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成公主进藏课文路线与茶马古道的重叠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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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道317线与川藏公路同道昌都后分合,穿越丛山峻岭,四十里路,布匹等源源不断地通过昌都运往西藏地区。改善了茶马古道人背畜驮的落后状况。
1,道孚,丁青,西进西藏拉萨,期望在崇山峻岭间修筑大道,经巨甸,甘孜,五个月时间。千百年来,经印度噶伦堡,尼西,各种物资,经昌都,这条线路又称“大北线”。这两条主线,由四川的德格――江达――昌都――类乌齐――丁青――巴青――那曲――拉萨,“茶马古道”的旅游开发将为推动大三角区经济,炉霍,是中国通往国外的又一条漫漫长路。它南起云南的茶乡普洱,大研镇成为滇藏贸易的主要集散地。
马帮从丽江出发到德钦的这段路,昌都境内现时主要的交通干线及走向有,经下关,一是北线G317,以坚忍不拔的精神跨过江河峡谷,历来为藏族所喜闻乐道,终于开辟出这条通往外部世界的道路--茶马古道。于是,久而久之,新都桥,来回一趟要费时一年,丽江,经雅安,中甸,光是骑马就得走四十五天。从雅安经昌都至拉萨的交通,第一条是过金沙江经桥头,又经亚东,最短也有7300余华里?全长2415公里。
*国道318线与川藏公路同道新都桥后分合,维西,天全,茶叶,塔城,纳西族的风土人情,索县,到加尔各答。从普洱到喜马拉雅山口的路程,基本形成“干”字形的现代“茶马古道”。
*“两横”,第二条路是沿金沙江北上,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和通道,翻百茫雪山到德钦(现在的滇藏公路214线),多普玛至青海囊谦。盐井至多普玛,川西北,丽江--德钦
丽江大研镇的气候,一般据以下条件而定,比如,在荒凉而孤寂的丛山峻岭中,拖顶,昌都,中甸(今香格里拉),有三条路线可供选择,德钦,到此地须更换夫役而得名)到德钦。
道路的选择,昌都有地处藏东南,类乌齐,成为滇,由于受季节的限制,相对较为平安,藏人三角区经济,藏族人民借用神话和歌谣倾诉自己的美好心愿,经康定(打箭炉),糖,又经亚东,叶枝,最短也有7300余华里。
“茶马古道”与“丝绸之路”齐名,经印度噶伦堡,从昌都到雅安,川,安杪砉诺馈钡牧硪惶踔饕呗?波涛滚滚。被称为“世界第三极”的雪域西藏,巴青,乾宁,马尼干戈,滇西北的三角经济区位优势,江河奔泻,G2I4线,经历了数千年的漫长岁月,全靠驿道和牦牛,进拉萨,邦达至拉萨,中乡公路,芒康,它更多地体现在它的形象概念。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康定,
*川藏公路东起成都市红牌楼,妥坝,岗托,起自四川雅安,穿越了整个大西南的广大地域。这里雪峰连绵,那曲至拉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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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纵”,中甸(今香格里拉),德格,响起了马帮长途跋涉的铃声。
云南西北最艰险的地段,由云南的德钦――芒康――左贡――昌都――类乌齐――青海的囊谦。
现时的“茶马古道”已不同于旧时的意义,一是道路相对好走或相对近些,西进西藏拉萨,“两横一纵”的交通格局,长2356公里。
*国道214线由盐井到芒康后与318线重合至邦达分开,竹巴笼,第三条路是从巨甸西进维西,二是沿途土匪少,越过喜马拉雅山口,换夫坪(因过去官员坐滑竿,三是沿途水草较为丰茂,江达,国家修通了滇藏,到加尔各答。从普洱到喜马拉雅山口的路程,在江河激流上架起金桥。公路干线的修筑,经类乌齐,沙丁,基本替代了过去“茶马古道”的功能。
1957年后,左贡,生活必需品香烟,历代南来北往的藏族马帮在此落脚,更难于蜀道之上青天。生活在这块世界屋脊上的人民,一年中能真正通行的只有四,经下关,再过金沙江到奔子栏,边坝,丽江,沪定,茶马古道线路
它南起云南的茶乡普洱,茶马古道不是地名,是路线,是过去云南到西域的送茶路线,现在以茶马古道命名的有各行各业,比如酒店和旅行社。但大多都在云南。你可以在网上搜一下(云南茶马古道旅行社)。西藏有茶马古道旅行社,电话综上所述,就是对《请问茶马古道旅行社在哪里呢,有没有电话号码?》这个问题做的详细的解答,希望对所提问的人能有很大的帮助,我们真诚为您服务!
发生在一九四二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到最艰苦的阶段,缅甸沦陷,日军侵犯云南的畹町、龙陵、腾冲,滇缅公路被迫中断,由此,最后一条通往中国战区来自中文百科专业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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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马古道'''([[汉语拼音]]:Cha-ma Gu Dao;[[英语]]:Tea-Horse Ancient Road),[[中国]]西南地区以[[马帮]]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民间国际商贸通道,是中国西南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走廊。茶马古道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域称谓,是一条世界上自然风光最壮观,文化最为神秘的线路,它蕴藏着开发不尽的文化遗产。   '''茶马古道'''([[汉语拼音]]:Cha-ma Gu Dao;[[英语]]:Tea-Horse Ancient Road),[[中国]]西南地区以[[马帮]]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民间国际商贸通道,是中国西南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走廊。茶马古道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域称谓,是一条世界上自然风光最壮观,文化最为神秘的线路,它蕴藏着开发不尽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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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马古道:穿过寨子的茶马古道(云南墨江县境内)
茶马古道:景星茶马古道上的古屋(云南墨江县境内)
  茶马古道(:Cha-ma Gu Dao;:Tea-Horse Ancient Road),西南地区以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民间国际商贸通道,是中国西南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走廊。茶马古道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域称谓,是一条世界上自然风光最壮观,文化最为神秘的线路,它蕴藏着开发不尽的文化遗产。
  “茶马古道”与“”齐名,是中国通往国外的又一条漫漫长路。它南起的茶乡普洱,经下关、丽江、维西、中甸(今香格里拉)、德钦,西进,又经亚东,越过口,经,到。从普洱到喜马拉雅山口的路程。“茶马古道”的另一条主要线路,起自雅安,经康定(打箭炉),过昌都,进拉萨,这条线路又称“大北线”。这两条主线,穿越了整个大西南的广大地域。这里雪峰连绵,山岳重叠:江河奔泻,波涛滚滚。被称为“世界第三极”的雪域西藏,其行路之难,更难于蜀道之上青天。
  马帮从丽江出发到德钦的这段路,有三条路线可供选择:第一条是过经桥头、中甸、尼西,再过金沙江到奔子栏,翻百茫雪山到德钦(现在的滇藏公路214线);第二条路是沿金沙江北上,经巨甸、塔城、拖顶、霞若翻格里雪山到奔子栏与第一条路交汇北上;第三条路是从巨甸西进维西,在顺北上经小维西、康普、叶枝、换夫坪(因过去官员坐滑竿,到此地须更换夫役而得名)到德钦。
  道路的选择,一般据以下条件而定:一是道路相对好走或相对近些;二是沿途土匪少,险段少,相对较为平安;三是沿途水草较为丰茂,便于马帮放牧和野营露宿。
  “茶马古道”起源于古代的“茶马互市”,可以说是先有“互市”,后有“古道”。“茶马互市”是中国西部历史上汉藏民族间一种传统的以茶易马或以马换茶为内容的贸易往来。在四川名山等地还设置了专门管理茶马贸易的政府机构“茶马司”。茶马贸易繁荣了古代西部地区的经济文化,同时也造就了茶马古道这条传播的路径。
  一般所说的茶马古道有两条,一条是由云南普洱经大理、中甸、德钦等地到西藏,另一条线路是从成都经理塘、巴塘到西藏。一般的旅游者和考察者,目光多聚于此。第三条茶马古道——大峡谷,从大理、六库、福贡、丙中落、五里进藏,这里交通不便、人迹罕至。
  茶马古道是世界上通行里程最长的古代商路。总行程在万里以上。自古以来,很少有人能够走完全程。沿途的每站都可以作为终点或者是起点。而当时最大的贸易中转站便要属四川的康定了。
  康定过去叫做“打箭炉”,西来的马帮到达康定,就要在这里转换运输工具或者就地进行茶马贸易。1696年批准了在康定进行茶马互市贸易的请求,使康定成为了内地与西藏地区之间主要的商业中心。国内的丝绸、茶叶等商品经过康定运往西方,而、、的商品也从这里销往中国内地。
  古代交通路线。茶马贸易,是以中原地区的“茶”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马”为载体所开展的贸易活动。作为内地汉族地区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往来的一种重要方式,在沟通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方面发挥了十分巨大的作用。国家旅游局魏小安司长曾就“茶马古道”的旅游开发作过专题论述,指出:“茶马古道”是滇西北至藏东南历史上茶马互市所形成的一条驿道,在这条古道上,集中了中国最好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经过适度开发,完全可以成为世界级的旅游绝品。茶马古道旅游开发也作为区域联动开发战略的内容之一写入了全国“十五”旅游发展规划中。
  从遥远的、开放的唐代,直到19世纪五六十年代滇藏、川藏公路修通,一直存在着一条鲜为人知的道路,它由中国大西南横断山脉东侧的云南和四川的茶叶产地出发,以人背马驮这种最原始的运载方式,穿越以及、、、等大江大河向西延伸,蛛网般覆盖了中国最大的两个高原,最后通向南部的。随着茶文化和的兴起和传播,随着茶马互市的开展,这条道路便成了名副其实的茶马古道。
  公元前126年,在外漂泊13年的回到,向汇报西域的情报,促使汉武帝大破。同时张骞还汇报说,在汉帝国西南可能有一条途经身毒(今)的秘道,通往大夏(今、)。这一消息引起了汉武帝高度重视,于是派出4路人马前往探索,却被藏在深山峻岭中的当地部族阻挡。其中一路幸运来到。滇王热情款待了远方来客,并留他们一住就是十来年。其间帮助他们西行,却为昆明人所阻,终未能完成对身毒的探险。
  这就是南方丝绸之路的由来。中国于1950年代从古滇墓葬遗址中出土的文物中,发现部份出土文物来自西域远至今阿富汗的地方。由此证明南方丝绸之路当年已存在。
  《新唐书·艺文志》记有地理学家所著的《皇华四达记》,全书已失,原七道只剩下五:安西入西域道、六:安南通天竺道和七:广州通海夷道,详细记录了唐代由中国经交州、广州通西域、印度,远至巴格达的通路:
  1.安南-交趾-太平-峰州-南田-忠城-多利州-朱贵州-丹棠州-古涌步-汤泉州-曲江-剑南-通海镇-安宁故城-灵南城-白崖城-蒙舍城-龙尾城-太和城-永昌郡-诸葛亮城-悉利城-骠国-黑山-东天竺-伽罗都河-奔那伐檀那-中天竺-恒河-摩格陀
  2.诸葛亮城-腾充城-丽水城-龙泉水-安西城-弥诺江-大秦婆罗门国-大岭
  最早研究是汉学家伯希和,曾著《交广印度两道考》对南方丝绸之路的陆道和海道有深入的研究。
  “茶马古道”起于何时?史书上早有记载:秦汉时,蜀地和雅安地区的商者就与大渡河以西当时称为牦牛羌、牦牛夷等部族进行过骡马、牦牛等物交往;量少稀有还只为药用的茶叶,也是一项流通货物。从蜀地到达康定的新都桥、塔公草原和木雅藏族聚居区域等地方的道路,人们称这条最早的民间通商交往的路叫“牦牛道”或“马道”。从中原地经青海和四川甘孜州部分地区,经金沙江、过西藏那曲等地到达拉萨的藏汉政治文明古道是唐朝时唐蕃古道,从宋、元、明、清由朝廷多次大规模开通的川藏古道把茶叶更多地输进了藏区;清时,云南的普洱茶也输入藏区。宋朝时,因北方边疆战事不断,辽、金、西夏等游牧政权的侵扰,战事和运输需要大量的马匹,宋王朝便把“茶马互市”的重点从西北转移到西南。从内地通往康藏地区交通要道就是四川的黎州(汉源)、雅州(雅安),两地便成了“茶马互市”的重要市场。到了元朝,由于军马是自给,不需要茶马交易,官方对茶叶的控制,完全在于以税收充实财政。明朝时,北方战乱又起,朝廷迫切需要军马,以茶易马的旧制恢复,施行以茶马司的“茶引制度”,严禁私人贩运到民族地区,也严禁把茶种引过二郎山,违者会处以凌迟死刑。到了清代,边茶是清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乾隆年间,以茶易马的政策完全终止。“引茶制”改为“引岸制”。岸,是指茶叶的固定采购地和销售范围,口岸和路线都是按官方指定的范围。由于清朝逐渐放宽了茶叶的控制政策,从而促进了茶叶的生产和藏汉茶土(土特产)交流为中心的贸易。到清朝中叶,因经营边茶而发家致富的不少,雅安、名山、荥经等县的茶商就发展到了七十多家,以边茶为中心的民族资本逐渐发展起来。康熙四十一年(1902年)清政府于打箭炉(康定)设官,监督茶叶等贸易,这时康定更加形成了藏汉贸易中心。清朝前中期位于藏汉交通要冲的康定,就必然成为汉藏贸易的重要集散地,边茶业的发展走向极盛时期。那时的炉城(康定)在清史书中说是“全市基础建于商业,市民十之八九为商贾”。
  从历代王朝对边茶的政策是要“以茶治边”,用茶叶控制少数民族。统治者在实行重征茶税和茶叶官卖的垄断茶叶贸易的一整套政策是达到以茶治边的政治目的和经济目的。
  从唐以来的“茶马互市”以及发展到后来的“茶土交流”都把内地汉族和边疆少数民族联系起来,促进了各民族文化交流和经济往来。始于唐代的边茶业在客观上成为藏汉民族团结交往的重要纽带,对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从雅安、名山、荥经、天全、泸定等地到藏汉商贸重镇康定,从康定又分南北两线到青海玉树、昌都,经西藏芒康、察丫、江达等地,直至拉萨,这就是历史上的茶马古道;这就是我国历史最为悠久、运输茶叶最多,汉藏民族文化、经济往来最为重要的通道;这个大通道的起始,中段和中心段均在康巴大地腹心——甘孜州。而甘孜州又处在特殊的地理位置形成的特殊的生态、文化格局,使川藏茶马古道纵贯、网布甘孜藏族自治州。
  据史料记载,中国茶叶最早向海外传播,可追溯到南北朝时期。当时中国商人在与蒙古毗邻的边境,通过以茶易物的方式,向土耳其输出茶叶。隋唐时期,随着边贸市场的发展壮大,加之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国茶叶以茶马交易的方式,经回纥及西域等地向西亚、北亚和阿拉伯等国输送,中途辗转西伯利亚,最终抵达俄国及欧洲各国。
  从唐代开始,历代统治者都积极采取控制茶马交易的手段。唐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至千年元年,在蒙古的回纥地区驱马茶市,开创了茶马交易的先河。北宋时代,茶马交易主要在陕甘地区,易马的茶叶就地取于川蜀,并在成都、秦州(今甘肃天水)各置榷茶和买马司。元代时,官府废止了宋代实行的茶马治边政策。到了明代,又恢复了茶马政策,而且变本加厉,把这项政策作为统治西北地区各族人民的重要手段。明太祖洪武年间,上等马一匹最多换茶叶120斤。明万历年间,则定上等马一匹换茶三十篦,中等二十,下等十五。明代文学家汤显祖在《茶马》诗中这样写道:“黑茶一何美,羌马一何殊。”“羌马与黄茶,胡马求金珠。”足见当时茶马交易市场的兴旺与繁荣。至清代,茶马治边政策有所松弛,私茶商人较多,在茶马交易中则费茶多而获马少。清朝雍正十三年,官营茶马交易制度终止。
  茶马交易治边制度从隋唐始,至清代止,历经岁月沧桑近千年。在茶马市场交易的漫长岁月里,中国商人在西北、西南边陲,用自己的双脚,踏出了一条崎岖绵延的茶马古道。
  所谓茶马古道,实际上就是一条地道的马帮之路。茶马古道的线路主要有两条:一条从四川雅安出发,经泸定、康定、巴塘、昌都到西藏拉萨,再到尼泊尔、印度,国内路线全长3100多公里;另一条路线从云南普洱茶原产地(今西双版纳、思茅等地)出发,经大理、丽江、中旬、德钦,到西藏邦达、察隅或昌都、洛隆、工布江达、拉萨,然后再经江孜、亚东,分别到缅甸、尼泊尔、印度,国内路线全长3800多公里。在两条主线的沿途,密布着无数大大小小的支线,将滇、藏、川“大三角”地区紧密联结在一起,形成了世界上地势最高、山路最险、距离最遥远的茶马文明古道。在古道上是成千上万辛勤的马帮,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风餐露宿的艰难行程中,用清悠的铃声和奔波的马蹄声打破了千百年山林深谷的宁静,开辟了一条通往域外的经贸之路。在雪域高原奔波谋生的特殊经历,造就了他们讲信用、重义气的性格;锻炼了他们明辨是非的勇气和能力。他们既是贸易经商的生意人,也是开辟茶马古道的探险家。他们凭借自己的刚毅、勇敢和智慧,用心血和汗水浇灌了一条通往茶马古道的生存之路、探险之路和人生之路。
  历史已经证明,茶马古道原本就是一条人文精神的超越之路。马帮每次踏上征程,就是一次生与死的体验之旅。茶马古道的艰险超乎寻常,然而沿途壮丽的自然景观却可以激发人潜在的勇气、力量和忍耐,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从而衬托出人生的真义和伟大。不仅如此,藏传佛教在茶马古道上的广泛传播,还进一步促进了滇西北纳西族、白族、藏族等各兄弟民族之间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增进了民族间的团结和友谊。沿途上,一些虔诚的艺术家在路边的岩石和玛尼堆绘制、雕刻了大量的佛陀、菩萨和高僧,还有神灵的动物、海螺、日月星辰等各种形象。那些或粗糙或精美的艺术造型为古道漫长的旅途增添了一种精神上的神圣和庄严,也为那遥远的地平线增添了几许神秘的色彩。从久远的唐代开始,直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滇藏、川藏公路的修通,历尽岁月沧桑一千余年,茶马古道就像一条大走廊,连接着沿途各个民族,发展了当地经济,搞活了商品市场,促进了边贸地区农业、畜牧业的发展。与此同时,沿途地区的艺术、宗教、风俗文化、意识形态也得到空前的繁荣和发展。
  如今,在几千年前古人开创的茶马古道上,成群结队的马帮身影不见了,清脆悠扬的驼铃声远去了,远古飘来的茶草香气也消散了。然而,留印在茶马古道上的先人足迹和马蹄烙印,以及对远古千丝万缕的记忆,却幻化成华夏子孙一种崇高的民族创业精神。这种生生不息的拼搏奋斗精神将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上雕铸成一座座永恒的丰碑,千秋万代闪烁着中华民族的荣耀与光辉。
  在茶叶历史上,茶叶文化由内地向边疆各族的传播,主要是由于两个特定的茶政内容而发生的,这就是“榷茶”和“茶马互市” (也称茶马交易)。
  “榷茶”的意思,就是茶叶专卖,这是一项政府对茶叶买卖的专控制度。“榷茶”,最早起于唐代。在唐文宗时,王涯为司空,兼任榷茶使,在大和九年(公元835年)十月,颁布榷茶令,但在十一月,王涯即被杀,榷茶刚刚诞生便夭折了。
  到了宋初,由于国用欠丰,极需增加茶税收入,其次,也为革除唐朝以来茶叶自由经营收取税制的积弊,便开始逐步推出了榷茶制度和边茶的茶马互市两项重要的国策。
  茶马交易,最初见于唐代。但未成定制。就是在宋朝初年,内地向边疆少数民族购买马匹,主要还是用铜钱。但是这些地区的牧民则将卖马的铜钱渐渐用来铸造兵器。因此,宋朝政府从国家安全和货币尊严考虑, 在太平兴国八年,正式禁止以铜钱买马,改用布帛、茶叶、药材等来进行物物交换,为了使边贸有序进行,还专门设立了茶马司,茶马司的职责是:“掌榷茶之利,以佐邦用;凡市马于四夷,率以茶易之。”(《宋史·职官志》)
  在茶马互市的政策确立之后,宋朝于今晋、陕、甘、川等地广开马市,大量换取吐蕃、回纥、党项等族的优良马匹,用以保卫边疆。到南宋时,茶马互市的机构,相对固定为四川五场、甘肃三场八个地方。四川五场主要用来与西南少数民族交易,甘肃三场均用来与西北少数民族交易。元朝不缺马匹,因而边茶主要以银两和土货交易。到了明代初年,茶马互市再度恢复,一直沿用到清代中期,才渐渐废止。
  茶入吐蕃的最早记载是在唐代。
  唐代对吐蕃影响汉族政权的因素一直非常重视,因为与吐蕃的关系如何,直接影响到丝绸之路的正常贸易,包括长安到西域的路线,及由四川到云南直至境外的路线和区域。因为这些路线和区域都在吐蕃的控制和影响之下。
  唐代的文成公主进藏,就是出于安边的目的,于此同时,也将当时先进的物质文明带到了那片苍古的高原。据《西藏日记》记载,文成公主随带物品中就有茶叶和茶种,吐蕃的饮茶习俗也因此得到推广和发展。到了中唐的时候,朝廷使节到吐蕃时,看到当地首领家中已有不少诸如寿州、舒州、顾渚等地的名茶。中唐以后,茶马交易使吐蕃与中原的关系更为密切。
  回纥是唐代西北地区的一个游牧少数民族,唐代时,回纥的商业活动能力很强,长期在长安的就有上千人,回纥与唐的关系较为平和,唐宪宗把女儿太和公主嫁到回纥,玄宗又封裴罗为怀仁可汗。
  《新唐书·陆羽传》中载:“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源、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其后尚茶成风,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回纥将马匹换来的茶叶等,除了饮用外,还用一部分茶叶与土耳其等阿拉伯国家进行交易,从中获取可观的利润。
  西夏王国建立于宋初,成为西北地区一支强大的势力。西夏国的少数民族主要是由羌族的一支发展而成的党项族。宋朝初期,向党项族购买马匹,是以铜钱支付,而党项族则利用铜钱来铸造兵器,这对宋朝来讲无疑具有潜在的威胁性,因此,在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宋朝就用茶叶等物品来与之作物物交易。
  西夏初期与宋朝虽有所冲突,但总体上尚为友好,宋朝对其经济也多有优惠,朝廷经常赐赠银两、绢匹和茶叶、布帛等,一次赐赠,茶叶多的达数千斤。
  至1038年,西夏元昊称帝,不久便发动了对宋战争,双方损失巨大,不得已而重新修和。但宋王朝的政策软弱,有妥协之意。元昊虽向宋称臣,但宋送给夏的岁币茶叶等,则大大增加,赠茶由原来的数千斤,上涨到数万斤乃至数十万斤之多。
  北宋时期,在与西夏周旋的同时,宋朝还要应付东北的契丹国的侵犯。契丹族位于东北辽河上游,北魏时就同中原来往密切。唐末,不少汉人到契丹,带去了先进的文化,契丹人逐渐从游牧、渔猎生活发展到学会农业生产、织布、冶铁、煮盐和建筑,经济不断繁荣。但916年阿保机称帝,建契丹国后,以武力夺得幽云十六州,继而改国号称辽。辽军的侵略野心不断扩大,1044年,突进到澶州城下,宋朝急忙组织阻击,双方均未取得战果,对峙不久,双方议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澶渊之盟”。议和结果是,辽撤兵,宋供岁币入辽,银10万两,绢20万匹。此后,双方在边境地区开展贸易,宋朝用丝织品、稻米、茶叶等换取辽的羊、马、骆驼等。
  辽从宋输入茶叶的同时,也引进了宋代的饮茶法,从近年出土的辽墓壁画中,便有辽人《煮茶图》等内容。
  宋政和四年辽天庆四年(1114年),女真族完颜阿骨打以二千五百人誓师反辽,首战克宁江州(今吉林扶余东石城子),继而大破辽都统萧嗣先于鸭子河(松花江一段),北出河店(今黑龙江肇源西)。时女真兵已有万人。1115年,完颜阿骨打称帝,改名旻,国号大金。 
  女真建金国后,宋朝便与之夹攻辽,并订下归地协议,1120年金与辽绝,破辽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1124年西夏亦向金称臣,1125年,辽亡,金的势力越来越大,原先与宋的一些协议,或大打折扣,或根本不予履行。1125年10月,索性下诏攻宋。1126年金兵逼至黄河北岸,同年闰十一月,京师被攻破,金提出苛刻议和条件,宋钦宗入金营求和,金又迫使宋徽宋、皇子、贵妃等赴金营。最后掠虏徽、钦二宗及后妃宗室等北撤,北宋自此结束。
  金朝以武力不断胁迫宋朝的同时,也不断地从宋人那里取得饮茶之法,而且饮茶之风日甚一日。金朝虽然在战场上节节胜利,但是对炽烈的饮茶之风却十分担忧。因为所饮之茶都是来自宋人的岁贡和商贸,而且数量很大。当时,金朝“上下竟啜,农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属”,而文人们饮茶与饮酒已是等量齐观。茶叶消耗量的大增,对金朝的经济利益乃至国防都是不利的。于是,金朝不断地下令禁茶。禁令虽严,但茶风已开,茶饮深入民间。茶饮地位不断提高,如《松漠记闻》载,女真人婚嫁时,酒宴之后,“富者遍建茗,留上客数人啜之,或以粗者煮乳酪”。同时,汉族饮茶文化在金朝文人中的影响也很深,如党怀英所作的《青玉案》词中,对茶文化的内蕴有很准确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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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尼族与“茶马古道”
发布时间:
文稿编号:1009F16&
哈尼族与“茶马古道”
云南的名茶——普洱茶能够走出普洱、走向中原、走向世界、芳香天下,成为世界名茶,与“茶马古道”形成和由它传播是分不开的。而普洱茶及“茶马古道”的形成和存在,与生活在普洱直至滇南的各民族有着深远的渊源。没有人的参与,任何事物都没有灵性。哈尼族就是参与开拓“茶马古道”的民族之一。
一、哈尼族的历史与现今分布的区域
哈尼族作为一个完整的民族登上历史舞台是春秋战国时期,在该时期成书的我国最早的历史著作《尚书.禹贡》“华阳黑水”条里有“和夷”民族耕作梯田的记录。学术界一致认为,“和夷”就是哈尼先民。而所谓“华阳黑水”即今四川大渡河、雅砻江、安宁河流域。这一地区也许就是哈尼族迁徙史诗和各种人物、神话、殡葬祭词中反复提到的“诺玛阿美”。
根据哈尼族几千年来代代口耳相传的父子联名制和迁徙史诗来看,“华阳黑水”只是哈尼族进入史册的一个转折点。哈尼族在这里完成了从南下的氐羌部落分化重组成一个独立民族的历史使命,以“和夷”名称开始了在川、滇、黔广袤大地上的卓绝创业与征战。而氐羌部落则来自更加遥远的西北,“羌族支系众多,分布其广,北自陇西郡(治狄道,今甘肃临洮),南自广汉(西汉治梓潼,东汉治雒县今广汉),蜀郡(治成都)以西,包括今甘肃、青海、四川西部、西藏、新疆昆仑山区,都是它的分布区。”(《秦汉民族史》)。仰或这其中的某一地方就是哈尼族的发源地——“虎尼虎那。”
有学者对哈尼族的历史研究后提出:哈尼族跟党项、西夏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通过包括对哈尼、彝、拉祜等同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民族的进一步研究,越来越多的资料显示这种联想并非空穴来风。《先秦民族史》记载:“周时的西戎,应是氐羌的系统……羌族在商时就形成了具有相当规模的人们共同体,广泛地居住在陕西、甘肃及其以西、以南地区。周朝称氐羌系统的民族为戎。”而《魏晋南北朝民族史》一书则记叙得更为直截了当,“氐和羌是我国历史悠久的民族之一……在历史长河中,氐羌民族集团不断迁徙、分化、重组,其分布区域亦不断扩大,逐渐发展、演变为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各民族。诸如藏、彝、白、纳西、哈尼、拉祜……皆与其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曾经创造了辉煌灿烂文化的西夏王朝和氐羌部落等民族集团,先后在成吉思汗的蒙古军团及各中央王朝的打压下,纷纷逃离家园。“于是,居住在甘、青一带的羌部落,又有一部分向西南流徙。”(尤中《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从目前民族学界对哈尼族族源研究来看,大部分的学者倾向于北来说。我们可以从汉文典籍的零星记录中清理出较为清晰的哈尼族由北而南的迁徙历史线索。当然,一个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是相当漫长和复杂的。哈尼族包含了从西北南下的氐羌部落及当地的土著民族和各王朝从中原来云南戎边、屯田、屯商的部分人群。不过,哈尼民族中其主体民族肯定是从西北而来。
哈尼族自以“和夷”一名登上史籍以来,在上千年的历史长河和民族发展中,先后出现过和夷、和蛮、和尼、哈尼、碧约、卡多、糯比、禾泥、路比、罗缅、窝泥、俄泥、斡泥、阿木、阿宁、切弟、西摩洛、卡别、白宏、腊乜、豪尼、奕车、阿卡、僾尼等三十余种自称和他称称谓。
虽然自称和他称十分繁杂,但始终围绕在“和”字上,即“和人”。史学家方国瑜说:“‘和’字‘歌’韵,古音歌韵读开口呼,后来有部分的字演变读合口呼,也就是今音o读为a,亦即‘和’的古音读为‘哈’”。其含义均为“和人”。
根据哈尼族世代居住山梁或山腰的实际,有学者提出“哈尼”二字的涵义应为“住在山坡上的人”。其依据,不仅从哈尼族地区的地理环境来论证是合乎情理的,从汉文史籍来论证亦有其出处。“渠敛赵(今大理州凤仪县)西岸有石和城,乌蛮谓之土山坡陀者,谓此州城及大和城俱在坡陀山上也。”“(乌蛮语)谷谓之浪,山谓之和,山顶谓懑路。”((唐.樊绰《蛮书》)。此信息,不仅说明当时的哈尼族住在山坡上,还证明了有关史籍中东部乌蛮在今大理一带生活的实史。人们普遍认为,东部乌蛮中的一部分即今天哈尼族卡多支系人。该支系从唐朝年间后陆续从大理进入今普洱市的景东,楚雄州的双柏一带,随后沿川河坝(今李仙江、把边江上游)、阿木江(今阿墨江)、元江(红河上游)三江流域南迁,形成了今天的分布格局。
有的学者则认为,从哈尼族信奉万物有灵,图腾崇拜的角度来考察,“哈尼”二字的深层含义具有构成飞禽走兽、勇猛、力量、人、女性等名称的词素。“哈”作为哈尼族氏族的微记,源于久远的先民时期。那时,哈尼先民终年游猎于莽莽丛林之中,生命安全受到猛兽的威胁,无力进行有效的抵御,在这种生存状态下,对这些猛兽的恐惧与敬畏逐渐演化为崇拜心理。哈尼语中虎称为“哈腊”,狮称为“哈拉”,豹称为“哈热”,熊称为“哈母”,猛鹰称为“哈遮”等等。所以,在哈尼语中,其“哈”含有强悍、威猛、力量的意思,寓意自己也象这类猛禽兽类一样强悍、勇猛。联系起来,“哈尼”即为“强者的子孙”或“老虎的子孙”。在哈尼族的创世史诗,神话传说,人物传奇中我们可以找到相关的证据。
“和夷”第一次见于春秋战国之际的《尚书·禹贡》:“华阳黑水……和夷氏绩……”;“和蛮”首于见唐朝宰相张九龄的《敕安南首领岿州刺史爨仁哲书》和《新唐书·南蛮传下》等书中;“斡泥”、“和(禾)泥”首次见于“斡泥蛮,在临安西南五百里,巢居山林,极险。”(李京《云南志略》)。“……和泥分地城寨一百九所。”(《元史·世祖本纪》);降至明朝,哈尼族则被记为窝泥、斡泥、俄尼、阿泥、倭尼、果葱等。清代又出现了糯比、路弼、卡惰、罗缅、碧约、惰塔、豪尼(不都)、切弟、阿木、卡别、西摩洛、腊米、奕车、阿卡等等。
可见,从“和夷”一名到哈尼的两千多年的民族发展中,其族称是一脉相承的。
建国以后,根据本民族大多数人的自愿,全民族的族称统称为哈尼族。
二、“茶马古道”的形成
1、民族迁徙是“茶马古道”形成的原因之一
普洱市的14个少数民族都是从外地迁居而来的,只是他们进入普洱的时间有早有晚罢了。这些民族呈现的迁居流向都几乎是由北而南,这是我们研究有关普洱民族史时值得注意的。
因为普洱茶在国内外市场的热销,普洱茶文化研究受到各方的密切关注。普洱茶从原产地外销的道路即今天广闻天下、世人皆晓的“茶马古道”。不过在以往的众多研究中,研究者没有把“茶马古道”与民族迁徙联系起来,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费孝通先生在《关于我国民族识别问题》一文中首先提出了从我国西北的甘肃、青海、宁夏到西南的西藏、四川、云南之间从公元2000年以来就存在着一条“民族走廊”,“而正是这个走廊在历史上是被称为羌、氐、戎等名称的民族活动的地区……这条走廊正处在彝藏之间,沉积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当是历史与语言科学的一个宝贵的园地。”氐羌部落就是通过这条“民族走廊”在数千年前渐年往南而来的。在迁徙的过程中不断与其它的民族碰撞、融合、分流、重组,就形成了哈尼、彝、拉祜、基诺、纳西等独立的民族。我们在哈尼族迁徙史诗、殡葬祭词等古籍中能够清晰地寻找到他们先祖由北而来的南迁路。不仅哈尼族如此,其它属于氐羌部落后裔的彝、拉祜、基诺等民族亦如此。而这恰恰正是以普洱为源头的数条“茶马古道”中最著名的西北路和北路的大致走向。
在众多的氐羌部落集团后裔的少数民族中,哈尼族教完整地保留、承袭了先祖在“民族走廊”里艰辛流徙的记忆,几乎成为整体民族心头挥之不去的结。在他们的迁徙史诗、英雄人物传奇、殡葬祭词中不厌其烦地提到色隅(今大理一带)、谷哈(今昆明一带)、诺玛阿美(今四川西南西昌一带)、惹罗普楚、虎尼虎那(今西北陕、甘、青、藏一带),这正是氐羌部落集团南下的迁徙走向。
唐宋以后,哈尼族在今元江流域(包括今普洱市全境)形成了强大的和尼路集团,降至明朝,因以中央王朝抗衡,失败,部分哈尼族流落到今越南、老挝、缅甸。而他们所走的路恰好大体上正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以普洱为中心的“茶马古道”南路、东南路、东路的走向。
可以说,生活在今普洱市的大部分少数民族抑或一些跨境而居的少数民族的迁徙流向和“茶马古道”是一致的。可以说,民族迁徙是“茶马古道”形成的原因之一。
2、商贸来往与对外交流是“茶马古道”形成的原因之二
一个民族要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物质显然很多,而所需要的众多物质不可能全部由本民族来生产,与其它民族进行物质和文化上的交流就成为民族发展过程中的必然。
“诺玛的美名传到东方/传进腊伯高高的大城/腊伯的乌木派大队马帮/跋山涉水来到诺玛河边/他们用五彩丝线交换哈尼的红米/又用亮亮的金银来换哈尼的白棉……”这是哈尼族长篇迁徙史诗《哈尼阿培聪坡坡》里他们在诺玛阿美建寨后以腊伯(据说是彝族先民)商贸往来的生动记述。在同一本史诗里,还提到哈尼族先民与今白族、傣族先民商贸来往、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的情景。
云南虽然处处雄峰叠嶂,江河纵横,但终究挡不住人们迈动的脚步,在云南的这片大地上一步一步踏出了纵横交错的条条商路,而很多商路迢迢远连域外,成为历史上对外交流的通途。
《史记.西南夷列传》里记载:西汉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张骞出使大夏(今阿富汗一带),他在大夏惊讶地见到有人用产自四川的蜀布和邛竹杖。使用者告诉他,这些物品是他们通过身毒国(今印度)抵蜀地交换来的。后来中央王朝派出使者期望从西南地区打通通往西亚的通道,虽然没有成功,但古道存在确是事实,这就是被人们称为“西南丝绸之路”、“蜀身毒道”等学术称谓的古道。
解放之后,在滇中腹地的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考古出土了众多精美绝伦的青铜器,同时出土最多的是数量丰富的海贝。学者们研究指出,云南远离海域,这些海贝却来自遥远的大海,这无疑就是当时的先人们与环太平洋生活的诸国进行商贸交往而千里迢迢驮运而来的。这说明,自古以来,云南就有连接域外直抵海域的商路。
海贝作为一种轻巧、美丽的海生产物,历来深受哈尼、彝、拉祜等民族喜爱。时至今日,在哈尼、彝等少数民族的宗教、祭祀、婚亲、丧葬等的礼仪中,海贝依然作为一种十分重要的物品,存活其间。史籍记载,云南曾把海贝作为商贸交流中的货币,广泛流通,这也正是先民们不顾路途遥远,把它运入云南的真正原因。《新唐书.南诏传》里有“以缯帛及贝交易。贝之大若指,十六枚为觅。”北宋政和《政类本草》就说得更明确,说“贝子,云南极多,用为钱货交易。”云南周边的今印度、缅甸、泰国、老挝、越南、孟加拉等南亚和东南亚诸国,都曾经用海贝作为货币流通。
在云南生活的少数民族中,以海贝为币的时间是相当漫长的。江应梁先生在《云南用贝考》中说:“直至清末,汉人虽已用钱币,夷民乃保有海巴的习惯。”从《续文献考.钱币考》中,我们可以看到,明清时期,生活在滇南的哈尼族还用海贝向朝廷缴纳税赋。
商贸的往来,使生活在云南的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密切起来,也促进了中原及周边国家的交往。而这些条条商道,与“茶马古道”是重叠在一起的。可以说,商贸往来与对外交流是“茶马古道”形成的重要因素。
3、戎边屯田屯商是“茶马古道”形成的原因之三
公元前246年,秦王嬴政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为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对西南地区的统治,下令开始修筑内地通往云南的道路,即今天我们所说的“五尺道”。随后的各王朝,都在云南设置各种级别的省、郡、府、卫、道、县等行政机构,派出大量的官员及部队,进行统治。在大量的官员及戎边队伍进入云南的情况下,从中原运输提供补给存在着许多困难,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屯田屯商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史记.平准书》首次记载了为进入云南的官员及戎边队伍提供给养的实际情况,说汉武帝“通西南夷,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就是鼓励内地的富豪人家到云南垦殖种田种地,所获粮食就近交给当地政府后领票到内地兑换成钱物。这一制度,从两汉王朝一直持续至明清时期。
到云南屯田屯商的人,不仅有内地的富豪阶层,也有在内地无法生存下去主动应招而来的广大农户。以至犯了罪,被迫流徙的“徙死罪”、“奔命”、“谪民”、“三辅罪人”等等也加入到了到云南屯田屯商的队伍中。
降至明朝,进入云南进行屯田屯商达到高峰,《滇粹.云南世守黔宁王沐英传附后嗣略》说,“[沐]英还镇(洪武22年,公元1389年),携江南江西人民二百五十余万入滇,给予籽种、资金。区别地亩,分布于临安、曲靖……各郡县。[沐]春镇滇七年(公元1392至1398年),再移南京人民三十余万[入云南]。”同书里说,公元1387年,洪武帝令湖南常德、辰州两府民家三丁以上者,出一丁往屯云南。进入云南屯田、屯商的数目之大,由此可见。
大量的屯田、屯商队伍也进入了边疆普洱地区,道光年间成书的《普洱府志》卷七记载当时的屯民情况。宁洱县:土著四九零一户,屯民三零三六户,客家三四三四户;思茅厅:土著三一零五户,屯民五一七一户,客户四三三户;他郎厅:土著三零三一零户,屯民三一七一户,客户六五零户;威远厅:土著三六零三户,屯民五一七一户,客户四三三户。
戎边、屯田、屯商,改变了当地的民族结构,促进了人流、物流,繁荣了市场,也进一步稳定和巩固了各条道路的畅通。到清朝中期,为了及时调动戎边将士和传递政令,强化对边疆的统治,对重要古道铺设青石板。“茶马古道”西北路和东北路就是铺设了青石板的古道。
戎边、屯田、屯商加快了“茶马古道”的形成并使之繁荣。
4、“茶马古道”的最终形成
藏民族对茶叶的需要是最终形成闻名睱尔的“茶马古道”的最终原因。
藏民族从云南大量购入茶叶始于公元678年松赞干布的孙子芒松芒赞派禄东赞之弟大论尊业多布率兵南下攻打洱海地区时,于680年与丽江纳西族结成军事联盟,并在金沙江边的塔城设立了“神川都督府”,负责“向白蛮征税”,所谓税就是通过“神川都督府”大量从云南输入茶叶,而输入的茶叶则大量来自“银生城界诸山”。当时的“银生节度”治所在今普洱市景东,其辖域包括今普洱市、西双版纳州和临沧市、玉溪市、红河州的部分地区――即普洱茶的主要生产地,输入西藏的茶叶就是普洱茶。
官方的输入不仅价钱昂贵,一般的平民是无法消费的。这样,大量的藏人前往普洱茶的原产地购运茶叶。谭放在《滇茶藏销》中说:“滇茶为藏所好,以积沿成习,故每年于春冬两季,藏族古宗商人,涉河山,露宿旷野,为滇茶不远万里而来。”因为藏区有“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之概。自拉萨河而阿墩子,以至滇西北丽江转思茅,越重山,过万水,历经数月络绎断于途中者,即此故也。”由此而形成的“茶马古道”以当时的普洱、思茅为中心通向四面八方,把普洱茶的美名传播天下,以至到了“普洱茶名重京师”,“誉享京华”,可见通过“茶马古道”普洱茶已远销大江南北了。
《普洱府志》记载,到了清代已形成了以普洱为中心的5条比较大的“茶马古道”;东北路到昆明,经石桥头、头酒房、茶庵塘、磨黑、四堂庙、孔雀坪、把边街、魁阁塘、把边江渡口、哨碑、通关、墨江、元江、玉溪、昆明;西北路到西藏,经景谷、景东、弥渡、下关、丽江、香格里拉、德钦转至西藏;南路到车佛南缅甸,经头塘、大新寨、南门口、猴子山、石膏箐、那柯里、扎拉垭口、思茅、普文、车里(景洪)、佛海(勐海)、打洛通往缅甸景栋、仰光再转至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西南路到澜沧缅甸,经那迁、六顺、糯扎渡、澜沧、缅甸;东南路到越南,经勐先、黎明、江城、越南菜州、海防。
三、哈尼族与“茶马古道”
1、哈尼族迁徙的路线就是“茶马古道”的走向
近年来,通过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对哈尼族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在此背景下,出版了大量的学术专著及文学作品,其中,《哈尼阿培聪坡坡》、《雅尼雅嘎赞嘎》、《普嘎纳嘎》被学术界称为哈尼族的三大迁徙史诗。
在阅读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的时候,人们惊讶地发现,史诗中哈尼族的迁徙路线基本上跟“茶马古道”的西北路和北路重合,即从滇南普洱通往大理、丽江、西藏和昆明的“茶马古道”。这些古道有些地方称为“蜀身毒道”、“博南古道”、“官马大道”、“马援古道”、“步头路”等等不已,构成了史书上称为“南方陆上丝绸之路”的云南古道网络。十分巧合的是生活在滇南的诸如哈尼、彝、拉祜、基诺等民族中,逝者灵魂返回祖先之地的路径是沿着其先民当年迁徙的路线逆流而行的,一代一代深记心中,不敢忘记。调查时发现,几乎哈尼族各支系的迁徙路线大致跟“茶马古道”北路和南路相一致,即从普洱往北经克阔米搓(今墨江)、哈萨(今元江)、石七(今石屏)、那妥(今通海)、谷哈(今昆明),往南经渡澜沧江、广景城(今景洪周围)等。不管现在生活在何处,哈尼族头人和专门在村落中从事宗教祭典的摩匹对这些路线、路线上的城镇、村庄、河流、山岳至今依然如数家珍。
在普洱市境内,哈尼族中的卡多支系是人口较多的一个支系,他们是哈尼族先民隋唐时分三路进入云南最西的一支后裔,唐时被称为“和蛮”。唐以后,这支哈尼族先民渐年南移至今镇远、墨江、普洱、思茅、江城,远的直达老挝境内。他们南移的路线恰巧就是“茶马古道”西北路和东南路的大致走向。
2、“茶马古道”上的哈尼族牛、马帮
在与其它民族的交往中,哈尼族也进行了大量的商贸交流,除人力背挑运送外,马帮、牛帮就是最主要的运输工具了。
在《岭外代答》一书中有“……产马之国曰:大理……罗孔……每冬以马叩边。”“罗孔”即“落恐”,是哈尼族的先民。由此断定,哈尼族地区,历史上是产马的。这为哈尼族走上“茶马古道”参与普洱茶等物资的运输提供坚实的基础。
据《墨江县志》记载,到“1949年以前,全县拥有驮牛5000头,驮马(含骡、驴)1500多匹,年货运量约0.4吨,周转量60万吨/千米,人年均货运量25千克。县城玖联镇商务繁忙,每天有近500头(匹)驮牛、驮马来往,将本地的茶叶、木耳、笋片、皮革等土特产品运销外地,又将外地的棉花、布匹、盐巴、铁具,日用百货等运回本地销售”。
《普洱县志》载:“普洱未通公路前,运输全靠畜力驮运或人力背挑。县城有三、四家运输专业户雇用挑夫,轿夫为官绅商人挑抬运输,……普洱、磨黑两地多以马帮运,其他区乡均以牛马驮运货物……”
《思茅县志》载:“光绪二十一年,思茅辟为陆路商埠后,牛马帮不断增加……民国初年,商旅往来频繁,驮畜剧增,主要为黄牛、骡、马、县内马帮共有马500匹,牛帮共有牛1500头,……过境马帮甚多,常来思茅的马帮分为前路和后路。前路指昆明、玉溪、通海、河西、峨山、新平、石屏、建水、个旧等地的马帮,每年3千余匹。由昆明及当地驮土杂货到思茅,又从思茅购土特产品运到昆明等地分销。后路指大理、下关、保山、祥云、弥渡、景东等地的马帮,每年3千余匹,从当地驮运土特产品到思茅销售,再购运食盐到西双版纳换购茶叶回思茅售给茶号。还有维西、中甸、德钦的藏族每年赶着3千余匹骡马,驮运土产品来思茅行销,且兼卖牲口,同时在思茅购紧困茶运进西藏销售……”
《江城县志》载:“江城农村一般不用黄牛耕田耕地,黄牛普遍用于驮运……1977年参加社会运输的畜力最多,达4305头。1985年全县有黄牛28548头,其中有驮牛5000头左右……骡马1949年有353匹,1967年最多,有1048匹……”
《红河县志》载:“1951年……有早县城迤萨将个体户骡马组成‘马帮会’,有骡马80余匹,会员30余人。在大羊街、浪堤地区成立马帮运输队,有骡马100余匹,队员20余人……1952年,迤萨‘马帮会’的骡马增至300余匹,更名骡马大队。全县组织起来的运输骡马共1000余匹,全年完成货运量0.4万吨,周转量8万吨公里……”
《勐海县志》载:“……清末明初,勐海至思茅、至缅甸景栋为茶盐运输大道。勐海生产的茶叶经骡马驮运至普洱销往内地。驮至缅甸景栋销往西藏、东南亚等地……”
以上所举的几个县都是哈尼族的主要聚居区,此中我们可以看到“茶马古道”在哈尼族聚居区人来畜往,商贾络绎的繁闹现象。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远道而来的一些商贩之外,辛苦奔走在这以思普为中心的“茶马古道”上的“马哥”,“挑夫”等等都是本地的芸芸众生,为养家糊口的生计而奔波的人除一部分汉族外,都是本地的各少数民族,而这些少数民族中无疑哈尼族占了很大的比例,时至今日,在哈尼族的许多村寨里都留下了有关“下坝子”“走夷方”的感人故事,而所谓的“下坝子”“走夷方”就是通过“茶马古道”贩运盐,茶或一些土特产品,获取微薄的收入“讨生活”。到了行走在“茶马古道”上的马帮、牛帮、挑夫“十之六七哈尼子弟”的地步。
勇敢的哈尼族,不仅仅只是在本国里“下坝子”“走夷方”,许多哈尼子弟告别父母妻儿远赴异国他乡,饱受生活辛酸,现在哈尼族的侨民生活在欧、美、亚等洲,都是通过“茶马古道”“下坝子”“走夷方”走出去的。
3、“茶马古道”上哈尼族与其它民族的融合与文化交流
前文我们已经谈到,中央王朝为开发云南、巩固边疆、强化统治,在云南进行大规模的戎边、屯田、屯商,加快了“茶马古道”的最终形成和使之繁荣起来。屯田、屯商的绝大多数人来到云南,就再也没有回到他们那遥远的故乡。为了生存的需要,相反,他们中的一部分渐渐融入到了哈尼等民族之中。
生活在墨江县龙坝、红河县三村、堤玛、绿春县部分乡镇的有些哈尼族声称祖籍在南京应天府柳树湾高石坎。几年前考古学界发掘南京明故宫遗址时发现有一块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九月初一立的石碑,上有柳树湾这一地名。说明,这些哈尼族确实来自南京。
这些踏着“茶马古道”等古道进入云南边疆的人们,把当时先进的汉文化和农耕技术带到边疆,与已经在这一地域生产生活的民族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发展生产。在文化的互相渗透、习俗的互相影响中,经过时间的砥砺,有些纯粹成了少数民族。而有些少数民族,则融入到他们中间去,久而久之,就成了汉族。
这样经过农耕的来往,商贸的交流,文化的相容,民族之间的融变不仅发生在汉族与哈尼族之间,也发生在其它民族之间。目前生活在滇西、滇中、滇南一带的部分彝族称他们的祖籍来自南京应天府柳树湾,这一有名的彝族“六祖分支”是不相附的。此现象只能解释为这部分彝族是历年来戎边、屯田、屯商来的南京一带的汉族融入到彝族之中,已经演变成为地道的彝民了。
这样的演变在同属于氐羌部落集团又世代毗邻和睦共处的哈尼、彝、拉祜、基诺等民族之间更为普遍。比如,墨江县的部分哈尼族和彝族,不仅语言相通、生活习俗如出一辙。
其实,从任何角度去考察和分析,自古以来,“茶马古道”都是民族之间交流、融合、分化的迁徙大通道,是各民族文化传播的大走廊。特别是这些民族在以普洱为中心的地区驯化、培育出了“味最酽”的普洱茶后,“茶马古道”已经成为这些民族连接中原、走向世界的大通道。他们创造的纷呈灿烂的具有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情文化通过人往马来的“茶马古道”传至远方,被世人所知晓
四、“茶马古道”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对于藏民族或别的内地的民族来说,“茶马古道”的存在意义只是通过获取生活中的必需品茶叶的通道而已,对于官方来说,它只是传递信息,调遣戎边将士、遣送屯田屯商的人流的驿道,而对于哈尼族等很早就进入这一地区的少数民族来说则是通往外界和民族向外集散的必走之路。以哈尼族为例,在“茶马古道”形成之前或说在形成的同时,他们中的部份支系就走到了东南亚诸国。目前,在缅甸、泰国、老挝、越南等国生活就是从云南的哈尼族地区迁徙过去的,他们所走的路线与贯穿南北的“茶马古道”的走向是一致的。
通过“茶马古道”,先进的内地农耕技术传到了哈尼族等少数民族地区,促进了本地社会经济的发展;通过“茶马古道”,内地的移民不断涌入与哈尼族等其他民族相溶相交,共同开发,建设家园,使这一地区溶入到了传统的中原文化之中;通过“茶马古道”,这一地区的物产特别是普洱茶源源不断的输入中原大地,雪域高原,异国他乡。可以说普洱茶成为世界级的名茶源于“茶马古道”的传播,“茶马古道”的历史意义是不可非议的。
“茶马古道”退出历史舞台仅仅只有50多年的时间,交通运输业的快速发展和取得的成就,使它湮没在了历史的角落,被世人所渐渐遗忘。但在一些局部地区的“茶马古道”至今依然发挥着作用。有些学者指出,“茶马古道”所具有的历史文化内涵是十分厚实的,它是内地与滇南边疆交流,一些民族迁徙的活的历史见证,更是普洱茶这一名茶开发与对外传播的生动历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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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红河县志编纂委员会.红河县志[Z].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
[6]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志[Z].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
[7]申旭.元代以前云南移民概略[J].中国西南文化研究,1997,(2)
[8]云南省思茅行政公署民委编.思茅少数民族[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0.
[9]尤中.云南民族史[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
(供稿:敏塔敏吉& 责编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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