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镛的《中国通史纲要》哪里有售？看网上都是白寿彝版的。_百度知道
刘镛的《中国通史纲要》哪里有售？看网上都是白寿彝版的。
网上看了一下，确实没有黄现璠，刘镛合著的《中国通史纲要》，恐怕要到侧重文史的实体店去买了。 另外，也可以下载PDF版的电子书，在“国学数典论坛”上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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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白至德为父亲出版的《白寿彝画传》（二）
白 寿 彝 画 传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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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 寿 彝 画 传 》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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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嘉璐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白寿彝画传》就要问世了。至德兄一定要我写一篇序，是的，关于白先生，对于这本《画传》，我的确有一些话要说。
用画传的形式纪念寿彝先生，是很恰当的。照片把许多珍贵的历史瞬间留了下来，现在配以文字，展现在读者面前，这比单纯的语言叙述更直观，更生动，可以让后人对一代学术巨人有更直观、更感性的了解，可以引发人们的许多联想和补充。但是我想，至今人类还没有发明一种立体、全面、穷尽再现历史的方法。所以至今我们所能见到的历史都是片段或梗概；对于一个人也是如此，无论用什么形式，都难以再现他的全部——他的所有经历、他在彼时彼地的想法、感情，特别是像寿彝先生这样的大家。有什么办法呢？对前人，我们所能了解到的，只能是经过后人概括提炼的一点精华。这对于许多人来说已经足够，甚至已经过于奢侈了，而对于像寿彝先生这样丰富的人生，却只能让人感到永不满足，永留遗憾。
先生早已桃李满天下，其学术成就、人品风范，已有及门的学长们写出了许多感人的篇章，无容我置喙。我并没有听过白先生的课，也无缘入室，时随座右，但我却私下始终把先生视为亲授的老师。一是先生是我的恩师陆宗达（颖明）先生的挚友，而他们二位的为人、风格又颇为相似，在颖明先生面前如何随便，在白先生那里同样可以无拘无束、无所顾忌。二是对历史学的浓厚兴趣曾经促使我去读先生的著作，如文革前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一些文章和文革后才读到的《中国伊斯兰史存稿》等。读其书则如聆其教啊！三是60年代我参加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编写时，曾就历史分期和对一些历史人物评价问题造府请益。一位鼎鼎大名的教授，非但不把一个24岁的小青年拒之门外，反而热情指点，不厌其详，实与对“出自我门下”者无异。其时先生之情、之教对我此后教学生涯中对待学生是永难磨灭的提示。四是先生于1988年从全国人大常委的职位上退下来，我恰好于此年进入常委会，颇似“接班”，曾为在常委会里如何工作去请教，情景亦如师授。搜索记忆的库存，还可以列出许多珍贵的片段，可是以上几事或已经可以说明先生之于我，几近亲炙了吧，所以多年来我一直以“私淑”自视。我在这里就私自从这个角度记下我的思念。
先生晚年患有严重的白内障，连行路也需人搀扶；快报，则只能由助手读。但他主编卷帙浩瀚的《中国通史》的工作一刻也没有停。这需要怎样的执着，怎样的毅力啊。每当我在会上或路上遇到先生，只要“白先生”三个字一出口，先生马上就能听出是我，接着是典型的开封腔：“许嘉璐！……”每当此时，我就想能为先生做点什么。现在回想起来，实在做得太少。这也是我的一种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我还常常把眼前这位精神矍铄的慈善老人跟80多年前黄河岸边的一个瘦弱好学的回族少年联系起来，想像他年轻时为了求得学问和真理，频繁地往返于上海和河南之间的情景，猜想他是怎样度过的曲折勤奋的一生的。先生一生质朴，从衣着生活到为人治学，朴实得就像他那“原装”的开封话。如果从其外表看，真难把眼前这位普普通通“老大爷”跟学术大师、跟80多年前那个风华正茂的少年联系起来。
从先生极易联想到他那一代知识分子。他们年轻时屋里缺食少衣，门外兵荒马乱，心里种下的是传统儒学的种子，面前摆着的是许多条可供选择的路，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不屑于飞黄腾达，却走上了在当时最为艰难困苦的救国救民之路，最后和中国共产党走到了一起，有的也成为先锋队的一员，例如白先生。在先生90大寿时，我曾说过，像先生这样的前辈，每个人都是一本大书，一本永远读不完的大书，我们应该好好阅读。在说这些话时，我正在思考这样的问题：在上一次世纪之交，国运衰败到了极点，社会思想混乱也到了极点，但是就是这样的环境却造就了一大批大师级的学者。为什么他们操行的或是操枪或是秉笔，为理想、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的路，而且走得那样踏实而扎实？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与人类最先进的思想间有着哪些“潜通”之处？与此相对照的是，我们这一代尽管也曾遇到过坎坷，但就其总况说，要比前辈们幸运得多，“舒服”得多了，而实际的成果怎样？踏实么？扎实么？这又是为什么？这是需要从历史、社会、文化、政治等多种角度认真分析研究的。这是一种历史现象，一种文化现象，是我们的一笔丰厚的遗产，肯定可以对我们今后的学术发展起到昭示的作用。
在寿彝先生身上似乎可以找到一些答案，他从启蒙老师那里受到了修齐治平、先忧后乐、以天下为已任、中华民族一体的熏陶，目睹祖国河山碎裂、生民涂炭，于是求知，于是寻找真理，于是在“嗷嗷八口一蓝衫”的环境中坚信未来，于是不断笔耕、“舌耕”，于是不但找到了实现自己学术理想的宽阔大道，也找到了把自己的一切和亿万人民血肉般联系到一起的人生正途。
现在这本《白寿彝画传》，我想虽只能反映先生斑谰一生于百一，不过是他本人那本无字大“书”的“目录”；如果用电影做比喻，只是用某几个镜头洗出的照片，细节、动态、画外之意，需要读者根据自己的知识、感情和想象去填补。尽管如此，我仍然希望并相信，它对世人，特别是对走上学术之路的年轻人具有启发深思、拨雾引路的作用。
1999年，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出版了。我马上阅读了第一卷，在受到教益、佩服先生在“通史”中辟专卷进行理论探讨的卓识的同时，还有许多问题想向先生请教。例如，怎样分析文化的出现及其特色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为什么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中，其文化虽然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而有些方面却始终如一，与佛教很不相同？中华传统文化能不能和怎样与现代化相适应？……当时竟然以“来日方长”自掩了学习的怠惰，没有及时请益。现在后悔也是枉然。
先生于1999年夏天病到了。当时我正在非洲访问，回国后又不断往西部乡下跑。学生告诉我，没有什么大问题，过些时去看望也可以，我就没有马上去，由学生带去问候。
转过年来，阳气开始上升，我想这对他身体是有利的。没想到，先生却病重了，我忙赶去。晚了！从前一天起，先生已经呼之不应，只靠呼吸机送氧。医生和陪侍的人都说，就在床边看看吧。我还是小心翼翼地走到榻前，俯身在先生耳边说：“先生！我是嘉璐。”“嘉璐来看您了。”忽然，奇迹出现了：先生接连发出了应答声！房间里的人几乎惊呼起来。“我们老少二人有缘！”我心里默默地说。
据主治医生说，一时还不要紧。我带着无奈的悔恨、欣慰和对医学奇迹的奢望走出病房。没有想到，就在这天夜里，先生走了……静静地走了，带着对中华民族和人类的思考走了，带着对学术、对学生、对国家和民族的热爱，走了。我悔恨，是因为我没能再和先生开个玩笑，让他再发出爽朗的笑声；没能从先生口里得知他还有哪些未了的心愿——对教育，对学术，他总有新的见解，应该没有说完吧？也没有问一问有什么需要我这个“私淑”尽点力的。
人总是要离开这个世界的，离开时大概总要留下些没有做完的事。特别是像先生这样呼吸不停思索不止的巨匠，抱负可以充天地，永远不会有可以已的时候。这是遗恨呢，还是人类不断前进的动力？
前人的遗恨就是交给后人的使命，催促着后来者站在前代巨人的肩上继续攀登。如果果然如此，我们也就不该有什么不安了。不是么，先生已然给我们留下了如此巨大的一本人生之“书”！
这本书我还没有读完，今后还要继续认真地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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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旅于南京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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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寿彝画传》摘录：
［壹］从故乡开封走向著名高等学府（）
［贰］在艰苦岁月中孜孜求索（）
［叁］教育和学术领域的杰出开拓者（）
［肆］沧海横流更见独立自得（）
［伍］追求人生和学术的新境界（）
［陆］《中国通史》——当代史学的丰碑（）
［柒］辉煌人生的圆满句号（）
［肆］沧海横流更见独立自得（1966-1976）
1966年，“文华大革命”爆发，白寿彝被迫中断了正常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被当作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头号“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受到长期批判。后又以“彻底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名义，被送到劳改队参加劳动。直到1971年，经毛主席批准，周恩来总理布置文史学界组织专家，在己完成“前四史”点校工作的基础上，继续点校“二十日史”中其他各史及《清史稿》；因主持其事的顾颉刚先生年事己高，便安排白寿彝实际负责此项工作。
1972年，周恩来总理在全国出版工作者会议上提出编写《中国通史》的任务，白寿彝深受鼓舞，又毅然承担了这一历史使命。
这一年，“四人帮”采用突然袭击的办法，对教育界的专家学者进行所谓“文化考试”。白寿彝在识破了“四人帮”不可告人诡计之后，只在“考卷”上写了“白寿彝”三个大字，便拂袖而去。由于这种愤怒和抗争，白寿彝被广播批判、通报全国。但他的铮铮铁骨，也得到全国学界的敬仰和称颂。就在这一年的12月21日，白寿彝的夫人王慧萍女士不幸病逝，享年62岁。这对白寿彝是一次无比沉重的打击。几十年来，他们夫妻同甘共苦，无论在异常险恶还是极端贫困的环境中，王慧萍女士都会全身心地支持白寿彝的工作，细致入微地料理他的生活，默默地支撑着他们的家庭。他常说，“没有慧萍，也就没有我今天的一切”。送别夫人时，他亲手写了悼辞，亲自把夫人安葬。然后，又顶着无形的政治压力，奋力投入点校“二十四史”和编余纂通史的工作。
1973年，白寿彝又针对“四人帮”大搞影射史学，为其纂党夺权大造舆论的罪恶行径，以极大的英雄气概，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上发表了《论秦始皇》。文章以一个真正史学家的态度，依据历史事实，评价了秦始皇的功与过。文章结尾写道：“我们反对任何对秦始皇历史面目的歪曲，更反对以被歪曲的秦始皇来攻击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这篇文章的发表，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
不久，“四人帮”又大搞“评法批儒”，企图为其纂党夺权制造理论根据。白寿彝总是以两点论来说明儒法斗争问题，而且认为汉代以后实际上已没有儒法之争，所以只讲到秦。
1974年7月，白寿彝随“中国友好访问团”出访伊朗、巴基斯坦。
同年9月，白寿彝随以王震为团长的中日友好参观团出访日本，友好团随行团员上百人，对日影响甚大。此行是为了庆祝中日恢复邦交两周牟年，庆祝中日民航首航。11月，白寿彝作为中国“友好参观团”成员，再次出访巴基斯坦。此次访问，他得知外国同行十分渴望有新中国学者编写的、观点正确的中国通史问世，以适应其教学与研究的需要。面对外国友好人士的希望，白寿彝深感中国历史学家责任的重大，他加紧了筹备编写中国通史工作的步伐。
1976年2月，白寿彝随以乌兰夫副委员长为团长的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和科威特等国。这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首次组团出访，受到了外国友人的热烈欢迎。
日，“四人帮”被打倒了，正义终于战胜了邪恶！白寿彝激动无比，他又一次应邀登上了天安门，与首都人民和全国人民共同欢庆这一历史盛事。
［伍］追求人生和学术的新境界（1977-1989）
长大10年“文革”结束，白寿彝焕发了新的学术青春。除了悉心投入《中国通史》的编纂工作之外，他还为史学事业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1977年，白寿彝应北京教育学院的邀请，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作《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几个问题》的系列讲座，内容涉及“中国历史上的国土问题，或者说是中国历史上的疆域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阶段性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史上统一和割据、集权和分权、复辟和反复辟的问题”等。这次讲座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阶段性问题的论述，是他多年思考的成果，也是他主持编撰中国通史的基本框架的理论基础。1978年，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全部出版，为海内外读者提供了最好的版本，这是新中国最重大的学术成就之一，也代表了古籍整理的最高成就。
1978年，白寿彝受《中国建设》杂志社的委托，发表了《儒法斗争史的虚构》的重要文章，以大量史实揭批和清算“四人帮”的所谓“儒法斗争”的反历史的言行及其反动实质。该文有英、俄、阿拉伯等译文。这一年，他组建了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招收了“文革”后的第一批中国史学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1979年，白寿彝任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委会副主任，并在“民族问题五种丛书”规划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统一多民族国家和中国史学的史德等问题》的报告。同年，白寿彝重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积极倡导历史系课程体系的改革。改革的圭要内容是在原有的系统教学计划之外，增设选修课，提倡在全校设立现代科学概论，提倡中外历史比较研究。这一方案开拓了学生学习的深度和广度，同时提高了教师的讲授能力和教学水平。此项改革在全国各大院校历史系得到推广并获得了1989年国家教委颁发的“历史系本科课程体系改革”优秀教学成果奖。
同年7月，白寿彝到阿尔及利亚参加第13届伊斯兰文化学术讨论会。会上他宣讲了《中国穆斯林的历史贡献》一文，该文有英、法、阿拉伯文译稿。当年11月，他又与顾颉刚、容肇祖、杨坤、杨成志、罗致平、钟敬文教授等发表了题为《建立民俗学及有关研究机构的倡议书》。这一年，白寿彝70周岁。在笑谈数十年的学术生涯时，他谦虚地说：“我七十岁才开始做学问！”生动反映了白寿彝虚怀若谷、不断进取的品格；反映出他在晚年受到时代的鼓舞，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及远大的奋斗目标；他的人生观、价值观也在这里得到更为严格的检验，得到进一步升华。70岁之前，他已经在史学领域作出了突出的学术贡献。70岁以后，他的学术领域不断地拓展，学术成果更加丰硕，进入了“从心所欲”的学术境界。同年，他发表了《关于史学工作的几个问题》、《史学的童年》；他主编的停刊十多年的《中国史学史资料》复刊，并更名为《史学史资料》。
1980年，白寿彝主持的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由高教部批准正式成立。经过20余年的发展，该所现已成为海内外著名的史学研究机构。当年，事实他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本书很好地把科学性和通俗性结合起来，用简明的形式和深入浅出的语言，清晰地勾勒出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揭示出内在特点和规律，反映了白寿彝对中国历史的新思考。《中国通史纲要》虽然只有30万字，却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83年，它被列入我国通俗理论读物的必然书目、全国高校指定使用教材。1988年，它获国家教委颁发的国家级优秀教材奖。至今，此书中文版共印33次，印数累计百万余册，还出版了英、日、西班牙、法、德、罗马尼亚、韩等7种外文译本。同年12日，白寿彝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首届委员、博士生导师。同年，他还被选为“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
1981年，白寿彝出版专著《史记新论》，并发表了《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及《谈史学遗产答案问》系列4篇论文。同年，《史学史资料》更名为《史学史研究》，在国内外公开发行，具有广泛的学术影响。这是国内惟一的研究史学史专业刊物，为全国中文（历史类）核心期刊，刊登历史理论、历史教育、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等诸方面内容的文章，楚图南副委员长为该刊题签。该刊所创“读书会”、“人物志”、“史林偶拾”等特色栏目，都是作为主编的白寿彝手订的。
1982年，白寿彝发表了《六十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关于史学工作在教育上的作用和史学遗产的整》、《再谈历央文献学》、《泉州伊斯兰教石刻·序》等文章。同年9月，他应邀到河南大学参加母校70周年庆祝活动，为全校师生和历史系师生分别作了题为《关于目前史学的几个问题》、《开创史学工作新局面》的报告、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他讲的还是地道的开封话，他最爱吃的是家乡的五香花生和小磨香油。
1983年，白寿彝在北京师范大学创建古籍研究所。同年出版《史学概论》、《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中国伊斯兰史存稿》三部著作。《央学概论》就是历史观、历史文献、史书的编著、史书的体例、历史文学及史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中国近代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当前的任务等重要问题，作了系统的论述，所论都是学科建设中的重要问题，被史学界认为是同类著作中最有特色的论著之一，至今仍有参考价值。《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论集，是他对历史学的教育功能的深入思考。全书对历史学的本质属性和社会作用作了深刻的阐述和简明的概括。而《中国伊斯兰史存稿》是他自1936年以来有关中国伊斯兰教史的研究成果，这是一部在民族史、宗教史研究方面都有重要价值的著作，不仅在当时具有探索与开拓的价值，就是在今天看来，它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建材，仍然具有学术生命力。同年，他还发表了《说六通》、《古籍整理和通史编撰》等文章。在中国史学会首次学术年会暨中国史学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他被推选为主席团成员。多卷本《中国通史》规划，也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通过，并被定为哲学社会科学“六五”期间国家重点项目。
1984年，白寿彝发表了《把历史知识交给更多的人》、《中国史学史上的两个重大问题》、《说“成一家之言”》等文章。10月1日，白寿彝在天安门城楼参加了“文革”后第一次国庆大典——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的国庆阅兵仪式。同年，他在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召开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讲话。
1985年，白寿彝主编的《回族人物志》元代卷出版，并发表了《关于史学工作的几点意见》、《关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在全国高校古籍研究整理工作指导委员会等二次会议上的讲话》等文章。同年，他主持举办了首届全国中外史学史学术座谈会。
1986年春节，李鹏同志到白寿彝家里拜年，称赞他主持的《中国通史》的编写工作是一件了不起的工程。7月，他在大连棒槌岛主持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并在大会发言。同月，会见意大利安莎社记者巴尔巴拉，回答了《中国通史》现代部分的有关问题。8月，多卷本《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出版。此书包含叙篇和先秦史第两个部分。在叙篇中，白寿彝论途了以下几个问题：“史学史研究的任务和范围”，“中国史学史的分析”，“有关史学史的古今论述”，“我的摸索和设想”。这几个问题，反映了他对中国史学史的整体认识，是多卷本《中国史学史》的撰写的指导性意见，也具有广泛的参考价值。多卷本《中国史学史》后被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项目。同年，白寿彝在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主任会议上提出编写《中国伊斯兰史》的建议。同年，《中国通史》导论卷定稿，这是在白寿彝1986年住院和去北戴河休养时修改定稿的。人大常委会安排委员休养，他在北戴河住了10天，竟然有9天半是在屋里改稿子。
1987年，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续编》出版。此书记述了1919年到1949年的中国历史，第一次把中国通史写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此书有英、西班牙、法文译本。最近，由外文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通史纲要》（修订本）英文版，是《纲要》和《续编》的合订本。同年，白寿彝发表《在史学史助教进修班上的讲话》、《民族史工作的历史传统》等文章。他因眼病住院治疗，住院期间修改了《中国通史》第五卷的稿件。这一年，他开始招收史学史专业博士研究生。
白寿彝对事业的神圣使命感和崇高的责任感，工作的勤奋、忘我是非常让人感动的。他的助手后来回忆道：20世纪80年代初，白先生的视力急剧下降，本来高度近视的眼睛又患了核状白内障。这是一种由眼球中心向四周发展的疾病，它正好挡住了视线的中心。这使他的视力降到了0.02和0.03，再加上散光，他的眼镜度数达到1800度。在这种状况不，他总是先趴在书桌上，戴上高度近视镜，再拿着放大镜，去看稿件；有时摘下眼镜，眯缝着眼睛仔细观看，惟恐出现差错。到后来，在无论怎样也看不清稿件的情况下，他就请助手反复念给他听。在他认为是关键的地方，要读上十几遍甚至几十遍，反复推敲，连一个标点都不放过。他的白内障摘除手术分别于1987年5月和1989年5月两次完成。《中国通史》的稿件有很多是在医院修改和定稿的，在医院住院时。大夫和护士们都很清楚白寿彝的习惯，因为他们来查房时，沙发上、桌子上都有很多很多的书或者稿子，白寿彝躺在床上，或坐在沙发上，或听稿子，或口述文章。平时，医生常提醒他年龄大了，用脑要注意，要求他隔20分钟就休息一会儿。可是他只要工作起来，医生的嘱咐就全然忘却了……
1988年，白寿彝圭编的《回族人物志》明代卷出版，关发表《在第三次全国回族史讨论会上的讲话》、《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几个理论问题》和《关于民族史的工作》等论文。
1989年，白寿彝八十华埏。他主编的十二卷本《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出版。这是一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结合中国历史进程而创造性地阐述中国历史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的重要著作，被史学界和理论界公认为20世纪90年代历史理论发展前沿的代表作，受到各方面的极大关注。此外还发表《外庐同志的学术成就》、《说“为人师表”》、《史学史工作四十年》、《多研究点中国历史的特点、多写点让更多人看的文章》等论文。
同年2月，北京师范大学和首都各界举办“祝贺白寿彝教授从事学术活动六十年暨在高等学校执教五十年学术座谈会”。许嘉璐同志主持了这次会议。臧克家先生作诗赞道：“学海探珠六十秋，银丝赚来半满头。黄牛负轭桑榆路，该罢休时不罢休。”白寿彝总结自己60年治学生涯的体会，认为最重要、最深刻的一点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一定要处理好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他说：“我受传统影响很重，对于研究历史是否与现实结合，开始时是缺乏这种自觉的。后来，从国家、民族和个人经历的种种困难中，才逐步地理解到历史对现实的重要，也认识到现实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历史。我坚信，历史研究的主流必须是回答现实生活中提出来的重大的迫切问题。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陆］《中国通史》——当代史学的丰碑（）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己过80高龄的白寿彝，更是意气风发，可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1990年，他发表了《说豪族》、《绘画本（中国通史）序》、《谈谈民族史的工作》、《四十年来史学的发展》等文章。1991年，发表了《关于编写新型回族史的意见》、《关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几点意见》等文章。更值得庆贺的是，他在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受到国务院的表彰，并享有政府特殊津贴。1992年，《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是六十多年来他关于民族、宗教的论述选集。同年，《回族人物志》清代卷出版。1993年，为纪念《光明日报》史学专刊创刊40周年，他发表了《读点历史有好处》的文章。他在文中说：“不少年来，有断有人问，学历史有什么用？这个‘用’，如果指的是物质生产的直接需求，恐怕说不上有什么用，如果指的是对国家前途的观察，对国策的制定，对社会风气的改善，那就可能有或大或小的用处。历史不是简单的过去的事情，而是和现实息息相关的。历史是人类经验和智慧的宝库，正确地对待还是有好处的。”同年，由白寿彝、启功等主编的《文史英华》（1-15卷）出版。
1994年，《白寿彝史学论集》（上、下册）出版。2月，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为白寿彝举办“八十五华诞暨《白寿彝史学论集》出版庆祝会”，许嘉璐教授又一次为白寿彝主持了庆祝会。中央统战部李生玉同志在会上赞扬白寿彝“关心国家前途和命运，也关心本民族的历史和发展进步，重视各民族的团结，并把这种高尚的政治品质融入了他的整个研究工作之中，”。《白寿彝史学论集》荟萃了他在这些领域研究中的许多精辟见解，是他半个多世纪的心血和智慧的结晶。全书包含8个部分，即：一、中国封建社会；二、历史教育；三、史学评述；四、史学遗产；五、史学史论；六、史学史教本初稿；七、朱熹撰述丛考；八、序跋、书评、札记。书中有关阐述历史教育的论文多达20篇。他认为历史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国人的素质，这包括爱国主义的情思、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修养；要努力造就具有时代感和历史使命感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新人。他认为：“我们学习历史，就是要认识时代，增加人民的智慧，让人们更自觉地认识历史，看清楚整个社会前进的方向。这种认识，集中起来是巨大的物质力量，其社会效益是不可估计的。”中国不仅具有重视史学的古老传统，而且具有重视历史教育的优良传统，我们要发扬这种传统。他还从史学的科学价值和社会功能方面阐述历史教育的作用，指出：“我们史学工作者，也应该把历史教育的发展史作为史学史的一个分支，研究历史教育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理论意义和社会实践意义。”他把历史教育的认识，从一般实用的或感性认识的层面提升到理性认识态度。白寿彝在回顾85年所走过的道路时，感概地说：“八十五年来，对于我们中国、我们的民族讲，是一个不平凡的时期，经历很大的变化，很大的波动。在我讲，也是一个不平凡的时期，经历很不平凡的岁月。想研究学问，但有很长一段时期很困难。不过在困难中还是陆续取得一点成绩。我在解放前的40年，忙于生活，解放后又忙于各种活动，真正地下点功夫做点学问，还是在70岁以后。我这些年来想多做些工作，实际未能如愿。大家在会上称赞我的活，许多都不敢当。我愿继续努为下去，争取再上一层楼。”在这次庆祝会上，他还着重谈了中国民族关系和中国封建社会问题，认为这是与现实社会有紧密关联的两个理论问题。同年6月，多卷本《中国通史》第二卷《远古时代》、第三卷《上古时代&先秦时期》出版发行。10月，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又邀请在京部分史学工作者，共庆白寿彝从事学术工作65周年暨85华诞，并就其史学思想进行座谈研讨。白寿彝在会上说：“马克思主义讲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条很重要。我个人可能有点成就，但这不是我自己的，它来自大家，来自很多同志。今天的会给我很大力量，我虽己八十五岁，但前边还有好多路要走，今后好多工作要靠同志们支持。希望大家团结起来，共同把史学工作推向前进。”
日，首届“北师大白寿彝史学论著奖”青年教师获奖者颁奖仪式在白寿彝的寓所举行。他语重心长地说：“从史学建设、国家建设上看，历史理论不发展是不行的。一个民族没有历史，或研究历史很不够，这不是民族的光荣。我们的历史悠久、丰富，国外发掘出前100年的地下文物，就被认为很不得了了，而一百多年对我们来说不算什么。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看重自己的历史，看见我们在人类历史上的成绩。我们现在还处在过渡时期，往前走，就必须要懂得历史发展的动向，要懂得我们将来的历史情况，要向大家说明、阐述这个意思。这是历史工作者重大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现在还是后继乏人。”
1996年，白寿彝发表了《不断开展民族史的理论学习》，这是他在中国民族史学会第四次会议上的讲话。在讲话中，他再一次强调了民族史的研究工作，“要求我们要从实质上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把理论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不同阶段、不同形态的封建土地等级所有制及多种生产方式的并存等，都是重要的理论问题，需要进行认真的研究。研究的视野要更为广阔，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下过多的工夫”。
1997年，《回族人物志》近代卷出版发行。白寿彝多次说过，这部书的完成，也实现了他为回回民族历史事业做点贡献的宿愿。这一年，他被北京师范大学授予“优秀共产党员标兵”称号。
1999年，白寿彝先生九十岁大寿，《中国通史》全部出版发行。《中国通史》是白寿彝整个生命的最后投入。日，北京师范大学隆重举行的“祝贺白寿彝教授九十华诞暨《中国通史》全部出版”大会，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依次盛大庆典。
白寿彝任总主编的12卷本、1400多万字的巨著《中国通史》，被公认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压轴之作。它的全部出版，引起史学界的广泛关注，也引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江泽民总书记为白寿彝写信表示祝贺。信中称《中国通史》的出版“是我国史学界的一大喜事”，他相信，“这套《中国通史》，一定会有益于推动全党全社会进一步形成学习历史的浓厚风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全国人大委员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兆国、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胡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都给白寿彝发来了贺信或贺电。李鹏同志在贺信中说：“通史巨著的出版，无疑是我国史学界乃至中国文化建设的一件大事。”李瑞环同志在贺信中说：“这部巨著凝聚着您多年辛勤劳作的心血，对推进我国史学研究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一定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史学界同行高度评价了这部《中国通史》取得的学术成就。中国史学会赞扬白寿彝“以超凡的毅力，克服种种困难”，主持完成这一皇皇巨著，“为中国当代史学又做出新的重大贡献，为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中国史学会会长金冲及研究员坚信：“将来写中国现代史学史，这部书是要大书一笔的。”中国史学会前会长戴逸教授评奖说：“这是一部空前的巨著，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界的压轴之作……是对学术界的重大贡献，是他献给本世纪的珍贵礼物。”著名史学家王锺斡教援说：“《中国通史》是迄今我国第一部由少数民族学者亲自主持从纂的大型通史，别开生面，故弥足珍贵。这部集数百位专家学者，历时20春秋，共12卷22册、一千万余言的《中国通史》，不但是新时期中国史学研究蓬勃发展的一个见证，是中国传统通史文化建设的一项新成就，同时也显示了白先生生命和学术所达到的高度。”著名史学家王毓铨教授赞扬《中国通史》“集一代之智慧，备百世之长编”。
白寿彝编撰《中国通史》，是基于对祖国、对中华民族负责的史学家的崇高责任感。在庆祝会上，他说道：“多卷本的《中国通史》的完成和出版，确实让我感到很激动。想起在1962年巴基斯坦史学会召开的国际学术讨论会，那是在解放后我国第一次被邀参加的国际学术会议。在会上，中国代表第一个宣读了学术论文。巴基斯坦的学者说，过去我们讲历史以欧洲为中心，现在我们要以东方为中心，用的教材是日本人编的。他们希望看到新中国史学家编出的教材。1974年我们又一次访巴，对方用的教材是林语堂编写的课本《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他们仍然没有看见新中国的作品。这两次访问，外国朋友对中国文化、对中国历史是这样重视，我感到吃惊，同时也为没有写出一个字而感到惭愧。从那时到现在，20多个年头过去了，我们终于写出了自己的通史，终于可以宣布，我们有了新中国的历史书了。”
从1975年响应周恩来总理的倡议而正式立顶，到1999年全部出齐，这部巨著几乎耗尽了白寿彝晚年的全部心血，也凝聚了全国500余位专家学者的智慧。它是20世纪中国几代史学家编撰中国通史的总结性和创造性相结合的浩繁卷帙，开辟了21世纪中外读者认识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的新途径。《中国通史》出齐了，白寿彝也累倒了，不得不住进了医院。住院的九旬老人，仍壮志不已，计划在近期内完成《中国回回民族史》、《中国史学史教本》和多卷本《中国史学史》。住院治疗期间，他每日牵挂着的还是史学事业。精神稍好些，精力还能挺得住，他就在助手的帮助下整理、审阅并修改文稿。医院的病房成了他的书房、办公室、会客室、小型会议室……病中的白寿彝特别牵挂回族史的研究工作。他要求大家在研究回族历史时要注重对基础理论、基本史料的整理和收集，认真研究回族史的重大理论问题，使研究工作更有价值。回族史的研究是很艰苦的，要注重对人才队伍的培养。回族史的研究永远不能脱离开中华民族史整体的研究轨道。日，白寿彝在北京友谊医院为《中国史学史教本》写了《题记》。他在《题记》中对史学史这们学科的性质和任务作了精辟的概括，指出：“史学史是一门在树立中的学科。史学史的任务是阐述史学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阐述史学在发展中所反映的时代特点及史学的各种成果在社会上的影响。对于中国史学史来说，是要我们对本国史学作出系统的自我批评和自我总结。”2000年元月，他又为《史学史研究》写了《新世纪的展望》，他对新世纪的来临充满了期望，对史学研究的前景充满信心，对办好《史学史研究》杂志予以嘱托。他深知自己已年迈，更清楚自己已病魔缠身，时间对自己来讲比任何东西都重要。他坚强地与病魔展开了“争夺战”，以惊人的毅力一次又一次地战胜疾病。医生和护理人员都被感动了，他们很少看到如此坚强的老学者、如此顽强拼搏的老年人！在这里，他一直坚持到生命的最后时刻！
［柒］辉煌人生的圆满句号（）
日23时35分，白寿彝为他的辉煌人生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至此，他平静地、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白寿彝病中和逝世以后，江泽民、李鹏、李瑞环、立岚清、丁关根、李铁映、丁石孙、许嘉璐、王兆国、阿沛&阿旺晋美、钱伟长、白立枕以及费孝通、雷洁琼、杨静仁等分别以不同方式，向白寿彝和他的家属表示慰问。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委托国务院办公厅打来电话：“白寿彝同志治丧委员会并转家属，总理对白寿彝同志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对白寿彝同志的家属表示亲切慰问，并嘱节哀。”
中国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于日清晨6时整，率先播出白寿彝教授去世的消息。从那一刻起，直到3月26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下葬于北京卢沟桥回民公墓之后的很多日子里，白寿彝的家人、所在单位不断收到电话、电报、电传，亲人、友人、同仁、学生们及有关单位，纷纷以不同方式表达对先生的不尽哀思。
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上，党和国家领导人送来了花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全国政协副主席白力枕，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何椿霖，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张道诚，全国人大民委主任王朝文，国家教育部部长陈直立，国家民委主任李德洙，国家宗教事物局局长叶小文，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陈广元、副会长马忠杰、顾问沈遐熙等同志前往与白寿彝的遗体告别。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家民委、全国人大民委、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办、中央党校办公厅、北京市委统战部、北京市教委、北京市民委、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中共佳木斯市委、佳木斯市人民政府、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故宫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人民日报社、人民出版社、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人民教育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文物出版社、外文出版社、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河南大学、云南大学、武汉空军雷达学院、华中师范大学、山西师范大学、山东大学、河南人民出版社、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宁夏新闻出版局、宁夏人民出版社、北京电视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民盟中央、中国史学会、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中国回族学会、中国考古学会、中国民族学会、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中国明史学会等单位与社会团体，以及吴修平、李贵、李志坚、张健民、沈仁道、金鉴、王忍之、季羡林、陶大镛、王毓铨、臧克家、金冲及、李文海、戴逸、齐世荣、章开沅等各界人士以及北京师范大学有关单位和个人送了花圈。
民盟中央在唁电中说：“白寿彝同志是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员和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同时又是杰出的史学家、教育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一生投身进步事业，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事业，以共产主义为最高信仰，为史学研究、高等教育事业、中外文化交流和国际和平友好事业献出了他的全部智慧和生命。他的逝世给我们带来无尽哀思，我们将永远纪念和缅怀他。”
国家教育部的唁电写道：“白寿彝教授长期从事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年高德劭，学术渊博，教书育人，益满学林。白寿彝教授的逝世是我国学术界和教育界的重大损失。
中国史学会的唁函说：“惊闻白寿彝教授不幸逝世，这是中国历史学界难以弥补的重大损失。在这悲痛的时刻，我们谨代表中国史学界表示深切的哀悼。白老是我国老一代著名历史学家，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历史科学研究、历史教育等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的科研成果、学术思想、治学方法和严谨的学风都是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白寿老是中国史学会创建人之一，是中国史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他在领导和推动中国史学会的学术活动和对外交流诸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白寿老走了，他的榜样和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后人前进。”
华中师范大学在唁电中说：“白寿彝同志是我国杰出的史学家、教育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为我国教育事业，尤其是为我国的历史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逝世是我国教育界和史学界的重大损失。”
著名史学家史念海教授和斯维至教授发来唁函说：“惊悉中国唐史学会顾问、一代宗师白寿彝先生逝世，我们感到万分悲恸。作为杰出的教育家、史学家、社会活动家，白先生不仅桃李满天下，更给我们留下了丰硕的文化遗产。我们在缅怀白先生丰功伟绩的同时，决心继承白先生的遗产，为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和繁荣我国的史学研究而贡献余热，以告慰白先生的英灵。”
元史专家陈得芝教授的挽联道出人们的心声：
七十年秉史笔，踵武班、马、刘、章，通贯古今创新体；
千万言著鸿篇，兼具德、才、学、识，绵延百世树典型。
白寿彝是当代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在中国交通史、中国伊斯兰教史、回族史、中国民族关系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史学史、中国通史和史学理论方面所做出的突出成绩，不仅推动了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也使他成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史学界的一面大旗。白寿彝还是一位具有学者风范的社会活动家。他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成员、国家教委全国高校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史学会主席团成员、中国民族史学会会长、中国回族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副主任等职。他是全国第一届政协代表，第三、四、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四、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民委副主任、法制委员会委员，国家民委委员，民盟中央委员，是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列席代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特邀代表。他积极参政议政，热心主持各方面的社会工作，为祖国的建设事业贡献出了自己的聪明才智。特别是他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成员，为民族团结事业做了大量工作。他常说：参加党和国家最高决策机关，大大提高了我的政治觉悟，在学术工作上也开阔了眼界。他还多次出访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科威特、日本等国家，为国际和平友好及国际学术交流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白寿彝生前曾讲过：“人虽死了，但精神是不会死的。不要把死看得太重，人生人死是自然规律。”是的，白寿彝虽然永远离开了我们，但他以毕生心血铸就的韦碑，将永远矗立在人们的心中。
2001年初夏，白寿彝先生之子白至德应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和河南大学的邀请，有机会回到了故乡——河南开封，拜访了河南省人大副主任袁祖亮和白寿彝先生的学生杨凤阁，以及河南大学的领导同志。当白至德提到要为父亲白寿彝先生出版本画传时，河南大学校长关爱和当即表示赞同和支持，并责成河南大学出版社的同志们承担出版本书的全部工作，要求确保出版的水平和质量。河南大学出版社社长王刘纯、总编辑马小泉、以及王四朋、陈广胜、刘小敏等同志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北京师范大学原校长、现国家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同志始终关心与支持《白寿彝画传》的出版，历史系和史学所的同志对白寿彝先生的学术和思想遗产认真地做了整理工作，从而为本书的出版以及今后一系列研究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注：白至德为父亲出版的《白寿彝画传》由（一）/（二），此为（二），欢迎阅读（一），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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