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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避免满清初期对传教士及其教民屠杀导致中国的闭国愚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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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康熙到嘉庆都残酷对待过信教信徒，为什么印度的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却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最根本点恐怕是统治集团心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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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的外国传教士可以说因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开放态度和学习态度是有可能使中国迅速和西方一起走向现代化的，可惜这样的机会被满清皇帝彻底断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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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在衰败中走向开放，清朝在强盛中走向封闭
& &&&追寻清朝实行闭关政策的原因，清廷的妄自尊大，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清廷在与洋人接触中心怀恐惧。这时的清廷，并不一定害怕洋人，它真正害怕的是国内百姓。我们不妨引用一段马克思的话，他说：“推动这个新的王朝实行这种政策的更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害怕外国人会支持很多的中国人在17世纪 的大约前半个世纪里即在中国人被鞑靼人（指满洲人）征服以后所怀抱的不满情绪。由于这种原因，外国人才被禁止同中国人有任何来往。”[1]狭隘的防范心理，使清朝统治者不可能有开放的胸怀。清朝严厉的闭关政策，不仅使中国自绝于世界大潮之外，而且严重阻碍了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
同时尽管世界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清朝却固守着天朝大国和世界中心的思想。以妄自尊大的乾隆皇帝为代表的清廷上下对世界的无知到了惊人的程度。在英使马戛尔尼来华时，乾隆皇帝向英国使臣宣称，“天朝威德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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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15页。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2] 《大清历朝实录》卷一四三五， 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己卯。
他在记载马戛尔尼来华一事的诗中，又说：“此次使臣称，该国通晓天文者多年推想所成测量天文地图形象之器，其至大者名‘不腊尼大利瓮’一座，效法天地运转，测量日月星辰度数，在西洋为上等器物，要亦不过夸大其辞而已。现今内府所制仪器，精明高大者尽有此类。其所称异物，只觉视等平常耳。”[1]
& & 在清廷看来，英国不过是一个蛮夷小国。在它的眼里，只有近夷和远夷之分，英国是远夷，是梯山航海前来匍匐朝贡的红毛夷。所以，马戛尔尼被称为“英吉利贡使”，他所携带的礼物均被称为“贡物”。清朝官员要求英国使团像一切其他国家的使团一样，对清朝皇帝施跪拜礼。直隶总督梁肯堂在给乾隆皇帝的奏折中说：“臣见皇上威德远播，声教覃敷，似此海隅外夷人亦不避重洋，输诚入贡。当航海献瑞之时，正禁旅凯旋之候。熙朝盛事，亘古罕闻。臣不胜踊跃欢忭之至。伏查该使马戛尔尼既由天津进口登陆，处履中华之土，得近日月之光，似宜量加犒赏，以励其向化之诚。”当然，在英使拒不就范，表现出并无“向化之诚”的时候，清廷就减少或停止了对英国使团的“赏赐”供给，以示惩罚。乾隆皇帝下谕：“（英使）似此妄自骄矜，朕意甚为不惬，已全减其供给。所有格外赏赐，此间不复颁给……外夷入觐，如果诚心恭顺，必加恩待，用示怀柔。若稍涉骄矜，则是伊无福承受恩典，亦即减其接待之礼，以示体制。此亦驾御外藩之道宜然。”这些在今天看来十分可笑的话语，中国自周朝以来使用了几千年。殊不知，外面的世界如此纷繁复杂，中国已不再是世界的中心，已不再是一个不可战胜的天朝大国。清帝国面对的是一个不可一世的海上强国。清朝的骄矜出于对世界形势的无知。也正因对世界的无知，才越加保守和不思进取。
与此同时，与明代后期科学技术朝气蓬勃的开放态势不同，清代的科学技术倒退回“西学中源”的故步自封之中顺治、康熙时期，清廷对西方传教士的利用，是从维护皇朝统治出发的。与明代不同，清廷限制普通士人与西方传教士的接触。明朝时期由民间推动的自下而上的与西方传教士的交流不存在了，拥有技艺的西方传教士更像是清朝的宫廷侍从，成为天朝大国太平盛世的装饰品。由康熙皇帝支持，有法国人白晋（Bouvet,J ，1687年来华）、雷孝思（Regis,J-B ，1689年来华）、杜德美（Jartou,P ，1701年来华）等参加测绘的《皇宇全览图》，在完成后，就被收入内府密藏起来。由传教士巴多明（Parrenin ,D）奉命写成的人体学讲义《钦定各体全录》却被认为不可示予青年人和普通人，而不能出版。由梅毂成、何国宗等编纂的〈〈数理精蕴〉〉一书，介绍了自晚明以来传入中国的几何学、三角学、代数和算术知识，但数学家们却宣称：这些西学 “询其所自，皆云本中土所流传。三代盛时，声教四讫，重译向风，则书籍流传于海外者，殆不一矣。周末畴人子弟，失官分散。嗣经秦火，中原典章既多缺佚，而海外之支流反得真传。此西学之所以有本也。”[2]也就是说，“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西学源于中学。“西学中源”成了众口一词的流行说法。这种“西学中源”说颇可使“天朝大国”的骄矜心理得到满足，但它却导致故步自封，导致对新事物蔑视和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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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乾隆御制诗》第五集，卷八十四，癸卯八，〈红毛英吉利国王差使臣马戛尔尼奉贡表至，诗以至事〉夹注，1995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2] 何国宗等汇编《御制数理精蕴》上编卷一，立纲明体，〈周髀经解序〉。雍正二年（1724年）据武英殿本重印。
肩负重要使命的马戛尔尼在其使命受到阻力时，企图试用他对科技进步的热情吸引对方，这是耶稣会士利玛窦在200多年前使用的故伎。但是，清廷上下却对此无动于衷。
& &满洲贵族与一部分汉族士人对西方传教士的活动充满猜忌。康熙三年（1664年）七月，爆发了汤若望教案。“徽州府县民杨光先年六十八”上书攻击汤若望，“传妖书以惑天下之人，且于《时宪历》敢书‘依西洋新法’五字，暗窃正朔之权以尊西洋，明示天下，以大清奉西洋之正朔毁灭我国正教，惟有天数独尊”[1]。 他指责汤若望“只进二百年历”，是诅咒清朝短命，指责在历书上注明“依西洋新法”是不尊清朝正朔。杨光先的行为受到了清廷的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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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得已》上卷，〈请诛邪教状〉，“明末清初天主教史文献从编”五，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出版。
杨光先被“特授钦天监右监副”，旋授“钦天监正”。杨光先有恃无恐，更大胆地说：“光先之愚见，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1]杨光先等人的愚昧偏执，已经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但是，在后来的天象测算比试当中，杨光先等人的测算“逐款不合”，耶稣会士南怀仁等人的测算“逐款皆符”。虽然这一次汤若望得到了昭雪，但在以后的事件中，西方传教士们还是被赶出了国门。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罗马教廷解散了耶稣会，由传教士传入西学的过程也就停止了。乾隆五十年（1785年），耶稣会的活动得到了恢复，但西学东传却一直没有恢复。
事态发展的结果显然已经十分清楚，清朝的中国在世界上将逐渐落伍，以至被动挨打。
英使马戛尔尼在访华之后得出结论说：“清帝国好比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它之所以在过去一百五十年中没有沉没，仅仅是由于一般幸运的、能干而警觉的军官们的支撑，而它胜过其他邻船的地方，只在它的体积和外表。但是，一旦一个没有才干的人在甲板上指挥，那就不会再有纪律和安全了。”[2]英国人已经看出了清帝国外强中干不堪一击的本质。当清帝国紧闭国门，一再拒绝开放的时候，英帝国主义者便决心用炮舰打开中国的大门，而大清帝国则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等待它的是失败和屈辱
[1] 《不得已》下卷〈日食天象验〉，同上书。
[2] 克拉默.拉宾《出使中国：据马戛尔尼勋爵谒见乾隆记实》第212页
清朝的入主，使本已趋解体的旧制度得以维系和延续，新事物的萌芽、鲜活的思想和开放的态势均遭到扼杀。因循守旧，故步自封，既不求创新，也不求进取。中国失去了一次融入世界与先进国家同步发展的机会，最终沦为衰败的大国。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要在最后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买的特权——这真是一种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1]
关于中国从先进走向落后，或者中国社会发展迟缓的问题。许多学者都在从哲学或文化层面寻找答案。其实，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甚至是影响历史走向的事件，也不乏是偶然的。越把它放到长的历史时段上看，就越会发觉是这样。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一个时期一些国家走到前面了，一些国家落到后面了，但若干年后，情况又会发生变化。如果就认定哲学或文化决定论的话，那么，先进国家将永远先进，落后国家将永远落后，而历史事实并非如此。
最后，要讲述一个中国文化史上的带有象征性又很有戏剧性的细节。
明朝徐光启与利玛窦翻译《几何原本》前六卷完成是在万历三十五年，丁未（1607年）。
徐光启在《跋几何原本》中写道：“续成大业，未知何日，未知何人。”[2]
清朝李善兰与西洋人伟烈亚力翻译《几何原本》后几卷完成，是在清咸丰七年，丁巳（1857年）李善兰在序中说：“自明万历迄今，中国天算家愿见全书久矣。”[3]
算起来，这中间相隔整250年。
明朝徐光启以利玛窦《坤宇万国全图》为底本刻印《两仪玄览图》是在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
清朝魏源在林则徐的支持下编制《海国图志》是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
这中间相隔239年。
这大约250年，正是清朝从建立走向极盛的250年，也正是中国从先进走向落后的250年。中国已经失去与西方平等对话的地位，西方侵略者挟其炮舰之利再次扣开中国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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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第7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出版。
[2] 《徐光启集》卷2，〈题几何原本再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1月新1版，第1册第79页。
[3] 李善兰《几何原本》序。
大文豪 鲁迅先生曾说过一段著名的话：“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奴隶的自信心，或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仿佛觉得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1]这段话影响甚远。
然而，明朝末年不是“衰弊陵夷之际”吗？清康乾盛世不是“魄力雄大”吗？但是，我们看从明朝到清朝的历史却与鲁迅先生的论述有所不同。如哲如圣的鲁迅先生之论，也不无可议之处。
明朝在衰败中走向开放，清朝在强盛中走向封闭。这真令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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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若望1592年出生于德国科隆，就读于耶稣会所创办的著名的三王冕中学。这个学校非常重视对学生的素质教育，把培养学生虔诚善良的人生操守视为主要目标。聪明好学的汤若望学习成绩优秀。
1607年，科隆城内流行瘟疫，三王冕中学被迫停办。16岁的汤若望被当地耶稣会教区推荐到罗马德意志学院学习。
1610年，他学完了哲学、古典文学、数理天文学等全部课程，特别在数学和天文学方面，显示出他具有很大潜力和才华。他就是在这里第一次接触到伽利略的望远镜，并对此产生浓厚的兴趣。
1611年10月，汤若望加入了耶稣会，宣誓终生安贫、贞洁、服从。随后，搬到了罗马耶稣的圣·安德烈奥修道院，当一名见习修士，接受严格的修士训练。并加入了灵采研究院，探索着不断发展着的新科学，尤其是天文学和数学。
安德烈奥修道院有一个图书馆，馆里藏着许多经过印刷，装订成册的海外耶稣会士写给总会的年报、报告、信函。
汤若望经常到图书馆翻阅这些材料。早期传教士在东方在中国所建立的丰功伟绩，让他激动不已。他钦佩利玛窦在中国采取的适应中国文化习俗的，所谓“合儒”的传教策略，竭力把天主教义与中国的儒家文化相结合。当他听说利玛窦神父以其数学天文学的智慧，惊倒了中国人，并且受到皇帝的优礼和敬重，为上帝的教会开拓了新的、非常大的信仰领域时，他为西方的数理天文这在中国获得这样的价值而欣喜若狂。
1613年10月，他进入了罗马学院。开始了为期四年的神学和数学研究。罗马学院是罗耀拉于1551年创办的，虽说是一所“基督精神的神学院”，该学院的课程设置除宗教内容外，还有数学、天文学、地理学、机械力学、化学等科目。
伽利略也担任过该院的教师，他曾在学院的报告厅里展示过经他改良后的望远镜，受到热烈欢迎和钦佩。汤若望都听过他的演讲，对伽利略的学说产生浓厚的兴趣。
1617年，他以最优秀的成绩完成了在罗马学院的学业，晋升为神父。日，在金尼阁的带领下，汤若望、邓玉函、罗雅谷等22名传教士，以葡萄牙政府的名义派遣，从里斯本启航东渡。
日，汤若望和他的教友们抵达了澳门，被安置在圣·保禄学院里。传教士们一踏上中国土地，便开始精心研习中国语言文化，甚至以掌握北京官话为目标。这些西方修士入乡随俗，脱下僧袍，换上儒服，住进中式房屋，并潜心研究中国经史和伦理，寻找其中东西方文化的融合点。在同朝野名流交往的过程中，这些上通天文，下知地理，又熟读汉文典籍的西方传教士，自然赢得了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好感和信任，从而达到其传播信仰的目的，这就是利玛窦开创的“合儒超儒”的传教策略。但有些狂热的传教士们，认为利玛窦过于迁就中国人，影响了天主教的“纯正性”，发展教徒速度太慢。在利玛窦去世之后，开始改变利氏的传教路线，采取激进式的传教方式，坚决排斥儒家思想，严禁中国教民祭天、祭祖、拜孔子，激起了社会人士的反感与怀疑，酿成“南京教案”，传教士们被驱逐，在中国内地几乎无立足之地。
其时正是明朝内忧外患之际，满洲努尔哈赤的勇兵悍将“非火器战车不可御之”。朝廷派人到澳 门向葡萄牙人购买大炮。滞留澳门的传教士们以军事专家的面目，跟着大炮随行，得以进入内地。
1622年夏天，汤若望换上了中国人的服装，把的德文姓名“亚当”改为发音相近的“汤”，“约翰”改为“若望”，正式取名汤若望，字“道未”出典于《孟子》的“望道而未见之”取道北上。
日到达北京。汤若望到北京后，仿效当年的利玛窦，将他从欧洲带来的数理天算书籍列好目录，呈送朝廷。又将带来的科学仪器在住所内一一陈列，请中国官员们前来参观。汤若望以他的数理天文学知识得到朝廷官员们的赏识。他到北京不久，就成功地预测了日出现的月食。
1624年9月，他又准确地预测了月食。还用了一种罗马关于月食计算的方法，计算了北京子午圈与罗马子午圈的距离。为此，他写了两篇关于日食的论文，印刷分赠给各官员并送呈给朝廷。
中国传教会给他的任务是研究中国的语言文字与儒家学说，数理天文学以及传教工作只是附带的。他在北京见习了四年，在钦天监官员李祖白的帮助下，用中文写了一本介绍伽利略望远镜的《远镜说》，第一个将欧洲的最新发明介绍给中国，在以后的历法改革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1627年，汤若望被派到西安接替金尼阁的传教工作。他在西安城内建立了一座小教堂，除了开展宗教活动外，他始终坚持科学研究。他研究了从西安通向中亚、中东和欧洲的交通道路问题。为此，他不断向过往商人、到北京向中国朝廷进贡的附件小国的使团，打听和记录他们行走的路线，经过的国名、地名、驿站名以及来往商品的名称、贸易状况等等。他据此写山详细的研究报名，寄往欧洲。他还花了不少时间考察了欧洲长期争论不休的契丹(Cathay，Khiton)和北部中国的关系问题，理清了在中国的北部并没有所谓契丹的地方。旧日所谓“汗巴利可城”是蒙古语对北京的称谓。在地图上应置于北纬40度，而竟置于50度以上，位置太靠北了。他这些观点和利玛窦是一致的。
1629年《远镜说》刊印。成为传播光学和望远镜制造技术的奠基性著作，对后世有重要影响。
1630(崇祯三年)，由礼部尚书徐光启疏荐，回京供职于钦天监，译著历书，推步天文，制作仪器。同时，利用向太监讲解天文的机会，在宫中传播天主教，受洗入教的有御马监太监庞天寿等。汤若望在历局期间，还同中国学者合作翻译了德国矿冶学家阿格里科拉（Georgius Agricola）于1550年撰写的论述16世纪欧洲开采、冶金技术的巨著“矿冶全书”（Dere Metallica Libri XII），中译本定名为“坤舆格致”。
1634(崇祯七年)，协助徐光启、李天经编成《崇祯历书》一百三十七卷。又受明廷之命以西法督造战炮，并口述有关大炮冶铸、制造、保管、运输、演放以及火药配制、炮弹制造等原理和技术，由焦勗整理成《火攻挈要》二卷和《火攻秘要》一卷，为当时介绍西洋火枪技术的权威著作。
1636(崇祯九年)，汤奉旨设厂铸炮，两年中铸造大炮20门。
1638年，为谋取天主教在各省的合法地位，奏请崇祯赐“钦褒天学”四字，制匾分送各地天主堂悬挂。
1644(清朝顺治元年)，清军进入北京，明亡。汤若望以其天文历法方面的学识和技能受到清廷的保护，受命继续修正历法。
汤若望多次向新统治者力陈新历之长，并适时进献了新制的舆地屏图和浑天仪、地平晷、望远镜等仪器，而且用西洋新法准确预测了1644(清朝顺治元年)农历八月初一丙辰日食时，初亏、食甚、复圆的时刻，终于说服当时的摄政王多尔衮，决定从顺治二年开始，将其参与编纂的新历颁行天下。他用西法修订的历书（就是《崇祯历书》的删节版）被清廷定名《时宪历》，颁行天下。
顺治元年十一月，命掌钦天监事。次年，他将《崇祯历书》压缩成《西洋新法历书》一百零三卷，进呈摄政王多尔衮，封太常寺少卿。
顺治七年，清政府赐地在宣武门内原天主堂侧重建教堂。汤若望将利马窦建的一座经堂扩大，建成了北京城内的第一座大教堂（南堂），此处成为汤若望等神父的起居地。汤若望工作的地点则是在北京建国门附近的古观象台。在古观象台工作的传教士有50多人，汤若望是其中最主要的传教士，还担任台长，即钦天监监正。
顺治八年顺治帝亲政后，汤若望经常出入宫廷，对朝政得失多所建言，先后上奏章三百余封。顺治帝临终议立嗣皇，曾征求汤若望意见。当时顺治帝因得天花，而当时朝廷中只有汤若望一人知道天花如果流行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于是他就说一定要找一位得过天花的皇子来继王位，于是便有了后来的康熙大帝。
中西历法之争，由来已久，吴明煊早在顺治十六年便上疏举报汤若望天算错误，结果反落了个“诈不以实”的罪名，险些被判了死刑。1661年，顺治病逝，八岁的康熙登基，辅政大臣鳌拜等反对西洋学说，大臣杨光先，言汤若望等传教士有罪三条：潜谋造反；邪说惑众；历法荒谬。
1664年冬，鳌拜废除新历，逮捕了已经中风瘫痪的汤若望和南怀仁等传教士。
康熙三年九月二十六日，清廷“会审汤若望，以及钦天监官员，翌年三月十六日，廷议将钦天监监正汤若望，刻漏科杜如预，五官挈壶正杨弘量，历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发，冬官正朱光显，中官正刘有泰等皆凌迟处死。已故刘有庆子刘必远，贾良琦子贾文郁，宋可成子宋哲，李祖白子李实，汤若望义子潘尽孝俱斩立决。”
在汤若望等人经初审被判处死刑之后，曾进行了一次由中国、回回和西洋三种观测法同时预测日食时间的实际检验活动。结果南怀仁等人据西洋历法预测的日食时间与事实相符，最为正确。但是，对汤若望等人的处罚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又加重了：由绞刑变成了最残酷的凌迟。事情很清楚，朝廷只是希望南怀仁等人出现错误，从而为迫害他们寻找有力的借口。否则的话，西洋人正确的日食预报应该成为减轻或撤销他们罪名的理由和依据。
按照判决，次年汤若望应凌迟处死。但不久天上出现被古人认为不祥之兆的彗星。京城又突然发生了大地震，皇宫在地震中遭到破坏，而且有宫殿着火。这显然吓呆了清宫统治者。汤若望免死羁狱，旋获孝庄太皇太后特旨释放，汤的仆人潘尽孝也免去一死。而其他上面列出的从事西学的汉人，还是被斩头。至此，徐光启在崇祯年间，精心培养的一大批汉人的西方数学天文专家，被彻底杀灭扫荡干净。
日(康熙五年七月十五)，汤若望病死于寓所。1669年（康熙八年），康熙给汤若望平反。1669年十一月十六日，康熙又发布了对汤若望的祭文：“皇帝谕祭原任通政使司通政使，加二级又加一级，掌钦天监印务事，故汤若望之灵曰：鞠躬尽瘁，臣子之芳踪。恤死报勤，国家之盛典。尔汤若望，来自西域，晓习天文，特畀象历之司，爰锡通微教师之号。遽尔长逝，朕用悼焉。特加因恤，遣官致祭。呜呼，聿垂不朽之荣，庶享匪躬之报。尔有所知，尚克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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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到过哪一个国家，介绍一下风土人情，最好是能够低成本移民的。太抽象东西吸引力和感召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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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需要说清楚一个问题： 基督教传播时，不只是在中国教徒受迫害。 最早的时候，罗马人对基督徒是很不客气的，圣彼得是怎么死的？在日本，基督教也是有一段日子很不好过的。所以说你的问题的前提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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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马背民族，元朝更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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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点论据没有多大关系。
信基督，社会就进步，不信就落后了？
基督教是如何对待异教徒的？看看以色列和阿拉伯就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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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恰好掌握比较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这些知识有利于社会发展，但这并不代表基督教就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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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恰好掌握比较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这些知识有利于社会发展，但这并不代表基督教就先进。
基督教在不断改进，而且基督教新教的牧师主教现在几乎都是在所在教区海选出来的，天然具有民主原则，对促进社区民主进步有必然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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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宗教也不例外。希特勒信什么教？他是不是通过选举上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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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年间天理教、白莲教起事，震动朝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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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是反智反科学的，从它迫害伽利略烧死布鲁诺就可以看出。
西方发展是在冲破宗教束缚下得到的，而不是在基督教的支持下发展的。
看问题要看清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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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宗教也不例外。希特勒信什么教？他是不是通过选举上台的？
当初俄罗斯人民选举中让布尔什维克在议会中占有一定席位，并不希望其实现专制主义，同理对希特勒也一样，是他们这批人具有狂热的旧宗教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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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是反智反科学的，从它迫害伽利略烧死布鲁诺就可以看出。
西方发展是在冲破宗教束缚下得到的，而不是 ...
正是宗教改革运动才导致启蒙时代的到来，人都是有信仰的，中国很多人非常迷信，用伯克的话来说迷信或者说人类社会还不承认的宗教也称之为邪教最好的疗效是宗教而不是无神论，这话是经得起检验的，现在的基督教新教还是能跟上时代的步伐的。
什么是迷信？相信宗教就是迷信！相信宗教是前进动力的，是更深层的迷信——邪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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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年间天理教、白莲教起事，震动朝野。
康熙雍乾隆同治清穆斯林。
背景是专制腐败民不聊生造成的，这种宗教起组织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果是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宗教问题就不会被放大。现在印度的教派冲突也很严重，只要不冲突，一边是规划管理，有句话很适合这种情形：宗教与政权紧密，则社会不宽容，宗教离政权太远也就是政权不管理，则宗教内部不宽容，所以政教分离，世俗权力使宗教内部不违反人权是当今世界主要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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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宗教改革运动才导致启蒙时代的到来，人都是有信仰的，中国很多人非常迷信，用伯克的话来说迷信或者说 ...
你也知道是“宗教改革运动才导致启蒙时代”，那你为什么还要力推那个“改革之后才导致启蒙时代”的宗教呢？
没有了宗教，西方的科技只会更快。
人当然需要信仰，但不需要欺骗，宗教就是骗人的鬼东西。
不要因为骗子发了财就认为欺骗是好东西。
中国人是迷信，但是中国人并不信神，在中国文化中，捉弄神蔑视神的戏曲层出不穷，《天仙配》、《西游记》等等，这反映了中国人正确的世界观。
这些戏曲在西方是不会出现的，在穆斯林更不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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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知道是“宗教改革运动才导致启蒙时代”，那你为什么还要力推那个“改革之后才导致启蒙时代”的宗教 ...
& & 为什么西方信仰基督教科学反倒发达于东方？而且他们民选的总统会按着圣经宣誓就职？本人觉得宗教也是对人类认识局限性的一种补救，就是敬畏自然，人应当有原罪感，新教是让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通过劳作创造救赎而不是整天在教堂里祷告救赎自己，现在西方基督教经历嬉皮士运动更加世俗化，神秘感越来越减少，更多的是慈善功能，美国的院外压力集团就有宗教团体，它的组织形式还是运作方式都是民主化的，让人不是一盘散沙，成为一种社会进步的力量，而且它所信的神耶稣是一个受难的肉身的形象，这种信仰离世俗社会并不远，当然本人是无神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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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之所以能够在全球迅速传播，更重要的是其坚持的大同的思想和权力分散的思想都对解决社会冲突有根本性的帮助，马克思两次接受基督洗礼与基督教的这些优点分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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