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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在哪个国家_菲律宾属于哪个国家_菲律宾是哪个国家的
菲律宾在哪个国家？菲律宾共和国（他加禄语：Republika ng Pilipinas），简称菲律宾（当地华侨或称作菲律滨），位于亚洲东部，是由西太平洋的菲律宾群岛（7107个岛屿）所组成的国家。日，菲律宾共和国成立。菲律宾北隔巴士海峡与中国台湾省遥遥相望，南和西南隔苏拉威西海、苏禄海以及巴拉巴克海峡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相望，西濒南海，东临 太平洋。菲律宾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由于历史原因，它融合了许多东、西方的风俗习惯特点，富于异国风情。2013年5月，菲律宾公务船扫射台湾渔船，一名船员死亡。
1、菲律宾属于哪个国家？
菲律宾北部属海洋性热带季风气候，南部属热带雨林气候，高温多雨，湿度大，米沙鄙群岛以北多台风。月平均气温24-28℃，年雨量2,000-3,500毫米。年均气温27℃，年降水量2,000－3,000毫米。森林茂密，占全国土地面积的40%以上。
　　每年三月到五月的天气炎热和干燥。六月到十月是雨季，十二月到二月之间，天气凉爽，平均温度：百分之78华氏/摄氏25度至华氏90度摄氏28度。全年平均湿度约77%。由於受到季风及复杂地形的影响，即使是同一岛上，依区域别也有气候上的差异。例如吕宋岛或民答那峨岛东部等，靠近太平洋，就没有所谓的干季，每年11&1月雨量特别多，而吕宋岛或巴拉望岛等菲律宾西部地区则很明显地划分为干季（11&4月）及雨季（5&10月）两季。凉季为12&2月，气温稍低，较为舒爽，雨量也少，是旅行的最好季节。12月圣诞节、4月复活节期间国内人潮涌动，自助游交通不是很方便。但是如果你想感受文化氛围，最好在1月、5月、12月前往，此时节庆较多。5月中旬至12月中旬是台风季节；7、8月是雨量最多的月份。　
2、菲律宾旅游小贴士
出入境：在来回的航班上都要填好海关报单，在马尼拉入关时要排队敲章，不要排错队。在离境时需要在机场付750比索机场税，必须用菲币现金或美元支付，要事先准备好。乘客不可携带出境超过1000比索当地货币。
货币兑换：菲律宾的大小兑换点很少有人民币直接兑换，所以建议换了美元再去。
　小费：在宿雾，对于行李员、服务生、出租车、美容院的服务，都会有给小费的习惯，多数的旅馆和餐厅，除了会在账单上加12%的营业税，还会加上10%的服务费。如果账单上没有加服务费，可以酌给5-10%的小费。一般给行李员的小费，约为10-20比索。
电压、插头：菲律宾的电压是220V，60Hz。菲律宾的电插座一般为扁平两孔插座，若电器多，可以买一个两孔转三孔的插头，再带一个三孔的拖线板就行。
跳岛游：如果先去薄荷岛后去，最好提前半天到Cebu，便于第二天上午赶飞机去Caticlan，否则即使乘最早的轮船从Tagbilaran到Cebu，也可能赶不上飞机。
语言：语言以菲律宾话及英语为主，在唐人街福建话也可通行。商量价格时可直接打在计算器上，简单快捷。
饮水：在菲律宾生水是不能饮用的，酒店或餐厅都有茶水供给，建议在便利商店购买矿泉水饮用。
饮食：在菲律宾吃饭，有一些菜是配饭的，因此点饭的时候要问清楚，否则很容易点多。
生活用品：菲律宾的酒店大部分没有牙膏、牙刷、拖鞋供给，建议自备。另外，菲律宾蚊虫多，带上防蚊水等物品。
交通：菲律宾以电瓶车为交通工具的人居多。菲律宾跟大陆一样，驾驶位置在左边。
通讯：到达马尼拉国际机场后，入关机场里面有很多投币电话。如果打国际长途的话，建议用投币电话，打到中国10比索一分钟，比公用电话便宜。投币电话上，还有中文。或者可以在一楼柜台办一张当地的电话卡，SIM卡费是40比索，充了500比索（还有其他各种面额），约合RMB3元/分钟。
活动安排：出海等活动，最好提前预约，因为谈价格、选项目、规划路线要费一番周折，而且有些娱乐项目（比如海钓），船家是需要提前准备的。
机票：虽然宿雾的机票很便宜，但是都不包括机场税的，需要单独购买。国内航班200比索，国际航班750比索。飞机上食物和水要付费。
航班：宿雾太平洋航空的航班经常取消（国内航班居多），并且没有邮件通知。最好在出发前2、3天去他们的网站上check一下。
菲律宾是热带地区，紫外线十分强，请注意带好雨伞和防晒霜。
　　菲律宾是天主教国家，在薄荷岛上不要说亵渎天主教的话。
　　上有贫民区和富人区，避免晚上和单独在贫民区行走。
　　菲律宾的蚊子非常厉害，尤其是那种花腿的蚊子，有可能带登革热病毒。请注意提前在国内买好登革热预防药膏，或者在菲律宾的超市购买。
　　在薄荷岛乘坐出租车和其他交通工具要注意，要先跟司机讲好价格，最好要求打表，如果不放心就带上笔纸让司机把价格写下来。打表要注意打表的起价，有时候会从某个价格开始计算，就很贵。
住薄荷岛酒店时，个人贵重物品随身携带，或寄放酒店保险箱，遗失酒店概不负责。
　　去长滩岛的飞机较小，常常会有航班临时改动时间，最好临行前先找航空公司确认。托运行李要求在每人每件10公斤以内，超重的只能拿出来随身带着。
　　菲律宾国内航班上不能随身携带雨伞，即使是折叠伞也不行，所有雨伞必须托运。
　　菲律宾和中国没有时差，时间规划比较方便。
　　下了长滩岛的飞机，总有人抢着帮你拎行李，拎了就要给钱，一般是20比索；你如果不想让他拎，一定要说话拒绝，他不会缠着你的。
　　菲律宾的厕所叫Restroom，不叫Toilet或者W.C.。
　　买什么或问什么的价钱最好在价格数字后面加上&peso&，以防被坑成美元价格。
　　长滩岛上的蚊子比较厉害，可以在当地商店里买一种&OFF!Classic&的防蚊虫霜(InsectRepellentLotion)，比国内带去的防蚊水有用。
　　小心晒伤，一定要涂防晒指数高的防晒霜。当地的商店和超市也出售各种防晒霜，还有据说有防晒功能的椰子油。
　　非旺季的时候，可以到长滩岛后再挑酒店入住。不过自己要事先大致确定想住哪几个区域的酒店，上岛后让三轮车司机直接带你到那里，以免拖着行李箱走很长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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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70～80年代的上海公交面面观
讲到上个世纪70年代～80年代上海的公共交通，就是怎一个“挤”字了得。记得上海电视台当时有一档节目叫《新闻透视》，专门拍摄了一集反映当时上海拥挤不堪的公共交通的专题片，引起了中央和地方各级对上海公交情况的热议。片中还专门配上一只歌曲叫《别挤了》，其中的男高音，用既尖锐又沙哑，声嘶力竭地喊唱着，“别挤啦！别挤啦”让人烦心、揪心和痛心。
那时的上海交通除了电车、公共汽车、轮渡就没有其他公交设备了，要么就是两个轮子的自行车。不像现在地铁四通八达、轻轨犹如网织，捷运系统已经渗透到城市的各个角落。八十年代之后，上海开始出现私营等小巴士，对疏散运量有了一定的帮助。可是交通道路还是原来40～50的旧样，没有增加运能，因此道路交通更加添堵，车辆行驶犹如牛行，整个城市就像一个巨大的停车场。上海市民每天在上下班的平均时间超过两小时。有的甚至八点上班，六点钟就要出门。我还记得日由于大雾弥漫，轮渡停航，上海陆家嘴轮渡站拥挤了近4万上班心切的人群，那天我母亲也在这渡江上班的人群中，好在安然无事。当轮渡启航，人群一下子拥挤起来，当场踩死11人，酿成解放以后最大的恶性交通事故。后来市政府专门下了一个行政命令，也就是大雾天职工上班延误不算迟到，以公假论。
此后上海公共交通建设开始大规模开始，三横三纵申字型的高架快速道路网络开始规划和实施，地铁和轻轨等捷运系统也开始布局和实质性启动。直到今天，上海的公共交通才真正实现了地上、地下、空中、水上立体交叉，捷运系统四通八达，公交汽车长远结合的全方位公共交通网，即使在世博期间，这样大量人群涌入的情况下，基本保持了上海公共交通的畅通。从京沪两地的交通实际情况看，上海明显优于北京。
现在我就记忆中的70～80年代的上海交通情况，向后来者谈谈掌故。先说说公交车。公交车辆在我小的时候我看见过有三种:一种是绿色的有轨电车，我记得当时从杨树浦到外滩的又一个有轨道的电车叫8路电车，还有是从卢家湾到16铺的叫2路电车。这种电车只有一根鞭子与架空电线相连取得动力，车轮有点像火车是铁轮子，所以在马路上必须铺设浅浅的铁轨，供其使用。车身是墨绿色正方形的，当中有一黄色的腰线，很像火车车厢。玻璃窗都是用双手提升或压下去的，没有摇手柄。车厢里面基本是木面装饰的，座椅是长形黄色木条椅，车厢顶部设有长条横杆，便于乘客抓扶。车门时铁栅栏形状的，由售票员打开和拉上。司机是在最前部站立开车的，劳动强度较大，刹车、摁喇叭都是用脚的。特别是那个黄铜制的车铃很是好玩，有一个圆球装的装置，司机一踩，那铃就噹噹敲起来了，这种铃声只有有轨电车有，所以很容易分辨，一听就知道有轨电车来了。有轨电车速度很慢，当时还有人在车辆行驶的时候跳上跳下，现在反映三十年代的电影中，常有这类镜头。有轨电车有单节双门的，也有双节的。所谓双节的，也就是单节双门的一个有动力的车厢后面再拖挂一个单节单门无动力的车厢。解放前有动力的车厢叫头等车，车票贵一点，拖挂的那一节车叫二等车，车票便宜一点。但是我记事的时候已经无有头等、二等之分了。有轨电车因为速度慢，所以在70年代初就被逐步淘汰了，换成无轨电车，最后拆除的是江湾五角场到虹口公园的3路有轨电车，时间是1973年。我记得8路后来就是28路无轨电车行使的路线；无轨电车12路就是2路有轨电车行使的路线。但是现在来看有轨电车还是很清洁环保的交通工具。现在我国国内大连、鞍山还保留着有轨电车，我1999年在大连还坐过。我在日本生活的时候，在大塚也看见过有轨电车，那是都营荒川线，但是没有坐过，形制也和我幼时见过的有轨电车一模一样。
我还曾经做过有轨电车，当时我外婆家在杨树浦的周家牌路，每每去外婆家，必坐8路电车，坐上去我就很新奇很高兴。还有做过的就是2路有轨电车。记得文革最烈时，我干爸干妈一家被造反派抢占住房，从淮海中路搬到了浦东崂山新村。那时，浦东几乎就是乡村，隔一条江就似乎是遥远的地方，浦东居民来市区，称为“去上海”，由此可见一斑。而我要去浦东干妈家，就只有先坐26路无轨电车到重庆路下来，换乘有轨电车2路到十六铺，再换乘轮渡过江，然后步行至崂山新村。我到现在都记得，干爸干妈家搬去浦东之后不久，干妈和哥哥第一次带我去他们家，我们从轮渡下来，沿着东昌路走到崂山新村家的情景。只记得东昌路当时的模样就是现在朱家角北大街的样子，还有很多乡村田野和流水小桥，下午从我家离开，直到黄昏才到干妈家中，我累得一再问干妈到了吗？到了吗？干妈总是温和地回答着快了，快了。那时我才五岁，时间一晃已经是42年前的事了。
第二种公交车辆是公共汽车，也就是烧汽油或柴油的客车。当时，几乎都是这种圆头圆脑的公共汽车。也分成单节双门和单节单门两种，前一种有动力，后一种无动力，只是拖挂在前者后后面行使，还有就是三门铰接式的大型公共汽车。在八十年代为了解决公交车的容量问题，上海还生产出四门铰接式的巨龙公共汽车，据说最多可以容纳400个乘客，称为401、402路，在上海的东南到西南，东北到西北分别行使。最早的时候，我还看见过一种汽缸、发动机是装在车头最前面的公共汽车，有点像老式的解放牌汽车。这种汽车是单门有动力的，后来这种公共汽车就在市内逐步消失，只跑长途了，再后来就看不见了，据说这种公共汽车还是40年代的美国货呢。那时，公共汽车的车身基本是白色的，只有车顶和腰线漆成海蓝色。里面的座椅布置与设施与现在也相去不远，只是陈旧一些。但是前后门的售票员的开门关门都已实行了自动化，是一种气动装置。司机则是坐着驾驶了，而且驾驶室的空间不小，视野很开阔。
80年代以前，在上海的49路公共汽车的式样是很特别的，它是捷克斯洛伐克五十年代援助我们的。有三种车身颜色，红的、绿的和蓝的，我只见过蓝的和红的。车身呈流线型，车头的车窗有点突起，车尾的尾灯造型有点像飞机，单节双车门，其中还有暖气设备，车子的牌子就是斯柯达，也就是现在被大众汽车兼并的斯柯达汽车厂生产的，它的小轿车目前在上海也很畅销。这种汽车和当时圆头圆脑的我们自己生产的公共汽车相比，显得很有气派，也很洋气。当时捷克的汽车工业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算是发达的，所以这些援助汽车就一直使用到八十年代才淘汰。当时49路是从枫林桥到外滩，经过我们家乌鲁木齐路淮海路的上海新村。我父母那时都在外滩上班，既可以做26路，也可以做49路，因为26路停在汉口路四川路外滩，49路则停在汉口路江西路外滩。我要和他们一起去外滩，最希望坐49路，既可以坐这个洋气的公共汽车，又可以看见延安路上巍峨雄伟的中苏友好大厦的金色尖顶，这也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建筑。可惜当时没有留下一张照片，但是大家可以从老故事片《今天我休息中》看到它的身影。
第三种公交车辆就是无轨电车，现在也还在行使，只是车辆的样子有了不少改进。当时的无轨电车，就是两个辫子搭在架空电线上，用电能作为动力驱动行使的公交车。早先的电车有单节双门的，就是11路环城园路电车；还有双节铰接式三门电车，这种电车只有前后门有售票员座席，中门没有。最早的公交电车都是蓝色车身，白色车顶和白色腰线，也是圆头圆脑的的样子。17路电车直到九十年代，还在用这种车型，破旧不堪。70年代开始上海的电车基本上换上了方形的双节三开门铰接式电车，主要是铁锈红车身白色车顶和腰线，以及天蓝色车身，白色车顶与腰线两种款式。老的电车在铰接不断座位是三人有圆弧形的，人称香蕉座位，曾经发生过小孩从铰接部掉下去的惨剧，因为老式电车的铰接部是由镂空的缝隙的，小孩子容易出危险。新的电车则改为背靠式两人座，铰接部全封闭，这样就没有危险了。有轨电车是不能超车的，因此速度也上不来，只要一出事故，全线瘫痪不得启动，现在电车也逐步减少了。主要采用汽油、电能混合的公共汽车，这样可以去除架空电线对市容的妨碍，也可以提高车速。小时候我最喜欢看无轨电车“翘辫子”,也就是若司机驾驶不小心，电车的小辫子，从架空线上脱开，这俗称“翘辫子”，这时候司机或售票员就会下车，紧紧拉住“小辫子”底下的一根牵引绳，将辫子与架空线搭牢，电车才能继续行使。
当时的所有公交车都没有空调，若是在盛夏，优势十分拥挤的情况下，车厢里简直就是一个烤鸭的闷炉，里面都是人肉气味，汗臭气味，夏天挤车可真是一种受罪，女同志也不能顾及性骚扰问题了。冬天，因为车辆不密封，所以西北风呼呼吹进车厢，里面的乘客几乎冻得像冰箱中的白条鸡。再加上那年月普遍穿的厚实，又增加了体积，冬天挤车更是一件苦事，十冬腊月也会挤得大汗一身，停下来冷风在一吹，是冰冷潮湿的内衣贴在身上，这滋味实在够受。哪像现在空调巴司设备好，环境舒适，也不是太挤，相比起来可是舒服到家了。
说完车辆，再说说公交车的票价，就是每一个市民的公交成本。那时，公交车的票价是分成有轨电车、电车、公共汽车（烧汽油）三种票价体系。有轨电车是3分、7分、1角、1角2分和1角5分。无轨电车则是4分、7分、1角、1角3分。公共汽车是5分、1角、1角5分、2角、2角5分。那时坐有轨电车8路从杨树浦底到外滩就是1角5分，坐无轨电车26路从徐家汇到外滩是1角3分，坐57路公共汽车从静安寺到西郊公园是2角5分。那时票价是每三、四站路上升一个等级，有人往往为了省三分钱或五分钱，宁愿多走一站路再做车，现在想来真是未可置信。那时公交公司的员工座车是不要买票的，解放以前每个汽车公司和电车公司的员工都发一个铜质的公司圆徽章，售票员看到这个章就不收票钱了。解放以后改成工作证，员工上车向售票员晃一晃也可免费。
解放之后，共产党对产业工人还是真的不错，凡是产业工人、机关公务人员、以及由工会组织的商业职工、教师等等都发给公交补贴，上下班的车费都由企业福利费中支出。于是就开始出售月票，也就是一个月购买一张月票贴花，然后就可以不需要每次坐车付车资，只要向售票员出示月票即可。月票在五十年代刚刚出现时是5元一个月，六十年代调整到6元一月，一直维持到1996年。后来就是取消月票，改为出售公交预售票。后来又改成公交IC卡，一直到现在，不过这都是后话了。不过当时公交成本一般在老百姓的工资中占十分之一到六分之一，应该不是小数。可是当时政府财政这样吃紧，可是依然全部承担下来，这可真是人民政府啊！月票外形有点像工作证，上面有乘车人的一寸照片，每月购买的贴花，要贴在月票右面的专门贴票处，这种贴花有点像火车盒上的贴花，上面有各种图案彩绘，反映那个时代的英雄人物、时事政治、建设新貌等等，现在邮票贴花已经成为一种收藏品，而且升值空间巨大。这是月票的创始者始料不及的，月票在推出历史舞台之后居然又有了新的功能。月票的购买处有公交公司专设的出售点，也有委托一些烟纸店、杂货店和银行储蓄所代销的。
公交线路也是可以说说的一件事。记得过去上海在闹新房的时候，有一档保留节目就是让一对新人，报出经过自己家门口，或者每天必坐的公交车的每一个站名，报错的话就要新人做一个亲昵的举动。可见公交站点当时每一个人是记得很清楚的，现在轿车进入寻常百姓家了，很多人都好几年没有做公交车了，现代化也给我们的生活方式造成了很大的改变。我记得的上海著名的公交线路一直不变的26路电车是从徐家汇经淮海路到外滩汉口路，20路是从九江路沿南京路到静安寺，后来又延伸到中山公园，27路电车则是从静安寺沿南京路到杨浦区齐齐哈尔路，55路则是从外滩到江湾五角场，57路则是从静安寺到西郊公园，11路电车就是在人民路中华路上不断行驶，称为环城园路，这也是上海最短的电车线路，最长的电车线路是17路，从打浦桥一直到杨浦区的通北路，不知转了几多圈子。以下我将列一张表将过去的电车的序号和起点终点列名，录以备考。
公交电车的编号也很有讲究，从1～10是有轨电车留下的序号，后来有轨电车取消了，这段号码也就不用了。从11～30是无轨电车的号码，虽然时光变化，但是电车号码也始终在这里面未有超出。从30以上到100路里面都是公共汽车，若超出100号以后的号码，一定是80年代后期增加出来的，现在还有200号段、300号段的等等。但是30～40之间的号段长期没有使用，只是在改革开放后城市运能急剧增加之后，才开始让新开辟的公交线路使用了这一号段的号码。而浦东的公共汽车全部使用80以上号段，如从陆家嘴到东沟的81路，从陆家嘴到耀华路的82路，从东昌路到耀华路的85路等等。
最后说说公交司售人员的装备。那时公交汽车公司的员工普遍福利较好，工资奖金也不低，是人羡慕的职业。因为解放以前英商电车公司和法商电车公司的工会组织很强大，职工福利也就好些，因此解放之后也就因循成例。除了需要上早中班之外，几乎没有缺点。中学毕业要是进工矿的档子，能进公交公司可是再好也没有了。当然第一是做司机，第二是做售票员，因为售票员的劳动强度比司机大。长春电影制片厂在80年代初，拍了一部反映上海20路电车青年职工生活、爱情和思想的故事片叫《小字辈》，一时风行上海滩乃至全国。男主角迟志强也就是这部片子一炮走红，后来因为生活出轨又陷入牢狱之灾，倒也令人扼腕。那时公交司售人员事发工作服的，记得是米黄色立领、铜纽扣的学生装式样，每个人带还一副蓝布袖套，防止袖口弄脏。每个人还发一个开口的白色小帆布包，里面放一个票夹版，各个价目单车票都固定在票夹板上，还有一个黄铜制的票夹钳，有点像小的老虎钳很精致。有人买票时，售票员就从票价版上撕下一张车票，在上面用票夹钳打一个洞，表示你从第几站上来，可以据此查票，看你是否超站。那个小票夹钳一直是我的最爱，小时候老是想要是我能有一个玩玩就好了。那时坐车人很挤时的时候，有时售票员会让爸爸妈妈把我放在售票工作台上稍坐，此时我就喜欢去拨弄这个票夹钳，而妈妈爸爸就会喝止说：“不许动，这是阿姨的吃饭家伙。”，我只得讪讪地缩回手。
在那个年代里公交车还很政治化，我是小时候在文革时期，电车的车厢里还张贴毛主席语录，司售人员还要组织乘客早请示晚汇报。一到五一、国庆底时候，不少在淮海路、南京路、四川路或外滩行驶的公交车要扎一些亮灯的彩车，以便增加节日喜庆的气氛，其他车辆的两个后视镜上也要装上两面小国旗，以示全民同乐。在80年代中央开始提倡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之后，公交车辆里面有增加了老弱病残孕和怀抱婴儿者的专座，以照顾体弱多病的乘客，也显示出文明礼貌的丰硕成果。
那个时代的公交趣闻掌故还有很多，我只是择一二与大家交流，希望大家来补充这段历史。希望能有一部专门的上海公交史话，反映几十年来上海公交的变迁，这也是上海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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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黄兴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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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深陷“中等收入陷阱”无法自拔本报驻马尼拉记者　高飞，参考消息，日　　提起菲律宾，在大多数人眼中，这个国家可能摆脱不了“贫穷”、“危险”、“腐败”和“天灾”等等负面词汇。在经济学家口中，菲律宾近年来又与“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术语挂上了钩。其实，菲律宾也经历过辉煌岁月：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菲律宾曾是亚洲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在国际上被许多经济学家看好，被认为是继日本之后“命中注定”步入亚洲最具希望经济体行列的国家。　　然而，命运似乎和菲律宾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在迈入中等收入国家门槛后的数十年时间里，“中等收入陷阱”如幽灵一般纠缠着它。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在这一地区，菲律宾的“难兄难弟”马来西亚和斯．里兰卡很可能在若干年内摆脱这个陷阱，但菲律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还是爬不出来。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菲律宾从昔日经济学家的宠儿变成“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反面典型呢？　　生产率低下　　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顾问赫苏斯?费利佩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菲律宾迄今为止已经当了36年的“中等偏低收入国家”，要逃离这个区间预计还要30多年，不折不扣地掉进了“中等收入陷阱”。与之相比，中国1992年才成为“中等偏低收入国家”，但在17年之后就成功步入“中等偏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费利佩说，菲律宾之所以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无法自拔，主要是因为在过去三四十年时间里，它没有完成像日韩等国那样的工业化过程，导致本国生产率长期得不到提高，失去了与其他国家的相对优势：与低收入国家相比，菲律宾较高的工资水平使其在劳动力密集行业不具备成本优势；与高收入国家相比，该国低下的生产率根本没有实力与它们展开竞争。　　他说，菲律宾政府在上世纪70年代曾试图推动本国工业化，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取得突破。此外，菲律宾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缓慢，其出口产品竞争力相对逐渐下降。菲律宾在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相对优势维持到1990年，此后这个优势转变为劣势。而在资本密集型产品等高附加值行业中，该国更是不具备优势。　　政治动荡　　如果说生产率长期低下是所有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共性，那么具体到菲律宾是哪些因素造成其生产率难以提高，从而导致该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呢？分析人士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五花八门，综合来看主要有政治动荡、腐败丛生和投资不足等。　　纵观近几十年的历史，菲律宾的政治动荡表现在两个方面：中央政府不稳和分裂势力林立。上世纪80年代和新世纪伊始的两次“人民力量运动”分别导致马科斯独裁政权和埃斯特拉达政府倒台，而菲律宾军方在关键时刻倒戈是两人下台的直接推手。　　军方的介入让两次“人民力量运动”取得成功，但也让菲律宾政府长期生活在兵变的威胁之下。据统计，在阿基诺夫人当政期间，菲律宾爆发了7次兵变。在阿罗约政府时期，兵变更是成为家常便饭，先后被粉碎的大大小小的兵变图谋就超过200次。　　在地方上，派别众多的地方分裂势力是严重的社会不稳定因素。近几十年来，这个东南亚岛国――尤其是南部地区――活跃着多股叛军，其中势力最大的“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摩伊解”）经过多年发展，其兵力超过了1万人。虽然菲政府一直对它们“或剿或抚”，但至今也没有解决问题，往往还按下葫芦起了瓢。　　亚行副首席经济学家庄巨忠表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必须为生产率的提高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首先就是要维持政治经济的稳定。社会动荡、政治不稳等因素被认为是许多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在东南亚，菲律宾在很长时期内的情况与此类似。　　腐败丛生　　除了政治动荡，腐败这颗毒瘤也对菲律宾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长期以来，该国政府陷入了“前腐后继”、上行下效的恶性循环，马科斯和埃斯特拉达政府倒台都与其贪腐过甚引发民怨脱不了干系。前总统阿罗约到期卸任后，也因为腐败问题数次被捕，至今没有获得自由。　　身为国家元首的总统都如此腐败，下属各级官员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阿基诺总统上台后，以“没有腐败，就没有贫穷”为口号，发起了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前总统阿罗约、前首席大法官科罗纳和前监察长古铁雷斯等人纷纷落马，前国防部长雷耶斯更是因贪腐丑闻饮弹自尽。　　费利佩表示，造成贫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腐败的确是重要原因之一。对一个国家的民众收入增长而言，其政治和经济机构的性质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它们决定着该国工业化的走向和速度。从总体来说、菲律宾社会的腐败现象意味着该国的许多机构并不是包容性的，因此拖累了菲律宾工业化进程的速度，继而导致该国长期处于“中等收入陷阱”当中。　　投资不足　　此外，投资不足也被认为是菲律宾经济发展迟缓的重要原因。菲律宾是个典型的内需驱动型经济体，私人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约为七成。长期以来，投资一直是菲律宾经济的重大短板，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政府投资方面，由于政府财政赤字高涨，大约两三成的预算被用来支付债务利息，政府缺少资金进行投资；二、国内投资方面，私人消费旺盛等因素导致菲律宾储蓄率长期低于20%，是亚洲国家中最低的，银行业筹集不到多少资金发放投资贷款；三、国外投资方面，政治稳定与否是国外投资者的重点考虑因素，菲律宾局势动荡造成其国外直接投资也远远低于其他东南亚国家。　　为了走出“中等收入陷阱”，阿基诺三世2010年上台以来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促进经济发展。例如，重启与“摩伊解”的和谈并取得阶段性成果、开展大规模反腐运动和增加政府投资等。这些举措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2012年，菲律宾GDP增长率高达6．6%，超过市场普遍预期。　　对此费利佩表示，菲律宾经济近年来的表现的确强于以往，问题是过去的失败没法在短时间内得到弥补，该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尚需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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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打造经济、社会综合工程本报驻东京记者　蓝建中，参考消息，日　　在持续高速增长的亚洲，只有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进入了发达经济体的行列。日本战后成长为发达国家的过程，对于如何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有不少启示。　　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理事长伊藤元重指出，中等收入国家要想继续发展，成为发达经济体，必须要采取相关政策，比如技术开发、培养人才和完善基础设施等。他指出，让国民收入达到发达国家程度并非易事。这需要在国内持续进行技术革新；不是过度依赖出口，而是通过持续扩大国内需求，带动生产；收入增加能够扩大国内需求，而需求扩大又刺激生产，这种循环对于维持增长是必要的。　　加强基础设施　　日中创职协会久永事务所代表泽田笃志指出，日本当年的发展模式，采取的是通过出口获得资金，利用这些资金发展公共事业和购买企业设备，投资于教育，然后提高生产率和竞争力，进一步获得资金，最终提高国民收入，扩大国内需求（消费）。　　上世纪60年代初，日本实施“收入倍增计划”的时候，还没有完善道路、铁路和桥梁以及水库，所以投资了很多大工程。1964年东京奥运会召开前，日本政府进一步加速大工程建设，包括完善道路和建造东海道新干线等。这些公共工程中的道路、港湾等，是日本向世界出口纺织品和家电的基础。川崎制铁公司的千叶制铁所、三菱造船的长崎造船所等支撑了上世纪60年代的高速增长，是日本成为经济大国的根基，使日本在战后的废墟中仅仅用23年时间就成长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会长小林荣三认为，基础设施的建设对于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非常重要。他指出，要想使一个国家“肌肉发达、腿脚强健”，重要的是要让在这个国家居住和工作的人不会感觉到不方便。能够喝到清洁的水，想到什么地方去就有电车和飞机，或者开车。为此，港口、机场和车站、水供应和污水处理、电力供应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很重要。　　从记者的采访经历来看，日本无论多么偏僻的农村，都通了柏油路和自来水。完善的基础设施，使到日本国内任何一个角落，甚至偏远的岛屿，都如同在市内乘坐公共汽车一样快捷、便利。　　完善社会福利　　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依赖外需和投资，实现了高速增长，但是也存在和现在的中国类似的消费不足的问题。为此，日本当时实施了“收入倍增计划”，培育了强大的中产阶层，在收入分布上，实现了中产阶层占大多数的橄榄形社会结构。同时通过农业改革和劳动关系法的建立，提高了农民和工厂劳动者的收入，遏制了贫富分化。　　日本的“收入倍增计划”是日池田勇人内阁通过的长期经济计划，正式名称是“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该计划的首要目的，是通过扩大就业实现完全就业，解决失业问题，将增加出口获得外汇作为主要手段，使国民收入增加一倍，大幅提高国民生活水平。　　泽田笃志说，日本通过税制安排，使高收入者缴纳高额所得税，这样就建立了金钱“从有钱人到贫民”的流动系统，从而充实了社会福利制度。　　福利制度对于扩大国内需求的作用不可或缺。1961年，日本实现了“全民皆保险”，所有国民都加入了国民健康保险制度；1961年4月开始实施《国民年金法》，养老金也得到保障；同时义务教育是免费的，学校质量均一，不存在择校费问题；通过公营廉租房建设等，保障了低收入者的住房，这些都有利于扩大内需。　　缩小地区差距　　“收入倍增计划”的另一个目的，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修正地区和产业间收入的差距。具体说来就是实现农业现代化、中小企业现代化和开发经济落后地区，实现农业与非农业间、大企业与中小企业间、地区间以及收入阶层间存在的生活和收入上的差距，实现国民经济和国民生活的均衡发展。　　由华侨创办的中国通讯社营业部长姜德春指出，日本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都通过银行贷款及税费优惠，积极扶持中小企业，拥有一技之长而又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是日本制造业、也可以说是日本经济的一大特色，这些中小企业为日本创造了70%的工作岗位。　　“收入倍增计划”提出，在税制、金融、公共投资补贴率等方面，政府要采取特别措施，并研究采取立法手段，促进实现适合该地区情况的工业化，从而提高当地居民的福利，摆脱落后状态。　　日本采取的“地方交付税”的财政制度可以称为国内版的政府开发援助。地方交付税是为了缩小地方之间的收入差距而缴纳的税金，将国家税收中的一部分、分配给财政基础薄弱的地方政府，从而缩小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收入差距。所得税、酒税、法人税、消费税和烟税这5种国税中，提出一定的比率作为地方交付税。除了地方政府财政吃紧时根据不足部分决定金额的普通交付税之外，还有发生自然灾害等时候的特别交付税。　　正是由于上述措施，在日本采访时记者看到，无论是北部的北海道，还是南部的九州，各地面貌都没有太大差别，农民也成为“住在农村的市民”。　　注重技术革新　　对于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日本专家和学者无不强调创新的作用。追赶阶段的中等收入国家要想进入发达国家阵营，本国内必须要持续进行技术革新。　　战后的日本国家创新体系，是由通产省主导的。在政府的有效支持和干预下，对国立大学、国立科研机构、大型企业研发部门等科研机构进行整合与规划，建立有市场针对性的创新研发体系，强调通过独立自主研发、创立自主品牌，以高速的产业升级换代为基础，以知识产权保护为保障，进行海外市场扩张，实现经济的爆发式增长。　　由于强大的科技实力，日本工业能够多次升级换代，走在国际产业链的顶端。石油价格低廉时，日本能够大量利用廉价石油发展重化学工业。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使日本经济面临巨大危机，但是利用此前培养的技术实力，采取节能技术，实现了向尖端产业结构的转变，克服了危机。　　除工业领域外，日本非常重视农业科技的推广，政府出台法律从体制上确保农业科技的普及可以落到实处，国家农业科研机构每年无偿向农民提供大量科技成果，使普及农业科技的内容不断充实和提高。　　政府宏观调控　　日本上世纪60至80年代的经济腾飞，很大程度上是日本政府制定了在当时堪称完善的经济产业发展政策。这其中，被称为“日本株式会社”的通商产业省（现在的经济产业省）发挥了不可代替的作用。　　在上世纪60年代，通产省不仅制定日本的对外贸易政策，还负责协调国内产业政策和外贸政策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政府干预国内经济活动的核心机构。　　战后的世界经济一直处于动荡之中，经济危机迭起。在这一国际背景下，日本政府主张通过内部力且，而不是外资来建立完整的产业结构。这个既是经济目标、也是政治目标的宏观计划，就交由通产省去实施。　　通产省一方面为外资进入日本设置壁垒，另一方面对国内各项经济产业项目进行调控。调控的内容包括扩大生产和内需、避免过度竞争等保护国内企业发展的措施。　　通产省的干预方式往往顺应了当时的市场经济规律，确实为日本创造经济奇迹起到了领航员的作用。在上世纪60至80年代，通产省将主要科研方向先后对准了电子、电气、化工、钢铁和汽车等领域，它们至今仍是支撑日本经济最主要的支柱型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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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2:21 &&
韩国：“三大法宝”增加经济活力本报驻首尔记者　权香兰，参考消息，日　　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曾经历过“中等收入陷阱”，即从低收入国家变成中等收入国家之后，在继续发展时却受制于制造业成本增加、企业效率低下等因素，经济发展放缓，难以进一步发展。韩国通过大刀阔斧的产业结构改革、大力发展教育、并经历了企业转型等痛苦的变革之后，成功避免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民众的生活水平也在进一步朝发达国家的水平迈进。　　经济结构调整透彻　　韩国现代经济研究院中国问题专家、主任研究委员、经济学博士韩载振认为，韩国为了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危机，首先进行了一系列“彻骨之痛”的经济结构调整。　　韩载振说：“韩国主要得益于它深远的市场变革，特别是政府削减了韩国财阀的权利。政府果敢地砍掉了没有竞争力的国营企业，并大胆地扶持一些有增长能力和希望的新兴企业和私营企业等。政府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不过，韩载振也承认，韩国政府进行企业结构调整、大力改革时，也同时出现了大量失业和破产等情况，并因此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自杀率增加等现象。。“这个过程对当时的韩国社会来说，是个很痛苦的转型时期。但是，韩国最终克服了这一系列的痛苦经历和无数批评，最终不但渡过了难关，也为韩国经济找到了新的增长可能性。”　　大力发展知识经济　　其次，韩国政府注重大力发展知识经济，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大力发展知识经济、高端服务业经济等。进入21世纪，为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格局，韩国政府又提出“第二次科技立国”战略，加大对研发的投资力度。同时，韩国政府立下目标，将韩国打造成为一个IT产业的强国。　　数据显示，韩国政府以及各企业的总研发经费占GDP的3%左右。韩国三星等企业，每年都发布其研发方面的经费状况，格外重视在技术研发上的投入，尤其经济低迷时期，反倒会加大研发费用，以寻找新的增长动力。韩国媒体认为，这也是为什么三星电子在全球经济危机时期，其智能手机能够在2012年占领全球市场，并在销售额上创造历史新高。　　重视普及义务教育　　最后，韩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韩国政府重视并普及义务教育、加强对人力资本、人才培养的投资密不可分。韩国政府从很早就开始坚持“教育先行”的人力资源开发战略。韩国认为，人力是最宝贵、最富饶的资源，具有良好教育程度的人力资源是经济开发最重要的基础。　　20世纪70年代初，韩国制定了“教育立国、科技兴邦”的发展战略，推行“巩固初等义务教育、普及中等教育、提高高等教育、加强职业技术教育”的方针，注重提高义务教育的质量。　　为了发展教育，韩国政府不断增加政府公共教育经费投入。1950年，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为2%。1965年到2001年间，韩国中央政府的教育预算一直保持很高的比例，特别在上世纪90年代，基本上在20%以上，最高达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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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1:29 &&
阿根廷：现代化进程百年迷途本报驻布宜诺斯艾利斯记者　叶书宏　赵燕燕，参考消息，日　　在拉丁美洲经济发展史上，阿根廷徘徊近一百年的现代化进程可谓是一宗谜案：一个拥有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同样条件和起点的国家，一个百年前就已跻身世界十大富国行列的国家，却在漫长的探索现代化的过程中迷失了方向，陷入缓慢增长或停滞不前的怪圈，特别是进入21世纪伊始，还爆发了全面的金融危机并引发社会政治危机，人均GDP从原先8000美元腰斩至不到4000美元，成为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社会标本。　　阿很廷究竟发生了什么？阿根廷发展经济学家罗贝托?西门内斯认为，阿根廷被推向世界现代化大潮的边缘，从发展理论来看，滞后并处于较低水平的工业化是导致经济发展后劲不足的主因；从经济政策着，政府在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之间缺乏政策平衡；从社会政策看，没能处理好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的关系，时而过度注重社会福利导致财政严重赤字，时而过度追求经济增长导致收入分配来重不均。　　严重依赖农牧产品出口　　150年前，在欧美产业革命的带动下，阿根廷成为欧洲特别是英国主要的原材料供应地，羊毛、小麦、牛肉源源不断供应欧洲市场，为阿根廷带来了大量外汇收入，到1914年阿根廷人均收入已经比肩德国和北欧国家，高于西班牙、意大利、瑞士和瑞典，布宜诺斯艾利斯成为大西洋海岸仅次于纽约的第二大城市。　　1929年至1933年，欧美大萧条来临，全球贸易环境恶化，欧美大国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加重了危机，也使阿根廷依托农业出口的经济模式陷入困境。　　二战以后，世界经济已经步入高级工业化阶段，世界各国在提高生产效率、提升产品附加值和扩大对外出口竞争力上展开了竞赛。一个没有工业化的国家，一个完全依赖初级产品出口的构架必然受制于外部世界，尽管阿根廷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就比较优势而言，其农牧产品生产和出口占有优势地位，但是仅仅依靠少数产品出口，不实行多样化战略，不通过提高工业化水平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只会在新一轮全球化产业竞争中落伍。一些经济学家认为，阿根廷“数次贻误了把繁荣时期来自农业的利润投向建立现代工业体系的机会”。　　滞留工业体系初级阶段　　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受形势所迫，阿根廷通过进口替代模式着力构建工业体系，但是这一体系主要以初级农产品加工和轻工业部门等为主，目的是满足国内民众基本需求，替代过去需要进口的生活必需品，被认为是较低水平的工业化，而以国有化和公共投资拉动的石油、化工、军工等重工业体系的构建直到50年代才开始逐渐展开。进入60年代，当计算机在很多发达国家工业领域被广泛应用，工业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趋势已经不可阻挡的时候，阿根廷却面临着尴尬的处境：既没有在工业领域形成新的比较优势，又来能摆脱对农牧产品出口部门的依赖。　　直至今日，阿根廷工业化虽然取得了较大进步，但是工业体系也只是停留在进口加工装配阶段，生产设备、半成品等严重依赖进口，产能规模受制于农牧业出口部门的创汇能力。一旦国际市场风云变幻，农业部门创汇能力锐减，政府只能靠通过发债、增发货币等方式负债经营，由此导致通货膨胀、政府赤字甚至债务危机等连锁反应，这种局面至今仍未改变。　　阿根廷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起步尽管有些晚，但是方向是正确的，如果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政策能够延续下去，时至今日也能赶上世界现代化潮流。但是过去几十年阿根廷的发展进程极不稳定，政府在兼顾全民福利和经济效益，以及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之间作出政策选择时缺乏平衡甚至走极端，导致宏观经济环境和政策缺乏稳定性和长期性。　　错失升级产业结构时机　　西门内斯认为，自二战以后，全球大市场已经初步形成，各国都在紧跟全球产业趋势，一方面巩固自己既有优势，同时又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构建新的适应于全球市场的优势竞争力，最终目的是在全球贸易和国际分工布局中掌握高附加值产品的市场份额。作为发展中国家，能否根据全球产业趋势调整发展战略，是突破发展瓶颈的关键，阿根廷错失了几次升级产业结构的时机，自然无法分享全球化带来的市场红利。　　曾经比肩欧美的拉美大国，在经历了上世纪初几十年辉煌之后，如今仍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蹒跚不前。当然，一个国家发展进程无法用单一的经济或产业因素解释，实际上阿根廷现代化进程受阻是经济、社会和政治多方面因素交织的结果，这在2001年阿根廷金融危机中已经得到充分的体现。纵观阿根廷近一百年的发展历程，似乎可以用这样一个怪圈来描绘：发展模式偏颇产生经济问题，经济问题导致失业和分配不公，社会不平等加剧社会动荡．社会动荡带来政治力量洗牌，政局频繁变动使得发展政策难以为继，真所谓左中右政党你方唱罢我登场，热闹之后国家经济依然原地打转。　　西门内斯认为，如果没有稳定的政治环境，不能营造公平的社会秩序，再好的国家发展战略也难以奏效，在全球化时代各国的现代化竞赛，竞争的不只是发展模式的优劣，更是政府协调社会利益和保持政局稳定的能力。他说，制定富有前瞻性的产业政策、强有力的政府领导和公平的社会分配体系，至少从阿根廷来看，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前提。但是之前的经济结构已经积重难返，社会利益格局短期内难以改变，加上国际经济和贸易环境能否再次出现繁荣周期尚未可知，未来阿根廷突破发展瓶颈的前景不好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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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人才匮乏导致产业升级缓慢本报驻吉隆坡记者　胡光耀　林昊，参考消息，日　　马来西亚曾是东南亚地区经济表现最好的国家之一，其经济发展起步甚至要比韩国更早一些。20世纪70年代马来西亚利用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吸引外资和技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迅速走向工业化。1977年时，马来西亚与韩国的人均GDP相当，都在1000美元左右。但到了1995年，马来西亚人均GDP为4287美元，而韩国则突破1万美元，达到11468美元，远超马来西亚。　　由于过度依赖价值链低端的制造业，对科研和企业科技创新不够重视，以及金融体系脆弱的局面得不到改善等因素，马来西亚经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增长缓慢。年马来西亚经济增长率只有2．07%。21世纪初，马来西亚进行了经济结构调整，但只实现了经济的温和增长。2010年马来西亚人均GDP为8691美元，位于中等偏上收入水平，仍然徘徊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而此时已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韩国人均GDP高达20540美元，远远超过马来西亚。　　就马来西亚面临的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本报记者近日采访了马来西亚前总理政治秘书、现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胡逸山博士，探讨马来西亚经济增长缓慢、无法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　　持续增长依靠科研投入　　胡逸山引用新古典主义成长经济学理论说，一个国家持续增长靠的是人力资本（教育）与科技创新（研发）的投资。而改善投资环境、提高工资收入只是暂时的刺激效应，如果不能提供科技创新的水平，从而提高本国的生产力，也就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因此，科研与科技创新，是马来西亚希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问题。　　他说，马来西亚在依靠科技创新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遇到了科研人才不足的问题。他说，马来西亚虽然教育普及，然而对高科技人才、研发人才、专业人才的培训不足。此外，马来西亚人才外流现象严重，也导致国内高端技术人才严重缺失。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11年居住和工作在国外的马来西亚人约为150万，占马来西亚总人口的5．3%。这些人中绝大多数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工人和专业人才。马来西亚中小型企业面临着工程师和技术员严重短缺。马来西亚政府公开承认马存在严重的人力资本赤字。　　马来西亚研发投入不足，造成企业自主创新动力匮乏。根据世界竞争力年鉴，2009年马来西亚研发经费投入约为11亿美元，只占马来西亚国内生产总值的0．64%，远远低于其他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对科技创新的投入。2009年马来西亚获得美国专利和商标局授予的专利数仅为181件，同期新加坡和韩国获得的专利数分别为493件和9566件。可以看出，马来西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薄弱，企业的技术自给率很低。　　所以马来西亚政府现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国民修读博士研究生课程，同时也鼓励学生积极选读数理科课程，这都说明政府已经意识到人力资源培养的重要性。　　胡逸山表示，马来西亚独立中学选读数理科课程的比例约占学生总人数的40%，这一比例与许多先进国水平相似；然而在政府学校里，选读数理科课程的学生只占学生总人数的20%左右，比例明显偏低。所以在马来西亚2013年财政预算里，有子女选读数理科课程的家庭适用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　　发展高增值领域很重要　　另一方面，马来西亚长期忽略了发展高增值领域的重要性，比如高科技工业、专业服务等，而是过度依锁低劳工成本优势，发展出口加工业、天然资源贸易等。此类行业并不能带动国内其他高增值领域发展，也不能产生连锁经济效应，已经适应不了新时代的发展趋势。针对此问题，马来西亚政府已经推出一套完整的经济转型计划，就是注重金融服务领域（打造马来西亚成为本区域金融中心）、高科技（生物科技、资讯科技研发）与其他专业服务（如工程设计、商业服务方案、离岸服务等）领域的发展，还有提升中小型企业的研发能力与生产力也是新经济转型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胡逸山表示，要改善马来西亚“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并非一日之功。从马来西亚经济成长历史看，该国一直依靠压低劳工与生产成本吸引更多在加工制造业方面的投资，所以，国民收入长期滞留在中低收入的水平，这也造成国内消费市场持续萎缩，形成恶性循环，经济活力不足。而政府刚刚提升了最低工资水平，可谓势在必行。　　胡逸山还说，马来西亚政府一向的惠商政策，如压低劳工与其他生产成本（如石油津贴），马来西亚商家长期享受高利润，却未把利润投资在研发或提高生产力方面，没有真正形成产业增值。　　胡逸山最后表示，改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马来西亚政府最近出台的上述政策对应对此危机将会产生积极的效果，但更需要企业的配合和支持，这样才能真正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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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的发展可以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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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54 &&
印度为何全面落后于中国？参考消息，日　　【西班牙《国家报》2月7日文章】题：自由应当超越独裁（作者　英国牛津大学欧洲问题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蒂莫西?加顿?阿什）　　为什么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的发展情况显然不如最大的独裁国家？之所以用“显然”一词，是因为印度的现状和中国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尽管任何自由的捍卫者都希望自由国家能发展得更好。　　预言并未变成现实　　在经济增长率、通胀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失业率、预算赤字和腐败等诸多经济与社会指标方面，印度都不如中国。　　几年前曾有人预言印度将超越中国，但这个预言并未变成现实。例如，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数据，印度的人均GDP增长缓慢，2012年为3851美元，远低于中国的9146美元。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2011年印度的失业率是中国的两倍以上。全球反腐败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公布的全球清廉指数将中国排在全球第80位，但印度的排名更靠后，是第94位。　　笔者在过去两个星期内采访的印度记者、商人、教师、观察家几乎都接受了印度不如中国的论断。　　他们说，农村的贫困人口并不比二三十年前少。一位经历过尼赫鲁执政时期的前最高法院法官充满激愤地告诉笔者，超过40%的印度儿童营养不良。“比非洲情况更糟！”他感叹道。2005年由世界银行公布的一份详细报告证实了这一观点。2010年大约有1．7万名印度农民因不堪重负而自杀。从堆满垃圾的孟买贫民窟到被新建高速公路围绕的破旧农场，都可以看出印度贫富悬殊的现实。　　多样性导致大混乱　　原因何在？或许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解释。与中国不同，但与欧洲一样，印度投入大量精力来应对自身存在的多样性。法国总统戴高乐曾经说过：“谁有办法治理一个有246种奶酪的国家？”那么一个信仰3.3亿个神的国家呢？一个19世纪的英国旅行家曾经说：“孟加拉邦与旁遮普邦的相似度还不如苏格兰与西班牙。”虽然这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个国家是一个几乎占据了整个次大陆的帝国。而且，像欧洲一样，印度希望自由地处理这种多样性。　　要想自由地处理多样性，就必须拥有统一性。在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就职典礼中我们可以看出美国是一个具有统一性的国家。欧洲在1945年后曾有机会拥有统一性，但现在却永远失去了这个机会。印度在独立后的头几十年内也曾拥有统一性，但现在也偏离了路线，处于一个政治混乱、媒体无良的局面。不幸的是，现阶段印度盛行的是宗派主义、地方主义、沙文主义和分裂主义。　　需要释放政治潜力　　再有就是所谓的“许可证制度”。这种从大英帝国继承的行政结构，在许多方面与过去的英国保持着惊人的相似，甚至演变成一个官僚政治的噩梦。印度的大企业家拉克希米?米塔尔和刚刚退休的拉坦?塔塔都更喜欢到其他国家和地区投资，因为在印度获得许可证可能要耗时七八年。　　如果一个国家的官僚机构在后殖民时期成为一个问题，解决的办法就应该是放松管制和经济自由化，当然在某些方面，印度确实是这么做的。例如，这就是欧盟和印度之间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唯一办法，而自贸协定对双方都将大有裨益。但是，上世纪90年代席卷印度的市场自由化本身也是一个问题。　　接下来是媒体问题。印度媒体集体陷入一场商业化和煽情技术的竞赛，与之相比，福克斯新闻频道也显得“公正而稳重”，英国小报《太阳报》的形象在它们面前似乎都高大起来。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印度教徒报》等高质量的报纸。但是，大篇幅的广告和“有偿新闻”天天都会出现在媒体上。　　同样不应忘记的还有政治。几乎每个印度人都告诉我，在新德里，商业和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印度政坛充斥着刺耳的叫骂声，区域、宗教认同政策，以及“政治王朝原则”（从拉胡尔?甘地在国大党的崛起就可见一斑），但政治家们却在占全国人口2/3的贫困人口面前惺惺作态。虽然穷人可以从某些社会发展项目和慈善活动中获取帮助，但是政治家们一般仅限于向他们提供少量补贴，以及工资低的工作，然后就是在选举期间向选民施以小利进行贿选。正如古罗马人所言，他们是在用“面包和马戏”来麻痹社会。在印度，所谓“马戏”就是板球运动和宝莱坞的演艺活动。　　那么中国继续保持领先是不可避免的吗？答案是否定的，但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印度必须在政治上击败中国。说到政治，笔者所指的并非狭隘的争权夺利，而是要释放印度人民在政治上的巨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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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0:17 &&
新加坡：两大制度培育庞大中产阶层本报驻新加坡记者　陈济朋，参考消息，日　　新加坡的人均GDP在1980年达到4990美元，1990年达到1.27万美元，2000年达到2.34万美元，如今则超过5万美元。30多年来，新加坡经济迅速崛起，并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在当年的“亚洲四小龙”中独占鳌头。　　政府主动进行改革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能否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一个结果，取决于经济体能否取得可持续发展，而其中的关键在于培育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也就是让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进入中产。除了欧美的发展模式之外，后起的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往往被视为一个群体，也就是所谓的东亚模式。东亚模式是以政府主导推动社会迅速向消费社会转型，由政府主动进行社会改革，造就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　　这些国家尽管各有不同，但一个共同点是政府主动进行社会改革，为人们提供保障；同时，通过对市场的培育和企业结构的调整，尤其是发达的中小企业群体，让大多数人能够挣到一份体面的工资，收入分配也较为平衡。政府负责的社会保障和企业提供给雇员的工资性收入，恰恰就是造就中产阶层的两个重要条件。　　经济上，新加坡主张开放和法治，靠增加罢工的难度等来创造较好的投资环境，并由政府体系主导推动经济每经过十年就转型一次。在社会保障上，新加坡通过建立“有产社会”的做法保持社会的基本稳定，尤其是组屋制度基本上让每户居民都能够买到一套住房，配合几乎涵盖社会各方面的强积金制度，使国民自食其力而又有基本保障。新加坡奉行精英治国的理念，以市场导向理顺公务员薪酬等机制，提供精细和专业化服务，使之成为一个法治、稳定而有效的有产社会。同时又实施有限度的民主，反腐败，任人唯贤，以保障社会公平正义。　　两项制度提供保障　　新加坡在中产阶层壮大的过程中有两项独具特色的制度设计尤其重要，一个是组屋政策，另一个是中央公积金。　　新加坡的组屋是指政府建设并出售给老百姓的普通商品房。郑永年说，新加坡的组屋政策起初是从欧洲的保障房政策学来的。当初是为了保护穷人，但这样的政策在欧洲却失败了，而新加坡则把组屋变成了让老百姓分享资产增值的一种方式，其性质也发生变化，成了全民性质的住房，覆盖除了富人之外的所有社会成员。目前超过八成的居民居住在组屋里。组屋井不窄小，相反还比较宽敞舒适，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建得越来越美观舒适。　　组屋是一个封闭的市场，在这个市场内，每户家庭只能拥有一套组屋，居住演一定年限之后才可以转售，转售组屋也只能卖给没有组屋的家庭。由于组屋的定价是根据市价给予一定比例的折扣，普通老百姓可以在购买组屋一定年限之后出售时保有这个差额。　　从时间上来看，新加坡的组屋在1970年覆盖人口的35%，1985年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81%，恰恰也是中产形成的关键时期。新加坡国立大学房地产研究院院长邓永恒认为，新加坡的保障性住房制度覆盖面之广，远远超过一般国家的保障房概念，主要是保证几乎所有老百姓买得起舒适的住宅，基本原则是每户家庭只能拥有一套住房。　　新加坡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另一项重要设计是中央公积金体系。新加坡政府为了避免落入福利国家的巢臼，鼓励用者自付的原则，因此并没有设计由政府直接承担的养老保险体系，而是通过中央公积金体系构造了一张几乎覆盖到各个层面的保障网。中央公积金的本质是强制储蓄，每名雇员都有自己的户头，由雇主和雇员共同缴纳，目前对于50岁以下的雇员，雇员缴纳比例为月工资的20%，雇主另缴纳16%，其比例相当可观。公积金起初主要用于养老保障，但后来功能逐渐扩大到购房、医疗和子女教育等领域，尽管如此，目前最基本的功能仍是养老保障。　　经济政策不断调整　　另一方面，新加坡政府职能也在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不断调整。根据李光耀的说法，并不存在所谓的新加坡模式，新加坡模式的实质是持续调整以适应国际形势变化的能力，“世界在变，我们也在变，同时又能保持自己的特色”。　　新加坡的经济政策也在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调整，一般的说法是新加坡经济从上世纪60年代起每十年转型一次，最初是劳动密集型，之后转为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到了90年代跻身“亚洲四小龙”之后，又开始因应国际形势的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起初是知识产权密集型的经济，如今则是以知识为基础的新经济。与此相应的是新加坡企业在产业链上不断向上游延伸，尤其是在物流、海事和金融等领域，其精细的作风造就了相当强的竞争力。　　新加坡在上佳丝己60年代确立大力发展工业的方向，先后制定两个五年计划，开始成立经济发展机构，决定开发裕廊工业区，并颁布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另一项重要的进展是建立劳资政三方协商机制以解决劳资纠纷中劳方的诉求，但同时制定较为严格的法规，不鼓励罢工。1970年至1980年，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十年规划强调发展高科技、高附加值的精密工业，以求经济结构现代化。　　上世纪80年代是新加坡经济再次转型的关键时期，新加坡的出口在上世纪70年代遇到一走挑战，政府在1979年提出要进行“第二次工业革命”或“经济战略重组”。它从70年代末就开始研究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状祝，为此新加坡经济发展局选派优秀人才在西欧、韩国、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地设立17个办事处，吸引来自这些国家的投资，着重开发高科技产品，实行机械化、自动化、电脑化，向高精密工业迈进。　　新加坡以科学技能和科学知识为基础，把新加坡建成以机械、外贸、运输、服务和旅游为支柱产业的经济体。为此，新加坡政府继续鼓励外资投入高科技工业，鼓励科研创新，加强技术培训，同时也修改工薪政策，从低工资转向高工资。政府认为，为了加快产业结构合理化，必须大幅提高职工工资，迫使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淘汰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和资金密集型转换。新加坡政府通过全国工资理事会公布企业加薪建议，自1979年至1981年连续三年建议大幅度提高职工工资。　　转型并非一帆风顺　　不过，新加坡的转型并非一帆风顺，80年代中期国际经济经历危机，新加坡经济增长率在1985年底下滑到1．7%。出口面临挑战，也影响了一些新兴的高技术企业。新加坡政府为此专门成立了以贸工部长李显龙为首的经济委员会，制定一系列措施，包括政府拿出28亿新元国家储备金用于振兴经济，将雇主为职工缴纳的公积金比例由25%削减为10%，降低个人所得税，两年内冻结职工工资。这些措施使得新加坡终于渡过难关，到1990年，人均GDP十年翻了一番。　　接下来上台担任总理的吴作栋在上世纪90年代制定了新的政策，目标是使新加坡经济国际化、自由化和高科技化，以金融和服务业为中心。同时继续吸引跨国公司来新加坡投资，同时也鼓励企业走出去。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就是新加坡向中国投资的先导。　　新加坡促进经济自由化，使国营企业逐步自由化。上世纪60年代，政府积极成立各类公司，率先进入私人企业不愿意进入的领域，到了80年代，淡马锡下属的企业发展成熟，逐步私有化或上市。淡马锡逐步转化为一个专业的投资机构，它不干预下属企业日常运作。淡马锡以商业原则经营，自由选择本地或外国合作者，必须和其他企业一样竞标。　　新加坡的行政体系改革也在过去几十年中不断发展，素有法治、清廉和高效的美誉。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政府上台之后通过建立独立的反贪机构，并立法和大力打击贪腐，使得其清廉程度成为亚洲之冠。　　新加坡政府的机构设置上注意区分监管者和市场参与者的角色。一般而言，政府部门负责监管，制定游戏规则。但同时，新加坡政府也成立了一些法定机构，如建屋发展局、国际企业发展局、旅游发展局等。它们以市场机制运作，强调透明度和内部管治水平，但不以营利为目的。　　新加坡至今也没有完全放弃制造业，而是保留了大概占经济总量四分之一的高端制造业，如电子产业和生物医药产业。李光耀说，有了制造业，可以保障就业，而服务业随经济周期波动较大，对就业的连带影响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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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7:59 &&
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专访“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提出者、世行专家英德米特?吉尔本报驻华盛顿记者　王宗凯，参考消息，日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以往快速发展中积聚的各种矛盾会集中爆发，如果不能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将难以产生新的经济增长动力，进而导致社会问题突出，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　　★世界上所有发达经济体都不是以农业经济为主，而城市经济才是高收入经济体的共同特征，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引擎。然而，城市与城市区别巨大　　★令人担忧的是，目前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与巴西和阿根廷类似，仅有12％至15％。提升这一比重需政府从城市化和法制建设上加大力度　　经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突飞猛进。如今随着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接近1万美元，按照国际标准，中国已经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回顾其他国家的发展历程，许多中等收入国家在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的过程中触碰瓶颈，发展长期陷入停滞，也就是落入经济学家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银行经济学家英德米特?吉尔是“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的提出者，本报记者近日对他进行了专访。他详细叙述了当年提出这一概念的过程和意义。对于中国如何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吉尔说，关键在于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增加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并全面推进城市化建设和完善法制建设。　　拉美陷落日韩跨越　　《参考消息》：“中等收入陷阱”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来的？　　吉尔：我从2005年至2007年在世行东亚与太平洋事务局任首席顾问，当时带领该局首席经济学家办公室的研究团队对东亚经济增长做了一项主题研究。通过对比东亚5个高收入经济体与拉美8国的发展路径，我们发现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等东亚经济体与巴西、阿根廷、哥伦比亚、委内瑞拉、秘鲁，智利、墨西哥和厄瓜多尔等拉美经济体几乎同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进入中等收入时代，但日韩一直保持高速发展并进而成长为发达经济体，而拉美经济体至今仍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　　我们将拉美经济体遭遇的情况定义为“中等收入陷阱”，具体是指当一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即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之后，其所依赖的从低收入经济体转变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战略，不能继续指导其向高收入经济体攀升。在这一阶段，以往快速发展中积聚的各种矛盾集中爆发，如果不能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将难以产生新的经济增长动力，进而导致社会问题突出，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　　按照2009年的标准，人均GDP在996美元以下的为低收入国家，人均GDP在996至3945美元的国家为较低收入的中等收入国家，人均 GDP在美元间的国家为较高收入的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超过19196美元的为高收入国家。　　拉美经济体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这些经济体在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30年间经济发展势头迅猛，在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关口之后，很快奔向人均GDP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在上世纪80年传，当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之后，其增长机制逐渐暴露出大量弊端，由于未能及时调整发展战略，这些国家的经济出现20多年的停滞徘徊。　　东亚经济体则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其中，日本1966年人均GDP是1050美元，1973年达到3800美元，1985年则超过11000美元；而韩国1977年人均GDP是1040美元，1987年接近3500美元，1995年则超过11000美元。　　三大差异决定成败　　《参考消息》：为何有些经济体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有些却失败了？　　吉尔：从东亚经济体经验来看，发展模式经历了三个转型，即从多样化向专业化转型，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从低收入向高技术转型。　　通过对比东亚与拉美，我们发现三大差异。一是中产阶级或者说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日韩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约为40%至50%，而巴西和阿根廷仅为15%至20%。　　二是城市化发展。世界上所有发达经济体都不是以农业经济为主，而城市经济才是高收入经济体的共同特征，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引擎。然而，城市与城市区别巨大。巴西和阿根廷的城市化进程虽然将人口从农村吸引到城市，但主要原因是农村缺少基本的现代教育和医疗等服务，而城市又无法提供大量高收入的工业和服务业工作岗位，导致许多城市充斥着贫民窟，交通堵塞等城市病突显，抑制了城市经济生产力。相反，日韩的城市则更加包容与高效，城市经济也更具有活力。　　三是法制与人治。经济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收入差距拉大的情况，每个人产出可以不同，但机会平等需要得到保证，否则会拖累经济进一步发展。日韩都具有一套健全高效的法律体系和分权制度，而拉美经济体则腐败现象严重，经济社会发展易受政府随意性的干扰，缺少一套客观公正的运行机制。　　中国处于关键节点　　《参考消息》：中国该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阶”？　　吉尔：“中等收入陷阱”并非命中注定，要想跨越，中国政府需做出改变。我认为中国正处在一个关键的时间点。有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增长模式要从依靠外需向立足内需转型，从投资拉动向消费驱动转型。我认为转型的关键就是继续深入市场化改革，以此增加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全面推进城市化建设和完善法制建设。这三方面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是一个有机整体。　　令人担忧的是，目前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与巴西和阿根廷类似，仅有12％至15%。提升这一比重需政府从城市化和法制建设上加大力度。　　城市化包含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土地城市化，二是劳动力城市化，三是人口城市化。过去30年来，中国城市化进程发展迅猛，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中国城市化进程之所以比其他国家要快，主要得益于国有土地制度，而且主要是土地城市化，劳动力和人口城市化速度缓慢，户口制度限制了劳动力与人口自由流动。加上社会和医疗保障等基础服务并没有跟上，许多在城市中工作和生活的人井没有过上标准意义上的城市生活，消费少且单一。如果这一问题得到解决，内需自然会更快增长。　　其实中国内需并非没有增长，不过只是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大城市消费增速很快，而小城市则相对缓慢，这主要是由于小城市处于法制建设的薄弱环节，地方治理有许多不透明之处。　　确保市场指导作用　　我现在担任世行欧洲与中亚事务局首席经济学家，通过分析欧盟国家经济发展实践，发现前社会主义国家波兰和捷克等加入欧盟后，市场机制得到加强，这促进了经济与欧盟其他国家深入融合并快速发展，如今已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许多拉美国家尝试大力刺激经济发展，以此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甚至默认了要取得经济增长可在一定时期忽视分配不公。在这种理念指导下，不少拉美国家实行了先经济增长再收入分配的政策，长期以来只注重财富增长而忽略了财富分配。因此，机会不公平现象越来越多，收入差距也越来越大，最终导致拉美国家中间阶层“空心化”，造成内需不足，增长乏力，对可持续发展形成强大阻力。而以法制替代人治，重树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才是确保公平和对抗腐败的最佳途径。　　过去30多年来，中国领导人成功带领中国走出贫困，但未来要想取得更大的成就，保持经济增长动力，中国政策制定者必须做出艰难改革。　　中国现在已经学会利用市场力量指导商品生产等经济活动，但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市场仍不同程度地由政府控制，这抑制了增长潜力，也导致一些社会矛盾。因此，中国未来需继续确保市场在生产要素分配上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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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8:34 &&
墨西哥国会亚太关系委员会主席科尔索：跨越“中等收人陷阱”须转变发展模式本报驻墨西哥城记者　伍海燕，参考消息，日　　墨西哥国会亚太关系委员会主席科尔索日前就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他说，目前中国发展遇到的突出挑战包括：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提高创新能力、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和“城市化陷阱”、扩大内需、可持续发展及环境保护等。　　科尔索说，中国经济在过去20多年里高速发展，创造了经济发展奇迹，但近年来原有经济增长模式显现弊端，再加上全球经济危机导致外部需求降低，中国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以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　　他说，过去中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出口和投资，以劳动力和能源价格低为优势吸引外资，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但这种发展模式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可忽视：资源透支、生态环境恶化、收益低等。这些因素已经制约了中国经济健康发展。中国在国际贸易中也失去原有的竟争优势。一方面，中国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后，劳动力和能源成本上升，价格优势不再，在低端市场难以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另一方面，中国仍然处于产业链末端，自主研发能力无法和高收入国家抗衡。在这两种因素的作用下，中国经济增长乏力。他说，中国目前发展遇到的挑战还包括“城市化陷阱”，如收入差距扩大、发展不平衡、房价高、就业难以及养老和食品安全等问题。　　科尔索说，包括墨西哥和阿根廷在内的一些拉美国家也面临“中等收入陷阱”和“城市化陷阱”困境。但他认为中国具有人口总量大、金融稳定、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市场潜力大等优势，这些都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有利条件。中国政府为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和“城市化陷阱”已经采取了正确的措施，如重视经济可持续发展，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和产业升级，近年来非常重视环境保护和使用可再生能源，还加大了对养老、医疗和教育的投入，并提出要合理分配财富，使百姓从国家发展中受益。　　科尔索曾六次访问中国，最近一次是今年2月初。他认为中国还存在地区发展不平衡、腐败和破坏自然环境等挑战，而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就是为了纠正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他相信中国将成功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和“城市化陷阱”。　　他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从低水平到高水平、从低质量到高质量、从加工到研发，从不可持续发展到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还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特别是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使扩大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他建议中国政府加大对社保和社会福利的投入以缩小贫困差距，增加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投入，提高高科技产品在出口产品中的比重以获得更多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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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0:53 &&
发展家庭农场有助粮食安全参考消息，日　　【香港《南华早报》3月7日报道】题：家庭农场似乎是加强粮食安全的一种方式（记者　左茂红）　　“家庭农场”的概念在内地成为颇具争议的话题，此前中央在今年的一号文件中承诺，会在政策上鼓励发展家庭农场，不过没有说明到底哪些人有资格建立家庭农场。　　一名负责制定农村政策的高级官员昨天在全国政协会议间隙说，家庭农场是指主要依赖家庭成员从事生产与管理的农场，不会雇用外来人手。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说，中国应该鼓励发展由单个家庭所有并经营的中等规模的家庭农场，从而确保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　　他说，在东部沿海地区、家庭农场的规模可以在3．3公顷到6．6公顷之间，不过这一标准是灵活的，应该将不同地区的地理因素考虑在内。在贵州这样的山区省份，租赁一两公顷土地可能都很困难，不过在东北平原，几十公顷土地都有可能租得到。　　内地农业主要是小规模的家庭运作模式，陈锡文说，适度规模经营而不是企业主导的生产模式应该是未来的发展之路。　　他对由商业投资驱动、以雇工为基础的农业生产模式的可持续性堤出质疑。　　陈锡文说：“只要让农民意识到种的是自己的地，打的是自己的粮，不用人家监督，他都会倾尽全力去做。”　　近年来，中央政府为了确保13亿人口的粮食安全，加大了对农业的扶持力度，这让非农企业对投资农业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热情。　　由于担心会有更多的耕地被用于非农业开发，今年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暗示，政府不鼓励工商资本长时间大面积租赁农民土地。陈锡文说，在大批农村年轻劳动力涌入城市的背景下，政府提出了家庭家场的概念。　　他说，随着农村人口的减少，单个农户耕作的土地面积增加，因此家庭农场的规模应该与农村的人口数量联系在一起。　　到去年底，内地52．6%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陈锡文估计，到2030年，内地人口将达到15亿，其中30%也就是4．5亿人将生活在农村。　　新华社援引农业部一名官员的话说，农业部鼓励地方政府率先制定本地区的家庭农场标准，并在土地租赁、金融、保险、税收等领域推出优惠的政策。　　据说在农业部指定的33个农村土地流转规范化管理和服务试点地区，已有6600多个家庭农场。长春婴儿遇害案促民众反思参考消息，日　　【美国《纽约时曝》网站3月6日报道】题：扼杀婴儿案在中国引发悲痛反省　　中国领导人正在北京召开年度最重要的政府工作会议，与此同时，令全国其他地区的人们感到震惊的是东北一起偷车案的悲惨结果。　　偷车贼扼死了放在被窃车辆后座的两个月大婴儿，引发了人们的痛苦以及对中国道德状况的反省。　　成千上万长春人当晚走出家门进行烛光守夜活动，网上的情绪由悲伤转为绝望乃至愤怒，人们谴贵社会为钱疯狂的价值观。　　一名叫车小燕（音）的母亲发帖写道：“社会安全怎么会变得这么槽糕？这个男人怎么会变得毫无人性？”　　另一些人指责婴儿的父亲将婴儿独自留在车里。　　【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3月6日报道】题：盗车者扼死婴儿震惊中国　　48岁的周喜军已承认周一在长春市偷窃一辆SUV汽车（Sports Utility Vehicle，“运动型多功能车”），当时车未熄火，车门也没有上锁。　　根据警方发布的一份声明，周喜军发现被盗车后座上有一名婴儿，车辆行驶到公路旁，将婴儿掐死埋于雪中。　　婴儿的父亲在接受记者采证时说：“周三清晨，我和姜子认看了儿子的遗体。”　　案件在中国网民中引发了极大的愤怒。一名姓王的出租车司机加入了寻找婴儿的队伍，他说：“从广播里听到婴儿被杀的消息时我哭了。”　　一名新浪微博用户写道：“我没有想到人们最害怕的事情真的会发生……杀手应该得到严惩。”　　中国网友还对父母是否应该因疏忽而受到惩罚展开激烈争论。　　【英国《卫报》网站3月6日乡圆直】题：被窃汽车中婴儿谋杀案在中国引深思　　“长春被盗婴儿”是周三下午新浪微博中最热门的话题。在广泛的同情声中，一些微博用户辩论失去孩子的父母是否应当承担部分责任。　　据官方统计，在中国杀人案件每10万人的发案数为0．8起，为世界最低，并且其中94．5%的案件已告破。然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周孝正说，由于许多案件都未报案，因此实际数字可能要高得多。　　周孝正表示，中国贫富差距日益增长、腐败猖獗与环境退化等问题所造成的普遍绝望，可能会导致犯罪率上升。他说：“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显然会以刑事案件的形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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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6:51 &&
　英国一项研究显示PM2.5增加心脏病患者死亡率参考消息，日　　【法新社巴黎2月20日电】20日发表的一项研究结果说，暴露于较高浓度的细颗粒物中会导致心脏病死亡率激增。细颗粒物造成的空气污染是许多亚洲城市正在面临的问题。　　英国《欧洲心脏病学杂志》双月刊发表的研究结果聚焦所谓的PM2.5污染，即直径在2.5微米以下的微小颗粒。　　它们主要来自发电厂燃烧煤和石油以及车辆使用汽油和柴油。　　 PM2.5的直径不到人发丝的1/20，早就被认定会造成呼吸问题，因为它们的尺寸使其能深入肺的内部。不过，不大为人所知的是它们对心脏健康的影响。　　伦敦大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的凯瑟琳?汤纳牵头搞了一项针对英格兰和威尔士15.4万名患者的研究，他们曾在2404年至2007年之间因心脏病突发住院。　　研究人员在这些患者出院后对他们进行了3年多的跟踪调查。在这期间，他们中有近4万人死亡。　　在剔除了可能的影响因素后，比如社会经济状况和吸烟等，研究明发现，暴露于PM2.5之中和早死有明显关系。　　暴露于PM2.5之中的危险性远远超过暴露于直径10微米的PM10这种更大颗粒物之中的危险性。　　汤纳说：“我们发现，每立方米中的PM2.5每增加10微克，死亡率就会上升20%。”　　如果PM2.5的浓度降至自然水平，那么总死亡人数将减少4873人，即死亡率下降12%。　　在英格兰，PM2.5的平均暴露量是每立方米11微克。伦敦的暴露量最高，为每立方米14.1微克。暴露量最低的是英格兰东北部，为每立方米8.4微克。相比之下，世卫组织规定的标准是，PM2.5最大年均暴露量为每立方米10微克，24小时最大暴露量为每立方米25微克。　　北京上月的PM2.5浓度达到每立方米993微克，几乎是世卫组织推荐安全极限的40倍，从而引发了人们的强烈抗议。　　米兰大学教授和欧洲首屈一指的血栓症权威皮耶尔?马努奇说：“当你想到在意大利米兰这些地方，我们对PM2.5浓度达到100感到担心，而在中国是1000，你就能知道危险性和影响上的差距有多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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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回复：[灌水] 菲律宾：深陷“中等收入陷阱”无法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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