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的思维被党文化熏染得非黑即白，世界上事儿那么多，有几件能分得清大是大非来？爱因斯坦私生活很不检点，牛顿一直以来都是个无耻的骗子（他的那句无耻的“我站在巨人肩膀”一直在我国以来都被当做名言广为传诵）就是连南京大屠杀，我国就从没给严肃的历史学界提供个相对准确的数字来，一会儿三十万一会儿三十万以上远不止，全看领导上民族主义想怎么煽动就怎么煽动，别怪人家要闹了吧。。。。。。（我党连祖上三代什么成分什么阶级有木有海外关系这些鸡零狗碎都能查得一清二楚，搞个大屠杀名单还不是图森破的事儿？！）言归正传。要是你不会翻墙看繁体和英语文献，凭那些简体字大众读物，你永远都不会知道这场烂污事体的发指程度，具体不提。。。当时人人求自保都不及还能顾别人？张志新.遇罗克那些人瑞几万人才能出一个，那些没经历的，勉强活下来的人，“道之所在，虽千万吾往矣”的气概你们想象得来吗？？？？？？？建国初期的冯友兰被太祖狂喷依然“我行我素死不悔改”，他是个口吃，你能想象他如何在那么多人面前结结巴巴地辩论所谓唯心主义哲学吗？我认为评价当时的人物，要从消极和积极来看，有人揭发人只为自保，有人是为踩着人家的尸体往上爬。。。。后期冯友兰为自保，揭发叉叉叉（忘了）以前曾是国民党大员，没料害得人家儿子惨死老婆精神病，没想到还得就这唯一一次，弄得80年代初冯老在北大里外不是人，冯老女儿宗璞出来一万个道歉还是不够。。。。钱学森厚着脸皮对太祖说，亩产叉叉斤经过精密计算，完全可行思密达！更好笑的是，计算结果出来后，早就被某个县的亩产远远地超过了，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又是谁吃饱了去研究气功的，又是谁说光合作用能大幅提高粮食产量的，又是谁某年流血事件第一个表态支持镇压哒）而我们的郭老呢？？？他非常非常得聪明！！！！！他批杜甫！！！杜甫死了这么多年了！！！！红卫兵去挖坟都找不着地儿了！！！！！杜氏后人谁都不知道！！！！！！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龙颜大悦剩下来我不说了，尽情地笑吧
我曾经在学习现当代文学的时候，用过郭沫若这个人作为典型来讨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下面是我当时找到的资料，我建议大家以客观事实为基础，自己判断。1949年11月，郭沫若在《观察》发表了《我向你高呼万岁（为斯大林寿辰所作）》一诗，来赞美斯大林。1950年，郭沫若在《人民日报》发表《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外蒙古独立？》一文，号召“站在大公无私地立场”，祝贺外蒙古独立，并且“向外蒙古人民告罪”，而不要“跟在美帝国主义和蒋XX反动地后面”，“对苏联‘愤慨。反右运动时期，郭沫若在日回答《光明日报》记者问“言者有罪还是无罪”时，他说：“无罪者的言者无罪，有罪者的言者还是有罪的。”此次访谈以《拨开云雾见青天》为题目发表，作为毛泽东在反右运动期间“阳谋论”“引蛇出洞”等论调的辩护。大跃进时期，郭沫若曾经发表众多紧跟形势、质量低劣的应景新诗。例如在《咒麻雀》中使用“你真是些混蛋鸟”、“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等粗陋的词句，在《四害余生四海逃》、《钢，铁定的一○七○万吨！》、《向日葵》、《水仙花》、《美人蕉》、《声声快》等诗作中，大量使用当时的标语口号。1966年文革正式开始，郭沫若几天内立即发表谈话，对自己以前的作品全盘否定：“在一般的朋友、同志们看来，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日，郭沫若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中发表《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并即席向江青献诗。郭沫若以毛泽东的诗友著称，和毛时有诗词唱和。他曾高度赞颂毛泽东的诗词和书法，甚至将其错别字也作为赞美的对象。文革期间，郭沫若的作品《李白与杜甫》是中国大陆能够被出版的极少数非文革主题书籍，不过他在书中大举赞颂李白，而极力挖苦杜甫，被认为是为了迎合毛泽东的个人喜好而歪曲历史与文学。日，郭沫若写了《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但过了仅仅五个月零九天，四人帮被捕文革结束，他立即又赋一首《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抨击“四人帮”。这也是后来他的政治人格受到质疑的主要原因。鲁迅与郭沫若的恩怨
郭沫若年轻时曾留学日本，和鲁迅一样，为了拯救风雨飘摇的祖国，最终选择了“弃医从文”的道路。早期他受鲁迅的影响颇深，初次读到鲁迅的小说《头发的故事》时，立刻被文章中深邃的思想所吸引，钦佩之情溢于言表，“觉得他的观察很深刻，笔调很简练”。后来，郭沫若加入革命团体创作社并成为骨干力量，时逢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出版，郭沫若欣喜异常，还专门著文以示祝贺。作为长者，鲁迅也极为赏识郭沫若的才华和抱负，经常关注着他的创作情况，称赞他为文坛后起之秀，并将其视为可以并肩战斗的人。然而，由于两人性格、气质以及人生阅历等方面的差异，导致了他们对当时文学运动的看法出现分歧，彼此之间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恩恩怨怨。1927年，郭沫若从香港辗转回到上海，与此同时，鲁迅和许广平也来到上海定居。遗憾的是，这次巧遇，并没有加深二人原本惺惺相惜的情谊，反倒成了彼此“论战”的开端。由于郭沫若所在的创作社受“左”倾思潮的影响，对鲁迅的思想发生了偏颇的认识，于是开展了毫不留情的批判，郭沫若也卷入了其中。1928年，在上海出版的《文化批判》等杂志上，创作社成员对鲁迅进行围攻，郭沫若一马当先，以尖酸刻薄的笔调讽刺批判鲁迅，大有将其清除出中国文坛之势。一直把郭沫若当作友军和同志的鲁迅痛心疾首，但当时正处于民族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从大局出发，鲁迅一直隐忍而不予任何回应。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次演讲中，鲁迅对创造社等团体在文化运动中的错误根源进行了分析，客观地指出“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对郭沫若等骨干分子也给予了中肯的批评。不料演讲的内容传到了郭沫若的耳朵里，他误以为鲁迅是伺机“报复”，于是再次发难，在一篇文章中尖锐地把鲁迅批判成为“一个独霸文坛的‘总司令’”。以文笔犀利著称的鲁迅没有针锋相对地进行还击，而是极力地淡化个人恩怨，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他这样写道：“分歧固然存在，大的战斗目标却是一致的。” 事实也证明了鲁迅的判断，郭沫若等虽然对鲁迅的偏见没有消除，批判也没有停止，但战斗的大方向还是牢牢把握住了，斗争的主要矛头始终指向了黑暗势力和阶级敌人。乌云终将散去，太阳照常生起。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创造社的错误思潮逐步得到纠正，对鲁迅的认识也回到正确轨道上来。鲁迅的思想渐渐被推崇为主流思想，一次偶然的机会，郭沫若读到了鲁迅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我和茅盾、郭沫若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 郭沫若的心灵产生极大的震撼，感慨万分地说：“我才明白先生实在是一位宽怀大量的人。”在救国救民共同理想目标的牵引下，郭沫若等人彻底消除了与鲁迅的隔阂和间隙，并希望能和他联合起来，开创一条革命文学的统一战线。鲁迅早已冰释前嫌，欣然应允，经过商议，双方决定恢复已经停办的《创造周报》，作为统一的文化革命“根据地”，把文字的“匕首”更猛烈地投向万恶的旧社会。时至今日，当年那份《创造周报》复刊广告依然保存了下来，其中所列的特约撰稿人名单中，第一名是鲁迅，第二名就是郭沫若，这两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经历了不同的心路历程，终于殊途同归于共产主义的旗帜下。鲁迅逝世后，郭沫若惊闻噩耗，连夜撰写悼文《民族的杰作——纪念鲁迅先生》，高度评价了鲁迅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表达了自己无尽的哀思之情。风流才子郭沫若一生有三个妻子和六个情人，一共生育了１１个子女，第一个妻子是个日本人，其后的女子中，还有一个因为他自杀．
郭沫若有没有「马屁精」的行为这个问题没什么好争论的，@安童Antong 和@張筱蕾 在前面也都举了足够多的例子。那么郭沫若是「马屁精」吗？@王文远 认为「评判一个历史人物，千万不要脱离时代背景」，那我们就看看当年的时代背景是什么——那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之一，夫妻反目，父子相残，朋友互诬，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 」。在这样的时代，郭沫若做了什么？——为恶人恶行歌功颂德，助纣为虐。如果不能说郭沫若是「马屁精」，唯一的原因只能是「马屁精」这个词不足以形容他的恶。人格的高下就是在非常时期才能显现出来，如果天下太平人人富裕谁都只顾着享福没空想着作恶，那我们还提道德干什么？「 刀架在脖子上的时候，如果你选择抗争，那是高尚，如果你选择投降，那是本性。 」这句话也许是对的，那个时代「投降」的人确实也不止郭沫若一个：钱钟书进入了《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翻译小组，季羡林写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容诬蔑》，钱学森发表了《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这种 「投降」 我虽绝不认同，但也理解。可是郭沫若的所作所为不仅是「投降」，还是「投靠」；不仅「投靠」，而且朝秦暮楚；不仅朝秦暮楚，甚至楚还没说要拿刀架脖子，他的诗歌就已经写好。何况郭沫若自己都没有真正道歉悔过，我们干嘛要这么急着去原谅他？道德也许不是绝对的，但道德必须是有底线的。我不认为郭沫若的所作所为在任何一种道德评判标准里可以被算作是在底线上面。「 刀架在脖子上的时候」，即使不反抗，至少也不该为暴力加油助威。如果有刀架在我的脖子上，我也不敢保证我会作出高尚的选择，我甚至不敢保证我不会为强权摇旗呐喊。但只要我选择了「投靠」，无论有多少人也作出了这种选择，无论这种选择多么的可以理解，我依然是卑鄙低劣的，我就是「马屁精」。郭沫若是个「马屁精」，这个问题也没什么好争论的。做出了「马屁精」的行为，就是「马屁精」。无论是理解这种行为还是痛骂这种行为，事实就是事实。补充：@袁克胜 说郭沫若有贡献，但是无论有没有贡献，跟他是不是「马屁精」都没有任何关系。学术研究水平的优劣和道德水平的高低又不会相互转化。
脑子有病，认为自己不被人理解郭沫若真的是个马屁精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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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在学习现当代文学的时候，用过郭沫若这个人作为典型来讨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下面是我当时找到的资料，我建议大家以客观事实为基础，自己判断。1949年11月，郭沫若在《观察》发表了《我向你高呼万岁（为斯大林寿辰所作）》一诗，来赞美斯大林。1950年，郭沫若在《人民日报》发表《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外蒙古独立？》一文，号召“站在大公无私地立场”，祝贺外蒙古独立，并且“向外蒙古人民告罪”，而不要“跟在美帝国主义和蒋XX反动地后面”，“对苏联‘愤慨。反右运动时期，郭沫若在日回答《光明日报》记者问“言者有罪还是无罪”时，他说：“无罪者的言者无罪，有罪者的言者还是有罪的。”此次访谈以《拨开云雾见青天》为题目发表，作为毛泽东在反右运动期间“阳谋论”“引蛇出洞”等论调的辩护。大跃进时期，郭沫若曾经发表众多紧跟形势、质量低劣的应景新诗。例如在《咒麻雀》中使用“你真是些混蛋鸟”、“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等粗陋的词句，在《四害余生四海逃》、《钢，铁定的一○七○万吨！》、《向日葵》、《水仙花》、《美人蕉》、《声声快》等诗作中，大量使用当时的标语口号。1966年文革正式开始，郭沫若几天内立即发表谈话，对自己以前的作品全盘否定：“在一般的朋友、同志们看来，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日，郭沫若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中发表《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并即席向江青献诗。郭沫若以毛泽东的诗友著称，和毛时有诗词唱和。他曾高度赞颂毛泽东的诗词和书法，甚至将其错别字也作为赞美的对象。文革期间，郭沫若的作品《李白与杜甫》是中国大陆能够被出版的极少数非文革主题书籍，不过他在书中大举赞颂李白，而极力挖苦杜甫，被认为是为了迎合毛泽东的个人喜好而歪曲历史与文学。日，郭沫若写了《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但过了仅仅五个月零九天，四人帮被捕文革结束，他立即又赋一首《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抨击“四人帮”。这也是后来他的政治人格受到质疑的主要原因。鲁迅与郭沫若的恩怨
郭沫若年轻时曾留学日本，和鲁迅一样，为了拯救风雨飘摇的祖国，最终选择了“弃医从文”的道路。早期他受鲁迅的影响颇深，初次读到鲁迅的小说《头发的故事》时，立刻被文章中深邃的思想所吸引，钦佩之情溢于言表，“觉得他的观察很深刻，笔调很简练”。后来，郭沫若加入革命团体创作社并成为骨干力量，时逢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出版，郭沫若欣喜异常，还专门著文以示祝贺。作为长者，鲁迅也极为赏识郭沫若的才华和抱负，经常关注着他的创作情况，称赞他为文坛后起之秀，并将其视为可以并肩战斗的人。然而，由于两人性格、气质以及人生阅历等方面的差异，导致了他们对当时文学运动的看法出现分歧，彼此之间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恩恩怨怨。1927年，郭沫若从香港辗转回到上海，与此同时，鲁迅和许广平也来到上海定居。遗憾的是，这次巧遇，并没有加深二人原本惺惺相惜的情谊，反倒成了彼此“论战”的开端。由于郭沫若所在的创作社受“左”倾思潮的影响，对鲁迅的思想发生了偏颇的认识，于是开展了毫不留情的批判，郭沫若也卷入了其中。1928年，在上海出版的《文化批判》等杂志上，创作社成员对鲁迅进行围攻，郭沫若一马当先，以尖酸刻薄的笔调讽刺批判鲁迅，大有将其清除出中国文坛之势。一直把郭沫若当作友军和同志的鲁迅痛心疾首，但当时正处于民族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从大局出发，鲁迅一直隐忍而不予任何回应。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次演讲中，鲁迅对创造社等团体在文化运动中的错误根源进行了分析，客观地指出“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对郭沫若等骨干分子也给予了中肯的批评。不料演讲的内容传到了郭沫若的耳朵里，他误以为鲁迅是伺机“报复”，于是再次发难，在一篇文章中尖锐地把鲁迅批判成为“一个独霸文坛的‘总司令’”。以文笔犀利著称的鲁迅没有针锋相对地进行还击，而是极力地淡化个人恩怨，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他这样写道：“分歧固然存在，大的战斗目标却是一致的。” 事实也证明了鲁迅的判断，郭沫若等虽然对鲁迅的偏见没有消除，批判也没有停止，但战斗的大方向还是牢牢把握住了，斗争的主要矛头始终指向了黑暗势力和阶级敌人。乌云终将散去，太阳照常生起。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创造社的错误思潮逐步得到纠正，对鲁迅的认识也回到正确轨道上来。鲁迅的思想渐渐被推崇为主流思想，一次偶然的机会，郭沫若读到了鲁迅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我和茅盾、郭沫若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 郭沫若的心灵产生极大的震撼，感慨万分地说：“我才明白先生实在是一位宽怀大量的人。”在救国救民共同理想目标的牵引下，郭沫若等人彻底消除了与鲁迅的隔阂和间隙，并希望能和他联合起来，开创一条革命文学的统一战线。鲁迅早已冰释前嫌，欣然应允，经过商议，双方决定恢复已经停办的《创造周报》，作为统一的文化革命“根据地”，把文字的“匕首”更猛烈地投向万恶的旧社会。时至今日，当年那份《创造周报》复刊广告依然保存了下来，其中所列的特约撰稿人名单中，第一名是鲁迅，第二名就是郭沫若，这两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经历了不同的心路历程，终于殊途同归于共产主义的旗帜下。鲁迅逝世后，郭沫若惊闻噩耗，连夜撰写悼文《民族的杰作——纪念鲁迅先生》，高度评价了鲁迅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表达了自己无尽的哀思之情。风流才子郭沫若一生有三个妻子和六个情人，一共生育了１１个子女，第一个妻子是个日本人，其后的女子中，还有一个因为他自杀．
郭沫若有没有「马屁精」的行为这个问题没什么好争论的，@安童Antong 和@張筱蕾 在前面也都举了足够多的例子。那么郭沫若是「马屁精」吗？@王文远 认为「评判一个历史人物，千万不要脱离时代背景」，那我们就看看当年的时代背景是什么——那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之一，夫妻反目，父子相残，朋友互诬，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 」。在这样的时代，郭沫若做了什么？——为恶人恶行歌功颂德，助纣为虐。如果不能说郭沫若是「马屁精」，唯一的原因只能是「马屁精」这个词不足以形容他的恶。人格的高下就是在非常时期才能显现出来，如果天下太平人人富裕谁都只顾着享福没空想着作恶，那我们还提道德干什么？「 刀架在脖子上的时候，如果你选择抗争，那是高尚，如果你选择投降，那是本性。 」这句话也许是对的，那个时代「投降」的人确实也不止郭沫若一个：钱钟书进入了《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翻译小组，季羡林写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容诬蔑》，钱学森发表了《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这种 「投降」 我虽绝不认同，但也理解。可是郭沫若的所作所为不仅是「投降」，还是「投靠」；不仅「投靠」，而且朝秦暮楚；不仅朝秦暮楚，甚至楚还没说要拿刀架脖子，他的诗歌就已经写好。何况郭沫若自己都没有真正道歉悔过，我们干嘛要这么急着去原谅他？道德也许不是绝对的，但道德必须是有底线的。我不认为郭沫若的所作所为在任何一种道德评判标准里可以被算作是在底线上面。「 刀架在脖子上的时候」，即使不反抗，至少也不该为暴力加油助威。如果有刀架在我的脖子上，我也不敢保证我会作出高尚的选择，我甚至不敢保证我不会为强权摇旗呐喊。但只要我选择了「投靠」，无论有多少人也作出了这种选择，无论这种选择多么的可以理解，我依然是卑鄙低劣的，我就是「马屁精」。郭沫若是个「马屁精」，这个问题也没什么好争论的。做出了「马屁精」的行为，就是「马屁精」。无论是理解这种行为还是痛骂这种行为，事实就是事实。补充：@袁克胜 说郭沫若有贡献，但是无论有没有贡献，跟他是不是「马屁精」都没有任何关系。学术研究水平的优劣和道德水平的高低又不会相互转化。
是。不仅是个马屁精，人格还非常不堪。 宋美龄在与大陆的通信中就曾经提到过这个人，为了脑袋上的红顶子，连斯大林是我爸爸这种话都说的脸不红心不跳。 此人微博有资料《毛主席赛过我亲爷爷》
天丄安门上红旗扬
毛主丄席画像挂墙上
亿万人民齐声唱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万岁万岁寿无疆
毛主席呀毛主席
你真赛过我亲爷爷
《我向你高呼万岁—史大林元帅》
我向你高呼万岁
史大林元帅，
你是全人类的解放者，
今天是你的70寿辰， 我向你高呼万岁
原子弹的威力在你面前只是儿戏
细菌战的威胁在你面前只是梦呓
你的光暖使南北两冰洋化为暖流
你的润泽使撒哈拉沙漠化为沃土
是。在《知情者说》里，他的一个儿子跳楼自杀的那天，他听到消息仍然在写一首献给江青的诗。时代扭曲了很多人的人性，郭沫若失去了两个儿子也很可怜，但是如上做法让我觉得他已经马屁精入骨近乎于丧失理性了。这跟他长期自我培养有关系，已经到了不能完全洗清自己责任的地步了。P.S. 重点是要设定一个衡量基准线，如果在同样的时候大家都做到这种程度，可以称之为时代之失，但如果其他人虽有此意而没有他的程度严重，且他在可以不做或者不合逻辑的时候仍然坚持拍马屁，那他就是马屁精。不能什么都拿时代说事，时代通过个体性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行为，这些行为的差异可以说明个体性格或者认知上的问题。
同意@王文远的答案。大家很容易被提问者带沟里去。郭沫若是溜须拍马了一些，那也是在建国以后。肯定不只郭沫若，好像沈从文也很没有气节。这类知识分子很多很多，可以列一大堆的名单，真不能只归咎于个人原因，完全是时代原因。还有，对一个人的评价，只说他是否拍马屁是不是太片面了，建国以前的郭沫若贡献还是很大的，特别是对文学和考古学的贡献。那时是很有气节的，曾公开批过蒋介石。建国后对唯物史观的研究也很具有开创性。
【修改增加】提问者问郭沫若真的是个马屁精么？我们是否一定要先回答是或不是？我觉得不是，注意提问里这个“真的”这个限定词里内涵的情绪吗？显然提问者对郭是不是马屁精已经有所了解，提问者并不稀罕听到是或者不是的答案。提问者应该是想听到类似“为什么是？为什么不是？”这样的答案。进一步，很多回答者会认为，这个问题未必就会只有两种答案。为保命作出的举动是否应该承担相应的后果？以一种标签去为一个曾经勇敢无畏，曾经为国为民的人迫不得已为保命作出的各种行为定性是否公平？这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就我个人而言，不建议在这些问题上用黑或白来回答。【修改增加】我看到别人这么说，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学者文人痛骂郭沫若解放后一味逢迎，却对大小文人落水当汉奸为虎作伥百般维护，曲为解释。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郭沫若抛妻回国，以《屈原》等剧作鼓舞抗战，这样的作为，反而不如安安稳稳躲在沦陷区，卖身投靠日寇，闲时玩玩女人的娘娘腔混蛋才子。真不知天理何在。+++++++++++++++++文革乃至文革以前的环境有多恶劣，不是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很难想象。当然，作为既得利益者，还想维护自己之既得，有此作为也可以理解。我们可以选择站着死，不过最好对那些选择跪着生的人，多点宽容。
我觉得不是，无非自保而已，臭老九天生地位低，手不能提肩不能挑，要想活下来，也没什么别的办法。郭沫若在文革中可曾批斗过别人？是否揭发检举过别人？是否写过大字报或战斗的檄文？如果都没有，那我倒觉得他比同时代的许多人人格都要强上许多。
提问者就是问“郭沫若是不是马屁精”，那回答者首先就要回答“是/不是”，是讲是的理由，不是讲不是的理由。我的答案很明确：“是的”。这个问题没有针对郭沫若做特殊的道德批判，也没有要求他在那个年代做圣人，只是问“他到底是不是马屁精”。在这个前提下，你可以说那是时代的悲剧，甚至我们可以怜悯那个时代的人，甚至可以从某种角度宽恕那个时代的人。但很多人绕开了这个问题，直接大谈时代、背景、其他人也很马屁精（甚至有些人更马屁精）、提问者的动机可疑等等。到底想说明什么呢？顺便，郭在建国前，也是个马屁精。——注意逻辑，这是定性，但没有定量说他是唯一的反面教材、最十恶不赦的人。你就算说鲁迅私德污点、胡适还跪拜过溥仪，那也不能说明郭不是马屁精。当我们揪出了更多个体后，才能更全面地体会那个时代的问题。------------------------------------------------------------------------------------------------------------------------------------------------我总是觉得，东亚三国的人，在逻辑上都有共同的缺陷，谁也别觉得中国人就比日本人更担当、更敢于直面历史。我们以侵华战争为例，指出某个日本士兵有杀人罪行，并不是说他是最罪恶的，也不是说他是唯一有罪的，更不是说他天生就是杀人狂。我们要正视：不论什么原因，他有杀人的罪行。然后再去讨论为什么时代让他成为一个凶手。没有这个前提，就说这个日本士兵自己也没办法啊、那个时代还有很多日本士兵呢、有些日本士兵比他杀人更多、这个日本士兵杀人至少杀得很利落，到底是在说明什么呢？中国人对文革的态度，真不比日本人对侵华战争的态度更高明。
我觉得很多张口就喷的人，对郭沫若缺乏最基本的了解。首先想问问知道谁是“甲骨四堂”么？其次，大家对郭沫若的能量也缺乏必要的了解，他不是一个依靠溜须拍马才活下来的人，而是一个能量极大，具有破坏性力量的人。否则不至于非要杀了他的两个儿子不可，被杀的是他的儿子，不是什么堂弟侄子，儿子，知道儿子这两个字对于中国人的含义么？而且是两个！第三，郭沫若是写了很多烂诗，但是误把烂诗当成他的水平，就是误解。刀架在你脖子上，你不得不写，又不愿意违心的写的时候，怎么办？写烂诗呗。但是郭沫若同样写过很多明亮璀璨的文章，写过意义重大寓意深重的论文，只是你们没有人愿意去看，下意识的把他当成一个草包。比如郭沫若写过的《李白与杜甫》，《甲申三百年祭》都看过么？知道《李白与杜甫》遇到了什么待遇？老毛亲自看，亲自批。这种待遇放到今天也没有几个人能够享受，只有熟读历史的人，也许才能体会《李白与杜甫》《甲申三百年祭》后面所蕴含的深刻的意义吧？简单一说，如果把李白比喻成当朝太祖，杜甫是谁？如果把被国民党打的到处逃窜的共产党比喻成李自成，那么谁是牛金星，谁是李岩。。。这也是为什么郭沫若没有死，必须屈服，为什么太祖要亲自对付他的原因。第四：你所能看到的一切都不是真实，而是某些掌握权力者希望你看见的。所谓的真相，往往需要对折再对折。最后，郭沫若最大的错事，就是作为一个文学家，他对政治参与了太多，以至于无法抽身，所以他在写给周国平的信中说：非常羡慕你，你现在走的路才是真正的路。可惜我老 了，成为了一个一辈子言行不一致的人。
这么说吧，简单打个比方。这世界上99.99%的人都不说脏话，你也不说脏话，这没什么。如果你一旦说了，那你基本上就是道德极其败坏那一伙的。但是，这世界上50%的人都说脏话另一半不说，你不说，那么你是一个好人，但是你就是说了，也不会有人大惊小怪，一半人都说脏话呢。如果这世界上99.99%的人都说脏话呢？你说这很平常，符合潮流嘛。你不说呢，那你就是万众挑一的圣人啦。虽然，我们都知道那是错的，但是我们不能责备一个人没在凶恶的社会中成为一个圣人。
郑重其事的说 是个嫖客！
摇头...郭沫若虽然私德一般...但就凭他在“四一二”事变之后，全国大杀共产党人，无数人退党保命的时候，敢加入共产党，这份勇气就不是一般人所能有的...至于当代其它文人...被很多人称赞的“胡适”...去了“满洲国”，见了“皇帝溥仪”，行跪拜之礼...
国人的思维被党文化熏染得非黑即白，世界上事儿那么多，有几件能分得清大是大非来？爱因斯坦私生活很不检点，牛顿一直以来都是个无耻的骗子（他的那句无耻的“我站在巨人肩膀”一直在我国以来都被当做名言广为传诵）就是连南京大屠杀，我国就从没给严肃的历史学界提供个相对准确的数字来，一会儿三十万一会儿三十万以上远不止，全看领导上民族主义想怎么煽动就怎么煽动，别怪人家要闹了吧。。。。。。（我党连祖上三代什么成分什么阶级有木有海外关系这些鸡零狗碎都能查得一清二楚，搞个大屠杀名单还不是图森破的事儿？！）言归正传。要是你不会翻墙看繁体和英语文献，凭那些简体字大众读物，你永远都不会知道这场烂污事体的发指程度，具体不提。。。当时人人求自保都不及还能顾别人？张志新.遇罗克那些人瑞几万人才能出一个，那些没经历的，勉强活下来的人，“道之所在，虽千万吾往矣”的气概你们想象得来吗？？？？？？？建国初期的冯友兰被太祖狂喷依然“我行我素死不悔改”，他是个口吃，你能想象他如何在那么多人面前结结巴巴地辩论所谓唯心主义哲学吗？我认为评价当时的人物，要从消极和积极来看，有人揭发人只为自保，有人是为踩着人家的尸体往上爬。。。。后期冯友兰为自保，揭发叉叉叉（忘了）以前曾是国民党大员，没料害得人家儿子惨死老婆精神病，没想到还得就这唯一一次，弄得80年代初冯老在北大里外不是人，冯老女儿宗璞出来一万个道歉还是不够。。。。钱学森厚着脸皮对太祖说，亩产叉叉斤经过精密计算，完全可行思密达！更好笑的是，计算结果出来后，早就被某个县的亩产远远地超过了，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又是谁吃饱了去研究气功的，又是谁说光合作用能大幅提高粮食产量的，又是谁某年流血事件第一个表态支持镇压哒）而我们的郭老呢？？？他非常非常得聪明！！！！！他批杜甫！！！杜甫死了这么多年了！！！！红卫兵去挖坟都找不着地儿了！！！！！杜氏后人谁都不知道！！！！！！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龙颜大悦剩下来我不说了，尽情地笑吧
应该一分为二看这个人,再说 了,一个知识分子在强权面前能怎样?看他解放后学术上的成就,做了多少专业类的研究,我们就能理解他了...
郭沫若在文革中写了大量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溜须拍马的作品。其部分诗作现在都可以查着。其受诟病的行为，可信的大约是以下一些内容（来自维基百科、）1949年11月，郭沫若在《观察》发表了《我向你高呼万岁（为斯大林寿辰所作）》一诗，来赞美斯大林[7]。1950年，郭沫若在《人民日报》发表《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外蒙古独立？》一文，号召“站在大公无私地立场”，祝贺外蒙古独立，并且“向外蒙古人民告罪”，而不要“跟在美帝国主义和蒋XX反动地后面”，“对苏联‘愤慨’”[8]。反右运动时期，郭沫若在日回答《光明日报》记者问“言者有罪还是无罪”时，他说：“无罪者的言者无罪，有罪者的言者还是有罪的。”此次访谈以《拨开云雾见青天》为题目发表，作为毛泽东在反右运动期间“阳谋论”“引蛇出洞”等论调的辩护。大跃进时期，郭沫若曾经发表众多紧跟形势、质量低劣的应景新诗。例如在《咒麻雀》[9]中使用“你真是些混蛋鸟”、“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等粗陋的词句，在《四害余生四海逃》[10]、《钢，铁定的一○七○万吨！》、《向日葵》、《水仙花》、《美人蕉》、《声声快》等诗作中，大量使用当时的标语口号。1966年文革正式开始，郭沫若几天内立即发表谈话，对自己以前的作品全盘否定：“在一般的朋友、同志们看来，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日，郭沫若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中发表《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并即席向江青献诗[11]。郭沫若以毛泽东的诗友著称，和毛时有诗词唱和。他曾高度赞颂毛泽东的诗词和书法，甚至将其错别字也作为赞美的对象[12]。文革期间，郭沫若的作品《李白与杜甫》是中国大陆能够被出版的极少数非文革主题书籍，不过他在书中大举赞颂李白，而极力挖苦杜甫，被认为是为了迎合毛泽东的个人喜好而歪曲历史与文学。[13]日，郭沫若写了《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14]，但过了仅仅五个月零九天，四人帮被捕文革结束，他立即又赋一首《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抨击“四人帮”[15]这也是后来他的政治人格受到质疑的主要原因。要求郭沫若像老舍一样自尽是一种过高的期望。人在乱世而自求生存大抵没有什么值得指摘的。但郭沫若的行为大大越过了自存的界限，而实际包含了大量的政治投机的成分。可称之为文人无行的代表。鲁迅曾论及郭沫若称之为才子加流氓是知人之言。但我个人不建议因此因人而废文抹杀其在历史中应有之地位。文坛巨匠如巴尔扎克、司汤达，画坛大师如毕加索、高更，革命家如马克思、陈独秀辈私德都不甚佳。他们因其思想的光亮之处而被铭记，正如乔治贝斯特因出神入化的脚法为世所传。
相对于其他读书人来说，他确实没有气节，惯于见风使舵，这是无可置疑的。但是他的才华横溢是不容否认的，不知道他的内心是什么样子的。
不是说郭的两个儿子都被整死，他要是不摇尾巴献媚，下一个死的不就是他自己么。
知识分子是什么？是一个国家的脊柱，是一个国家的良心。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陷入危难的时候，他不能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不能舍身取义。相反地，谄媚，造谣。我不理解那些人为什么要为其辩护。百无一用是书生，一朝有用觅无踪。
诗人嘛，比较感性。我觉得这些你们所谓的“逢迎”之作和他一贯的风格很一致。
郭沫若的文字能把死人恶心到活过来，把活人恶心到吐出来。他是真正把马屁文学发扬光大的人，历朝历代文人拍马屁都要给自己找个高大上的面具戴上，他不用，直接恶心死你。但是，当我党上下齐心协力制造高大上的形象来遮丑的时候，他直接就把脏东西拿出来给你看。就像1976年填的那两首《水调歌头》，干脆连词牌都不换，更绝的是这是伟人最常用的词牌，里面还要引用一两句伟人的诗句或语录！他知道这些文字不仅不会被审查还会被大肆宣扬，而且必然留在历史上，那就将恶心进行到底吧！当奴才对主子的恶心广传天下并名留青史的时候，究竟是奴才的恶心还是主子的恶心？曹商偷偷摸摸地给秦王舔屁眼以为别人不知道，这时候他是得意洋洋的；庄子把他揭发出来之后，曹商就羞愧难当了——所以，这是曹商的恶心而不是秦王的恶心。但我们的郭老，就当着天下人的面，把你的屁眼舔给天下人看，你还得当着天下人的面舒坦得直呻吟，这时候你是什么感觉？我觉得郭老挺不容易。他心里面想的大概是：你tm不让我好好活，我tm就恶心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