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方益波相继出书 杨明:我做好了吃官司的准备!
和方益波相继出书 杨明:我做好了吃官司的准备!
　　本报记者郑媛报道昨天，手捧着新书《黑哨》，作者新华社记者杨明在接受本报记者的采访时说，出版此书，肯定会有风险，我已做好了吃官司的准备。
　　杨明说，由于书中涉及一些具体的人和事，特别是点到一些涉黑的裁判，他有可能被告名誉侵权。他说：“我已经想得很明白，出版这本书给我带来的麻烦和损失，远远要大于我出书的正常收入。”他分析说，一是因此得罪不少人，也许从此无法当记者。二是一旦有裁判提出打官司，以一个赔偿五万来算，如果赔一个，所有的稿费收入就全搭上了，如果再有第二个、第三个裁判起诉，他就要面临倾家荡产的结局。
　　他认为，驱使他出书披露揭黑内幕的是一个记者的良知。“由于新华社记者的身份，我亲眼目睹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除了内参稿件，应遵守的组织纪律，不能将之公诸于众的内容外，我觉得在这场全国人民参与的足坛扫黑行动中，是没有任何秘密可言的，我有责任将这些人们迫切想知道的采访经历告诉大家。”记者了解到，为了“洗清”自己的动机嫌疑，杨明正在考虑将稿费捐出来设立某个基金。
　　杨明坦言，在《黑哨》一书的写作过程中，他的心情是非常矛盾的。他说：“我曾经有过想将黑哨名单公诸于众的冲动，特别是受到良知和正义感的驱使，我觉得如果不公布名单是因为怕吃官司，对于我个人来说，这是一件可耻的事情。但是，后来我又犹豫了，因为想到更深层的问题：把几个涉黑裁判曝光就能解决问题吗？如果社会用上千万把屠刀集中屠杀几个裁判，而其他许许多多的黑哨却安然无事，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我不希望这本书成为一颗情绪炸弹。”
　　杨明说，他出书的打算始自1月4日，他从杭州取证归来以后，不但描写了如何撬开中间人的嘴巴，以及和两个涉嫌“黑哨”的秘密接触的某些过程，而且还有他对阎世铎、陈培德、宋卫平和李书福等人的密访描述。为了突出纪实特点，他在书中引用了大量的人物对话录音。杨明说，书出来了，他的心事并没有了结：“现在黑哨事件还没有结果，而我手里还掌握着许多举报线索，其中有一些更触目惊心，涉及更深更大的层面的问题的线索，我会继续跟踪。”
　　记者了解到，杨明的扫黑伙伴方益波也将出版《黑哨调查》一书，浙江电视台几个记者也宣称要撰写黑哨题材的书籍。面对黑哨事件带来的新的一波出书热，杨明说：“这些书也许不会使黑哨事件有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但它能让公众全方位地了解这个事件，而且，起码表现了大家对此事的一种姿态：黑哨事件不能也不会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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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有的著作权法不保护思想观点，保护的是思想观点的表现形式。
　　引用、丰富和发展其他人的理论观点，却不标明出处，这是学术失范，可能不构成抄袭
　　我和他不是所谓的莫逆之交。
　　“意派”刻意跳出西方“具象”和“抽象”的二元关系，刘向东却说我在这个二元关系内对他进行抄袭。
　　“极多主义”是“意派”的核心理念。在2008年，刘向东做展览时，我才知道有“象象主义”这个词的存在。
　　事已至此，朋友已经没得做。我虽然这辈子经历过大风大浪，但是第一次吃官司
　　我与高名潞本是莫逆之交。
　　高名潞出版的《意派论》和《意派——世纪思维》，这两本书就和我的“象象主义”完全接近了。
　　“‘意派’的确在我的‘象象’基础上有发挥，可二手房即使怎么装修，本质都一样。”
　　诉诸法律实属无奈，高名潞是前辈，又有心脏病，而且之前我们有友谊
　　法治周末记者 邬蕾
　　近年来，学术造假事件层出不穷。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晖、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学勤的博士论文被指涉嫌抄袭；“打工皇帝”唐骏的学历被指涉嫌造假。
　　与此同时，华侨大学文学院教师刘向东状告著名艺术批评家及策展人高名潞著作权侵权，截至日，这个案子进入司法程序后，已经累计开庭两次。
　　与以往学术涉嫌抄袭与造假事件不同，刘向东选择了将案件诉诸法律，让司法程序来评判。“旁观者都说我走出这一步非常有勇气。”刘向东对《法治周末》记者说，诉诸法律是为了呈现真相。
　　“我与高名潞本是莫逆之交，我46岁，他61岁，他是长辈。”不想，刘向东与昔日的莫逆之交今天却到了对簿公堂的地步。
　　《法治周末》记者与远在福建泉州的刘向东对话都是通过电话进行的，他的普通话中带着浓重的福建口音。
　　与其说他十分愿意接受《法治周末》记者的采访，倒不如说他很想找个人谈心。因为他从2008年至今认为高名潞抄袭自己美术思想的心事一直在困扰着他，他承认自己“身心交瘁”。
　　在发稿之前的几天采访中，刘向东有三次在晚上十一二点给记者打电话。“我又看到网上高名潞的学生王志亮对我的恶言攻击了”，“我刚批改完学生的考卷，不想上网，不愿看那些流言蜚语。我今天去到海边了，从没发现过天那么蓝”。
　　据刘向东介绍，他和高名潞相识是在1987年，高名潞在中国美术家协会的机关刊物《美术》杂志做编辑，年轻的刘向东经常向他投稿。对于这段交往，高名潞表示“没什么印象，记忆模糊了”。
　　和高名潞的对话是在高名潞现当代艺术研究中心进行的，相陪同的还有他的学生王志亮和墙美术馆执行馆长冀鹏程，两人也是高名潞官司的代理人。他们称咨询过专业的律师，“没必要请律师做代理人”。
　　比起刘向东对官司忐忑不安的心理，高名潞显得平静，虽然他妻子为了此事想找刘向东理论，却被他拦住了，“别让刘向东抓到口实”。
　　高名潞戴着一副框架较厚的眼镜，典型的学者风范。无法遮掩的白发昭示出年轮的沧桑。尽管他谈到刘向东和案子时有些无奈、失望和愤怒，总体却感觉不到惊慌。
　　在采访末尾，高名潞还向记者反思自己，“莫非是我的‘意派’展没有请刘参展？”
　　泉州集结
　　据刘向东回忆，他和高名潞第一次见面在1988年，在黄山召开的现代艺术研讨会上。“从那之后我们经常书信交流，我没有什么目的，可能因为他是学术长辈吧，我很自然地想跟他交流”。
　　刘向东发给高名潞的邮件，高都会回复，有长有短。
　　高名潞对与刘向东的书信交往并未看的很重，“我每天都收到大量艺术家来信，不可能封封都记住。我们在通信中没有学术交流，更没有从中产生自己的观点”。
　　“1980年代末，高名潞曾有一段时间很落魄，来到泉州，是我接待的。”刘向东说。
　　高名潞的学生王志亮2010年初也去过泉州，也是刘向东接待的。一样的摊位，一样的小吃。看着当时和高名潞吃饭聊天的地方，再看看两人现在的关系，刘向东感慨万千。
　　高名潞依然认为，与刘向东的这次交往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我和他不是所谓的莫逆之交。去泉州见了很多现代艺术家，不是专门见刘向东的。我当时工作上很失意，是范迪安带我去南方散心的”。
　　“高名潞不是第一次抄袭别人东西了。”刘向东愤然，“1986年，高名潞就被指抄袭过叫淑勤的文章，对方没有起诉。上海的《艺术世界》杂志在2009年回忆‘八五新潮’的报道中提到，‘淑勤将名为《理性绘画》的文章发给了美术编辑高名潞，高名潞刊发出来署了自己的名字’。”
　　互相赏识
　　“高老欣赏刘向东不与市场化艺术家同流合污的坚守精神。”冀鹏程说。
　　1998年，高名潞推刘向东的作品参加在美国的“insideout中国当代艺术展”。据冀鹏程介绍，这个艺术展规格很高，参展者和作品可以被西方艺术界认识，有利于提高艺术家的知名度。
　　“刘向东在偏远的泉州，我想让他出去看一看。”高名潞语重心长地说，“看刘向东的作品，不仅就作品论作品，主要是看重他默默地呆在偏远的泉州，还坚持搞当代艺术的精神。”
　　刘向东也承认，高名潞评价过自己“甘于寂寞，甘于边缘，我为他感动”。
　　据高名潞回忆，他之后给刘向东的书写过序。在他主编《85美术运动》一书时，刘向东来北京参与编写，将涉及自己的部分加入书中。
　　“当时，和刘向东一起住在高名潞北京工作室的某位艺术家还说刘向东太自我，不把主流的艺术团体和派别放在眼里。”那段和刘向东共处的日子，王志亮回忆起来，觉得他实在“不合群”。
　　矛盾端倪
　　早在2006年，刘向东就险些状告高名潞，“是因为友情才没有告他”。
　　1989年，高名潞在北京负责办“中国现代艺术展”，刘向东的作品也参展了。之后高名潞回美国，刘向东被告知自己的作品被放在宋伟处，让刘向东去拿。20年后，作品却出现在了拍卖行。对此，刘向东感到很不爽，“作品已经转手多次，律师告诉我要打六七次官司才能追溯到源头，我就放弃了”。
　　高名潞说，他在国内和去美国前各发了一次邮件给参展作品的作者，告知他们快去宋伟那里拿。“我已对画作做好了善后，刘向东自己不去拿。”刘向东给高名潞打电话说要起诉他，“我说你可以去告！”
　　事后两人关系似乎没有变尴尬。2007年，高名潞还在华南师范大学附近的宾馆里，介绍一个收藏家跟刘向东认识，以便他办2008年的展览。
　　2008年，高名潞帮刘向东策展，展览的名字叫“从纽式到象象主义”。“抄袭是从此开始的。”刘向东说。
　　对此展览，高名潞称自己并未实地参展，只是挂了个策展人的名。
　　矛盾激化
　　刘向东觉察到高名潞有抄袭自己的意思是在2007年。刘向东被邀到北京帮高名潞编一本书，高名潞因心脏不好而推迟从美国归国既定的航班。
　　“我足足在北京等了他12天”。
　　刘向东记得陪高名潞在亮马嘉园(高名潞在北京的家)小区散步，帮他倒时差时，跟他讨论了“学术机密”———“意”和“象”的问题。讲到一半，“我发现他的眼睛有捕捉到学术信息的异样，这下坏了”。
　　刘向东之后快马加鞭做了两件事：在网络上发表《象象主义宣言》和2008年2月在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出版《象象主义艺术》一书。
　　对此次在亮马嘉园散步的场景，高名潞予以否认。刘向东在博客中用文字记录了这次接触，文中提到了“极多主义”。“‘极多主义’是‘意派’的核心理念，这说明他知悉我的思想在先”。
　　之后，在2007年底，刘向东发现高名潞在西班牙的展览名字由“中国抽象叙事30年”变为“意派———中国抽象30年”。高名潞还在2009年5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意派论》和2009年8月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意派———世纪思维》，“这两本书就和我的‘象象主义’完全接近了”。
　　刘向东是搞绘画创作的，高名潞是搞理论的。二人的工作场域并不相同，但刘向东认为：“‘意派’的确在我的‘象象’基础上有发挥，可二手房即使怎么装修，本质都一样”。
　　高名潞向记者澄清，“意派”是他多年研究的集结，是一种艺术评论的方法。在组织西班牙展览时，他就是用这个理论方法和“意派”二字去解读中国30年以来的艺术作品的。
　　“意派”刻意跳出西方“具象”和“抽象”的二元关系，“刘向东却说我在这个二元关系内对他进行抄袭。我知道他用纽扣做过画作。在2008年，刘向东做展览时，我才知道有‘象象主义’这个词的存在，具体是什么，我不清楚”。
　　首吃官司
　　刘向东说，在发现自己的思想观点被抄袭后，他没有向高名潞提出质疑，“我感到很尴尬，不知道该用什么口气来对他。从那时起，我们就失去了联系。从前在文章中，他会偶尔提及我的名字，此后，他再也不提了”。
　　从2008年到2010年，刘向东跟美术圈里的朋友提及过此事，希望能向高名潞传达。“可能我说的不够严重，朋友没当回事儿，或者朋友传达了，高名潞没什么反应”。
　　刘向东起诉到法院后，给美术圈的人群发了邮件，载明了此事，冀鹏程查知后通过王志亮告诉了高名潞说，“高老师非常震惊和生气”。
　　“我没有收到刘向东以及周边人任何暗示，直到今天我当了被告才知道。”高名潞很匪夷所思，“如果我是他的莫逆，他不会说句话吗？”
　　刘向东表示，自己诉诸法律实属无奈，高名潞是前辈，又有心脏病，而且之前他们有友谊。
　　“我和他不是言无不尽的莫逆。”高名潞坚决否认，“事已至此，朋友已经没得做。我虽然这辈子经历过大风大浪，但是第一次吃官司。”高名潞觉得无奈又滑稽。
　　记者致电美术圈内部分人士了解他们对于刘向东和高名潞二人以及官司的看法。北京大学教授朱青生承认收到过刘向东群发给业内人士的邮件(邮件中指出高名潞抄袭自己的思想观点)，但是他直接略过没看。“从前关系不错的两个人成现在这样，很让人意外。对刘向东的‘象象主义’以及高名潞的‘意派论’了解不深，不便评价”。
　　四川美术学院教授王林也收到过邮件，“我没有仔细看，也没有仔细研究过他们俩的学术观点。”王林表示对此事不感兴趣。
　　美术家殷双喜则表示根本没有听说过。
　　出版方回应
　　刘向东不仅状告高名潞，要求其停止侵权和赔礼道歉，还要求《意派论》的出版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以及《意派———世纪思维》的出版方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各赔偿其经济损失人民币10万元。
　　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方面称，出高名潞的书属于正常的出版活动。与作者签约中有条规定是“文责自负”，由作者来保证作品的原创性。“刘向东所提出的思想和观点并没有形成文字，提出的证据只是一些词条抄袭，比如‘关系’、‘运动’，这些都是公用词汇，不是他独创的”。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方面表示，刘向东没有提供出段落相似的对比表，只提供了自己的三篇文章和高名潞的两本书，“著作权法保护的是文字，而非思想。刘向东的《象象主义艺术》虽出版在前，可是市面上能见度很低。这给编辑审查作品的相似度提高了难度。何况刘、高二人文章及书的内容并无关联和相似”。
　　山东画报出版社美术类书籍的资深编辑说，编辑知识面有限，不可能事无巨细地审查。
　　著作权保护的是文字表达
　　著作权法中，思想观点的雷同算不算抄袭呢？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吴汉东说，现有的著作权法不保护思想观点，保护的是思想观点的表现形式。如果对别人的思想观点进行重述，需要标明出处，如果将别人的表述原封不动地据为己用，是著作权侵权。“引用、丰富和发展其他人的理论观点，却不标明出处，这是学术失范，可能不构成抄袭。应将学术失范和抄袭剽窃区别开”。
　　上海大学法学院教师袁真富也认为，如果思想相同，而表达不同，一般不构成侵权，这是学术道德和规范的问题，著作权法难以调整。“如果不仅大的思想相同，每一章节很多小的思想论证都雷同，可能构成侵权。”判断是否侵权，要看段落的接近度、叙述的架构和思想内容。
　　吴汉东说，著作权法在保护著作权的同时，进行了适当的限制，主要是著作权的合理使用制度。为了创作的需要，后创作的作品可以引用创作在先的作品，但引用要合理、适度、合法。引用别人的著述数量要合适，而且要标明出处，说明原创作者的身份。
　　理论研究中的专业术语不被保护，不管是自创的还是学界采用的。在国外，有的书名和书的标题受到著作权保护，中国现在还没有。
　　北京汉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夏建三称，“抄袭思想”并不是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如果表达思想的部分或全部文字雷同，则在雷同的范围内，抄袭人应该承担著作权侵权的责任，被侵权人需要举证抄袭人不仅是对自己思想的再表述和创造加工，而且是对表现思想观点的文字复制、抄袭。
　　对于出版社的责任，吴汉东说，一般作者“文责自负”，但如果出版社明知著作是抄袭的还出版，则要承担责任。
　　袁真富称，文字表达是否相同，可以审查出来。但是对于意思的雷同，审查很困难。“文责自负”的合同是作者和出版社之间的，不能对抗第三人，不能因此而免除出版社的审查义务。这种审查义务是普通的注意义务，不能要求太高。
　　还学术一片晴空
　　在今年发生的著名学者汪晖和朱学勤博士论文涉嫌抄袭事件中，当事人汪晖和朱学勤选择了不同的回应方式。汪晖选择沉默，反而是他的朋友、哥伦比亚大学的讲座教授刘禾，牵引80位著名国际学者，发表致清华大学校长的公开信，力挺汪晖，担保汪晖的著作中没有“任何剽窃的现象”；而朱学勤在事发伊始就积极回应“希望自己攻读博士学位的复旦大学尽快启动论文审查机制来还原真相”。
　　包括刘向东告高名潞抄袭的案子，都没有权威方面的盖棺定论。姑且不谈事实，反映出来的学术圈现象和问题发人深省。
　　揭发“打工皇帝”唐骏文凭造假的方舟子在接受采访时，谈及学术造假之所以屡禁不止，是和现行的科研评估体制和管理机制有关。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SCI论文数量成为中国很多科研机构和高校考核评价学术成果的主要标准，与职称评定、科研经费等挂钩，部分高校还用重奖鼓励教师多发表SCI论文，这种过分追求量化的机制使得部分素养不高的人走了造假的“捷径”。
　　方舟子自称每年都要打假100起左右，“诚信是社会的基石。如果可以花钱买文凭、抄袭别人科研成果，谁还刻苦学习？社会还怎么进步？”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玉圣向《法治周末》记者道出个中原因：长期以来缺乏学术规范教育、学术伦理教育和学科专业训练，研究生与学位教育机制不健全，缺乏健全的成果发表机制和实事求是的学术批评，缺乏行之有效的学术惩戒机制。
　　袁真富也认为，国内缺少对于学术规范系统的培训教育，无法以此来培养学术人员的规范意识，而在美国专门有学术规范课程。
　　著名教育家薛涌发文称，这种学术揭发、被揭发和反揭发的事件是好事，“看看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互相攻击，两党政治家生怕做错一点事被人抓住把柄。于是，品行端正了许多，政治也清明了。学术文化界也应该一样”。他很欣慰，“对立派能互相揭短，人人自危，乃至大家日后从事研究著述备加小心，岂不是对中国文化的一大贡献？”
　　学术不端的司法救济
　　大量出现的学术不端现象是否可用司法途径来救济？
　　袁真富告知大家要明晰两类不同现象，抄袭剽窃可以走司法途径，学术不端可以要求学校等教育机构启动审查程序来处理。学术不端走司法程序很难，目前还没有看到一例有关学术不端的司法案例。
　　学者学术观点的独创性保护更多的是靠自律，道德来约束。
　　据夏建三介绍，在西方，剽窃的定义来自学术或职业共同体的诚信规范，而非来自成文法或判例法。如何规制“剽窃”，是西方社会给学术或职业共同体保留的自治领域。在剽窃的诉讼中，美国法院的审查重点是程序是否正当，从来不会率先去审查剽窃是否存在。
　　在中国，法律法规没有一种规范明确界定“什么是剽窃”。法院认定的“剽窃”，都是整段、整编、整本抄袭原文而又不显示来源的。剽窃的认定标准在实务和理论界通说为“接触+实质性相似”。原封不动和改头换面的抄袭都是侵权行为。中国的剽窃现象只是一些极端明显的个案，不能代表剽窃案例的全部。
　　杨玉圣说，包括著作权法在内的相关法制建设，确实还与现实需求差距很大。切实防范和治理学术腐败，除了诚信道德方面的引导外，还需要加强法治力度。比如，让知识产权观念深入人心，坚决把学术维权进行到底。而且，从已有的案例看，目前法院在受理和审理与学术剽窃相关的案件时，还存在相当严重的司法不公的问题。
　　来源：法治周末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将出版回忆录赚钱打官司
中国新闻网
　　阿桑奇欲借回忆录赚钱打官司
　　“维基解密”创始人将出版回忆录，预计收入150万美元
　　曝光美国政府外交密电的“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并非“不差钱”，由于卷入强奸丑闻，他深感花销太大。26日，他表示将写一部回忆录，估计能赚到100万英镑(约合150万美元)，用这笔钱继续打官司。
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资料图)
　　写回忆录“别无选择”
　　26日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阿桑奇透露，为了能够继续筹钱打官司，他将写一部回忆录。“我其实不想写，但却不得不写，我别无选择。”
　　他说，截至目前他花费了大概20万英镑左右的诉讼费用，而此案还没有完结，后续开销可能更大，因此必须努力赚钱。“我不仅要为自己辩护，也要让维基解密继续运作。”
　　目前阿桑奇已与两家出版商――美国的艾尔弗雷德?克诺夫公司和英国经典之路公司签订合同，他将分别获得80万美元和50万美元，加上报刊连载等大约20多万美元的收入，媒体分析称，回忆录将给阿桑奇至少带来150万美元。
　　前发言人也出自传
　　“维基解密”已成为一个卖点，解密这个网站的书不在少数。阿桑奇的前雇员丹尼尔正在撰写一本书，名为“维基解密内幕：我与阿桑奇在世界最危险网站的岁月”。
　　丹尼尔曾是“维基解密”的发言人，但在加入三个月之后因政治观点和个人原因离开，并自创一个叫“公开解密”的网站和阿桑奇对着干。
　　媒体预计丹尼尔的回忆录将可能抢了阿桑奇的风头，因为根据一家出版商的说法，预计阿桑奇的回忆录在明年3月才能完稿，而丹尼尔的自传2月就会上市。
　　阿桑奇年薪6.6万欧元
　　阿桑奇的收入一直是个谜。但25日美国媒体爆料，“维基解密”2010年给阿桑奇的工资是6.6万欧元。
　　一家资助“维基解密”的德国基金会透露，2010年“维基解密”给雇员支付的工资中，阿桑奇拿到6.6万欧元，而该网站去年一年支付给雇员的工资总共才10多万欧元。
　　该基金会发言人汉德里克?富尔达称，基金会经手大约一半左右给“维基解密”的捐助，其中很多用于给雇员发工资。目前仍有6名“维基解密”雇员拿着工作发票要求该网站“报销”。　　(张乐)
张乐】 （责任编辑：王春龙）
　　“钱荒”效应已迫使银行不得不勒紧裤腰带了。
[简介]崇尚中长线波段交易，善于把握股市节奏，每日送出热点个股！
[简介]实盘交割单100%真实发布，连续5年盈利，年平均收益高达40%。
[简介]看大盘最精准最前瞻最直接，对个股非牛不战，出手必攻直击涨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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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小刚,代言楼盘吃官司
“​月​亮​河​城​堡​,​成​功​者​的​选​择​。​”​“​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您​,​您​看​到​的​都​是​真​实​的​。​”​这​两​句​是​著​名​导​演​冯​小​刚​为​房​产​项​目​―​―​月​亮​河​城​堡​做​代​言​时​的​广​告​词​。​让​他​没​想​到​的​是​,​自​己​自​编​自​导​的​广​告​,​却​给​他​惹​来​了​一​场​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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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作者许可摘文章 《青年文摘》在汉吃官司
　　【 】发表文章并注明&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摘编&，却仍被知名杂志《青年文摘》擅自&拿来&刊发。法院审理后判决杂志出版社侵权，共赔偿4000余元，但文章作者却认为&道歉才是关键&，并提出上诉。前日上午，本案二审在湖北省高级法院开庭。
　　《青年文摘》
　　被控侵犯著作权
　　36岁的陈先生是自由撰稿人，曾在报刊杂志上刊发过数百篇作品，在全国青年文学圈中小有名气。去年4月24日，他在《华西都市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最炫民族风& 作者张超：从高空作业员到著名音乐人》的报告文学。文章4000余字，描述了张超成为音乐人的成长历程，文末还标注了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摘编的作者声明。
　　然而6月底，陈先生却在订阅的《青年文摘》(2013年7月上，总第531期)杂志上看到了这篇文章。尽管作者署名和文末也标注了是陈先生及摘自《华西都市报》，但字数被改到了约3000字。在确认《华西都市报》未许可他人使用该文章后，同年7月，陈先生向《青年文摘》的主办单位中国青年出版社及当期杂志印制人中闻集团武汉印务有限公司分别发出律师函。经协商无果后，他诉至法院，状告对方侵犯自己的作品著作权。
　　去年10月28日，武汉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知识产权案。陈先生请求判令出版社立即停止将含有侵权内容的《青年文摘》、期刊合订本、电子版本等在国内外继续出版发行及传播，同时赔偿因侵权行为给自己带来的损失63126.4元，并公开赔礼道歉，印务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被告出版社辩称，涉案文章是一篇读者荐稿，而其提供的电子版中并未显示作者声明，故杂志并无恶意侵犯作品的著作权。在陈先生提出异议后，该出版社已按双倍稿酬向对方和《华西都市报》分别支付了300元和200元，不应承担赔偿经济损失的民事责任。而《青年文摘》并未对原文主要内容和思想表达进行改动，并未侵犯修改权及著作人身权，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求。
　　被告印务公司辩称，该公司严格按照审查委托书事项办理了期刊印刷的许可和备案手续，不应承担侵权的连带责任。
　　《青年文摘》
　　一审判决酌情赔偿千元
　　武汉市中级法院审理认为，《著作权法》规定作品刊登后，除著作权人声明不得转载、摘编之外，其他报刊可转载或作为文摘、资料刊登，但应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本案中，被告出版社的行为构成对原告享有的复制权、发行权的侵犯，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而其之后支付稿费的行为只是一种弥补行为，无法改变其侵权性质。《著作权法》还规定，复制品的出版者、制作者和发行者不能证明其出版、制作、发行有合法授权及合法来源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本案中，印务公司的印刷行为对本案侵权行为的发生不存在过错，因而不应承担连带责任。
　　今年2月14日，法院一审判决被告出版社赔偿陈先生经济损失1000元，以及为维权活动所支出的3076元，驳回原告其他诉求。
　　陈先生不服判决提出上诉，6月9日上午，该案在湖北省高院开庭二审。
　　被告出版社提交的答辩意见中指出，并未侵犯原告的著作人身权，且对方主张的6万元经济损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不应承担赔礼道歉和支付赔偿的责任。
　　庭审结束，印务公司表示不接受调解，而被告出版社有意在原有的判决结果上提高赔偿。但代表陈先生到庭的其妻子马女士和张律师表示，如果仅如此他们便不接受调解。本案将择日宣判。
　　陈先生的代理人湖北今天律所律师张子阳认为，《著作权法》仅允许报刊对有权使用的作品进行文字修改，故被告出版社将原文字数删减的行为已侵犯了原作的修改权，应承担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的民事责任。张律师称，当期《青年文摘》的毛利润约为340万元，经过计算在文章数目或字数所占比例，对方利用涉案文章所获违法所得应为6.8万元或10.54万元，因此陈先生索赔6万余元的经济损失合情合理。而印务公司未尽《著作权法》上的审查义务，应承担侵权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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