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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文章写的好，只是文章的布局有点问题，开始以为是作者的观点，后来才知道是在反问。我是高中66届，对文革最有发言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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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的每日心情开心 02:46签到天数: 1 天[LV.1]初来乍到参加活动:0 次组织活动:0 次
真不用这么废话，朝鲜现在开放旅游了，去朝鲜转一圈就知道我们的文革怎么回事了
&- 好帖子要让更多的朋友看到，请分享这篇文章 :-)
TA的每日心情郁闷 22:14签到天数: 2 天[LV.1]初来乍到参加活动:0 次组织活动: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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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突凸翁 于
12:18 编辑
不是开始的开始：
& && &&&1、本系列贴明确为肃清文革遗毒，防止文革重演所做。
& && &&&2、本系列帖引用材料将尽可能注明来源，免得某些网友对材料产生质疑。
& && &&&3、本系列帖观点完全符合中共对文革所做的结论，所有神经过敏者敬请自己吃药。
& && && &4、渤海论坛为城市发展论坛，谈及文革机会较少，但大是大非面前，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因此，必须普及常识，正本清源。
——————————————————————————————————————————————————————————————————————
新词叫传送门
——————————————————————————————————————————————————————————————————————& && && & 看来网友们并不习惯四平八稳、从有狗那年开始说的叙述模式，因此，我就尽快进入大家更关心的话题。
& && && &我在另一个帖子里说过，之所以现在有大量的对文革的误解误读，有大量的对文革的怀念乃至美化，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学界对此也做了多种解读和分析，我不是学者，以我个人的观感，有如下主要原因共同造成：
& && && &1、虽然历史问题决议对文革有着清晰的定性，但出于种种原因，文革并没有被全面深入的研究，文革的历史被我们选择性遗忘，造成文革的因素更没有被彻底清算，文革罪行并没有被彻底追索，文革的罪人并没有得到历史的审判，因此，导致文革的思想、观念，在今天仍能够堂而皇之的游走社会，蛊惑人心，甚至可以不伪装不变种而直接以呼唤文革、赞扬文革的方式出现（比如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等）。而即便已经开始的反思，也并没有成为一以贯之的主流意识形态，更远远没有达到德国战后对纳粹的反思的程度。
& && && &2、改革开放30年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应为种种原因产生了新的、大量的问题。虽然导致这些问题的主要根源仍是不能彻底反思清算文革，但这些问题的出现，让很多人对改革开放产生质疑。在这个问题上，我坚持认为，改革开放带来的问题，要靠继续改革开放来解决，而不是靠重回文革来解决。
& && &&&3、由于我们对文革反思不够彻底，导致我们的教育体系（不仅仅指学校教育）对学生没有进行正确的、符合历史事实的文革教育，导致80后、90后对文革知之不详，没有感同身受，并不能对文革思想、观念产生天然的免疫力，遇有风吹草动，在自身面临很多问题的时候，很多人就轻信了文革时没有这些问题的说辞，进而产生了对文革的错误认识。
& && &&&4、人不容易承认错误。人往往会为自己曾经的错误找理由找借口，人也往往为自己的行为披上合情合理的美丽外衣，人更容易在多年之后对自己曾经的错误进行选择性遗忘。尤其是知青一代，他们付出了青春和自己的生命，他们付出了理想和自己的一生，换来的仅仅是被当权者的愚弄和利用，仅仅是被当权者操纵的工具，在他们晚年到来的时候，面对改革开放带来的新问题，尤其是影响自身生活、权益的新问题，如下岗、住房、医疗、教育、腐败等等，面对他们的子女，80后、90后们，他们中有的人直面自己人生中本该最为瑰丽但事实是最为黑暗的青春年华，但也有人选择沉默不语，更有人开始自我修饰，用大量有意无意的谎言为自己为子女编织了自己美好的青春岁月。
& && &&&而本论坛的岁数大些的网友，不论说话方式如何，但因为对那个年代多少都有些切身感受，就像是打了疫苗一样，对文革抱有足够的反感和警惕，老头我的态度就是，大是大非，绝对零容忍。
& && &&&下面回答80后、90后对与文革相关的常见的疑问，由于渤海论坛是一个城市发展论坛，这方面内容较少，我先介绍几个常见的疑问：
文革“公费医疗”反人性？文革全民福利分房叫反人性？文革没有“三聚奶”“瘦肉精”是反人性？文革没有防盗网“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叫反人性？文革中央副主席拿工人级别工资叫反人性？文革全民“四大”博客叫反人性？
& &&&假如是现在是文革。可以福利分房。有正式工作。不用现在为房睡不好了。没买的盼跌价。买了怕跌价。闹心啊。
文革前在经济上有进步；
文革在政治是大民主；
文革在文化上反封建。
文革时期无腐败；
文革时期社会秩序好。
关键那时没有贪污腐败，民族凝聚力高，有信仰
对外强硬有魄力，对内贫富差距不大
& && && &系统回答这类问题，老头我力有不逮，好在本论坛不是相关学术论坛，老办法，或者从自身体会，或者网上搜索，勉为其难。
——————————————————————————————————————————————————————————————
第一个问题，住房问题
之所以第一个说这个，无他，只是相信这是对80后、90后困扰最多的问题之一。
最普遍的说法是，如果是文革，可以福利分房，我们就不用成为房奴了。
& && &&&首先，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所谓的福利分房，貌似是大家不用再为房子操心，但事实是，福利分房，导致的结果是，在文革，你解决住房问题的途径，只有一个，就是福利分房。因为房地产市场已经不存在，无论新房旧房，你都只能依靠所谓的“国家”分房了，也就是说，福利分房制度，首先剥夺了你通过自身努力改善居住条件的可能，即便有钱（文革时大家有钱？）也绝无可能解决住房问题。换句话说，解决住房问题是文革以及文革后很长时间人民群众最为头疼的问题之一，而不像80后、90后的孩子们想象的那样福利，更不像“福利分房”这几个字这么光鲜，解决住房问题无路可循，无房结婚成为常态，三世同堂四世同屋成为常态。
& && &&&其次，所谓福利分房，并非国民都有分房的权利。你们要知道，在文革，人是分三六九等的，是有阶级成分划分的，福利分房只是一部分人的权利而不是全体国民的权力。这点请网友们注意，不要从今天的生活想象文革——就算你用今天的生活去想文革，你也要想你是农民工，你的子女在城市是无法上幼儿园小学中学的，只能跟你分开变成留守儿童——在文革，你的身份有可能是地富反坏右，你的身份有可能是狗崽子，你很有可能没有到厂长、车间主任那要房子的权利，因为，你或者连工厂都进不去，或者在工厂里你连跟厂长、车间主任提要求的权力都没有。因此，福利分房不是福利分房，而是等级分房。而按照等级划分人群，是典型的封建思想（别说这不是文革思想啊，文革思想本来就包含大量的封建思想）。
& && &&&再有，即便你的身份是工人，是贫农，你也不大可能顺利分到房子。原因之一是，国家大量资源被用来进行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发展和农村水利（效率问题有机会再议吧），在前三十年根本就没有以城市建设为目标的投入，根本就没有以民生为目标的建设，具体到住房问题，“统计数字表明，在具有改革标杆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近三十年间，中国累计用在住宅上的投资仅为374亿元，年人均住房投资不足10元。到1978年，中国城镇居民的平均住宅面积不仅没有增长，反而比刚刚建国时少了0.9平方米，全中国的城镇人口中，近一半是缺房户。在“重生产，轻消费”的新中国经济观念中，普通职工的住房需求，被认为是次要的和可以忽视的，本应用于住房建设的资金，被用来发展重工业。”（[我们房地产这些年 / 卜凡中 著 ] ）也就是说，最通常普遍的情况是，福利分房，实际上是无房可分。
& && &&&还有，即便你的身份是工人，是贫农，什么人才能分到房子。还是这话，等级制度。你如果是某个重点项目的工人，分到房的几率会大一些，但如果你不是，你是街道工厂的，你是小厂子的，恭喜你，你这辈子分房无望。就算你在重点项目中，分房制度也决定了按层级来分，而不是按人分。换句话说，这不是福利分房，而是“奖励分房”。“分配的条件是职工住房的困难状况、工作表现、贡献大小；方法是个人申请，群众讨论，领导批准。通过先后五年的分配，……劳动模范则由市里直接分配……更多地是从“保钢”的观念出发，要求生产、技术、管理、政工骨干，从市区迁入与厂邻近的新居……&(上海钢铁工业志第二十三篇生活福利 第二章职工住房 第二节　分房)从中可以看出，这不是福利分房，不是按照你有需求分房，而是某种“奖励住房”。奖励的是什么？等级制度和意识形态。按照当时意识形态的要求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来分。即便你是工人出身也是如此。这会强调工人阶级了，工人分到房的几率就大点，那会说国防重要了，军工企业能建房的几率就大点。
& && && &接着，你可以幻想，如果你在文革，你就是那个幸运儿，你首先是出身好，不是黑五类，其次是又幸运地出生在城市，然后又幸运地进入了国家重点项目的钢厂，然后还幸运的成为了这个厂的生产骨干——这跟彩票中500万的几率哪个大？况且，彩票人人可买，出身命里注定——你的确可以分到房子，但是，更多更常见的情况出现了，你需要让群众在讨论中同意给你房子而不是给另一个群众，要知道所有的群众都惦着房子呢，你要结婚没房，你的一个同事一间房还住着8口呢，大家都惦着分房呢，这个群众讨论，瞬间就变成群众间勾心斗角你死我活的棋局；就算你过了群众这一关，领导凭什么在100个、1000个申请的10套房子里给你一套呢？我并不否认很多握有住房分配权的领导秉公办事一碗水端平，但是，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公理在文革就不管用么？有多少人为了住房以各种方式取悦领导？在文革，确实可能不是送钱行贿，但其他方式不是行贿吗？你敢保证你就能在众多的住房申请者中间脱颖而出？福利分房，变成群众间的互相斗争，变成领导的权力寻租。
& && && &最后，告诉大家，所谓文革的福利分房根本就是个谎言，没有福利分房，只有等级分房，只有奖励分房，只有特权分房，只有腐败分房。
& && && &此外，再给大家介绍另一种“分房”，就是明抢豪夺。“抢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书面文件上称为“冲击”、“紧缩住房”，革命的对象理应冲击，住房太宽应予紧缩，无非表明“造反有理”。“文化大革命”后改称“挤占”，占，指明了其非法性，未免文雅了些。但不管用什么字眼，都是用强迫、威胁手续破坏私有权(私房)、租赁权(公房)，是一种强抢行为。”“总计前后三拨抢房风，市区被抢(冲击没收包括被迫“自愿”上缴)的各类私房共17650户，141.75万平方米；郊区8454户，45.46万平方米。合计26104户，187.21万平方米。市区公房被抢(压缩、挤占)79万平方米(均为使用面积)。”（上海房地产志: “文化大革命”中的抢房风），以非法手段侵占他人财产，剥夺他人居住权，各位网友，别以为如果在文革你就是抢别人房子的，在别人的财产无法得到有效保护的情况下，你的财产同样得不到有效保护，你同样可以被抢。
& && && &现在的房地产政策确实有很大问题。老头我在年左右，与“第一次上论坛”等网友就比较旗帜鲜明地对房地产市场今后的暴涨做出了被后来发生的情况所证实的预测和判断。但是，必须承认的是，改革开放后的房地产市场，解决了大多数中国人的住房问题，改善了中国人的住房条件。“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姜伟新今天表示，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由1998年的18.7平方米提高到2010年的31.6平方米。”（中国经济网北京10月25日讯）
& && && & 当然，无可否认，现在的房地产政策确实有很大问题，但我以为这不是房地产市场的问题，是房地产政策的问题，简单说，国家应该提供公租房（而不是经济适用房、限价房等等，这个问题同样在年左右和“第一次上论坛”等网友提出过，今年国务院相关政策开始向这个方向迈进），让所有国民都有住公租房的权利和可能，在此基础上，房地产市场要尊重市场规律。——本帖并非讨论现今房地产政策，有关讨论请另外开贴，本帖不回复相关问题。
关于天津改革开放前的福利分房，请看网友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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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id="rate_8" onmouseover="showTip(this)" tip="很给力!&威望 + 8
渤海币 + 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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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的每日心情郁闷 22:14签到天数: 2 天[LV.1]初来乍到参加活动:0 次组织活动:0 次
本帖最后由 突凸翁 于
14:01 编辑
第二个问题，关于公费医疗
最常见的问题是，文革时看病是公费医疗，现在不是，现在看病难，买药贵，得了大病基本上等于倾家荡产
& && & 关于公费医疗问题，恐怕是最需要跟80后、90后细细道来的问题，因为，相对于当今社会的医疗现状，公费医疗是最能蛊惑人心的一个命题。
& && & 为什么说公费医疗最能蛊惑人心？在当今社会的医疗现状，确实存在看病难，买药贵，得了大病基本上等于倾家荡产的问题。老头我对此同样报以严厉的批评态度。自90年代的医疗改革，我个人认为是不成功的。医疗，尤其是作为普遍的公共服务的医疗，是一个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一切推向市场有违政府基本伦理。
& && &&&但是，以此说，就证明了公费医疗——特别是文革的公费医疗就更好，逻辑不通论据不足。我先列一个比较典型的吹捧公费医疗——或者说是建国前30年的医疗体制的观点：
& && &在中国的６０年代末，毛泽东主席发出著名的“６.２６指示”，提出“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中去”，更使合作化医疗成为当时农村最红火的人民医疗单位。
& && & 在农村，实行了以卫生院为中心，包括正式医生为带头，赤脚医生为辅助，小病在农民的家庭炕头上就医治了。重的转往上级卫生医院。当时公社有卫生院，大队有卫生所，赤脚医生边劳动，边看病。全面立体的卫生网络在全国农村覆盖。
& && &70年代初，我们的合作化医疗达到鼎盛时期。覆盖当时几乎所有农村，使得中国当时医疗覆盖达到中国85%以上。&&而我们只用了相当世界1%的费用，在严重缺乏医生的时候，使得中国这个占有世界1/5的国家人口，人人有医疗保障，当时被世界联合国认为是奇迹！
& && & 当时医疗的覆盖，让所有的疫情病都是国家出钱，当时城市的医疗也都是国家办的。毛泽东的主张医院上人民的，是公益性事业。所以，当时中国所有的医院都冠以“人民医院”之说。并由毛泽东主席亲自签名。
& && & 当时中国的医院，都是国家办的全民公益事业单位，医生是替政府为老百姓服务的。毛泽东同志亲自为医生提写了“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中国虽然穷困，但是没有躺在街道没有人救助的。 人民尊敬医生为“人民的白医天使”。
& && & 中国的这些医疗单位，包括“合作化医疗”，在 １９７８年五届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把“合作医疗”列入；１９７９年，国家有关部委对合作医疗制度进行了规范； １９８０年，全国农村约有９０％的行政村（生产大队）实行合作医疗，成为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的三根支柱之一。
& && &&&我们真的该赞扬当时国家领导人的务实精神和魄力，果敢和务实的精神。中国农村卫生改革的突出成绩：
1 抑制了传染病、寄生虫病和地方病的流行；2死亡尤其是婴儿死亡率大幅度下降；3平均期望寿命迅速提高，在同类别国家和地区中位居前列；4 医疗费用比较低。5 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期，医疗保障“几乎覆盖了所有的城市人口和８５％的农村人口，这是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举世无双的成就”。
& && & 中国医疗在80年代中末期开始随着改革滑坡，随着我们的医疗体制改革，我们的农村合作化医疗几乎解体！！！ 使得改革的城市不满意，农村也不满意。医生也不满意，百姓不满意的效果！
& && & 我国2002年我国卫生总费用5084.2亿元，占GDP的5.3%，但是这笔开支的63％是由患者个人承担的，人均403元。然而在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对全球191个成员国的卫生总体绩效排序中，我国仅排在第144位，远比人均GDP不如我国的埃及（63）、印尼（92）、伊拉克（103）、印度（112）、巴基斯坦（122）、苏丹（134）等国还低。
& && & 2000年6月，世界卫生组织在对全球191个成员国国家卫生系统的业绩做出量化评估后，对这些国家的卫生绩效进行了排名，该组织得出的一个令人极为震惊的结论是，中国在“财务负担公平性”方面，位居尼泊尔、越南之后，排名188位，倒数第四，与巴西，缅甸和塞拉利昂等国一起排在最后，被列为卫生系统“财务负担”最不公平的国家！
& && && &&&1、如前所述，基本医疗服务，是政府必须承担的普遍公共服务，是政府的责任和义务。这甚至不仅是现代社会的共识，古今中外，包括封建王朝在内的政府都知道动用国家资源防止疫情，在疫情到来时政府出手免费提供医疗和药品。有兴趣的网友可以搜下古今中外的政府在医疗问题上的做法，大量事例在此不再赘述。
& && & 2、迟至60年代末，才提出为农村提供普遍医疗服务，也就是说，建国20年，没有提供普遍医疗服务。
& && & 3、农村合作化医疗，成为了70年代政府为农村提供的普遍医疗服务——这是成绩，但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这是政府本来该干的事，而不是某老人家给中国人民的恩赐，更何况这恩赐远远没有达到应该达到的程度。
& && & 4、所谓联合国认为是奇迹，我没有查到相关资料，姑且认为是真的——即便是真的，联合国认为是奇迹的，也不是我们提供了农村合作化医疗，这真的没什么可夸耀的，而是用了极少的钱实现了普遍医疗服务。
& && & 5、用了极少的钱实现了普遍医疗服务，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普遍医疗服务好？质量高？只能说明，我们的农村合作化医疗投入少、水平低下。
& && & 6、农村合作化医疗的实际情况又是如何？“赤脚医生”这个词汇大家应该听说过吧，什么是赤脚医生，实质上就是在当地，也就是村里，找一个相对有点文化（在没有实行普遍基础教育的年代，基本上认字就算有文化，小学毕业已经是知识分子高学历了）的人，进行医疗知识短训，就能给人看病的“医生”。诚然，有这个赤脚医生总比没有好，但是，这也足以证明我们的农村合作化医疗的水平到底如何，这同样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事情，而是在没有医疗资源的前提下的急就章，注定是临时性的补救措施，但我们却把这个当做成功经验和光辉业绩。
& && & 7、实际上虽说是提供了农村合作化医疗，但在极低的资金投入和极低的医疗水平下，农民得了病，仍然得不到有效的医疗服务。相关事例汗牛充栋，谁要是能告诉你在当年，农民得了病就能看，得了大病就能治，还不用花钱，你替我啐他。——这里我举一个例子，说明在文革我们卫生现实到底如何，大家可以推想在那个年代中国广大农村医疗卫生状况的真实图景：中医也有消极的东西，吃了饭不能吃冷的，吃了这不吃那，……我不相信那一套。极少数的东西是不能吃的，主要还是增强体质。如果这样就大众化了。我国卫生工作既不能学资本主义，也不能学修正主义，要走我们自己的道路，真正马克斯主义的。让卫生成为人人的常识，成为人民的习惯。肥皂最好不用，肥皂并不好。你们年青人不懂，主席就不用肥皂，我是从主席那里学来的。我就不常用，不是必需品，牙膏也是一样不一定用，农民也不用牙膏，不一定坏牙多，坏牙的城市的人多，很多是退化。打破卫生的许多迷信，你们好好讨论一下，把老爷部打破。（ 周恩来李先念接见卫生系统有关代表的讲话） 一个连肥皂和牙膏都不能提供的公共卫生体系提供的“公费医疗”今天的80后、90后谁敢享用？
& && & 8、人口寿命、婴儿死亡率等，是硬指标，纵向比，我们确实在飞速进步，但是必须看到，这几个硬指标在同时期的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在飞速进步。人类发展不是匀速的，1945年之后展开的当代史中，人口寿命、婴儿死亡率等指标的飞速进步，是全人类的共通特征。这绝不仅仅是普遍医疗服务的结果。有普遍医疗服务的原因，但绝不仅仅是这个原因。把人口寿命、婴儿死亡率全部当做普遍医疗服务的成果，逻辑不通。
& && & 9、农村的合作化医疗是如此，那城市呢？现在进入所谓公费医疗的分析。首先，所谓公费医疗，并非全民公费医疗，公费医疗同样有等级之分，也就是说，所谓的公费医疗并非像80后、90后所想象的那样，所有国民，哪怕是所有城市人口，都能够得到公费医疗，所谓的公费医疗，特指“干部”身份的医疗制度，也就是说，公费医疗并非政府提供的基础医疗服务，而是特权医疗，是特供的。
& && && && &10、除了所谓公费医疗外，还有劳保制度，这个劳保制度里面也有医疗保障，但这同样是是等级医疗制度，劳保是特指“工人”身份的医疗制度。等级制度是典型的封建制度，不再赘述，劳保待遇比公费待遇就差很多——所谓工人阶级在文革期间就当家做主，地位高涨的谎言在此问题上一戳即穿——为行文方便，下文提到公费医疗包括了劳保制度。有数据说具备公费医疗资格者仅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六七。
& && & 11、公费医疗既然是少数人的特权，也就必然导致了另外一个结果，就是一家人有一个人是公费医疗，于是全家人就都用这一个人的名字看病吃药。这是医疗特权制度下的必然结果。其衍生的后果是，全民弄虚作假，全民说瞎话。
& && & 12、公费医疗是不是就能够实现80后、90后假想的在文革的公费医疗制度下，人们就能看病不花钱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制度性安排——声明，我没有仔细研究公费医疗制度，党政机关的公费医疗大约是财政出的，但是，企业的公费医疗的钱不是政府花的，不是政府的财政支出，而是企业单位自己花的。也就是说，你能不能享受不花钱看病，完全看企业能不能给你报销。我相信，即便是党政机关的公费医疗，也存在报不了销的实际情况。到了80年代90年代，这种制度的积弊暴露无遗。大家可以问问父母，或者是对90年代还有些记忆的话，看完病报不了销，是常态。
& && & 13、政府没有提供普遍医疗服务，没有投入应该投入的资金等资源，导致的是医疗资源匮乏，看病难并非今天的专利，在文革期间，看病难以另外一种形态展现出来，没有好医院，没有好医生，没有高质量的诊断和高质量的治疗，没有满足需求的药品和治疗手段。70年代末，“以往医疗卫生体制的弊端可以说已经尽显。这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短缺，当时“看病难、住院雅、手术难”已经成为大问题。各个医院都是“病满为患”，在城市的大医院里，一般人不托关系“走后门”，要想看上病看好病基本不可能；二是医院的经营管理混乱，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医院办社会”，负担沉重，医护人员的服务态度也大成问题。”（《回放20年失败的中国医改路程》2005年第10期《中国改革》），这个方面的例子更是数不胜数，大家可以问家长。还是举个边缘例子来供大家推演那个年代公费医疗的真实图景：在那个年代，病假条都是稀缺产品，开病假条是需要走后门的。
& && & 最后，重申一下我的观点，提供普遍医疗服务是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公费医疗不是普遍医疗服务，更实现不了人们所设想政府应该达到的服务水平。与此对应的是，改革开放后的医疗改革将普遍医疗服务推向市场方向是错误的，这带来的大量的问题。政府的普遍医疗服务必须继续改革，但不是重新回到文革，重新回到特权医疗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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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问题，工作机会
& && &&&这个问题的提出，与上述住房、医疗问题一样，有着强大的现实背景。随着生育高峰的来临，就业压力成为常态。尤其是大学扩招以来，众多的大学生毕业后找工作难，找好工作更难的现实让大家对传说中的国家正式分配工作心存向往。
& && &&&但是，非常遗憾的告诉大家，所谓的国家正式分配工作一说，同样是镜花雪月，同样是当今的人们或有意或无意地描述出来的文革谎言（揭穿这个谎言相对更容易些，估计能省点力气）。
& && &&&1、在一个国家高度垄断经济的社会，在一个计划经济时代，根本不存在就业市场，一切指望国家，也就是说，你想自己找工作都找不了。
& && &&&2、所谓的分配工作并非人人都能分配工作，更不是人人有工作，而是恰恰相反。与上述住房、医疗的问题一样，事实上，国家分配工作，是特权分配工作，是等级分配工作。如果你出身不好，你在就学、就业、就医等方面就要低人一等。再次强调一遍，等级制度就是封建。此外，封建的还有世袭制，工作岗位的世袭制——现今人们对现在揭发出来的官二代也能当官报以极大愤怒，但殊不知，在改革开放前，连普通工人的工作都可能是世袭的，“顶替”、“接班”等词汇就是说这个事的。
& && &&&3、就算你进入了国家可以分配工作的等级，国家也没有那么多工作岗位给你。
& && &&&4、上山下乡运动，无论学界有着怎样的认识分歧，但对于这个运动一部分的实质是解决城市就业人口压力并无争论。一个国家负责分配工作的社会，一个国家不允许自己找工作的社会，国家在解决不了就业问题的时候，把几千万就业人口发配到农村成为农民，用成语形容，叫做令人发指。
& && &&&5、以上山下乡运动拖延解决的就业问题，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大爆发。
& && &&&6、解决就业问题的，是以民营经济为绝对主力的小微企业，在今天，已经占到90%的就业人口。事实证明，计划经济解决不了工作岗位的分配，市场经济能够解决。
& && &&&7、改革开放后羞羞答答开始承认中国也存在“失业”，让人们误以为只有改革开放后中国才出现失业，才有就业问题。
& && &&&8、与此密切相关的一个话题是女性就业问题。文革期间，女性就业确实实现了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与男性的平等。但是，这是在绝对平均主义映射下的就业平等，是罔顾女性生理特点和男女性别差异以及男女性别差异带来的社会分工不同的基础上带来的就业平等。这种平等并非真正的妇女解放，而是给妇女解放和妇女权益保护带来了巨大的负面作用。妇女的工资要比同级别男性低，妇女在经期、孕产期、哺乳期得不到相应的照顾等等问题大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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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突凸翁 于
02:03 编辑
第四个问题，关于贫富差距和公平问题
很多人都认为，文革，或者拓展到建国前30年贫富差距小，而改革开放后贫富差距大，前30年尤其是文革，社会公平，改革开放后社会不公平。我以为，这是极大的谎言。
诚然，缩小贫富差距是人们的美好愿望，是几千年来人们的美好愿望，为此人类探索了很多方式。中华大地上对此的探索是均贫富，导致的是一轮又一轮的农民起义，不重视创造财富，不患寡而患不均，是均贫富成为均贫，而非均富，人类盼望的可不是全体贫穷，而是全体富裕。
在人类各种探索中，到目前最为成功的是北欧国家，较为成功的是其他大部分西欧国家和美加澳新等国，我十分奇怪的是，为什么有些人就放着这样明显的事实于不顾，非要说西方发达国家贫富差距大，非要走一条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道路、已经由文革乃至前30年证实了的以计划经济为标志的道路——意义何在？我们到底是希望全民富裕，还是全民贫穷特权富裕？
改革开放后，贫富差距问题确实较大，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改革开放前没有贫富差距，更不意味着解决贫富差距需要回到文革。
感慨发完，转一篇文章，足以回答相关疑问。
请注意，这篇文章的观点抨击了等级制度，也正是我在前面几个问题中反复强调的，别以为所谓的福利分房、公费医疗、分配工作都是文革与现在比较下来的优势，可以为之向往之，这些都是封建制度，这些都是等级制度带来的特权制度，是与当代社会基本价值观背道而驰的，老百姓是不能从中受益的，老百姓在等级制度面前，只有任人宰割。
杨奎松：贫富差距始于何？——关于建国后干部收入问答
作者：杨奎松
来源：凤凰历史
来源日期：
　　很多人误以为今天的贫富差距拉大、收入分配不公、官员贪污腐败盛行等问题，都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在他们看来，只要注重分配平等和公众福利，很多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殊不知，这些问题说到底都是现行的有待改革和完善的制度造成的。而这些制度多半早在建国之初就已经确立了。不设法对制度本身进行改造和完善，是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的
　　“大院”中的等级制体会
　　问：今天，贫富差距扩大、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引起越来越多的议论。有些人因此怀疑今天的种种政策，甚至把这一问题的产生归咎于改革开放，认为改革开放从开始即犯了方向性错误。我们注意到，您在最近一期《历史研究》发表了一篇长文，详细考察了1949年前后，中共党政干部收入分配制度从比较平均的供给制，转向差距较大的职务等级工资制的历史经过。我们想了解，您做这一考察是想说明些什么呢?
　　杨奎松：说来话长，我早年在北京“大院”里生活过一段时间。在机关、军队的大院里生活，包括在尽是干部子弟的学校上学，你会强烈地感受到等级制所带来的种种影响。我们还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谁的爸爸是多少级，多少级的干部住多大的房子、配什么级别的轿车，多少级以上的干部可以购买普通干部买不到的“特供商品”等等。父辈级别的不同，甚至会影响学生之间的交流，级别相差太大，就会“话不投机半句多”。孩子常常会按家庭出身和级别的高低，在学校里分成不同的交际圈子。“文革”开始后，虽然没有人公开声讨这种等级制度，但是，“文革”初期我们耳闻目睹的许多反对“官僚主义”的所谓“革命行动”，其实矛头所指，就有对等级制的不满。
　　坦率地说，过了这么多年，读了那么多书，跑了那么多国家和地区，比较了许多社会，包括旧中国的历史情况，尤其是亲身经历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之后，大概没有几个人会认为当年的那种差距有多么不得了。然而我还是有些耿耿于怀，想弄个水落石出。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从来都高举社会主义和平均、平等大旗的共产党人，会建立起这样一套权利和分配都非常不平等的等级制度?为什么迄今还有不少人坚持认为贫富差距扩大、收入分配不公，只是改革开放以后才有、以前从不存在这种问题?
　　问：您所说的情况让我感到有些意外。我们从小所受到的教育是，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国家的分配制度是世界上最平等的。即便知道过去等级森严，也往往习以为常，从来不会去把它和等级制度联系起来。
　　杨奎松：这是因为你比我年轻许多。我们这一代，是最典型的“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这代人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头脑中的社会主义观念根深蒂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最根本的就是分配公平。记得“文革”期间我看得最多，也是研究得最深入的书，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谈论社会主义的著作文章，像《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等，不知道读了多少遍。受这些著作的影响，大学毕业后，我最初选择的研究方向，也是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想史，想了解中国人何以会那么容易地接受社会主义并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
　　我发现，其实对社会主义理想着迷的，不仅是共产党人，也不只是我们这些生长在新中国的人，可以说旧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对社会主义抱有好感和幻想。中国的政治家，从康有为，到孙中山，甚至蒋介石，其实都不那么赞同资本主义。蒋介石1943年出版《中国之命运》，把资本主义批得一塌糊涂。
　　为什么中国人多数都那么排斥资本主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那个时期资本主义严重贫富悬殊的形象，让生活在小农经济环境下、习惯了小康生活的多数中国人都感到难以接受。因此，大家都或多或少地期待主张经济平等、分配公平的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也就是为什么，虽然明知共产党在大刀阔斧地用暴力均贫富，众多深受西方民主思想熏陶且家境充裕的知识分子，最终还是抛弃了跟西方走得很近却因贪污腐败造成分配严重不公的国民党。
　　抗战中的供给制
　　问：记得邵燕祥讲过，陈伯达的一本《中国四大家族》，几乎就宣布了国民党在政治上的死刑。
　　杨奎松：不错，共产党里没有孔祥熙、宋子文那样的大富豪，更没有阎锡山、张学良那样的大地主。毛泽东在抗战期间曾相当自豪地宣布：我们的县长、区长、乡长，每月两元津贴，又民主，又能艰苦奋斗，又能帮助老百姓;而国民党的县长呢?每月拿180元的薪水，只会娶小老婆、打麻将、抽鸦片，甚至还贪污、刮地皮，压迫老百姓。两者对比，优劣立判。当然，毛泽东这里讲的中共干部每月两元的津贴，指的其实是除组织供给的伙食、被服以外另外发给的零花钱，并不是说他们每月只用两元养家糊口。但即使加上伙食、被服和其他日常工作用费，中共干部当时的收入，依然比国民党的县长少得多。抗战时期中共虽然也实行了一些带有等级制色彩的分配办法，如在伙食上划分大、中、小灶，在着装上规定干部服区别于士兵服，另外还开始按级别为资历较深的干部每月提供从一斤到八九斤猪肉钱不等的保健费等。但比较而言，在实行集体供给制的情况下，高级干部与普通干部收入分配的差距，一般情况下不超过10倍。在当时条件下，中共的这种收入分配办法还是比较符合其政治主张的。
　　从供给制向工资制的转变
　　问：有些学者可能不大同意您的看法，在他们看来，延安时期就已经开始形成了一种“上下尊卑的等级差序制度”。您怎样看待这样的观点?
　　杨奎松：等级制在中国是有深厚的文化传统渊源的。梁漱溟讲过：“中国人看见西方全没个尊卑上下之分，没有不奇怪的。”因为几千年来维持中国社会安宁的就是尊卑大小四个字，人们习惯了按照三纲五常来思考和行事，习惯了把人分成治人者和治于人者，相信如果谁也不卑、大家平等，那便谁也不能管谁，一定天下大乱。因此，共产党虽然最讲平等，官兵常年穿同样的衣服并在一个锅里吃饭，但是，相信必须有拿主意的与听话的，下级必须服从上级的心理，却是一样的。这也和中共组织上奉行集中制，以及常年处在战争环境下实行半军事化管理有关。但严格说来，这时上位者与下位者在权利义务方面的这种失衡，由于受长期宣传的平等观念的影响，还尚未全面制度化，因而也才会有王实味等人的强烈质疑。
　　问：能否这样认为，从农村转入城市，从革命党变成执政党，对中共在既有的传统文化的氛围中逐渐官本位化和等级化，具有极大的催化作用?从您的论文中可以了解到，1949年后很快就废除了平均主义的分配办法，改行差别很大的职务等级工资制度。
　　杨奎松：改行工资制有一些客观原因。比如供给制的办法每个单位都要搞一套生产后勤运输机构，人力、物力浪费太大;其次，城市生活不同于农村，只靠几块津贴应付不了各种开销。再者，进城干部靠供给制，留用人员和新参加工作者则实行工资制，两种制度并行也带来许多问题;最后，进城后各级干部大权在握，各单位又都有生产营利部门，与私商自然发生大量权钱交易，贪污腐化的情况难免到处滋生。这些都不能不迫使中共废止供给制，改行工资制。很难认为这种改变本身有什么错。有问题的是，这种改变从一开始就没有尽可能地按照平等、平均的革命原则缩小等级之间的分配差距，反而通过拉大分配与待遇、扩大等级差别的办法，全面强化了本应极力去削弱的官僚体制。
　　问：您能否简要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杨奎松：1950年4月，中共出台了一个《中央级行政人员工资标准(草案)》，规定党政人员最高一级的工资收入可以是最低一级的28.33倍。这个草案在广泛征求当时各级领导人意见后，除了将原定27个级别缩小为25个之外，没做什么修改便颁布实施了。受此影响，当时并行的供给制标准，也进行了大幅改变。比照等级工资标准，小灶的津贴平均一下子提高了约19倍;中灶的津贴平均提高了4倍;大灶的津贴只提高一倍。各级政府供给制工作人员，从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至勤杂人员，暂分为10等24级，工作人员执行哪个津贴标准，按其职务评定。如此大幅度地拉开收入差距之后，最高一级的收入分配较最低一级扩大到了21倍以上。
　　1952年7月，鉴于两种收入分配标准仍有差别，政务院进一步出台办法，将供给制标准和工资标准统一起来。调整后的两种分配标准均统一为29个行政等级，其最高最低的收入分配差距，即级差最大系数，也都统一为25.88∶1。
　　值得一提的是，新标准更加注重等级的细划与待遇的区别。如原标准中国家正、副主席与政务院总理、副总理同等待遇，新标准则改为国家主席、副主席为最高等，政务院总理、副总理等为次一等，等等。
　　到1955年8月，新政府最终取消了供给制，统一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新标准进一步提高了高级干部的工资待遇，将工资等级进一步增加到30个级别，最高一级560元，最低一级仅18元。这样，最高工资加上北京地区物价津贴16%后达到649.6元，最低工资仅为20.88元，两者工资差距扩大到了31.11倍之多。此次工资改革，13级以上干部，除行政1级外，平均增幅达14.35%，而14级以下干部平均增幅仅2.26%。如果从绝对数来看，低级工作人员最少的月收入增加只有0.23元，而高级干部增加最多的达到95.67元，相差几近416倍。
　　由于这次工资改革出现了一些问题，次年，即1956年国务院又颁布了新的工资标准。这次工资调整注意提高了一般工作人员的工资收入标准，如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最低一级工资从18元提高至20元，1-13级干部最小增幅为0，最大增幅为12.9%，平均增幅6.9%;而14-30级干部最小增幅为7.1%，最大增幅为13%，平均增幅达10.36%。这样就使得标准工资最高最低之差略有缩小，减少为28倍。但连同这次调整在每一行政级别中细划出的11个档次算下来，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之差仍然达到了36.4倍。
　　问：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杨奎松：为了便于读者了解这种倍数的问题所在，这里介绍一下国民政府时期的薪俸标准情况。以1946年国民政府颁布的标准，除总统和五院院长等选任官外，文官共分为37个级别，最高一级的收入是最低一级收入的14.5倍。
　　我们还可以比较一下那个年代西方国家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收入情况。在资本主义各国中，除极少数国家外，英、法、德等国的公务员，包括行政长官在内，最高最低工资差，均在8-10倍左右，美国、日本差距较大，也只有20倍。而且，它们差距之大，多半只是总统或首相个人的工资较高，有时会高出下一级行政主管一倍以上。可知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官员高低之间的收入差距，多半远小于新中国官员的收入差距。
　　比工资收入的等级制更严重的
　　问：看您的文章，这里面的问题还不止于工资收入的等级差。
　　杨奎松：这正是最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我们的等级差更多地还不是表现在工资标准上。
　　记得“文革”前夕，听到“九评”苏修的文章，一直深为中国没有像苏联那样形成特权阶层而自豪。这种印象在“文革”中逐渐破灭，并渐渐了解到欧洲一些国家政府官员很少特权的情况。但是，当1986年得知瑞典首相帕尔梅在街上行走时被刺身亡的消息时，还是感到相当吃惊。从当时的报道和随后相关的考察报告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我们过去印象中的“资本主义”政府：“政府的大门前不设警卫。首都斯德哥尔摩的市政厅，楼下的湖滨花园设有长椅，是市民们的游憩之地。他们的议会开会时要发广告，百姓可以自由旁听。除了国王、首相配备警卫人员，大臣们皆没有。他们上班是官员，下班就是平民、普通老百姓，有的上下班骑自行车来往。……瑞典的官员们即使公务出行，也没有前呼后拥警车开道那一套，他们没有任何特殊之处。”
　　2003年，瑞典再度发生惨剧：女外交部长在商场买东西被杀，但瑞典政府仍旧公开声明，决不因为惧怕暴力就放弃他们长期以来为之自豪的开放的民主政治，将继续保持政治家的平民化和亲民作风与传统。实际上，欧洲许多国家的政府官员不仅收入不高，差距不大，而且所有担任公职时国家提供的服务，都只能限于公务范围，一旦参加非公务活动或离任，便不得使用这类服务。
　　相比而言，我们在实行职务等级制度之初，不仅全面拉大官民距离，而且严格官阶差序标准，通过把其他各种职位行政化，比照官阶规定相应待遇，建立了一套官本位体制。不同级别的干部在工资以外的待遇和享受标准，极为细致复杂。几级以上可以配厨师，几级以上可以配勤务，几级以上可以配警卫，几级以上可以配秘书，可以享受何种级别的医疗和疗养，包括对不同级别的干部可以住多大面积和何种级别的房子、可享受何种档次和牌子的专车等都有具体规定。　　问：您有没有大致计算过，如果加上种种特殊待遇方面的花费，当时社会收入分配最高和最低之间的差距可能会达到怎样一种数字?
　　杨奎松：我想，这种计算可能没有太大的意义。我们只要知道今天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并不纯然是改革开放政策造成的，知道收入分配不公有制度上的根源，就足够了。
　　我们今天需要特别反思的是，为什么早年以改变不合理的社会财富分配制度、创造一个人人均等的社会为理想的共产党人，建国之后却没有建立起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呢?一个基本的原因是因为当年一切学苏联。苏联是共产党国家中最早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并对高级干部实行特殊化待遇的。因此，中共当时也一切照搬。但问题是，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的时候，就很明确地反对当时在欧洲国家中还十分盛行的等级制和官僚制，认为共产党人必须坚持“所有官员的薪金没有任何差别”的政治要求，以求最大程度地限制因等级制所造成的种种流弊。马克思后来在《法兰西内战》中又特别提出：一旦无产阶级能够建立自己的政权，所有公职人员应当一律实行低薪制度，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从前国家的高官显宦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公务津贴，都应随着这些人物本身的消失而消失。
　　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共产党国家都没有照此实行。相反，战后欧洲众多资本主义国家，因为社会党、工党起作用的结果，它们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努力去限制等级制和官僚制的种种流弊。比较这两者之间的历史条件，我们能够注意到的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绝大多数没有在这方面做出努力的共产党国家，都是落后国家，这些国家革命前基本上处于专制体制的统治之下。由此可见，很多新制度的选择与变异，并不完全取决于政治家或政党的理想和目标，既有的制度与社会文化传统往往会潜移默化地左右着一切。
　　毛泽东的不满
　　问：可是，您的文章中专门有一节，论述毛泽东对改行工资制造成等级制和官僚制的严重不满，他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一些措施，缩小了原有的工资差别。如果当初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意志行事，是否还会造成等级制和收入分配悬殊的问题呢?
　　杨奎松：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也一直很纳闷———毛泽东也好，朱德也好，1950年第一次工资改革前，都很明确地主张继续实行供给制，不希望扩大收入分配差距，但为什么他们都没有出来反对照搬苏联经验的工资改革呢?
　　由于目前我还没有找到足以解答这个问题的材料，有些读者对我的这一部分说明提出了质疑。在他们看来，毛泽东未必真的不赞成等级制。这种看法在某种程度上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我的看法是，很难认为毛泽东批评等级制和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言论不是出于真心的。问题的关键恐怕是，毛泽东虽然一方面想打破等级制，破除官本位;另一方面却又始终固守并不断强化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他不清楚，越是集权，就越不可能破除官本位、废除等级制。因此，毛泽东对这种情况始终是想动不能动，感到无可奈何。
　　举个例子。毛泽东多次讲过，他不赞成拿稿费，认为没有道理。可是，他从来没有真正拒绝过拿稿费。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惯例，就像照搬苏联的制度一样。到“文革”前，因为毛泽东总讲这种话，稿费制度被取消了，然而因为毛泽东的特殊地位，没有任何出版社或报社敢于停付毛泽东的稿费。结果，到1967年，他的稿费收入已达数百万元之巨。对自己账上的天文数字和各地抢着为自己修建别墅之类的事情，他有时会说说，但并不特别在意，听之任之。很明显，虽然毛泽东一生主张反特权，却从来没有意识到，党的高度集权制使他成为党和国家里惟一享有最高特权的人。他的这种权力地位，正是建立在一种金字塔式的等级制之上的。因此，他的理想社会形态虽然是平等、平均，但真的要打破规矩，他也下不了决心。因为基于政治及权力斗争的考量，他根本就离不开这种特权地位。总之一句话，毛泽东并不了解，任何一种分配的公平都只能建立在权利平等的基础之上。权利不平等，所谓分配公平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权利平等，才能分配公平
　　问：可否这样理解，按照您的观点，今天的贫富差距扩大和收入分配不公，其实是建国以来制度建设不完善所造成的问题在新形势下的延续和发酵?换言之，问题的关键在于存在着太多受到制度保护的不受监督的特权。今天的贫富差距拉大和收入分配不公，都跟这种权利的不平等有密切关系。
　　杨奎松：许多人怀念毛时代，认为那个时候大家虽然穷，但吃穿不愁，生老病死都有国家包，从小学到大学都不用交学费，也不用担心失业问题，因为干与不干一个样，都有铁饭碗。就城市居民来说，这是事实。但是有些人相信，毛时代人人平等，真正实现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不存在贫富差距较大和收入分配不公问题，这就不尽符合事实了。
　　据2005年国家统计局对城镇居民家庭的抽样调查，最低收入和最高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为9.18倍。城乡间最低收入和最高收入差距为27倍。拿这两个数字来比较前面我所举的毛时代光是党政干部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就已经可以看出这种说法的不准确了。而且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毛时代近亿城市居民的种种劳保福利和铁饭碗等等，是建立在城市对大量乡村资源无偿占有的基础上、以5亿多农民的普遍贫困换来的。当年许多地区农民的贫困状况可以说是触目惊心，“文革”结束后许多老干部去原陕甘宁边区和辽宁朝阳、河北承德的一些农村考察，回来后逢人就讲，那些地方农民的生活甚至还不如解放前。
　　问：最近日本NHK电视台推出24集《激流中国》的纪录片，第一集就通过对比少数城市富人奢华的生活和众多农民工的贫穷艰辛，反映当前中国贫富悬殊的问题。按照您的说法，这样的视角显然缺乏历史感。毕竟，当年被户口制度捆在土地上的农民今天可以到城里来打工了，很多农民也因此改善了生活状况。
　　杨奎松：没有人能够否认今天的贫富差距拉大了，收入分配也确实存在着严重不公。但是，第一，这种拉大是在包括农民在内的国民总体生活水平上升的基础上的拉大，不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已经从1985年的1.25亿下降到2006年的2148万，即便加上刚过温饱线的低收入人口3550万，也可以看出农民生活状况正在改善。这里的问题恐怕不在于农民是否还很贫穷——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正确的政策导向才能逐渐改变——而在于中国相当多数的富豪或富翁致富的手段太过权力化，而他们过多占据的社会资源又未能被有效地用于回报社会。
　　据2006年相关统计数字，20%的低收入阶层只占到总收入或消费额的4.66%，还不到1/20;20%较高收入阶层则占到了49.99%，几乎达到了1/2。严格说来，目前党政公务人员的收入差距已经没有过去那么大了(最新的工资改革之后，职务工资和级别工资加起来，最低一级办事员与最高一级国家主席相差不过12.4倍，已在合理的范围内)。但像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电监会等部门官员的收入，则普遍高于其他部门公务人员收入的两到三倍。其监管的对象，如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及电力公司等，管理人员的收入水平又比这些监管部门的同级人员高出3-10倍，年收入均达数十万元。
　　另外像那些国家垄断企业，如石油石化、冶金、通信、煤炭、交通运输和电力系统，职工收入都非常高。仅中国移动，万员工就花掉了136.7亿元的人工成本，人均12.36万元。国网公司处级干部年薪30万-40万元，司局级50万-60万元。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这些部门的官员，除了工资津贴的收入外，还享受着各种额外的补助，如奖金、房贴以及巨额保险等等。在这些部门中收入分配是严格按照等级发放的，比如2006年国有上市公司高管的个人年薪达到34.49万元，据报载，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年薪130万，中国银行董事会秘书年薪561.88万，一般电力公司老总年薪均在百万以上，他们还照样享受公车等各项按级别提供的服务和补贴。相比较而言，全国职工年平均工资仅2.1万元，电力部门下辖的农村水力电工年薪仅6000元且没有养老保险，由此不难看出中国目前的收入分配差距已经扩大到何等惊人的程度!垄断部门及垄断企业的官员们利用手中的特权，谋取了多少社会财富!影响所及，凡有权力者家人亲友如何能不搞“近水楼台”，大捞其好处，贪腐问题怎么会不愈演愈烈?
　　问：还是阿克顿勋爵的那句话说得对：“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
　　杨奎松：很多人误以为今天贫富差距拉大也好，收入分配不公也好，各级官员贪污腐败盛行也好，都是改革开放惹的祸。在他们看来，好像只要注重分配平等和公众福利，很多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殊不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种种问题，说到底都是现行的有待改革和完善的制度造成的。而这些制度多半早在建国之初就已经确立下来了。不设法对制度本身进行改造和完善，仅仅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在分配或福利问题上着手，是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的。
　　毛泽东时代之所以没有在这方面发生严重问题，仅仅是因为那个时候多半搞的是计划经济，几乎没有商品经济生存的空间，很难形成权钱交易的环境。只要环境适合，就一定会出现问题。建国初为什么要搞“三反”运动?“文革”期间为什么盛行“走后门”?还不是存在着权钱交易或权利交易的问题?还是那句话，社会要想健康和谐，必须先解决权利平等问题。没有权利的平等，就会存在种种弊端，也就不存在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分配公平，更不要说什么分配平均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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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公平？
《文革的中国照样等级森严——我看文革？之一》，作者：姜莱
现在文革在网上炒得很热，可在老姜看来，网上发表的不少关于文革的文章，无论是批判文革的，还是赞美文革的，犯有大而不当毛病的不少。这些文章着眼的主要是文革中出现的大事件，各种大的政治活动，一波一波的政治动荡，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花招，却对文革中国的社会结构鲜有涉及，更缺乏社会学层面的实证分析。政治事件、式样和花招是什么？是一场政治运动在水面上荡出的浪花和水泡，至于这些水花泡沫是否真正冲击了一个社会的深层结构，很少有人说到点子上。
我之所以扯出社会结构来，是因为文革自诩是一场革命，而革命是什么？就是改变社会的结构。至于改变的范围有多大，程度有多深，那是另一回事儿。文革虽然榜上了文化两个字，可按照毛的意思，无非是说：第一，这场革命首先从文化领域开始；第二，革命的手段是文的，而不是武力，或者如马克思所言，是批判的武器，不是武器的批判，除此之外，在毛的心中，文革就与文化扯不上边了，它就是一场社会革命。顺便说说，毛发动这场革命的目的，至少从他公开的言论看，是一场自我革命，他要改变的是自己建立起来的，已“严重脱离群众”、已丧失“社会公平”、“站到了劳动人民的对立面”、由“官老爷”把持的“变修”了的官僚结构。
毛做到了这一点吗？没有做到，他的力也没有朝这个方向使，似乎走的是另一个方向。结果，一场文革下来，官僚体制并没有打破，社会等级仍然存在，而且被强化了。
现在有些左派人士，他们在那里天天说文革的好话，其中有一条理由，就是文革创造了社会平等的奇迹，劳动人民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了，农民尤其是工人阶级当家作了主。可我要说的是，这不是事实，这是黑色幽默。文革制造了一大堆的农民尤其是工人当家作主的政治泡沫，这事儿没错，可在实质上，在文革期间，中国“劳动人民”的社会地位并没有提高，他们仍是中国社会中身份最低贱的阶层，在很多方面，他们作为社会最底层的一群，其低贱的社会身份认同并没有被削弱，更没有被剔除，反而进一步被强化和固化了。
我先说说农民。农民总是“劳动人民”吧？可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一纸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却把这些“劳动人民”打入了另册。从此伊始，在神奇的中国，农民这个概念就不仅仅指的是一种职业了，它还表示一种社会身份，并且是中国除刑事犯罪人员之外的最低贱的一种身份。说当时的中国农民身份低贱，我不是在作一种价值判断，而是在陈述一种残酷的事实。又因为它是一种事实，所以，在最最革命的文革时代，农民被当成下等人看待，也就成了当时的一种社会共识，大家心知肚明，只是不说出来而已。即使是那些成天把农民当成伟大的“劳动人民”挂在嘴上的当权者，骨子里也没把农民当回事儿，更不可能把他们看成与自己平等的社会成员。那时的人犯了罪或“政治错误”，又不打算判他们的刑，往往就会遣送到农村去。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这些农民的当家人、“劳动人民”的领导者心中，农民生存的农村，不就是一座巨大的准劳改农场吗？
农民是一种身份，不准进城谋生，不准在城里找工作，不准在城市长期居住，他们要想到城市走走看看，唯一的合法理由就是走亲访友。农民中也有极少数的人进城找了工作，实现了鲤鱼跳龙门的梦想，主要是两条路，或者参军，退伍时侥幸碰上了企业招工，或者自己的母亲在乡下，可父亲却是城镇职工，父亲退休后顶了职。除此之外，农民要想改变自己的身份，难于登火星。
农民不能在城市生活，只能以走亲访友的名义在城市短暂停留，这不是文革期间的创新，文革以前就这样了。这种身份歧视是野蛮的，更与执政者标榜的理念南辕北撤。但文革前的中国农民，虽然也无法摆脱自己低贱的身份，他们偶尔想以探亲的名义去城里走走时，却好呆不算太难。他们动了这个念头，只需选择农闲季节，跟生产队请个假，就能成行了。可文革期间的农民，他们想办成这种事儿，除了请假之外，还得上生产大队去开证明，他们只有怀揣这种证明，才能坐上车，住上旅店，才能在自己亲戚家安心住下。我不否认文革期间，中国农民也过了一段逍遥日子，这期间的农民，可能不仅能随便进城探亲，还能参与城里的造反，浩浩荡荡的进城喊口号刷标语。但这段时间非常短，也就从1966年下半年开始，到1967年上半年止。过了这段时间，农民就仍是农民，进城得开证明。我有次去舅舅家玩，就看过他收藏的一张1968年去看望我母亲的证明。这种张由他所在的生产大队开具的证明上，写有舅舅的姓名、性别、年龄、所属生产队、出身、政治面貌，出行目的地，出行原因，出行时间等。一群中国农民，只有怀揣一纸这样的证明，才能离开自己的家门，才能外出看望自己的亲人，你还说他们在这个国家当了家做了主，胡扯罢。我还要说的是，文革修宪时，干脆把迁徒自由这一条也给取消了。
文革期间，农民没多少自由，他们的民生总有所改善吧？也没有任何改善。文革十年，给农民整体性减过税吗？没这回事儿；取消过农业税吗？更是天方夜谭；给农民发过什么补贴吗？做你的美梦去吧。相反，在经历过50年代末的饥荒，66年前短暂的一两年的休养生息之后，一进入文革时期，当权者又加紧了对农民的搜刮，对包括粮食在内的农业实物税的征收，在“备战备荒”的借口下，几乎逼近了农民养家糊口的极限。整个文革期间，中国农民不但贫穷，而且总体而言处在半饥半饱的状态。
农民不行，工人老大哥总可以吧？文革十年，不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十年吗？这也是大忽悠。不错，文革中的中国工人，是有点“地位社会”，但那是相对于农民和城市无业人员而言的；况且工人对农民的这点“优越性”，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因为农民的生存状况不断恶化凸显出来的。50年代初期，中国的农民还有自由，温饱不成问题，许多农民就不愿进城当工人。后来农民的日子如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工人老大哥就成了香饽饽。但除了农民和城市无业人员外，在城镇阶层中，当时的中国工人的社会地位是最低的。中国工人的低贱社会身份，并没有因为文革中震天价响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口号声，得到丝毫改善。
文革期间，中国实行的也是计划经济，“一大二公”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这种体制下，挤进了体制内的人，包括工人，生活有基本保障，看病有公费医疗，不用担心失业，这些都是事实。但这种保障只能说是极低水平的，仅仅在生存线之上而已。根据这样一种低水平的保障，就推导出工人的社会地位有多高，实在有点夸张，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的民生之窘迫——只要最低生存有了某种保障，就成了一种引以为傲的职业，还与社会地位的高低扯到了一起。至于说工人成了领导阶级，就更是扯淡，那时的中国工人，领导了什么？谁能说出哪怕一件事来？文革期间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只不过是一张画饼，永远在画上。
还要说的是，即使是工人老大哥的这点保障，也不是文革赐予的，这种计划经济下的低保障，文革前就存在了，存在十几年了，文革也没有给它增添任何东西。另一方面，工人作为一种社会身份，在体制内的地位是最低的。这种身份等级制虽然文革前就已存在，文革作为一场自诩的革命运动，却没有对它进行过任何形式的革命。
如同农民这个词，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工人这个概念也有双重含义：它既是一种职业，也指称一种身份。作为一种身份的代称，在计划体制内，工人是与国家干部对应的一个概念，并且它的社会等级低于国家干部。在计划体制内，中国人也是分等级的，这种等级不是由收入区分的，也与人的工作职务或职业不完全对应，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纯社会身份的区别，是社会等级制度的产物。在体制内的这种社会等级制中，工人处在最下端。
什么是国家干部？它指的是某些职业，又不完全是这么回事儿，甚至主要不是指职业，而是某种社会地位或等级的指称。改革开放前的国家干部，包括了现在所说的国家公务员，又在企业内广泛存在。国家干部的来源主要有两类：一是“早期参加革命”的人，他们在1949年前，或者“土改”、“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时“参加了革命”，构成了非技术类国家干部的主体；二是技术型知识分子，主要是大学毕业生。文革前，只要有一纸中专毕业文凭，基本上就会成为国家干部；文革后期，中专生贬了值，变成了可工可干的一群，许多人就做了工人。但大学（包括大专）生毕业就成为国家干部，这一条一直没有发生变化。
除“老革命”之外，国家干部的主要来源是大学毕业生。与此相对应的是，工人成了几乎世代相袭的一种身份。对于个人来说，如果他（她）是一位工人，又再没有机会读大学，这辈子更是很难荣升为国家干部，一辈子基本上就是工人身份了。
与这种身份或等级制相配套，在那时的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着两个部门：劳动工资处（科）管理工人，负责工人的档案管理，工资的发放，工人工作职务的安排、调动和辞退等，人事处（科）则专管企业里的国家干部，被称为干部之家。
与农民有所不同，如果说在当时的语境中，农民这个词还具有实在的双重含义，既指人的职业，又涵盖了人的身份，那么工人的概念，则在很大程度上指的是人的身份，而职业含义则是次要的。由于这样，在当时的企业中便出现了一种怪相：一些大学毕业生，进了车间，下了矿洞，干起了工人的活儿，身份却是国家干部；而工人中那些当上了车间主任，技师，科长，甚至厂长矿长（通常是副职）的人，身份却仍然是工人。他们中的极少数人，碰上了好运气，或许能转成国家干部，但大部分人一辈子的身份就是工人。他们是工人，却当上了领导，职业是企业的管理者，就有了一个特殊的、不伦不类的称谓，叫做以工代干。
以工代干的意思，就是以工人的身份或名分，代理干部的活儿，身份是工人，职业或职务是干部。文革时期，这种不论不类的以工代干人员，更是构成了企业中低层管理人员的主体，原因是文革的很长一短时间里，大学停止了招生，大中专毕业生断了档，企业管理人员也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现象，于是许多工人顶了上来，担任了车间主任、工段长、各科室的科员科长，甚至技术部门的负责人（这跟“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扯不上边）。以工代干满天飞，当时的统治者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突击搞过几次工人正式转干的活动，一部分以工代干的工人变成了国家干部。但终究大多数以工代干过的工人没碰上这种好福分，最后还是以工人的名义退了休。
这种事儿很重要吗？非常重要。尤其在文革那种重社会身份、政治地位、政治名声或虚荣的环境中，一个有“事业心”、抱负和追求的工人，能否奋斗成为国家干部，简直可以决定此人一生的成败感。在一大二公的体制下，国有与“集体”企业的工人和管理者都是体制内的人。但体制内中又有体制内，只有国家干部才是体制的中间力量，才是毛所说的“稳坐钓鱼船”所依托的那个核心阶层。就如一个特权家族，在这个家族内服务的所有人，包括被雇佣者、家奴等都属于该家族，但只有那些与该家族有血缘和姻缘关系的人，才是这个家族真正的主子。国有和“集体”企业的工人，如果他们这辈子不能转型成为国家干部，充其量就只是体制内的被雇佣者和家奴，哪怕他们曾经代理过这个体制的某些管理类事务。
我父亲就是这种人。我父亲这个人，工作非常勤奋，能吃苦耐劳，他也因此几乎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劳模也当过好多次，并在后来当上了企业的中层管理者，成为以工代干一族，直到他在劳动工资科而不是人事科以工人的身份退休。父亲以工代干，旗下却管着好几名国家干部。搞笑的是，这些人当中，有摘帽的右派，“帽子拿在群众手中”的准右派、右倾分子、坏分子等，这些人曾经属于地富反坏右之列，但因为没有判刑，也没有开除公职，又都有大中专毕业文凭，所以都是国家干部。父亲以工人的身份当领导，还是能管住这些国家干部的。这些人都有“政治污点”，平时都很低调，点头哈腰的，父亲也能因此产生一点点优越感。不过这种事儿终究不靠谱，关键时候就会露出马脚来。比如，那时经常有些“中央文件”传下来，这些文件都有传达的范围，哪些人有资格听到这些文件，哪些人没有，才真实反映出一个人当时的社会等级、身份和政治地位。其中有些文件，规定只传达到国家干部，这时就出现了尴尬的情景：当领导的父亲只是以工代干的工人，不能去听文件，那些准右派、右倾分子等，因为是国家干部，都跑去开会了。当然，山高皇帝远，有时企业的头儿也会做出变通，假装不知道国家干部是怎么回事儿，把父亲这类以工代干者也叫去听文件。但走进会场的父亲，看到那些国家干部们，早已正儿八经地聚集在一起，再听到“本文件传达至国家干部”之类的宣读词，心中终究不是滋味。
父亲也因为种种此类现象而终于顿悟了，晚年他回忆这段经历时，就多次对我们说：毛主席真聪明，他老人家把工人捧得高高的，又是带红花，又是发奖状，又是要我们到处做报告，但他还是把我们当成了外人，用过之后就不管了。结果，工人还是工人，干部还是干部，连右派这种人，只要没坐牢，也比我们强多了。父亲还说，这也能理解，现在修个桥要画图纸，造个机器要搞设计，会画图会设计的人，终究比我们强，毛主席为什么要重用我们，不重用他们？不怪毛主席，只怪自己没读书。大概因为这些事儿的刺激，父亲对我们的读书看得很重，一心希望姜家也能出几个知识分子。我现在读了一些书，成了知识分子，不能说与这些事儿无关。
应该说，这也是当时的工人们的普遍心态。中国的工人并不愚蠢，他们自己的身份值几斤几两，自己心里都有数；中国工人也很精明，他们虽然也懂得跟着时髦的政治口水走，把“工人阶级领导”也经常挂在嘴边，但脑子里想的却是另一码事儿。他们中的精英，希望能以工代干，最终还是希望去掉代字儿，凭一纸红头文件脱掉工人的外衣，转型为国家干部。文革后期，大学开始恢复招生，工农兵大学生成为香饽饽，为能被推荐上大学，走后门拉关系一时热火朝天。已经是工人阶级了，已经以工代干了，为什么还要争着读大学？热爱读书是假，借此脱掉领导阶级的外衣才是真。
再重复一下，无论是通过户籍制度把农民打入另册，或是把工人变成一种低等级的身份，都不是文革的创举，这些东西在文革之前，50年代中期之后就存在了。还要说的是，这些包含了明显的身份歧视、社会等级区分的制度，虽不是文革的创造，却是毛泽东的作品。国外没这些东西，中国几千年的王朝专制时代也没有这些东西。王朝时代，中国有些朝廷限制过农民抛弃土地，并进而限制农民离开故土，比如明王朝的一段时期。但古代朝廷这样做，主要还是为了防止土地荒废，朝廷税赋减少，身份歧视的因素不多，实际的限制也并不严厉。而50年代以来的这种身份区隔和限制，则创造了一种空前绝后、唯我独有的等级制度。尤其是在企业中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分成工人和国家干部，这种划分又与人的实际职业或职务脱钩，就成了一种赤裸裸的身份歧视。按照这种身份等级划分的逻辑，现在有些农民工（这种称呼本身也那个时代遗传下来的身份歧视的称谓）做了CEO、董事长、甚至私企的老板，是不是也该称他们为农民工CEO，农民工董事长，农民工资本家？
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与文革扯在一起？不为别的，就因为文革一直在吹牛皮，说这是一场革命；就因为现在还有些左派在胡侃文革，认定文革取消了特权，创造了社会平等的神话。其实文革根本没做到这一点，因为它根本没有去做这些事儿，它的的兴趣根本不在这里。城里人还是乡下人，工人还是国家干部，与宏大叙事的革命相比，当然只是小事儿一桩。不过，这些虽是小事儿，却直观地反映着一个国家的某种社会结构，凸显出这个国家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文革不是标榜要革特权的命吗？毛不是希望通过文革创造一个平等的社会吗？那么请从这些小事儿做起吧。尤其是在企业中搞出工人和国家干部两种身份来，这些身份又与人的实际职业和职务脱了节，已彻底沦为身份等级制度，就更该革它的命。这一制度既然已经沦为纯粹的身份等级制，改起来也不难，凭毛当时的冲天威望，他想取消之这一制度，动动它，更是举手之劳。但这一切都没有发生，文革之风没吹到这件事上来。这种身份等级制不仅没有在文革的风暴中崩塌，反而以以工代干的形式发扬光大起来。有了这些事实，说文革是一场以追求社会平等为目标的革命，很难叫人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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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的每日心情郁闷 22:14签到天数: 2 天[LV.1]初来乍到参加活动:0 次组织活动: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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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的每日心情开心 17:58签到天数: 1 天[LV.1]初来乍到参加活动:0 次组织活动:0 次
支持零容忍，支持突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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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渤海之星！文革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之一。现在的大多数70，80,90后根本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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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的每日心情郁闷 15:14签到天数: 2 天[LV.1]初来乍到参加活动:0 次组织活动: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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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的每日心情奋斗 00:11签到天数: 319 天[LV.8]以坛为家I参加活动:0 次组织活动:0 次
凸老辛苦，
政治科普；
是非当前，
忍限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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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的每日心情开心 13:42签到天数: 1 天[LV.1]初来乍到参加活动:0 次组织活动:0 次
文革是从砸烂公检法开始的，改革是从恢复公检法开始的。根本区别就是人治与法制的区别，是依法办事还是依个人意志办事的区别。事实证明文革时期中华民族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没有物质文化生活，老少三代蜗居在9平米的房间里，国际上也就有限的几个亚非拉穷国朋友。这还是靠从牙缝里挤出来援助的结果，看看当今朝鲜何等相似，来访的代表团成员向我们所要的礼品竟然是大饼，还舍不得吃要带回去给家人。现在的中国呢？就连欧美列强说话办事都要同中国商量，都要顾及中国的态度。中化民族再也不需要文革，再也经不起折腾了。虽然还存在很多不平等现象，很多丑恶现象，这都是发展中的烦恼，前进中的插曲，会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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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的每日心情无聊 09:34签到天数: 1 天[LV.1]初来乍到参加活动:0 次组织活动:0 次
好文，有理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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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贴！我觉得LZ的这几个帖子完全有必要向全国其他论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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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宽松的政策才能培育出富强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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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的每日心情开心 14:30签到天数: 2 天[LV.1]初来乍到参加活动:0 次组织活动:0 次
STOCKEMS 发表于
文革是从砸烂公检法开始的，改革是从恢复公检法开始的。根本区别就是人治与法制的区别，是依法办事还是依个 ...
“吴法宪”& & 概括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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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的每日心情慵懒 13:36签到天数: 2 天[LV.1]初来乍到参加活动:0 次组织活动:0 次
qysnolan 发表于
真不用这么废话，朝鲜现在开放旅游了，去朝鲜转一圈就知道我们的文革怎么回事了
我听说朝鲜只让去稍微光鲜一点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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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的每日心情郁闷 22:14签到天数: 2 天[LV.1]初来乍到参加活动:0 次组织活动:0 次
马车夫 发表于
这文章写的好，只是文章的布局有点问题，开始以为是作者的观点，后来才知道是在反问。我是高中66届，对文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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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的每日心情开心 13:01签到天数: 1 天[LV.1]初来乍到参加活动:0 次组织活动:0 次
qianshuizhe 发表于
80、90后父母能够在那个缺医少药、频繁出现传染病的年代里，幸运的活下来，已经实属不易啦，没有他们、更 ...
医疗问题与房屋问题一样,不要将改革的失误与不足用来与文革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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