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两个人的情感足够深不需要在一起-55BBS 我爱购物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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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词两个人的情感足够深不需要在一起
千古绝唱――陆游和唐琬
在浙江的绍兴，有一座沈园。南宋时期那里叫做山阴。传说从前沈园的粉壁上曾题着两阙《钗头凤》，据说第一阙是诗词名家陆游所写，第二阙是陆游的前妻唐婉所和。这两阙词虽然出自不同的人之手，却浸润着同样的情怨和无奈，因为它们共同诉说着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唐婉与陆游沈园情梦。
陆游是南宋时期著名的爱国诗人。他出生于越州山阳一个殷实的书香之家，幼年时期，正值金人南侵，常随家人四处逃难。这时，他母舅唐诚一家与陆家交往甚多。唐诚有一女儿，名唤唐婉，字蕙仙，自幼文静灵秀，不善言语却善解人意。与年龄相仿的陆游情意十分相投，两人青梅竹马，耳鬓厮磨，虽在兵荒马乱之中，两个不谙世事的少年仍然相伴度过一段纯洁无暇的美好时光。随着年龄的增长，一种萦绕心肠的情愫在两人心中渐渐滋生了。
青春年华的陆游与唐婉都擅长诗词，他们常借诗词倾诉衷肠，花前月下，二人吟诗作对，互相唱和，丽影成双，宛如一双翩跹于花丛中的彩蝶，眉目中洋溢着幸福和谐。两家父母和众亲朋好友，也都认为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于是陆家就以一只精美无比的家传凤钗作信物，订下了唐家这门亲上加亲的姻事。成年后，唐婉便成了陆家的媳妇。
从此，陆游、唐婉更是情爱弥深，沉醉于两个人的天地中，不知今夕何夕，把什么科举课业、功名利碌、甚至家人至亲都暂时抛置于九霄云外。陆游此时已经荫补登仕郎，但这只是进仕为官的第一步，紧接着还要赴临安参加“锁厅试”以及礼部会试。新婚燕尔的陆游留连于温柔乡里，根本无暇顾及应试功课。陆游的母亲唐氏是一位威严而专横的女性。她一心盼望儿子陆游金榜题名，登科进官，以便光耀门庭。目睹眼下的状况，她大为不满，几次以姑姑的身份、更以婆婆的立场对唐婉大加训斥，责令她以丈夫的科举前途为重，淡薄儿女之情。
但陆、唐二人情意缠绵，无以复顾，情况始终未见显著的改善。陆母因之对儿媳大起反感，认为唐婉实在是唐家的扫帚星，将把儿子的前程耽误贻尽。于是她来到郊外无量庵，请庵中尼姑妙因为儿、媳卜算命运。妙因一番掐算后，煞有介事地说：“唐婉与陆游八字不合，先是予以误导，终必性命难保。”陆母闻言，吓得魂飞魄散，急匆匆赶回家，叫来陆游，强令他道：“速修一纸休书，将唐婉休弃，否则老身与之同尽。”这一句，无疑晴天忽起惊雷，震得陆游不知所以。待陆母将唐婉的种种不是历数一遍，陆游心中悲如刀绞，素来孝顺的他，面对态度坚决的母亲，除了暗自饮泣，别无他法。
迫于母命难违，陆游只得答应把唐婉送归娘家。这种情形在今天看来似乎不合常理，两个人的感情岂容他人干涉。但在崇尚孝道的中国古代社会，母命就是圣旨，为人子的得不从。就这样，一双情意深切的鸳鸯，行将被无由的孝道、世俗功和虚玄的命运八字活活拆散。陆游与唐婉难舍难分，不忍就此一去，相聚无缘，于是悄悄另筑别院安置唐婉，有机会就前去探望，诉说相思之苦。无奈纸总包不住火，精明的陆母很快就察觉了此事。严令二人断绝来往，并为陆游另娶一位温顺本分的王氏女为妻，彻底切断了陆、唐之间的悠悠情丝。
无奈之下，陆游只得收拾起满腔的幽怨，在母亲的督教下，重理科举课业，埋头苦读了三年，在二十七岁那年只身离开了故乡山阴，前往临安参加“锁厅试”。在临安，陆游以他扎实的经学功底和才气横溢的文思博得了考官陆阜的赏识，被荐为魁首。同科试获取第二名的恰好是当朝宰相秦桧的孙子秦埙。秦桧深感脸上无光，于是在第二年春天的礼部会试时，硬是借故将陆游的试卷剔除。使得陆游的仕途在一开始就遭受了风雨。
礼部会试失利，陆游回到家乡，家乡风景依旧，人面已新。睹物思人，心中倍感凄凉。为了排遣愁绪，陆游时时独自倘祥在青山绿水之中，或者闲坐野寺探幽访古；或者出入酒肆把酒吟诗；或者浪迹街市狂歌高哭。就这样过着悠游放荡的生活。
在一个繁花竞妍的春日晌午，陆游随意漫步到禹迹寺的沈园。沈园是一个布局典雅的园林花园，园内花木扶疏，石山耸翠，曲径通幽，是当地人游春赏花的一个好去处。在园林深处的幽径上迎面款步走来一位绵衣女子，低首信步的陆游猛一抬头，竟是阔别数年的前妻唐婉。在那一刹间，时光与目光都凝固了，两人的目光胶着在一起，都感觉得恍惚迷茫，不知是梦是真，眼帘中饱含的不知是情、是怨、是思、是怜。
此时的唐婉，已由家人作主嫁给了同郡士人赵士程，赵家系皇家后裔、门庭显赫，赵士程是个宽厚重情的读书人，他对曾经遭受情感挫折的唐婉，表现出诚挚的同情与谅解。使唐婉饱受到创伤的心灵已渐渐平复，并且开始萌生新的感情苗芽。这时与陆游的不期而遇，无疑将唐婉已经封闭的心灵重新打开，里面积蓄已久的旧日柔情、千般委屈一下子奔泄出来，柔弱的唐婉对这种感觉几乎无力承受。
而陆游，几年来虽然借苦读和诗酒强抑着对唐婉的思念，但在这一刻，那埋在内心深处的旧日情思不由得涌出。四目相对，千般心事、万般情怀，却不知从何说起。这次唐婉是与夫君赵士程相偕游赏沈园的，那边赵士程正等她用餐。在好一阵恍惚之后，已为他人之妻的唐婉终于提起沉重的脚步，留下深深的一瞥之后走远了，只留下了陆游在花丛中怔怔发呆。
和风袭来，吹醒了沉在旧梦中的陆游，他不由地循着唐婉的身影追寻而去，来到池塘边柳丛下，遥见唐婉与赵士程正在池中水榭上用餐。隐隐看见唐婉低首蹙眉，有心无心地伸出玉手红袖，与赵士程浅斟慢饮。这一似曾相识的场景，看得陆游的心都碎了。昨日情梦，今日痴怨尽绕心头，感慨万端，于是提笔在粉壁上题了一阙“钗头凤.红酥手”
随后，秦桧病死。朝中重新召用陆游，陆游奉命出任宁德县立簿，远远离开了故乡山阴。第二年春天，抱着一种莫名的憧憬，唐婉再一次来到沈园，徘徊在曲径回廊之间，忽然瞥见陆游的题词。反复吟诵，想起往日二人诗词唱和的情景，不由得泪流满面，心潮起伏，不知不觉中和了一阙词，题在陆游的词后，这就是开头提到的第二首“钗头凤.世情薄”。
唐婉是一个极重情谊的女子，与陆游的爱情本是十分完美的结合，却毁于世俗的风雨中。赵士程虽然重新给了她感情的抚慰，但毕竟曾经沧海难为水。与陆游那份刻骨铭心的情缘始终留在她情感世界的最深处。自从看到了陆游的题词，她的心就再难以平静。追忆似水的往昔、叹惜无奈的世事，感情的烈火煎熬着她，使她日臻憔悴，悒郁成疾，在秋意萧瑟的时节化作一片落叶悄悄随风逝去。只留下一阙多情的《钗头凤》，令后人为之唏嘘叹息。
此时的陆游，仕途正春风得意。他的文才颇受新登基的宋孝宗的称赏，被赐进士出身。以后仕途通畅，一直做到宝华阁侍制。这期间，他除了尽心为政外，也写下了大量反映忧国忧民思想的诗词。到七十五岁时，他上书告老，蒙赐金紫绶还乡了。陆游浪迹天涯数十年，企图借此忘却他与唐婉的凄婉往事，然而离家越远，唐婉的影子就越萦绕在他的心头。此番倦游归来，唐婉早已香消玉殒，自己也已至垂暮之年，然而对旧事、对沈园依然怀着深切的眷恋。常常在沈园幽径上踽踽独行，追忆着深印在脑海中那惊鸿一瞥的一幕，这时他写下了“沈园怀旧”。
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飞绵；
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帐然。
伤心桥下春波绿，疑是惊鸿照影来。
沈园是陆游怀旧的场所，也是他伤心的地方。他想着沈园，但又怕到沈园。春天再来，撩人的桃红柳绿，恼人的鸟语花香，风烛残年的陆游虽然不能再亲至沈园寻觅往日的踪影，然而那次与唐婉的际遇，伊人那哀怨的眼神、差怯的情态、无可奈何的步履、欲言又止的模样，使陆游牢记不忘，
于是又赋“梦游沈园”诗：
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园里更伤情；
香穿客袖梅花在，绿蘸寺桥春水生
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见梅花不见人；
玉骨久沉泉下土，墨痕犹锁壁间尘。
此后沈园数度易主，人事风景全部改变了昔日风貌，已是“粉壁醉颗尘漠漠”，唯有“断云幽梦事茫茫”。陆游八十五岁那年春日的一天，忽然感觉到身心爽适、轻快无比。原准备上山采药，因为体力不允许就折往沈园，此时沈园又经过了一番整理，景物大致恢复旧观，陆游满怀深情地写下了最后一首沈园情诗：
沈家园里花如锦，半是当年识放翁；
也信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
( 此后不久，陆游就溘然长逝了。)
长歌当哭，情何以堪！爱已成往事，情永存心怀。
陆游年轻的诗人急疾书毕，一掷柔毫，早已肝肠寸断，泣不成声。
唐琬，这个才华卓绝、柔情似水的女诗人，一双秀美哀伤的眼睛深情地凝视着感伤不已的陆游，一字一句地吟咏着她那血泪交加的词作。触景而生情，如杜鹃啼血，凄艳异常。
那仰天长叹的不是才华横溢的陆游吗？满面尘霜，须发皆白。他已是形容枯槁，痛不欲生。
那面壁吟咏的不是秀美柔雅的唐琬么？碧色绣襦，长裙曳地。她亦是神情凄凉，泪流满面。
封建礼教，如同一把寒光凛冽的刀剑，就这样又无情地封杀了一对青梅竹马、心心相印的爱侣。
时过八百五十多年，聆听此曲，感受犹如身临其境。品味着陆游与唐琬超群绝伦、千古遗恨的爱情故事，怎不让人情动于衷？怎不让人潸然泪下？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
陆游与唐婉――委惋凄绝的爱情诗章》
二十五、六年前，偶尔读到放翁的名篇《钗头凤》：
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
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
错，错，错。
春依旧，人空瘦，泪痕红邑鲛绡透。
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
莫，莫，莫。
继而，又读到唐婉以泪相和的答词：
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
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栏。
难，难，难。
人成各，今非昨，病魂长似秋千索。
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咽泪妆欢。
瞒，瞒，瞒。
初读这两首词，仅只是感慨于陆游孤绝细腻的文笔和那种发自内心的情感表述。
然而放翁一代词雄，后人评论他“一扫宋词纤艳之风”，居然也写出了如此缠绵绯侧之作，未免有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之惑。由于当时年轻，对许多事情尚不知个中究里，就没再往心里去。
十几年后，渐渐地多读了一些文字，渐渐地品味和阅历了生活中许多的人情世故，对于放翁与唐婉间那段委惋凄绝的爱情故事也渐渐有所了解。这才越来越读出了蕴藏于这两首《钗头凤》深处的、那滴着泪水甚至热血的深深的感动...
陆游（），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出生的第二年，汴梁（今河南开封、北宋都城）为金兵攻陷，北宋灭。于兵荒马乱中渡过童年。
陆父宰，是力主抗金的爱国士大夫，与主战派人物交往密切。父亲的爱国言行给少年陆游以极为深刻的影响。
北宋王朝覆忘的惨剧、中原的沦丧、苦难的经历和父亲的薰陶，使陆游从小培育了忧民爱国的思想。二十岁，便立志“上马杀狂胡、下马草军书”
陆游一生坚持抗金复国的立场，信念始终不渝。因而多次受到主和派的排挤和打击。
二十九岁科考，列进士第一；因主张抗金，于次年复试时被除名。三十四岁才出任福州宁德县主簿。
孝宗即位初，倾向主战，启用了老将张浚，并召见陆游。称他“力学有闻、言论剀切”，赐进士出身，任镇江府通判。
然张浚一战失利，孝宗即动摇求和。罢免张；并加陆游“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罪，免职还乡。
四十八岁，时任四川宣抚使的主战派将领王炎邀陆游入川，幕府襄赞军务。陆游精神振奋、身着戎装，驰骋于陕南南郑前线，考察地形、了解敌情，接触战士和民众、谋划收复中原方略。
但孝宗又忽将王炎调回临安（南宋都城，在今杭州西），陆游也改授成都安抚使参议官。光复河山的愿望再度落空。
火热的军务幕僚生活虽只有短短的一年，却对陆游爱国诗歌的创作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四川任职期间，由于爱国志向屡屡落空，陆游心情愤郁，经常借酒浇愁，被人讥为“恃酒颓放”。他干脆自号“放翁”。
但这一时期陆游创作的爱国诗词已经非常多，形成“寄意恢复、书肆流传”（叶绍翁《四朝闻见录》）的局面。
后来，陆把自己的全部诗歌和文集题名为《剑南诗稿》和《渭南文集》。
五十四岁时，陆游受召离川东归。在江西任职间，因拨义仓粮食赈济灾民，以“擅权”罪被罢职回乡。六年后才被起用为严州知州，又因“擅议抗金复国、形于吟咏”，被弹劾去官。
六十六岁直至八十五岁去世的二十年间，陆游隐居故乡，过着简朴、宁静的农村生活。写出不少反映农村现实、描写田园风光的诗作。
八十一岁，风烛残年的放翁仍竭力支持权贵韩麟械姆ソ鹬健５獯吻崧实谋狈ズ芸毂闶О芰耍接斡忠淮问艿礁鞣矫娴墓セ鳌
八十五岁辞世前，仍念念不忘恢复中原，有《示儿》诗云：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
陆游早年学诗，从江西派入手，中年突破其藩篱，面向现实，形成豪迈雄健、慷慨激昂的风格；晚年则于悲壮之余渐趋平淡。著名爱国学者、戊戌变法的发起和领导人梁启超赞誉陆游：
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集中十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
就是这样一位一生坎坷、忠贞爱国的诗人，在爱情的道路上也经历了常人难以想像的曲折和痛苦，并为后人留下了千古传颂的不朽诗篇。
陆游早年娶其表妹唐婉为妻，伉丽相得、情谊甚笃。
然而不知何故，唐婉却不为其姑母（陆游之母）所容，进而逼迫陆游休妻。游不忍绝之，背着母亲另置房舍安排唐婉居住。被母发现，终强令休之。于是，时年二十未几的陆游，第一次品尝到人伦之大变的苦涩。
唐婉后改嫁其同郡宗子赵士程。
此后数年，陆、唐春日出游，相遇于绍兴禹迹寺南之沈氏园。唐向赵说明缘由后，遣人送酒肴赠陆，以示心意。游怅然良久，题《钗头凤》词于园壁间，这就是《钗头凤》的来历。
沈园相见后不久，唐婉因抑郁成疾与世长辞。
游一生坎坷、奔走于抗金复宋大业，未果。晚年隐居于绍兴城外的鉴湖三山。每入城，必登禹迹寺眺望。
游二十岁曾作《菊枕诗》，失传。六十三岁，偶过沈园，触景生情，题二绝句诗云：
采得黄花作枕囊，曲屏深幌泌幽香。唤回四十三年梦，灯暗无人说断肠。
少日曾题菊枕诗，囊编残稿锁蛛丝。人间万事消磨尽，只有清香似旧时。
六十八岁，再游沈园，题诗。小序云：
禹迹寺南，有沈氏小园。四十年前，尝题小阕壁间。偶复一到，而园已三易主，读之怅然。
枫叶初丹槲叶黄，河阳愁鬓怯新霜。林亭感旧空回首，泉路凭谁说断肠？
坏壁旧题尘漠漠，断云幽梦事茫茫。年来妄念消除尽，回向蒲龛一炷香。
七十五岁，唐婉逝世近四十年。重游沈园，作《沈园》绝句二首。
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
梦断香销四十年，沈园柳老不飞绵。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
八十一岁，做梦游沈园。及醒，感慨系之。作诗云：
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园里更伤情。香穿客袖梅花在，绿蘸寺桥春水生。
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见梅花不见人。玉骨久沉泉下土，墨痕犹锁壁间尘。
八十四岁，离辞世仅一年时，游不顾年迈体弱、再游沈园。作《春游》诗云：
沈家园里花如锦，半是当年识放翁。也是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
【钗头凤：陆游】
红酥手，黄T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碰掮浮Ｌ一洌谐馗螅矫怂湓冢跏槟淹小Ｄ
陆游的《钗头凤》词，是一篇“风流千古”的佳作，它描述了一个动人的爱情悲剧。据《历代诗馀》载，陆游年轻时娶表妹唐婉为妻，感情深厚。但因陆母不喜唐婉，威逼二人各自另行嫁娶。十年之后的一天，陆游沈园春游，与唐婉不期而遇。此情此景，陆游“怅然久之，为赋《钗头凤》一词，题园壁间。”这便是这首词的来历。
传说，唐婉见了这首《钗头凤》词后，感慨万端，亦提笔和《钗头凤?世情薄》词一首。不久，唐婉竟因愁怨而死。又过了四十年，陆游七十多岁了，仍怀念唐婉，重游沈园，并作成《沈园》诗二首。
【钗头凤;唐婉】
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乾，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栏。难，难，难！
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咽泪装欢。瞒，瞒，瞒！
【沈园•陆游】
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
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
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
此身行作稽山土，尤吊遗踪一泫然。
陆游原配妻子唐婉，因婆媳不和，被迫离婚改嫁。嫁后，有一次和陆游在沈园偶然相遇，陆游赋词一首《钗头凤?红酥手》，（唐婉同时也和了一首《钗头凤?世情薄》）。《沈园》这首诗是宋宁宗庆元五年春，作者在山阴时重经旧地时，感伤往事之作。（沈园故址在今绍兴禹迹寺南）
◆ 陆游与唐婉的爱情 ◆
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一生遭受了巨大的波折，他不但仕途坎坷，而且爱情生活也很不幸。
宋高宗绍兴十四年，二十岁的陆游和表妹唐婉结为伴侣。两人从小青梅竹马，婚后相敬如宾。然而，唐婉的才华横溢与陆游的亲密感情，引起了陆母的不满，以至最后发展到强迫陆游和她离婚。陆游和唐婉的感情很深，不愿分离，他一次又一次地向母亲恳求，都遭到了母亲的责骂。在封建礼教的压制下，虽种种哀告，终归走到了“执手相看泪眼”的地步。
陆游迫于母命，万般无奈，便与唐婉忍痛分离。后来，陆游依母亲的心意，另娶王氏为妻，唐婉也迫于父命嫁给同郡的赵士程。这一对年轻人的美满婚姻就这样被拆散了。
十年后的一个春天，陆游满怀忧郁的心情独自一人漫游山阴城沈家花园。正当他独坐独饮，借酒浇愁之时，突然他意外地看见了唐婉及其改嫁后的丈夫赵士程。
尽管这时他已与唐婉分离多年，但是内心里对唐婉的感情并没有完全摆脱。他想到，过去唐婉是自己的爱妻，而今已属他人，好像禁宫中的杨柳，可望而不可及。
想到这里，悲痛之情顿时涌上心头，他放下酒杯，正要抽身离去。不料这时唐婉征得赵士程的同意，给他送来一杯酒，陆游看到唐婉这一举动，体会到了她的深情，两行热泪凄然而下，一扬头喝下了唐婉送来的这杯苦酒。然后在粉墙之上奋笔题下《钗头凤》这首千古绝唱。
陆游在这首词里抒发的是爱情遭受摧残后的伤感、内疚和对唐婉的深情爱慕，以及对他母亲棒打鸳鸯的不满情绪。
陆游题词之后，又深情地望了唐婉一眼，便怅然而去。陆游走后，唐婉孤零零地站在那里，将这首《钗头凤》词从头至尾反复看了几遍，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便失声痛哭起来。回到家中，她愁怨难解，于是也和了一首《钗头凤》词。唐婉不久便郁闷愁怨而死。
此后，陆游北上抗金，又转川蜀任职，几十年的风雨生涯，依然无法排遣诗人心中的眷恋，他六十三岁，“偶复来菊缝枕囊，凄然有感”，又写了两首情词哀怨的诗：
采得黄花作枕囊，曲屏深幌闷幽香。
唤回四十三年梦，灯暗无人说断肠！
少日曾题菊枕诗，囊编残稿锁蛛丝。
人间万事消磨尽，只有清香似旧时！
在他六十七岁的时候，重游沈园，看到当年题《钗头凤》的半面破壁，触景生情，感慨万千，又写诗感怀：
枫叶初丹桷叶黄，河阳愁鬓怯新霜。
林亭感旧空回首，泉路凭谁说断肠。
坏壁醉题尘漠漠，断云幽梦事茫茫，
年来妄念消除尽，回向蒲龛一炷香。
后陆游七十五岁，住在沈园的附近，“每入城，必登寺眺望，不能胜情”，写下绝句两首，即《沈园》诗二首。
诗人八十一岁，又作梦游沈氏园亭诗，
路近城南己怕行，沈家园里最伤情；
香穿客袖梅花在，绿蘸寺桥春水生。
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见梅花不见人；
玉骨久成泉下土，墨痕犹锁壁间尘
陆游晚年，每年春上必往沈园凭吊唐婉，每往或诗或词必有寄情。他82岁时曾作悼念唐婉的绝句，也许因为未曾收入周密的《齐东野语》，流传不广：
城南亭榭锁闲坊，孤鹤归来只自伤，
尘渍苔侵数行墨，尔来谁为拂颓墙？
他84岁--生前最后一年的春天，仍由儿孙搀扶前往并留下一首七绝：
沈家园里花如锦，半是当年识放翁，
也信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
这是一种深挚无告，令人窒息的爱情，令人垂泪，而垂泪之余，竟有些嫉妒唐婉了，毕竟，能在死后六十年里仍然不断被人真心悼念，真是一种幸福了！！
爱，为什么会能够如此深沉，生死以之，以致在“美人作土”、“红粉成灰”之后的几十年，还让诗人用将枯的血泪吟出“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的断肠诗句？我从陆游“一树梅花一放翁”的诗句中似乎得到一丝感悟：陆游和唐婉的夫妻情爱，虽说在现实世界中存续的时日无多，却早已经一点一滴地“转存”到了各种有情万物之中，恰似把真情实爱存入了瑞士银行，可以稳稳地收取利息。一对“菊枕”的枕函之中，封存、寄寓了新婚当时多少甜蜜，多少默契；多少香艳，多少情怀；多少的厮抬厮敬，多少的互爱互重。也许，就单是这一对“菊枕”，已经足以让情爱“一粒粟中藏世界”且“化身千万”，更不用说恩爱夫妻之间“有甚于画眉”的“闺房记乐”了。
一对“菊枕”，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是那么的无足道，而又实在是那么的奢侈。其“药疗”之功效，犹在其次也，叹叹。
人间的万事可以消磨殆尽，而情爱的清香却永远会历久弥新。
愿天下有情人都双双亲手缝制自己的一对“菊枕”，长相依傍，不离不弃，莫失莫忘，珍爱到地老天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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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词目录　　宋词概述　　词的分类　　宋词的由来　　宋词的发展历程　　词牌名的来历　　词牌浅释　　作家宋词档案　　[编辑本段]宋词概述　　宋词是继唐诗之后的又一种文学体裁，基本分为：婉约派、豪放派两大类。　　婉约派的代表人物：南唐后主李煜.宋代词人：李清照、柳永、秦观等。　　豪放派的代表人物：辛弃疾、苏轼、岳飞、陈亮等。　　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皇冠上光辉夺目的一颗巨钻，在古代文学的阆苑里，她是一块芬芳绚丽的园圃。她以姹紫嫣红、千姿百态的丰神，与唐诗争奇，与元曲斗妍，历来与唐诗并称双绝，都代表一代文学之胜。远从《诗经》、《楚辞》及《汉魏六朝诗歌》里汲取营养，又为后来的明清戏剧小说输送了有机成分。直到今天，她仍在陶冶着人们的情操，给我们带来很高的艺术享受。　　词的初期极尽艳丽浮华,流行于市井酒肆之间,是一种通俗的艺术形式，五代时期的《花间集》就很明显地展露了词美丽绚烂的文采，但是这期间的词题材还仅限于描写闺情花柳、笙歌饮宴等方面，可以说还显得很“小气”。虽然艺术成就上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准，但是在思想内涵上层次还不够。宋代初期的词一开始也是沿袭这种词风，追求华丽词藻和对细腻情感的描写。像曾因写过“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而得罪了仁宗皇帝的柳永，郁郁不得志，一生就流连于歌坊青楼之间，给歌妓们写写词。所谓“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当时的词被认为是一种粗俗的民间艺术，不登大雅之堂，以至于宋朝的晏殊在当上宰相之后，对于他以前所做的词都不承认是自己写的。宋朝的艳妓之多，水平之高为其他朝代所罕有，她们和宋朝的才子们一起共同推动了词这一新兴艺术形式在民间的广泛流传。　　但是，随着词在宋代的文学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词的内涵也在不断地充实和提高。“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奠定了边塞词在宋词中的地位，使只闻歌筵酒席、宫廷豪门、都市风情、脂粉相思之类的世人一新耳目。到苏词首开豪放词风，宋词已经不仅限于文人士大夫寄情娱乐和表达儿女之情的玩物，更寄托了当时的士大夫对时代、对人生乃至对社会政治等各方面的感悟和思考。宋词彻底跳出了歌舞艳情的巢窠，升华为一种代表了时代精神的文化形式。　　宋词还可以分为小令（58字以下）、中调（59~90）、长调（90以上）。　　[编辑本段]词的分类　　大致有5种：　　1、按长短规模分，词大致可分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一90字)和长调（91字以上，最长的词达240字)。一首词，有的只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两段，称双调；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称三叠或四叠。　　2、按音乐性质分，词可分为令、引、慢、三台、序子 、法曲、大曲、缠令、诸宫调九种。　　3、按拍节分，常见有四种：令，也称小令，拍节较短的；引，以小令微而引长之的；近，以音调相近，从而引长的；慢，引而愈长的。　　4、按创作风格分，大致可以分成婉约派和豪放派。　　5、按词牌分。　　[编辑本段]宋词的由来　　词，诗歌的一种。因是合乐的歌词，故又称曲子词、乐府、乐章、长短句、诗余、琴趣等。始于隋，定型于中晚唐，盛于宋。隋唐之际，从西域传入的各民族的音乐与中原旧乐渐次融合，并以胡乐为主产生了燕乐。原来整齐的五、七言诗已不适应，于是产生了字句不等、形式更为活泼的词。　　词最早起源于民间，后来，文人依照乐谱声律节拍而写新词，叫做“填词”或“依声”。从此，词与音乐分离，形成一种句子长短不齐的格律诗。五、七言诗句匀称对偶，表现出整齐美；而词以长短句为主，呈现出参差美。　　词有词牌，即曲调。有的词调又因字数或句式的不同有不同的“体”。比较常用的词牌约100个。词的结构分片或阕，不分片的为单调，分二片的为双调，分三片的称三叠。按音乐又有令、引、近、慢之别。“令”一般比较短，早期的文人词多填小令。如《十六字令》、《如梦令》、《捣练子令》等。“引”和 “近”一般比较长，如《江梅引》、《阳关引》、《祝英台近》、《诉衷情近》。而“慢”又较“引”和“近”更长，盛行于北宋中叶以后，有柳永“始衍慢词”的说法。词牌如《木兰花慢》、《雨霖铃慢》等。依其字数的多少，又有“小令”、“中调”、“长调”之分。据清代毛先舒《填词名解》之说，58字以内为小令， 59―90字为中调，90字以外为长调。最长的词牌《莺啼序》，240字。　　一定的词牌反映着一定的声情。词牌名称的由来，多数已不可考。只有《菩萨蛮》、《忆秦娥》等少数有本事词。词的韵脚，是音乐上停顿的地方。一般不换韵。有的句句押，有的隔句押，还有的几句押。象五、七言诗一样，词讲究平仄。而仄声又要分上、去、入。可以叠字。　　由于词在晚唐、五代、宋初多是酒席宴前娱宾遣兴之作，故有“词为小道、艳科”、“诗庄词媚”之说。随着词的发展，经柳永、苏轼，逐渐扩大了词的题材，至辛弃疾达到高峰，成为和诗歌同等地位的文学体裁。　　词是一种音乐文学，它的产生、发展，以及创作、流传都与音乐有直接关系。词所配合的音乐是所谓燕乐，又叫宴乐，其主要成分是北周和隋以来由西域胡乐与民间里巷之曲相融而成的一种新型音乐，主要用於娱乐和宴会的演奏，隋代已开始流行。而配合燕乐的词的起源，也就可以上溯到隋代。宋人王灼《碧鸡漫志》卷一说：“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至唐稍盛。”词最初主要流行於民间，《敦煌曲子词集》收录的一百六十多首作品，大多是从盛唐到唐末五代的民间歌曲。大约到中唐时期，诗人张志和、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等人开始写词，把这一文体引入了文坛。到晚唐五代时期，文人词有了很大的发展，晚唐词人温庭筠以及以他为代表的“花间”派词人和以李煜、冯延巳为代表的南唐词人的创作，都为词体的成熟和基本抒情风格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词终於在诗之外别树一帜，成为中国古代最为突出的文学体裁之一。进入宋代，词的创作逐步蔚为大观，产生了大批成就突出的词人，名篇佳作层出不穷，并出现了各种风格、流派。《全宋词》共收录流传到今天的词作一千三百三十多家将近两万首，从这一数字可以推想当时创作的盛况。词的起源虽早，但词的发展高峰则是在宋代，因此后人便把词看作是宋代最有代表性的文学，与唐代诗歌并列，而有了所谓“唐诗、宋词”的说法。　　[编辑本段]宋词的发展历程　　宋词的发展共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晏殊、张贤、晏几道、欧阳修等承袭“花间”余绪，为由唐入宋的过渡；第二个阶段，柳永、苏轼在形式与内容上所进行的新的开拓以及秦观、赵令、贺铸等人的艺术创造，促进宋词出现多种风格竞相发展的繁荣局面；第三个阶段，周邦彦在艺术创作上的集大成，体现了宋词的深化与成熟。这三个阶段在时间上非截然分开,而是互相交错在一起的;就其发展演变的实际情况看，继承与创新也不是相互脱节的。　　晏殊与欧阳修生当承平之世，二人喜爱南唐冯延巳词,而又无有冯延巳的经历与感慨,其所作词，或“风流蕴藉”、“温润秀洁”而多带“富贵气”，或“疏隽”、“深婉”而兼有“鄙亵之语”，与西蜀“花间”并有许多共通之处。晏殊的《珠玉词》以及欧阳修的《近体乐府》和《醉翁琴趣外篇》，在思想内容上，未曾突破传统题材，在艺术形式上，也未见新的创造。在北宋词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中，晏殊、欧阳修的创作，主要在于继承;张先、晏几道的创作,则已稍露宋人特色。　　张先、晏几道二人，在承袭“余绪”的同时，已出现“革新”的苗头。张先歌词创作，宛转典丽，思想内容虽未曾突破“花间”范围，但他创制了若干慢词,在艺术形式上,为词体的变革作了准备。晏几道的创作,在艺术形式上,虽仍为“花间”式的令词小曲，但其“寓以诗人句法，清壮顿挫，能动摇人心”（黄庭坚《小山集序》），在思想内容上为宋词的革新开了先例，不可视之为“追逼花间”（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而已。宋词发展至张先、晏几道，真正完成了由唐入宋的过渡。　　然而,在这一过渡阶段中,宋词的变革已经开始。其中，第一位变革者就是柳永。柳永比晏殊大4岁,比欧阳修大12岁,三人同属于北宋前期的歌词作家。但是,柳永的影响却不限于北宋前期，而波及于整个北宋词坛。柳永所走的道路与晏、欧完全不同。晏、欧是政界、文坛的显要人物，柳永却是个“失意无聊，流连坊曲”的落拓文人。但正因如此，柳永有机会深入社会下层，他的创作广泛地接触了社会人生，除了男女恋情，还反映了都市生活的某些侧面，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部分城市下层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情感。而且，他还善于吸取民间歌词的养分，采摘民间曲调入词，大量创作慢词，有效地扩大了词的体制。因此，柳永的创作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对宋词的发展起了奠基的作用。北宋中后期,苏轼登上词坛,为北宋词的发展打开了新的局面。苏轼把词当作“诗之裔”(《祭张子野文》)，在柳永开拓疆界、扩大体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变革”。《东坡乐府》中出现了〔沁园春〕“孤馆灯青”、〔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以及〔念奴娇〕“大江东去”等一类篇章，为北宋词坛增添异彩。词至苏轼，“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熙载《艺概》卷四），已成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在欧、晏时，词的创作已不仅仅为了应歌，为妓女立言,而且可以直接用以言情、述志。苏轼的出现,促进了北宋词朝着多极方向发展。一方面，柳永的影响极为深远，北宋慢词创作，自苏轼、秦观继起之后，更加兴盛；另一方面，苏轼同时及稍后，若干追随者学其作词，虽各有所得,却不拘一格,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柳、苏的“变革”及其相互竞争的结果，使得北宋词坛出现了多种风格竞相发展的繁荣局面。发展变革阶段中的北宋词，并非所谓“婉约”“豪放”两种风格、两种流派所能概括。在这一阶段中，除了柳永、苏轼的“变革”，秦观、赵令、贺铸等人的艺术创造，也为北宋词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进作用。秦观出于苏轼门下，他“自辟蹊径，卓然名家”（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二）。他的词“俊逸精妙”（王灼《碧鸡漫志》卷二），与苏轼并不相近。赵令为苏轼门客，学苏轼作词，亦未得其真髓。但是，秦观所作〔调笑令〕10首（并诗），歌咏历史上许多美女的故事，赵令的商调〔蝶恋花〕12首，将张生、崔莺莺的故事谱入歌词，构成了大曲的雏形，不仅为后世戏剧之滥觞，而且也为多种风格的北宋词增加了品种。此外，贺铸的歌词，“高绝一世，盛丽如游金、张之堂,而妖冶如揽嫱、施之祛,幽洁如屈、宋，悲壮如苏、李”（张耒《贺方回乐府序》），这同样也为发展中的北宋词增添了姿态。　　北宋后期，周邦彦兼采众家之所长，进行了一系列集大成的工作，促进词体的成熟。在歌词创作的思想内容上，周邦彦“以旁搜远绍之才，寄情长短句”（刘肃《片玉集》序），增强了词的“体质”；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周邦彦“多用唐人语a括入律”（《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并注重词调的整理与规范化，为词的创作提供了典型。　　南宋词体的蜕变南渡后，歌词创作出现了新的情况。一方面,江左偏安,出现了经济、文化的“繁荣”局面，社会上唱词之风仍然盛行，为歌词创作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社会历史的大变革，由北宋而南宋，政治上的动荡必然波及词坛与歌坛，对词体的发展演变产生一定的影响。南宋时期的歌词作家，在各自不同的创作道路上，以各自不同的态度与方法进行创作，为宋词的继续发展及蜕变，发挥了各自不同的作用。南渡作家李清照与向子N，由北而南，他们的创作是歌词由北宋向南宋发展的过渡。　　李清照亲身经历了由北而南的社会变革，她的生活遭遇、思想情感发生了巨大变化,歌词的内容、情调,乃至色彩、音响，都随之发生了变化，由明丽清新变为低徊惆怅、深哀入骨,但是,词的“本色”未变，她的创作为南渡作家如何以旧形式表现新内容，树立了榜样。向子N于“靖康之变”前，过着闲适的和平生活，所作词多为“花间”“尊前”的娱乐品，是地地道道的酒边词；“靖康之变”后，他被卷入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活旋涡当中，其所作词，内容、风格都与前不同。向子N将“江南新词”排列于前，而退江北所作于后，称之为“江北旧词”，这是有其用心的。向子N的创作，同样为大变革中的歌词创作提示了门径。　　南渡以后歌词作家，诸如陆游、辛弃疾、陈亮、刘过、刘克庄、刘辰翁以及姜夔、史达祖、吴文英、张炎等人，在李清照、向子N的基础上，继承、发扬了前代作家的艺术创作经验，为词体继续发展起了推进的作用，同时，在“工”与“变”的过程中，他们的创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词体的蜕变。　　辛弃疾生当衰世,“负管、乐之才,不能尽展其用”，他将自己无处发泄的“一腔忠愤”及其“抑郁无聊之气”寄之于词。不但在词中抒写抗金、恢复的大题材、大感慨，而且在词中歌咏自然风光，赞颂农家生活，多方面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在艺术创造上，辛弃疾经过多种探讨与尝试，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辛弃疾的创作体现了南宋词的最高成就。但是，辛弃疾的某些作品，表现形式上“大声UO，小声铿”（刘克庄《辛稼轩集序》，似十分狂放；某些作品着力太重处也不免剑拔弩张，这对于词体的蜕变也产生了一定的作用。　　与辛弃疾同时代的作家陆游、陈亮、刘过，或者与稼轩“人才相若，词亦相似”(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或者效法稼轩，“词多壮语”（黄升《花庵词选?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五）;或者激昂感慨,有过于稼轩（刘克庄《后村大全集》卷一百八十《诗话》续集）。可以说是辛弃疾的“同调”或“附庸”。南宋后期及宋元间歌词作家刘克庄与刘辰翁，是辛弃疾的崇拜者，在南宋词坛上，称得上辛词后劲。陈亮、刘过以及刘克庄、刘辰翁等人的创作，是对辛词的补充，同时，对于辛词的缺点也有所发展。　　南渡以后作家，陆游、辛弃疾等人的成就主要在于以歌词形式反映时代生活，体现时代精神；姜夔、吴文英等人的成就则在于他们对于词的艺术表现所作的探讨与尝试。　　姜夔登上词坛，正面临着词体的蜕变问题。姜夔依据自己关于“合”与“异”的理论（《白石道人诗集自叙二》）,以江西诗派诗法入词,别裁风格，于清真、稼轩之外,自创一体。同时，因其长于音律，精通乐理,词与音乐相结合已臻极诣,所谓“音节文采,并冠绝一时”（《四库全书总目》）。其艺术追求也获得了较高的成就。　　史达祖的词奇秀清逸，风格颇与姜夔为近。论者或以姜、史并称,或将史作为姜之羽翼。在艺术创造上,史词“妥帖轻圆”，“辞情俱到”，“有镶奇、警迈、清新、闲婉之长，而无荡、污淫之失”（张C《梅溪词序》）。但因其缺乏深刻的思想内容，而且“用笔多涉尖巧，非大方家数”（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其成就仍逊于姜夔。　　姜夔之后，南宋词坛的另一巨擘当推吴文英。吴文英曾提出论词四标准：“音律欲其协，不协则成长短之诗；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用字不可太露，露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发意不可太高，高则狂怪而失柔婉之意。”（沈义父《乐府指迷》引）所谓协与不协，雅与不雅,直突与深长,狂怪与柔婉，相对立论，说明吴文英的主张是针对词坛现状而提出来的。吴文英“以隽上之才，举博丽之典，审音拈韵,习谙古谐”,其词“沈邃缜密,脉络井井,缒幽扶潜,开径自行”(朱祖谋《梦窗词集补》跋)。应该说与这一主张相关。但是,吴文英过分强调内容上的“雅”，过分追求形式上的“协”与不露，其词“用事下语太晦处，人不可晓”（沈义父《乐府指迷》）。这对于南宋词的衰微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宋元之间，号称“乐笑翁”的张炎，是一位兼擅乐律的词学家。张炎既“大段瓣香白石，亦未尝不转益多师”（《艺概?词曲概》），对于词坛先辈的各种长处，多所采摘,又“能以翻笔、侧笔取胜”(《词林纪事》卷十六引)，“研究声律,尤得神解”(《四库全书总目》)。他的词“清远蕴藉，凄怆缠绵”（《艺概?词曲概》），自成一家。但是，在“声音之道久废”的情况下，张炎“独振戛乎丧乱之余”（殷重《山中白云》序），终究无法挽救宋词的厄运。至此，宋词的时代已经结束
扼腹ご呵椤
以前写过一篇关于宋词的文章，凑或看看吧！中华历史源远流长，华夏大地所酝酿出的文化更是光辉灿烂。上古的诗经，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两汉的骈赋，长安的诗，汴京的词，大都的曲，还有那明清的小说，其中凝结了多少迁客骚人的心血，照耀了多少代文坛，更含蕴了汉的拘谨，唐的张扬，宋的精细，以及元的四海归一......宋词更是其中的最佳代表。夏日的午后，捧一卷《宋词三百首》，品一杯香茗，敞洋在词绝美的意境中，这便是生活的最高境界。宋词或许没有骈文的华丽工整，没有唐诗的韵律简练，但宋词却能最好地将词人的情感与事物本身相联系。它不需要受字数与音韵的约束，形式上更是灵活多样，比唐诗骈文更加平民化和大众化，让生活在最底层的民众也能参与艺术，感受艺术。柳七曾与歌妓船头簪花写韵，吟听柳浪与黄莺的对答。所以他的词清新隽永，更深得民众的喜爱，在当时更广为传唱，一时间火遍大江南北，无人不晓。万卷古今消永昼，一窗昏晓送流年。三百篇词句在千年的落花风雨里尘埃落定。沏一杯菊花茶，捧一卷《宋词三百首》，听一听声声慢的倾诉，子夜琵琶的工商角羽，窗外有风透过湘帘，蓦然间忘了今夕何夕
宋词的发展历程：1、 基本分为：婉约派、豪放派两大类。2、 北宋词的发展共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晏殊、张先、晏几道、欧阳修等承袭“花间”余绪，为由唐入宋的过渡；张先、晏几道二人，在承袭“余绪”的同时，已出现“革新”的苗头。张先创制了若干慢词为词体的变革作了准备。晏几道在思想内容上为宋词的革新开了先例，至张先、晏几道，真正完成了由唐入宋的过渡。第二个阶段，柳永、苏轼在形式与内容上所进行的新的开拓以及秦观、赵令、贺铸等人的艺术创造，促进宋词出现多种风格竞相发展的繁荣局面。其中柳永大量创作慢词，有效地扩大了词的体制，将词大众化，是第一位对宋词进行全面革新的大词人。之后的苏轼继承柳永的革新成果彻底破除“诗尊词卑”，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开创了辛派词人的先河。第三个阶段，周邦彦在艺术创作上的集大成，体现了宋词的深化与成熟。周邦彦兼采众家之所长，进行了一系列集大成的工作，促进词体的成熟。在思想内容上增强了词的“体质”；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注重词调的整理与规范化，为词的创作提供了典型。南渡后，一方面,江左偏安,出现了经济、文化的“繁荣”局面，社会上唱词之风仍然盛行，为歌词创作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社会历史的大变革，由北宋而南宋，政治上的动荡必然波及词坛与歌坛，对词体的发展演变产生一定的影响。李清照亲身经历了由北而南的社会变革，巨大变化使词的内容、情调,乃至色彩、音响，都随之发生了变化，由明丽清新变为低徊惆怅、深哀入骨,但是,词的“本色”未变，她的创作为南渡作家如何以旧形式表现新内容，树立了榜样，其词体被尊为“易安体”。之后的陆游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辛弃疾“以文为词”的形式突破以及姜夔、吴文英等人的成就则在于他们对于词的艺术表现所作的探讨与尝试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词的发展与蜕变。
唐诗宋词的审美接受是一个持续的历史过程中国古代唐诗宋词的接受与传播方式当代唐诗宋词的接受与传播方式（含国外）唐诗宋词当代接受与领袖人物所起的作用唐诗宋词的当代接受与大众传媒所起的作用唐诗宋词与当代人们的精神追求与向往让唐诗宋词走向世界、走向未来(外缘、内因 ) 中国文学中博大深厚、富于文化底蕴，其中既有高度成就又易于大众接受的，是代表中国韵文最高成就的唐诗宋词。“唐诗宋词”由于其高度的思想艺术成就和民族文化底蕴，早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代名词。我们在此无意夸大“唐诗宋词”的内涵外延，但它对培养儒商尤其是民族儒商的文化素质，确实是十分重要和直接的。唐诗宋词的情感意蕴，最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并使人们在接受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陶冶了情操，提高了素质
我觉得没有写不出的情感，只有一种解释是:文字功底不够。解决方法:多看多想多写。我觉得情感最丰富的是婉约派的宋词，不妨多读一些，最好是能尝试着多做一些精典词句的扩写，时间长了自然可以积累出你需要的东西。平凡字句笔中写，精典之作由心生。可能说话直接了点，但我没有坏心，希望不久后你能轻松的描述自己的情感
首先，南北宋词的不同来自于音乐的演变。词，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音乐文学，词的诸多变化都与音乐的嬗变息息相关。古代社会，缺乏科学的音乐曲谱记录方法，音乐的传授或教学也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许多优美的曲调都是依赖歌妓和乐工之口耳相传。于是，新的曲谱乐调的不断涌现，必然淹没大量的旧曲调，许多当年盛极一时的流行音乐，最终消失在历史的河流之中。南宋许多词虽然还可以合乐歌唱，但是“旧谱零落，不能倚声而歌也”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南宋末年词人张炎《国香?序》说：“沈梅娇，杭妓也。忽于京都见之，把酒相劳苦。犹能歌周清真《意难忘》、《台城路》二曲，因嘱余记其事。词成，以罗帕书之。”可见“旧谱零落”，时能唱周邦彦某几首曲子者，便是凤毛麟角。“诗歌总是先从歌中借来适当的节奏，并直接继承其抒情的性格。在适应了这种节奏以后，诗和歌便进入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最后变成不歌而诵的徒诗。”北宋词人，多应酒宴之间歌儿舞女的要求，填词当筵演唱。北宋词人作词，是随意性的应酬，是业余的娱乐消遣，是逢场作戏，是私生活的真实描写，是无遮掩性情的流露。南宋词作，越来越脱离音乐的羁绊，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逐渐成为文人案头的雅致文学。另一方面，南宋社会环境的巨大改变，迫使歌词创作不得不走出象牙之塔，把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社会现实。南宋词作，很多时候是文人墨客间相互酬唱或结词社应酬的结果，有时还是抗战的号角，是服务于现实的工具。南宋词人作词，是高雅的艺术活动，是精心的组织安排，甚至是庄重的情感表达。所以，《介存斋论词杂著》说：“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歌，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社。” 其次，与这种音乐背景的演变和创作环境的改变相关联，北宋词人多率情之作，往往就眼前景色，抒写内心情感，自然而发，生动感人。南宋词人则费心构思，巧妙安排，精彩丰富，门径俨然，句法章法可圈可点，警策动人。周济说：“北宋主乐章，故情景但取当前，无穷高极深之趣。南宋则文人弄笔，彼此争名，故变化益多，取材益富。然南宋有门迳，有门迳故似深而转浅。北宋无门迳，无门迳故似易而实难。”又说：“北宋词多就景叙情，故珠圆玉润，四照玲珑。至稼轩、白石，一变而为即事叙景，使深者反浅，曲者反直。”两者各有春秋。北宋词即见性情，易于引起阅读者的普遍共鸣；南宋词巧见安排，值得阅读者的反复咀嚼。这种作词途径的根本性转变，肇始于北宋末年的周邦彦，在大晟词人的创作中已经广泛地看出这一方面的作为。《白雨斋词话》卷三更是从这个角度讨论词的发展与盛衰：“北宋去温、韦未远，时见古意。至南宋则变态极焉。变态既极，则能事已毕。遂令后之为词者，不得不刻意求奇，以至每况愈下，盖有由也。亦犹诗至杜陵，后来无能为继。而天地之奥，发泄既尽，古意亦从此渐微矣。”这种“古意”，恐怕就是率情，就是“自然感发”。 再次，北宋词率情而作，浑厚圆润，表达个人的享乐之情，就少有意外之旨；南宋词匠心巧运，意内言外，传达词人的曲折心意，就多用比兴寄托手法。周济说：“北宋词，下者在南宋下，以其不能空，且不知寄托也。高者在南宋上，以其能实，且能无寄托也。南宋则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浑涵之诣。”②南宋词就在这一方面，最受清代词人的推崇。最能体现南宋词人比兴寄托之义的当推咏物之作，词人结社之际也喜欢出题咏物。因为古人咏物，“在借物以寓性情，凡身世之感，君国之忧，隐然蕴于其内，斯寄托遥深，非沾沾焉咏一物矣。”（清沈祥龙《论词随笔》）《芬陀利室词话》卷三说：“词原于诗，即小小咏物，亦贵得风人比兴之旨。唐、五代、北宋人词，不甚咏物，南渡诸公有之，皆有寄托。白石、石湖咏梅，暗指南北议和事。及碧山、草窗、玉潜、仁近诸遗民，《乐府补遗》中，龙涎香、白莲、莼、蟹、蝉诸咏，皆寓其家国无穷之感，非区区赋物而已。知乎此，则《齐天乐?咏蝉》，《摸鱼儿?咏莼》，皆可不续貂。即间有咏物，未有无所寄托而可成名作者。”重大的社会与政治题材，通过比兴寄托的手法表现在歌词之中，南宋词的境界自然不同于北宋词。清人就是立足于这一点改变对南宋词的看法
宋词是中华艺术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是文学史上一朵艳丽风雅的富贵之花。学习宋词是走进中华文化，培养人的情趣，增强自身文学素养的一条有效途径，也可以讲宋词使中国人拥有自我民族的情感和精神。当我读宋词的时候，我会有感情的全身心投入的诵读，词是语言的艺术，它讲究音韵的和谐，追求美的旋律，因为美，所以我们学习欣赏。反复的诵读，能够对词由浅入深的进行体味和理解，进而形成语言的感觉，而且许多的东西的理解是跟随一个人的成长的，经历了人生，方能更深的理解，体味其中真谛，形成情感的共鸣。宋词中有表现爱国爱家的,如陆游,有表现儿女情长的,如柳永,等等.比如说东坡这位大词人，不说他的诗，那个诗就更没法讲了，就是他有名的几首词，大家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做豪放派，说这个人好像是太豁达，心胸广博天地宽广，没仇没恨，什么事都看得开，那里是怎么回事，他是表达方式，“十年生死两茫茫”，你怎么感受这个，他一生写这个词，这个最悲伤、最沉痛，流露他的真情，他并不好，豪放是一种掩盖不想多说，人生如梦，算了吧，这是假象。真那个样他会做词，他闲着没事逛逛不就完了，欣赏古人的诗词不要看表面，不要看字面的意义，“十年生死两茫茫”，他是挽吊他的结发之妻。苏东坡因和王安石意见不合，那是因为当时王安石要变法，那么这个问题就复杂了。我不急于评论这些，因为咱们今天不涉及那个，但是他们，苏东坡的意思说，你这个变法听起来好，底下一奉行一实行，弊端百出，比没改革以前人民还苦，他是说这个，结果就把宋神宗得罪了，一下子就把他贬到南方去，而且是一步一步地贬，他这个夫人姓王，他做词的时候，已经十年了，他根本没有写篇文章，专门怀念我的结发妻，他不敢这样，可是忽然这一下子，他也不知怎么一个背景机会，忽然写了这么一首词，是他平生全部词集里，最沉痛悲痛的一首，最感动人，可是你看看这个词，平平淡淡、朴朴素素、自然至极，没有任何什么修辞，什么修饰一点也没有，那是真情流露，“十年生死两茫茫”，活的和死的谁都说不清，是怎么回事，“茫茫”没法形容，“不思量自难忘”，我太痛苦，我不想吧，不行，忘不了。诸如此类就写下去，他最后他说，我和我那个妻子，“纵使相逢应不识”，不要说我们已经十年两茫茫了，我们就是在对面相逢，不认得，为什么呢？尘满面，风尘扑扑，他被贬到那里去，尘满面那头发鬓如霜，十年以前不这样。他现在看到的是什么呢，明月夜短松岗，想着明月照着，低下外乡随便找一个地方，埋葬人的地方，有点新载的小松树，就指那个坟地所在，明月夜短松岗，他看到这个景象，哎呀他还豪放，那么你问我这首词的背景是什么，我只苏轼的“十年生死两茫茫”给人一种凄苦，不忍促读；“老夫聊发少年狂”“大江东去”“山间兰牙短浸溪”等等的豪迈，"明月几时有"等的恬静与思念；王安石“登临送目”的流畅；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绿树听鹈_”“更能消几番风雨”蕴含的悲愤；还有张孝祥“长淮望断”令人罢席，等等，读来一种生活中没有的体会与感悟。宋词和唐诗一样是中国古代文化精华，对人的修养是一种升华。古人在平时生活中对万事万物产生了感想，用精练优美的语言表达出来。其实现代人也会和古人一样，产生各种各样的想法和感情，读古诗词会让你感觉与先辈的思想交流。并且，如果在与朋友郊游的过程中，你能吟出一首优雅的古诗，必然能为自己的谈吐增色不少
南宋姜吴典雅词派相关词学论题之探讨
　　第五章，论述词学史上的南北宋之辨。归纳各家意见，「南宋」与「北宋」词可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风格类型：一重自然的感发，一重人巧的精思；北宋浑涵，南宋深美，各有所长。所谓「绵密工丽有余，而高情远致微减」，正可概括南宋典雅派词的长处和缺点。最后总结全文，以为本文在设计上，由词笔势态、词情体貌到风格类型，兼顾了形式与内容、个别家派与时代风格等层面，正扣紧了「南宋」、「姜吴」、「典雅」等概念，不但厘清了各种相关论说的理论层次，也具体反映出南宋姜吴典雅派词的风格特质及其时代意义。
　　一、南北宋词的不同特色 　　《北宋词史》写到结束的时候，南宋词人的创作已经隐约可见。这里应该对南北宋词不同特征做一个回顾与总结，以为进入《南宋词史》阅读的过渡。 　　首先，南北宋词的不同来自于音乐的演变。词，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音乐文学，词的诸多变化都与音乐的嬗变息息相关。古代社会，缺乏科学的音乐曲谱记录方法，音乐的传授或教学也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许多优美的曲调都是依赖歌妓和乐工之口耳相传。于是，新的曲谱乐调的不断涌现，必然淹没大量的旧曲调，许多当年盛极一时的流行音乐，最终消失在历史的河流之中。南宋许多词虽然还可以合乐歌唱，但是“旧谱零落，不能倚声而歌也”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南宋末年词人张炎《国香?序》说：“沈梅娇，杭妓也。忽于京都见之，把酒相劳苦。犹能歌周清真《意难忘》、《台城路》二曲，因嘱余记其事。词成，以罗帕书之。”可见“旧谱零落”，时能唱周邦彦某几首曲子者，便是凤毛麟角。“诗歌总是先从歌中借来适当的节奏，并直接继承其抒情的性格。在适应了这种节奏以后，诗和歌便进入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最后变成不歌而诵的徒诗。”北宋词人，多应酒宴之间歌儿舞女的要求，填词当筵演唱。北宋词人作词，是随意性的应酬，是业余的娱乐消遣，是逢场作戏，是私生活的真实描写，是无遮掩性情的流露。南宋词作，越来越脱离音乐的羁绊，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逐渐成为文人案头的雅致文学。另一方面，南宋社会环境的巨大改变，迫使歌词创作不得不走出象牙之塔，把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社会现实。南宋词作，很多时候是文人墨客间相互酬唱或结词社应酬的结果，有时还是抗战的号角，是服务于现实的工具。南宋词人作词，是高雅的艺术活动，是精心的组织安排，甚至是庄重的情感表达。所以，《介存斋论词杂著》说：“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歌，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社。” 　　其次，与这种音乐背景的演变和创作环境的改变相关联，北宋词人多率情之作，往往就眼前景色，抒写内心情感，自然而发，生动感人。南宋词人则费心构思，巧妙安排，精彩丰富，门径俨然，句法章法可圈可点，警策动人。周济说：“北宋主乐章，故情景但取当前，无穷高极深之趣。南宋则文人弄笔，彼此争名，故变化益多，取材益富。然南宋有门迳，有门迳故似深而转浅。北宋无门迳，无门迳故似易而实难。”又说：“北宋词多就景叙情，故珠圆玉润，四照玲珑。至稼轩、白石，一变而为即事叙景，使深者反浅，曲者反直。”两者各有春秋。北宋词即见性情，易于引起阅读者的普遍共鸣；南宋词巧见安排，值得阅读者的反复咀嚼。这种作词途径的根本性转变，肇始于北宋末年的周邦彦，在大晟词人的创作中已经广泛地看出这一方面的作为。《白雨斋词话》卷三更是从这个角度讨论词的发展与盛衰：“北宋去温、韦未远，时见古意。至南宋则变态极焉。变态既极，则能事已毕。遂令后之为词者，不得不刻意求奇，以至每况愈下，盖有由也。亦犹诗至杜陵，后来无能为继。而天地之奥，发泄既尽，古意亦从此渐微矣。”这种“古意”，恐怕就是率情，就是“自然感发”。 　　再次，北宋词率情而作，浑厚圆润，表达个人的享乐之情，就少有意外之旨；南宋词匠心巧运，意内言外，传达词人的曲折心意，就多用比兴寄托手法。周济说：“北宋词，下者在南宋下，以其不能空，且不知寄托也。高者在南宋上，以其能实，且能无寄托也。南宋则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浑涵之诣。”②南宋词就在这一方面，最受清代词人的推崇。最能体现南宋词人比兴寄托之义的当推咏物之作，词人结社之际也喜欢出题咏物。因为古人咏物，“在借物以寓性情，凡身世之感，君国之忧，隐然蕴于其内，斯寄托遥深，非沾沾焉咏一物矣。”（清沈祥龙《论词随笔》）《芬陀利室词话》卷三说：“词原于诗，即小小咏物，亦贵得风人比兴之旨。唐、五代、北宋人词，不甚咏物，南渡诸公有之，皆有寄托。白石、石湖咏梅，暗指南北议和事。及碧山、草窗、玉潜、仁近诸遗民，《乐府补遗》中，龙涎香、白莲、莼、蟹、蝉诸咏，皆寓其家国无穷之感，非区区赋物而已。知乎此，则《齐天乐?咏蝉》，《摸鱼儿?咏莼》，皆可不续貂。即间有咏物，未有无所寄托而可成名作者。”重大的社会与政治题材，通过比兴寄托的手法表现在歌词之中，南宋词的境界自然不同于北宋词。清人就是立足于这一点改变对南宋词的看法。 　　二、南北宋词优劣论 　　关于南北宋词的不同创作特色、优劣比较，是历代词人、词论家热心关注的问题。这种关注，首先来自对南北宋词作的感性认识。众多作家，根据个人喜好，或浸染于北宋词之中，或细心揣摩南宋词，各有心得，各抒己见，有时还形成交锋与争论。大致说来，截止到清初朱彝尊，北宋词更受人们的喜欢与推崇，创作中北宋词更多地被学习与模仿。《词苑萃编》卷八《品藻》说：“容若自幼聪敏，读书过目不忘，善为诗，尤工于词。好观北宋之作，不喜南渡诸家，而清新秀隽，自然超逸。海内名人为词者，皆归之。”喜好北宋词作，是当时词坛的普遍情况。 　　朱彝尊以后，清代词坛上崛起的“浙西词派”、“常州词派”，都以南宋词人为创作之圭臬，南宋词受到空前的尊崇。朱彝尊《词综发凡》第三条说：“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始极其变，姜尧章氏最为突出。”宗尚南宋词，以姜夔、张炎词风为正，是朱彝尊的一贯审美追求，也是浙西词派的创作圭臬。朱彝尊在《水村琴趣序》中说：“予尝持论，谓小令当法汴京以前，慢词则取诸南渡。”《鱼计庄词序》又说：“小令宜师北宋，慢词宜师南宋。”持论似乎南北兼顾。然而，在创作过程中，朱彝尊偏好南宋词的趣味就明显地流露出来，他自言：“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解佩令?自题词集》）《词综发凡》所揭示的编纂宗旨，明确体现出朱彝尊偏尚南宋词的爱好。朱彝尊推尊南宋词，除了时代、身世、审美趣好等复杂因素以外，还有其明确的理论目的，这就是要倡导南宋词的“辞微旨远”，以推尊词体，达到救明词之弊的目的。吴衡照说：“‘词至南宋，始极其工’，秀水创此论，为明季人孟浪言词者示救病刀圭，意非不足乎北宋也。苏（轼）之大、张（先）之秀、柳（永）之艳、秦（观）之韵、周（邦彦）之圆融，南宋诸老，何以尚兹。”（《莲子居词话》卷四） 　　北宋词多娱宾遣兴之作，自然感发，托意确实不高。这本是由词的文体特征所限定，未可论优劣。南宋词适逢时代风云际会，词人极尽安排之能事，其词旨若隐若现，别有寄托。好之者便可将其上接《风》、《骚》，归之诗教，通过“香草美人”的喻托传统，推尊词体，提高词的地位。朱彝尊《红盐词序》说：“词虽小技，昔之通儒巨公往往为之。盖有诗所难言者，委曲倚之于声，其辞愈微，而其旨益远。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女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此尤不得志于时者所宜寄情焉耳。” 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朱彝尊特别赏识姜夔和张炎的词作。宋翔凤《乐府余论》剖析说：“词家有姜白石，犹诗家有杜少陵，继往开来，文中关键。其流落江湖，不忘君国，皆借托比兴，于长短句寄之。如《齐天乐》，伤二帝北狩也；《扬州慢》，惜无意恢复也；《暗香》、《疏影》，恨偏安也。盖意愈切而辞益微，屈、宋之心，谁能见之？乃长短句中复有白石道人也。”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二也阐述了相同的观点，指出白石词的特点是“感慨全在虚处，无迹可寻，人自不察耳。感慨时事，发为诗歌，便已力据上游，特不宜说破，只可用比兴体。即比兴中，亦须含蓄不露，斯为沉郁，斯为忠厚。”张炎词的特色也在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山中白云〉提要》说：“炎生于淳佑戊申，当宋邦沦复，年已三十有三，犹及见临安全盛之日，故其所作往往苍凉激楚，即景抒情，备写其身世盛衰之感，非徒以剪红刻翠为工。”易代之际的词人有许多身世家国感受，都属难言之隐，只能托物寓意，借水怨山。姜夔、张炎寄托幽隐的表现方法，非常投合朱彝尊等浙西词派的脾胃。清人郭对此解释并告戒说：“倚声家以姜、张为宗，是矣。然必得胸中所欲言之意，与其不能尽言之意，而后缠绵委折，如往而复，皆有一唱三叹之致。”（《灵氛馆词话》卷二） 　　仅仅着眼于南宋词的思想内容，时代所赋予南宋词的，当然要远远超过北宋词。《莲子居词话?序》称：“王少寇述庵先生尝言：北宋多北风雨雪之感，南宋多黍离麦秀之悲，所以为高。”这也是清代众多词人推尊南宋词的重要原因。清代中叶，词坛创作甚至是“家白石而户梅溪”（《赌棋山庄词话》卷十一），南宋词人之影响几乎一统天下。 　　清代浙西词派和常州词派推尊南宋词，是着眼于“比兴寄托”的理论立场。离开这种理论上的有意识倡导，立足于感性的体悟，即使派中代表人物，仍然抑制不住自己对北宋词的特殊喜爱。如周济是常州词派的中坚人物，通过上文引述的周济话语，可以看出周济在强调南宋词的比兴寄托之同时，却表现出对北宋词的更多爱好，甚至有隐隐贬低南宋词的倾向。陈廷焯作《白雨斋词话?自序》称：“伊古词章，不外比兴。”因此对南宋词人推崇备至，声称：“北宋词，沿五代之旧，才力较工，古意渐远。晏、欧著名一时，然并无甚强人意处。即以艳体论，亦非高境。”（《白雨斋词话》卷一）然代表他早年词学观点的《词坛丛话》，则明显流露出偏颇北宋词的倾向，说：“词至于宋，声色大开，八音俱备，论词者以北宋为最。竹独推南宋，洵独得之境，后人往往宗其说。然平心而论，风格之高，断推北宋。且要言不烦，以少胜多，南宋诸家，或未之闻焉。南宋非不尚风格，然不免有生硬处，且太着力，终不若北宋之自然也。” 　　而后，况周颐以“重、拙、大”论词，夏敬观据此评价南北宋词，说：“北宋词较南宋为多朴拙之气，南宋词能朴拙者方为名家。概论南宋，则纤巧者多於北宋。况氏言南渡诸贤不可及处在是，稍欠分别。况氏但解重拙二字，不申言大字，其意以大字则在以下所说各条间。余谓重拙大三字相连系，不重则无拙大之可言，不拙则无重大之可言，不大则无重拙之可言，析言为三名辞，实则一贯之道也。王半塘谓‘国初诸老拙处，亦不可及’。清初词当以陈其年、朱彝尊为冠。二家之词，微论其词之多涉轻巧小，即其所赋之题，已多喜为小巧者。盖其时视词为小道，不惜以轻巧小见长。初为词者，断不可学，切毋为半塘一语所误。余以为初学为词者，不可先看清词，欲以词名家者，不可先读南宋词。”（《蕙风词话诠评》） 　　清末民初的王国维，以“境界说”论词，《人间词话》开卷明宗：“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基于这样的立场，王国维一反清代浙西与常州两派观点，抑南宋而扬北宋。他指责朱彝尊推尊南宋，以及“后此词人，群奉其说”。“境界”之表现，王国维认为有“隔与不隔”之区分。南宋词人的经意安排，便比北宋词人的“自然感发”隔了一层。《人间词话》说：“白石写景之作，如‘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虽格韵高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梅溪、梦窗诸家写景之病，皆在一‘隔’字。北宋风流，渡江遂绝，抑真有运会存乎其间耶？”而且，“南宋词虽不隔处，比之前人，自有浅深厚薄之别。”南北宋词的优劣高下自此判然有别。王国维还从文学发展的角度观察南北宋词，指出每一种文体都有其自身的盛衰变化，“诗至唐中叶以后，殆为羔雁之具矣。故五代北宋之诗，佳者绝少，而词则为其极盛时代。即诗词兼擅如永叔、少游者，词胜于诗远甚，以其写之于诗者，不若写之于词者之真也。至南宋以后，词亦为羔雁之具，而词亦替矣。此亦文学升降之一关键也。”（《人间词话删稿》）甚至，进一步认为南宋“如玉田、草窗之词，所谓‘一日作百首也得’者也。”（同前） 　　三、南北宋词平议 　　后人读词、论词，总体上来看是推尊北宋者居多。大约是北宋词的“自然感发”更能打动后代阅读者，引起直接的情感共鸣。南宋词的刻意安排，需要沉吟其中，精心品味，反复咀嚼，才能有所心得、有所感悟。尤其是乐谱失传之后的大量歌词作者，更能从南宋词中体会出句法、章法之妙。吴文英的词，甚至连一部分文化修养极高的专业词人也难以回味其妙处之所在，更不用说广大的普通读者。前面引述《人间词话》“隔”与“不隔”的讨论，接触到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这种阅读中的限制，使人们更加喜爱发展阶段的北宋词，而冷落鼎盛阶段的南宋词。 　　北宋词的率情，使之容易走向艳情，更多“性”之描写，失之肤浅；南宋词的推敲，使之容易走向雕琢，人工痕迹过浓，因而显示其俗态。但是，北宋词的肤浅是创作环境所必然导致的，带有文体本身的必然性。读者阅读“艳词”，就有这种“猎艳”的心理期待。所以，北宋词写艳情之肤浅，并不招引读者的反感。《人间词话删稿》从这个角度评价说：“唐五代北宋之词家，倡优也。南宋后之词家，俗子也。二者其失相等。但词人之词，宁失之倡优，不失之俗子。以俗子之可厌，较倡优为甚故也。”这应该也是人们对两宋词有所取舍的一个原因。 　　北宋、南宋之词，各有所长，不可偏废。清人对此亦颇多公允之见。《赌棋山庄词话》卷十一转述王时翔词论说：“细丽密切，无如南宋；而格高韵远，以少胜多，北宋诸君，往往高拔南宋之上。”《艺概》卷四《词曲概》说：“北宋词用密亦疏，用隐亦亮，用沉亦快，用细亦阔，用精亦浑。南宋只是掉转过来。”两宋词在抒情手段、风格表现、意境构造等诸多方面，自具特色。读者可以有喜好之选择，论者却不可不一视同仁。 　　清代陈廷焯对两宋词各有推崇与批评，从理性的立场出发，他是主张两宋词并重的。《白雨斋词话》卷三针对当时尊奉南宋的词坛风气说：“国初多宗北宋，竹独取南宋，分虎、符曾佐之，而风气一变。然北宋、南宋，不可偏废。南宋白石、梅溪、梦窗、碧山、玉田辈，固是高绝，北宋如东坡、少游、方回、美成诸公，亦岂易及耶。况周、秦两家，实为南宋导其先路。数典忘祖，其谓之何。”卷八又说：“词家好分南宋、北宋，国初诸老几至各立门户。窃谓论词只宜辨别是非，南宋、北宋，不必分也。若以小令之风华点染，指为北宋；而以长调之平正迂缓，雅而不艳，艳而不幽者，目为南宋，匪独重诬北宋，抑且诬南宋也。”《词坛丛话》直接用比喻说明问题：“北宋词，诗中之《风》也；南宋词，诗中之《雅》也，不可偏废。世人亦何必妄为轩轾。” 　　具体而言，北宋词处于歌词的兴起、发展、逐渐走向全盛的时代，在歌词之题材、体式、风格等多重角度做了诸多的尝试与开拓，为后代歌词之创作开启了无数法门。后起作者，可以根据各自喜好，沿着北宋词开拓的某一途径，继续深入下去，如辛弃疾之于苏轼、姜夔之于周邦彦等等。南宋词则承继其后，最终将歌词引导向全面鼎盛的阶段。南宋词人，于题材方面，艳情与社会政治并重；于体式方面，令、慢并举，引、近穿插其间；于风格方面，优美与崇高并存，且渐渐发展出清醇和雅的新风貌。尤其在艺术表现手法方面，南宋词千变万化，穷极工巧。“词至南宋，奥尽辟，亦其气运使然。”（《赌棋山庄词话》卷十二）所谓“气运”，就是词史发展的必然。《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卷三引凌廷堪论词观点说：词“具于北宋，盛于南宋”，最是符合词史发展的实际情况。 　　四、北宋词的贡献与词史地位 　　北宋词在中国文学史的发展历程中处于一个关键性的历史阶段，它前承唐、五代词的传统，后开南宋词风，甚至对宋以后词的发展也有不可低估的影响。陈匪石《声执》卷下《宋词举》总结北宋词概貌与渊源说：“周邦彦集词学之大成，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凡两宋之千门万户，清真一集，几擅其全，世间早有定论矣。然北宋之词，周造其极，而先路之导，不止一家。苏轼寓意高远，运笔空灵，非粗非豪，别有天地。秦观为苏门四子之一，而其为词，则不与晁、黄同赓苏调，妍雅婉约，卓然正宗。贺铸洗炼之工，运化之妙，实周、吴所自出。小令一道，又为百余年结响。柳永高浑处、清劲处、沉雄处、体会入微处，皆非他人屐齿所到。且慢词于宋，蔚为大国。自有三变，格调始成。之四人者，皆为周所取则，学者所应致力也。至於北宋小令，近承五季。慢词蕃衍，其风始微。晏殊、欧阳修、张先，固雅负盛名，而砥柱中流，断非几道莫属。由是以上稽李煜、冯延巳，而至於韦庄、温庭筠，薪尽火传，渊源易溯。”陈氏的归纳，以标举重要作家为支撑点，将整个北宋词联系起来评论。然所论表现出显著的与众不同的审美眼光，不免有过度揄扬周邦彦之处。本书通过北宋词的全面讨论，可以看出北宋词在词史上的如下贡献，其词史地位也因此奠定： 　　第一，在词体形式上为南宋词的发展做好了充分准备。北宋早期词人多数致力于小令的创作，小令的形式日益丰富多彩，创作技巧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高水平。同时，慢词形式也正逐渐引起柳永、张先等文人的注意，声势浩大地登上词坛，并迅速为词人们所熟练掌握。北宋中期，慢词已经取得了与小令并驾齐驱的重要地位，成为词人抒情达意的主要方式。到了大晟词人手中，令、引、近、慢诸体具备，声韵格律变化繁多而又规范整饰。这一切都为南宋词的发展作了必要的准备。没有这样的准备，南宋词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第二，婉约词的纵深发展与豪放词风的创立是北宋词坛的重要建树之一。北宋词继承“花间”、南唐的传统，使婉约词的创作呈现出缤纷多彩的繁荣景象，从秦观到周邦彦，婉约词的创作出现了一个高峰，它始终左右着北宋词坛的创作，成为词坛创作的主流倾向。与此同时，苏轼又以他博大的襟怀、雄放的词笔，把词引向抒写个人豪情与面向社会现实的广阔道路，为长短句歌词注入了新鲜血液。北宋中后期的词人不同程度地、悄悄地接受着苏轼新词风的影响，词坛风气正在缓慢地改变。宋室南渡以后，爱国豪放词的创作风起云涌并由此而形成词史上永世不衰的优良传统。这一传统的建立是从北宋开始的。 　　第三，歌词“雅化”过程的基本完成，树立了典雅精美的审美风范。宋初词人晏殊、欧阳修等承继南唐词风，其小令别具一种雍容富贵的气度、平缓舒徐的节奏、雅致文丽的语言，使歌词向典雅净洁的方向迈进一步。苏轼则成为文人抒情词传统的最终奠定者。从整体上观照，词的“雅化”进程，某种意义上也是词逐渐向诗靠拢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至苏轼却是一种突飞猛进的演变。在北宋词“雅化”进程中贡献最大、成就最高的是大晟词人，尤其是集大成的词家周邦彦。大晟词人在前辈作家努力的基础上，将精力集中于歌词字面、句法、布局、修辞、音韵等诸多技巧方面的精雕细琢、“深加锻炼”之上；他们广泛地吸取了前辈婉约词人的种种长处，促使宋词朝着精致工整的醇雅方向发展；他们将北宋词人创作以自然感发为主，转变为“以思索安排为写作之推动力”，为南宋雅词作家确立“家法”。从唐代到北宋末众多词人的“雅化”努力，已经为南宋风雅词创作之风起云涌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第四，柳永以市井生活与俚俗语言入词，有意识地将词拉回到民间通俗浅易的创作道路上来，从而开创了俗词流派。柳永以后的词人，虽然都自觉地抵制、批判柳永的“词语尘下”，但是在创作中却不自觉地接受其影响，出现出雅俗并举的风貌。至徽宗年间，由于宫廷的倡导与社会风气的改变，更使俗词的创作风起云涌，形成庞大的创作流派。南宋词人时而以戏谑俗词批判现实政治，就是承继了北宋末年俗词的优良传统。 　　第五，百花齐放的词坛与批评空气的形成。尽管北宋时期出现过“乌台诗案”这样的文字狱，也出现因填词而仕途上备受打击之事。但就整体看来，北宋重文轻武，文人士大夫的社会地位甚高，待遇也优于历代，文学创作空气比较自由。所以，北宋词也是在比较自由的空气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才能出现多种流派与多种风格之间的相互比较和竞争，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与此同时，文艺批评也比较活跃。这种批评不仅表现为不同流派之间，同时也表现在师生之间。如苏轼批评过秦观，而苏轼的门生晁补之、张耒却褒秦而对苏则有所贬抑，陈师道甚至说苏词“要非本色”，而苏轼却不以为是忤己。这种文学创作讨论的民主空气与自由批评是很有利于词创作发展的。正是在这种自由批评的空气中才出现了李清照的《词论》，敢于对成名的男性词人一一加以批评。南宋词创作的进一步繁荣，风格流派的众多以及词论的大量涌现，都与北宋这种健康的、活跃的风气有着密切关系。 　　北宋词史的结束，就是南宋词史的开端，两者之间还有许多不可断然分裂之处，如对“南渡词人”创作的讨论等。与南宋词史关联更大的诸多问题，将放到南宋词史中去讨论，本书即以此“结束语”以为南宋词史的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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