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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都记忆，北京魅力［上］（文化纪实）
（原作者：刘孝存）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全国政治、文化、交通、旅游和国际交往的中心。她西拥太行、北枕燕山，东临渤海，南面华北大平原。70万年前，北京人在这里繁衍生息，然后延续至燕之蓟城，又从燕之蓟城到唐之幽州，再从元之大都至明清之帝京。北京历经数十代的社会变迁和风云变幻，拥有众多辉煌的帝都景观和丰厚浓郁的文化底蕴。
如今的北京，让人感受到的不仅是古老帝都的雄伟庄严、厚重沧桑，还有现代大都市的时尚繁华、高速便捷，浓重的现代化气息。伴随着2008年第二十九届奥运会的举行，北京将再次向全世界展示她迷人的魅力——
2008年北京奥运三大理念：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
“人文奥运”与“人文北京”紧密相连。
——作者题记
距今709年前，即元大德二年，也就是公元1298年，当年的威尼斯共和国公民、后被称为“旅行家”的马可·波罗，在威尼斯和热那亚争夺地中海商业霸权的战争中被俘了。
在监狱里，马可·波罗听到一个男孩恳求他：“说个故事吧。”
他知道，那是一个因为偷拿了一块面包而被投入监狱的孩子。那孩子一定是想起重病的妈妈了，他的父亲就是在这次战争中死去的。马可·波罗真想去安慰孩子几句，却不知说什么好。就在这时候，一个名叫鲁思梯切诺的比萨诗人说：“我给你念一首诗吧。”他的话音刚落，牢房角落处的那个因为交不起税而被捕的铁匠就连连咳嗽。咳嗽之后，铁匠说：“不要再念你那些歌功颂德的诗了，什么阳光啊，爱情啊，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鲁思梯切诺把诗咽了回去，耐不住寂寞的孩子却又说：“还是讲个故事吧。”铁匠说：“故事我也听够了，要讲就讲点奇异的，我们没听过的。”铁匠有一副强壮的身体，脾气也暴躁，所以牢房里的人都有点怕他。他一开口，别人就不敢轻易搭茬了。一阵沉默之后，马可·波罗说：“好吧，我就讲点奇异的吧。我是去年从东方回来的。你们知道东方吗？那里真有一个奇异的国家。”马可·波罗是从东方的那个被叫做“汗八里”的地方开始讲起。没讲几句，铁匠就问：“汗八里是什么东西？”马可·波罗说：“就是东方的大汗之城。”诗人鲁思梯切诺虽然已经成了阶下囚，但依旧是心高气傲。当他见马可·波罗真的要讲什么东方见闻的时候，不免哼了下鼻子。可是听了一会儿以后，他渐渐被马可·波罗的讲述吸引住了。他悄悄地抓起鹅毛笔和纸。
就这样，一连几十个日夜，鲁思梯切诺把马可·波罗在狱中讲述的“东方见闻”记了下来，后来又把这记录带出了监狱。他没想到，他写的诗和小说很快就被人遗忘了，但他所记录的狱友的见闻不仅流传了几百年，并且倒流到那个无比神奇辉煌的地方，被翻译成《马可·波罗行记》，又作《东方见闻录》。
马可·波罗所讲述的“汗八里”就是北京的前身———元大都。
上篇：京味儿
所谓“京味儿”，说白了就是北京味儿，它体现在北京土话上，体现在北京风味小吃中，也体现在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内，还体现在京韵京腔的京剧表演、北京特有的礼俗及北京人的性格中。
第一章话说“北京话”
近600余年来，汉语发展为七种主要的地域方言，即北方话、吴语、湘语、赣语、粤语、闽语和客家话。北方话，也称“北方方言”；按照广义的说法，北方话也称“官话”，形成在黄河流域。从商周时代开始，黄河流域就是汉语的中心地带。南宋偏安，金、元定都燕京、大都，为现代北方话奠定了新的基础。
北京话，是北方方言区中重要的一种。
北京话，当然是与“北京”这个地域联系在一起的。在我国的古代，北京，也就是幽燕地区不属于“中原”地带；其南部，可说处在中原地带的边缘。
从辽至金，大量北方少数民族不断涌入北京地区。在这种和其他汉语方言不同的历史背景之下，“北京话”形成了独特的地方方言。
元代的“大都话”，是辽金两代居住在北京地区的汉族人和契丹、女真等族人经过几百年密切交往逐渐融会形成的；在元朝统治时期，这一方言趋于成熟，并成为现代北京话的源头。元代“大都话”中的“胡同”，在流行的说法中为蒙古语“水井”的意思。这就是说，元代的北京话，也吸收了蒙古语的成分。
明代，伴随着永乐帝迁都北京，大批江淮籍的兵将、官员进驻北京，使“大都话”又增添了江淮话的成分。此后，来自山西、河北等地的移民被安置在北京地区，北京话也就增添了新的语词成分。这些新的“外来语”与“大都语”融会，形成了明代的“北京话”。
明定都北京，使北京继元以后又一次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属于北方话音系的北京话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所谓的“官话”（“官”，为“共同”之意）。明代，北京话的语音趋于稳定，但依旧有所发展变化———大批外来移民和各地考生入仕为官长居京都，带来了外乡方言的语音。明代学者沈榜在其著作《宛署杂记》卷17《方言》条目中记：“第民杂五方，里巷中言语亦有不可晓者。”是说里巷胡同之中，来自各地的人杂处，虽为邻里，但相互之间有些话都听不懂。这一记述，反映了明万历年间（年）北京城内居民五方杂处的状况和各路方言混杂的状况。在当时的北京方言中，仅“父亲”的称谓有三种：“爹”、“别”（平声）、“大”。语言学者认为，“爹”为原住居民语，“大”则来自山西，“别”（平声）来自江淮语。现今北京话中常用的“爸”，在当时并未出现。
满清入关，开始了长达268年（1644年～1911年）的统治。清初顺治五年（1648年）八月清廷下谕：“除八旗投充汉人外，凡汉官及商民等人，尽徙南城居住。原房拆去另盖”，北京内城成为亲王府、郡王府、贝勒府、贝子府及其他旗籍官宅的专用地，及八旗兵的驻防地，这种迁汉民于内城（现北京东城区、西城区）之外的政策，导致了北京内、外城的语言差别。在内城，入关以后的“汉八旗”所讲的“沈阳语”成了汉语的主体语言。几十年以后，京城的满人也大多学会了这种辽东沈阳腔的“汉八旗”语言；内城的沈阳腔“汉八旗”语言吸收了满语以及原住老北京的语言成分，形成了有别于“沈阳话”和外城（现今崇文区、宣武区）语言的内城“北城北京话”。清初北京外城的“北京话”，实际上源于明代的北京话，也就是现在被称为“北京土语”的语言。实际上，不仅是北京的内城（北城）和外城（南城）的语音有差别，就是内城的东城和西城的语音也有差别；但这些差别只有少数词的用法和轻音、儿化等发音不同，就整体音系而言，并没有根本性的差别。
现代北京话，是近300年来逐渐形成的。
清代，北京外城（南城）汉人说的是土生土长的北京话，这种方言在元代以后一直和汉语各地方言密切接触；也可以说，清代北京外城的汉人说的是“明代的北京话”。而清初北京内城旗人说的则是一直与东北少数民族语言有密切接触的源于辽金时代的东北汉语方言（辽东语），其中还夹杂一些满语。两种方言，于清代在北京汇合———虽然一个流行于外城，一个流行于内城，但经过长期交融以后，这两种原本差别并不很大的方言逐渐融为一体，形成现代北京话。
伴随着北京内城汉人居住权的开禁、晚清及民国时代“旗人”的特权的减少和消失，大批“旗人”开始流落外城，内、外城“北京话”也开始混合，并在相互影响下发生变化；但内、外城的语言，特别是在语音方面，依旧有明显差别。这种差别，一直延续到新中国建国以后。近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的近20年，北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是城区扩大了，人口增加了几倍，而且城市居民的住地也频繁变换；加之“普通话”的教学、推广，近些年，北京内城和外城的语言高度融合，已经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异。与此同时，由于求学、工作等因素，北京的外来人口比例增大，外来语，包括外国语，有些已经融入北京流行语。（原作者：刘孝存）当代北京，是由18个区县组成的，明清以来形成的“北京方言”只流行于北京的城区和近郊区。远郊区县，各有各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渊源，因此也形成了各自的语言特色。但从语言系统来看，北京的大部分郊区的语言依旧属于“北京话”范畴；超出“北京话”系统的，为平谷方言、门头沟区斋堂一带的语言。此外，北京话里有大量满语词。这些满语词，有些进入北京话后仍然保留它在满语中的原形和原义，有的或取部分音节或加其他方式的改制，有的则是词义得到引申和扩展。北京西郊火器营一带的满族聚居地，使用保留着满语特色的方言。在北京的少数民族中，人数最多的是回族，特别是在宣武区的牛街一带，有回族聚居地，形成了北京的“回族语言”。
普通话，是在北方官话，特别是在“北京官话”的基础上形成的。它虽然与“北京话”关系密切，但并不等于“北京话”。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并吸收了其他方言中的成分。与其他方言相比较，普通话更为丰富、完善。从概念上讲，普通话是“规范化的现代民族共同语”，是“全国通用”的标准语；而北京话只是流行于北京地区的方言。
“北京话”与普通话的明显区别，在于“北京话”是源于明代、流行在北京南城的“北京土语”。与普通话相比，它常有改变某一个字的读音的情况。如等义于“太”的“极”“很”“甚”“非常”，在北京话里说成“忒”和“特”。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是泛指，具体而言，它是以京腔京韵的北京内城语音为标准音的，而有别于曾经流行于老北京，特别是老北京外城的“北京土话”。
伴随着近半个世纪的普通话推广、城市改造、胡同拆迁、内外城居民的交流，时至20世纪末，除祖居南城的老住户，特别是六七十岁的老人还讲说南城“胡同语言”外，北京土语已经在北京居民的口语中逐渐减少甚至趋于消失。除个别词汇外，北京话基本上已经“普通话”化；与此同时，它的词汇库中又增添了一些“外来语”，其中包括国际通用的计算机词汇、商务词汇、粤语词汇、新造词汇及英语词汇等，使北京话更加丰富多彩。
第二章胡同与四合院
古都北京，不仅仅和紫禁城联系在一起，也不仅仅和昔日的皇家园林及庙坛联系在一起；它的美丽、神妙和韵味，更沉淀在古老的街巷胡同和四合院里。
胡同，是城市中一种狭长的通道。它是由两排院落墙体、宅门或倒座房、后罩房的屋墙连成的两线建筑物构成的；在两排宅第之间，胡同形成了一条隔离空间带，便于宅院的通风、采光和居民出入。
在这些街巷胡同里，除民居四合院外，还有许多王府、庙宇和其他或古老或崭新的建筑物。它们有的已经失去了往日的繁华，有的已经残破为遗址或遗迹，有的却重新焕发着活力。但无论如何，它们全都散发着古都北京的气息，饱含着历史的兴衰遇际乃至家族或个人的荣辱升迁、悲欢离合。
北京最短的胡同叫“一尺大街”。从“一”开始，以下的数字胡同有：二眼井胡同、三不老胡同、四川营胡同、五老胡同、六合胡同、七井胡同、八大人胡同、九道弯胡同、十间房、百顺胡同、千竿胡同、万春胡同。与方位有关的胡同有：东河沿、西草市、南城根、北池子；与“五行”沾联的胡同有：金鱼胡同、木厂胡同、水井胡同、火鸡胡同、土儿胡同。此外还有：半截胡同、拐棒胡同、扁担胡同、沟尾巴胡同、耳朵眼胡同……
胡同（“同”字轻声，不儿化）的宽度，在元代为9米多，明清以后变窄了，但一般也在5米左右。通道的两侧多为单层建筑物，明清以后，这种建筑物基本形式是四合院。
关于“胡同”的称源，有多种说法———有蒙古语“浩特”（居民聚落）音转之说，有“火疃”音转说，有“胡人大同”简称说；其中最流行的一种认为“胡同”源于蒙古语，胡同的蒙古语音为“HUDDUG”，原指水井；除“井”之外，在蒙古语中还有“大街”之意。此外，蒙古语还有一词是“水井”，其读音类似汉语中的“巷”。在蒙古语中，“赛音忽洞”为“好井”，“哈业忽洞”为“双井”，“乌克忽洞”为“死井”。有学者认为，蒙古语胡同的汉语表述，有八种写法，最后在明代才定型，简化的写法为“胡同”。
最早见诸文字的“胡同”，出现在元杂剧中。取材于三国故事的关汉卿杂剧剧本《单刀会》中，有“杀出一条血衚衕来”之句。另一具有神话色彩、表现男女爱情的李好古杂剧剧本《沙门岛张生煮海》中，有“你去兀那羊市角头砖塔衚衕总铺门前来寻我”之句。“砖塔胡同”如今位于北京西城区中部，东起西四南大街，西至太平桥大街（西段已拆除），以东口的“万松老人塔”得名。金元时代的名僧“万松老人”圆寂后葬于此。“砖塔胡同”，当是今天北京内城最早的胡同的遗存。王实甫的杂剧《歌舞丽春堂》也有关于胡同之句：“排列着左军也那右军，恰便似锦衚衕。”而一位佚名作者在《孟母三移》中有这样一句对白：“辞别了老母，俺串衚衕去来。”
胡同有多种异称：胡洞、火弄、火巷、火衖、火疃、衖通、衖巷通等。这些不同的称呼，除源于蒙古语之外，还有源于突厥语、维吾尔语、鄂温克语、女真语，甚至满语。
1965年，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对大都的街巷进行重点勘探。经查，元大都时代的胡同宽度大约在9·3米左右，折合元代的六步。城市干线，如齐化门内，今天的朝阳门里的道路，其宽度是七十步，相当于现在的107·8米。
据有关专家考证，今天东四、西四、南锣鼓巷一带是元大都胡同的遗存，但是今天的胡同的宽度已经不是当时的状况了。由于人口的膨胀，明清两朝的胡同普遍变得狭窄；尤其是外城，这一现象更为明显，出现了许多以窄著称的胡同，如崇文区的高筱胡同、宣武区的小喇叭胡同、西城区的耳朵眼胡同。最窄的是珠宝市街西侧的钱市胡同，在这条胡同的狭窄之处，一个人走过的时候，对面来人只能躲进院落的门洞里面。
明代，作为北京街巷的特殊称谓的“胡同”，开始多了起来。与此同时，“条”开始出现在“胡同”的称谓中。“条”与“胡同”的结合，是“条”的后面缀以“胡同”，而且不置定语。如，今天的“东四头条”，明代叫“头条胡同”。前门西侧的廊房二条、廊房三条，在明代叫“二条胡同”、“三条胡同”。明代以“条”为称的胡同，最多之处是崇文门外的正东坊，那里有羊房草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条胡同。如今这些胡同还在，名为草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条。当今，以“条”为称的胡同最多的地方是东四以北，从“东四头条”到“东四十四条”，总共有十四条以“东四”为冠的胡同。这些带“条”的胡同，在明代有27个。
明以后，作为北京街巷的特殊名称，“胡同”大量出现。张爵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记载了1170条街巷，其中有459条胡同，约占总数的40%。沈榜的《宛署杂记》只收录了当时北京西部的316条街巷，其中有188条胡同，约占总数的59%。这时候，“胡同”已经成为北京街巷的代名词。清末朱一新的《京师坊巷志稿》中，总共有2077条街巷，其中直称胡同的有978条，约占总数的40·7%。
由于北京的四合院大多为坐北朝南，宅院的正门也朝南，所以北京内城的胡同多数为东西走向，呈现横平竖直的“棋盘式”形态。清末及民国时期，由于缺乏严格的城市规划及人口膨胀、住宅的进深没有统一规定、摊商挤占街路等原因，北京城，特别是外城出现了许多窄小的胡同。这其中，有的胡同宽4至6米，有的胡同只有2米，最窄的胡同甚至不足1米。由于宅院进深的不同，弯曲的胡同也产生了，如“九道弯胡同”、“大秤钩胡同”。还出现了一些只有一个出入口的“死胡同”，如“口袋胡同”。斜街也多出现在外城，如“樱桃斜街”、“铁树斜街”等。（原作者：刘孝存）民国以后，北京的街巷继续增加，根据1931年出版的陈宗藩《燕都丛考》，其时的北京总共有2623大街小巷，其中有959条胡同，约占总数的37%。相比于朱一新的《京师坊巷志稿》，街巷总数增长了546条，直称胡同的减少了19条。这时候，“里”开始加入街巷胡同的称谓中，如“大安里”“大森里”等。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北京老城内外建设了许多新的居民小区，一些小区用“里”命名。这样的“里”，与民国时期的“里”迥然不同，因为它已不再是小巷，而是大面积的居民楼区。
到了1949年前后，北京的街巷数量达到高峰。根据“复兴舆地社”1951年印行的《北京街道地名录》，其时北京约有3216条街巷，其中有1039条胡同，约占总数的32% 。
据中国展望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古今北京》载，“北京城区的胡同约有4550多条”；1990年张清常所写的《再说胡同》则认为：1980年，北京的街巷胡同总数为6029条，其中胡同为1320条。1986年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的《实用北京街巷指南》记，北京四城区的街巷胡同为3665条。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经济繁荣，社会发展，人口增加，随之而来的是高楼大厦的兴建和旧城区的改造。城市扩大了，昔日的四城区（东城、西城、崇文、宣武）已扩大为“城八区”———东城区、西城区、崇文区、宣武区、朝阳区、海淀区、丰台区、石景山区。由于空间、采光等需要，现代住宅必须向空中发展，楼与楼之间也必须留有间距；楼与楼的不连接和各自的独立性，使得楼房或楼群已不能形成连成一体的街巷和胡同。这样，昔时的那个由坊向胡同转向的历史潮流开始发生逆转———许多街巷胡同消失了，有的则转化为楼房林立的“街区”和“社区”；一些建起了这样或那样的“围墙”的社区，形成了现代的“坊”。据统计，截至2003年底，过去属于北京老城的东城区存有胡同531条，西城区存有胡同656条，崇文区存有胡同217条，宣武存有胡同315条，四区共存街巷胡同1719条。相比1986年，四城区的街巷胡同减少了1946条。
老北京街巷胡同，刻下了北京的历史屐痕，积淀了北京的文化底蕴，也以它特有的魅力吸引了多少中外游人。为展示老北京风采和满足游人深入品尝京韵京味的需要，“胡同游”便应运而生。
“北京胡同游”最热的地方，是目前胡同比较集中且保持老北京风貌的地方———什刹海地区和宣南地区。在什刹海的前海西街，每天早上都有崭新锃亮的人力三轮车在街口等候。游人坐上三轮，钻小胡同，进四合院，可以游览恭王府花园、宋庆龄故居、郭沫若故居，可以登鼓楼而俯瞰纵横交错的老北京城北城风貌。在宣南的大安澜胡同，也是坐人力三轮，穿街走巷进胡同，可以游览琉璃厂、大栅栏、法源寺。
游北京的胡同、四合院，和老北京人近距离接触，体验古老，体验北京人的热情、豪放、乐观、幽默，体验地道的京腔京韵，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在明清时代的北京，构成胡同的主要建筑物是四合院。晚清和民国时代，由于人口膨胀等因素，北京城内，特别是外城，出现了一些三合院和其他不符合传统规则的院落、房屋，但四合院依旧是北京的代表性建筑。
四合院，是指以墙垣或走廊将四面的房屋连接起来所形成的院落。它的基本要素是：宅门、倒座、正房、厢房、庭院、围墙，其布局大多依中轴线左右对称，院内房屋的门窗全都朝向庭院。关上宅门，四合院即呈封闭性较强的整体。明代，由于制砖手工业的发展，民间建筑开始广泛使用砖瓦。封建宗法理念、砖瓦的广泛使用、北京的气候环境及城市结构、住宅传统等诸多因素，促进了以墙垣将四面的房屋连接起来的建筑形式被广泛接受。
北京“城中街道系统，以各城门为干道中轴，故北京各大街莫不广阔平直，长亘数里。其内城干道以南北向者为多，而小巷胡同则多东西向；至于外城则干道在城中相交作十字形，北半小巷以东西向者为多，而南半小巷则多南北向焉”。（梁思成：《中国建筑史》）依照定制，胡同与胡同之间的间距为50步（77·5米）；这间距，也是四合院宅基地的进深。四进院、五进院，其前门在胡同的路北，朝南开；其后门，在北面的另一条胡同的路南，朝北开。较小的四合院，则是两座占此进深———即其中的一院的宅门朝南开，其北墙为后边院落的南墙，后边的院落的宅门则在其后的胡同内，宅门朝北开。四合院的排列，形成了胡同。
作为北京旧城基本元素的四合院，是按照封建宗法理念设计的。四合院的居住者，多以血缘为纽带，在家族内部体现尊卑有序、长幼有序、上下有分、内外有别。在宗法、礼教的影响下，住宅、寺庙、宗祠、官署、王府、宫殿等，都采取了四合院的形式。
此外，北京的四合院又有它的实用性。由于北京的气候属于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冬天寒冷干燥，春天多风沙，夏天热而多雨，所以对外封闭、房屋的门窗全部开向庭院的四合院，除安全防护作用外，它对防沙、防寒、保暖、采光等都起到了相应的作用。与此同时，在庭院里栽种花木，可营造比较安静舒适的生活环境。
四合院是老北京的基本元素，如果把胡同比作树干，那么四合院就是树上的叶子。多数的北京四合院，按南北中轴线对称地布置房屋和院落，其最具典型性的有三种，即：单体四合院、横向连接四合院、纵向连接四合院。典型的坐北朝南的二进院，宅门建在整个院落东南角上；走过两旁立着门墩的宅门，迎面是一堵影壁墙。影壁墙前向西，为前院；前院南侧为倒座房，旧时用作客房、书塾、杂用间或男仆的住所。自前院经中轴线上的垂花门，便进入面积较大的后院。后院坐北朝南的正房，供一家的长辈居住；正房左右附耳房或小跨院，为厨房、杂屋、厕所。院内的东西厢房，是晚辈的住处。
老北京人喜欢在院子里摆放盆花。这盆花有夹竹桃、石榴树、天冬草、文竹。枣树的浓阴下，摆放着荷花缸和青灰色的大鱼缸。缸里，游弋着各色金鱼；一只大花猫懒洋洋地窝在正屋的台阶上，用眯缝着的眼神儿斜睨落在庭院地上啄食的麻雀。屋顶的蔚蓝的天空上，回响着鸽群的哨音，洒下一串恬静、温馨的梦。
在距王府井大街不远的灯市口西口，有一条名为“丰富胡同”的小胡同。小胡同19号，是一座占地400平方米的普普通通的小四合院。这座小四合院，就是出生在北京、几乎一生都在写北京的著名作家、剧作家老舍先生的故居。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也就是戊戌变法失败以后的第二年，本名舒庆春的老舍先生出生在北京西城小羊圈胡同东南角的一座小院里（现今北京西城新街口南大街小杨家胡同8号）。据说老舍先生的父亲是正红旗下的一名下级军官，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也就是老舍出生以后的第二年，发生了“庚子事变”；在与八国联军的战斗中，其父为保卫北京战死在正阳门下。后来，老舍先生曾经多次把他的出生地小羊圈胡同写入小说，如《四世同堂》，如《正红旗下》。
1950年，老舍先生回到阔别已久的北京，在东城区灯市西口丰富胡同买了一座小院。就在这里，他写下了与北京密切关联，并且京味浓郁的剧作《方珍珠》《龙须沟》《茶馆》等。《方珍珠》，反映了北京曲艺艺人在新旧社会里不同的生活遭遇和命运；《茶馆》通过一座茶馆的兴衰和人物命运，反映清末、民初、抗战胜利以后北京社会风貌，不仅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保留剧目，而且成为古都文化的一部分；北京南城，天坛以北、南桥湾以南，原金鱼池一带污水横流的“龙须沟”早已不见了踪迹，但《龙须沟》剧中人的塑像，已成为现今的小区居民乃至所有北京人永远的纪念。（原作者：刘孝存）现今的丰富胡同19号，当年为“丰盛胡同10号”。老舍先生在这里居住了16个春秋。院子里，有他亲手栽下的两棵柿子树，如今已经高大挺拔、枝叶繁茂；“丹柿小院”也由此得名。1999年，“老舍纪念馆”在这里建成并对外开放。纪念馆有三个展厅。第一、第二展厅是生活与创作展，分“正红旗之子”“东方学院”“山东岁月”“八方来风”“美国之旅”“丹柿小院”六个部分，展示了老舍一生的生活与创作历程。每逢深秋，柿子树上都会挂满金黄的果实。这果实，是老舍成熟的京味小说和戏剧的象征。
一座二进四合院，坐落在绿树成阴、曲径通幽的小山上；山下元代曾为航运码头的积水潭水波荡漾。
小山上的四合院，初建于明永乐年间，原名“镇水观音庵”；清乾隆年间改建，赐名“汇通祠”。1988年，对元大都的水利工程作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郭守敬的纪念馆在这里建成开馆。元代，正是郭守敬主持了“引玉泉水济驼”“重开金水河引水”“开辟大都水源白浮堰”“开凿通州至积水潭的通惠河”等工程。这些工程，解决了元大都的水源问题，并把京杭大运河的终点延伸到大都城内，令积水潭成为漕运码头，使什刹海一带成为繁华的闹市。纪念馆院内，是一尊汉白玉所雕的郭守敬半身像；东、西、南三面各有平房三间，北面二层楼阁的一层正房一排为展厅；其中部和东部展厅展示郭守敬一生对水利事业的贡献，东展厅展示他在天文、历算方面的成就。
积水潭在纪念馆所在的山下闪着粼粼的波光，那波光仿佛在说：我们不会忘记你———给北京带来生命之源的人！
第三章昔日的皇家园林
3000多年的城建史，留下多少历史风尘的积淀；850余年的建都史，又给北京刻下多少皇城文化的屐痕。
在北京的内城，最著名的旧日皇家园林当数北海公园。
在景山西边不远的地方，有一片连成一串的水泊。这片水泊的最南边是“南海”，依次向北为“中海”和“北海”。北海公园，就是以碧水环绕着的琼华岛为中心的一片水陆景观。琼华岛的制高点上，最醒目的建筑是那绿树葱茏中愈显洁白而美丽的白塔。蓝天、碧水、白塔，许多游人都会情不自禁地哼唱起那首伴随着我们长大的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
琼岛的东麓，立有“琼岛春阴”碑，其上碑文为清乾隆皇帝的手书。“琼岛春阴”是老北京“燕京八景”之一，但它已经在波光塔影中淡化，游人只可在想象中去体验它昔时的良春美景了。
琼岛的西北部，在依山面水、绿树掩映之中，有一座精巧玲珑名叫“阅古楼”的小阁楼。阅古楼不仅可“阅古”，而且“藏珍”，因为它内里收藏着汇集了我国从魏晋以来直到明末的135位著名书法家的340件楷书、行书、草书作品的《三希堂法帖》石刻和它的部分拓片。
游船在波光潋滟的湖面上荡漾，临近西北岸，可以看见曲折排列的五座亭子宛若一条游龙。这就是北海公园内著名的“五龙亭”。
五龙亭建于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是明、清两代皇帝钓鱼和夜观焰火的地方。中间一座最大的，名为“龙泽亭”；其东两座亭子名“澄祥”“滋香”，其西两座亭子名“涌瑞”、“浮翠”。清诗云：“液池西边五龙亭，下艇穿花月满汀。喝酒正思吞碧海，闲寻陆羽话茶经。”
北岸距五龙亭不远处，有建于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的七色琉璃“九龙壁”。九龙壁高6.65米，长约26米，厚1.42米，两面各有9条戏珠蟠龙在云海波涛之中。
在北海公园南门的西侧，有一座名叫“团城”的小城。这个小城有5米高的圆形城台，面积约4500平方米。元代，元世祖忽必烈开始在这里造殿宇，现有承光殿、古籁堂、朵云亭、泌香亭、余清斋等。承光殿供奉着一尊以整块白玉雕成的玉佛，高1.6米。台中央的玉瓮亭内，存有外刻鱼龙海兽、名为“渎山大玉海”的玉瓮。
小小团城，咫尺天地，尽有楼堂馆所，似一个玲珑的微缩景观，如一座皇城的缩影。
北海公园，这座曾经是辽、金、元、明、清五个封建王朝的皇家禁园，如今是北京城内最吸引游人的地方。在繁华的市中心，在车水马龙喧嚣之中，无论是登白塔而远眺，还是泛碧波而荡桨，或是在绿柳掩映下的岸边散步，都会让人涌起几分恬静或怡然自乐的心情。
在皇家园林中，北京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清代皇家园林是颐和园。
一片湖光山色的颐和园，早在金、元时代就已成为风景名胜地。金天德三年（1151年），海陵王完颜亮曾在这里建金山行宫，山下湖泊称“金海”。元代，传说有人在金山上掘得石瓮，由是金山改为“瓮山”，金海改名“瓮山泊”。元建大都，著名水利专家郭守敬修挖通惠河，从昌平引水，汇诸泉于瓮山泊，并使之成为大都的水源库。清代，乾隆皇帝在这里建造了皇家御苑———清漪园，改瓮山为“万寿山”。咸丰十年（1860年），清漪园遭英法联军火焚，园内许多建筑被毁。光绪十二年（1886年），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下令秘密开始重修清漪园；光绪十四年，慈禧太后以光绪的名义发布上谕，正式公开建园工程，并将清漪园改名为“颐和园”，将东门改为正门。辛亥革命以后，颐和园结束了皇家园林的历史。1998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将颐和园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颐和园中心万寿山的前面，有一道长廊。长廊东起邀月门，西止石丈亭，沿山背湖，270间总长728米的长廊，为中国古建筑和园林的长廊之最。其间有象征春、夏、秋、冬的留佳亭、寄澜亭、秋水亭、清遥亭，长廊的顶部廊间，绘有民族风格的彩画14000余幅。依山而上，过了排云殿就是三层四重檐八角形通高40米的佛香阁了。它的底部为汉白玉须弥座，须弥座下是巨石砌成的高20米的四方形台基。登佛香阁，一览众楼小，粼粼水波中的长堤和短堤构成“一池三山”的缥缈仙境。抑或是人间天堂，那湖那堤，分明是江南西湖的苏堤和白堤。连接东堤和南湖岛的乳白色的十七孔桥，如同一道白绸铺在连天的碧水之上，如梦如幻；龙王庙、文昌阁，在南湖岛上若隐若现。
万寿山北坡幽深处，知春亭里知新春，谐趣园内谐奇趣。亭台楼榭，游廊曲栏，一步一景，景随步移，其乐无穷。
东宫门内，以仁寿殿为中心的宫廷区，是慈禧的寝宫和观剧娱乐的地方，也是“戊戌变法”失败后囚禁光绪的地方。想当年，“老佛爷”的一颦一笑都会让宫女和太监心怀紧张，成为“阶下囚”的皇帝，也只能用手杖无奈地敲打玉澜堂的砖地了。
万寿山之西，昔日的清晏舫已被英法联军焚毁；虽然慈禧让工匠为那仅存的大青石石舫增建了石轮，但这长36米、舱楼上下两层的石舫再也载不动大清皇帝的许多愁。
如今的颐和园，是名传海内外的游览胜地。它不仅仅以楼台堂榭相映成趣，也不仅仅以廊桥湖亭令人怡然自得，它同样汇聚着历史的沉淀，让游人在漫步和远眺中沉思遐想。
颐和园东行不远的去处，有令人叹惋的圆明园遗址。
明代的圆明园一带，是北京城的西北郊，曾有许多私家园林。满清入主中原以后，大清皇帝将这些园林分赐给皇亲国戚和八旗贵族。圆明园就被康熙皇帝赐给了皇四子，并亲题圆明园匾额悬于大宫门。雍正继位以后，开始扩建圆明园，其子弘历则赐居于园内的“长春仙馆”，并在“桃花坞”读书。弘历当了皇帝以后，六下江南，搜集天下名胜点缀圆明园中———能模仿的就仿造，不能模仿的就不远千里搬运而来。于是，一个集奇峰异石、名苑胜阁、泉河溪湖于一身的巧夺天工、层层如画的园林呈现于世间。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一组仿欧式的宫殿建筑群拔地而起，开中国皇家御园植入西洋建筑的先河。圆明园之“万园之园”的誉称，当是名副其实。（原作者：刘孝存）圆明园不仅仅以园林胜景而著称，同时也以收藏着无数奇珍异宝而堪称“东方文化艺术的宝库”。百年风雨不曾使它褪色，但它却在1860年、1900年连遭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的洗劫和火焚，只留下一片令人伤痛的废墟。
当今的圆明园遗址几经修整，山形水系大部分恢复了原有风貌，部分建筑得以修复。游人来客可以在流连废墟残迹之时，在观赏西洋楼、大水法、远瀛观、香妃楼和福海之余，去叹惋，去想象，去忧思，去自豪。
北京有世界上最大的坛庙，它就是地处老北京外城、南中轴线永定门东北的天坛。
天坛与皇城同期建于明代永乐十八年（1420年），初为天地合祭的“天地坛”。明嘉靖九年（1530年），也就是天地坛建坛百余年以后，天地分祭，天地坛改作专门祭天、祈谷的“天坛”。
天坛的平面布局为“北圆南方”，象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圆地方”之说。三层汉白玉的圆台之上，是通高32米、深蓝色琉璃瓦覆盖、鎏金宝顶的三重檐圆攒顶式的祈谷坛主体建筑祈年殿。
从祈年殿向南，有一条长360米的“海墁大道”，大道的南尽头是一道城墙。走过城门，在古树的围绕之下，有一座坐落在圆形青白石须弥座上的鎏金宝顶、覆盖蓝色琉璃瓦、圆形单檐攒尖顶的建筑，名为“皇穹宇”。它原本是祭天大典后存放皇天上帝牌位的地方。在其丹陛前甬道的第三块石板，是一块特殊的石板———游人站在这石板上，击掌一下，可以听到三声回音，故有“三音石”之称。古人有“人间私语，天若闻雷”之说，不知是提示皇帝要重视民意呢，还是警示暗室亏心的人要留神天谴。但实际上这回声是声学现象所致，不过这也足以引动游人的兴致了。
这里还有一处引人兴致的建筑，它就是皇穹宇周围的一道高3.72米，周长193米的、蓝瓦檐的灰色圆形围墙。这围墙，就是大名鼎鼎的“回音壁”。若是两个人分站墙壁的东西，面壁讲话，两个人都可以清楚地听到对方的声音，就像其间有一根传导的电话线一样。这当然又是声学现象，但它给人们带来的乐趣却是无穷的。
出皇穹宇向南不远处，就是建于明嘉靖九年的祭天之所———圜丘坛。它的主体建筑是一座通高5.17米的露天三层圆形石台，名叫圜丘台，也称祭天台。祭天台环台有三层之阶，每层9级；上、中、下三层台面分别为古尺九丈、十五丈、二十一丈，合为四十五丈。五九四十五，意在《周易》“九五：飞龙在天”；“九五至尊”，象征皇权至高无上。此外，圜丘坛的坛面和四周栏杆所用石块之数，全部为“九”的倍数。是为“九”在《周易》中代表阳爻（—），象征“天”、“阳”。
天坛的外坛西南，建有皇帝在祭天之前斋浴、休息的地方，名为“斋宫”。斋宫之西有自成院落的神乐署，是当年演习祭祀乐舞的地方。
1918年，天坛作为公园对民众开放；1998年，天坛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在北京老城区内，如此大的庙坛园林是独一无二的。春华秋实，夏雨冬雪，天坛都是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好去处。在游览了祈年殿和圜丘坛之后，在回音壁以壁传音之余，漫步在公园的参天古树之下，那都市的繁嚣和人世的烦恼都会飞到九霄云外。
天南地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体方位观。既然天坛建在老北京的城南，那么地坛自然要建在城之北。
地坛，又名“方泽坛”，是封建帝王用以祭祀地神的地方，始建于明代嘉靖九年（1530年）。它由两重坛墙环绕，坛城呈方形，来自“天圆地方”。祭坛北向，为汉白玉二层方台，每层高约2米；上层为20米见方，下层为53米见方。昔时，二层南部左右设象征五岳、五镇、五陵的山形石座，北部设象征四海四渎的水形石座。祭台之外，有皇帝祭祀时休息的斋宫及摆放神位的神橱、神库等建筑。
1925年，地坛被辟为公园，建立了图书馆和体育场，但后来逐渐荒芜。1957年，地坛重新开放，后建牡丹园、集芳园和游乐场。1986年春节期间，首届地坛文化庙会在这里举办。从此，每年农历腊月二十九至正月初七的地坛文化庙会成为名满京城的新春盛会。
昔日帝王祭地的庙坛，在春节文化庙会上成为北京传统小吃的展览，也变作民俗表演的天地，还成为民间艺术的舞台。在几十万人的欢声笑语中，一个喜庆祥和的新春又一次来到北京。春秋时节，那布满摊棚的书市又给已经显得有些冷清的庙坛平添热闹；在络绎不绝的人群中，古老的庙坛又披上了文化艺术的新装。
日出东方，祭太阳神的地方自然应该在城之东。建于明嘉靖九年的日坛，就坐落在老北京东城墙朝阳门外东南。它原是每逢春分时节祭“大明神”的庙坛，又名“朝日坛”。
日坛原有内外两道坛墙，中心白石砌筑的拜神坛。拜神坛在明代面砌红琉璃砖，清代改为方砖，四边各出一陛。它的四面为内坛墙，东、南、北各开棂星石门一座，西开石门三座。内墙北有神橱，再北为神库，神库东南有宰牲亭，西有钟楼。外坛成方形，它的北门之西有具服殿，那里是帝王及官员更衣、休息的地方。
大清国灭亡以后，日坛日渐荒废；新中国成立后，被辟为公园。坛内的钟楼因倒塌而被拆除，拜神坛改建为娱乐场所。经过修山造亭，遍植花木，这个紧临使馆区和朝阳门外闹市区的旧日庙坛常有“世外桃源”般的恬静。
日落月出，在古人的概念里，“月”当在日落的方位；于是，祭祀月神的地方就设在了与日坛相对应的城之西。建于明嘉靖九年的月坛，就坐落在阜成门外西南。
月坛，又名“夕月坛”，是明清两代帝王祭祀夜明神的地方。月坛的祭坛为方形白石坛，高1.5米、边长33米。其周有方形围墙，高2.7米，周长315米；西、南、北三面为二柱一门，东面为六柱三门。
晚清，祭典废弃，月坛用以驻军；日军侵华期间，坛内外古柏被砍伐，建筑物大部分被毁坏。1953年，因拓宽马路，拆除东天门外的礼神坊；1955年，月坛被辟为公园。昔日的城郊外，如今变为闹市区，月坛公园也就成为“闹中取静”的休憩地。
北京南城永定门内，与天坛隔街而建的是先农坛。
先农坛又名“山川坛”，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是明、清两代祭祀先农、天神地祇及太岁诸神的场所。其建筑群原由两重北圆南方的围墙环绕，其外墙在北洋军阀时期被拆除。现存建筑有先农神坛、太岁殿、庆成宫、神仓、神橱等。
北京人说一个人死守着一点家当，叫“你不就那一亩三分地么！”；一个人谦称自己家当不大，也自称“仅有那么一亩三分地”。殊不知这“一亩三分地”可了不得，它可是象征着皇家的天下啊！始建于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的观耕台，是当年皇帝祭先农、太岁、行耕礼后观耕的地方。皇帝祈祝五谷丰登以后，不仅要观看耕耘“表演”，而且亲自扶犁。这天子扶犁的地方，就是“一亩三分地”。
近几十年，先农坛是和北京体育联系在一起的，那里不仅曾是北京“体委”所在地和运动员的训练基地，而且建有先农坛体育场。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兴建之前或者工人体育场不便使用的时候，引人瞩目的足球比赛就是在这里进行的。那时候，人涌如潮，令“先农坛”成为足球赛的代名词。
封建皇帝活着的时候享用的庙坛、园林，称“园”呼“坛”，死后埋葬的皇家禁地就叫“陵”了。
位于北京昌平区军都山南麓的“明十三陵”，是先后营建了200余年的明朝十三个皇帝和二十三个皇后和一个贵妃的陵墓群。2003年，明十三陵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原作者：刘孝存）“神路”，是长陵的附属建筑，始建于明宣德十年（1435年）、完工于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它以五门六柱十一楼的汉白玉石牌坊为起点，其后是陵园的正门———大宫门。大宫门之北建有内竖“大明长陵神功圣德碑”的碑亭，碑亭四隅各立一座白石华表。碑亭之北，是一条长800米的“神路”。神路两侧，是始建于1435年的“石像生”雕刻群———由或坐或立的狮子、獬豸、骆驼、大象、麒麟、马组成的24石兽和勋臣、文臣、武将立像组成的12石人。神路的北尽头，是象征阴阳分界的“棂星门”。其他各陵的神路，由这条“总神路”分出。无论是总神路还是分神路，它们全都通往“地狱之门”。从出土文物来看，无论商周，无论汉唐，延至明清，大批的金玉珠宝、玛瑙翡翠都被埋葬在帝王的陵墓中，消耗了帝国的财力，也消耗了王朝的国力。
十三陵的首陵———是埋葬明成祖朱棣和徐皇后的“长陵”。长陵建于1409年，距今将近600年。红墙黄瓦、坐落在三层汉白玉台基上的主殿棱恩殿，是十三陵最大的一座殿宇。大殿全部用名贵的楠木建成，支撑殿顶的60根楠木巨柱最高达14米，直径1.17米。这里是谒陵时举行祭祀仪式的地方。
埋葬明朝万历帝朱翊钧和孝瑞、孝靖皇后的是“定陵”。定陵地宫于1956年发掘打开，其深为27米、宽87.34米、宽47.28米，由前、中、后、左、右五个高大宽敞的殿堂连接而成。后殿的棺床上，放着帝后的三具棺椁。地宫之上的展厅中陈列展品300余件，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全部用金丝编制的“金冠”和镶嵌着百余块宝石、几千颗珍珠的“凤冠”。
安葬在这里的十三个皇帝，最引人注目的在一头一尾。一个是从太祖长孙手里夺取皇位的原燕王朱棣，一个是亡国之君崇祯帝。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上，其尸入陵据说是入主中原的大清给办的。历代新王朝建立以后都会鞭挞前一个王朝，甚至连前朝皇室的陵墓也不放过。战国时代有伍子胥鞭尸楚王的先例，不过伍子胥也是楚人，只是他是一个流亡者。秦末有楚霸王项羽火烧阿房宫的传说，都是为了泄愤。但封建帝王的传统向来讲究掘祖坟、挖龙脉，为的是彻底消除前朝的王气和帝祚，借以兴旺自身的王气和帝祚。但到头来都不免“逝者如斯夫”。如今的崇祯陵异常荒漠和冷寂，据说那里的树都是没了头的，据说那是被雷劈的，据说那里就是雷区。也有可能，但雷区偏偏在埋葬亡国之君的地方，就不能不令人疑惑和万般猜测了。
大明故事，在今天的十三陵也可以得到进一步的演绎。
天南地北，日东月西，昔时仅为孤家寡人安神祈福的五个庙坛及陵墓，如今都成了平民百姓和海外游人的游览地、休闲地和游览参观地。失去了往日的威严和神秘，迎来的却是勃勃生气；封建帝王的香火熄灭了，北京却更加繁荣、昌盛。
第四章京味美食
自古以来，北京就是“五方杂处”的地方；元、明、清三朝定都北京，京师不仅成为皇室、朝官的聚居地，而且汇聚了全国各地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名流学士、富豪商贾、工匠艺人和普通百姓。因此，适合不同阶层、不同口味的各路菜系荟萃京华，并在吸取精华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北京独特风格的京味美食。
北京烤鸭，是驰名中国并最具北京特色的美食。
北京烤鸭的用料非常讲究，它所用的鸭必须是羽毛雪白、皮薄脯大肉层红白相间且质地丰腴、重5斤左右的“北京填鸭”。烤前，填鸭要经过八道工序的处理。“挂炉烤鸭”，以枣、梨等果木为燃料；烤时须无烟、火旺。“焖炉烤鸭”的特点是“鸭子不见明火”，全凭烤炉的炉壁热力烘烤而熟。此外，烤熟后的片鸭也堪称一绝。技艺高超的片鸭师，在6分钟内可将一只烤鸭片成形如丁香叶的100至120片。这些肉片，片片皮肉相间；看上去油亮枣红，吃起来酥脆爽口。烤鸭最适当的吃法，是将片好的鸭肉卷在抹了甜面酱、放上葱段的荷叶饼或空心烧饼里；春、秋季可配心里美萝卜条，夏季可配鲜脆的黄瓜条。鸭菜中的代表性名菜有：油爆鸭心卷、芝麻鸭肝、菊花鸭掌、炒鸭四宝。北京烤鸭的四大“硬件”为切成片的烤鸭（北京填鸭所制）、甜面酱、葱条、荷叶饼，缺一不可。
北京城内最具盛名的烤鸭店为全聚德和便宜坊。
便宜坊，以“焖炉烤鸭”闻名于世。它在清咸丰五年（1855年）开办，店设在前门外的鲜鱼口胡同内。当年，慈禧太后曾专门差人到便宜坊，将此美味带进宫中。1973年，便宜坊迁到崇文门外的新楼；1978年，鲜鱼口内的原址设为“便宜坊”西号。1996年，便宜坊又在城南的潘家园开办了分店。创业近150年的便宜坊不仅以色味具佳的烤鸭吸引中外顾客，还以山东风味的百余种名菜满足众人的口味。
建在前门箭楼东南的全聚德烤鸭店，创办于清同治三年（1864年）。在100多年的经营中，它不仅以“挂炉烤鸭”名满京华，而且还以它所创制的100余种冷热菜肴的“全鸭席”闻名世界。全鸭席的代表性菜肴有：拌鸭掌、卤鸭膀、炸胗、炸鸭肝、炒鸭心、炒鸭肠、莲蓬子烩鸭舌、鸭丁珍珠蘑、鸭皮豆腐皮、糟鸭头、烩鸭四宝、冬笋鸭腰、芙蓉鸭舌、红烧鸭肝……
20世纪50年代末，在北京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建起了新的全聚德烤鸭店。1979年，全世界最大的专设单种菜肴餐馆、全中国最大规模的烤鸭店营业楼，在京城的和平门路口东南侧落成。和平门全聚德烤鸭店的使用面积达4000平方米，有各种规格的宴会厅40余间，可同时接待2000人就餐。在旅游的黄金季节，全聚德的烤鸭日销量曾高达万只。
全聚德名传遐迩，200余名各国元首和世界名流都曾到这里品尝香脆可口的烤鸭。这其中有：美国总统尼克松、英国首相希思、德国总理科尔、联合国秘书长加利、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日本首相海部俊树等。
如果说美食是与美好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话，那么在游览古都北京之余，“北京烤鸭”的美味会给人们留下更加美妙的记忆。
或是金风送爽时，或是大雪漫天日，飘香的涮羊肉正是京城的秋冬佳肴。
据说，将羊肉切成薄片、在沸水中涮吃，是元太祖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在军情紧急时采用的一种简易而快速的进餐方法。这一方法流传下来，用火锅涮肉，蘸以芝麻酱、韭菜花、酱豆腐相拌的作料，再配以白菜、粉丝、豆腐、香菜、糖醋蒜、辣椒油及芝麻火烧等，就成了京都的又一道美食。在17世纪中叶，涮肉火锅已成为清宫冬令佳肴。到乾隆年间，火锅盛行于北京和南京。
涮羊肉馆遍布京城，但最著名的还属创建于1903年的“东来顺饭庄”。1912年，东来顺请来了曾以“羊肉火锅”名扬天下的“正阳楼”饭庄的顶尖切肉技师传艺。正阳楼歇业后，东来顺便成为京师涮羊肉的魁首。当年京城流传的佳话是：“涮肉何处嫩，北京东来顺。”
现设在王府井大街新东安市场内的老字号东来顺，以选料精、作料全、火锅旺驰名海内外。它的羊肉，均选自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一年半到二年生的黑头羯绵羊，并全部由阿訇屠宰。这些经过精选、加工的羊肉，质地细嫩，一涮就熟，不膻不腻，口感极好。在“涮肉”的基础上，它又以烤、爆、炒而发展成200多个品种的清真菜体系。
东来顺不仅是“老北京”经常光顾的地方，也是四海来客外国友人格外青睐的饭庄。
在地安门大街西侧弯弯曲曲的小巷深处，在水波粼粼的什刹海东北岸，有一座古香古色的三层小楼，门面店匾上写“烤肉季”三个字。这里，便是发迹于清代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以烤牛羊肉而闻名中外的饭庄。（原作者：刘孝存）“酒香不怕巷子深”，把蘸过作料的牛肉片或羊肉片在木柴烧热的“炙子”上烤炙，吃起来自有一番粗犷的原始风味。烤肉季的烤肉，不仅有老、嫩、焦、糊之分，而且有甜、咸、辣味之别。此外，它所经营的清真菜系独具风格；其招牌菜为：炸羊尾、鸡米海参、扒驼掌、烹大虾、杏干羊肉、糖熘卷果、炒麻豆腐、松鼠鳜鱼。
坐在烤肉季内吃烤肉，可见窗外碧波杨柳，也会令人情不自禁地想起昔日的诗句：“地安门外赏荷时，数里红莲映碧池。好是天香楼上坐，酒阑人醉鱼丝丝。”
京城另一处老字号的烤肉饭庄，是坐落在宣武门内大街路东、创办于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的“烤肉宛”。
烤肉宛的牛肉极为讲究，1斤精选的肉要切成150余片；肉片在酱油、姜汁、料酒、葱末兑成的料汁中浸渍后，再由客人亲手在擦过羊尾油的炙子上炙烤。吃鲜嫩的烤肉，佐以蓬松暄软的发面饼和烧刀酒，当是一种特殊的美食享受。1946年，国画大师齐白石为它亲题“清真烤肉宛”匾额。
现今的烤肉宛不仅以烤肉名满京城，还以煨牛肉、它似蜜、羊肝排叉、香酥羊肉、炸卧夫饼、扒肉条、干烧鱼等清真菜肴名传海内外。
有“清真餐饮第一楼”之誉的“鸿宾楼”饭庄，创建于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它于1955年从天津迁京，现开办在北京城西展览路上的一座三层楼建筑内。鸿宾楼以扒、烧、焖、烩、熘、炖、爆等烹饪技术见长，以“全羊大菜”、“燕翅席”名满京城。它的金牌菜有：红烧牛尾、红烧蹄筋、砂锅羊头、鸡茸鱼翅、白蹦鱼丁、两吃大虾、烤羊脊、玉米全烩。此外，它的挂炉烤鸭和涮羊肉也交相媲美，引得来自四面八方的客人赞叹流连。
在带有乡土特色、讲究精致和注重养身的北京“官府菜”中，最具代表性的菜肴是北京饭店四大名菜之一的“谭家菜”和大观园酒店、来今雨轩的“红楼菜”。
“谭家菜”出自清末翰林谭宗浚家，为谭府厨师所创。其菜为广东菜与北京菜相结合，又自成一体，具有咸甜适口、味道鲜美、质地嫩软的特点，代表作为：清汤燕菜、黄焖鱼翅。
“红楼菜”，是现代厨艺所再现的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中所描述的美食佳肴。“红楼菜”的代表性菜肴有：清炖狮子头、三套鸭、拆烩鲢鱼头、清蒸鲥鱼、天香藕、文思豆腐、老蚌怀珠。这其中的“老蚌怀珠”在曹雪芹的朋友敦敏所著的《瓶湖懋斋记盛》中有记载，为曹雪芹用鳜鱼所做。
在南菜园街的大观园酒店或中山公园内的来今雨轩吃“红楼菜”，品尝名为“翡翠烧卖”“千层油糕”“五丁包”的红楼名点，怎不念及《红楼梦》和“举家食粥酒常赊”的曹雪芹！那怀古幽情，当与美味同在。
北京最精美、最豪华的菜肴，当是出自宫廷里皇帝所用的“御膳”。大清国的宣统皇帝退位以后，统治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王朝已不复存在了，但昔日御膳房里的“宫廷菜”却在民间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在当今北京北海公园内的“仿膳饭庄”和颐和园内的“听鹂馆饭庄”内，向中外客人开放的宫廷“御膳”依旧香满客堂。
京味的小吃，名满天下。
豆汁，是老北京遗传下来的特有食品。它的样子有点像豆浆，只是颜色较豆浆稍青。它是做绿豆粉条或团粉时剩下的液体经过发酵而成的，所以乍喝起来有那么一股酸腐的味道，使初尝的人有接受不了的感觉。可是这东西就像所有特殊食品———北京臭豆腐、杭州霉干豆、四川麻辣烫，甚至带有苦味的咖啡一样，只要适应了、习惯了，就能尝出它特有的酸中带鲜的味道，越喝越上瘾。老北京人喝豆汁必须要烫的，而且要就着辣咸菜和油炸的焦圈边吃边喝，喝个满头大汗，那才叫过瘾。当年的老北京喜欢到东直门四眼井的一家豆汁店去喝豆汁，因为那里的豆汁最纯。后来南城崇文门外磁器口有一家豆汁店很是出名，但近些年因马路拓宽，豆汁店不得不搬迁。据说小店搬迁到天坛东门外的马路南边，却不知是否保留着原先的味道。如今喝豆汁，只能到风味小吃店或者在节日的庙会中、小吃夜市里寻找了；走街串巷的豆汁担子，早已不见踪影。
糖葫芦，也叫“冰糖葫芦”，是老北京的名产，但它却与“葫芦”没有关系。它是用竹签穿起的一串蘸了冰糖的小型水果，大概由于两个水果便呈了“葫芦”之形，于是借而用之。代表性的糖葫芦是穿了山里红的，其他还有穿橘子瓣的，有穿山药的、穿海棠果的、穿葡萄的，近年穿山里红的果子里还夹上豆沙馅。也有混叉着的，既有山里红又有橘子瓣等等。由于蘸糖的缘故，所以冰糖葫芦多在天冷以后才有。春节的厂甸庙会，一米来长的大冰糖葫芦，是节日的一大景观。
烤白薯，是北京冬春的又一特色食品。老北京的烤白薯，多是小贩用车推或以担子挑着一个很大的铁桶（可能就是汽油桶改制），桶底有炭火，桶壁四周架一层层的铁丝架子，每层架子上都摆放着白薯。烤熟了白薯趁热吃，又香又甜。现今北京街头的烤白薯都是红瓤或者黄中透红的，于是有人疑问北京人为什么在“薯”字前加一个“白”的形容词。其实老北京的烤白薯的确有白瓤的，上好的白薯烤出来又是“白沙瓤”的，非常好吃，只是多少年不见了，代之的全部是“红薯”了。
灌肠，也曾是老北京街巷里小贩挑担叫卖的小吃。担子的一头挑一个生着火的浅平的锅，一头挑着灌肠、案板、装蒜液盐水的罐子及小碟等。灌肠，是用团粉和红曲做成的如同猪灌肠一般的东西，卖时切成薄片，然后在锅上以猪油煎焦。煎后的灌肠片盛在小碟内，再浇上蒜液盐水，以竹、木签扎起来吃。原汁原味的灌肠一定要猪油煎出来的，如果用其他的食物油煎，就失去了它特有的味道。卖灌肠的担子早已消失，如今的灌肠在风味小吃店里，或者在庙会、小吃夜市可见。
炸豆腐，同样是旧时小贩挑担走街串巷叫卖的食品。其锅里所煮，有两样东西，一种是炸豆腐，一种是炸丸子。炸豆腐，是切成长方形或三角形小块的经过油炸的豆腐。炸丸子，则是用绿豆面制成的薄片及粉条做成丸子，再经油炸。锅水里加少许花椒、大料，烧开后，放进炸豆腐和炸丸子。有主顾时，以碗盛出，再加少许香菜。现今的北京风味小吃铺或庙会上，依旧可以吃到这样的炸豆腐。
茶汤和油茶，也见于老北京街头的挑担。担子的一头是冒着热气的大铜壶，一头是一个木箱子。从表面来看，茶汤和油茶相差无几，其实区别很大。茶汤的粉子是由糜子面炒熟的，热水冲前先用凉水将粉子调匀，加红糖后以极滚的热水冲。油茶则是白面粉用香油或牛骨髓油炒熟，加糖，再以沸水冲成面糊。还有一种面茶，也是糜子面做的，加芝麻酱，外撒芝麻盐，另有一番风味。
豌豆黄，是用煮烂后的豌豆经过漏，再用石灰点成，呈黄色，如同软泥。切成长方形小块的豌豆黄，香甜可口，为昔日宫廷糕点之一。老北京有小贩推独轮车沿街叫卖。如今的豌豆黄有纸包装，在著名糕点铺“稻香村”中可见。
艾窝窝，为糯米包豆沙或芝麻馅制成的凉食。老北京有句歇后语，叫做“艾窝窝打金钱眼———蔫稳准”。
京味小吃，当有几十种，好吃不好吃和爱吃不爱吃，自有一个口味问题和偏好的问题，但其中的“京味”，却是只有了解或体验了“京味”以后才能真正品尝到的。这样说似乎有点玄虚，不过你只要想到昔日的皇城里养尊处优的八旗子弟在游手好闲之余，是靠了吃零食来消磨时光的，你也就不难对这“京味”略知一二了。除了平民化的“豆汁”和“烤白薯”外，究其根本，京味小吃或多或少带有贵族气息。说起老北京，不仅仅是贵胄名门，即使是平头百姓，那神魂里边也都渗透着几分“北京大爷”的作派。现如今，京味小吃早已走进普通人家，但却很少有人细想它的来历和京师的联系；如此，“京味小吃”也就只给人以“小吃”的味道，前置而特定的“京味”却在不知不觉中远离食者的感觉和体验。（原作者：刘孝存）小时候，家庭条件不允许我经常去吃小吃，于是盼望着长大，等自己能够挣钱的时候，一定把北京小吃吃个遍。后来长大了，这样和那样的原因使这个愿望一直潜藏着，心目中却常常想念胡同里的叫卖声———那是卖芸豆饼的来了，还有卖驴肉火烧的、卖棉花糖的、捏糖人、卖糖耳朵的、卖炸糕的和卖酸梅汤的……
第五章老北京的娱乐休闲
老北京人素有早起喝茶的习惯。旧时，北京的茶馆遍布京城。茶馆可分为四大类：清茶馆、书茶馆、棋茶馆和季节性的茶棚等。
“清茶馆”的店内，摆放方桌木凳，且壶盏清洁。茶馆门前，多搭天棚，棚檐上高挂木板小招牌，红底黑字刻着“毛尖”“雨前”“雀舌”“大方”等茶叶名目，招牌下端垂着的红布条穗(清真馆为蓝布条穗)。清茶馆中最著名的为陶然亭北面的“窑台”。清末民初，窑台茶馆因居住在南城的京剧演员及四城票友经常光顾而盛极一时。老舍先生的名剧《茶馆》，即取材于“清茶馆”，其间的各色人等，反映了老北京的众生相。
顾名思义，“书茶馆”即茶馆内伴着说书。这类茶馆，多约请说评书、唱鼓词的艺人来演唱。茶客可以边听书、边喝茶。20世纪20至30年代，北京的书茶馆中以“坤书馆”最为兴盛，如天桥的“二友轩”、观音寺的“玉壶春”等。“坤书馆”原名“落子馆”，演唱者均为女演员，以大鼓书词、梨花大鼓等为主。书馆每天从午后1时前后至夜10时左右营业。说评书的著名“书茶馆”有东华门的“东悦轩”、地安门的“同和轩”、东安市场的“仁义轩”等；其间有“长枪袍带书”《三国演义》《隋唐演义》，有“公案书”《施公案》《包公案》，有“神怪书”《西游记》《济公传》，有“鬼狐书”《聊斋》等。
旧时北京的“棋茶馆”多集中于天桥一带。茶馆设备简陋，多用圆、方木半埋地下或用砖砌成砖垛，上铺长方薄板，板上画成棋盘格。茶客可边饮边对弈。茶馆对顾客只收茶资，不收棋租费。
除厂甸、蟠桃宫等定期集市庙会外，季节性茶棚以什刹海最为著名。每年立夏至处暑前后，什刹海北岸形成一条茶棚的长廊。茶棚里喝的多是“大碗茶”，那是为普通百姓预备的。茶棚对面是卖河鲜及风味小吃的席棚，新蓬嫩藕、菱角慈姑，可各取所需。小吃摊有苏造肉、芸豆糕、豌豆黄、茶汤、杏仁豆腐等，随顾客任选。什刹海南岸也曾有过茶棚式的“棋茶馆”，柳岸湖边，喝茶博弈，不亦乐乎！
20世纪80年代，前门外一个街道办事处的干部带着几名回城知青以卖大碗茶起家，在前门箭楼西南的马路边上开办了一家以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命名的“老舍茶馆”。名为“茶馆”，它实际上是一座集品茶、饮食和表演、赏戏为一身的传统艺术家园。当夜幕降临的时候，茶馆里灯火通明。由著名艺术家表演的传统曲艺，在观众的掌声中开始了———京韵大鼓、含灯大鼓、单弦、北京琴书，在京韵京白中迎来满堂彩；相声、双簧，让茶馆里充满了笑声。昔日的北京民间艺术，与今天的中外观众共度美好良宵。
20世纪90年代，北京兴起了“茶艺馆”。大多茶艺馆讲究“茶道”，其间不乏茶艺表演和古琴演奏等；同时设有棋牌，有围棋、象棋、麻将。这已经是“书茶馆”和“棋茶馆”的综合产物了，但添加了现代的元素，又多取古朴、雅静的环境和氛围。“茶艺馆”虽然清雅，但价位不菲，从而失却了平民的韵味。有时候，老北京免不了感慨一番，想起那经济实惠、业已消失了的平民化的大碗茶。
老北京人喜欢“听戏”———看京剧。
清乾隆年间，北京的“茶园”剧场大为兴盛。老北京将剧场称为“戏园子”。这些戏园子，大多设在前门、宣武门外的街巷胡同里。大栅栏内有“庆乐园”“同乐园”“广德楼”“三庆园”，鲜鱼口肉市胡同有“查楼”（广和楼），西河沿有“正乙祠”等。
老北京的戏园子，大多门外有一高大的单门牌坊，上书戏园名称。剧场为一四方形楼，一面是舞台，台下摆花条大板凳，凳前设放茶具及食品的木案。二楼三面为包厢座。在轴戏上演之前，园内有小贩托盘叫卖瓜子、糖果、糖葫芦、点心、豆腐干等。“手巾把”用手扔，在空中传递，为老戏园的一景。
京剧，源于徽班进京。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为庆贺乾隆帝寿辰，闽督伍拉纳使其子带“三庆徽班”进京；后“四喜”“春台”“和春”班相继进京，被称为“四大徽班”。道光年间，“汉调”传到京城，并融入徽班的演唱，于是形成了以徽调的二黄和汉调的西皮为主要腔调，又吸收了昆腔、秦腔等多种民间曲调的剧目、唱腔及表演方式的“京剧”。其中，“三庆班”的班主程长庚取昆曲、徽调之所长，形成京师徽派唱法；四喜班班主张二奎以“西皮”调为主，多用京韵京味，形成“京味”唱法；春台班班主余三胜，则以汉调为主，并吸收了秦腔成分，创造了“二黄”反调。各有特色的徽班戏，后在京剧泰斗谭鑫培的融会改革下，形成了以“西皮”“二黄”为主要唱腔的京剧。
京剧的行当（角色）分为：生（包括“老生”“小生”“武生”）、旦（包括“青衣”“花旦”“彩旦”“武旦”“老旦”“刀马旦”）、净（又称“花脸”，分“唱功花脸”“架子花脸”“武花脸”）、末（后并入“生”角）、丑（又称“小花脸”，分“文丑”“武丑”“丑婆”“彩旦”）。著名“老生”，有谭鑫培、余叔岩、谭富英、马连良、言菊朋、周信芳等。著名武生，有杨小楼、李万春等。京剧“通天教主”王瑶卿以外，“四大名旦”为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著名“花脸”有侯喜瑞、郝寿臣、裘盛戎；著名丑角有萧长华等。四大名旦的传世剧目，有《天女散花》《春香闹学》《霸王别姬》《黛玉葬花》《贵妃醉酒》《红娘》《钗头凤》《玉堂春》《金玉奴》等。
旧时，京城之内上到达官贵人，下到平民百姓，有许多戏迷和票友。戏迷对各出戏的戏词及表演都熟烂于心，进戏园子不是“看戏”，而是经常闭着眼睛、摇晃着脑袋随曲默唱，所以被称为“听戏”。
从“四大徽班”进京至今，已有200多年，京剧一直在北京盛演不衰。将其称为“国粹”，当之无愧。到北京不听京剧，哪能深切地体验京韵京味的文化底蕴呢？
北京城里过去养鸟的人很多。养鸟的主要品种有红靛颏、蓝靛颏，胸前的羽毛分别是红色和蓝色的。此外，还有百灵、画眉、鹦鹉、白玉鸟及俗称“黄鸟”的黄莺。
北京人养鸟一般都是用鸟笼，按形状、大小不同分为靛颏笼、画眉笼、红子笼、百灵笼等种类。靛颏笼是用白茬细竹制作，也有上漆的，笼子是圆柱形，直径约为9寸，上边安有笼抓。红子笼以饲养红子而得名，是长方形的笼子，也有上半部做成半圆形的，名叫“丘子笼”，整个笼子像是一个圆车篷，这种笼子也可以用来饲养黄鸟等小型鸟类，上边都有笼抓。画眉笼的高度是靛颏笼的二倍，直径有一尺二寸，笼条比较粗，这种笼子适合饲养画眉这样的体形较大的鸟类。百灵笼的体形也比较高大。
在老北京城的街巷胡同、茶馆及郊外、河边，常能看见头戴瓜皮帽、身穿大褂、手提罩着蓝布的鸟笼的老少爷儿们。这些人每天清晨都要出门遛鸟，遛完鸟之后走进附近的大茶馆，把鸟笼架在梁上，沏上壶茶细斟慢饮起来。茶客们相互鉴赏、品评别人和自家养的鸟，成为茶桌上的一大话题。
北京的鸽子可以分为野鸽和家鸽两大类。野鸽子的羽毛是黑灰色或银灰色的，嘴有一寸多长，常常栖息在城楼或殿堂的斗拱间，所以被称为“楼鸽”。家鸽是人工饲养的，外形与野鸽相似，但嘴比较短，头顶与鼻孔之间有二簇短毛耸立，北京人称之为“凤头”。羽毛的颜色有白、黑、灰、蓝、紫五种。最常见的点子全身为白色，只有头顶、尾部为黑色或紫色。（原作者：刘孝存）饲养家鸽要在四合院里建造鸽子窝。鸽子窝是以砖头木板修建的，外形像一个长方形的柜子，分成许多个方格，一般上下为四格，左右为五格，总共20个方格。每个方格前边有栅门，一般是用竹子或铁丝编成的。鸽子的食物以高粱、绿豆、黑豆为主，一天分为三次喂食。饮水采用新鲜干净的井水盛放在浅盆里。
旧时，养鸽在北京城里十分盛行。北京城里的鸽子市，大多是设在庙会的集市上，隆福寺、白塔寺、护国寺、花市等处的庙会都有鸽子市。北新桥东宝公寺门前的鸽子市，则是一个专门买卖鸽子的集市。现今的鸽子市分布在四城的某个角落里的花鸟虫鱼市场，大多的鸽子窝搬上了楼房的阳台或者楼外的某一个角落。
内城的胡同里依旧有养鸽子的人。当盘旋的鸽群飞过四合院的屋顶，那悠然传来的鸽子的哨音，会带来多少古城的音韵啊！只要你能够听到和想到，那就是一种特殊的享受。
北京的夏、秋两季有许多昆虫生息繁衍，其中如蝈蝈、油葫芦、金铃子、蟋蟀、金钟等。北京人喜欢饲养在缸、罐、笼内。夏秋两季常有小贩在郊区捉来蝈蝈，放入秫秸皮编成的蝈蝈笼内，在街巷胡同里叫卖。北京人在冬天养秋虫，是将秋虫放入各种大小不同的葫芦里。每个葫芦里放上一只虫，葫芦外壳上雕刻上“五蝠同寿”“子孙万代’“鱼跃龙门”“字不到头”等图案，用红木或柴木作盖口，葫芦外边必须要套上棉套，既可以保持温度，又可以防止磕碰。老北京养秋虫的大多为一些游手好闲的旗人，他们每天早晨出门遛弯，然后到附近茶馆沏上一壶茶，从怀里掏出葫芦放在热茶壶旁边。
秋虫中名气最大的还要算是蟋蟀。蟋蟀不仅能鸣叫，而且善斗。旧时在北京城的街巷胡同里，秋天养蟋蟀、斗蟋蟀已成为十分普遍的风俗。养蟋蟀用的蛐蛐罐(蟋蟀的俗名叫蛐蛐)是圆筒形的，上边有盖，普通的蛐蛐罐是瓦质的，中上等的是澄浆细罐和瓷罐。还有一种起盆，是将养盆中的蟋蟀起出换到另外的容器时使用的，此外还有扇面形的过笼；用澄浆泥制成的食槽、水槽。养罐内要用过罗的黄土、黑土、白灰拌匀打底，再喷水，因为蟋蟀喜欢阴暗、潮湿的环境。蟋蟀的食性较杂，平时喂以米饭粒、青豆，还有人喂以极少量虾肉，蟹肉、羊肝的。斗蟋蟀，讲究同等个头和分量，所以开斗之前相斗的蟋蟀会用小罩子罩在小戥子上过分量，这大概也可以称之为“公平竞争”吧。相斗之时，两只蟋蟀放在一个平底的澄浆底的大罐里。好斗的蟋蟀，一照面便会自动掐起来。几个回合下来，败者逃跑，胜者扇翅唱起胜利之歌。也有照了面以后相互不理的，这时候就需要“蛐蛐探子”了。上好的探子，据说是用狼毛制成的，也有的说用“耗子胡子”。胡同里的孩子没地方去找狼毛和耗子胡子，只是在小竹木棍的一端劈个缝，然后把能够拾到的马尾毛或者头发插到竹木缝里，再用小线绑牢就可以用了。以探子探蟋蟀的须，让其以为那是另一只蟋蟀的挑衅行为，于是引动了它的“杀性”。
现今的北京，已经没有那么多养秋虫的行家了。夏秋之交，偶尔可以看到挑着蝈蝈笼子的走街串巷。那蝈蝈、蝈蝈的鸣叫声，会吸引多少孩子和大人的眼球。秋虫交响乐，给孩子带来了童年的欢乐，也给大人带来了童年的回忆。
北京饲养金鱼的历史有数百年之久。
金代，中都有金鱼池建造。元大都时，太液池为皇家金鱼的饲养地。明代养金鱼的风气更盛，位于天坛北边的几十亩水塘，养鱼池多达百个。清代，金鱼池的居民仍然以饲养金鱼为业，除了将最名贵的金鱼进贡于朝廷外，上等金鱼多游弋在王公大臣的庭院大鱼缸中。即使是平民百姓，也都喜欢在自家院中摆上大、小的鱼盆，或在居室内摆上鱼缸，养上几条小金鱼儿，以至于“天棚、鱼缸、石榴树，秋千、肥狗、胖丫头”成为老北京的民谚和一景。
北京地区饲养的金鱼分为“草鱼”和“龙睛鱼”两大类。“草鱼”就是小贩们沿街贩卖的小金鱼，其体形在形态上和鲫鱼相差不大，尾鳍已开始分岔，颜色有红、黑、花等。这种小金鱼大多是乡间农民饲养的。“龙睛鱼”则是金鱼池一带的专业户所饲养。由于这类金鱼的眼睛大多凸起，所以得名“龙睛”。其身色有红、金、黑、蓝、花等。红龙睛全身皆红，花红龙睛则红白相间，墨龙睛全身漆黑……此外，望天、虎头、绒球水泡眼等，都属名品。
养金鱼用的盆有瓦盆和木盆。瓦盆有“大八套”“大瓦套”“直边”三种。大木盆漆成绿色，放在庭院树阴下。随着大杂院越来越多出现，在庭院里养金鱼的人家越来越少了。现如今，卖小金鱼的车摊依旧可以在街巷胡同里见到，固定的金鱼摊，摆在花鸟虫鱼市场。在那里不仅可以买到各色金鱼，还可以买到鱼虫、捞鱼的抄子及各式各样的鱼缸。
生活的富足和安逸，使更多的北京人家再一次产生了养小金鱼的兴趣。
胡同里来了耍木偶戏的，就会很快招来一群人———有大人，有孩子，更多的是孩子。
耍木偶戏的艺人，带的是一个高木架搭成的上有顶的小房子，外边用着彩漆的木板或彩布遮挡。艺人在小房子里边耍木偶边说边唱。在木偶戏的节目中，演出最多的和最招孩子们喜欢的是被孩子们称之为“猪八戒背媳妇”的《猪八戒招亲》。
如今的木偶戏可以在木偶剧团的演出中看到，若是想看昔日在胡同里演出的高架木偶，那只能在春节的庙会中去寻找了。
抖空竹，曾是老北京胡同里的男孩子们最喜欢的游戏。
空竹是用竹、木做成的，有单头、双头之分。在矮圆柱形的空竹上开有一些孔眼，在旋转时会发出“嗡嗡”的响声。空竹上有一个木轴，玩的人双手拿着细竹棍，两根竹棍顶端拴着绳，用绳子绕在空竹轴上来回拉动，空竹就随着绳子一起转动起来。空竹上有几个孔就叫几响，孔越多响声越大。
如今的胡同里，已经很难看见抖空竹的孩子，更多的是空竹表演———它已经被列入了杂技表演的节目单。
春天，北京的胡同里，随风浮飘的风筝是最吸引人的风景之一。
风筝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书载，战国时的鲁班可以“削竹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据传，在楚汉相争的战争中，韩信把风筝用于军事。宋代，风筝开始流传到民间。明清时代，北京风筝的样式繁多，其工艺制作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曹雪芹不仅在其名著《红楼梦》中对如何扎绘风筝有所描写，而且编写了有关风筝的专著《南鹞北鸢考工志》。
在老北京的风筝中，最常见也是最著名的风筝是如燕形“沙燕儿”和绘有鹰形的“盘鹰”。清光绪年间，哈国亮在厂甸开设了北京第一家哈记风筝铺。哈记的“瘦沙燕”，就成为北京风筝的著名品牌。胡同里的孩子喜欢放风筝———小一点的孩子请大人扎制，大一点的孩子自己动手扎制。自做风筝，用料很简单———四根竹片用小线绑扎成一个长方形的骨架，对角再绑两根十字形的竹片，上边糊一张白纸或旧报纸，再粘上两条纸条做的尾巴，就扎成一个纸风筝；在骨架的中心部位拴上线以后，风筝就可以放飞了。这种常在胡同里可见的孩子们边跑边放的风筝，被称为“屁帘儿”。
风筝，曾经伴随过北京孩子的童年，带给他们的童年无限欢乐。
第六章北京人的性格
北京是一座移民城市。北京人来自五湖四海、四面八方。
从远古到夏商周，从秦汉到元明清，北京一直是诸多民族繁衍生息、交汇融合的场所。到了现当代，北京依然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移民城市。它融会了南北文化，融会了北方人和南方人的勇气和智慧，也融会了南方人和北方人的优秀和缺憾。它是一个大熔炉———无论你来自哪里，它都会把你融化在它深厚的底蕴里，使你忘记来自何方，使你乐不思蜀，使你疲不想归。即使你还不时地流露出山东、山西、河南、四川、江浙、湖广，或是东北、西南的语音，但你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融入北京，化作了北京的一员。（原作者：刘孝存）1
元、明、清三代的京师，使北京人有了“皇城子民”的称号。皇城子民，生活在天子脚下，自然是见多识广、信息灵通，所以至今有“到了北京才知官小”的俗谚。
见多识广和来自“天子脚下”，使北京人显得更有胆识。出门在外，无论是结帮搭伙还是单走独行，大多数北京人都会显得很有“底气”。一般说来，北京人很少忍受无端的欺辱；反过来，他们的“底气”也使一些乱咋呼的人生出许多忌讳。“皇城子民”的优越感，使北京人在热情豪放之中不由自主地掺入了几分骄狂，在注重人际关系的时候又多少有点自以为是。
在待人接物的时候，老北京总是客客气气的，说话也是“您”“您”的。若是请人帮忙或是请人做什么，他们就会把“劳驾”“劳您驾”“劳您大驾”挂在嘴边上。这“劳驾”，大概与驭马民族有关系，或者与皇家文化有关系，因为过去使用马去拉车叫做“驾”，帝王的马车称为“王驾”。也有的人，即使一无所长，还是忍不住地瞧不起外地人。还有的人，听言谈举止好像世袭贵族；明了底细，才知他不过是一个假冒的公子哥儿。可是你千万不要当众揭开这一面具。若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没了面子，他准会跟你玩命；若是在私下里开玩笑似的闪烁其辞，他就会嘻嘻哈哈地默认，然后说：“哥们儿，哥们儿……”这话自然是请你担待，不要张扬。好面子，也是老北京人的重要特征之一。
北京人好“侃”，所以有“侃爷”之说。侃爷开侃，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古到今，男人女人，从国际到国内，五花八门，无所不包。但万变不离其宗，北京人的谈资中总少不了时局评论、上层内幕。说者乐此不疲，听者津津有味。虽然早在大清国和军阀时代就有“莫谈国事”的招贴，传说中的“血滴子”更是令人闻之色变，但它还是挡不住“公车上书”，也禁不住“五四运动”的爆发。“文革”期间，说三道四会找招惹大祸，但不甘寂寞者依然大有人在；“文革”后期，关于“四人帮”的政治笑话层出不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仅是文化人的事情，北京的普通百姓也似乎有责无旁贷的传统和素质。你可以随便找一个平民百姓，比如汽车司机、售货员，或者工厂工人，只要愿意开口，他们大多会头头是道地讲一番涉及国际、国内的言论。这些言论的深度和广度，往往会使你大吃一惊。
打骨子里关注政治，是北京人的又一特征。
也有人说，近些年来，北京人开始讲究实际了。其表现为：经商理财观念加强，政治特征逐渐淡化。在语言和行为的表现，是“下海”“大款”“练摊儿”和“炒股”“开公司”等应运而生。这是事实，也是商业大朝冲击下的必然产物。但这只是表面现象。透过这些表象，你会发现，北京人的政治情结和兴趣并没有彻底改变。一些与政治有关的书籍，依然是畅销书；政治的敏感性，依然回荡在北京人的心魄中。每逢年节假日，亲朋好友聚会，许多话题依旧是针对政治时局的。没办法，这就是北京人。无论男女老少，对于他们来说，政治时局是和家常便饭联系在一起的。传闻、小道消息和各种各样的分析、评论，不仅是饭桌的谈资，也是亲朋间的一种乐趣。
北京人还有一个“北京大爷”的别号。
这个别号，是说北京人有公子哥儿的习气。喜闲散，好游逛，心高气盛，是北京人的又一特色。认上死理儿，他就会生出一股子犟劲，天王老子也不怕。昔日，在上山下乡的群体中，北京知青很少受欺负。因为他们大多能说会道，胆子大，主意多，事急不憷动拳脚。相比之下，陕西人气大拳猛，但不大善言辞；上海人动动嘴还可以，一遇动拳脚，就会以“君子动口不动手”而“君子不与小人斗”了。
北京地处古燕国版图之内的燕山脚下，受“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豪气影响，大多北京人具有同情弱者、抱打不平、讲哥们儿义气和出手大方的习气。
“北京大爷”最明显的弱点是好高骛远，眼高手低。一位朋友告诉说：有一次，他到北京的某一家工厂去加工一批活儿，经计算这批活儿可挣5000元。只见那厂长摇摇头说：“这仨瓜俩枣，还不够出汗的呢！不如歇着。”送上门来的钱不要，求也没用。他赶紧跑到南方，一拍即合，厂方还千恩万谢。他讲了北京的事，厂长笑说：“你们北京人都是挣大钱的……我们厂子小，闲着也是闲着，也得给工人发工资。再者说了，这次少挣点，下次有大活儿，您不就想着我们了？”朋友感慨地说：“南方人真会做生意！不像北京人，一副大爷的派头，大钱挣不来，小钱还不挣。”
“北京大爷”就是这样。你若是在北京的街头巷尾看见一个小伙子正修鞋、擦油烟机，他准是外来户。北京的年轻人不干这个。没工作，即使是在家里呆着吃闲饭，他也不去干那种他认为没出息或丢人现眼的差事。不过见一些腰包鼓鼓的人出入大饭店，他也暗生羡慕，继而就愤愤不平了，心理失衡，于是便会摆出一副不屑的神情，说：“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趁俩臭钱么！等大爷有了钱比你们他妈谁都狂。”说句不好听的，“北京大爷”好高骛远；说句好听的，“北京大爷”总有那么点胸有大志的倾向。
“北京大爷”是“爷”的总称，其下还有“分号”———能说会道的，叫“侃爷”；有钱的，叫“款爷”；做摊贩生意的，叫“倒爷”；跑跨国生意的，叫“国际倒爷”。连蹬三轮车的都有“爷”的称号———板儿爷。不要小瞧这个“爷”字。不妨想象一下，一位蹬三轮车的汉子被称或自称“爷”的劲头，里面包含着多少耐人寻味的内涵。
在北京，无论是官宦商贾，无论是引车卖浆者，只要是北京人，他就有引以自豪的一面。用北京人的话说就是“咱见过！”
三千年多的历史和文化积淀，使北京形成了特有的人文品格，也造就了北京人的“北京性格”。
“北京大爷”的性格及心理特征，并不是北京人的全部。
相比之下的见多识广，使北京人更加有胆识。出门在外，这种胆识就会显得格外突出。例如面对一些目无法纪的“土政策”“土霸王”，他们常常很有“底气”。这“底气”加上能言善辩，使得某些“土霸王”多少有些发憷。
在固有的人文基础上，北京人还喜欢标新立异。“文革”中，北京曾经流行“打鸡血”（注射鸡血，据说可以医治多种病症）、“甩手疗法”（每天甩手数百次，据说可以健身，甚至治百病）、“喝红茶菌”（以营养液培植一种菌类，据说有益身体健康）。20世纪80年代初，北京突发一个“魔方热”，不仅是青少年，就是许多成年人也着迷一个被称为“魔方”的可活动的木块。20世纪90年代，北京曾兴起一阵子“呼拉圈热”。尔后又是电子游戏、电子宠物等等。一波又一波，忽来忽去。这“忽来忽去”，甚至让人觉得北京人有些“孩子气”；但这“孩子气”，恰恰反映了北京人的活力。
北京人总是领导时代新潮流，在穿着方面也不例外。“文革”中，青年学生的一身绿军装从北京发起，后来就风行全国。“文革”后，西服一度成为许多北京人的时装；女青年则变换着喇叭裤、萝卜裤、短裙、超短裙，后来“文化杉”、牛仔服、休闲装交替风行。
北京人的饮食也是丰富多彩的。除了“京味食品”外，北京的各色饭馆汇聚了所有的八大菜系及其以外的菜肴———北京街头不仅有辣味川菜、甜味上海菜、麻辣烫重庆火锅、生猛海鲜粤菜、经济实惠的东北菜，还有山东馒头、山西刀削面、兰州拉面、陕西肉夹馍、新疆羊肉串。
无论吃穿住行，北京人都刻意求新，决不墨守成规。尽管北京的公共交通四通八达，但出门“打的”已经成为北京人的家常便饭。即使买车的计划还没有提到日程上，也还是有大批的人走进驾校。先拿下本子再说，是北京人自信和超前意识的表现。
北京的博大胸怀，使它每时每刻吸引和容纳着来自东南西北的人群。只要走进北京人的群体，你就会在较短的时间里化作北京人。虽然他们与他们的出生地藕断丝连，甚至常常思念家乡的美好，但他们中的十之八九都不愿回去。即使回去了，也只是“探亲”。既然来了，他们就不再回去，因为他们已经把根扎在了北京。这里是他们实现自我价值和自我意愿的最佳地方，这里是他们的“第二故乡”。也许，他们的个性来自遥远的乡土，可是他们的共性已经属于北京。
来自四面八方的人共同组成了“北京人”。在演化着美丽的玫瑰梦的同时，老北京也牵挂着皇城的砖石和市井的叫卖声；新北京的梦勾连着故土，但他们把更多的追求和希望寄托在现实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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