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皇帝用的印油和印泥的区别和现代打印出来有何区别?

乾隆帝:美国学者笔下的乾隆和他的时代
来源:搜狐读书频道
第1页 :换一个角度看乾隆和他的时代
  书 名:《乾隆帝》
  作 者:【美】欧立德(Mark C. Elliott)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内容简介
  《乾隆帝》一书为美国著名清史学家、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欧立德2009年出版的同名英文著作的中译本,是欧立德教授的一部重要作品。原书为Longman出版社世界历史人物传记系列之一。
  作者利用大量的中文原始文献,解读乾隆生平的每一个细节,准确地还原了这位曾竭力将自己“神化”的古代帝王的真实面貌。本书将18世纪的中国与全球历史潮流联系起来,对流行的“清代中国是对外封闭的”这一观念提出了挑战。作者立体地、全方位地塑造了一个新清史学者视野中的乾隆形象,对于重新理解乾隆皇帝及其时代特征具有重要的意义,不论是普通读者,还是清史研究者,都应该能从中获益匪浅。
  作者简介
  欧立德,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及历史系讲座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曾在中国台湾、大陆以及日本学习生活多年,1993年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博士学位,2003年起在哈佛大学任教。主要研究领域为清史、内陆亚洲史,是美国“新清史”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基于扎实的满文史料研究,撰写并出版有专著《满洲之道:八旗制度与清代的族群认同》《新清史:内陆亚洲帝国在承德的集结》等。
  换一个角度看乾隆和他的时代
  定宜庄
  在中国,乾隆皇帝是家喻户晓 的人物。他执政时间最长,在他统治的漫长的60年中,“康乾盛世”被推至鼎盛,这使今天向往“ 强国梦”的中国人为之骄傲并缅怀不已。影视与文学作品中历时数十年不衰的清宫戏,更以乾隆皇帝为题材,演绎出层出不穷的足以供人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故事。
  从史学研究的角度来说,乾隆朝也是清朝历史中最重要的一段时期,在史家眼中,它是清朝由盛转衰的开始,这种由盛转衰的契机和过程以及从中反映出的各种现象,从来都是史家关注的节点。最近二三十年,我国清史学界对乾隆帝及其所统治的朝代的研究,堪称硕果累累,仅乾隆皇帝的传记,就已经有六七部专著问世,大多数都出自治史多年、功力深厚的专家之手,其中不乏上乘之作,所涉及的诸多重大事件、重大议题,已经不限于乾隆一朝,而是有清一代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研究中多年来颇为关注的问题。
  不过,我们手中的这部《乾隆帝》,却不在上述提及的 范畴之内,因为它并非出自中国的清史学家之手。本书作者 Mark C. Elliott,中文名欧立德,是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和历史系教授,他的研究领域,主要是1600年以后的中国史和内陆亚洲史,因其代表作《满洲之道:八旗与清代族群认同》,而被视为近年来在国内颇受争议的美国“新清史”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在当今的中国清史学界,尤其年青一代的学者中,不知道他的人恐怕不多。但是这部乾隆皇帝的传记,却并不是一部纯学术专著,而是一部以英文写作、面向欧美那些对中国史感兴趣的读者的读物,是常被美国的大学作为本科生学习中国史的教材来用的,所以,它的受众群比起纯学术专著,还要广泛得多。
  对于这样一部作品,我曾有过颇多不解。我不明白作者 为何在从事学术研究的最佳年龄,搁置起在我眼中更重要的学术研究,汲汲于这样一件对他学术发展道路未必有利的工作,何况撰写这样的作品也并不轻松,甚至有些吃力不讨好。而他自己对此则有这样的解释,他说在他看来,尽管乾隆皇帝是一 位 在世界历史中(请 注 意 他说的不是或者不仅仅是在中国历史中)发挥过重大作用的人物,但迄今为止,在绝大多数欧美国家,他却仍然鲜为人知。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康雍乾”三世,对外国人而言,却依然相当陌生。而对世界历史来说,如果缺少了对乾隆皇帝与他的清朝帝国的叙述,则缺少了很大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他进而论道,如果人们真的想要理解今天正在崛起的这个中国,就必须对乾隆皇帝所处的那个时代予以认真的审视。所以,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向欧美读者介绍这个人物,提醒人 们关注这个人物和这个时代,是他的责任。我感动于他的这种责任感和为此付出的热情,这是我愿意为本书的中译本作序,并向中国学界和读者推荐这部书的原因。
  本书既然是为不熟悉、不了解中国历史的欧美读者而作,所以,尽管对于乾隆朝的种种败象,作者也有深入具体的指摘和批评,就像中国学者常做的那样,但是作者更着力的,还是向读者展示一个繁荣强盛的东方帝国,它疆域辽阔、社会富庶、经济发达、文化高度繁荣。这个帝国中最富庶的那些人控制着当时地球上最多的财富,它的行政管理体系和效率,是其他任何前现代国家都无法比拟的。总之,对乾隆这个人物和清帝国,本书看来有过多溢美之词,但据我理解这倒不是出于作者的个人偏好,更不是哗众取宠,而是表达了作者的一 种愿望。他希望让西方读者知道在18世纪的东方,也同样有过在世界历史上的影响力不逊于西方同时代任何帝国的王朝,这个王朝的统治者曾通过许多方式参与了全球历史的发展,并对这种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是中国学者很少有人指出过的。
  说到这里,读者当然也会产生一个问题。那就是,既然这部书是由美国学者向不熟悉中国历史的读者写的,那它对于我们中国的读者,又有什么意义呢? 也就是说,有什么必要花费如许精力,将它翻译成中文并且在中国出版呢?
  我想,首先是贯穿于全书的全球史的叙事角度。具体地说,譬如本书一开篇,就提到“漫长的18世纪”(Long eighteenth century),须知这并不仅指某个特定的时间段,而是世界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概念,甚至已经成为史学研究中的一个专门领域。对于这个在世界史中被视为具有独一无二重要性的“革命时代”,无疑应该将与之同时代的、在中国历史上也极为重要的乾隆时代包括进去,而且应该将后者置于这样的历史情境中进行观察和分析。令人遗憾的是,尽管这个概念在欧美学界被广泛认知的时间已经有20年甚至更长,也有一些论述早已译成中文,但在中国学界迄今鲜有回应者。我们仍然习惯于以“康乾盛世”的传统说法,以一种自说自话的方式描述它,而没有意识到,从这里入手来看待清朝,而不是仅仅将其视为中国传统社会循环往复的盛衰规律来看待,才能够使我们对乾隆时代的研究有更多元更深层的理解和实质性的突破。
  将乾隆朝与其他前现代帝国进行比较,并不仅仅是简单地、机械地罗列出二者的同异,它需要作者具有对这些不同帝国各自不同性质的深刻的洞察力,这样的要求对任何一个史学家都过高,何况也不是区区一部小书能够承担的任务。但本书在这方面,还是尽可能地做了些有启发性的尝试。譬如在提到满洲帝国与其他帝国的不同时,虽然也强调了满洲特性以及统治者为保持这种特性所做的努力,但也特别强调了清朝与传统中原王朝之间高度的延续性。作者注意到中原王朝的历史为满洲统治者所提供的极为重要的意识形态系统,认为这是导致乾隆皇帝不能像俄罗斯的彼得大帝那样开展大规模革新的原因。这些比较,以及比较背后的思考和分析,虽然可能存在诸多值得商榷之处,但还是能够促使我们换一个新的角度,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待乾隆乃至有清一代的性质,分析乾隆朝产生的各种问题的原因。
  前面一再说过,本书并不是一部纯学术专著,书中所述乾隆漫长一生所涉的各个方面、各种问题,大多数也并非来自作者本人的研究成果,而是采用了近二三十年来清史学界的大量研究成果,其中包括上文提到的中国学者的研究,但更多的还是美国学者的著作。在本书的第九章中,作者将他所采纳的各种成果的出处一一做了具体扼要的说明,使这样一部篇幅并不很长的书,几乎成为美国近年关于中国清史研究的一个展示。通过本书,我们可以大致了解美国学界对于乾隆帝乃至乾隆所处时代,着重关注的是哪些方面,在哪些方面有重要的被公认的成果,有哪些比较重大的争论,又有些什么时下最流行的议题和面向。能够做到这一点,一是由于作者作为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和费正清东亚中心的教授,多年来始终位于学术研究的前沿,近水楼台, 有交流与研究之便。再一个,便是作者的概括能力了,用简洁明了的文字将这些学术成果准确地、生动地表达出来,这是作者为自己订立的目标,我认为这个目标是达到了的。 第三,这也体现了作者对其他同行的尊重。然而,本书的重要性,在我看来还不在于此,而在于它可以为中国研习史学尤其是清史的年轻学者,提供一个 了 解 美 国中国学研究的途径。这对 于作者,可能是无意为之,我却认为,这是将本书译成中文的最有价值之所在。
  如今世界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学术研究包括史学,都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必须与国际接轨的问题,了解我们在国际上的地位也成为学者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而这个“国际地位”不仅包括当下,而且也包括过去,也就是历史。我觉得,力图跨越中美之间的文化障碍进行更深入广泛的交流,应该是中外学者共同的努力方向。
  欧立德教授,我一直按照美国人的习惯,称他为 Mark。他早年就读于美国耶鲁大学时,就对中国文化产生浓厚兴趣,远赴台北和辽宁大学,攻读中国语言和历史,不仅学得一口流利的中文口语,而且在学习满文上也颇下功夫,因而能够顺利阅读汉文和满文的文献档案。他1990年再次来京进修期间,经日本神田信夫教授推荐引见,专程登门拜见我的恩师、中国著名清史专家王钟翰教授,自称从先生处受益良多,遂对先生执弟子礼,从此与我,便以同门师姐师弟相处,转眼竟已24年矣。我俩的博士论文选题相似,同样从爬梳满文档案开始,同样从研究八旗制度起步,二十余年多有过从。常言道,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我则常说,多一个朋友多一扇窗, Mark于我, 就是一扇可以从这里看到国际学界精彩纷呈风景的窗子。我为有这样的师弟和朋友庆幸,也祝愿他越走 越好,为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
  2009年春,我曾为我的两名博士生开设了一门“美国中国学”课程,计划带领他们阅读一些美国史学家最新出版的英文的研究成果。我们研究室几位年轻同仁得知后甚感兴趣,主动加入进来,随后又有几位其他单位的年轻学者、学生参加,于是组成读书班,相约于每周三上午在我们研究室的办公室聚会,所读作品由大家共同选定,轮流担任主讲。年轻人信息灵通、思维活跃,每到讨论时,场面或严肃 或激烈,我虽忝为导师,却深感从他们那里获得的启发和教益,已经超过我对他们的给予,欣慰欣喜之情难以言表。 这个读书班坚持一年有余,Mark 这部《乾隆帝》,即是我们当年曾经阅读并认真讨论过的作品之一。此后数年,我的博士生已经卒业,我本人多数时间又在台湾或国外游学,凡着手翻译、 校对以及联系出版诸事宜,都是诸位年轻人共同努力的结果,贾建飞博士所付出的辛苦尤多。如今本书中译本得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大力支持并慨予出版,我为Mark高 兴,也为诸位年轻的译者高兴。愿 以 此 文,纪念我与Mark并诸君共同度过的那些时光。
  是为序。
  2014 年 3 月于北京上地寓所
(责任编辑:李倩倩)
主演:黄晓明/陈乔恩/乔任梁/谢君豪/吕佳容/戚迹
主演:陈晓/陈妍希/张馨予/杨明娜/毛晓彤/孙耀琦
主演:陈键锋/李依晓/张迪/郑亦桐/张明明/何彦霓
主演:尚格?云顿/乔?弗拉尼甘/Bianca B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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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解放初名家熊晓峰粉彩山水印泥盒】高2.5cm,底径4.8cm,口径8.5cm,画工精美,全品。 熊晓峰(),字号醉翁、酒痴、竹影轩,生于江西南昌。十二岁起从师学习书画,曾是傅抱石的学生。曾先后在南昌、武汉、四川、重庆等地作画,抗战期间逃难到四川重庆,抗战胜利后返回景德镇从事陶瓷美术创作。
他擅长山水、人物、墨竹等,画风细致,内涵丰富,意境深远,其作品深受海内外艺坛珍藏。1958年景德镇陶瓷学院成立,熊晓峰先生(时在艺术瓷厂)被调入陶院作美术系老师。从事美术事业七十年,于1996年辞世。生前与王步、胡献雅、毕渊明等老画家相交至深。为国家培育了大量工艺美术人才。——我国现在很多陶瓷工艺美术大师(我国陶瓷工艺事业的中坚力量)都是六十年代陶院毕业生,不少人得过熊先生的“授业和解惑”。
专家鉴定意见(由于收藏品的特殊性与照片的局限性,鉴定结果仅供参考!)
鉴评师编号:
鉴定时间:
鉴定意见:
陶瓷藏品真伪情况分布(统计数据来源于鉴宝与收藏网,鉴定结果仅供参考!)
鉴定知识背景
什么是浅绛彩?
浅绛彩的起源  清代晚期至民国早期,在景德镇出现了一种釉上彩绘瓷——浅绛彩瓷,其面目一新,品类齐全,粗细兼备,销量不菲,风行全国达半个多世纪。
  事过一百多年的20世纪70——80年代,国内文物商店大量存有此类瓷器,被统称为“大路货”。当时,各级博物馆拒其于门外,民间收藏亦少之又少。“大路货”终成“积压货”,文物店只得按类、按规格成百上千的以“统货”低价外销或内销。经过20多年,“大路货”终于日渐稀少。以至今日,当人们重新开始研究、收藏、欣赏浅绛彩瓷时,它早已因物稀而身价百倍了。  
  从近几年来全国有关专家、同行们出版、发表的关于浅绛瓷的专著、文章之所附图录中,把凡有干支年款和名款的器物全部遴选出来,再汇集笔者另外收集的有关图片资料,总计300余件作品,按年进行分门别类、编号排比。由于这批资料的出处包括北京、广州、河北、浙江、江西等地,具有广泛地地域性和突出的代表性,以此为基础,结合有关文史资料,研习经年。
  浅绛瓷画缘何兴起?始于何时又终于何时?谁为开创?浅绛瓷画上为什么会写有题记、干支年款和名款,并开创诗、书、画、印于一体之先河?“官窑内造”红印章款说明了什么?为什么宫廷不烧浅绛瓷?咸丰后期至光绪晚期各时期有哪些御窑厂画师?浅绛瓷又为什么会风行于全国?以及有关画师们的一些大概情况又是如何?
浅绛彩瓷产生的时代背景  道光20年(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最后以中国的的失败而告终,割地赔偿至使百姓贫困交加。
  进入咸丰期,外扰内患有增无减,英法联军在中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占领北京、火烧圆明园,连皇帝也抱头逃出了京城。最后,再次割地赔偿,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各地纷纷揭竿而起。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上海的小刀会起义,广东的洪兵起义,贵州的苗民起义,云南的回民起义等,席卷大半个中国。其时,贪赃枉法朝纲崩坏,黎民百姓苦不堪言,大清王朝风雨交加摇摇欲坠。
浅绛彩瓷的突现  “咸丰3年(1853年)2月,太平军50万将士在洪秀全指挥下,攻入江西九江、湖口、彭泽等地,于3月19日占领南京,建立了政权。”。“咸丰5年——咸丰6年(1855年11月至1856年4月),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太平军攻占了江西的八个府、五十几个州县”(许怀林《江西史稿》,江西高校出版社)。
  “太平天国是一个农民政权……。他们将皇帝、孔子等统统视为‘老妖’、‘魔鬼’,把他们作为革命对象,加以镇压和打击”。“在太平天国的法律中,视清朝咸丰皇帝是‘老妖’,是‘妖’的总头目。清朝大小官吏是‘妖’,地主豪绅也是‘妖’,‘妖’是太平天国的重点打击对象,规定‘迂妖必诛’,藏妖者与妖同罪”(刘仁坤、贾诚先《太平天国兴亡》,哈尔滨出版社)。在太平军攻下景德镇后,于咸丰5年(1855年)一把火将御窑厂烧了个精光,厂里的库存瓷样也因而散失,官员、画师、工匠人等或作为“妖”被杀,或侥幸逃脱,全作猢狲散尽。
  太平军在景德镇前后长达7年之久。这段时间里,原御窑厂的画师们倘能避过杀身之祸,却不得不还要面对生计之困,于是在战火暂时平息之后,仍需重操画笔,以画瓷谋生。此时画什么呢?青花、粉彩费工费料,成本高且不一定有销路,处于战争环境之中自然是行不通的。他们只有选择省工省料,依仗画技去打开市场的浅绛彩瓷,这样,一些生活必须的日用粗瓷(如锅、碗、盆、盘之类)成为首选,画上几笔浅绛彩,署上自己的名字,择价而沽。
  咸丰5年(1855年)御窑厂画师程门与次子程荣合作画的浅绛彩“山水人物花耳扁壶”(现藏安徽省黟县文物管理所)便是一例。在上述300余件器物中,咸丰朝所画浅绛彩瓷只有两件。这是最早一件,也是程门画浅绛瓷已知最早的一件实例。另一件是张子祥(张熊)在咸丰6年(1856年)所画的《四清图》瓷板画。
  是否可以这样说,稀少的咸丰朝浅绛瓷正是原御窑厂画师们在生活重迫下的一种艰辛尝试,但在客观上却是一个新艺术品种繁盛的开端。
浅绛彩瓷的盛兴  同治5年(1866年),太平军失败后,清政府军机大臣李鸿章筹措13万两银子,在原御窑厂旧址重建72间堂舍,恢复了御窑厂。
  同治7年(1868年),御窑厂重建后,即为同治皇帝的婚礼烧瓷。但同治婚后两年(1874年)便去世了,时年19岁,在位13年。
  虽然同治时期社会相对稳定,但皇室烧瓷却很少,新御窑厂亦家底全无,画师们只好以画浅绛瓷维持生活。如程门(字松生)、金浩(字品卿)、王廷佐(字少维)、王凤池(字丹臣)、周子善、汪藩(字介眉)、俞子明(字静山)、吴少萍、程言(次笠)等,此时他们都有作品出现,且均绘于同治元年至同治13年之间。有趣的是在同治5年至9年,却难觅其作品的踪影,也许当时他们正忙于重建御窑厂和为同治婚礼绘瓷吧。
同治朝画浅绛瓷的作者,除御窑厂那批画师外,少见其他画者。应该说,浅绛瓷在同治时还正处于兴起的阶段。兴起的带头人便是御窑厂以程门为首的画师们。
  进入光绪期,浅绛彩瓷大放异彩。作者、作品非常之多,粗、细兼备。可以肯定的说,绝大多数的浅绛彩瓷都是在光绪时期生产的。光绪一朝34年中,大体可以看出画师们的更替关系。为此,笔者将其分为三个时间段,即光绪10年,中10年和后14年。
  光绪前10年(1875——1844年)浅绛瓷画师有:
  程门  王少维  王凤池  金品卿
  汪潘  周子善  俞子明  程次笠
  江永源 罗允夔  罗畅谷  李维翰
  任焕章(字巍山) 汪章(字汉云)
  黄士陵 潘福泰  邵美之  万子铭
  蒋玉卿 周友松  梁楚材
  胡有农(字子耕) 李蕴辉  余焕文
  朱少泉 王岐山  陈子常  达山
  范金镛 经生   联碧   吟香居士等。
  光绪中期10年(1885——1894年)浅绛瓷画师有:
  程门  王少维  王凤池  金品卿
  汪潘  程次笠  李友梅  俞子明
  江永源 任焕章  汪章
  蒋玉卿(字寿春) 余焕文  朱少泉
  王岐山 陈子常  汪绰章  江楼梧
  周鼎(字筱松)  许品衡  李端山
  方家珍 汪照藜(字筱青)  方少溪
  张云(字子英)  李梦丹(字子乔)
  许子成 徐善琴(字长庚)  南樵子
  梅峰樵 高心田  万辅廷  吴待秋
  胡荣发 张舍云  汪棣(字友棠)
  黄铭光 李松如  雷光亨  雷桂泉
  胡干  许达生  茂盛   清标
  启明  何明谷  舒以氏  喻春
  锡泉氏 少卿   秀山氏  江潮宗。
  光绪后14年(1895——1908年)浅绛瓷画师有:
  王少维 金品卿  王凤池  程次笠
  俞子明 江永源  任焕章  汪章
  蒋玉卿 王岐山  陈子常  周筱松
  许品衡 方家珍  汪照藜  张子英
  徐善琴 高心田  汪友棠  黄铭光
  喻春  许达生  松石   周达和
  王子卿 戴裕成  何子林  梅春茂
  焦佩兰 高恒生  敖少泉  全廷
  安少山 王琦   俞裕元  钟德发
  戴焕昭 吕尚文  马庆云  汪廷至
  汪永泰 任逢端  叶淮清  刘芳谷
  颜筱云 江春   程英   程宝珍
  叶巽斋 余筱秋  杨紫卿  冯启顺
  詹顺太 江祥发  何明谷  胡献瑞
  江潮宗 子珍   洪发   顺发
  宝文氏 昌山   吉人   子云
  启明  松竹轩  义隆   义兴
  鸿兴  永兴氏  孙玉卿。
  为什在光绪一朝会涌现出如此多的浅绛瓷画师和浅绛瓷作品?笔者认为:首先,同治后期至光绪一朝,在景德镇大的战乱基本结束,人们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其二,由于战后百姓正常生活的恢复和家庭安稳,家家都需要添置些生活日用瓷。这样,价廉物美的浅绛瓷就有了一个广阔的市场。当时的日用瓷中,几乎无处不是浅绛瓷。第三,朝廷的腐败,国力的衰微,御窑厂长期无御窑可烧,画师们尽可多画浅绛瓷。第四,御窑厂的老画师在前朝所培养的“后学新手”,此时都已脱颖而出,涌现出了一批新秀。
四、浅绛彩瓷的衰落
  光绪之后,宣统、民国初期,画浅绛瓷者急剧减少。宣统时(1909——1911)画浅绛瓷的仅有:
  俞子明 袁恒兴  许品衡  方少溪  汪友棠 王子卿  高恒生  安少山  马庆云 杨紫卿。  民国前10年(1912——1921年)浅绛瓷画师有:  许品衡 方少溪  汪友棠  王子卿  高恒生 安少山  马庆云  杨紫卿  季春  黄斐成  胡全太  瑾卿  金绍斋 肖靖初  段生茂  吴飞麟  胡仲贞 潘匋宇  徐成城  孙福昌  森顺  江和丰  子良   王琦岳松氏。
  民国10年之后(1922——1925年)浅绛瓷画师有:
  潘匋宇 徐仲南  仙槎  罗子林  刘顺泰 王荣顺  安少山 刘焕章。
  1925年后,基本上没有画浅绛瓷的了。  宣统至民国初期,由于时代的变迁、市场的变化等,以及其他瓷业的兴起,大批浅绛瓷画师都改画粉彩瓷了。因为粉彩瓷比浅绛瓷的画面要鲜亮得多,色彩也要丰富得多;而早期的浅绛瓷经过十几年、几十年的使用后,大都会脱色、掉彩,失去原有的风采,所以市场渐渐又重新青睐粉彩瓷了。浅绛瓷终于退出了自己的历史舞台。  从这些资料来看,第一件浅绛瓷出现于咸丰5年(1855),最后一件出现在民国14年(1925),因此,浅绛瓷在中国至少历经70年。
与浅绛彩瓷相关的几个问题  (一)在中国陶瓷史中,浅绛瓷画最早出现于何时?这在陶瓷学术界说法不一,在此暂时不探究。但晚清出现的这般浅绛瓷热,笔者认为是自咸丰5年(1855)御窑厂被毁,以程门为首的一批御窑厂画师绘售浅绛瓷而始的。
  (二)浅绛瓷的问世,在当时是受到人们欢迎的。首先,御窑厂的画师过去是专为皇室所御用,平民百姓乃至景德镇当地人对其作品都是无福消受的。而当他们所绘的浅绛瓷署名上销售后,自然令大家解囊趋之。其次,浅绛瓷画开创了诗、书、画、印于一体的先河,极类当时行销一时的海上画派画师们的纸绢中国水墨画,具有浓郁的中国文人画气息。当时有的官员、画家还会自己操笔在瓷器上画浅绛画,如张熊、吴待秋、黄士陵、范金镛等,都有浅绛瓷画作品传世。当时一件浅绛瓷比同类的青花瓷、粉彩瓷在价位上应该要便宜,而其艺术价值又不遑多让,自然为广大民众所喜闻乐见。故在光绪年间,浅绛彩瓷臻于颠峰。
  (三)浅绛瓷是御窑厂画师面向社会与民众开发出来的一个产品,与御用瓷无关,当然就不为皇室所用。实际上,当时皇室忙于外忧内患,也是顾不上烧瓷这类事情的。
  光绪期间,有的浅绛瓷底部钤印有红阳文方楷书(有的为手书)“官窑内造”或“官窑监制”四字款印。通过排比,此印是同治5年新厂盖成后所为,以光绪期为多,且凡有此印者,画品都不俗。笔者认为:此印为真,它是御窑厂画师为区别“红店”之作,提高卖点而为之的。
  (四)有部分浅绛瓷底部印有“大清同治年制”、“同治年制”或“同治”红篆阳文方章款,也有手书楷字红款“大清同治年制”,但查看画面上墨书的干支年号却又是光绪某某年的。笔者认为:这样的作品都是光绪时的,应以干支年款为准。为什么器物底部又有醒目的同治年款呢?因同治时浅绛瓷画多为御窑厂画师们的创作,“红店”还很少参与,因而画工、品味都相当脱俗。到光绪时,各私家窑厂、“红店”都跟风画浅绛,水平就良莠不齐了,所以购买者多好同治之物。根据市场需求,故在光绪的浅绛瓷上钤记“同治”的年款。但这与今天瓷器的作伪又是两回事,当时的干支款都明明白白的写在器物上。
  (五)在这300余件作品70年的时间跨度里,共出现瓷画作者138人(有少数是店号名),按年号进行排比,惊喜的发现画师们可分三代或四代人。在无文字史料记载的情况下,遂将这100来位作者的活跃期进行时间分段。
  第一代:
  程门  王少维  金品卿  王凤池  汪藩  周子善  俞子明  吴少萍  江永源 罗允夔  任焕章  余焕文  万子铭 蒋玉卿
  第二代: 
  朱少泉 王岐山  陈子常  汪章  许品衡 方家珍  周筱松  汪照藜  方少溪 张云   徐善琴  高心田  汪友棠 黄铭光  许达生。
  第三代:
  王子卿 松石   戴裕成  梅春  高恒生 安少山  胡献瑞  仙槎。  第四代为进入民国时期的画浅绛瓷的作者,如:  段生茂 胡仲贞  吴飞麟  王琦  潘匋宇 徐仲南。
  (六)画师们一些个人资料亦具史料价值。
  光绪15年(1889年)以后,未出现过程门的作品,是否在光绪中期程门便去世了(有待证实)。
  汪藩的下限作品是光绪16年(1890年);
  王少维的下限作品是光绪21年(1895年);
  王凤池的下限作品是光绪22年(1896年);
  金品卿的下限作品是光绪27年(1901年);
  程次笠的下限作品是光绪34年(1908年);
  可以说,上述画师均在光绪中、后期去世了。其中俞子明的活跃期最长,宣统二年仍见浅绛瓷作品,说明他是位高寿且多产的画师。
浅绛彩真伪情况分析?
什么是山水?
  中国山水画简称“山水”。以山川自然景观为主要描写对象的中国画。形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但尚未从人物画中完全分离。隋唐时始独立,五代、北宋时趋于成熟,成为中国画的重要画科。传统上按画法风格分为青绿山水、金碧山水、水墨山水、浅绛山水、小青绿山水、没骨山水等,
目前山水画有传统山水和当代水墨山水之分。当代水墨,多以各种吸水性强的纸张为载体,重视水墨的相互渗化而形成的各种自然效果,加以描绘而成,画家理注重意料之外的奇妙效果。传统山水画,更多的重视笔墨,即对线的运用,讲究“古法用笔”,对笔墨的变化,更重视作者自身对笔墨的掌控,来表现作者内心的奇美自然景色。
山水真伪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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