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的作品最有讽刺的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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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寓言的讽刺性
来源:沈冰
  寓言,以其寓意深刻而取胜。寓言立题的寄寓性、教训性是其他任何一种文学作品无法比拟的。“寓言多本兴”(法•拉封丹)。它总是通过比喻、象征等手法。奏出弦外之音。然而,寓言的教训往往是讽刺性的,它的含意深刻而又幽默。一些讽刺性的寓言,从表面看似乎没有寓意,但是我们只要深入的探求,就不难发现其中蕴含着更深刻的含义。
  我国的古代寓言自从登上玫丽辉煌的艺术官殿之日起。就不愧为讽刺文学舞台上一名出色的角色。它常常用来讽刺现实,批评时政,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斗争,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我国的古代寓言中有不少篇章是直接反映古代的社会斗争、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反映复杂的社会矛盾斗争的某些侧面。这些寓言或取材于现实生活,或取材于历史故事,或取材于动物故事;在表现手法上或锋芒毕露,或委婉曲折,然而都无情地解剖现实生活,都紧紧关涉那时的政治现实,这些寓言故事思想深邃,讽刺性强,时代气息浓郁。
  本文试就我国古代寓言的讽刺性略抒管见。
  我国古代寓言的讽刺作品,一类是直刺时政,表现了寓言作者对当时腐朽、昏暗的社会现实的痛斥,以揭露的成份较多,这类寓言作品常常言词愤激,可谓无所顾忌,在我国古代寓言中数量不多。
  两千多年前,生于春秋时代伟大的思想家庄周,可称得上我国古代寓言杰出的寓言大师,也是我国古代首先运用讽刺艺术的大师。庄予自称其文“寓言十九”,他说世人都“沉浊”,不可以“庄语”,于是就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词”的寓言来表达他的思想。他善于用“恢诡谲怪”的寓言来讽刺现实,批评时政,庄子虽然在政治上的要求是淡漠无为,可是对统治者的批评却是很深刻的。如《庄子•则阳》篇。
  这则寓言故事写的是老聃的弟子柏矩在齐国看见一个被处决的死囚,他用自己的朝服盖在尸首上,并且号啕大哭,从哭骂声中谴责统治者“穷困人之身,使无休时”。逼得人们“夫力不足则伪,知不足则欺,财不足则盗”。对横征暴敛,草菅人命的统治者发出了“盗窃之行。子谁责而可乎”的诘问,这则寓言可谓直刺时政,言词愤激,表现了庄子对“昏上乱相之间”的社会痛斥,鲜明地表现了他的政治倾向性。
  又如较晚的元末明初人刘基撰写的寓言体散文集《郁寓子》,是我国古代寓言现实讽刺性最为浓郁的一部寓言集,刘基之所以创作《郁离子》,是因为他不满当时的黑暗现实,忿然弃官还乡,隐居浙江青田山,并以寓言为武器讽喻暴政,《郁离子》则假借郁离子之口,对元末的政治、教化、世态、人情等通达寓言故事作了深刻的讽刺,该集子中的许多篇,暴露了元末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揭露了元末统治者的丑恶面目与卑鄙行径。真实地再现了元末社会的黑暗现实。
  《卖柑者言》是刘基寓言中的名篇。它针贬时弊,言词愤激。无所顾忌,文中针对元末的文臣武将腐朽无能,政府腐败的现实,通过卖柑人之“言”,寄托了作者的嘲讽,卖柑人以柑喻政,说明元末的文臣武将确实是同“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坏柑毫无二致,文末“熟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万象,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也哉!”则是对达官贵人的致命一击,正如《古文观止》在其文后评曰:“……此言为盗名者发,而借卖柑隐喻”。此文仿佛使我们看到了摇摇欲坠的元末封建王朝,锋芒毕露,寓言隽永。
  我国古代讽刺现实的寓言作品,另一类则显得比较委婉。然而讽刺辛辣。这类作品较多的是用来规谏统治者,试图匡救时弊,同时阐明自己的政治观点,有的尚有一定的批判。
  例如:《尚书•无逸》篇:
  相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穑,厥子乃弗知稼穑之艰难,乃逸,乃谚,既诞,否则侮厥父母,曰:普之人无闻知。
  上述是《尚书•无逸》中的开首一段,据《史记•鲁世家》记载,《无逸》为周公作,周公写《无逸》的历史背景正是周奴隶主政权刚刚伊始,武王病故,年轻的成王(诵)刚继位,商旧势力蠢蠢欲动,妄图东山再起,而成王面对严峻的政治现实置之脑后,整日沉醉于酒色。“乃弗知稼穑之艰难”。周公不愧为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继而不久,就发生了诸侯盘庚(旧贵族)联合东方旧属起兵反周的复辟活动。
  这则出于统治阶级上层贵族的寓言,主要是为了规谏,文中的“厥子”隐喻年轻的成王,“厥父母”隐喻武王,周公借旧政之机,试图通过委婉曲折的寓言故事对当时的政治发生影响。这则寓言的弦外之音是告诫成王不可贪图安逸享受,应当振作精神,从昏昧中清醒过来,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它的现实针对性是较为强烈的。
  又如《墨子•兼爱中》里的《楚王好细腰》篇:“昔者,楚灵王好士细要,故灵王之臣,皆以一饭为节,胁息然后带,扶墙然后起,比期年,朝有P黑之色。”
  历史上的楚灵王是春秋时代有名的暴君之一,他“汰奢已甚”,是个专横无忌,而又滑稽的人物。作者假借历史人物,实质旁敲侧击,运用艺术的夸张手法,笔锋一转,写出“寓意于言”的寓言作品。
  这则寓言用在《墨子•兼爱中》里是用来阐明墨子和他所创世的墨家“事上竭忠……有过则谏”。“务使天下兴利,除天下之害”的政治主张,强使国君行有利于人民的政事。这则寓言意在阐述“上行下效”的道理,劝诫身居高位的统治者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必须慎重考虑,否则就会给社会带来不良的后果。
  再如西汉时代的文学家刘向,他“采集传记行事”撰辑的《说苑》二十卷,《新序》十卷,其中就有不少模仿性的委婉曲折的寓言作品,刘向的寓言故事通常假借“历史人物”、“历史故事”,旁敲侧击地对西汉末年的政治进行针贬,对统治者进行劝谏、嘲讽,然而,他和刘基一样,苦心劝谏,目的是为统计阶级提供历史鉴戒,维护封建统治,如《新序》卷四中的《梁尝有疑狱》篇,则委婉地劝谏当时的统治者,应当象战国时代的梁王那样领悟“狱疑则从去,赏疑则从与”的道理,反对暴政,改行德治。
  《叶公好龙》是刘向《新序》中的名篇,这则寓言寓有神话色彩,刘向巧妙地把现实和神话的幻想水乳交融地结合起来,用以讽刺当时那些统治者好名失实,表里不一的恶劣作风,寥寥数语把“叶公式”人物的丑恶刻画得入木三分,讽刺辛辣。
  在这一类讽刺现实的寓言作品中,有一部分作品显得比较尖锐、深刻些。讽刺更为强烈,作者的政治观点更为鲜明。
  如《庄子•外物》中的《儒以诗礼发冢》篇,它淋漓尽致地抨击了儒家所倡导的“仁义”道德的虚伪性,撕掉了罩在当时统治者脸上温情脉脉的“仁义”的假面具,请看:
  儒以诗礼发冢,大儒胪传曰:“东方作矣,事之若何?”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诗》固有之曰:“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
  “接其鬓,ye 其hui,儒以金椎控其颐,徐别其颊,无伤口中珠。”
  儒家之徒,以“诗礼发冢”。真是道貌岸然,口中念念有“诗”,掩盖其十分卑鄙肮脏的勾当。文中通过大儒、小儒的对白,寥寥数笔对儒家“仁义”道德的虚伪性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同时鲜明地表现了庄子对传统观念的批判态度。
  又如唐代文学家柳宗元,他的寓言创作带进了更为深刻的社会内容。现实讽刺性更为强烈。《三戒》当是他被贬永州时所作,也是他在实际政治斗争中所感而发,也由于他“热衷仕进,横遭压抑,怨愤之情触处流露”。在《三戒》里,柳宗元借驴、麋、鼠三物,揭露了那些狐假虎威、外强中干、得意肆忌的权贵们的丑态。柳宗元在《三戒》的序文里,公开申明自己的寓言是揭露他最痛恨的腐朽、黑暗势力,即“乘物以逞”、“依势以干非其类”、“出技以怒强”和“窃时以肆暴”的家伙们,警告他们不要得意忘形,自以为得计,预示他们“然卒迨于祸”,这无疑是刺向当时整个官僚社会的一柄利剑,表现了一个进步政治家的坚定信念。
  再如刘基的《饿死狙公》篇,写得较委婉,但揭露较深刻。这则寓言揭露了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和欺骗,正如文中所描写的那样“……其夕,相与伺公之寝,破栅毁柙,取其积,相携而入林中,不复归,狙公卒馁而死。”这说明,人民一旦觉悟,就会起来反抗,那些不劳而获的统治者就会活活饿死,“一旦有开之,其术穷矣!”也就是刘基经常向朱元璋敷陈的“王道”政治主张,即“君明臣贤,选贤任能,强本薄赋,宽猛相济,审势度时,省刑省政,除恶务尽”。正如《郁离子》序文中所说,刘其写书的意图“大概矫元室之弊,有激而言也”。
  除了上述两类讽刺现实的寓言作品外,还有一类大量的是用来阐明作者哲学观点,寄托政治理想,加以说明作者的“道”,这一类寓言作品在我国古代寓言中不乏其例,这一类寓言作品一般都写得比较委婉、深沉,也有的写得清新活泼。
  战国末期总结诸子学说的大思想家,集法家学说大成的韩非子,他创作的大量寓言,现实讽刺性比较鲜明。例为《五蠹》中的《守株待兔》篇。这则寓言用在《五蠹》里,韩非子的本意是为了阐明他的政治主张,说明“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的不合时宜,形象地表达了韩非代表新兴地主阶级要求改革的政治理想,形象地阐明了他的哲学观点,有着鲜明的时代气息,这则寓言韩非还意在讽刺当时那些思想僵化,不思变革的保守派人物,显得传神生动,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继孔子之后的儒家大师孟轲,他主张法先王,施仁政,行王道,修孝悌忠信。他在散文里多用精辟的寓言来说理,意思很深刻,形象地表达了他“仁政”的思想,孟子善于对别人发表某种意见或要说出某些道理时,常用寓言来表达,这一方面可增强说理的形象性,避免直言所容易遭受的忌讳(这大概也是战国时代的人在言谈和文章里多用寓言的一大原因,更重要的是为了使对方容易接受他的政治观点),如《孟子•梁惠王上》篇中,孟子用“五十步笑百步”的寓言,指出梁惠王虽然采取了一些临时救灾措施,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的虐政,与别国国君一样,实质上都是不爱民的,从而引出他所理想的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百亩之田,勿夺其时”,使人民安居乐业,然后实行他的“王道”,他认为只有施“仁政”,才能“欺天下之民至焉”,才能真正富国强兵,统一天下。
  《庖丁解牛》篇是庄子用来阐述养生之道而写的一则寓言,他认为,人类社会充满着错综复杂的矛盾,要回避矛盾,寻求解脱,就得象疱丁解牛一样,找出规律,游刃有余,不受损伤,以求保身,全生养亲,尽年,这就是庄周在主观上所赋予《疱丁解牛》的思想意义,也就是作者所企图阐明的“道”,从客观意义来看,它的意义将更为深广。
  我国古代寓言讽刺现实的优良传统,对现当代寓言的创作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它昭示现当代寓言作家,寓言创作应及时地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和社会政治。在今天,我们应当进一步继承和发挥寓言创作的这一优良传统,古为今用,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寓言,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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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唐“古文运动”的主将之一,柳宗元除了卓有成绩的古文创作之
外,在古文理论方面亦有自己的独特见解。这些见解也许不如韩愈的系统、
全面,假却有相当的思辨水平和思维深度,且在一些问题上有一定的创新与
突破。本论文试图对其古文理论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以理清其脉络与内涵。
本论文的论述拟由蹰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分绍柳宗元赝“明”之“邀”。“安史之乱”之艇,民生凋敝,
柳宗元自幼目睹身受,待长成之时正逢“耨春秋”学派大盛,此派贬《左传》,
推《公》、《谷》,由经解传,不重事实参证和章旬斟酌,着意于自我见解,
旨在有补于世。柳宗元受其熏染甚深,由此形成自己的“大中之道”。柳宗
元的“大中之道”强调以“生人为意”,“辅时及物”。 柳宗元的思想虽以儒
家为主,但兼收百家,且试图“统合儒释”,闵此箕文论也褶对复杂。
第二部分阐述柳宗元论文。楼宗元作为“古文运动”的主将之一,和韩
愈一起侵导“文以明道”。因此在这部分首先对“古文逛动”作了简述。对
柳宗元蕊言,此“遵”即“大中之道”,也可说他的“大中之道”在文学方
面的体现。在“明道”观思想的指引下,柳宗元对古文理论进行了深入地思
考。以文求道,明以出之,仍是意在有补世事。柳宗元还提出了“文有二道”
说 此处的“道”指的是类别 ,区分诗文的差别,为其他古文家所无有。
第三部分阐述柳宗元对文学的一些凝体闯题的看法。“文以圈遂”作为
正在加载中,请稍后...韩愈、柳宗元与古文运动
&&&&古文运动产生的社会背景:安史之乱后社会矛盾重重;德宗、宪宗时又出现“中兴”局面,有社会责任感的文人便以复古为革新,配合政治改革。&&&&古文运动的文学渊源:先秦两汉一直是古文的一统天下,六朝后骈文鼎盛而古文中衰。但齐梁至隋不断有人提倡写作古文。唐初陈子昂大张“复古”之旗。天宝后出现萧颖士、独孤及、柳冕、梁肃等大力提倡复古,强调文章的讽谏教化作用,但创作成就不高。&&&&古文的概念:与骈文相对,单行散句。古文运动的概况:大规模,有理论指导,有创作实践,有创作队伍,韩柳之后还有众多韩门弟子,如皇甫浞、李翱等,但创作成就每况愈下。
韩愈的生平思想及文学主张
&&&&韩愈的生平:最初仕途不顺,多任幕僚,又多次任博士官,拜监察御史,后又被贬。中期较为顺利,曾参与平定淮西叛乱,后又上《谏佛骨表》,被贬潮州刺史。晚年又有所升迁。&&&&韩愈以儒家道统自居,力排佛教。力主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爱惜人才,奖励后进。&&&&韩愈主张文以明道,文道统一,重道而不轻文。主张“气盛言宜”、“不平则鸣”,“陈言务去”,但又必须“文从字顺”,对前人文学遗产采取“师其意不师其辞”的态度。
韩愈的诗文
&&&&韩愈散文内容广泛,有卫道之作、论政之作、干谒交游之作、论文之作以及人物传记和杂文。从形式上看佳作多集中在杂著、书启、赠序、杂文几类。韩文的思想内容:丰富深厚,几乎涉及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多数积极可取。一、论说文(一) 哲学论文。韩愈的哲学论文,如《原道》、《原性》、《原鬼》等主要是阐述传统儒家思想,反对佛老,指陈时弊的。其中《原道》最为著名,可以看作是他所倡导的儒学复兴运动的宣言书。(二) 政治论文。韩愈是政治家,一生以入世从政为务,写过很多政论文。具有代表性的有《原毁》、《师说》、《杂说•马说》、《谏迎佛骨表》、《进学解》等。《原毁》一文,乍一看,似谈古今君子待人处世哲学之不同,作者自己也说是“扶树道教”之作,然而深究其意,实是针砭上流社会士大夫者流朋党相私、依附权贵、疾贤妒能的丑恶风气的力作。“某良士”、“某非良士”的两段试语,就是其具体写照。《师说》是古文名篇之一。它包含了韩愈教育思想的精华,文中事先提出为师的重大责任,在于“传道、授业、解惑”,倡导“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赞美“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指出随处从师是客观需要,所以“圣人无常师”,“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韩愈在本文中,所指“师”的概念,实际上是个广义的感念。因而,他特别指出“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祸者也”。(三) 文学论文。他的文学论文《答李翊书》、《答刘正夫书》等都是直接为具体指导古文实践,推动古文运动顺利开展服务的。在运动兴起之际,这些论文也确实做到了循循善诱,并收到了启迪后学之效。二、叙事文&&&韩愈的叙事文,人物形象鲜明,结构严谨,叙事完整,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张中丞传后叙》选取典型的遗闻轶事,以夹叙夹议手法,形象地描绘了保卫睢阳名将张巡、许远、南霁云等抗击安史叛军宁死不屈的英雄事迹。特别后半篇记叙南霁云向驻守临淮的贺兰进明求援一段,仅用一番话、两个动作(断指、射塔)的描写,便使一个英勇刚烈的男儿跃然纸上。三、应用文&&&&韩愈写易落旧套的墓志铭,也力避因袭,虽有“谀墓”之讥,对挚友却绝不妄设虚词。如《南阳樊绍述墓志铭》,除实举樊绍述著述颇丰外,只云“生而其家贵富,长而不有有钱之藏”,语虽不多,轻财好客景象全出,甚肖其人。《柳子厚墓志铭》也一样,绝无虚饰之词。四、抒情文&&&&韩愈所写的“序”,大多为抒情性政论,其中《送李愿归盘谷序》最著名,被苏轼视为与也陶渊明《归去来》一样的上乘之作。他的《祭十二郎文》是古文抒情名篇之一,向被称为“祭文千年绝调”。&&&&韩文有理论,有见识,善议论,富于逻辑力量,常采用排比、对比、比喻、反诘等手法,使议论融入其中,具有强烈的抒情性。能深于立意,甚至怪怪奇奇,善于戏谑,体现了尚奇精神。不愧为语言大师,善于铸造成语、活用词类和使用虚字,语言既文从字顺,又新颖独到。“闳中肆外”的艺术风格。&&&&韩愈的诗和孟郊齐名,并称韩孟诗派。韩诗气魄大、格调高,取境阔,蓄势远,以文为诗;且多有议论成分;某些诗追求奇险生涩。对宋诗有深远影响。&&&&精读作品篇目:&&&&《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进学解》、《送李愿归盘谷序》、《祭十二郎文》、《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春雪》、《送董邵南序》、《张中丞传后叙》、《师说》、《柳子厚墓志铭》、《毛颖传》&&&&阅读作品篇目:&&&&《原毁》、《谏佛骨表》、《调张籍》、《山石》、《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使君》、《听颖师弹琴》、《马说》、《送穷文》
&&&&柳宗元的生平思想。参与永贞革新,被贬永州,后又贬柳州,政绩卓著。是政治家、思想家,有唯物思想和较进步的历史观。对道家和佛教都有所吸收。&&&&柳宗元的散文以政论史论文论、传记、寓言、游记最为著称。政论史论文论的观点进步,见解超群,论证充分,分析道理与列举事实紧密结合。&&&&传记文常为下层人物立传,多和当时社会问题相联系,注重选取典型,追求情节,注重渲染,文学性增强。寓言文学形象鲜明,立意深刻,具有高度讽刺性,对中国寓言文学的开创和发展作出了划时代贡献。&&&&游记文学多集中在被贬永州时,以《永州八记》为代表。不但善于描写山水景物,语言精美,体现对自然的热爱;而且能将强烈的自我感情融入其中,物我合一,达到了游记文学的高峰,被后人称为“游记之祖”。&&&&柳宗元的诗与其文有相似之处,特别是山水诗,清新隽永,与韦应物并称,且带有更多的孤傲清峻风格。柳宗元诗大部分写于贬官永州、柳州时期。内容多为抒写个人贬谪生活,常常流露出诗人抑郁不平和远谪怀乡的深厚感情,如《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s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诗为作者于元和十年夏,初抵柳州时所作。诗篇通过登柳州城楼远眺的描写,抒发了诗人屡遭贬谪、怀才不遇的郁闷,表达了对同遭贬谪的四州挚友的深切怀念之情,寄寓了作者对保守势力的愤慨。诗写得凄凉激楚,感人肺腑,为历来传诵的抒情名篇。其中第三联写得尤为精妙,既形象地写出了眼前实景,又巧妙地寄寓作者遭受迫害打击、忧时伤事的深沉感慨,同时亦可见作者之高尚品格,而又含蓄蕴藉,所以纪昀评曰:“赋中之比,不露痕迹。”&&&&精读作品篇目:&&&&《渔翁》、《江雪》、《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捕蛇者说》、《三戒》、《始得西山宴游记》、《钴拇潭记》、《钴拇潭西小丘记》、《小石潭记》、《种树郭橐驼传》&&&&阅读作品篇目;&&&&《南涧中题》、《封建论》、《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段太尉逸事状》、《童区寄传》、《小石城山记》、《赖版传》、《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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