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了许多评价莫言长篇小说《蛙》的评论文章，有赞扬的，也有批评的。无论是赞扬还是批评，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那就是没有对《蛙》进行真正的文学批评。《蛙》曾获得的是茅盾文学奖，莫言因《蛙》等小说又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两个奖项都是文学奖，如对这部长篇不进行文学的评价，不是很荒唐吗？因此，我这篇文章是要对《蛙》进行文学的评价。　　（一） 政治学的主题　　莫言在获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特意声明说他的小说大于政治。其实他和我国的数量颇大的作家一样，创作一直陷在文化政治学当中，他们的小说主要是要表现解读政治的主题。　　莫言的《蛙》（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12月第一版，以下引文均选自这个版本）选的是有关计划生育的题材。任何题材都可以写成小说，其艺术价值在于作家从这一题材中提炼出了什么样的主题，也就是作家让读者从他把握的题材中获得了什么。不同的作家从同一题材中挖掘出不同的主题。　　就如同莫言的小说《生死疲劳》没有超越农民与土地问题一样，莫言的《蛙》也没有超越计划生育问题。《蛙》的主题其实就是对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一个评价。莫言在他编造的情节简单的故事当中，讲述了两种相互对立的“计划生育观”。一种是民间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否定，例如蝌蚪的岳母吴秀枝这样评价“公社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副组长”、蝌蚪的姑姑万心：“你姑姑不是人，是妖魔！这些年来，她践踏了多少性命啊？她的双手上沾满了鲜血，她死后要被阎王爷千刀万剐！”（《蛙》125页）另一种是对计划生育的肯定，例如蝌蚪在写给杉谷义人信中说：“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中国人用一种极端的方式终于控制了人口暴增的局面。实事求是地说，这不仅仅是为了中国自身的发展，也是为全人类做出贡献。毕竟，我们都生活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地球上的资源就这么一点点，耗费了不可再生，从这点来说，西方人对中国计划生育的批评是有失公允的。”在这里，人性伦理的评价与政治伦理的评价显然是对立的。莫言处于二者冲突的漩涡中，写作的功利主义目的只能使他左右摇摆。他为了迎合西方对中国计划生育的否定，而对计划生育中的暴力施政有所揭露，但他又为了不伤害中国的面子，而用家族内部争斗来掩饰政策暴力对个体生命权利的侵害。如此势必失去了对计划生育的客观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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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实行计划生育是中国的国策，也是中国人的共识，如此人口众多的国家只能够计划生育。这一点已经无须质疑，被质疑的是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过程中的许多违法违纪的方式与方法。日到3月4日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根据中央书记处108次会议决定，召开全国计划生育主任会议，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王伟在会上讲话说：有的地方出现过用野蛮的办法，抄家、封门、砸锅、扒房子、毁坏庄稼、牵走牲畜、破坏群众的基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甚至围村突击、拉人游街、变相监禁群众，株连亲属、乡邻等，有的地方甚至组织“夜袭队”晚上去抓计划生育“超生户”或结扎对象。《蛙》中也写到类似的现象，但远不及真实情况严重。例如许多基层计生干部雇佣地痞、流氓等恶势力专抓捕孕妇，残害孕妇亲属。江苏丰县一军官妻子怀二胎躲避。当地干部带领计生部队拆房以示惩罚，房塌，砸死军官母亲与女儿。军官携枪回家，仿《水浒传》里武松复仇之情节宴请当地干部并假意赔罪，干部们集体赴宴，军官堵住门用枪扫射，没留一个活口。　　多年来计生宣传有一个误区，认为由于农民重男轻女、传宗接代的落后思想的严重干扰，国家必须强制实施计划生育。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因沉重的农耕生产需要男性劳力；国家资源的城乡分配不等，造成乡村严重缺少福利，农民只能依靠养儿防老。重男轻女的根源不在农民，而在于政府的政策。如今能看到政府的政策正在向农村倾斜，努力消除城乡差别，加快实行城镇化。　　应该继续进行计划生育，在进行过程中要以人为本，运用人性化和人道的方法，杜绝强制性及暴力行为。　　《蛙》原来是一个文化政治学的主题，也就引起我们议论了充满政治内容的计划生育问题。这似乎已经远离了文学的宗旨，但是我们这篇文章正是要说明这部小说没有能完成文学的任务。　　《蛙》的前半部并没有否认计划生育工作，所谓揭露计划生育工作中的一些弊端，也不过是“小骂大帮忙“而已。王仁美（万心的侄媳）王胆及另一位年轻母亲的死亡并没有与万心为首的计划生育组织的催逼有必然的联系，万心等人充其量不过是死亡的推手罢了。真正该负责任的是村民，重男轻女的心理促使他们超生。“姑姑”万心并不该承担什么责任，无须去担什么罪责。这样，《蛙》的后半部“姑姑”的“赎罪”也就显得虚假和做作。莫言为什么出现这样的主题败笔呢？他是为了迎合西方文学界和读者的想法，因为“忏悔”和“救赎”是西方的意识范畴。这反映出莫言写作的功利目的，我在后面还要谈到。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中国人用一种极端的方式终于控制了人口暴增的局面。实事求是地说，这不仅仅是为了中国自身的发展，也是为全人类做出贡献。毕竟，我们都生活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地球上的资源就这么一点点，耗费了不可再生，从这点来说，西方人对中国计划生育的批评是有失公允的
　　（二）
道具化的人物　　《蛙》与莫言的另一部小说《生死疲劳》有许多共同点，例如主题都是政治化的，而人物都是道具化的。莫言把《蛙》中所有的人物都当成他图解政治化主题的道具。道具是僵死的，没有心理活动，没有性格特点，没有言行逻辑。《蛙》的主人公“姑姑”是莫言的主要道具，莫言为了让这个人物与他的主题相匹配，就把“姑姑”也塑造成和主题有着相同的特点，那就是处在对立冲突当中。莫言揭露了“姑姑”在计划生育工作中的过激行为，同时也为“姑姑”的行为进行辩解。莫言用小说中“姑姑”的侄子蝌蚪的话来赞美“姑姑”：“我不抱怨姑姑，我觉得她没有错，尽管她老人家近年来经常忏悔，说自己手上沾着鲜血。但那是历史，历史是只看结果而忽略手段的，就像人们只看到中国的万里长城、埃及的金字塔等许多伟大建筑，而看不到这些建筑下面的累累白骨。”（145页）莫言还让“姑姑”自己赞美自己的工作的重要意义：“姑姑是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文化大革命’时受了那么多罪都没有动摇，何况现在！计划生育不搞不行，如果放开了生，一年就是三千万，十年就是三个亿，再过五十年，地球都要被中国人给压偏啦。所以，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把出生率降低，这也是中国人为全世界做贡献！”“姑姑”这样如此坚定，如此自豪，如此过激的计划生育干部，到后来怎么会忏悔自责并且有赎罪之意呢？这显然违背了人物自身的行动逻辑。莫言这一做法是为了演绎他添加的主题。人物的真实性彻底失去了，读者只能感受到这个人物的虚假。这就是为了主题而牺牲人物。当然是很严重的败笔。　　《蛙》中其余的人物也都被道具化了，难逃败笔的任意涂抹。蝌蚪这个人物起到两个作用，其一是成为第一人称的叙述者。他在小说中给他的日本友人杉谷义人写了四封信，够成了小说的前四部，第五部是他创作的一个名为《蛙》的九幕话剧。其二是成为一位争取救赎的忏悔者，烘托和加强“姑姑”的忏悔与赎罪的氛围，喊出作者的心声：“他人有罪，我也有罪。”其实蝌蚪在小说中并没有主动行罪恶之事，他不是“姑姑”那样的计划生育工作者，从来没有参与计划生育。他的妻子违规怀孕之后，部队交给他回家协助姑姑劝说妻子流产的任务。他没有推妻子上手术台，抵抗不住社会的压力，只好眼看着妻子在流产中死去。他成为姑姑和小狮子等计划生育工作者的同谋。实在是身不由己。身为农村基层推行计划生育的受害者，蝌蚪更多的是无奈和痛恨，忏悔和自赎就过于牵强附会了。莫言只是把蝌蚪当成随他而用的道具，完全不顾什么人物自身的逻辑了。蝌蚪的身份是知识分子，然而莫言只给了蝌蚪“知识分子”的称呼，并没有赋予蝌蚪知识分子所应有的社会批判精神。看来莫言无须自己的道具有独立的人格精神。道具就是道具！
　　没有什么是完美的，残缺更是一种别样的美。　　
　　万心的父亲大爷爷也是道具，莫言给这个道具编造了一整套传奇故事：大爷爷参加八路军之后跟着诺尔曼?白求恩只学了一年多，就成为部队出名的西医。白求恩牺牲后，大爷爷因难过而生了大病，就要求组织上批准他回家，组织上同意了。大爷爷就从河北唐县徒步穿越太行山，孤身行千里回到山东高密的敌占区。到了家大爷爷闻到绿豆汤的香气，他一口气喝了两碗绿豆汤，当下就治好在部队上一直治不好的病。大爷爷随后被八路军胶东军区的人请走，成了八路军西海地下医院的创始人，在这医院里大爷爷为胶东军区司令取弹片，为难产的政委爱人动手术接生，保母子平安。还把死的马医活，使之再度驰骋抗日战场，最后大爷爷为抗日献出宝贵的生命。读者只要稍作推敲，就能发现以上故事的许多情节都不合情理，严重违背生活的真实。在其他人物的经历中，也同样存在类似的失真现象。例如姑姑两岁半就能记事，还能知道大爷爷穿过的皮鞋：“那是英国皮鞋，是诺尔曼?白求恩大夫临死前赠送给他”（14页）。姑姑未满十八周岁就入了党，是在日，违背了党章的规定。姑姑骑自行车走十里山路“只用了十分钟”（16页），姑姑15岁就用新法接生了第一个孩子，同时还痛打了60多岁高龄的接生婆田桂芳，当场并没有人阻止她的野蛮暴行。姑姑行医30年，有着30年的接生经验，在人流手术前却没有了解侄媳妇王仁美的血型，也没有设置输血等抢救装置，在众医护人员的惊慌失措中，眼看着王仁美大出血死在了手术台上。到最后也没弄清王仁美何以大出血，姑姑只用“这是个偶然事件”来向死者的母亲解释。王仁美之死是《蛙》的上半部的一个重要情节，由于莫言不负责任地胡编乱造，就连基本事理都不通，只能令被低估了智商的读者满头雾水。至于孩子们集体吃煤，吃得有滋有味，还吃出了“松香味儿”和“奇异香味”等情节，不过是莫言故意在愚弄和戏耍读者罢了。
　　有时候需要换一个角度，先看到好的方面，然后再对比一下。
　　写得好。
　　与其评别人的病像，不如写出比他好的文章。在人家得奖以后再去评论，有妒嫉之嫌。
　　莫言的道具人物既然是道具就可以放到任何地方，比福斯特所说的扁平人物还缺乏个性，当然也不会有什么思想和行为的自觉性。因此《蛙》中的道具人物只有性别的差异就可以用了。莫言找到了最省事的方法，每种性别只设置一种类型。于是男性人物被写成受虐型，女性人物被写成虐待狂。男弱汉和女强人充斥整篇小说！小说的男一号人物蝌蚪，没有自尊，没有主见，没有能力，没有精神活力，没有人生的目标，就连婚姻大事都由不得自己，而是服从他姑姑的安排，选择了他并不喜欢的小狮子。用他的话来说：“一切都在姑姑的操持下进行，我感到自己像一根漂浮在水面上的浮木，推我一把便往前蹿一蹿。”（第156页）计划生育工作船的专职驾驶员秦河，也是连爱情也不能做主的弱男汉。他爱着“姑姑”却不敢追求“姑姑”，这个道具没有别的生活目标，他似乎来到尘世就是为了害单相思病，“在日后的漫长岁月里，这个人一直跟随姑姑，有船可开的日子里他开船，无船可开的日子里，他坐在船上发呆。”（第103页）“姑姑”的父亲“大爷爷”似乎是一位走南闯北的革命军人，其实内心很软弱，在“白求恩牺牲后，大爷爷心中难过，生了一场大病，眼见着不行了，说想家想娘了。组织上批准他回家养病。”（第12页）他脱离抗日的八路军部队，只是为了探亲和养病，这离一个革命军人最起码的道德底线相差甚远，最可悲的是他撇下医院的伤病员，为救妻子志丹误踩民兵的连环雷而牺牲，这种死轻如鸿毛，是对“大爷爷”人性的弱化。“姑姑”远比她的父辈“大爷爷”强势多了。她两岁就能记事，十五岁就能接生，十七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刚刚行医就显示出霸气、流气和匪气。她先是痛打了六十多岁的“老姑婆”，接着又对同事黄秋雅大打出手，她对自己的侄子说：“她后来可真是被我揍怕了，见了我就浑身筛糠，像一条吞了油烟子的四脚蛇。姑姑感慨地说，那时所有人都疯了，想想正如一场噩梦。”（第51页）在所有疯了的人中间最疯狂的是“姑姑”，她亲自坐镇指挥手下人拉倒侄媳妇邻居肖上唇家的门楼，并当场坚定地说：“我不怕做恶人，总是有人要做恶人。我知道你们咒我死后下地狱！共产党人不信这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即使是真有地狱我也不怕！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解开钢丝绳，把肖家的大门楼套住！”（第130页）她退休后还在口袋里装着一把小刀，时刻准备用来“劁了这个杂种”她所说的‘杂种’名叫黄军，是她的同事，她对黄军“恨之入骨”。
　　“姑姑”的得力助手、高徒小狮子可以说是“姑姑”的翻版，她追随“姑姑”强迫许多孕妇流产，自己反而不能生孩子。她不顾及丈夫蝌蚪的意愿，断然做主采取了蝌蚪的精子，用一位姑娘代孕生孩子。蝌蚪不敢反对，无奈之下只能向日本人杉谷义人倾诉：“先生，从我给你的信里，您也知道了小狮子的脾气。她当年跟着我姑姑转战南北，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锤炼出了一幅英雄加流氓的性格。这娘们儿，被惹急了，什么事都能干出来。”（第248页）　　这儿的所谓“英雄”不过是泼妇而已。小说中的女性人物都是“泼妇加流氓”类型。她们都性格强悍，霸气十足，崇尚暴力，言行粗野，充满流气和匪气。蝌蚪的第一个妻子王仁美虽然是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受害者，但仍然不改刁蛮无赖的做派。她因怀二胎株连了邻居，致使邻居肖上唇家的大槐树被“姑姑”指挥民众连根拔掉。当肖上唇让王仁美赔树的时候，王仁美骂道：“呸！陪你个屁！你儿子模过我的奶，亲过我的嘴！这棵树，等于赔了我的青春损失费！”（第131页）王仁美还为了泄愤，拿丈夫蝌蚪出气，狠咬蝌蚪的手腕，咬出了“黑色的血”。（第131页）　　把小说人物当成类型化道具，反映出莫言对“人”的简单浅显的认识。在他看来，社会底层的芸芸众生，只是追求最基本的存活条件——如同牲畜般活着，时常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生孩子也受到“计划”的限制。如此“衣食男女”状况已将人的价值排空，挣扎着求活的动物根本没有尊严可谈，也没有什么精神追求，没有独立的人格和思想，没有人性的光辉。这种人生状况引发出悲悯情怀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思考生命的不自足性的是曹雪芹，蔑视生命，视人为道具玩偶的是莫言。　　文学不只是写出人的生存状况，更重要是看作者对这种状况进行怎样的思考。
　　（三） 迎合西方的功利写作　　小说应该是一种审美对象，宗旨在于激发读者的审美体验。政治学主题与道具人物，显然注重的不是作品的审美结构，而是把小说当作社会的工具。莫言对小说的这种认识，也有一个形成过程。他最初创作小说是依靠直觉，利用直觉的敏锐与奇异来映射当代生活的印象。例如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就是崇尚感觉的产物，对几十年来文学创作中的硬性僵化思维的逆动，激活了莫言的灵性与悟性。然而这样所获的完全感性创作，也只能获得有数的几次成功。当他创作《红高粱》时，就暴露出他缺乏理性的支撑，价值观是混乱的。到了《天堂蒜薹之歌》问世，败笔就相当明显了。故事的新闻性与社会性已经掩饰不住他感觉的迟钝和情感的麻木与呆板。他并没有认识到个人理性的文化积累不足，也没有认识到理性的文化转化为感性的意象时的力不从心。这时中国大多数作家都在学习现代主义，莫言加入这个行列，是希望从现代主义那里学习一些新鲜的东西，从而激发起往日的富有灵性的感觉。我在《&生死疲劳&——失败的模仿》一文中已经分析过了，认为莫言模仿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是不成功的。《蛙》创作的时间比《生死疲劳》要晚，《蛙》已经不是在模仿西方现代主义的写法了，而是在迎合西方（包括瑞典文学院）评价中国文学的标尺。莫言知道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要求中国文学揭露中国的政治现状。前苏联的索尔仁尼琴和入了法国籍的高行健都因为做到了这一点而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所以莫言给《蛙》打造了一个政治化的主题：揭露中国农村计划生育状况。　　莫言说他的小说大于政治，所以他又在以上主题后面加上“姑姑”和蝌蚪的“忏悔”、“赎罪”和“救赎”等西方的意识形态内容，这正是西方人熟知的主题，也就易于阅读和接受。莫言还要在人物、情节、氛围等方面努力与西方文化和文学呼应。例如王肝对小狮子的爱情表白是模仿莎士比亚的戏剧；蝌蚪向王仁美求爱是从小说《静静的顿河》中照搬过来；陈鼻的许多言行在模仿堂吉诃德；李手的餐厅索性就以“堂吉诃德”来命名，其摆设与菜品都是西式的。
　　中国文化的封闭特征和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闭关锁国时代，使得西方人很难了解中国社会的真实情况，即使是马悦然那样的“汉学家”也不过是略了解一些简单的肤浅的皮毛罢了。然而人都有着“探究”的本性，对不了解的事情充满了想象。电影《红高粱》丰富了西方人对中国的想象力，他们都以为在酒里撒尿，在高粱地里野合的民族必定野蛮、愚昧、粗鄙、残忍、崇尚暴力、拒绝科学、鄙视文明、奴性十足、缺乏自尊、作践同类……莫言就如法炮制，在《蛙》中有意描绘符合西方人想象的人物言行和心理活动，那些身处底层的中国人为了果腹可以去吃煤炭，为了传宗接代可以找人代孕生子，为了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可以逼死他人……　　有个性的圆形人物都有着自身的行为逻辑，很难去迎合别的什么。道具化的人物才能被作者随意摆布，达到迎合西方人想象的目的。这就是莫言塑造道具人物的主要根由。　　同样，只有政治化的主题才能迎合西方人对中国政治状况的成见。好在莫言没有忘记自己是共产党员，还担任着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之职。他控制着对西方人的“迎合度”，并不过分迎合，在揭露中国计划生育工作的弊端的同时，还要肯定计划生育的成绩，并且义正词严地说：“西方人对中国计划生育的批评，是有失公允的。”（第145页）这种“小骂大帮忙”的方法反映出莫言圆滑与老辣的心智。事实证明效果达到最佳状态：瑞典人送他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协会也接到了分管宣传的领导人的贺电。为此我多次想：瑞典的评委们一定被搞得糊里糊涂了。他们怎么也弄不明白他们挑选的揭露者会是被揭露者的宠儿。　　这证明瑞典文学院的评委们对中国确实了解得远远不够。　　《蛙》的形式也是在迎合西方的批评界和读者，莫言把四封信和一个剧本结构在一起，显然是在模仿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拼贴手法。书信体长篇小说体裁是西方的首创，已经有200年的历史了，卢梭的小说《新爱洛绮丝》、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和美国女作家爱丽丝?沃克的小说《紫色》都是书信体小说的成功之作。《蛙》的前四部看似书信体，但是由于没有得到任何收信人的响应，构不成写信人与收信人的互动关系，就失去了书信体的真实感和亲切感。前四部只是在每部的开篇处有简短的书信体陈述，其余则都是陈述与对话，与第一人称小说无异。明明是常规样式的第一人称叙事，莫言偏偏硬是要写成书信体，造成形式与内容的严重背离。
　　莫言用这种伪书信体去向一位日本人讲述中国的计划生育，让读者乍看上去一定很是费解。若认真分析也可以看到莫言的煞费苦心。他知道写信向中国人谈论计划生育已经没有任何必要，因为中国同胞就生活在计划生育的进程当中，对计划生育的了解并不比莫言差多少。莫言若是给一位西方人写信反映中国的计划生育，就很有“卧底”、“汉奸”和“崇洋媚外”之嫌。这样的罪名莫言是不愿担当的，况且这样的收信对象只能受到中国读者的唾骂和排斥。莫言选了一位日本人杉谷义人当成倾诉的对象，这位日本友人的父亲是日本侵华战争期间驻扎在平度城的指挥官。莫言为了让读者对日本的父子产生同情与好感，特意在第二部的开篇把他们描述成“战争的受害者”（77页）。于是收信的杉谷义人既能被善良的中国读者接受，还能得到西方文学界的认可，因为日本是全盘认同西方价值观的东方国家。迎合的目的在偷梁换柱中实现了，好一个“大于政治”的莫言！　　为迎合而运用的形式难与内容和谐、贴切，莫言为弥补前四部书信体的严重不足，在第五部中加上了一部九幕话剧，蛇没画好，又添上足，不伦不类。话剧的实际功能只是介绍了书信小说中人物的结局。其实这些结局完全可以在书信中介绍。在莫言看来，迎合西方的写作目的得以实现、得到瑞典文学院的评委们的认可，就完成了文学的任务，小说的主题、人物、形式能够迎合西方的政治与艺术的需求，其他的已经不再重要，故事可以随意编，结构可以随便组，语言可以任意写。莫言并不认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他也从不想用语言创造出什么审美对象，《蛙》的语言问题十分严重，莫言在其他小说中所犯的语言病象，在《蛙》中都有。莫言照例在《蛙》中把许多成语和四字句联在一起使用。例如“婚礼早晨，阴气森森。乌云密布，雷声滚滚。雷声过后，大雨倾盆。”（第82页）“北风遒劲，遍地白霜，红日初升……我不怕，我是泰山顶上一棵松，抗严霜斗风雪胸有朝阳。”（第89页）“大江滚滚，不舍昼夜。重云开裂，日光如电。”（第174页）这些用烂的陈词滥调呆板僵硬，堆砌和重叠在一起只能造成读者的审美疲劳。莫言在《蛙》中乱用的比喻和修辞很不准确，本体和喻体之间缺乏相似度，不具有可比性。例如：“听到这个消息后，哥哥姐姐像青蛙一样哇哇叫，我在地上翻筋斗。”（第29页）“秦河这可怜虫就在我们面前，他身体翻腾着，宛如一根油锅里的油条。”（第108页）“她身体蜷缩着，像一只倒干了粮食的瘪口袋，又像一只钻出了飞蛾的空蚕茧。”（第175页）“陈鼻坐在我家门槛上，灶膛里的火映得他满脸闪光，那个巨大的鼻子，像一块结了冰的萝卜雕成。”（第188页）“但现实中的姑姑总是以身披宽大黑袍、头蓬如雀巢、笑声如鸱枭、目光茫然、言语颠倒的形象出现在我的脑海,截断我的美好幻想。”(第234-235页)
　　《蛙》中人物的语言更不准确，莫言让这些道具人物随意瞎说，全不顾及他们的文化状况、身份职务、社会环境和时代特点。例如：“大奶奶说：‘胡啰啰！皇帝早被革命了，现在是人民共和国了，是主席当家。我奶奶说，既然是主席当家，那咱就把心嫁给主席。大奶奶恼怒地说：‘你这人，身子进了新时代，脑子还留在解放前。’”（第24页）有谁能相信1950年山东农村的两位不识字的老年妇女，能说出以上这许多时髦语言？例如“姑姑”指责人们浪费电时说：“电是煤发的，煤是人挖的，挖煤不容易，地下三千尺，如同活地狱，贪官污吏黑窑主，窑工性命贱如土。每块煤上都沾着鲜血！”（第37页）“姑姑”是在她侄子宴请亲友时说了以上这番话，内容与场合没有丝毫关系。这段话有乐感，有节奏感，合辙押韵，如同一首诗，不是“姑姑”这样的农村干部能做得出来的。“每块煤上都沾着鲜血”一句，显然是用“想当然”来代替事实，夸张得离了谱。“姑姑”还说：“我们愿意野蛮吗？在你们部队，用不着这样野蛮；在城市里，用不着这样野蛮；在外国，更用不着野蛮——那些洋女人们，只想自己玩耍享受，国家鼓励着奖励着都不生。”（121页）她所说的“洋女人”的情况又是“想当然”，没有事实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2011年生育研究报告称，美国15岁到44岁妇女的生育率在2010年达到64.7％，在世界居高位，可见“洋女人”在国家不奖励的状况下也照生不误，并不是只顾“自己玩耍享受”。蝌蚪在写给杉谷义人的第四封信中说：“就像上世纪初叶，俄罗斯爆发革命，许多白俄贵妇，流落到哈尔滨，不得不为了面包，放下身价，或者为娼卖笑，或者嫁给卖苦力的下层百姓。”（252页）这反映莫言缺乏历史常识，只是把道听途说的事情随意涂写。十月革命后，移民中国哈尔滨等地的俄侨多数都是为躲避战乱和为生计所迫的穷苦平民，确实有一些妇女为谋生活出路嫁给中国男子。俄国贵族妇女也有嫁给中国男子的，她们背井离乡是不愿意在本国失去人的尊严，不可能到异国就“为了面包”而出卖灵与肉。莫言已经不是道听途说了，他是在诋毁俄罗斯贵族女性。诋毁出自于他无法理解的俄罗斯贵族女性的内心世界，他根本没有托尔斯泰那样的悲悯情怀，在应该悲悯的时候他却幸灾乐祸，落井下石。
　　小说出自虚构，然而虚构所用的材料取自生活，是不能失真的。失真就是胡编乱造，如此哄弄读者，读者当然也就失去对作品的信任。《蛙》的失真处过多，反映出莫言写作态度很不认真。我们很容易就发现失真的陈述：　　1983年才在我国农村正式撤销公社，将“人民公社”的建制改成乡，可是小说中在1963年就将公社改为乡了。小说在49页写道：“一九六二年秋季，高密东北乡三万亩地瓜获得了空前的大丰收。跟我们闹了三年别扭、几乎是颗粒无收的土地，又恢复了它宽厚仁慈、慷慨奉献的本性。那年的地瓜，平均亩产超过了万斤。”土地从“颗粒无收”到“又恢复了它宽厚仁慈、慷慨奉献的本性”要有一个过程，不可能头一年“颗粒无收”，第二年就“亩产超过了万斤”，这只能是莫言编造的神话，如今亩产万斤的地瓜都很少见，当年怎么可能万亩地中的每亩都产万斤？连续三年“颗粒无收”，孩子们饿得吃煤，三万亩地的种薯从何而来？况且亩产万斤是需要数万公斤高质量的薯块。莫言陈述事物也如同陈述那些道具人物一样：召之即来，来之能用，根本无须什么逻辑。他的神笔如魔幻，想要什么喊一声就来了。高密东北乡（有二十多年应被改为人民公社）该有多少个村庄，这个数字应该是稳定的，但是莫言也是随意写之。想让乡里有多少个村子就多少个村子。莫言在书的22页、307页、325页三处是说这个乡有“十八个村子”，在65页却说：“全公社四十八个村子”，在44页说“公社四十多个村庄”。在50页和104页都说全公社有五十多个村庄。这么一个简单的基本数字都写不清楚，足见莫言是多么粗疏不认真，多么随心所欲。　　《蛙》中不该犯的常识性错误比比皆是。例如“姑姑”在1935年接生时就“戴上橡胶手套”（17页）当时中国就不能生产橡胶手套，国外有橡胶手套很原始笨重，根本不能用来接生。美国研制成世界最早的医用乳胶手套是在1964年，中国则在1966年年底。还有例如在一场震惊全国的大火中，姐姐陈耳被烧成焦炭而死，她身体下面护着的妹妹陈眉却活了下来。这怎么可能？且不说烧成焦炭的姐姐将高热量传导给妹妹，就是火场的烟也足以将陈眉熏死，缺氧啊！还有，书中第五页写道：“这要感谢华主席”，这一节写的是“狗年正月初一”也就是日，而华国锋在1981年就已经退出政坛了。这种史实是不能随便改动的。《蛙》的第113页所写：“取环时袁腮戴着口罩、墨镜、橡胶手套，那些钩子先用酒精擦了，又用火烧了，保证无毒。”莫言以为“取环”和干电焊活儿一样，戴上墨镜可以保护眼睛不受强光刺激。在瑞典取环是否也戴墨镜，大概马悦然教授也不甚了了。　　够了，若是继续举例说明这部小说情节的失真和语言的粗疏，这篇批评也就冗长了。我也不想再说这部小说是如何缺乏形象性的文学造型感，以及通篇的虚泛与空洞，通篇的修辞匠气，通篇迷恋于对暴力、权力极度的铺陈与渲染。我只想留些笔墨切中《蛙》的要害：没有完成文学的任务。
　　@寒江独调 10楼
19:07:39　　与其评别人的病像，不如写出比他好的文章。在人家得奖以后再去评论，有妒嫉之嫌。　　-----------------------------　　两个字：　　傻冒。　　出饭店里吃个饭，端上来的菜味道不好，还说不得？ 非要你自个跑进厨房里去做一碗才算数？　　你平时都这么做吗?
还是你在嫉妒那个厨子有世界一级厨师的头衔？
　　（四）没有完成文学的任务　　前面说到莫言所叙述的我国的计划生育状况，其实是“小骂大帮忙”，书中没有一位孕妇的死亡是计划生育组织之逼迫的结果。充其量，“姑姑”那样的国策执行者不过是死亡的推手，并不是死亡的直接杀手，生孩子本来是高风险的事情，千错万错就错在那些村民想多生儿子，为了应对他们的错误，政府只好搞计划生育，事实证明这是利于地球上全人类的千秋大业。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尚不懂东方的机巧，错把“小骂大帮忙”当成“大骂狠揭露”，错把莫言的“犹抱琵琶半遮面”当成“怒从胆边生”，当成“大义灭亲邦”。诺奖的评委们大多数不认识汉语，忽略了莫言的修辞错误，也不重视人物的道具化，他们只看中莫言的一点，那就是披露计划生育的政治化主题。别说老外不重视政治，他们是把政治放在第一位的。茅盾文学奖的评委都是国内举足轻重的权威评议家，按照他们的专业水准，他们是能够看清莫言的严重修辞错误和语言缺陷，也能看出他的人物的道具化倾向以及情节的多处失真。看来他们看中的仍然是《蛙》的政治化主题，舍此无它，他们赞赏莫言对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充分肯定。　　戏剧性出现了!对同一主题却得出两种截然相反的结论，诺奖评委与茅奖评委在价值取向的冲突中显露出莫言叙事策略的胜利。莫言还是有些智慧的，他经过深思熟虑，努力做到“一石三鸟”，打中了中外评委和读者。然而令莫言想不到的是这也暴露出“一石”与“三鸟”的共同缺陷，那就是文学标尺的舛误。这一舛误已经影响了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　　当诺奖评委和茅奖评委、莫言的读者群真以为政治化的主题是衡量作品的标尺时，文学的任务已经远离了他们。正是：“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　　莫言显然以为小说只要抓住一个诺奖或茅奖评委认可的政治化主题，人物道具化、语言粗糙、情节失真等缺陷已经无所谓。《生死疲劳》反映出他的这一文学理念，《蛙》也反映了同样的理念。我们批评他的文学理念的实现并没有完成文学任务，那么文学的任务到底是什么呢？弄清这一问题我们也就找到了衡量文学作品的准确标尺。
　　跟读李悦先生的每一篇批评。
　　无论文学有着多少流派，大家都会有一个共识：文学是艺术，是语言的艺术。这种共识下，又分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艺术在本质上是美的，在形态上是真的。文学既然是艺术，就应该是一种审美对象，具有着审美结构，能够激起读者审美经验。另一种观点也承认文学是艺术，但是以为这种艺术只不过是科学和社会的工具，并不是“知识”与“行动”之间，以及科学、哲学与道德、政治之间的中介物。《蛙》显然属于后一种艺术观点，其功能是宣传一个政治化的主题，并不认可什么独立的，不可再分解的“审美经验”。和我们分析过的莫言的《生死疲劳》大体相似，莫言以为不管怎么写，只要写出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就行了。记录土地所有权变化的历史沿革与计划生育的全过程，并不具备美学价值，也就与文学无关。当文学是一种审美对象，就与历史、哲学、社会学有了严格的区别。艾略特建议以审美标准评判文学作品的文学性，是有理论依据的，他还提议要以超审美标准评判文学的伟大性。他所说的伟大性是指审美经验中包含着的一些终极价值。这些价值到底是什么呢？　　这些价值必须是每一位读者关心的，与他们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否则对于他们则没有什么意义。根据经验，古往今来的人共同思考的是一个问题：人的存在，也就是人活着的真相。文学思考人的存在，才被称为“人学”。这一点，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6月第一版）的156页中写道：“每一部小说，不管它愿意或者不愿意，都拿出一种答案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人的存在？”　　一定有人会问：哲学也是探求人的存在，与小说岂不是一样了吗？　　奥地利小说家海尔曼?布洛赫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小说存在的理由在于：发现只有小说才能发现的。　　米兰?昆德拉认为欧洲小说家穆齐尔和布洛赫将独特的智慧注入到小说艺术当中，不是为了把小说改造　　成哲学，而是为了在叙事的基础上动用所有理性的和非理性的，叙述的和沉思的，可以揭示人的存在的手段，使小说成为精神的最高综合。　　米兰?昆德拉因为认识到小说的智慧而为欧洲自豪，他在《小说的艺术》第四页写道：“小说是欧洲的作品，是欧洲的发现，尽管这些发现是在不同的语言里进行的，但它属于整个欧洲。”由此可知他没有读过《红楼梦》，这部东方小说早在两个半世纪之前就已经在探测人的存在了。例如小说中出现的戏文是“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出现的谜语是： “恩爱夫妻不到冬”这些讲述的是一个问题：人的不自足性。红楼梦的主题不是爱情，也不是什么阶级斗争，而是人的存在真相。可惜至今还没被中国文学界（包括红学界）所认识，他们还在说这部小说在“反映生活”，在影射政治。由此可见，不只是欧洲，全世界各地区各国家各民族的优秀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关于存在的诗意的深思。　　如此看来，小说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意在审视人类存在的历史，另一类则意在说明一个历史境况，描写一个特定时代里的社会，即一种小说历史编纂的小说。《蛙》显然是属于后一类小说，它与人的存在无关，描写的是中国近几十年计划生育的历史。用小说语言传译一种非小说认识的庸俗化小说。如今我们在报刊及书店里经常看到大量这样的庸俗小说。由于《蛙》的故事简陋、简单，人物道具化，语言粗糙多病，情节严重失真，在此类小说中也难列上品。我一直不明白那些赞赏《蛙》的评论者，到底看中了《蛙》的什么？我还不明白从《收获》的编辑到出版社的编辑怎么看不出莫言的严重修辞错误？　　《蛙》的出现以及获奖情况其实是在检验文学批评界的水准，可惜国内外批评界并没有拿出一把准确的标尺，令人信服地做出判断。批评家的职责是要依据他的文学素养来解读每一部文学作品，不断地致力于阐释文学何为。　　《蛙》没有完成文学的任务，但却出色地完成了检验批评界的任务。这其中还真有些苦涩的幽默呀!　　（二评莫言作品之病象 全文完）
　　莫言在社会主义文学地界拉屎撒尿吐沫横飞，气味冲天，烘然出街，熏及西天，贵如臭豆腐国粹。得诺奖，“名至实归”。　　然而，要说艺术，其有时魔幻，有时为艺术而艺术，有时呓语成章，更兼容并蓄明清话本小说语言糟粕，成就滔滔不绝之文字洪流，决国门，泛滥奇观。诚如《金瓶梅》之杂糅碎补，本糟粕之大成而上下皆称圭臬。　　比如处身政治之网，如猫亲昵，偶尔抓挠，几许痕迹，便可自证超越政治，实在更显发嗲姿态。
　　如此细致详实的评述，令人敬佩！
　　通透。莫言在写作这件事上，一直是很狡黠的。想左右逢源，难免就要露出些马脚。
　　@寒江独调
19:07:39　　与其评别人的病像，不如写出比他好的文章。在人家得奖以后再去评论，有妒嫉之嫌。　　-----------------------------　　@芹圃画石 18楼
14:34:06　　两个字：　　傻冒。　　出饭店里吃个饭，端上来的菜味道不好，还说不得？ 非要你自个跑进厨房里去做一碗才算数？　　你平时都这么做吗?
还是你在嫉妒那个厨子有世界一级厨师的头衔？　　-----------------------------　　根据寒江独调的理论，中国没有人能批评莫言，因为全中国只有他拿过诺奖，没拿过的都不比他好，就不能评论。这种傻帽理论真是迂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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