但是,对鲁迅这位老同乡却不太当回事,从1920年&~1925年,只让他兼任北京大学的讲师,给他个捞外快的机会,已经从40混到了45岁,还不过是个讲师,而且还是兼职的,还有什么指望?&终于在46岁的时候,算是在1926年在厦门大学,和次年在广州中山大学当过短命两次教授,然而,都只干了三个月,即告辞职。从此脱离了高校,再也没有回头。厦门大学是当时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创办的,作为私立大学,当然不能与国立的北大比肩,广州的中山大学,虽然也号称国立,但是,是与北方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的南方政府所办,其“国立”的含金量很难说,而且,正在创办之初,一切条件都比较差。但是,不管怎么说,也算是好歹当上了教授了。可是,鲁迅都只能干三个月。
  究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鲁迅的学历实在不过硬。世界上最讲究学历的地方莫过于高校,你是国外常青藤大学的洋博士,年纪轻轻就可以当上名牌大学教授,你没有这块牌子,混到退休也只能是个老讲师。鲁迅连一个日本的三流医专的文凭都没混到,那些有哈佛、耶鲁、剑桥、牛津等洋博士文凭的学校同仁哪会看得起你?第二是,让他教什么?教中国文化吧,他说过要把中国的古书都烧光,不是自打嘴巴吗?教西方文化吧,他别说相应的学历和学术背了,连英文词汇都认不了几个。人家洋博士都排不过来,还轮到你?教自然科学和医学就更没门了,连医专的化学、物理都只能勉强及格,解剖甚至都不及格,能行吗?教日本文化,他或许能混混,可是,日本有多少文化可讲呢,再说,哪个学生愿意去听这种课?难怪他只能混三个月。
  所以,中国读书人最看重的两件事:当官和做学问,他都走不通顺。
  外面的事不顺,家庭环境又如何呢?鲁迅13岁时祖父和父亲下狱,父亲被释放后,长期卧病,在鲁迅16岁时去世,所以说,鲁迅并未能得到多少父爱。鲁迅的母亲出身于书香门第,嫁到周家后,三十多岁就守寡,独自艰难抚养鲁迅兄弟三人成人。鲁迅侍奉母亲表面上尽到了一个孝子的责任。然而,鲁迅与她的精神世界相距甚远。鲁迅曾说过,母爱如同湿棉袄,脱了感到冷,穿着感到难受,是他内心世界的真实反映。鲁迅的母亲替他安排了一门他极不情愿的婚事,为他娶了一个不识字的小脚女人——朱安为妻,造成他终身婚姻不幸。
  而与其二弟周作人更是闹到彻底决裂,从此不相往来。决裂的原因,双方都讳莫如深。外界流传两种说法,根源都集中在周作人的日本妻子身上:一种说法是她生活奢侈,雇用了很多仆人,造成经济困难,然而,这种情况,一般是闹完后,分开了,也就算了,似乎不足以让两个亲兄弟终身决裂,彻底斩断手足之情;另一种说法是,鲁迅对其日本弟媳有非礼行为,仔细分析周作人给他的决裂信可以找到一定的根据。周作人的绝交信全文如下:
  “&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在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信的开头是,“&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表明周作人对事情是刚知道的,如果说是其妻挥霍浪费,雇佣了好多仆人,他不可能昨天才知道。
  往下的一句话是,“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显然表明他受到了伤害和侮辱,其中“幸而尚能但受得起”这句话,更表明了这种伤害和侮辱是十分严重的。结合信开头的那句话“我昨天才知道”,表明这种侮辱不是直接施加于他本人的,唯一可能使他受到如此伤害的,只可能是他的妻子受到了侮辱。
  信的最后是,“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后面的院子是女眷住的,他要求鲁迅不要再去,其含义已经十分明显。最后,又称“愿你安心,自重”,表明他认为鲁迅的行为很不自重和很不端了。
  或许,可以因鲁迅的长期性压抑而产生的变态行为,而谅解他吧。其余的,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总结以上情况,鲁迅在自己祖国环境中,受尽了歧视、冷漠和孤独。对于这种状况,有自省精神的人往往只怨自己没胆量、没能耐和家族的不幸。可是,鲁迅像所有懦怯的人那样,没有一点自责和反省精神,而是对国人无穷怨恨。
  但是,他在异国他乡的日本,却从藤野先生那里获得了几乎是唯一的一丝人间温暖,这种温暖激励他终身,他在《藤野先生》中一文说道:
  “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尽管,藤野先生是一位正派善良人士,但是,是日本人。正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日本人,而不是中国人,“使他良心发现”和“增加了勇气”。
  二.诬蔑和唱衰中国
  鲁迅把在祖国遭受的歧视和冷漠积累的所有怨恨,都集中到自己同胞身上,一次次用匕首和投枪刺向自己的同胞,刀刀见血。
  被他首先祭刀的,不是别人,而是他自己的母亲和妻子。鲁迅在赴日本前,母亲替他订了一门亲事,女方叫朱安,小脚并且不识字。封建时代的所有婚姻都是凭父母之命,没有自由恋爱一说,往往造成婚姻悲剧。但是,到二十世纪初叶,世风已经出现不少变化,勇于同传统婚姻决裂的例子已经很多。被鲁迅辱骂为“拟寡妇”的杨荫榆,早在1901年就和夫家断绝一切往来,东渡日本留学。同为绍兴人的秋瑾也于1904年冲破封建家庭束缚,自费留学日本。鲁迅对自己这门亲事是极不情愿的,可是,如要退婚的话,势必要向传统势力挑战。但是,鲁迅没有这样的勇气,于1906年,回家与朱安女士完婚了。这时,鲁迅已经是26岁的成年人了,而且远在日本,要退掉婚约难度并不是太大,可以找到种种借口,诸如腿摔断了或者患了肺痨等等,甚至可以说自己已经有了日本相好了,他的两个弟弟不都是娶了日本老婆吗?大不了被人骂为陈世美而已。但是,鲁迅不敢担当这样的骂名,他懦怯地退缩了。
  回到绍兴后,鲁迅恭顺的一步步执行所有的结婚仪式。但是,第二晚就睡到母亲房间去了,他这是在用行动告诉母亲,“看你干的好事,以后,你就往下等着瞧吧!”第三天,他就离开绍兴回日本。
  任何一位堂堂男子汉一旦做了决定,就必须勇于承担相应的责任,即使当初并不太情愿,也是你自己选择妥协的结果。李大钊和胡适都是封建包办婚姻,但是,他们始终善待自己的妻子。
  退一步讲,按照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作为一个成年人,只要不是精神病患者,就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然而,世界上所有的懦夫都会把自己的懦怯变成无比仇恨,加害到最无反抗能力的人的身上。
  尽管朱安是非常贤惠的女人,勤劳操持家务,孝敬婆婆,但是,鲁迅回到绍兴后却不愿回家住宿。到北京后,朱安对鲁迅体贴入微,鲁迅生病时,体贴照顾,然而,都只能换到鲁迅的冷面孔。就这样直到1926年,朱安在长达20年之久的噩梦般的婚姻生活中,一直被自己的丈夫不理不睬。可以想象,她暗自掉了多少眼泪,她渴望学习和进步,不识字可以学,小脚也可以放。可是,这一切,鲁迅都没有去做,他就是要用钝刀子慢慢折磨她,同时也折磨一切都看在眼里的母亲。
  朱安20年的噩梦远远没有结束,1926年,鲁迅把一个可以做女儿的年轻情妇带到了家里,她就是许广平。当着母亲和妻子的面与情妇调情。任何一个女子能忍受如此大的莫大侮辱吗?可是,朱安默默的承受了,尽管她的内心在滴血。以后,鲁迅又与许广平南下广州,最后同居上海。许广平也就由小三被提携为小二——从第三者升格为二奶了。
  从此,朱安就和婆婆相依为命,远离鲁迅居住在北京。鲁迅在《祝福》一文中,对受封建礼教残害的祥林嫂给予深深的同情,然而,对同样是受封建礼教所害的发妻却如此冷酷和残忍。从他表现来看,他新婚时就计划好,要以极其冷酷的方式报复这门强加给他的亲事,要让这个女人一辈子在寂寞的冷宫中痛苦生活。也让自己母亲一辈子在悔恨和自责中煎熬。他没有把她们当人,而是发泄仇恨的工具。何等可怕的阴毒心理!
  鲁迅在一次关于易卜生的《娜拉》的谈话中说到,妇女没有自己经济能力,是无法反抗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娜拉出走后是没有出路的。不仅朱安没有出路,许广平被大学开除后,也是没有了出路,鲁迅这时候是扮演了骑士的角色还是乘人之危?从此,许广平只能一辈子当二奶了。
  鲁迅的第二刀是砍向中国的传统文化的,骂死去的人当然不怕人家来算帐,同样没有风险的。1918年,他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发表于《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鲁迅文中的“狂人”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
  “吃人”二字不厌其烦的在全篇文章中出现20多次,让人毛骨悚然。把四千年的中国文化和道德体系统统看成是“吃人”,&也只有狂人或疯子才有这样的能耐。文章最后还假惺惺的呼喊:“救救孩子!”
  这篇短篇毫无艺术价值可言,只不过是几乎百年前俄罗斯作家果戈理同名小说的仿作而已。然而,鲁迅是深有用意的。首先,文中的话是通过一个狂人之口说出来的,如果遭到责问,满可以说&“偶是疯子,疯子的话能当真吗?”&真是四两拨千斤,谁还去跟疯子较劲?另外,“狂人”这样的标题当然也很能吸引人们的眼球。
  不出所料,这篇文章很投合当时一大批浮躁青年——或者说是愤青——的口味,顿时,鲁迅名声大噪。在当时的情况下,年轻人由于不够成熟,急于改变现状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可是鲁迅已经是38岁了,早就过了而立之年了,依然还是那么不成熟?其实,鲁迅的内心由于极度的扭曲而处于发狂状态的,《狂人日记》里的话,实际上就是他癫狂状态下的内心写照,他确实是一直猜忌别人会“吃”他的。然而,试想一个民族的文明统统被诬蔑为“吃人”,予以彻底打倒,那么,这个民族将沦为什么状态?不过,说句公道话,鲁迅倒并不是要把全体中国人变成原始人,他有济世之良方的。他紧接着就忙不迭的翻译了,日本武者小路实笃之戏曲《一个青年的梦》、日本厨川白村论文《苦闷的象征》和《出了象牙之塔》等一系列日本著作,以后,又一次次与日本文化“友人”合作。原来,他是要把中国文化扫除干净后,把日本文化堂而皇之的请进来,用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来救救中国的孩子!
  把中国传统文化说成是“吃人”后,鲁迅接着把矛头指向中国广大的劳苦民众,反正劳苦民众是无法与他去论理的。年,鲁迅发表了其代表作《阿Q正传》,阿Q这个无赖似乎成了中国劳苦大众的代表,一些人还把所谓的“精神胜利法”说成是中华民族民族劣根性的表现。
  鲁迅把当时的中国说成是一个铁的黑屋子,政府专制无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是完全没有自由可言的。
  其实,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对舆论还是相当宽容的。
  北洋政府时期,鲁迅竭力鼓吹新文化运动,主张文学革命,然而,留学英国五年之久的章士钊则提倡尊孔读经,“捍卫国粹”,双方在杂志上展开激烈论战。章士钊此时身兼司法和教育两部总长,而鲁迅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科长。科长与部长辩论,在今天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章士钊并没有以势压人。后来发生国立女子师范大学学潮,作为教育总长的章士钊必定要支持整顿学风的校长杨荫榆,而作为公务员的鲁迅居然同学生一起闹事,自然不能容忍,于是,将鲁迅免职。以后,鲁迅以免职手续不完备为由,状告章士钊,居然赢了官司。充分说明了当时的司法还是有一定的公正性,另外,与章士钊的民主思想也不无关系,他没有利用权势干预司法,而是尊重法律,接受裁决。
  1927年北伐胜利后,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鲁迅虽然在北伐时一头钻进了日租界,却想在国民政府那里讨便宜。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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