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沣的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宪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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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预备立宪失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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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备立宪失败的原因 类别:立宪背景 作者:侯宜杰 日期:&&预备立宪与立宪运动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前者由清政府领导,后者由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立宪派领导,前者依赖各级政权自上而下地贯彻推行,后者系人民自下而上地要求请愿;前者确立的是君主大权政治,民主非常有限的政治,后者追求的是议会政治,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对前者有支持拥护的时候,而更多的是监督,批判和抨击,前者主张立宪期限从缓,后者主张从速。二者虽同向君主立宪行进,有密切联系,然而执行的是两条迥然不同的路线,决不可混为一谈,以致把立宪派看成清政府的帮凶。 &&&&在预备立宪时期,清政府规划了总体方案和分年执行方案,公之于众,按照方案逐一施行,做了一些实际工作,初步改革了政治制度,并非完全欺骗世人。改革表明。整个国家政治制度有了不少改进。对预备立宪应予基本肯定。可是清政府还未走完既定的过渡途程,实现预定的目标,就遭到了覆亡的厄运,预备立宪也随之彻底失败。&&&&既然预备立宪值得基本肯定.为什么会失败呢?值得肯定的未必一定都是成功的。考察清政府实施的过程和措施,失败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缺乏主动性和紧迫感,刚愎自用,拒绝接受意见,措施保守而迂缓,以致与立宪派的矛盾日益尖锐,终于导致立宪派绝情而去,走向政府的对立面。使政府丧失了预备立宪的社会和阶级基础。&&&&清政府搞预备立宪是在立宪派的强烈要求和世界大势驱迫之下不得已而宣布的,不是思想认识自我提高的结果,缺乏主动性和自觉性,所以在实施的过程中,无论指思想,方针政策,还是具体措施,都不能满足立宪派的愿望,同立宪派自始至终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矛盾。只是在开始的一段时间,由于政府的意图尚不十分清楚,立宪派的力量有待于集结,分歧和矛盾还不那么尖锐罢了。随着预备立宪步骤和措施的展开。立宪派力量的增强和认识的提高,两者的矛盾愈益不可调和,斗争愈益激化,立宪派也就由政府的支持者变为敌对势力和掘墓人。&&&&立宪派与政府最大最根本的分歧有二,一是立宪层次的高下,二是预备立宪速度的快慢。&&&&清政府宣布仿行宪政伊始,便确立了归法日本的指导思想。日本的立宪属于君主大权政治模式,国家权力集中于君主之手,。人民的民主权利很少,是君主立宪制度中层次最为低下的一种。日本选择这种政体形式自有其特殊的国情和历史条件。当时日本刚刚讨平了幕府封建割据势力,国家面临的任务不仅仅是走向富强之路,而且也需要保持统一。因此树立天皇的权威,实行中央集权,发展资本主义,有其进步意义,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的利益。&&&&与日本不同,中国早就消灭了封建割据实行中央集权统治,人民对封建专制已经痛恨到极点。只有选取一种明显优越于封建专制的制度,才会得到人民的认可。日本式立宪尽管也优越于封建专制,但毕竟太接近了。清政府没有考虑到两国国情的差异,东施效颦,把日本模式移植过来,强加到中国人民头上,那就使立宪派难于接受了。&&&&,&&&&消政府照搬日本模式,也未考虑到中日两国预备立宪时代的不同。日本的预备立宪起自19世纪70年代,其时日本人民了解西方政治学说的很少,加上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有利于资产阶级、寄生地主和一般劳动人民解放的经济政策,在政治上也时有让步,特别是以对外侵略转移了自由民权派的斗争视线,日本人民便容忍了政府的开明专制。如果清王朝的预备立宪与日本同步,哪怕迟至1898年,按照康有为设计的蓝图,沿着明治维新的足迹前进,也决不致由于进步势力的反对而使政府出现大的危机。因为当时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力量均很微弱,西方的政治学说传播有限,广大的知识分子思想尚未解放。至20世纪初年,各国人民的民主意识皆大大增强,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在逐步完善。更重要的是中国国内情况发生了巨变。首先,通过留学和兴办近代教育涌现出大批新型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一般都如饥似渴地学习了西方的政治学说,既了解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了解君主立宪的各种模式和高下程度。其次,民族资本主义有了较快发展,资产阶级力量在迅速壮大。他们备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有强烈的参政要求和实行民主政治的愿望。再次,经过八国联军侵华的巨创深痛,目睹政府的腐败和因循守旧,有识之士无不认识到再不彻底铲除封建专制,中国就万劫不复了。这样,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言人在选择君主立宪政体时,除了极少数外;绝大部分都崇尚英国的议会政治即虚君共和模式,故坚决反对政府师法日本。何况政府的预备立宪措施不是直接仿效日本立宪后的制度和精神,不少是立宪之前的过渡形态,层次更为低下!&&&&于是围绕着立宪层次的高下,立宪派与政府展开了长期的斗争。政府权要刚愎自用,冥顽不灵,拒绝接受意见,牢守君主大权政治主义,不作丝毫让步,立宪派也不退却,矛盾逐渐激化。立宪派由不满而失望,由失望而怨恨,由怨恨而分道扬镳,走向政府的对立面。&&&&立宪派与政府第二个最大最根本的分歧是预备立宪速度的快慢。这也是由师法日本引起的。政府最初没有确定预备立宪年限,立宪派感到遥遥无期,于1908年进京请愿。政府亦觉没有期限实在交代不过去,又照搬日本的办法,宣布自1908年起,预备立宪以九年为期。这种生搬硬套的拿来主义,显然忘记了中日两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的区别。&&&&日本自1854年在美国武力威胁下被迫开关之后,先后同十余个资本主义国家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承认外国享有领事裁判权、租界权,协定关税和贸易最惠国待遇等特权。而这些均发生在幕府统治末期,预备立宪期间非但没有出现更为严重的危机,相反还对外进行侵略扩张,人民没有危亡在即的威胁感。&&&&中国则大异。预备立宪之前,已同列强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丧失了如同日本丧失的主权,还割弃了大片领土,损失了巨额赔款,国计民生濒临崩溃,列强划分势力范围,危险不可名状。预备立宪以后,民族危机有增无减。日本在东三省设置关东都督府和南满铁路公司,肆无忌惮地进行侵略,1910年又将朝鲜吞并,直接威胁着中国的安全,沙俄不断向清政府提出无理要求,陈兵东北,西北边境,造成那一带边疆的危机。英国经常干涉西藏地方内部事务,悍然武装入侵云南,强占片马。日法协约、日俄协约,英俄协约的签订国,皆隐然视中国为保护国。其它列强亦无不鹰瞵狼视,亟思染指。立宪派深感亡国巨患迫在眉睫。为了救亡图存,富国强兵,他们于1910年发动了数次全国性的请愿运动,迫切要求加速预备立宪进程,一年之内召开国会,建立责任内阁。政府麻木不仁,认为立宪派危言耸听,居心叵测,被迫将预备立宪期限缩短三年之后。宣称再也不准提前,坚持渐进主义,按部就班,循序前进。就常情而论,从1908年起,至1913年召开国会、颁布宪法止,以六年时间完成立宪的预备工作,速度的确不能说太慢,甚至应当说非常之快。然而立宪派认为,如不早开国会,颁布宪法,限制君主和政府权力,将立法权和监督权抓在自己手里,国家很快就会被误国殃民的当权者所断送。民族危机的严重使得他们急不可待,再次发动国会请愿,而政府竟无情加以镇压。.立宪派大为愤怒,开始认识到以和平手段谋取立宪已经无望,相继转向革命。至1911年反对皇族内阁遭到严厉申斥,政府与四国银行团签订湖广铁路借款合同,违背立宪政治,拒不改正,立宪派越发感到政府无药可救,思想认识发生飞跃,由昔日的抵御外患为首一变而认为铲除内患最急,坚决主张打倒腐败专制的政府。&&&&立宪派与政府的斗争也激化了政府与地方之间、满汉官员之间,政府与人民之间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终至清政府完全失去预备立宪的社会和阶级基础,陷于孤立的境地。待辛亥革命爆发,举国响应,政府再想改弦易辙,承认错误,按照立宪派的要求走完预备立宪的途程,为时已晚了。&&&&第二,缺乏将改革事业进行到底的坚强领导核心。?&&&&预备立宪实质上是一场变封建专制制度为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不流血的社会革命,虽由立宪派促成,而实施则在政府。要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完成这一艰巨的政治改革任务,国家政权首先要转移到资产阶级或其政治代表手中,组成一个有谋略、有才干、有决心将改革事业推进到底的坚强领导核心。清政府就不具备这一基本条件。&&&&君权至高无上。慈禧太后在世时专断擅权,顾虑爱新觉罗王朝不保,坚决不允许损害君权。光绪皇帝如同傀儡,不起作用。后继的摄政王载沣虽然思想比较开明,有爱国热情,但对宪政知识一知半解,其特殊的身份地位又使之对旧时代的君权无限留恋,优柔寡断的性格使之易为枢府大臣所左右,也不能大有所为,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伟大事业。&&&&号称政府,具体领导预备立宪的军机大臣呢?没有一个可以当之而无愧。1906年中央体制改革至1911年5月期间,思想比较开明一些的瞿鸿机、林绍年、毓朗均在位不久即被排斥而去,戴鸿慈任职很短便与世长辞,只有奕勖、世续、鹿传霖、张之洞、袁世凯、那桐、徐世昌任职较长。皇族内阁成立,成员几乎是各部的原套人马,奕勖、那桐、徐世昌则由军机大臣而入阁为总协理大臣,完全控制了阁权。’在这些盘踞枢垣较久的人物中,世续、鹿传霖为众所周知的顽固派。张之洞是著名的洋务派。奕助政治上相当保守,与袁世凯沆瀣一气。袁世凯也是个洋务派,不过善搞政治投机,假倡导立宪之名,行窃取中央大权之实。那桐、徐世昌均以奕勖、袁世凯之马首是瞻。这些人在预备立宪之前都是封建官僚,预备立宪之后没有考察过资本主义国家,也未认真学习研究过西方的政治学说,在潮流所驱下思想意思随有变化,但并未从根本上转到资产阶级立场上来。也就是说,在领导核心中没有一个人可以称得上资产阶级的政治家。革命党人宋教仁1906年在报上看到改革官制和奕勖将为总理大臣之说的消息后,慨叹说:“噫,人才不适于时势,亦徒焉已耳!”(《宋教仁日记》第230页)的确,由封建思想充溢头脑的官僚领导资本主义性质的政治改革,以旧人而行新政,是绝对不适应的。他们不能代表资产阶级发言,想资产阶级之所想,急资产阶级之所急,不敢开放政权,推行宪政往往粉饰其外,措置诸多不当,有时公然违背立宪原则,压制国民的言论自由,侵夺民意机关的权力,他们缺乏宪政知识,分辨不清专政与民主、宪政非宪政,没有能力确定正确的方针政策,辅佐君主推进立宪,纵有改革之心,也是枉然,他们是时代的落伍者,本能的有一种被淘汰的恐惧心理,所以尽可能地保留君权,反对扩张民权.企图依赖君主的庇荫保住自己的权位,不愿擢用有才干卓识的立宪派人士参与决策和领导,以免被取代,他们是由立宪派拖入到政治改革中来的,预备立宪后又经常受到立宪派的严密监督和猛烈抨击,因此对立宪派这支进行和平改革的社会中坚力量非但不能团结依靠,反而怀疑、猜忌,仇视,极尽摧抑压制之能事,他们是封建官僚,惯于独裁专断,从不认真听取国民的呼声,民之所好恶之,民之所恶好之,事事大反民意,断难得到国民拥护,他们头脑中没有国家和人民,只知在皇帝面!前进退唯诺。献媚取宠,加上长期造成的权限不分,责任不明,诸事皆不负责任,贻误国家,制定的方针政策矛盾百出。自然,他们也无法使各级官员的政治文化素质提高,适应改革的需要,担负起贯彻执行和倡导督促预备立宪的任务。似此领导核心。无论如何也不会把预备立宪这一崭新而繁重的政治改革搞好。正如一位立宪派人士所预见的:“不于其司政当权之人一洗涤刮磨之,则永无改革之望”①。&&&&第三,政府腐败透顶。&&&&晚清官员的来源一如从前,主要来自科举,保荐、捐纳几个途径,各色人物都有,新的成份补充很少。&&&&戊戌变法以前,官场贿赂之风尚未大盛,狷介廉洁之士亦不乏人。至奕勖当国,情况突变。奕助以贪婪枉法著称于世,无钱不要,无贿不收。上行下效,整个官场贿赂成风,腐败透顶;朝野皆不讳言。谁都承认:“今日之政府诚腐败,且腐败至不可收拾”。“欺君病国,逐贿争权,专以献媚外人、剥削民权为唯一之天职。”②“在上者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坦然无可忌惮,在下者辇金载宝,钻营奔竞,恬然绝无羞耻。” 3 “权势之家趋者如蚁,一旦得志,凭社假威,狗苟蝇营“。“其人但可以致富贵,虽异种殊方,巨奸大猾,俯首摇尾,不以为辱。’④“上以贿求之下,下以贿献之上”.“衣冠之俦,官署之中。宴会之场,莫不曰运动、运动。”⑤官场变成了“运动场”,“交易所”,不顾廉耻“尤豆古之所无”⑥。官以价论。政以贿成,&&“腰金者徒步卿相,奸险者势焰薰天’⑦。权与利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权势愈大,受贿愈多,子孙亲友受益愈广,因此,揽权植势、结纳私党、互为奥援也是清末普遍的风气。&&“结党援以左右政权.藉名位以扩张势力,自私自利,而不知有国家,争宠争荣,而惟便其私计”⑧,“争权竟势.未改其常度,其相疑相嫉相倾轧之风反因此益炽”⑨,便是这种腐败现象的真实写照。有才而无奥援者永远沉沦下位,无才而有奥援者飞黄腾达。骤跻显位。连煌煌谕旨都坦白承认:&&“降及今日,人心愈幻,作弊愈工,宠赂官邪,比比皆是。或假新政为名,肆行侵蚀;或以官缺为市,巧试奸欺;或夤缘引荐,借博高官。’⑩这些人“群以做官为发财之阶级,若第二之天性然” 11 ,整日忙于受① 英华:《说官》,&&《也是集》第30页.②&&《今日政府之真相》,&&《大公报》日.3&& 茶圃:《论筹备立宪当先整肃纪纲》, 《国尺报》第1年第17期.4&& 《渭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126页.⑤&&《论贿赂为宪政上之最大障害》,《大公报》日.⑥&&林绍年:《财竭民穷请饬官方以兴实业折》,《林文直公奏稿》卷7.⑦&&《宣统元年大事记》,《国风报》第1年第1期.⑧&&《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948――949页。&& ⑨&&《请开国会之理由书》,&&《中国新报》第9胡.⑩&&《赣旨》,《国风报》第1年第18期.贿行贿,搜括民财,钻营夤缘,拍马逢迎,揽权植势,看戏、打牌、上馆子,逛妓院,“置国事于不论不议之列’ 12 ,借预备立宪“为干进之阶,网利之途,择肥而食,饱则飚去” 13 ,哪里会把主要精力用于研究宪政.把预备立宪筹备好呢!&&&&正因这样的官员都是自私自利之徒,在专制和官僚政治时代得到了好处,所以对待预备立宪的态度也以对其是否有利为标准。.实行立宪,国民参政,监督行政,官员的进退不再完全属于朝廷,而取决于国民公论,其种种非法丑行势必无法遮饰,因而他们十分害怕民权发达以后不能为所欲为,丧失权位利禄,视立宪如洪水猛兽,嫉之如蛇蝎,恶之若仇敌。内心深处并不赞成,千方百计进行阻挠破坏,“务摧绝其萌芽而勿使滋长,务设为种种耸动之言以恫吓人主” 14 。,“守秕政若瑰宝,视舆论为寇仇” 15 。“举凡事之变更成法而便于己者。则指为宪政”;“而一遇乎事之稍有近于宪政之真精神者,则相与骇怪之而破坏之” 16 。&&“恐实行改革则与一己之禄位权利或不免大有妨碍,于是蒙混目前者有之,暗中阻挠者有之,倒行逆施者亦有之” 17 。故意“迂缓其途,冀及身不当其危” 18 ,或“幸其偾败’ 19 者同样有之。&&&&消极怠工,敷衍塞责是腐败的又一重要表现。清末的封建统治机器业已运转不灵,“虽明诏迭颁,亟欲实施宪政,而行政官吏腐朽放任,机关窒塞,执行无人,遂使良法未能实行,下情壅于上达,朝廷之大信渐坠,国民之失望愈深。” 20 当权者视朝旨若具文,从不认真贯彻执行。地方官吏限于考成,对筹备宪政做了一些工作.但都学会了一套因循玩忽、粉饰成绩、虚应故事的本领,敷衍的也不在少数。预备立宪也被败坏在这种虚假应付的冥冥之中。在贿赂公行和升宫发财之世.上司层层向属下索贿,处于州县的基层官吏只能向老百姓大肆搜刮。预备立宪以后,筹办地方自治,调查户口,兴办教育等等,又给他们增添了搜刮的新名目和机会。例如直隶,预备立宪以后即借就地筹款之名,横征暴敛,地方劣绅亦借口经费鱼肉乡里。烟酒和盐斤加价、旧捐增额之外,又新设了许多苛捐杂税,米豆,菜果、鱼虾、猪羊、木石、柴草、房屋、车马,“无物不捐,且捐上加捐” 21 。别省也是如此,&&“搜刮新法,愈出愈奇,征赌不已,变而征娼 22 。结果不但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对预备立宪的恶感和反抗,增加了实施的难度和阻力,而且激成了全国各地连绵不绝的民变和暴动,造成整个社会动荡不安,成为引发辛亥革命的重要因素。对于吏治腐败黑暗,朝廷是清楚的,也曾三令五申进行整顿,利用三年大计和一年考核之机分别予以甄别奖惩。仅两年,经载沣批准革职的大小不称职官员即达千人以上 23 。然而积重难返,病入膏盲.各级官员上下左右之间互相勾连,盘根错节,彼此庇护,根本整顿不下去,万一某人事发,亦可行贿免参:再者处置太轻,罚不当罪,一般仅至革职而止,既不绳之以严刑峻法,&&11 《论我国今日最大之弊害》,&&《盛京时报》日.12 《北京政俗之一斑》,&&《神州日报》日.13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06――507页.14 《论立宪之不利于官》,&&《申报》日?&&&&.15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949页.16&& 梁启超:《敬告国入主误解宪政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0册.17 《今日政府之真相》,&&《大公报》日.18&& 胡思敬:《密陈立宪隐患折》,&&《退庐疏稿》卷3。19 《论民变足以阻挠宪政》,《大公报>>1910年9,月7日.20 《请开国会之理由书》,&&《中国新报》第9期.21 《光绪朝东华录》总5804页。22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132页.23&& 据《宣统玫纪》统计.亦不追缴赃物赃款,不法之徒即便丢官,私囊已饱.仍可携带巨款回籍安享清福,也不畏惧。因此,整顿虽成为“官场之口头禅”,却没有多少效果,“整顿后之腐败,较之曩日盖无以异,或反有加焉” 24 。&&“私亲遍植于要津,人才半成于贿赂,故日言整纪纲而小人愈肆,日言治官常而悻门益开.日言养民而祗增苛扰之烦,日言察吏而转启贪横之习,日言治军而克之弊转甚绿营,日言理财而挥霍之风公侵国帑。” 25 &&&&广大人民把官场比之为“如虎之猛”,“如狐之媚”,“如蛇之狡”,“如虿之毒”,“如无知之偶”,&&“如钻泥之鳅”,&&“如黑暗之洞”,&&“如无底之渊”,&&“如谷木之蠹虫’ 26 。他们愤怒地指出:&&“呜呼,官诚今日中国之蠹哉’!“凡事之涉及于官者,几无不为人所鄙夷,殆所谓天下之恶皆归者” 27 。他们说:“作官的对待小民直如同牛马,比奴隶还不若”,&&“小民还说作官的好吗?那一切的感情还好的了吗?你瞧现在无论什么报纸上,只要一讽刺作官的,是看报的人就没有不拍手喝彩的。不怕有三五个人交谈,但是一提到官场一层,你就去听吧,没有说好话的,这种现象大概得属我们中国为尊了。现在小民视官长如仇敌,……中国作官的确是国民的公敌。” 28 人民把官吏视为蠹虫和公敌,深恶痛绝无以复加,与政府尖锐对立,绝对不会信任政府真心预备立宪。他们也绝不会继续忍受下去。不久,人民就以革命手段将腐朽透顶的清政府推翻,也把预备立宪一同埋葬了。&&&&[作者侯宜杰,《近代史研究》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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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就以革命手段将腐朽透顶的清政府推翻.."此后人民自己被革了40多年的命,流了40多年的血,这样愚蠢的人民遭到了天谴,以后的苦难应该是活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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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1:00 &&
wowo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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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2:00 &&
什么话,没有一点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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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00 &&
文章提交者:wowo1818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人民就以革命手段将腐朽透顶的清政府推翻.."此后人民自己被革了40多年的命,流了40多年的血,这样愚蠢的人民遭到了天谴,以后的苦难应该是活该的!!=======================================推倒旧房子没有错,有错的是没有事先考虑好如何盖新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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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00 &&
可惜,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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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得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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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在影射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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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朝廷立宪真相
  晚清预备立宪实际上就是晚清政府政治上预备实行宪政的活动。宪政(Constitutional Politics)指的是以宪法为中心的民主政治。它源于古希腊文的“民主”(Democracy)一词,意为“人民的权力”。宪政最基本的要求是政府应受制于宪法以及公民权利的广泛保护。&
  清政府在辛亥革命前夕宣布为预备实行君主立宪所采取的一系列措置,亦称“预备立宪”。义和团运动后,各地群众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民主革命思潮在全国广泛传播,反清武装起义接连不断;资产阶级改良派为抵制革命,展开了要求实行君主立宪的立宪运动,并取得了清廷中央和地方一些汉族官僚的支持。这些情况,使清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姿态,应付立宪运动,并趁此加强皇权,以便镇压正在兴起的民主革命,挽救清朝统治的灭亡。&
  清朝最后10年堪称我国历史上最为复杂的时段之一,在屈辱与机遇并存的19世纪,操纵中国权力的慈禧太后每糟蹋一次改革的机会,国家和人民就多遭一层磨难。&
  1905年清廷宣布废科举,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1908年宣布以九年为期,准备“立宪”,还颁布“钦定宪法大纲”,选举各省咨议局,成立资政院,还真有些实际动作。结果是不改不行,改也未必很理想,进退两难。&
  清廷遭遇信任危机&
  一场成功的改革需要一流的政治家主持其间,慈禧在国人心目中却只是一个擅玩小聪明,擅操宫廷政变的权力狂。&
  戊戌年间由亲政的光绪帝主持的变法运动曾使举国上下一致欢呼,庚子之后由恢复“听政”的慈禧主持的“新政”却使国人普遍持观望和怀疑态度,二者因时而异,因人而异。1911年武昌起义前夕,时任美洲四国出使大臣的张荫棠在一封奏折中提到:“戊戌变法,新机一开,耸动邻邦之观听,外人与吾国商民遇者,握手称庆,望中邦之将为强国。遭拳乱而机一窒,贻误军国之罪魁终于就戮。两宫回銮复行新政,国是既定。”张荫棠不好明说,“新政”的主持者慈禧太后就是在镇压中外所望的戊戌变法,并且遭惹庚子之祸后才回头开始所谓“新政”的,她才是“贻误军国”的真正罪魁。&
  由一个镇压变法运动的人来主持新一轮的变法,其变法动机与效果自然就易遭国人怀疑,臣民以变戏法的舞台表演和政治招术视之,或感到滑稽和别扭,或为之厌倦,胸怀疑虑,均属情理之中。而20世纪初年的中国局势已经不是一个翻云覆雨的拙劣皇朝所能随便左右的了,慈禧所主持的关于“新政”的政治动员十分有限。&
  如果说刚愎自用的慈禧太后可以误国,那么,柔弱无能的摄政王与隆裕太后就可以败家,断送爱新觉罗皇朝。摄政王载沣与隆裕太后虽然名声不臭,但能力较差。&
  载沣与隆裕太后不仅平庸无能,而且互相勾心斗角,进一步削弱督率群臣实施预备立宪的领导能力与政治威信。&
  “宪法大纲”称:“若预备未齐,遽开议院,则预算决算尚无实据,议院凭何监察?户口财产尚无确数,议员从何选举?一切法度尚未完全,与闻政事者何所考核?人民程度尚有未及,何以副选举被选举之资格?地方自治尚无规模,何以享受权利,担任义务?是徒慕开议院之虚名,而并无稗益政事之实济,非实事求是之道也。”&
  平心而论,此话并非无稽之谈,它具备相应的国情依据。像中国这样历经二千余年君主专制统治,小农经济与小农思想还占有相当重要的比重,文盲、半文盲还占绝对多数的国家,实行君主立宪制的九年预备期应该说并不算长。即使按照国会请愿者的要求立即召开国会,也只会丑态百出。不过,一份纲目详细的九年预备清单如果由一个强有力的最高决策中心去实施,将不难被举国臣民认为是深思熟虑之规划,可望按部就班地一一实施之;既然让一个比慈禧当政时还要无能的政府去实施,就不难使人怀疑统治者推行政治改革的诚意。加之内忧与外患并逼,指望以君主立宪制为救亡手段的请愿者们已经等不及了,他们的历史紧迫感同孙中山为首的反清志士的历史紧迫感并无根本区别,而且二者正在竞赛争雄,都想杜绝和消泯对方的政治理想。&
  载沣一班人像慈禧一样缺乏政治感召力,却没有慈禧所具备的那种政治威慑力,面对举国响应的国会请愿运动时又不是耐心因势利导,而是最终以武力强行镇压,尤其是愚不可及地抛出“皇族内阁”,羞辱那些积诚罄哀的请愿者及其成千上万的支持者。&
  武昌起义的枪声就成了全民推翻清皇朝的总动员令。&
  “新政”带来恶性循环&
  据宣统二年编制的预算统计,清政府于1899年的财政赤字即达1300余万两,1910年却增至8000万两左右。“新政”的计划不可谓不庞大,改革的速度也不可谓不快,但各省除了摊付巨额赔款、债款、上缴宫廷挥霍等款外,练新军也好,办实业也好,兴学堂、派留学也好,还有各地办警政、地方自治、各类调查与选举,样样需经费,而且非有巨额投入不可。对于连支付赔款与借款都不堪重负的清皇朝来说,经费问题就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以新军编练为例,如果根据36镇的编练计划估算,每年需花费5400万两以上,而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才9000万两左右,编练计划就只能大打折扣。结果除袁世凯的北洋6镇和福建、吉林两省基本上完成编练任务外,其余各省或有名无实,或减少计划。浙江号称已建成一镇,实际上官兵还不满5000人,不及定额的一半。袁世凯所编练的北洋6镇之所以比较顺利,除了同袁氏的积极努力分不开之外,还因为北洋军有拱卫京师之名义,可以依赖户部向各省摊饷。故有人抱怨:“征天下之饷,练兵一省,如人单护腹心,而听四肢之屠割,未有不立死者也。”&
  由于经费不够,有的学堂也是空有其名。有位外国人曾说道:“尝见中国北部某城,其广袤仅与吾英典地域相峙,乃五六年间,所谓学堂骤达二十七所,初、高等两等小学外,如农业,如法律,如陆军,如巡警,如女子,固无不应有尽有。乃办理之法,无一适宜,曾无几时,相继闭歇,其硕果仅存者,亦只余五六所而已。”河南开封的经济与文化、教育在全国都不能算是落后的,而1906年年底的《盛京时报》刊文称,该地每所小学堂的就读人数只有4—5人。&
  清皇朝既要被迫推行新政,又无力解决经费困难,除了敷衍某些“新政”措施走过场外,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敲榨人民,不断加重旧税,增设新税。其名目之多,手段之苟,人民怨声之大,都是举世罕见的。以厘金为例,原本作为权宜之计的厘金岁入总额到清朝末年已接近田赋总数,成为清末的大宗岁入之一,所谓“值百抽厘”早已成了一句空话,所征货类实际上少则数百种,多则千余种。&
  统治者不思惩治腐败,带头勒紧裤带,渡过难关,而是一味巧立名目,还继续从中捞一把,下层人民忍无可忍,只好奋起抗争。诚如监察御史胡思敬所说:“无政事则财用不足,不节流而急急开源,适便于小人行私,上下皆受其害。”清政府因积贫积弱而被迫推行“新政”,因推行“新政”而增加摊派与苛榨,因苛榨而激起下层人民的接连反抗,或毁厘卡、击警局,甚至冲捣学堂,既带来社会的动荡,使外部社会环境不利于“新政”,又增加了“新政”的异己力量。&
  深度腐败毁掉“新政”&
  “上梁不正下梁歪”可谓不刊之论。威凌光绪帝之上的慈禧就是一个妇孺皆知的腐败者。慈禧的70寿庆来临时,她阳示停止庆祝活动,拒收寿礼,暗中则照收不误。京师内外“相率以进,两宫深为嘉纳。始而督抚中不过袁、岑、端三帅,旋即有周玉帅、陆春帅、如吕大臣,莫不争先恐后”。受礼期间,内监照例向进献者索费,“为上所闻,严饬禁止,并传谕各贡均由内务府大臣呈进”,一片乌烟瘴气。吏部尚书世续挖空心思,“于正贡之外加贡……据说,写了一万两零星银票,约数百张,用黄封封呈。奏云:此乃奴才代爷预备零赏之需”,因而“颇得慈欢”。清廷一边高喊整饬吏治,一边贿赂公行,依然故我。如果说有何新的变化,那就是以麻将赌博之风盛行于此时,遍及全国。庆亲王奕劻的贪鄙循私是朝野咸知的公开之秘密,他虽屡经参劾,却因慈禧庇护,就是不倒翁。工于心计的袁世凯拼命弄钱,一半用于宫中打点,一半留以自家享乐,并不亏待自己。熟稔官场内幕的胡思敬深知袁世凯一伙奢侈无度,说:“大抵国愈穷则愈奢,愈奢则官常愈败。传闻袁世凯侍姬甚众,每幸一姬,辄赏赐金珠多品。吃余烟卷抛弃在地,仆人拾之,转鬻洋行改造,获利不下数千。端方移任时,所蓄玩好书画碑帖数十车,运之不尽。前云南矿务大臣唐炯、今外务部侍郎唐绍仪,肴馔之丰,每膳必杀双鸡双鹜,具鲜肉多筋,金华腿一具,取其汁以供烹调,骨肉尽弃去,亦暴殄甚矣。”&
  统治者的无度挥霍,无一不是以权势得之,“赃物累累”,份份榨诸百姓。梁启超1910年上载涛书中就说:“夫使其弊徒在新政之不能举办,犹可言也,而最危险者,乃在假新政之名,而日日朘人民之脂膏以自肥。数年以来,各省所兴种种杂捐,名目猥繁,为古今中外所未闻,人民之直接间接受其荼毒者,至于不可纪极。”更令人费解的是,即使某些所谓“忠孝节烈之名”,亦“以权势得之”,其腐败之厉,可想而知。&
  培养新军自掘坟墓&
  先拿新军来说,新军属于颇具早期现代化素质的新式国家机器,它能否始终同一个腐朽皇朝保持一致,这还是一个未知数。&
  况且,满汉矛盾也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各省新军从筹饷募兵,到训练成军,还由地方督抚直接负责,比起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来,更有地方独立性,中央政府所能直接控制的财权与军权已十分有限,在皇朝政治危机到来的关键时候,各省新军能否始终如一地听从中央调遣,在较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各省督抚对中央的态度,尤其取决于清皇朝对各省督抚的政治威慑力与控制力。&
  另外,新军要求士兵既年轻,又有一定文化,那些既年轻又不乏出洋留学经历或接受国内新式学堂教育的反清志士就正中下怀,乔装打入新军。他们一旦走进营伍,很容易在既年轻又有一定文化的同伍者中宣传反清思想,甚至组织反清团体。&
  当反清革命高潮到来时,如果指望他们把自己的前途赌在末日皇朝的身上,死心塌地同清朝当局站在同一战壕作战,那是很困难的。他们至少可以先持冷静观望态度,然后决定行止。&
  再拿实业建设来说,工商业在本质上属于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君主专制统治的异化物。历代专制皇朝之所以鄙视工商、严控工商和压抑工商,咸以重农抑商为国策,而且还“教化”出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应该说是事出有因,并非纯属统治者的愚昧或个人偏见所致。&
  新政期间,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有了比较明显的增长,资本家阶级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阶级和社会群体以商会与市场为纽带而基本形成,那么,作为典型商品经济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还要求有更多的自由空间,而经济上的自由发展又必须以政治上的自由和民主为保障,光靠高高在上的皇朝恩赐还远远不够,而且还不乏随意性和可塑性,没有比资本家阶级自身参与政权更令人放心。对于以精打细算为职业特征的新生资产阶级来说,此中道理无师自通。从1904年5月开始,状元出身的资本家张謇几乎就没有闲着,为君主立宪制而四处奔走联络。他先是为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魏光焘代撰《拟请立宪奏稿》,继而受张之洞之托,北上联络直隶总督袁世凯,资本家阶级对清朝政治体制改革阶级主体意识已开始向世人露脸了。&
  教育体制改革的结局与影响尤其值得注意。“新政”期间的教育体制改革使中国近代教育在早期现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非同小可的一步,但它也未必有利于维护清皇朝的专制统治。&
  政体改革成为死结&
  从社会变革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1905年废除科举制的决定无疑是革命性的,这不仅因为它体现出中国不加批判地就从经典标准转到了外国标准,而且因为它加剧了传统社会结构的分解与转型,其影响远远超出了教育改革本身。但对于一个百孔千疮的清皇朝来说,用迅速扩大留学生派遣规模与普设新式学堂的办法来填补因科举制的废除所出现的传统教育体系的空白面,这未必是一种好事。有的西方学者指出,“随着科举制的废除,整个社会失去了作为自己特色的制度。……终止科举制度的行动,斩断了2000多年来经过许多步骤而加起来的社会整合制度的要基。这个行动逐渐呈现出来的事与愿违的后果,远比推行这一改革的士大夫在1905年所明显预见到的那引进后果来得严重,舵手在获得一个新的罗盘以前就抛弃了旧的,遂使社会之船驶入一个盲目漂流的时代。”&
  清皇朝连国内新式学堂的学生都无法一一牢笼之,要想将出洋留学生成批地培养成效忠清廷的奴才,那就很难了。留学生中,像曹汝霖、金邦平那样公开的效忠者只是极少数,而且曹氏等人也并非君主专制政体的吹鼓手和殉道者,而是君主立宪纲领的呼应者和清廷预备立宪的敦促者。&
  改革是时势所迫,不改不行;改革使腐朽的清朝统治者困难重重,不乏风险。这也是一种两难抉择。梁启超说,过去已去、将来未来时,倒是人生最为狼狈不堪的时候。“譬有千年老屋,非更新之,不可复居。然欲更新之,不可不先权弃其旧者。当旧者已破、新者未成之顷,往往瓦砾狼藉,器物播散,其现象之苍凉,有十倍于从前焉。寻常之人,观目前之小害,不察后此之大利,或出死力以尼其进行;即一二稍有识者,或胆力不足,长虑郤顾,而不敢轻于一发。此前古各国,所以进步少而退步多也。故必有大刀阔斧之力,乃能收筚路蓝缕之功。必有雷霆万钧之能,乃能造鸿鹄千里之势。若是者,舍冒险末由。”在他看来,冒险改革就是清朝统治者别无选择之途。“新政”的最终结局究竟如何,将主要取决于清朝统治者在稍后的政治体制改革即“预备立宪”中,拿出诚意和魄力来刷新自己的形象,取信于民,取信于社会,一同渡过难关。&
  毫无疑问,政治体制的改革是最令专制统治者头痛的事,也是他们最不情愿的事。它意味着要改到专制统治者自己头上,要在权与利两个方面向人民作出前所未有的让步,甚至需要作出某种牺牲。其中并没有什么十分复杂的理论问题,主要取决于专制统治者的决心、态度以及具体操作方法。&
  “预备立宪”的具体操作将如何,资本家阶级与新士绅、新知识分子乃至部分新军官兵或拭目以待,或热心鞭策,以孙中山为首的反清志士则为了杜绝君主制的存在而频频向专制皇朝发起了武装进攻,通过暴力来开启民权政治的新时代。当载沣等人愚不可及地把国会请愿运动镇压下去时,载沣等人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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