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9日，记者走访承德市多家街边小商店，发现部分面包、小食品等保质期较短的零售商品及购买较少的小食品，存在过期销售的情况。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在购买商品时应查看保质期，以免自身利益受损，也希望有关部门加强管理，让市民能放心购买安全商品。
现状：面包、雪糕、小零食等超期销售现象较多
“要是不留意生产日期，真不知道这是过期的。”据李女士反映，近日，她在翠桥附近的一家商店买了一包自己平日里最爱吃的麻花，可到家吃了一块发现味道不对，她仔细查看了包装上的日期发现，该产品已经过了保质期2个月了，东西不贵，李女士也没去找商家理论，随手将麻花丢掉了。
3月19日，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在车站路街边的一家小商店里发现，一包售价为2.5元的“辣条”上落着一层尘土，当记者拿起该商品查看保质期时发现，包装上生产日期为日，而保质期为150天，时至3月19日，已经190多天。记者上前询问店主，该店主表示，因为疏忽，没有及时检查产品到期时间，所以仍在柜台出售，店主表示，将细心查看商品，将过期产品下架。
记者通过走访调查发现，市民购买到的过期食品大多在街边商店购买，由于店小，商品流通量小，导致像面包这样保质期较短的商品、跨季销售的雪糕，一些小包装的食品，过期仍销售的现象较多。
市民：大多不看生产日期，买了过期商品干吃哑巴亏
说起买到过期商品，市民晓丽“自嘲”地笑了一下。因为工作忙，晓丽经常在上班的路上路过小商店时，买点面包和牛奶之类的便利食品当早饭。因为上班着急，晓丽也顾不上去看商品的保质期，所以，她已经不只是一、两次的买到过期货了，为此，她还被同事玩笑地称为“过期食品回收站”。但是嫌麻烦，晓丽一次也没有回去找过商家。
不久前，尚先生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尚先生在一家小商店不小心购买了过期的火腿肠，便找到商店理论，可超市在接到投诉后，便将该商品下架，不认可消费者的说法。没有发票和实物，尚先生也只能忍气告诫自己，下次购买时要小心。
据了解，很多市民表示曾在小商店购买商品时买到过过期产品，但在购买时，大多数市民不会索要发票，而商店内出售的商品一旦出现问题，虽然有些商家愿意承担责任，能够给顾客退换新的商品或退钱，但仍有部分商店会以“万一你调包了呢、或者把以前买的拿来了……”这些作为理由推诿，以至于多数市民在买了便宜的过期商品后，只能放弃维权，吃了哑巴亏。
提醒：过期食品存安全隐患，市民购买时需谨慎辨别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消费者有权根据商品或者服务的不同情况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价格产地、生产日期、有效期限或者服务的内容、规格等有关情况。
保质期又称最佳食用期，指食品标签指明的贮存条件下，保持品质的期限。在此期限内，如果食品出了问题，厂家需要负责；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厂家则不再担保。专家表示，食物过期后，口感变差、风味改变、质量下降，容易产生大量致病细菌，如果食用，可能导致食物中毒和急性传染病，市民购买时应尽量查看保质期、索要发票，发现产品有问题后应保存实物，以便维权，保障自身权益。（记者娄丽双、张光明）
春节临近，广平县食药监局开展为期两个月的节日食品市场整治行动，打响春节“餐桌保卫战”。
2005年11月、12月申请办理二代身份证，但并未领取的当事人注意更换新证。3.身份证照片拍摄要求衣服为深色，但并不局限于黑色、深蓝、深灰，红色、蓝色、绿色等颜色鲜亮的衣服也可以穿。
顾客买到了过期食品，超市却只愿退货，不按照国家法律赔偿，这种事情接连两次发生在青岛李沧万达的华润万家超市。
2014年底，赵女士再次来到度假村，却吃了商家认定会员卡过期的“闭门羹”，赵女士吃惊又气愤。即使会员卡逾期作废，卡上的金额实质是顾客预先支付的价款，因为合同到期就不退回这个预付款，显然对消费者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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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期的面包 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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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某州发生了水灾，面包紧缺。凯瑟琳面包公司的外勤人员由于没有接到特别的指示，照常按循环表出外到各经销店送刚烘制出来的新鲜面包和回收超过期限的面包。一天，运货员乘车从几家偏僻商店回收了一批过期面包。返程途中，停在人口稠密区的一家经销店前，便立刻被一群抢购面包者包围住了，提出要购买车上的面包。人越围越多，几个记者也加入其中。运货员被逼得无奈，只得解释道：“请原谅，不是我不卖，而是公司规定超过三天的面包为不新鲜食品，一律不准出售，请大家放我过去吧！” 饥民们哪里同意，面包过了三天又没有变质，还是可以吃的。这时，一名记者背着相机从人群里挤了出来，也表示了抗议。运货员见他是个记者，灵机一动，把他悄悄拉到一旁：“卖，我是不敢卖，但如果他们‘抢’。就不是我的事了。”记者愕然：“这不成‘抢劫’了吗？”“不是‘抢’，是‘强买’。”运货员解释道，“他们把面包拿走，凭良心随便丢几个钱，不就不算抢了吗？反正公司也不会在乎一车过期面包的。”于是，一车面包很快被抢购一空。记者将获得的这一独家新闻，着力渲染，登在报上，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凯瑟琳面包公司因此名声大振，公司面包销量成倍增长。那名运货员也因将此事处理妥当，被破格提拔为公司业务经理。突发事件，往往隐藏着平常没有的机遇，就看你能不能灵活地把它视作一次成功的机会。　　第一节用人的公关技巧人才是事业制胜的法宝孙子向来都高度重视将才在战争中的作用，在《孙子·谋攻篇》中曾有：“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孙子·作战篇》又曰：“故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他指出了将才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强弱，及百姓的命运。的确，在中外战争史不知有多少事例证实了这一论断。战国时期，孙武本人的军事才能被吴王阖闾了解后，拜他为大将。其后，孙武率吴军向西击破强大的楚国，一直攻到楚国都城郢；向北面击破威震大国齐、晋，从而为吴国建立了霸主地位。楚汉相争之时，萧何月下追韩信及后来刘邦拜韩信为大将军，也是如此。刘邦拜韩信为大将，也才有了后来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直至十面埋伏，让“力能拔山兮”的霸王项羽自刎乌江。汉高祖刘邦获取天下，可以说都是与“人才”分不开的。正如刘邦与群臣问答所言：“吾何以得天下，项羽何以失天下？”群臣回答皆不得要领。刘邦说：“吾之所以有今天，得力于三个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张良；镇守国家，安抚百姓，不断供给军粮，吾不如萧何；率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位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　　三国时期，被传为千古佳话的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才有了诸葛亮这位千古奇才。自从诸葛亮出任军师，才使得刘备的力量得以迅速发展，建立起蜀国，终于按诸葛亮“隆中对”所提出的谋略决策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从以上这些史例，都足以证明人才的重要性。　　无论是政治、经济、军事及社会的各个领域都是需要人才的。现代商战的风云突变、艰险复杂，亦是需要各方面的人才。在公共关系这一领域，人才的调配、使用是否得当，往往也是至关重要的。它既需要博学的通才，又需要具备特殊才能的专才，它的整个运转也可以说是智慧与才能的运转。在风云万千的公共关系中，从个体目标到整体目标的实现，无不与人才相互关联。　　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公共关系的高下之分，也可说是人才与人才之间的较量。在第二次石油危机时，北欧航联客运公司也由此受到不小的冲击，客运行情比较差，经营亏损，前景不妙。扬·卡尔森在危机时期出任经理仅两年，就扭转了颓势，转亏为盈。而在此期间，世界与欧洲民航业一度萧条，不少公司亏损严重。卡尔森以“招徕乘客，重于一切”为目标，及时调整公共关系，并采取灵活多变的经营方式。当他得知，下属的瑞典国内民航公司购置的一批喷气式客机载客量不足，其中正午时间航班的乘客尤其少时。于是他决定把正午时间的班机机票的价格削减到平常的一半以上，利用廉价的机票、广泛的公众信息传播，一下子吸引了大量去瑞典湖区、山区的滑雪者和登山野营者，形成了这些旅游者排队购买该公司正午航班座票的局面。国内民航公司也因此由亏转盈，并获得了相当丰厚的利润。不光如此，卡尔森还针对商业旅客因商务在身，没有时间及早预订飞机座票，无法享受一般旅游者优惠票价这一情况，他决定让北欧航联开设欧洲商业旅客专舱，从而吸引了大批商人乘坐该专舱，提高了北欧航联的业务收入。　　卡尔森之所以能够成功，一方面说明了人才的重要性，正所谓得人才者昌盛；同时，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卡尔森既是民用航空营运业的专才，又是深黯公共关系等的通才。他对“公众至上原则”的正确把握，对不同公众对象的区别对待，既满足了各种公众的需求，又通过南来北往的旅客和其它传播媒介来传递信息，从而树立并拓展了自己的良好公众形象，于此同时，也为他总体目标的实现铺平了道路。　　定国安邦的良策——善择人才可以肯定的说公共关系从目标设定、评估、策划直至计划目标的实现，都是与“才”分不开的。一个缺乏智慧与才能的人，既不可能拿出奇方妙策，也不可能在实施中有创造性地操作。因此，在公共关系的重要环节和部位上，选拔优秀的人才是非常重要的。孙武讲过善战者能择人。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家、军事家、商业鼻祖“陶朱公”范蠡这个曾官拜越国上将而后弃官经商的成功大商人总结说，“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善于做生意的人，一要知人善认，二要能够发现、把握和利用机会）。他们都把择人与因顺时势作为善于竞争的两个基本要点。从某一特定意义上讲，公共关系也就是顺应时势，抓住机会，以达到天人合一的工作目的。择优选才，事业就兴旺发达；反之，则事业就会衰落。一部中国古代王朝的兴衰史，就是一个能否举荐贤才的见证。纵观古今中外，任何事业的兴衰都与能否得到相关贤才相联系。　　（1）求贤若渴要想得到人才，首先就是要爱惜人才，然后才是求才。古代的圣王明君，没有一个不是爱才和善于择人才的高手。在远古时代，尧因舜贤，提拔并禅让帝位给舜。舜后来又选拔了禹。殷高宗武丁，力图复兴，日夜思得贤才，以至梦得贤才，后终于在傅岩地方寻找到了贤人傅说，立即提拔傅说为相，因而使得殷商大治。周文王遇吕尚，刘邦重用韩信，李世民器重魏征，朱元璋礼贤刘基等等，这些都是有口皆碑的史事。反之，那些身败名裂、断送大好江山的无道昏君，他们往往是既无惜才之心，又无容才之量，更少待才之礼。也就理所当然的成了历史上的反面教材。　　马克·麦者马克在《在哈佛商学院学不到的经营之道》中一度指出：“要雇用比你更机灵的人。”美国已死逝的钢铁巨头卡内基就非常注重组建一个强而有力的经营管理班子，他死后的墓志铭是：“这里躺着的是一个善于使用比自己更能干的人来为他服务的人。”美国数百位创业者在谈起“企业家创业人门要诀”时，同时指出“雇用精明能干的员工，不但有助于业务的拓展，而且自己也可向他们学习”，他们一致认为经营者雇用能干的员工，于业务于自己都是大为有利的。　　韩国三星集团董事长李秉哲谈到人才的选拔时说：“远在1957年，三星就成为南朝鲜第一个用公开考试来甄选人才的企业。这个制度一直实施到今天。公开甄选的特点就是人才的录用依据智能、人品与健康，也就是注重一个人的完整性。一旦录用之后，三星就投入大量资本来训练他、培养他，进而发挥他的才能。”　　（2）唯才唯贤选择人才的主要标准必须是任人唯贤，就是以德才为择人的标准。公共关系执著追求的就是公众形象的树立及美誉度的提高，而组织任人是否唯贤唯才，直接关系到这一目标的实现。一是唯贤唯才与否，直接关系到组织整体组合的索质、形象；二是直接关系到公共关系对客体实施的效果。组织择人的惟一标准是人才素质，而不是其它。　　日本的家族企业在1970年左右，曾有过一次交棒热潮，那些明治年代出生的企业创始人都到了退休年龄，他们中的不少公司为了企业的百年大计，传贤不传子。例如，1975年素有“经营之神”雅誉的松下公司创业者松下幸之助提拔名不见经传的家族之外的人——山下俊彦担任社长，山下俊彦原在26个董事中名列第25，但因他能在董事会上毫不畏惧地直言不讳，而受到松下幸之助的器重。65岁的原任社长松下正治（松下幸之助之婿）转任董事长，而不是由松下正幸（松下幸之助的长孙，当年30出头）来接班。这项人事安排曾使财经记者们瞠目结舌。后来的情况证明松下幸之助提拔外人这一用人策略，是完全正确的。山下成功地把公司从单一只生产家电产品扩展到也生产其它电子科技产品，从而奠定了松下稳步迈向21世纪的坚实基础。山下出色的经营才能和松下幸之助对其充分的信任，为山下成功的掌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再有日本石桥轮胎公司的石桥正二郎也深深体会到选择更有才华的外人担负公司重任的重要性，因此他让其儿子做董事长，让柴木重理执行经营中的实权。　　众所周知的日本本田公司之所以能够坐上继丰田、日产之后的日本汽车界的第三把交椅，很大程度上都有赖于公司决策者们的深明大义，任人唯贤。创始人本田宗一郎曾明确表示：“家庭归家庭，事业归事业。”他甚至从未打算将自己和老支藤泽武夫的这片心血交给儿子。他们约法三章：自家子弟绝不允许进入公司服务。本田宗一郎还曾声音哽咽地恳请弟弟和自己一起退休，以便任人唯贤，给公司注入更多的活力。当这位明智的企业家把奋进的接力棒交给45岁的河岛后，河岛也继承了这一优良的传统，在任期10年后将职位让给了51岁的久米是志。正是由于这几位决策者的无私豁达，传贤不传子的做法奠定了本田四轮汽车事业的基础，使本田公司的事业蒸蒸日上。　　相反的日本乐器公司的川上源一为保全儿子在公司的地位，不惜将威信能力高于儿子的代理社长河岛博挤走，让儿子担当重任。其儿子在任职后，不但财政出现赤字，而且事故接连不断，甚至发生了14人死亡的瓦斯爆炸事件，给家族事业蒙上了难以抹去的阴影。东急集团的创业者五岛庆太也犯过同样的错误，他放着能人不用，不顾众人反对，提拔工作能力还显稚嫩的儿子作社长，气得处事精明的大川博拂袖而去。事实证明，任人唯亲的作法，最终将导致企业的衰退和败落。　　（3）优胜劣汰要想识得千里马，就得先让它试跑一下。同样要想识别公共关系人才，必须也要以其德才和实际成绩来识别。因此优秀的公共关系人才是要通过淘汰制的竞争来考察的，并最终以公共关系实施运作的实际表现来证明。公共关系人才，也要经过社会竞争风浪的考核，才能脱颖而出。当初孙武，先呈兵法十三篇给吴王，让吴王了解自己的兵法理论。吴王接着又让孙武小试以吴娃演兵的实事，来证明其才能，此后孙武才被吴王信用为大将。对于人才的识别，并不在于他做了多少事，而在于他做成功了多少事，尤其是他做成了多少他人没有做成功的事。这还要以公共关系这个大舞台上的成绩来进行判别与识别。　　松下幸之助就曾用《吕氏春秋》“六验”的方法，通过被考察者的喜怒哀乐惧苦的不同反应来考察人才。他曾说《吕氏春秋》“六验”中的名句帮助他物色了众多的人才。其实，松下幸之助这一考察人才的方法，很值得人们借鉴于对公共关系人才的考查上。因为“喜怒哀乐惧苦”，在整个公共关系实施运作中，都随时得以表现出来，在一定意义上讲，它们本身就是从个体到整体，以分散到集合的组织形象来塑造原件的。公共关系人员，在这几点上的表现是否良好，也是直接影响到公共关系的整体质量的。日立公司考察人才方法是惟看其工作成果；索尼公司选拔人才也是如此，索尼公司为了避免论资排辈，还干脆销毁了全部职工的履历表。择才的根本点就是看其实绩的优劣与否。日本著名的经营管理学家士光敏夫说：“撑杆跳的横杆总是要不断往上升的，不能跳越它的人，就应尽快离开竞技场。”真正的经济人才都是在市场竞争中考验出来的，因而他们都具备使生意在艰难处境中起死回生的能力，能够使生意长久兴隆。若从整体目标的范畴和利益来看公共关系，它是实现组织利益目标的一种手段，这种手段的应用，既可能是组织启动时的推进剂，也可能是组织在陷于困境中的救生圈。脱离主体根本利益目标的公共关系运作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如果公共关系运用于生意场上，能够使组织生意长久兴隆，也就达到了它的最终目的。换言之，公关也是整个经营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公共关系人才的选用、识别及考验，往往也是放在组织的根本利益这个大范围内来进行的。　　因此人才的使用是商战中应该值得珍惜的首要财富。日本一些企业家认为：“过早指定某人是干部接班人加以培养的办法并不高明，是赔钱买卖”，“在人事选用上，最忌急于求成”。好的干部固然是被提拔的，但也是自然形成的。管理学教授乔治·奥迪约姆认为，在识别企业里的人才时，使之不被埋没其主要根据两点：　　（1）他们都有超乎其所担负任务的工作能力；　　（2）通常他们能完成更多的工作，而且取得更好的成绩。　　即主要根据工作能力和工作成绩来识别和发掘企业中能担负重任的人物，使之巨大的潜力能得到充分的施展。在现代社会中，各个领域激烈的竞争，同样也决定着公共关系人才选拔的优胜劣汰。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由于公共关系的飞速发展和越来越被人们广泛的应用，公共关系这一行业更加需要源源不断的人才。培养和锻炼是形成人才的关键手段。公共关系对人才特别是高层次人才的要求更是全方位的，而且要求也是越来越高。在我国，1990年6月，北京市公共关系学会专科学校，就率先在国内提出了公关人员（积分等级制）岗位资格培训的教育项目。规定会员必须参加岗位资格培训，培训课程包括：公共关系应用文书、舆论学、商业谈判导论、传播学、市场营销学、管理学基础、广告学和公共关系实用英语。凡是通过一门考试，便可获得相应的分数，当学分累积满10者，则可拿到该协会的公共关系人员岗位培训四级资格证书；学分满20分则为三级；学分满30分则为二级；学分满40分则可获得一级资格证书。又如英国公共关系协会参与的广告、传播、市场教育基金会（缩写为CAM）考试。这种考试分为两个等级，第一等级的考试科目有：调查与行为研究、媒介、市场、广告、传播实践、商业与经济环境、公共关系。作为广告、市场营销和公共关系的从业人员，通过其中6门考试，便可获得CAM的传播研究证书。然后才有资格参加第二等级的考试。第二等级又分为两类：其一针对广告和市场营销人员，其二针对公共人员。针对公共人员的考试课程包括：管理资源、公共关系战略、非商业组织的公共关系、商业组织的公共关系。凡通过其中3门课程的考试，便可获得CAM公共关系文凭。它已被英国各界普遍承认的由英国CAM考试所认定的从业人员资格证书，均会由英国公共关系协会在其会员证上注明其所获证书或文凭的符号。　　可以说，公共关系人才需要精通经济领域的各方面的知识，掌握经商和公关方面的技巧，长于谋略，有较高水准的文化素养，出色的才能，坚强的心理素质，良好的道德修养。并且需要经过商场及公共关系实践的磨练，还得拥有较丰富的社会经验。　　纵观全局，人才的培养是维系着一国经济或一个企业的长远发展的问题。《管子》曰：“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日本理光社长大植武夫的座右铭是“与其种田，不如种树；与其种树，不如树人”，他们都表现了对人才培养问题的深刻认识。日本著名企业家松下公司总经理山下俊彦说过：“人事安排不是技巧。作为一个领导者，如果忘记重视人才、培养人才这一基本原则，那么只能说他是一个外行。”在激烈的商战中，各类人才构成的集合，才是企业获取最后胜利的法宝。　　在80年代初期的美国，就公共关系公司就有近2000家之多。美国政府不惜工本，每年雇佣公共关系人员12000多人，经费开支近10亿美元。与此同时，欧美其他发达国家及许多发展中国家，也都纷纷掀起了公共关系的热潮。公共关系不仅在工商企业界而且在诸如工会、大学、宗教组织、政府机构乃至立法和司法机关等部门，都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与应用。在此期间，许多国家也投入大量的物力、人力，用以公共关系人员的培养和教育事业。但从根本上来讲，公共关系人才的造就，其后备力量仍然来源于基础教育的发展与提高。　　在一个国民素质普遍偏低的国家里，任何一门科学的推广与运用，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甚至扭曲。因此，巩固并发展基础教育、提高整体素质，是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部门的根本需要。一个组织，除了要有具备相当素质的公共关系人才外，还应当注重普通员工的教育培训。因为，组织内每一位员工的一言一行，都将构成组织的整体形象，以及关系到组织的荣誉度。因此，必须加强对员工岗位技能培训和员工其它素质的教育培训。只有这样，才能在整体上树立组织的良好形象，从而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要注意公共关系人员的素质涵养公共关系运作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企业的利益，因此为了取得公共关系的成功，必须保持心中的冷静安宁，遇到最大的事也要有能力自制、保持心中平正。只有这样心中才不会受到外界情况的扰乱和受自己的贪婪或胆怯、骄傲或自卑等种种心理活动的支配，在公众和对手面前，保持自己心理上的客观性和主动性，这也正是一个成功公关人员的心理必备条件。　　下面这个例子就是一个很好地刻画意外情况下，公关人员遇事沉着冷静且应变能力强的例子。　　有一位小女孩，因为一则广告，而千里迢迢专程从广州飞到北京希望能在这里观到雪景。当时他们住进了扬帆宾馆总统套房，但经医院检查，突然发现这位女孩患有艾兹病。其悲痛欲绝的养父母，乔装打扮后从病房里偷回了身患绝症的爱女。她想走，但是她怕伤害女儿一颗纯真无邪的心；但是不走，又怕有伤宾馆的声誉，连累曾给予他们一流服务的好人们。可怜的养父，跪地求苍天，祈求能马上下一场大雪，以满足来日无多的女儿的心愿。他们关闭了总统套房所有通向外面的门，深怕宾馆在知道实情后，让他们走人。直到有一天，一阵阵喊话声从扬声器里传来：“王先生、刘女士，您们现在的处境和心情，我们理解。请原谅，我们来晚了！请打开房门，你们需要帮助，而我们也绝对不会拒绝您们的每一个要求，也不会赶您们走。我们会尽我们的力量全力帮助您们，您们听到了吗？”经过几番如此至诚的喊话，总统套房的门终于打开了。与此同时，宾馆人员在不影响客人们的情况下迅速而有序地，对宾馆全面消毒；对接触过小女孩的人员，进行一一体检。这一场应变的处理正是公共关系人员素养的体现，是洒脱、冷静、理智、客观的综合反应。处理这件事的时候，既体现了“公众至上”的原则；又体现了“病毒”不容忽视，以及理智地采取了相应措施。一切都在有理有节、有序中进行。在公共关系中，切忌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要防止因感情用事而不能客观地判断事物，以致误了大事。孙子兵法中多次讲到了这个问题，《孙子·火攻篇》说：“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这就告诫我们如果在情绪冲动时贸然作出决定，很可能在冷静之后悔之不及。所以，人不能受情绪支配而丧失理智做出让自己后悔终生的决定。　　松下公司总裁山下俊彦曾把中国的一句名言“得意澹然，失意泰然”做为自己一生的座右铭。它意在指人生得意，或者某件事情得以圆满解决的时候，要看得很平淡，保持谨慎、冷静。而在失意、落魄之际，也要安心，决不能伤心气馁，乱了方寸。山下俊彦在当空调机事业部部长时，曾吃过一次大败仗。那年空调机事业部年产量从10万台增长到50万台，可没想到那年夏天气温较凉生意惨淡。在这次意外的打击之后，山下他不但没有放弃，而是自己亲手举办了一个盛大的宴会，鼓励职工再一次站起来，而这一点他做到了“失意泰然”这句话的实意。　　公共关系本身，从目标确立到实施计划及运行的全部，就是为了追求“最好”“最佳”；从事公共关系人员的素质、涵养也贯穿于全部过程之中。素养的优劣好坏与否，直接影响到施行的效果。一个人在公共关系的言语行为、处事的观点、情绪等，都能时时刻刻体现他的素质、涵养，所以，在公共活动当中，应该运用那些涵养较高的人。因为他们个人的形象可能直接联系到整体形象的塑造。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三国时期的曹操、孙权、刘备之所能成就霸业，其主原因在于他们都能慧眼择才，而曹操在这方面尤为突出。他任人唯才，能用其长而忘其短，能不记私人恩怨和敌人之过。在官渡之战中，曹军以弱小的兵力战胜强大的袁军。在打扫战场时，曹军缴获书信一束，里面全是曹营里的人暗与袁绍相通的书信。曹操左右的将领建议，把这些有通敌行为的人通通除掉。但曹操却认为：“当绍之强，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他命令把这些书信统统付之一炬，不予追穷。而曹操此举大得人心，赢得了爱才的美名。为此，那些原有过失的人对曹操感恩戴德，更加忠心地为其效力。同时一大批贤才也慕名前来投奔曹操。　　孙权也是一位善于选用人才的高手，他提拔人，以优点为主，不挑剔缺点。他先后破格提拔重用的年轻人周瑜、鲁肃、吕蒙、陆逊等均非完人，但均具才气。由于孙权的慧眼识才，使一大批人成了东吴的栋梁之才和三国时期的风云人物。　　刘备待人宽厚，思贤若渴更善于笼络人才。但诸葛亮择才却与此相反，他过分严格拘谨，察人密之又密，待人更是严之又加。对于一些有缺点的人才，诸葛亮往往因小而弃大，过分地苛求。如魏延虽有勇有谋，但诸葛亮抓住其“不肯下人”的缺点不放，并一直因魏延过去的经历而怀疑其易于背反，故而不被诸葛亮信用，其才干也不能充分施展。从刘备在世时蜀国人才阵容可观到诸葛武侯治蜀时人才寥若晨星，可见诸葛亮在择才上过分的谨慎和苛求，造成了人才上的一大浪费。　　美国著名的现代经营学大师彼德·杜鲁克深知经营管理者的用人之道，“倘若所用的人没有短处，其结果至多只是一个平平凡凡的组织者。所谓‘样样都是’，必然是一无是处。才干越高的人，其缺点也往往越突出。有高峰必有低谷，谁也不可能样样全能”；“一位经营管理者如果仅能见人之短而非着眼于展示其长，则这样的经营者本身就是一位弱者”；“只注意到部属的短处，而不注重其长处的人，决不是担任经营者的高手，这是因为他们只认清别人无法胜任的事情，反而不认得他人能做之事，这一定会挫抑组织内部的士气”。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经营管理上的强者，其本身就是能自我调节内部公共关系，善于用人的人才高手。　　中国某省的一制药厂，可以说是在中国最早把公共关系学运用于企业管理的典型。该制药厂能大胆地吸收和使用人才。该制药厂在1973年从最初创建时的40多名员工，3台老式压片机，生产穿心莲药片一种产品。到1985年就发展成拥有180多名技术人员，2000多名职工，能生产100多种药品的企业。该制药厂产值和经济效益大幅度上升，其成功的经验之一就是内部、外部公共关系良好的运用。该制药厂属农垦系统，当时分配不到制药专业的大学生，因而严重缺乏专业技术人才。于是该厂把目光移向了社会，大胆招收各种有用人才。对其中曾有过过失的人，该厂也力排众议，客观辩证的给予看待，并委以重任，使他们的才能得以充分的发挥和施展。　　可以说，选择人才的惟一标准就是德才兼备，因为在现实世界中绝对没有十全十美的人。过于苛求，务求完善无瑕的完人、全才、则会失去人才。所谓“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讲的就是这个用人之理。如何选择人才、善待人才，这是公共关系的一种需要，也是组织整体利益的一种需要。　　第二节攻心的公关技巧信誉至上你一定还记得商鞅变法的故事吧，先秦时期的商鞅，在变法的初期，为了取信于民，商鞅在都城南门立“三丈之木”，告示如有人将木头移到北门，奖励10金。老百姓感到奇怪，没有人敢去移动这块木头。后来，商鞅告示能移动者给予50金。终于有个大胆的移动了这块木头，商鞅马上就给了他50金，以表明诚信。这件事轰动了整个秦国，立木取信的事实，终于使百姓确信新法是可信的，以后商鞅颁布的法令，人民都很遵守，从而使新法得以推行。　　“言而有信”是组织领导者影响和号召下属的方略之一，也是公共关系活动的一项重要原则。良好的知名度、美誉度与“信”是不可分割的。不可否认，商鞅立木取信是与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背景有关。但其宗旨还是在于确立朝廷对其人民的“威信”，为新法令的执行奠定基础，以便“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所谓“威信”二字，无“信”也就无实际意义上的“威”，或者说产生人们通常讲的“口服心不服”的效果。从心理学上来说，从立信到守信，立信固然重要，但关键还是守信。守信的重要性在于它关系到下属对领导者的期望。领导者承诺了某一件事，下属就会对领导者产生期望。如果承诺不能兑现，随着下属的失望，领导者也失去了影响力。在公共关系中，立信和守信是一条很重要的原则，“信”的确立，直接关系到组织形象的塑造与确立。　　商鞅的立木取信，是古代公共关系活动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他的立木取信，时机选择在新法颁布之前，地点选择在人来人往的城门口，对象是最基层的民众；媒介是古代常用的布告及人体媒介（搬木头的行为）。当然，他还用了点超预算资金。很显然，商鞅的“五十金”代价，并非为了“搬木头”本身。其归根结底的目的，是在于“信”的形象确立。在现代公共关系活动中，类似于“立木取信”的活动，也时有所见，例如：“朋友，您好！你如按规定的时间填好这张表格，您就可前往我公司××大街所属××商场，换取一份精美的礼品。”等等，屡见不鲜。　　而面包大王凯瑟琳·克拉克就是因为“取信”而发了大财。从厨房里闯出来的美国面包大王凯瑟琳·克拉克，标榜她自己的面包是“最新鲜的食品。”为了取信于消费者，她在包装上特别注明了烘制日期，保证绝不卖存放超过3天的面包。起初，这项规定给她带来巨大的麻烦。因为一种新产品上市，销路不可能马上好起来。存货一多，其要严格执行“不超过3天”的规定就相当困难了。尤其是各经销店大都怕麻烦，虽然过期面包由岂瑟琳回收，但他们不愿为此去天天检查、换来调去，而宁愿把过期的面包留在店里卖。许多人还抱怨凯瑟琳未免太认真，一个面包放3天也坏不了，为什么非要3天换一次不可呢？而凯瑟琳认为，吃的东西，新鲜度是项重要的基本条件。只有在消费者心目中树立起良好的信誉，自己的面包就不同于别人的面包，就成功了一半。针对经销商怕麻烦这一问题，凯瑟琳终于想出了一套新办法。于是，她派人把烤好的面包用车直接送给经销商，按地区排了一个循环表，每3天送一次，同时把经销店剩下的面包收回。如果有的店不到3天就把货卖完了，可以随时用电话通知，马上就送货上门。这样的办法，麻烦了自己，方便了经销商，但却使自己的原则“超过3天不卖”得以坚持实行，保证上市面包的新鲜。由于凯瑟琳一贯坚持“信誉诚实”的保证面包的新鲜，并以此严格要求自己的职工，终于命运之神戏剧性的赐给了她一次公关良机。在一年秋天，一场水灾使粮食非常紧缺，面包自然也常常脱销。但凯瑟琳公司的送货员仍按照公司铁定的“不超过3天”的制度进行工作。一天，送货员开车从几个偏远的商店收回一批超过时限的面包。返回的路上，被一群抢购面包的人团团围住，提出要购买的要求。送货员为了坚守公司的制度，不肯出卖过期面包。而在抢购者看来，不但无法理解，而且怀疑送货员存有私心，想把面包分为己有。正巧此时，有几名记者加入其中。万般无奈之下，送货员继续给这些人解释：”请你们相信我，是公司的制度太严格，决不是我想囤积居奇。车上面包全是过期的，如果老板知道我把过了期的面包卖给顾客，我就会被开除。因此请你们原谅。”由于大家迫切需要面包，这车面包最后还是在双方的“默契”下，很快被“强买”一空。几位新闻记者将获得的这一独家新闻，着力渲染，登在报上，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凯瑟琳公司的面包新鲜，诚实守信，给公众留下无比深刻的印象。正因如此，凯瑟琳只用了短短十几年的功夫，就把一个家庭式的小面包店完全变为一个现代化大型企业，它每年的营业额从2万美元猛增到了400万美元，她也因此跻身于世界经济强人之列。　　从上面可以看出，凯瑟琳的成功虽然离不开那次洪水带来的偶然机遇，但总体来看，如果没有凯瑟琳在此之前的“立信”战略布局。战术实施调整及始终如一的“有信原则”，该次机遇也就无从而言了。所谓“机遇是对有备者而言的”，就在于此。既然凯瑟琳选择了“保证绝不卖存放超过3天的面包”的公众宣传，形象树立了本身也就要求了她必须兑现所做出的承诺；不然的话，事情将会走向反面，这往往比没有承诺严重的多。正如西方著名管理学家帕金森所说：“关系到一个人未来前途的许诺是一件极为严肃的事情，它将在长时间中被一字一句地记住。因此，领导者绝不要应允任何自己不能兑现的事，并确实让所有人都认识到，你从不许诺任何不能兑现的事。”不管是商鞅的“立木取信”，还是凯瑟琳的立信必践，都足以说明公共关系中守信原则的重要性。　　春秋战国时期，齐桓公得到管仲的辅佐以后，国力日强。战胜了宿敌鲁国，在柯（今山东阳谷东）举行了和会。当鲁庄公正想签署降书时，鲁国将军曹沫突然跑到阶上，用匕首指向齐桓公说：“请齐王归还夺去的土地。”　　齐桓公无可奈何地说：“好吧！”　　齐桓公话一说完，曹沫马上丢下匕首，走下阶来，深深鞠躬。　　齐桓公虽然答应了这个条件，但却不甘心，费尽心思想杀曹沫，并否认这个承诺。管仲知道齐桓公的心思后，就劝阻他：“现在杀了曹沫，这是背信行事，追根究底，不过是一时气愤罢了。何况这么做，一定会在诸侯间失去信用，为天下人所看不起。”齐桓公想通了，就遵守曹沫的约定，把夺来的上地都归还给鲁国。听到这件事后，天下人都称赞齐桓公：“齐桓公真是一位守信用的君主，和齐联盟也就可以放心了。”　　一年之后，齐桓公被天下诸侯推举为霸主。　　言而有信，是将帅之本。姜大公认为将帅应具备5种美德：“勇、智、仁、信、忠。”孙子也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一次，子贡向孔子请教政治的目标，孔子答道：“确保粮食的充康，军备的充实，以及对人民的信义。”“三者如果要舍其一，应该放弃哪一条呢？”“军备。”“不得已再舍其一，又该如何？”“粮食。人难免一死，但如果信用全失，不讲信义，根本与禽兽无异，这时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呢？”由此可看出，“信”在人们心中的重要地位！　　当然，无论是“史前公共关系”，还是现代的商战及公共关系，都难免会出现类似于齐桓公那样的被迫“承诺”及“立信”。那么，又该如何处理这一状况呢？不少人的做法是：要么以被迫为理由而“背信弃义”，要么就践诺守信，二者必择其一。而齐桓公在管仲的规劝下，由想不通到想通，的确是个明智之举。或许从下面这个故事中，我们能够得到一些启发：　　初夏的一个周末，日本部分饮食行业举办了规模空前的高尔夫球联谊会。球赛结束后，全体人员都住进了附近温泉小镇里的旅馆。这里的每个房间都有一个接待人员，为了安全起见，他们送来了专门存放个人贵重物品的袋子，准备让客人把需要存放的东西集中到大袋子里，统一送往账房保管起来。　　小镇的环境优美，这些在球赛时大汗淋漓的代表们舒舒服服地洗了温泉浴，又饱览了周围美丽的风景，心里有说不出的畅快。尽管接待人员苦口婆心再三提醒他们把贵重物品装人袋子存放起来，但他们只顾着谈天说地，把接待人员的话置于脑后，有的还向接待人员开玩笑、寻开心。结果，谁也不去存放物品，接待人员无可奈何地退了出去。　　不久之后，全体人员汇集到了宴会厅，盛况空前的宴会使他们无比陶醉、忘乎所以，在能歌善舞的艺妓陪伴下，一直玩到夜里10点左右，才意犹未尽恋恋不舍地离开那里。　　当大家红光满面陆陆续续回到房间时，眼前的情景令他们大吃一惊。只见房间拉门大敞大开，挂在衣柜子里的西服和裤子散落在各处，连贴身衣服也被扔了出来，“榻榻米”上到处都是脚印，一眼就可看出，是小偷光顾后留下的痕迹。所有房间无一幸免，装在西服衣袋里的钱包自不必说，连裤兜里的零钱也被洗劫一空。大家好像被人突然浇了一头冷水一样，心情顿时降到了零点，个个呆若木鸡。　　旅馆的老板和负责接待的人员闻讯而来，非常诚恳地向大家道歉，逐一了解损失情况、并察看现场。虽然旅馆老板明知有人夸大了损失的金额，但仍然面不改色，并一再恳请大家的谅解。接着老板请来警察、调查取证，希望能够破案，并对大家的配合深表谢意。大家都沮丧地回到房间，没办法只好自认倒霉。　　第二天早晨，大家去饭厅吃早餐时，老板夫妇及旅馆全体接待人员并排坐在末座，再次向客人赔礼道歉，并根据每人所报的损失金额进行赔偿，同时拒收全部的住宿费。　　大家都知道，被盗是由于自己大意疏忽，对旅馆存放贵重物品的再三叮嘱充耳不闻造成的。于是很多人面带愧色地提出要如数交纳住宿费用。可盛情的老板只说了一句话，“是我们的防范措施不严才给大家造成了麻烦，实在对不起。”　　一个多月后，小偷因另外犯案而被警方捕获，通过审讯，他如实交待了盗窃旅馆的经过及金额。　　结果表明，小偷实际盗得的钱财，远远不及住客们所报的数目。但旅馆老板却对此保持沉默。不久，老板还给每位客人寄去了道歉信及当地的土特产，通知他们小偷被捕获的消息，同时再次深表歉意。　　老板所做的这一切，不得不让大家叹服，他的胸怀度量，他的热情周到，使大家更乐于在此住宿。所以这个旅馆，一直到今日仍是天天客满，真可谓是事业兴旺。　　我们可以把上面这个例子，划入危机公关的范畴。毕竟，让客人在自己的旅馆被偷，然后扫兴而去，并非一件好事。在“被偷”发生后的公共关系处理中，“旅馆主人及其夫人，再加上全体接待人员”，可以说这个组织全体，集诚、信、情于一体，不惜“吃亏”也要挽回或者说提高公众形象。旅馆主人，查询每人被盗金额的行为本身，其实就是一个“暂无语言承诺”的行业立信过程。如果此行为过后，没有出现第二天的赔款行为，顾客就有可能产生其在“装模做样”等的连带反应。结果恰恰相反，聪明的老板既用行为立了信，也用行为守了信（这里的前提行为，可说是一种无声媒介传递）。更妙的是，在盗案查获后，老板“人情做到底”的公共关系处理，起到了锦上添花的最佳效果。　　《史记·季布传》载：季布是楚国人，很守诺言，故楚人有谚语曰：“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可见，季布信守诺言的程度，达到了至上境界。在现代社会里，日本生意人就很提倡“季布一诺”的信用。日本商人滕田曾写了一本《犹太人赚钱绝招》的书，讲了他有一次同犹太人打交道的情况，大意是这样的：1968年美国石油公司向他订购了300万把餐刀和叉子。交货期为9月1日，交货地点是芝加哥。该公司是犹太人的公司，藤田与之签订了合同。藤田请一家日本厂家赶制这批订货，但该厂家延误了完成这批产品的日期。藤田考虑到这是与犹太商人做买卖，一旦失约一次，犹太人绝不会再信任自己了。于是决定用昂贵的运货代价按期交货。当时，租一架飞机飞往芝加哥需要3万美元，以此来运300万把餐刀和叉子明显不合算。但他还是租了波音707货机飞往芝加哥，按期交货。由于他信守合同，第二次该公司又向他订购600万把餐刀和叉子。但是这批货的制造厂家又没能按期完成任务。于是藤田只好再次租用飞机。两次租用飞机使藤田在经济上蒙受了极大的损失，但却换来了犹太人对他的高度信任。藤田不顾个人经济损失，两次租飞机运货，恪守合同上的一切规定，这消息很快传遍了犹太人所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都举起拇指称他为“银座犹太人”，意思是日本惟一遵守契约的商人。出于信任，犹太人向他订货的数量越来越多，他的生意也是越做越兴隆。　　不管是中国古代的季布还是日本现代的藤田，都可以说是靠“信誉至上”而财运亨通的。信用是经商的生命线。有良好的守信形象，才会有人愿意与你交往及扩大交往。信誉至上，是公共关系的重要原则。在公共关系活动中，通过各种媒介，立什么信及如何去守信、这是相当重要的。在公共关系策划及传播的过程中，如果估计做不到，就不要去“有言在先”。不然的话，其结果只能是破坏组织公共关系的建立，损伤组织形象，事与愿违。当然，由于公共关系的长期性、多变性及复杂性，或由于公共关系实施中的漏洞，某一环节出现意外等，也应当从长远利益着眼，尽量采取补救措施，甚至不惜像藤田那样“赔钱换信誉”，维护“守信”形象以赢得更大的利益。　　心诚则灵西汉末年，平定了混乱局面的刘秀，拿着地图对身边的邓禹说：“天下如此辽阔，如今我只平定了其中的一小部分，要等到哪一天才能完全平定呢？”邓禹答：“是呀，如今天下群雄纷起，战乱不已，前途难测。但是万民都盼望着明君出现，自古以来兴亡在于仁德的厚薄，而不在于土地的大小，请不要心存悲观，只要抱着王者之德就可以了。”半个月以后，刘秀击败了称为铜马的武装力量，对这些投降的将领，他不但以德相待，并且全部封为诸侯。降将不敢相信，心中充满了疑惑和排斥感。刘秀得知这一情况后，就让降将各自回营，统卒旧属。刘秀一个人时常单骑往来巡视军营，如果降将此时想杀刘秀，可以说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但是众将都被刘秀的行为所感动，他们无不这样说：“刘秀赤诚待人，真称得上是一位度量宽宏、德性高超的长者。如果这样的人都怀疑的话，真应该感到惭愧，万死也不足惜。”从此以后，这些降将都成为了刘秀的忠良部属。刘秀大军继续向前，到中山一带时，众将献以天子的尊号，但是刘秀不肯接受。进军到南平棘时，部下又推崇刘秀为天子，刘秀仍然不肯接受，这时名将寇恂也和众将一起同声进言：“将士们抛弃亲情、骨肉、土地，跟随君主奔走天下，不外希望君主能掌握天下，将士各遂其志。如果君主一再逆众望，那么将士都要失望离散了。”连温顺敦厚的冯异，也附和寇恂的意见：“希望君主能从众议。”一位叫强华的儒生，也从长安奔来，手中拿着“刘秀是真天子”的条幅。众望所归，不久刘秀称帝，成为东汉的第一位皇帝，也就是汉光武帝。　　皇帝是最高权力的象征，是统治集团最高利益的集中体现。天下大乱之时，也就是各种利益进行再分配之机。依附于各个集团的人们，都希望其所投靠的集团获胜，希望他所在集团的领袖登上皇帝的宝座，自己也能受封领赏福及子孙。当然，众人在投靠附依之时，也要择木而栖。这就要求集团首领具备吸引天下俊杰的“德才”，正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而刘秀对降将降卒的姿态，正是以德换心的具体做法，是以诚心换取众心的攻心之术。从现代公共关系的角度来理解，刘秀代表了组织及主体，众多降将卒则是客体，其主客体之间所产生的，既有内部的又有外部的效应。以诚心相待，扩大了刘秀的知名度、美誉度，产生了一种以主体为核心的凝聚力，达到了大家的一致拥戴而非为皇帝不可的地步。而实际上，刘秀真的不想当皇帝吗？那只不过是一种谋略而已。在现代社会激烈的商战中，人们为了协调好各种公共关系，类似于刘秀这样的做法仍然很常见。　　从1971年到1972年，日本的松下公司开始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就是在市场、资源和劳力等最有前途的国家和地区创办工厂。当时的总裁山下倡议在马来西亚生产空调机，然后输入到日本。刚开始松下公司的一些职员对此不太理解，认为这样做似乎对日本不利。当时任公司空调机事业部出口课长的国永昌彦说，“那时日本松下一年出口2万台空调机，再让在马来西亚建立年产10万台的空调机工厂，并且要求其中90%出口到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为此，我们非常吃惊。我想这样太不合算！可上面强制性让干，又不能不干。拼命干吧！幸亏当地劳动力便宜，如今还不错，在质量上完全可以与日本媲美。1982年产20万台，除美国外向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出口。”山下之所以在马来西亚创办空调机厂，其主要原因就是利用当地大量而便宜的劳动力资源，并对当地人委以重任。山下坚持认为：“在那里担任松下电器领导的应该是生长在那片土地上，并受到当地人尊敬的人。”为此，在工厂开办的第四个年头，他精心挑选了当地人沙亚尔为经理。该人是当地电力公司经理，王族成员。山下授予国外各区域性子公司负责人以经营权，人事权。这样不仅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当地人的就业机会和当地的财税收入，而且降低了松下产品的生产成本，使其在世界市场上更加具有竞争力。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不管是古代的刘秀，还是现代的松下公司，他们的成功，都取决于他们的“以诚待人”，刘秀以诚待降将卒与松下以诚心待异地人，都是为了缩短相互之间曾经有过的“距离”，以求达到主客体之间的认同。以诚相待，不仅缩短了相互之间的距离，而且获得一种“同欲”的巨大精神动力。把“外人”转化为“自己人”，而自己人能不为自己的组织去拼博吗？同时，松下的产品销往本国，也是一种“诚”的谋略，随着因“诚”而建立的公共关系及良好企业形象，“自销”的比例也并非不可调整。因此，不论是古代的战争，还是现代的商战，“诚”都只是相对而言的，这里面是有条件和利益可讲的，只不过决策者应登高而远望，不能盲目地投资，做无谓的牺牲。　　古人云：“以诚感人者，人亦诚而应。”意思是说，用诚实的态度对待别人，别人也会用诚实来回报我们。这是人们在长期人际交往中得出的至理名言，作为组织行为也应该以此为鉴。在组织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中，如果能诚实地对待对方，也必定会得到对方的信任。所谓“诚能生信”，也就在于此。在公共关系的处理中，“诚实的宣传”配以诚实的行动，才能得到“人亦诚而应”的效果。因为行动是“诚实”最好的证明。　　美国的凯特皮纳公司就是运用公共关系的特殊媒介即实惠服务，达到了密切和用户关系的目的。该公司在广告中承诺：“凡是购买了我公司产品的用户，不论在世界上什么地方，只要是需要更换零配件，我公司都将保证在48小时内送达。如果送不到，那么我公司的产品就白送给你们。”随后，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现了对用户的承诺。有时候为了往边远地区送一件价值50美元的零件，他们不惜花掉一两千美元的运输费；有时候因故无法在48小时内把需要更换的零件送达用户手中，就把产品免费赠送出去。真诚的服务和信守诺言的态度，为凯特皮纳公司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也换取了他们业务上的长久不衰。　　类似于凯特皮纳公司的“以诚待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能够见到。比如“实行三包”、“上门服务”等等。但是他们的差别在于，有的组织做得好，属于“货真价实”的“以诚待人”；而有的组织做得却不尽人意，甚至还有的组织“卖羊头挂狗肉”，以“诚”骗人。而毫无疑问的是，类似于凯特皮纳公司的诚实服务，其结果定会顾客盈门。与此相反，那种“杀鸡取蛋”的行为，是很难做到让顾客再次踏其门槛的。诚然，以诚相待是双向的，只有组织对公众以诚相待，才能使公众以诚报之。两方合作，如果一方背离了诚实的原则，那么另一方对其的信任也就不再存在，他们互相信任的关系就遭到破坏，破坏了的信任是不可能再修补了。　　另外要注意的是，公共关系中的诚实性原则，要求组织如实地向社会公众介绍情况，包括优点和不足，不可只报喜不报忧。一位西方公共关系专家说：“诚实是最好的公共关系政策。”只有真诚，才可以最终赢得信任，也只有真诚，才会有合作和发展。　　在经营中，要做到真诚，就要有一颗爱心，真诚源于爱心。《孙子佚文·吴问》曰：“王者之道，厚爱其民者也。”王者和兵家之道在于爱民，生意之道也同样是在于爱民。要满足顾客需要，使顾客满意，除了需要适当的经商技巧外，经营者还得具有一颗对顾客的爱心，具备一种诚心为用户服务的精神。弗雷弟·莱克创办的莱克航空公司于1977年开辟飞越大西洋两岸的廉价机票航线，这是航空史上首次实行降价售票的私营航空公司。这家航空公司为大西洋两岸的中下层人们探亲访友提供了机会，因而受到了广泛的赞扬、被认为是实实在在地为社会中下层人民作了一件大好事。1982年初，当这家公司濒临破产时，很多人都自愿捐款，并要求政府拨款以挽救该公司。人们的支持使莱克公司在1982年2月对外宣布：他们准备成立“人民航空公司”。　　以诚实起家的人在现实生活中也不少见，小池就是其中一例。小池在20岁时，曾开了一个小商店，同时又为一个机器制造公司当推销员。有一段时间，他推销颇为顺利。一次，仅在半个小时内就签订了33份合同，并收取了顾客的定金。可是，不久他即发现他推销的同样产品比别的公司价钱高，为此他的心理很不平静。他很快做出决定，带上合同和定金，三天内逐个找到33家订户，十分诚恳地告诉订户他所推销的机器比别家的昂贵，现在退还定金，并请求撤销签订的合同，还表示了真诚的歉意。他的这一做法使订户深受感动，结果33家订户仍然照原来的签约，没有一家因此而退掉。这件事情不胫而走。小池的商店，来购物的，定买机器的络绎不绝，门庭若市。诚信忠厚使小池财源广进，也使他最后成了企业界的名人。小池在后来曾生动而深刻地说：“诚实就好像是树木的根，如果没有根，树木就不会有生命。做生意要想成功，就不能没有诚实这个根。”不能不说这段话是小池的经验之谈，也是实实在在的生意经。　　曾经有人拿浙江的公司和南京的公司做比较，说浙江的经济是小狗经济，长不大，他们的营业额可能会过亿，但是很可能会有人带着股份和客户离开。而南京的公司则不同，他们更多的是团结一致和义气相投。可以说，这是因爱心而连接的感情的纽带。这也是南京很多公司成功的重要因素。　　事实证明，莱克航空公司的机票降价，小池主动退定金并且致歉，还有南京各公司的团结和义气，他们都对客体付出了真诚和爱心，而他们也都同样得到了回报。这是生意成功的秘诀。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从某种意义上讲，“道”就包含着诚心与爱心。在现代社会的商战中，越是竞争激烈、情况复杂，就越应该坚持基本的经商和公共关系原则。那种靠欺骗公众，损伤对方利益而达到自身目的的行为和做法，或许能获利于一时，但最终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得不偿失。如果失去了诚与爱，“顾客就是上帝”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对“上帝”无诚意，无爱心的主体，“上帝”不但不会关照他，甚至还会在合适的时机惩罚他的。与此相反，拥有了诚心和爱心，也就赢得了“上帝”的心，赢得了顾客，我们的生意还能不兴隆吗？　　投其所好晋灵公是一位荒淫暴虐的君主，常以弹丸打人、斩杀仆人为乐。宰相赵盾屡屡进谏，劝他礼贤远佞，勤政亲民，可他非但不听，反而把赵盾看成恣意行乐的眼中钉，在好佞屠岸贾的窜缀下，竟派人刺杀赵盾。幸亏行刺之人是个正义之士，不忍心杀赵盾，宁愿自杀身亡。晋灵公和屠岸贾又设圈套，诱赵盾进宫看剑，借此给他强加个欲行刺的罪名。赵盾在家臣提弥明的掩护下逃得性命。赵盾父子出城时碰上打猎归来的赵穿。赵穿是先王晋襄公的附马，灵公的姐夫，与赵盾同族。赵穿知道了事情的经过，就让赵盾暂避一时，说宫里的事一切由他安排。赵穿跑去见晋灵公，假惺惺地说：我们赵家人有罪，请主公罢免我的官职，再治我的罪吧。晋灵公以为赵穿真诚，就说是赵盾屡欺寡人，与你无关，好好供职吧！赵穿又投其所好，说当国君就应及时行乐，否则当国王有什么意思。当年齐桓公满宫的美女，除正宫娘娘外还有六个老婆；先君文公妾媵无数，六十多岁时还纳姬呢！您现在年富力强，何不多选些美女进宫？晋灵公被赵穿说得心里痒痒，问这件事让谁去办，赵穿接口道，办这种事没有比屠岸贾大夫更合适的人选了。灵公遂命屠岸贾到民间物色美女。赵穿支开了屠岸贾，又对晋灵公说：“主公常去桃园游玩，为安全起见，我给您选些卫戍士兵吧！灵公高兴地同意了。赵穿回家，精选了可靠的甲士二百名，对他们进行了战斗动员和具体部署。赵穿回秉灵公，警卫部队选好了，请您在桃园检阅吧。灵公登台阅兵，见人人精勇，个个强壮，心中大喜，即留赵穿侍酒。酒刚喝到兴头上，赵穿使个暗号，二百名甲士一声呐喊，晋灵公还没反应过来，就被甲士们搠死了。由于晋灵公平时在百姓中积怨甚多，所以他的被杀并没有在晋国引起大的混乱。不久，赵盾回来主持国政，立晋文公的小儿子当了国王，也就是晋成公。　　对于如何看待投其所好、曲意逢迎，站在公共关系的角度上，有以下三层含义：首先，民间有句话叫做“千穿万穿，马屁不穿”，意思就是人们都喜好顺耳之言，这是人性的弱点之一。其次，作为一名组织的领导者，身边难免会有“投其所好”的人。如果真有，那就应当注意，不应与这种人过分亲密而影响了与公众的关系，给人造成一种“亲小人，远君子”的感觉。当然，你身边的这种人，肯定首先不应该是道德品质上判断的真正“小人”。也不应当是危及你切身利益的阴谋家。你应当对这种人有足够的控制能力，并注意场合上的亲疏远近处理。现在常有领导者感叹“听话的不能干，能干的不听话”。在组织内部公共关系的处理中，这话细想之下，其味深长。但真正的深谋善断者及具有领导艺术的人，正是要把组织内各种性格、特长的人有机的调动起来为组织服务的人。就是能够协调驾驭各种关系，争取让“听话的能干起来，能干的听起话来”。当然，也不要忘了“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的古训，要善待那种敢于直言犯上，勇于提出不同意见或建议的人。再次，现代商战中的公共关系有时极为复杂艰巨，曲意逢迎、投其所好，往往是战胜对方的一种谋略、技巧。相反，不懂得变通，一味的刚直不阿，不但不能带来你需要的好效果，还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日本有一个推销员叫伊藤光雄，他最成功的一次推销活动是在爱知县。爱知县人大都有着传统的睡觉习惯：睡“塌塌米”。伊藤先生是被派去推销法国“沙发床”的，“沙发床”又叫“席梦思”。很明显，伊藤一到爱知县，就感到问题的棘手。然而，他并不就此罢休，而是进行广泛的调查。在调查中他发现两点：一是爱知县人没有一个了解法国沙发床的特点；二是当地居民都缺少家具，大都有买沙发的打算或愿望。据此分析，他认为以“沙发床”为目标是可以在爱知县打开销路、占领市场的，关键是不能直统统地问要不要买外国沙发床，那肯定会吃闭门羹。首先要让人们了解“沙发床”的特点，只有先占领居民们的思想，才能占领市场。于是，伊藤先生在宣传沙发床的优越性方面，狠下了一番功夫。他对爱知县居民宣传说：“这种家具，白天可以当沙发用，接待客人，使人感到既美观大方，又舒适；晚上又可当作床，睡觉舒服，使用方便，再没有像这种一举两得的美事了。”他的宣传十分奏效，这个仅有5万人口的纤维工业城的居民们，都争相购买沙发床。继而伊藤又推出了双人床和双层床。爱知县市场终于被伊藤打开，两年后这里又专门设立了公司的经营部。　　站在公共关系的角度来看，伊藤的促销活动首先面临的就是公共关系概念上的“习俗障碍”，爱知县人偏爱也习惯于“塌塌米”，而不知“席梦思”为何物。这时如果伊藤不知变通，不尊重爱知县的习俗，仍一味按常规宣传其商品，事情的结果肯定是另一回事。尊重公众习俗，在心理上投其所好，尽量寻找“席梦思”与“塌塌米”的相通处，并且巧妙地暗示“席梦思”在某些方面超过“塌塌米”的优越性，这样就达成了心理共鸣，从而很顺利地获得成功。　　由此看来，古今中外，曲意逢迎、投其所好，并非全属“小人”所为之。在一定情况和条件下，也不失为“君子”获胜的谋略技巧。从某种意义上讲，公共关系活动正是在一定条件，原则前提下的“投其所好”。试想，一个不投公众之好的公关广告或一项活动，还能够吸引公众吗？　　一天，法国巴黎的希尔顿大酒店来了一位美国女宾，她衣着讲究，行色匆匆，简单地安顿了一下行李，就去参加商业洽谈了。她的到来引起了值班公关经理的注意。值班公关经理在女宾走后吩咐服务员马上重新布置来客的房间，把房内的地毯、窗帘、床罩和桌布统统换成大红色。美国女宾忙了一天回到酒店，对自己房间的变化甚为惊讶，怀着好奇的心理去问公关经理为什么这样做。经理说：“我看见您的皮鞋、提包和帽子都是红色的，猜想到你对红色一定有兴趣，于是就做了这样的布置。您的商务繁忙，更希望休息得好些。这样的环境，您喜欢吗？女宾听了这话甚是满意，她当即取出支票本，开了一张1万元的支票，作为小费赠送给了这位公关经理。　　公关经理留意顾客的衣着举止，投其所好，不但使他为希尔顿大酒店赢得了顾客的青睐也使他自己得到了一笔不菲的小费。而充分了解、分析顾客心理，以投其所好，则可以说是日本宝物公司大获成功的关键。日本宝物公司在1967年推出“丽卡娃娃”时，充分考虑到儿童心理特征，塑造了“丽卡娃娃”那让所有儿童都十分满意和向往的“身世”：丽卡娃娃名叫“香山丽卡”、出生于5月3日，O型血，是一个成绩中上的五年级女生，她的最佳成绩是小朋友们都喜欢的国语和音乐，而且和所有孩子一样讨厌数学。她有一个作时装设计师的妈妈，而严肃的爸爸在很远的法国作乐团指挥，于是她常和孪生妹妹想象着暑假去找爸爸的有趣情景。这个故事塑造了一个让小朋友倍感亲切的生动形象，因而深受小朋友的欢迎。“丽卡娃娃”已经诞生20多年了，但销售量仍然很好。其奥秘之一，就在于宝物公司善于探索儿童心理，迎合消费者的口味，并常常推陈出新，如改变“丽卡娃娃”的居家环境，交往的朋友和爱好等等，从而使她的形象不断更新。时间悄悄流逝，人们的观念也不断更新，但“丽卡娃娃”的魅力却始终不变。　　从西尔顿大酒店到宝物公司的“丽卡娃娃”，他们都很注重公共关系学在实际经营中的运用及探索。大量实例告诉我们，只有把目光放到公众身上，加以了解、分析和研究，才有可能投其所好地服务公众，满足公众的物质需求和心理需求，才能使公共关系在商战中的价值充分展现出来。　　1975年，香港成衣制造商莫汉·梅真尼经过仔细的考察论证，得出了促使牛仔装变革的正确诊断：牛仔装的销售量虽占美国成衣销售量的50%，但是，这种时装仅是男人的专利。与女人无缘，这是一个营销上的不平等。在美国这个以“女权运动”闻名遐迩的国度里，这种不正常的营销倾向一定会被打破的。莫汉·梅真尼根据自己这一论断、详细制定了科学有序的产销计划，并加以实施：首先，高薪聘请擅长女装制作的美国设计师、裁剪师和缝纫师，根据美国女性的身材、制作出适合上流社会名媛淑女穿着的新型紧身牛仔装。其次，不惜血本与美国著名性感女明星罗利亚·范德比寺签订了用其姓作为牛仔女装的牌号，以追求一种明星商品效应，以占据具有巨大潜力的美国时装市场。第三，不失时机见缝插针作广告。莫汉·梅真尼果敢地向牛仔装不能做电视广告的习俗发起挑战，花费巨资在电视黄金时间和收视率极高的电视节目中穿插播出“范德比尔特”牌牛仔女装的系列广告。这样，莫汉·梅真尼以200万美元的营销开支开发出女性牛仔装市场，取得了年营业额过三亿美元大关的超值利润。　　从莫汉·梅真尼在牛仔装上的成功变革可以看到，公众“所好”井非是一成不变的。某些既定成俗的东西，随着一定环境条件等的变化是可以改变的。并且，“所好”同样存在着“公开”与“潜在”的因素。而莫汉·梅真尼正是根据美国“女权运动”导致的心理走向，挖掘出这种“潜在”所好，周密调查、客观分析，通过对牛仔装的变革，使这种“所好”的最终形成成为现实。　　可见，在公共关系活动中，“投其所好”也并非是机械或被动式地进行。尊重客观实际本身，发现规律、认识规律，并加以科学的把握运用，“所好”同样可以通过正确引导而形成。　　宽以待人人们经常讲“以和为贵”。这从组织的领导来看，和之所以为贵、皆因为它对预谋施计、决策定论至关重要，并且还难能为之。因此，古往今来治军的智士名将，无不围绕一个“和”字而大做文章，谱写出战争史上的传奇篇章，闪烁着军事谋略思想的奇光异彩。被人们广为传颂的“将相和”史事，便是比较典型的一例。而我们对公共关系平衡理论原则的探讨，恰巧是为了达到在现代组织中“和”的根本目的。　　自从蔺相如在绳池会上羞辱秦王和“完璧归赵”以后，赵惠文王十分的信任和爱慕他的智勇，遂拜为上相，位居廉颇之上。廉颇非常的不服气，认为自己是赵国的大将，“有攻城野战之大功”；廉颇认为蔺相如出身微贱，只是以“口舌微劳”而居他之上。　　廉颇对那些门客们扬言道：“今见相如，必击杀之！”蔺相如闻知此情，不愿意跟廉颇相见。每遇公朝，便称病不往，不肯出席。偶一日，蔺相如乘车外出，正好碰上廉颇的车子对面驶来，就赶忙吩咐赶车的人避匿于傍巷之中，待廉颇车过方出。蔺相如的门客见他对廉颇步步退让，大抱不平，认为他胆小怕事，畏惧廉颇。陶相如劝门客们说：当今秦王之威，天下诸侯都不敢相抗，而我蔺相如却敢在朝廷之上当众叱骂之，怎会唯独害怕廉将军呢？我想到，秦国之所以不敢攻打赵国，是因为有我和廉将军在的缘故，如果我俩互相争斗，那就危险了。我对廉将军一再退让，是把国家安危放在首位，不去计较个人恩怨。门客们听后，个个心悦诚服，更加尊敬蔺相如了。后来，赵国的一位名士虞卿向廉颇讲述了蔺相如的恢廓大度和“将相和”的重要性之后，他反省自悟，深感惭愧，觉得自己狂妄无知，心胸狭窄。于是，他赤露上身，背着荆条，到蔺相如家里去谢罪。廉颇跪倒在地，眼泪纵横，连连向蔺相如赔礼道歉，求其用荆条抽打他。蔺相如连忙扶起廉颇，两人结为生死之交。从此以后，他们同舟共济，互谅互让，亲如兄弟。赵国的将相之和，一时名闻列国，威震四方，就连强大的秦国也因此不得不对赵国有所顾忌。　　战争是一个由许多种条件、因素融合而成的有机整体。商战也同样如此。指挥员、经营决策者谋略的孕育产生和付诸实施，往往是集体智慧、胆识的聚光点，需要上下级和同级之间的相互信任、协调与配合，充分发挥“和”的潜力。“将相和”的故事，不仅表现了蔺相如“引车趋避”、“宽以待人”的可贵品德和廉颇“负荆请罪”的自我反省、自责精神，而且展示了他们远见卓识的谋略思想和蔺相如处理“不和”谋求沟通，达成共识的技巧。蔺相加“引车趋避”正是为了“暂避其火”，待机寻求沟通。通过对门客们的一番话，表达了自己的见解及心意，利用众门客的媒介传递，扩散出去，最终是希望能传到廉颇的耳中。事实证明，蔺相如选择的媒介传递方式是比较高明的，它强过用语言正面开导，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处理。我们讲公共关系沟通的平衡理论原则，就是说信息的发出者利用“相似性”的人际吸引为中介，通过沟通，与接受者产生认同，以此来达到协调的原则。　　恩威并重东汉光武帝的姐姐湖阳公主，年轻守寡，因此汉光武帝待她特别的优厚。有一次湖阳公主的仆人在外面杀人，逃匿在公主的行宫中。负责追缉的捕快到湖阳公主宫中谈判，想要捉拿犯人。但是犯人藏在公主宫中，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下子都能解决的，更不能闯进去拿人，捕快们都觉得这事非常的棘手。当时的洛阳令董宣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打定了一个主意，趁这个仆人陪同湖阳公主外出的时候，把仆人从车上拉下来打死。公主看了很生气，马上就到汉光武帝面前告状，汉光武帝看到自己十分敬爱的姐姐遭受这种待遇，颇为愤怒，立刻下诏召见董宣，准备处死。董宣来到殿前，不慌不忙地辩解道：“皇上，你饶恕了罪证确凿的犯人，如何向天下昭示法律的尊严呢？不过微臣也知道对公主无礼，应该赔罪，不用皇上来处置，微臣现在就以死谢罪。”　　说得倒有些慢，然而做得速度够快的，董宣马上就把脑袋撞到官殿的柱石。皇上听董宣说得十分的有理，主要碍于在湖阳公主面前不好交代，正不知该怎么办是好。突然想到一个主意，马上叫左右近侍压住董宣的头，要他向湖阳公主赔不是，了结此事。　　反而，董宣却把左右近侍两个人的手按在石柱上，宁死也不肯把血淋淋的头低下来向公主赔罪，硬是挺直脊梁，弄得满脸通红。这时弄得汉光武帝无可奈何，只好说了一声：“董卿的颈子真硬。”随即命令董宣退下去，心中却十分的赞赏董宣的刚直和节操，并给予三万钱来奖赏他。　　从这个案例我们不难看出，汉光武帝一下处在了“公共关系”的两难境地，进退两难。一边是亲情所系的敬爱姐姐；另一边是为维护其统治而秉公执法的大臣。　　情与理孰轻孰重，让当事者一时难以做出比较明确的决断。作为古代封建皇帝的家天下，我们很难要求其斩断亲情，绝对偏向法和理。在特殊的背景条件下，作为皇帝的光武帝，以“明罚暗赏”的谋略技巧来处理此事，的确不失其高明之处。这既给了湖阳公主面子，从而也维护了姐弟之情，又挽救了大臣的性命，并通过“暗赏”施恩于受委屈的部下，以特殊的媒介“三万钱”，无声传递着一种赞许或歉意。至于本案例中的湖阳公主或是洛阳令董宣，各自的偏颇就不在进行多加评述了。　　在现代的公共关系活动当中，与本案例十分相似的情况还是有可能发生。如，当组织成员与外界发生冲突之时，为了维护组织整体的形象和利益，组织领导者极有可能首先受“惩罚”的是下级。即使是明知“错罚”，但是为了对付危机顾全大局，不得不这样做。这犹如有的家长，当自家的孩子与邻里孩子发生冲突后，为了不扩大事态及因孩子波及家长之间的关系，总是采取先“罚”自家人的做法，待紧张空气得以缓和之后，再关住门来明辨是非、“昭雪冤屈。”当然，“明罚”之后切不要忘记“暗赏”，即使是没有实物奖励，几许安慰宽心话也是总应该有的。只有这样，你才能与下级获得心理上的沟通，才能得到下级的理解和大力支持，才能得以在以后树立起“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的威信。　　西汉时期从事转运贸易的商人虽然特别的多，但只有师史一人能发大财达到“七千万”，成为拥有运输车辆以百计的大商人。　　师史是今河南洛阳人，当时的洛阳人十分的吝啬，师史特别的厉害。然而，师史对于给自己跑买卖的伙计，却非常大方，舍得花钱。洛阳城里的穷人因没有本钱而无法独立做生意，只好到有钱人家当学徒。师史就利用同乡或宗族的关系去笼络这些人，经常询问他们有什么困难，并适时的施以小恩小惠，以此来满足伙计经济的、心理的需求，消除与伙计们之间的障碍；并且，他还经常鼓励伙计们以长期在外经营为荣。这一切，强化了伙计们对雇主的向心力和内驱力，充分反应了“恩”对人的心理效应。在现代商战中，很多地区或企业，为了广纳人才、吸引人才，同样也在“恩”字上做文章。比如，以优厚的工资、奖金，优先考虑子女升学、就业，优越的住房条件等来吸引人才。一些企业，在逢年过节对员工的慰问，在员工生日送上一份精美的礼品以及当员工遇到具体的困难后送去的关怀与帮助等等。这些，都可以说是在一个“恩”字上做文章。虽然现代的企业极少需要荆轲那样的“死上”行为，但是凝聚力、向心力的形成，对组织来说是十分需要的。“恩”字上的文章仍不失为攻心良策，这也是公共关系所必需的。希望能在“恩”字上做出大文章，成为大手笔。　　公元前239年，燕国太子丹在秦国当人质，秦国对他非常的不友好，太子丹对此怀恨在心，偷偷地逃回燕国，于是秦国便派大军向燕国兴师问罪。太子丹势单力薄，要与秦兵对阵是十分困难的，为报国仇私恨，计划招纳敢死勇士，去刺杀秦王。　　起初他是以友善和恩惠，打动了勇士荆轲。而后，又对一位逃到燕国来的秦国叛将樊於期以礼相待，奉为上宾。二人对太子丹感激涕零，发誓一定要为太子丹报仇雪恨。　　荆轲虽然力敌万钧，勇猛异常，但是秦廷戒备十分的森严，五步一岗，十步一哨，且有精兵护卫，要想接近秦王难于上青天。于是，荆轲对樊於期说：“论我的力气和武功，刺杀秦王并不难，难在如何接近秦王。听说秦王对你逃到燕国恼羞成怒，现正以千金悬赏你的脑袋，如果我能拿到你的头，冒充杀了你的勇士，找秦王领赏，就能取得秦王的信任，并且可以乘机杀掉他。”樊於期听完荆轲话便毫不犹豫地“拔剑自刎。”　　荆轲带着樊於期的人头和督元地方的地图，去见秦王，这两件东西全部是秦王非常想得到的东西。然而他不但没有杀掉秦王，反被秦王擒杀，只是为后人留下了“风啸啸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诗句和“图穷匕见”的故事。　　樊於期之所以能“献头”，荆轲之所以能舍命刺杀秦王，他们俩个所做的这一切完全是为了回报太子丹的礼遇之恩。诚所谓“士为知己者而死”也。“投桃报李”、“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已足够说明“恩惠”对人心感化的巨大作用。　　公元前284年，燕国大将乐毅、秦国大将白起、赵国大将廉颇、韩国大将暴鸢、魏国大将晋鄙，各率本国兵马，按照约定的日子聚集在一起。燕昭王命乐毅为上将军，统领五国兵马，浩浩荡荡杀向齐国。乐毅身先土卒，五国兵马奋勇争先，把齐军打得溃败而逃。这时，秦、赵、韩、魏四国军队分路收取齐国边城，不愿前进了。唯独乐毅带领燕军，长驱直入，继续攻齐。仅花了半年的功夫，燕军就取城七十八座，只剩下宫和即墨两处仍在顽强抵抗。乐毅认为，单靠武力收取不了齐国的民心，民心不服，即使将齐国攻下，要想更进一步的加强巩固是非常困难的。　　眼下齐国这二座城，均在掌握之中，成不了大事，不如“以恩结之，使其自降”。因此，乐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在进军的路途中，乐毅向齐国军民广为“宣谕恩德，安抚百姓。”他带兵一人临淄就申明军纪，并用官爵争取齐国上层人物的顺服。后来乐毅带兵打到画邑，曾经他听说齐国太傅王烛年老辞官归故里，其家就在此地。为了借助这位德高望重的太傅去收服民心，乐毅传令军中，画邑周围三十里以内不许侵犯。同时，派人携重金前去相聘。但王烛称年迈多病，推辞不往，遂自杀身亡。乐毅听说之后感到叹息，命厚葬之，并为太傅王烛树碑立传。　　每占领一块土地，乐毅就下诏废除齐国的暴力命令，为人民宽其赋役；尊重当地群众的风俗习惯，保持他们固有的文化；优待地方上的名流，访求逸民；给已故的齐桓公修建庙宇，郑重地进行祭犯。齐国军民见到燕军如此的“厚施恩德”，深为感动，争相奔走转告。　　[本书首发来自17K小说网，第一时间看正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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