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我为《山西作家自述》撰文
“变身”中的困境与收获
——我的文学创作之路
我是以小说写作步入文坛的。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由于某种机缘，我得以结识了被逐出京门，下放太钢（太原钢铁集团公司）“劳动改造”的文艺批评家唐达成。我的家族一直是希望我成为一个“造船工程师”，大概也是一种向往“蓝色海洋文明”之梦吧。但是，“砸烂旧的教育制度”破灭了这一梦幻。恰逢其时，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正是在唐达成的指导下，我开始了早期的小说创作：写出短篇《新上任的检验员》、《拜师》、《三个安全员》、《胖蔫糊和常有理》、《孟晶玉》、《蓦然回首》，中篇《老中医和他的女婿》、《新松恨不高千尺》等文。以现在的眼光回首看，这些小说都可谓是“时代的产物”，不仅有着“文革”主题先行图解政策的痕迹，而且十分浅薄幼稚。如今看来令人汗颜面赭。
应该说，文学待我不薄。我简直连自己也不敢相信，就是这些摆不到台面的“文学上的成就”，竟然得到“山药蛋派”文学前辈们的赏识和青睐。1977年，竟能在“晋军崛起”的雄壮阵容中，被认为是“新时期文坛的后起之秀”，被马烽，胡正等山西作协的领导，作为工人作者的代表推荐为山西省第五届人大代表。紧随其后，山西省青年联合会常委、太原市青年联合会副主席、山西省青年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太原工人文化宫主任、山西省作家协会党组成员秘书长，一顶顶桂冠如鲜花般落下，文学成了我仕途的敲门砖。但也因此而疏离了写作，成为一个文化官员。得便宜处失便宜，这就是生存之辩证法。从1980年代初到新世纪之初，长达二十年的时间，我几乎封笔从政。直至2001年底，我才办理了提前退休手续，摆脱开繁杂行政事务，开始重操笔业。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可圈可点的英名。他们或以自己文学上的成就，或以自己对不公正命运的抗争，为历史书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是，他们更多地是作为“个史”，更多揭示的是个人的拼搏史、抗争史。然而，鲜有人如唐达成，他个人的命运与中国文坛的大事件相交织，其沉浮沧桑，无不折射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走向。他从一个因“丁、陈反党小集团”
事件被清理出文坛的“文化异端”，直至攀援上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成为中国文坛代表党的领导的第一人，可谓大落大起。历史的戏剧性形成了唐达成命运的荒诞性。其间所经历的1957年反右运动；1962年大连会议；以及新时期以来，为文艺正名；批《苦恋》；周扬、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之争；“好得很”和“糟得很”两种极端评价的第四次作代会；富有中国特色的京西宾馆会议风波和中顾委帮助张光年的生活会……直至举世瞩目的1989年那场风波中是辞职还是罢官的谜团等等不一而足，一部个传，超越了个人的本身涵盖，上升为一部国家的文学史，一部民族的心灵史。
唐达成逝世，我惊悚中心有千言万语，竟一下子堵塞于喉。直到2002年第六期《黄河》上，才发了一篇《唐达成三周年祭》。文章发表后，引起不小反响。《作家文摘》作了摘要转载。与唐达成同时期的《文艺报》主编谢永旺看后说，我与唐达成从五十年代起就一起共事，唐达成性格含蓄，喜怒很少形诸于人。文章让我看到了唐达成不示于人的一面。丁玲早期的秘书、后《中国作家》执行主编张凤珠在看过文章后说，原来总觉得又是同事又是邻居，对老唐算得上了解，但看到这篇文章后，浅了，肤皮潦草了。真需要刮目相看，重新认识。著名作家从维熙看后，赞不绝口：文中有文，言外有意，真正写出了一个活生生唐达成。著名文艺评论家，《巴金全传》的撰写者陈丹晨看后说，写得很深入。真正在着力刻画一个灵魂。众多文坛朋友都对唐达成的遗孀马中行说，写唐达成传，恐怕非此人莫属。
马中行在看过文章后，当即激动地打来电话说：“感到了一种心灵的震撼”。
当时，我正在写作一部以女儿艺术生涯为原形的长篇小说，由于朋友们的建议，我放下手中的活，开始投身到这项更富有挑战性的工作。
2002年12月中旬，我专程赴京与唐达成家人商议为唐达成作传的事。我向马中行表明自己的态度：让我承担唐达成传的写作我“谊”不容辞，但有一条，如果让我写，一定要允许我写一个真实的唐达成。写出他人性的弱点和历史的局限，我认为这样才有价值。如果仅仅为了歌功颂德、树碑立传，我人轻言微无法胜任，那还是找一个一言九鼎之人来说颂扬的话，这种评价才有份量。
传记文学的生命力无疑在于其真实性。然而，我还是低估了在一个谎言充斥的语境中追求“真实”的难度。“真实”二字好沉重。
然而要不必说个人的传记，就是民族的历史也在以惊人的速度被改写。一切具有了“时代特色”，然而原貌却变得扑朔迷离甚至面目全非。意大利著名哲学家克罗齐有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成为当代人思想观念中的历史。每一代人都只能根据他们自己特定的生存环境来解释和理解历史。唐达成对撰写历史，曾说过一段话：“对于一部历史，你说是当代人撰写得真实呢？还是后代人撰写得更真实？当代人撰写的历史，出于某种功利或迫于某种压力，必然多了一些禁忌、避讳和遮掩；而后代人撰写历史，隔岸观火的身份，又使他们失去了身临其境的切肤之感。更不要说时代变了，时代精神也会有差异。甚至对许多使前人曾经梦萦魂绕的问题，觉得很难理解。真正恍如隔世。”唐达成的疑惑中透出的是洞察的深刻。
唐达成是1985年中国作家第四次代表大会始担任党组书记，侯敏泽在我对他的访谈中说了这样一句话：“唐达成是表面上的一把手，实际是‘一仆三主’。”我有些纳闷：因为我知道，唐达成确实是“一仆二主”：他身处张光年、贺敬之两大板块的冲撞之中，两头都得紧招呼。可怎么就冒出个“三主”来呢？侯敏泽狡黠的眨巴着眼睛说：“你仔细去琢磨嘛。”我想起采访邵燕祥时他说的一句话：“我认为，后来，其实王蒙成为新一届党组的灵魂。”
撰写唐达成传，王蒙是个必然涉及的人物。
2002年12月，我还在上海为撰写唐达成传走访知情人李子云、梅朵、晓蓉等人，马中行一个电话打到上海，电话里声音很激动：“王蒙同意接受你的采访。但你原计划春节以后到北京恐怕不行。春节后王蒙有个印度之行，然后是连续几个会。他说他只这个月13、14、15号，三天有时间。”说此话时已是9号。春节前，我已安排了上海的访谈。如此仓促的相约，又相隔千里之遥，这样的接受访谈，几乎不太可能成行。
但是，王蒙与唐达成之间有太多特别需要了解的情况，我不愿错失机会，只好临时变更访谈计划，于13日匆匆由上海赶赴北京。
我对此次采访寄予了很大希望。
专程从上海赶到北京，见到王蒙却听到的是这样一句话：“我和唐达成其实接触不多，在作协一起共事不长，很快我就到了文化部。不过马中行已经提出来了，我当然不好拒绝，我们随便谈谈吧。”
实际情况并不像王蒙所说。仅就我掌握的材料，那几年中国作协给中宣部的信、给胡乔木的信、给习仲勋的信，如何起草，唐达成与王蒙之间都经过书信充分交换意见；还有以王蒙、唐达成二人名义，由王蒙起草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信；以及许多情况反映，群众来信需要王蒙处理的，由王蒙亲笔，或“王办”代转给唐达成“阅处”的。这些信中所涉及的问题，自然是文艺界的大事件。而许多事情，最终是王蒙委托唐达成出面处理的。
采访中，我对自己关心的几个问题询问了王蒙：
我问：“据我了解，人们对唐达成有‘一仆三主’之说。意思是唐达成既要听张光年的意见，还得考虑贺敬之的意见，而且，唐达成还非常尊重你的意见。唐达成自己也说，他当得是一把手，实际上是小媳妇。”
王蒙：“对，对。实际上很苦，文艺界对问题的不同看法，互相争执呀，嗯……（王蒙的话停顿了。我搞不清他是在肚子里措词，还是脑子里已经走神，转到其它问题上了。）我认为那是历史，没有意义。都过去了。……当然不需要给哪个领导作鉴定了。大家对唐达成印象都还是挺好的。至于以前，那是，我看都无须提它了。……别的我也，他没跟我谈过他的内心活动。”
王蒙轻轻一笔带过。我只好提出问题：“请你谈谈《中国》停刊前后的情况。据我了解，这件事情掀起很大风波。牛汉在这个问题上，十多年了，对唐达成还一直耿耿于怀。”出于礼貌，我没强调牛汉找王蒙时，王蒙“长袖善舞”的表态。
王蒙：“《中国》？就是丁玲办得《中国》？我不太有印象。因为这些事我都没有参与过，《中国》的创刊呀，创刊会我也没去，那天我有些什么别的事。后来停刊是怎么停的？好像是丁玲去世了吧，也没人管了，而且编委会也破裂了，先是舒群退出，后来是刘绍棠退出，几个人都退出了。……（王蒙又停顿了。像是在极力回忆。这不像是王蒙的记忆力。）我已经到文化部了。丁玲生病我去看她的时候已经在文化部，参加丁玲丧礼也是在文化部。”
我说：“据我了解，作协的党组书记一开始是请你来挂帅当班长的。”
王蒙：“是是。”
我说：“后来你提出你正在创作旺盛期，不想让杂务影响了创作，这样才考虑唐达成当了党组书记。你作为党组副书记。党组开会你也不参加？”
（作为潜台词：作协党组于1986年初，丁玲尚未去世之前，因丁玲给党组、书记处的信，即开党组会研究过《中国》的问题。并于其后不久，向中宣部打了《关于&&/SPAN&调整&&/SPAN&中国&文学社办刊方针的报告》。根据唐达成的工作笔记，1986年3月19日、3月24日，两次的党组会上，都研究了《中国》的问题。王蒙都参加了研究并发表了意见。唐达成工作笔记上还有记录：4月22日，王蒙任文化部长。作为党组秘书的李平，对党组会内容和参加人员，都有详细而准确的记录。当然，对于十七年前的旧事，我们无理由强调一个人非要记住。）
王蒙：“参加。当然参加。党组会我大多数都参加，其它的事我不干，能推就推（此处有“嘿嘿嘿”一笑）。
我追问一句：“对那一阶段党组会的情况，你能给我谈一谈吗？”
王蒙：（摇着头，不知道是表示不记的，还是不想谈了。）别的我就都不知道了，我知道的就这些。
我问：“关于萧立军和他那篇《无冕皇帝》，当时也引起很大争议。请你谈谈当时的情况。”
王蒙：……（不置一词，不予回答。）
我追问一句：“当年，这件事在作协党组、书记处曾产生极大反响，你不可能没印象吧？”
王蒙：“有些人呢，对作协意见比较大，尤其是对作协四代会，许多压力都压在了唐达成身上，但这些现在都不要再提它了。…只能不提，提它毫无意义。……没办法提，你讲也讲不清楚。”
我还想提问，王蒙说：“……不说了，这些没用，比较无聊。没有讲它的必要。今天就讲这些好吧？”
我想，我的提问大概缺乏了迂回和含蓄，提得太正面，太尖锐，太直截了当。这些事，涉及到敏感的人与事，都是王蒙不愿回答，需要回避的。新闻发布有专用词：无可奉告。
记得还是很多年前，我读过王彬彬一篇论述王蒙的文章：《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至今记忆犹深。王彬彬说，这里的聪明，是指一种做人之道，一种生存策略，一种活命智慧，一种处世技术。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该前进，什么时候该后退；什么时候该发言，什么时候应沉默；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说话应多加谨慎，什么时候说话不妨稍加放肆；他们知道什么时候既应说话而又应顾左右而言他，什么时候既应说话又应单刀直入；他们知道怎样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收获，怎样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报偿。他们真做到了老子说的一句话：‘进退一成规一成矩，从容一若龙一若虎’。于是，这些聪明的人，以他们惊人的聪明，为自己赢得了大成功。”
2006年5月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了读过王蒙自传体的《尴尬风流》一书后，说了这样一番话：
王蒙先生从50年代开始创作，青春蹭蹬，中年后重返文坛，一开始便占据了文坛的制高点，从此不断追新创新，始终不离社会发展的主流脉络。或者说，他本身的沉浮，就是一个政治中心时代的产物，个人命运与社会政治风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个人命运见证社会政治的变迁。我们从他在人生的金秋时分全力以赴创作季节系列，即可看到其艺术追求之动力。王蒙先生的创作价值，主要是体现在近半个世纪的文坛风云和政治风云的认知之上，这也是今日传媒津津乐道其天价回忆录的原因所在。如果王蒙先生的回忆录不采取一笑了之的高蹈姿态，真能秉笔直书，无所遮蔽，其价值决不在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之下。但是这部《尴尬风流》却难得地从作家一贯的社会政治中心里逃逸了出来，看不到向来浓厚的政治情结。
我不愿用揣摩、估计、推断、想象去填补历史空白。勤能补拙，我只能以百倍的辛苦、万分的努力，遍寻唐达成渐已消失的脚印，去填补他人生历程中的空白；用文坛诸多故旧老友的记忆碎片，去拼凑一个日益模糊的人物形象。
每一块片断的记忆是模糊的，然而无数模糊的记忆碎片叠加在一起，在人们审视的眼睛中却变得愈益清晰。犹如看一幅三维图像，瞳仁的功能，能从那些零乱的色彩图块中，看到清晰的图像。
每一个人的回忆片断可能是失真的，因为它必然受到视角的局限和情感色彩的支配。然而，无数可能失真的记忆碎片的相互印证，却能还原出一个无比鲜活的真实。这里面不仅有“比较是鉴别的最好办法”，而且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情感倾向，组合成的是一个多棱角多层面的“原生态”立体人。
客观地说，作为批评家，唐达成并没有为我们留下多少对传统文化的理性批判；作为文学界一任领导人，唐达成也无力对中华文化的‘进步’做出多么巨大的自觉贡献
·山西诗人潞潞，也颇有感概地写过一篇散文《病房》，其中有这样的字句：“你看到太多患病的人群，悲伤无助的眼睛嵌在天空，他们在春天播下种子，秋天却丧失了收获的力量；疾病是一种被剥夺的事物，是灰烬、煤渣、骨骸，是残酷的另一张面孔。”德国作家托马斯·曼获诺贝尔奖的名著《魔山》，题目似乎与“病房”没有关系，然而通篇描述了主人公汉斯去瑞士阿尔卑斯山一所疗养院看望患肺结核病的表兄，没料想一住就是七年。病房成为哲学和社会学的载体，成为一座“魔山”，你如同在病床上进行着一次漫长的死亡阅读。
那个开启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卡夫卡认为：纷繁庞杂的世界是一个病态的存在。他说：“疾病是世界的隐喻。
唐达成跟我讲过：“克尔恺郭尔有一句名言：‘一种人是因为要做自己而痛苦；一种人是因为不要做自己而痛苦’。我是两种痛苦都在经受。”唐达因为要做唐挚而痛苦，因为不要做唐达成也痛苦。这种两重人格的分裂在唐达成身上来得特别惨烈。
马中行的儿媳妇，作家)回来帮她拿主意。
上月杪赴北京加展，拜了北京一干文化界朋友，大都是老一的知名者和作家，他口同向我推一本著作《唐成文雨五十年》，北京大家炎教授更本了解地近五十年的文有助。
　　後地者丁弄到一本，是以一家美休斯敦的出版社名出版的，本，五十多字，因容涉及不少敏感容，不能公出版，在市面只有少量流通。
　　返港後，花了好天利用睡前挑夜，以卷。是一本教人痛、唏和引人省思的，中表出代的荒，史的，掰字行，泛光，也展一道道月的痕。
　　政治舞台下的唐成是敦厚、和的。唐成的奈，是他身一政治干作的社，一不容作家政治的社，正如高行健指出的「文的向性是有的。特到克特，他社都是有看法的，但政治它服是回事情。我不反文干社、干生活，但不是一主、一意形服。作家然也可以干。我所『冷』，是我然干，但不是造社新，拿文直接政治言。」
　　唐成正是身陷政治干文和文必服政治的社而不能自拔的一典型文化人——正是中知分子拂拭不掉的影和悲哀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中国当代作家传记中，当属此书水平最高。它视野开阔，材料详实，思想锐利，感情饱满，文笔流畅，特别是对当代中国政治和文学关系的复杂肌理的透视，对八十年代中国文坛高层人际关系和心理氛围的挖掘，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我相信，此书出版以后，将成为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难以绕过的必读书。
诗人、学者邵燕祥评价：
唐达成在其后半生中循规蹈矩，唯恭唯谨，如临如履，奔走周旋，忍辱负重，到头来却是骑虎难下。他不由自主，又不甘随波逐流，同流合污，于是有几分清醒便有几分痛苦，越清醒则越痛苦，左顾右盼，左右为难，强颜欢笑，身心交瘁。在良知的挣扎和精神的突围中，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唐达成在当代文化人中具有类型的代表性；在他身上，体现了不止一代中国读书人中相当普遍的一种宿命。这部传记以唐达成的悲剧，给中国当代知识界提供了一面鉴往知来的历史之明镜。
厦门大学文学院教授谢泳评价：
唐达成个人的经历，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时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唐达成长期在中国作家协会工作，是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从早年《文艺报》的编辑到后来的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他经历的许多内幕，生前很少为人所知。本书作者以记录时代为己任，客观真实地记录了唐达成在政治漩涡的经历，涉及人物众多，记录细节生动，对研究中国当代思想史和文学史都有参考价值。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评价：
这本唐达成先生的传记，比唐达成本人活着的时候还要栩栩如生。比我们熟悉他的人印象中的唐达成还要栩栩如生。于其中展示了一个有尊严的灵魂，在没有尊严的年代，所经历的痛苦、挣扎、惶恐及喜悦。并且不只是有关一个人，而且是他们那整整一代人灵魂的生动写照。
作家蒋韵评价：
我认为，这是近年来我读过的传记文学中最为杰出也是最感人的一部。陈为人先生以他的坦率，他的勇气，他的诚实，他的深情和深刻洞见，负责任地，为我们，为历史，呈现了一个大时代中悲情文人真实的心路历程和痛苦的灵魂。
此外，林斤澜、陈丹晨、谢永旺、束沛德、贺敬之、杨子敏、玛拉沁夫、李国涛、张石山、李南央等人都从各自不同角度对书给予好评。
本来，不是搞文学的，我对中国当代作家与评论家所知甚少，从前根本不晓得唐达成究竟何许人也，论文名，王蒙比他大得多；只因最近读的《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一书，才感觉丁东写的这篇文章特别令人动容。这要归功于唐达成传记作者陈为人先生，他的功绩可以比拟《约翰逊传》作者包斯威尔，想不到中国人也可以写出如此好的传记！好到什么地步呢？好到唐达成的夫人看过之后竟然心里没底：“传记能这么写吗？”
哈哈！证明我的眼力没错，中国作家写出来的罕见的第一流的人物传记，除了江南的名著《蒋经国传》之外，我不知道国内还有谁能写出这样好的传记。陈为人先生凭这一部
“奇书”，真可以彪炳千秋了。
后来，丁东在文章《陈为人与他的作家传记》一文中说：“陈为人从官位上退下来以后，想重新拿起笔。先是动手写长篇小说，后又决定放下未完的小说，写唐达成传。”丁东还说：“自此，陈为人由一个小说家踏上了传记写作的‘快车道’。”
对于我的这次转型“变身”，许多文友们称之为“亮丽的转身”。
自2004年完成《唐传》之后，我开始把目光投向“晋军人物”系列。我认为，山西文坛对共和国文学史而言，具有非常典型之意义。山西作为老延安们的根据地，自始至终实践了一种文学体制。从建国初始在“讲话”照耀下成长起来的“山药蛋派”到新时期的“晋军崛起”，无不蕴涵着深刻的社会文化潜意识。解剖一个麻雀，可以窥一斑以见全豹，看清整个体制的肌理。近些年来，不断有人发出“重写文学史”的呼唤，当代文学史已让主流话语的“春秋笔法”搞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每个人只能根椐自己的生存环境认识当代史、当代文学史。山西文坛是我三十年生命体验的地方，是我熟悉的一块资源。我无法忘怀也无法轻言放弃。文学史无疑是由文学家构成。正是一个个具有鲜明个性特点的文学家的文学活动，才构成一部鲜活的文学史。基于上述考虑，我撰写了老中青三代山西作家的传记：
《插错“搭子”的一张牌——重新解读赵树理》；《马烽无“剌”——回眸中国文坛的一个视角》；《让思想冲破牢笼——胡正晚年的超越和局限》；《在病房——焦祖尧十年执政记忆》；《虎头山拜谒孙谦墓》；《夜半钟声到客船——李国涛先生印象记》；《命在右，运在左——田东照官场文坛双轨迹》；《最是文人不自由——周宗奇叛逆性格写真》；《恶人韩石山——一种文化现象的剖析》；《何不潇洒走一回——钟道新的智者人生》；《天降大任于斯人——赵瑜的报告文学创作之路》；《孤独的行走——诗人潞潞印象记》等十二部篇。
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
相对于虚构性的小说而言，传记文学的生命力无疑在于“真实性”。
“真实性”不言而喻根本不应成为问题，但对于什么也可以造假，谎言说得满天飞的现状而言，就不仅成为问题而且形势颇为严峻。在传记文学创作史上，由于披露了某些真相而引起的麻烦，足以使传记作家如履如临望而却步。《约翰逊传》的出版，使鲍斯威尔被指控诽谤他的传主；莫伦写出《温斯顿·丘吉尔：为生存而斗争》一个真实的人物却遭到非难；曼彻斯特关于约翰·肯尼迪的《总统之死》，也惹出一场风波；而莫洛亚的《伟大的叛逆者——雨果》，则更是使得莫洛亚的名声几乎毁于一旦。至今为止，我已写了十二位作家评论家诗人的传记，为此也吃了不少苦头。为此，知晓其中内情的胡发云才说出这样的评语：“真实！真实！真实！没有真实的支撑，所有的说辞都是可疑的。没有真实的支撑，所有的华丽都是纸糊的。愿陈为人在探寻真实的路上艰难、悲壮而不屈地前行。”我曾说，可能撰写传记所经历的波折和冲击，比传记本身更精彩，更具有时代特色。但是，你一个传记作者，一旦不能秉笔直书，为长者讳，为尊者讳，也就失去了作品的生命。
《插错“搭子”的一张牌——重新解读赵树理》“出过很多种赵树理的评传了，因此有了很多个面目各异的赵树理。我不是专家，无从评论这些专著的好坏，作为儿子我只能评判像与不像。感
谢陈为人先生写了这么一本好书，还原了一个我熟悉的父亲形象。”
我认为，“真实”是对一部传记文学的最高评价。
丁东先生在为《山西文坛十张脸谱》一书所撰写的序言中，对我
我推重陈为人的作家传记，并不仅仅因为他是老朋友，我亲眼目睹他在这条路上艰苦跋涉，一路走来。更因为我的兴趣，一直关注国内的史传写作和当代文学研究。在这两个领域横向比较，陈为人都可称独树一帜的高手。尤其与时下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相比，他就更显棋高一着。从本书评说的十位作家，不难看出他的鲜明特色：
其一是他审视作家的重点在人本而不在文本。他关注的重点是作家的人格、命运、操守、个性，是作家所处的政治环境、生存状态和人际关系，是作品背后的故事，而不是阐释作品本身，更不是用学院派的方法，依据某种理论概念对作品进行分析和归纳。这样写作家，关心当代文学的人们可以看，不关心文学的读者也可以看，从中得到知人论世的乐趣。因为作家也是人，也和我们在同一时代背景中生活，他们的喜怒哀乐、成败得失和我们相通。读他们的人生，也是读我们自己的人生。
其二，本书讲述的十位作家，除了赵树理去世较早，其他都是作者的熟人、师长、朋友、同事。他写这些人，有直观的感受，有他与对象的直接沟通和互动。写熟人，但他不是一味溢美，而是力求把握真实的分寸。古人曰：“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溢其恶”。其实做起来很不容易。赵树理、马烽、孙谦、胡正、钟道新等人已经去世，生后对他们言说还好办一些。其他几位李国涛、田东照、周宗奇、韩石山、潞潞都健在，写他们如同近距离的灵魂搏斗，难度之大可想而知。虽然不能说每一次搏斗都能达到灵魂毕现，但毕竟有的篇什达到了这种深度。
其三，他走进作家心灵的途径，主要不是通过已有的出版物、印刷品，而是采用口述史学的方法，尽可能采访作家本人和知情人。口述采访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增加传记的生动性，更重要的是，本身就是独家的新鲜史料，大大提升了传记的史学价值。这种研究文学家和文学史的路径选择，当然不是陈为人的独创，在他前后，李辉、陈徒手、徐庆全等学者都有成功的实践。李辉、徐庆全研究当代文坛的著作经常被其他文学研究者所引用，我相信陈为人的传记也有这种价值。
与这几位学者相比，陈为人还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就是他有担任作协官员的经历。陈徒手在中国作协创联部工作过几年，成为他研究作家命运的心理动力，但他没有当过负责人。陈为人却当过一任山西省作协秘书长。这是一个处于省级作协机关权力枢纽的位置。这使他对文坛的官场游戏规则、文艺体制的微妙和人际关系的复杂，有更直观的感受，几多苦闷、几多踌躇、几多无奈、几多虚荣，是酸、是甜、是苦、是辣，他都见识过，品尝过。更多的文坛官员，沉浸在其中，陶醉在其中，自得其乐，久而久之，本身也成了官场文化的一部分。而陈为人志不在此。他从官场退休以后，同时在精神上跳将出来。他以人类古今中外的文明为参照，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反思自己的经历和周围的世象，透视当代中国文学和权力之间五光十色的冲突和纠结，这就使他笔下的作家有了一种厚重的命运感。经历给予他的这种优势也算得天独厚。
为人兄已逾花甲之年，笔底势头正健，虽非老骥伏枥，但是志在千里。我相信，他一定会写出份量更重的大作。
2010年，山西作家协会组织“山西作家黄河采风团”给了我一个机遇。使我得以于五月、六月、十月三次“走马黄河”。从黄河的入晋源头偏关起始，沿黄河顺流而下，河曲、保德、兴县、临县、柳林、石楼；永和、乡宁、吉县、大宁；河津、万荣、临猗、永济、芮城、平陆、夏县、垣曲等，走了十九个县。此次黄河采风，为我提供了一个“庙堂话语”与“民间话语”碰撞的契机。正是阴电阳电的碰撞，才有了划破如磐如漆历史夜空的一道闪亮。
我们“人之初”，从四书五经、儒家学说起始，一直到郭沫若、范文澜的“一个阶级胜利了，一个阶级消亡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的阶级划分历史观，再到马列主义学说联共布尔什维克红色经典，历史泛化为一部部古籍经典中言之凿凿的文明。然而，这些经过“秦始皇焚书”后的幸存洁本；这些经过历代大儒和众多御用文人们提炼升华后的高头讲章，说到本质乃是反映着庙堂的权势话语，早已疏离了鲜活灵动的历史，隔膜在“央视讲坛”和“名校高院”的喋喋不休之中。更有甚者，千秋青史谁裁定？历史从来都是由胜利者书写，胜利者是信口雌黄指鹿为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霸道话语。难怪白居易发出感喟：“朝真暮伪何人辨，古往今来底事无”。历史成为任人涂抹的“京剧脸谱”。
蒙文通先生的《古史甄微》一书，认为中国文化分为三系：即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和三晋文化。儒家文化正是以孔氏齐鲁为根据地，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封建社会几千年主流话语的地位；《山海经》、《楚辞&天问》是荆楚文化的代表，富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色彩；而三晋文化则是“鉴古知今，秉笔直书”的现实主义源头。文天祥在《正气歌》一诗中有一名句：“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表达得正是这层含义。三晋黄河文化是“凤凰涅槃”，在兵燹战火中一次次重生再生；三晋黄河文化像“河图洛书”，历经黄河“二十年河东二十年河西”的改道，沉淀积叠为蕴涵丰盈的岩层记忆，留存在江湖口耳相传的民间话语中……
俗话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正是此次“走马黄河”，万里黄河为我展开了宏大浩瀚的历史画卷，使我获得了一个观察三晋黄河文化的新视角，让我有了许多前所未有的领悟与感受。形成了《走马黄河之河图晋书》一书。
《走马黄河之河图晋书》出版后，得到了众多学者的好评。此书被深圳海天出版社选定报送参加第四届“三个一百”原创好书评奖。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钱理群的推荐意见：
我欣赏并郑重推荐陈为人先生的《走马黄河之河图晋书》，有我个人的感情因素，也有学术的考虑。我的大哥钱宁，是治理黄河的水利专家，清华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他在1986年去世前，提出了一个梦想：“在人文科学领域里，由于曹雪芹的不朽名著《红楼梦》，激起了几代人的兴趣，形成了一门脍炙人口的‘红学’。如果在自然科学领域里，大家都来研究黄河，形成一门‘黄学’，从此，‘红学’与‘黄学’相互媲美。”他说的“黄学”尽管限于自然科学领域，在我看来，也应该包括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以形成融三大学术领域于一体的“黄河学”。这是一个有着重大的政治、经济、文化意义，关系着中华民族精神建设的学术工程。我一直对之无限神往。因此，当我看到山西作家陈为人，以“不到黄河心不死”的精神，从黄河的入晋源头偏关起始，顺流而下，走马黄河，踏勘，寻访、考研黄河流经山西的十九个县，上古的遗迹，神话的传说，名人的故居，沧桑的河道，写出这本沉甸甸的大书，是感到格外兴奋的：这应该是“黄河学”研究的重要收获。
本书对黄河文化的研究、描述的最大特点，是作者将三晋黄河文化置于中华民族精神中的“恋母情结”与“审父意识”的矛盾与和谐的关系中，来加以阐释与讲述，这就完全超越了“地域文化”讲述模式的局限，升华为一个“民族文化”的共性探讨，并具有某种哲学的意味：这是真正的“黄河学”，或者说，是为“黄河学”的研究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思路，是具有开创性的。
本书的另一个鲜明特色与贡献，是作者在考察黄河的历史遗迹时，十分注意对民族精神发展过程中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与提升。例如通过对荀子故里的考证，讨论“雅儒异化为犬儒”的历史教训（《故里寻迹儒法道》）；从“伯乐相马”的典故中，引申出对人才机制的思索（《虞坂道戏说“伯乐赞”》）；通过对司马光与王安石的变法之争的讨论，提出“改革的先驱很容易变成既得利益者”的警示（《温公祠解析《辨奸论》），等等。这样，本书就做到了叙述与思辨的结合，历史与现实的结合，既厚重又灵动，具有较强的可读性，深入而浅出，在当前的语境中，至为难能可贵。
中国作家协会编审、文艺报原副总编辑陈丹晨的推荐意见：
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苦旅。
2010年山西作协的陈为人与他的同伴们从晋西北偏关开始，沿着黄河中游进行了一次艰难跋涉。他们踏勘、考察、走访、穿越在千百年的古城、关隘、荒村、禅寺……听着声若雷鸣、激荡奔涌的河水呜咽，似乎在回响着荒凉沉重而又精彩纷呈的历史之音。陈为人以史家的眼光，诗人的情怀，记述他看到的记忆中的人文地理、民间传说、文物古迹，以及相关的流传漫长岁月的诗词戏曲小说哲理，从容思考，饱蘸着浓墨谈古论今，考辨史事的真伪，追索历史岩层下的教训，还连带着一丝俏皮和机敏将其融汇一炉，吸引着人们款款地也是深深地品味到那悠远的历史精神文化血脉是那样值得珍视，延续至今好像仍还在我们身上流淌。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部对黄河中游文化遗址包括历史、文物、传说、民俗等非物质文化保存的第一次深入考察和思考的新著。是一部文学、历史、人文地理、文物考察等交叉学科的新著。无论从内容的丰富创新和表述形式的活泼知性都超越了过去已有的一些所谓“文化苦旅”的新著。
此后，2011年，山西作家协会又组织“驱车太行”，分三程沿太行山脉由西北向东南：从浑源的恒山、灵丘的盂县的藏山、阳泉的娘子关；再再从黎城的黄崖洞；壶关的太行山陵川的王莽岭、西崖沟……苍山如海，扑涌而来翻腾而去。人们说：“泰山归来不看岳，黄山归来不看山”。我走过全国不少名山大川，但看过太行山的奇崛伟姿，不由得令人赞叹一声：“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这是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神奇交融。
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在这片“英雄的土地”上，上演着一幕幕“我们在太行山上”的“大历史情景剧”：炎帝神农氏在太行上党尝百草、种五谷、制耒耜、兴稼穑，从而完成了游牧到定居、渔猎到农耕、部落到王朝，一系列重要的历史阶段演进；恒山悬空寺对儒释道宗教观的溯源探幽；灵丘冢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史实引出的改革与接班人话题；从五台山阎锡山故居到太原阎氏故居，生命轨迹所展示出的对生死观的诘问；大寨虎头山两座文人纪念碑对沧桑历史的讲述；娘子关所蕴涵的女性女权话题；藏山赵氏孤儿典故对伦理忠义观的质疑；高长虹蓬蒿居钩沉出与鲁迅的分道扬镳是情色事件还是思想论战；王莽岭重温“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的诗句，引出对王莽这一历史人物究竟是“篡汉贼臣”还是“布新贤君”的矛盾辨析；板山洗耳河对出世还是入世权力场的感悟；历山西文兴村柳氏民居对宗嗣血脉传承轨迹的寻踪……几乎可以说每个山头都有故事，太行山进行着顽强的历史诉说。明代著名地理历史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太行山是北部边地通向中原腹地的必经之路，“引无数帝王竞折腰”：秦昭王以此“威天下”，汉高祖以此“得天下”，汉刘秀以此“复天下”，魏武帝以此“夺天下”，后赵石勒以此“战天下”，唐太宗以此“并天下”……
《论语·雍也篇》中说了一句广为世人流传的名言：“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古人一向喜欢把山水并称：崔颢言：“青山行不尽，绿水去何长。”王观曰：“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 。”好山好水构筑成“锦绣河山”，又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符号。走马黄河后又驱车太行，也许这是冥冥中神灵的安排，它给了我一个生命的启示：应该把《走马黄河》与《太行山记忆》两书写成姊妹篇。
黄河是我们奔涌不息的血脉，太行是我们高昂不折的脊梁。于是，有了《太行山记忆》一书的“意在笔先”。
另外，我还撰写了“反思苏维埃解体系列文章，集结成《苏维埃文坛八骏图》、《熄灭的红星》两书。
历史、读书随笔：《摆脱不掉的争议——七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台前幕后》、《弦断有谁听——世界文豪自杀档案》、《我以我血荐轩辕——中国历史上改革家的命运》、《拯救乱世的药方——先秦诸子思想再认识》、《黎明前的阅读——西风东渐打开的心灵窗扇》等著作。
在作家向学者转型的途中，筚路蓝缕地一路走来，有“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困惑，也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惊喜。但获得了退休后的精神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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