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45511）回复（39） 历史真相：王重阳和全真七子竟然是“汉奸”
　过去读金庸的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系列，印象中武功最了得的，要属“中神通”　王重阳了，他的弟子全真七子却是一般，到了《神雕侠侣》里丘处机的弟子尹志平，还玷污了千万读者心目中的美丽女主角“小龙女”，更不堪了。
　　　　不知其他读者的印象如何，在我模糊的记忆里，全真七子的作风，似更近儒侠，由他们带大的郭靖，更是如此。但历史上，王重阳、全真七子和金庸后来写到的张三丰，却都是道教人物。孔令宏先生《宋明道教思想研究》第三章第二节、第三节即专讲王重阳、全真七子以及再传弟子的思想。
　　　　金庸武侠小说中，全真七子似乎站在汉人一边，是和大金“对着干的”，但历史上的全真道却是风靡于金元，多得金朝统治者提携，如金世宗1187年召见了王处一，次年又召见了丘处机，后来金章宗又召见王处一、刘处玄。丘处机后来看到金的统治摇摇欲坠，又接受成吉思汗征召，率十八弟子到大雪山朝见。他的弟子李志常撰《长春真人西游记》记录了此事。
　　　　金庸小说中那个不成器的“尹志平”，历史上，却是他的师傅丘处机和他相继开创和光大了龙门派，使之成为道教中势力最大的一支。据说金庸后来修改小说，深感唐突古人，遂将奸污小龙女的换作另一个道士。
　　　　金庸虽然撰写了不少武侠小说，但据他自己所说，志趣在于历史。《射雕英雄传》书后附录了一些历史资料，后记中也表示，成吉思汗的故事，主要取资于《蒙古秘史》。我们年轻时读武侠，迷恋的是郭靖等人，现在看来，《射雕英雄传》的真正主角，可能是成吉思汗，郭靖也许只是他的一个汉人化身。
　　　　从全真七子的形象上，我们不仅看到了儒道互补，也看到夷夏之辨。
　　　　写完博文，在网上搜到一些同样内容的文章，附录于此，补我不足：
　　　　王重阳在历史上是实有其人的，在金庸的《射雕》中，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五大武林高手中，只有王重阳和大理国王是历史人物，其余的都是虚构的。历史没有的人物怎样描绘都无从考证，而对历史人物虽然也可以虚构活动事迹，但总要有个谱才好。比如这个王重阳，历史上真实的王重阳和小说中的王重阳就大相径庭。小说中的王重阳是抗金义士，武林第一高手。　
　　　　而历史上真实的王重阳，不过是一个醉心于仕途，事与愿违后出家的道士。王重阳本名王嚞（），金初人，其先世本陕西咸阳大魏村人，后徙居终南县刘蒋村。曾修进士业并应试举，但皆无成。后宋室南渡，家遭劫难，慨然入道，改名嚞，字知明，号重阳子，隐于终南。曾于南时村“凿塘丈余，高数尺”，自名“活死人墓”。　
　　　　金先生虚构了王重阳的爱情故事，而且称王重阳毕生致力于抗金大业，其实不是这样的。王重阳是有家有口的人，据文献记载：王重阳“金正隆四年（1159）传于终南甘河镇遇异人，授修真口诀；次年再遇于醴泉，授《金丹秘诀》五篇，遂捐弃妻孥，行乞鄠杜终南间，举止亦若狂者。”这段记载说明，王重阳出于维护自己47岁时“遇异人”的传言的目的，所以抛弃了老婆孩子，为自己蒙上一层神圣的外衣。王重阳一生在女真人统治下的金代从事宗教活动，从来没有反抗过金国朝庭。　
　　　　王重阳对武功虽然一窍不通，但文才还是不错的，留下了许多著作。他使道教从哲理上开创了一个新局面。王重阳融道、佛、儒思想于一炉，声称“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主张三教平等、三教合一，并以《道德经》《般若心经》《孝经》为全真道徒必修经典。王重阳不尚符箓，不事黄白，不信白日飞升，以修炼内丹为成仙证道的手段。其修炼法下手功夫重在“清静”二字，为此强烈主张修道者必须出家，除情去欲，忍耻含垢，苦行苦修。王重阳的修行方式客观上很适合女真和蒙古统治者的需要。　
　　　　女真和蒙古统治者入主中原，最伤脑筋的就是没有好办法化解民族矛盾，而王重阳的清修主张正好消磨汉人反抗异族统治的斗志，有利于缓解民族矛盾和巩固异族君主的统治地位，所以王重阳创立的全真派在金元两个外族统治时代得到迅猛发展，并得到了官方的全力支持，王重阳也从而被元朝皇帝先后册封为“重阳全真开化真君”和“重阳全真开化辅极帝君”。王重阳在《射雕》中绰号为“中神通”，恐怕同金庸先生知道这些神化了的封号有关。　
　　　　道教从张角创立太平道开始就是同统治阶级对立的，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彻底动摇了东汉王朝的统治基础。而王重阳对道教的改革完全使道教成为麻痹人民斗志的精神鸦片，从而受到此后历代统治集团的支持也就很自然了。如果王重阳躲在“活死人墓”中还有与统治者无关的假象，则他的七个弟子，即所谓“全真七子”就赤裸裸地同皇室勾结在一起，全真教的活动中心也固定到首都燕京，建立了太极观（后改名长春宫），并成为全真派的最高殿堂。　
　　　　金庸先生在《射雕》的姊妹篇《神雕》中，描写了一个全力支持蒙古统治集团的宗教领袖金轮法王，其实真正的金轮法王的原型不是别人，正是全真派的王重阳和丘处机，元太祖赐丘处机以虎符、玺书就是铁证。全真派从丘处机到尹志平、李志常，都为元帝国巩固统治地位立过大功，都被册封为“真人”，全真教的思想也是元朝统治地位得以巩固的精神支柱。金庸先生在这点上颠倒了历史。　
　　　　《射雕》三部曲作为以历史为背景的小说，很容易掩盖历史的真相，所以有必要借此机会，揭穿王重阳及全真教的历史真面目，以帮助不了解这段历史背景的读者了解历史，不至于被小说误导。总之，以历史为背景的小说不过是假借历史演绎故事，且不可真地当作历史看待。金庸先生对小说中不符合历史真实的地方有时做点注解，但他对王重阳和全真派的真实面目没有注解，也没有通过前言和后记予以澄清，这恐怕同金先生的世界观有关，是不是这样，只有金先生自己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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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发表于： 12:43:32在词海中有记载
作者：发表于： 12:47:17
作者：222.135.108.*1
作者：220.234.233.*楼主一知半解.带大郭靖的不是全真七子,而是江南七怪.
作者：222.56.47.*真读过射雕吗？楼主？
作者：211.92.60.*4楼作者:220.234.233.*
楼主一知半解.带大郭靖的不是全真七子,而是江南七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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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吗？？？？自以为是！！
作者：61.178.204.*王重阳是个道士，他有抗金的义务吗？更何况那个赵宋王朝根本就不关心社稷百姓，人家自己都不抵抗，难道作者要王重阳揭竿而起？？汉奸这个帽子真好用啊
维护元朝统治也不见得就是坏事儿，至少持续了几百年的全国性战乱告一段落了。而且元朝皇帝也很自觉地努力把自己的王朝真正变成中原王朝，这怎么说都是件好事儿。要是像西方列强那样，只想着把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肆意掠夺凌辱那就另当别论了/
作者：59.61.157.*历史观在不同的年代，理解是不同的。以今天来看，历史上所谓金元宋，都不过中国的地方政权间的攻伐而已。所以最近才有人跳出来说岳飞不是民族英雄。因为这些都可以算作是一国之内的战争。汉结束以后，汉族经历了数百年的沉伦期。自唐开始，中国已经成功一个多民族国家。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这确实也是一场民族跟民族之间的战争。正因为这样的战争，才实现今天的民族大融合。
作者：发表于： 19:57:32蒙古军队占领中国北方时，其种族灭绝手段最为恶劣。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屠城记录。蒙古屠杀造成了中国北方人口大量减少，其程度令人触目惊心。在金国有4500万以上登记人口，而在各地屠城以后，还不到700万，而且这个数字一直保存到元末甚至明初。不排除有几百万人口逃到南方，以及死于瘟疫，饥饿的人口，那么也至少屠杀了80%以上，据记载，宋人到中原后发现，中原地区千里无人烟，白骨遍地，井里塞满了死尸而水不可饮。
　　中国文明垂世而独立，可以说是除西方基督教文明外最大的原创性文明，在游牧民族的入侵和打击下，在南宋末年，崖山之战后，整体性亡于蒙元，我们文明的发展的积累被破坏，可以说，崖山之后，已无中国。
蒙古人所过之处，一切都被无情的摧毁，撕成碎片飘散于历史的烽烟中。从朝鲜半岛到多瑙河；丛极北苦寒之地到西奈半岛，几乎所有的民族都在蒙古兵的铁蹄下呻吟。屠城、大规模强暴、焚烧屋舍……几乎无时不在发生。留下的是被征服者无边的血泊、眼泪；遍地的废弃城廓；以及女人们被凌辱时无助的呼叫声。
　　蒙古人的征服过程中，灭国无数，许多民族被斩尽杀绝，从而彻底的湮灭于人类空前的兵凶中，只留下典籍上对他们只言片语的记忆。这场屠杀是如此的酷烈，以至于全世界丢失了2亿人，逾三分之一的人口。而单单中国，就有60%的人口死于蒙古人的屠刀下。整个北方，被灭绝率更达到惊人的90%。据不完全统计，在蒙古人征服过程中，被整座屠光的大城市就至少不下五十多座。
　　公元1215年，成吉思汗攻陷金国都城中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对城中居民进行了长达一个月之久的大屠杀，超过100万人为此殒命。公元 年，蒙古人第一次西征时，对多思汗也就是撒马尔罕（还有说是玉龙劫赤的）进行了疯狂屠杀。当时共计5万蒙古兵，平均每人手刃24个百姓之多。被屠杀者多达120万。公元1227年，屠夫铁木真发泄兽欲时，被西夏妇女咬掉了小弟弟而最终恶贯满盈于六盘山。其后它的继承者实现了对西夏的征服。西夏境内的居民被系数屠戮。仅西夏都城兴庆府（今银川）就有超过80万的居民被屠杀，党项民族也从此灭绝于中华大地。1231年，拖雷引兵攻掠四川，大肆屠杀成都居民。千年古城只落得民无谯类，城中遗骸达到惊人的140万！1258年，旭列兀（拖累的儿子，忽必烈的兄弟）的蒙古铁骑攻陷巴格达，大屠巴格达居民。据说120万人死于屠刀下，以至于底格里斯河河水为之一片血红！直到公元1352年，蒙古统治者还对徐州、杭州居民进行了野蛮的大屠杀。并计划消灭张王刘李赵汉族五大姓。只是由于红巾军的奋起一击，这项种族灭绝政策才没有被最后执行。历史就是历史！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衡量，只要有起码的人类良知，就不应为世界历史上最残暴的屠夫们歌功颂德。以世界人民的空前劫难、我们祖先的滚滚人头，来彰显它们的“旷世武功”，赞美它们登峰造极的杀人本事。
成吉思汗的蒙古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残忍，成吉思汗说：““男子汉人生最快 乐的事，就是杀人性命，夺尽其所以财产，使其根绝，令其亲属痛哭，再奸淫其妻女”。恐怕每个国家都免不了有几个人渣是不以杀人强奸为耻的，但把这个作为国家政策，除了成吉思汗的蒙古还有几个国家？
　　成吉思汗时代，蒙古人对能帮助他们杀人的游牧民族一般是采取征服政策，而对农业地区文明地区完全是种族灭绝政策，杀的欧亚大陆血流成河。蒙古所到之处想尽一些办法把当地人口杀干净。除了直接屠杀，还焚烧所有的粮仓和房屋，使得逃走的百姓在冬天冻死，践踏破坏农田和灌溉系统，使得当地人以后完全没有食物来源而饿死。用腐烂的尸体去污染水源，使得大量人口饮水后染上疾病而死亡。有些地方有幸存者，但那是因为蒙古军队人少，一时找不到，或者着急要出征别处，一点不说明那些人有半点残余的良心。即使没有来的及杀完就出征了，被屠杀城市的幸存者也住不满城市一角。根据蒙古征服前和征服后人口数量推测蒙古人至少杀了多少人。很多中外历史学家推测，中国北方至少有80%人口在蒙古入侵时死于非命。四川是抵抗蒙古最激烈的地区之一。最近有学者从“宋史”元史和明史提供的数字统计，四川被蒙古人屠杀后人口由一千万三百万减少到六十万，由于四川周围人口在蒙古屠杀后也大量减少，所以恢复缓慢，一直到明没才恢复到宋末的人口数字。
国外的书籍中记载，蒙古帝国军队残暴、邪恶的行为包括把妇女强奸以后杀死，把孕妇的肚子刨开、屠杀尚未出生的婴儿、把死人的头摆成金字塔炫耀、取乐，无论男女老少一律处死，他们是一群十恶不赦的强盗。蒙古人灭花剌子模，屠寻思干（撒马尔罕）城约百万人口；灭西夏，屠八十余万。蒙古人数次西征，凡有抵抗即屠城，共屠数百城，包括屠杀了巴格达的数十万人口。整个中亚一片废墟。蒙古人仅在中国北方金境内(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屠杀汉、女真人口占人口比例约占90，其中忽必烈屠杀了一千八百万人，中国北方90%汉族平民惨遭种族灭绝。公元1279年，元蒙两度陷成都，先后大屠杀。“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引元代贺清泉《成都录》）。“蜀民就死，率五十人为一聚，以刀悉刺之，乃积其尸。至暮，疑不死，复刺之”。四川在蒙古帝国屠杀前，最保守的估计有1300多万人，屠杀后竟然不满80万人。元丞相伯颜提出并屠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蒙古人统治下的汉人、南人是贱民，财产可以任意夺取，妻女可以任意糟蹋，生命可以任意杀戮。汉人村落里每家新媳妇的头一夜是一定要给蒙古保长过的，中国人甚至连姓名都不能有，只能以出生日期为名，不能拥有武器，只能几家合用一把菜刀。剑桥中国史引用了最近人口研究结果，即宋代中国人口有至少一亿两千万、甚至更多，而元代只有5000万。在蒙古人杀戮和统治下，中国丧失了7000多万人口。蒙古帝国在中国境内的种族灭绝，是空前绝后的；受害者的人数，作为世界记录，放在《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 1985年版。
　　从下面“草原帝国”中的一可以看到当时蒙古人的杀人习惯：“ 。。。在呼罗珊，他派幼子拖雷去夺取莫夫〔马里〕，莫夫城投降，城中居民也几乎是全部遭到屠杀（1221年2月底）。拖雷坐在安放于莫夫平原上的一把金椅上，目睹了这次集体屠杀。男人、女人、小孩被分开，按类别分配到各个军营中，然后把他们砍头。“只有400名工匠幸免于死”。桑伽苏丹的陵墓被烧，坟被盗空（据传说，正是这时候，游牧地在莫夫草原上的一个乌古思部落迁徙到小亚细亚，该地的塞尔柱克人给该部土地，它在此奠定了奥斯曼帝国的基础）。接着，拖雷又去惩罚尼沙普尔，因为该城于不久前（1220年11月）倒媚地击退并杀了蒙古将军、成吉思汗的女婿脱合察。这一次尼沙普尔城被攻占并到彻底摧毁（日），脱合察的遗孀主持了这次屠杀。为防止受骗，尸体都被砍头，并将首级按男、女、小孩分别堆成金字塔形。“甚至猫、狗也被宰杀。” ”
　　很多地方的都记录了当时蒙古人类似行为，可以断定，这在当时是蒙古人的惯用手段。在这不久以前，蒙古人对当时金朝政权下的北京城也进行了两此洗劫，每次攻下城后烧杀达几个月之久，完全抢劫破坏后才撤离。北京这个两三千年的古城完全消失，现在北京没有任何明代以前的建筑，就是这个原因。历史上被入侵征服民族绝大多数都有幸存者，中国被日本入侵后有很多幸存者控诉当初日本人是怎么残忍地杀害平民的，而由于灭绝行为，被蒙古铁蹄践踏过的地方是是广阔的无人区，极少有能有人记录当时蒙古人是怎么杀人的。尽管如此，历史上也不是完全没有记录，在几个国家，包括中亚，西亚欧洲等地，蒙古人因杀人过多，刀口卷了刃，一时找不到杀人工具，欧亚各国中有人侥幸活下来，记述了当时的情况。在元代以前中国大的民族中原有一大分支只是羌族，羌族最大的一支党项族作为中国一个很有影响的民族是在西夏时被蒙古人灭绝的。从此羌族在中国历史上不再有影响力。
　　说成吉思汗的蒙古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残忍，最邪恶的政权是一点也不夸张的，也是纳粹和日本鬼子远远比不上的。被纳粹和日本人侵略过的地区战后恢复时间都不是太长，蒙古入侵前，中国，中亚南亚，西亚地区都比当时的欧洲地区发达得多，再经过大规模野蛮屠杀后，几千年的文明积累被破坏，从此变成落后地区，一直到今天还没有恢复。而没有被蒙古侵略的西欧和日本开始成为文明的领先者。
蒙古人征服并统治着几乎整个亚欧大陆，他们采取极其野蛮的种族压迫政策，疯狂地对其他民族杀戮、辱掠和剥削，铁木真及其后裔在侵略战争中，凡攻下一城，往往是全城***，极尽生番之能事，甚至于吃人心。蒙古帝国四大版块之一的中国部分－－元，以蒙古人为第一等，色目人（被其征服的中亚等地胡人）为第二等，汉人（元称前金国辖区的汉族与少量的其他民族）为第三等，南人（元称前南宋辖区的几乎全部是汉族）为第四等，汉人与南人的生命可以被随意杀戮，财产可以被任意掠夺，妻女可以被尽意奸淫，每个汉人村落新娘的初夜都被勒令在蒙古保长的床上度过，人们不得聚会，几家共用一把菜刀，人数少的蒙古人为了阻止汉族的人口增长危及其统治，无所不用其极，在四川，被屠杀的南人达数百万之多，白骨遍野，地荒人空，以致于明初不得不大量从其它省份移民过去。在山东，则不定期地将汉人大肆抛入大海。汉人与南人还要承担无尽无偿的徭役劳务，挨受毒打，惨死于道者不绝于途。一个汉人与南人的价值比蒙古人的马匹还贱，所有汉人与南人的尊严被这群畜牲践踏了将近一个世纪。在忽必烈执政初期，本来还打算 “将中国人全***“，以实现其乃祖要“将全世界变为其牧场“的野心，若不是有个饱受汉学教育的契丹裔宰相耶律楚材提醒说中国人还有纳税的功能，可以剥削和压榨，也许汉人早就被蒙元政府灭种，中国就全是胡人了。
在我们村（豫北地区的一个小农村）的田地里，有时候会挖到一些质量相当不错的砖，每逢这时候，老人们总是非常惊恐的把它扔出去，他们把这转叫做 “砖打墓”，意思就是用砖打造的墓穴，我问了初中的一位历史老师——这位老师也爱研究民间野史。这位老师说，历史书上说的清清楚楚，在元朝统治时期，蒙古人把全中国人分为四等（其实是三等，蒙古人当时并没有把自己当成中国人），我们所处的北方是三等公民——就是历史书上说的那个“汉人”，这是历史书上讲的。后面的故事历史书上就没有了，蒙古人如何统治汉人呢，除了建立必要的军事力量和镇压工具（监狱），在最基层，每个村子派一个蒙古家庭统治整个村子的汉人，汉族人姑娘要结婚，必须和这家蒙古人的男人睡三天觉，用文绉绉的语言说，就是这位姑娘的处夜权是属于蒙古人的；汉族老人到了六十岁，必须送到野地里的一个墓穴里等死，这个墓穴也就是老人们说的“砖打墓”。由此看来，元朝时期是中国人最屈辱、最黑暗的一段时期，而不是象某些无耻的“爱国”历史专家所吹嘘的那样“强大无比，威震亚欧”！
　　为了防止汉族人造反，每五家汉族人才能有一把菜刀，而且这把菜刀是放在蒙古人家里的，只有蒙古人同意，汉族人才能生火开灶，所以汉族人习惯的把这家蒙古人男人叫“老灶爷”，女的叫“老灶奶”，还画了图贴在厨房，每到新年，这家蒙古人要到县城汇报整个村子的情况，为了让“老灶爷”“上天言好事”，到腊月二十三，每家每户都会把好吃的送到蒙古人家里，谓之“祭灶”。如果你有机会到农村看到“老灶爷”和“老灶奶” 的图象，你会发现图中的人物穿着打扮都是蒙古装。
　　再说初夜权，由于屈辱的初夜权，所以当时的汉人结婚后都是把第一胎摔死，这就是摔死第一胎的来历，我们的祖先就是用这么无奈，但又坚决的方法来维持着血统的纯净。
你所不知道的是，在中国很多地区目前仍然实行一种变形的类初夜权制度，特别是在农村基本上都是这样，许多城市也有，你觉得耸人听闻吗？
这个非常普遍。你知道结婚闹洞房压床这些事情是怎么回事吗？压床就是说你结婚初夜之前一天，那个铺好的新床你得让另一个男人去睡，有的地方是找小孩，有的地方是找同族同辈的一个，有的地方甚至是要让大伯去压床。你说你不愿意。好，你妈要说了，说不压床可不行，人家都压，不压会不好的。你当然还是不愿意。你爸要教训你了，说不压怎么行，这是老辈子里传下来的规矩；你仍然不同意，好，你爸要发火了，不行也得行！你妈就快点劝你同意吧，压吧，就这一夜，以后的日子长着哪……旁边的管事婆插话啦，你这小孩，怎么这么不懂事啊，人家都压，不压不好，不压有邪气，压压床才能压下去……
好，现在你决定吧，这床是压还是不压。很多人就压了，向这种恶俗势力低头了。你呢？我告诉你，千万别压，你知道压床的那个其实是什么东西吧，我告诉你，它就代表那个“蒙古保长”，或者蒙古保长家的其他男性，小孩也一样。
你觉得可怕吗？你可以问问你的父母是不是这么回事，大城市可能好点，中小城市就不行，至于农村，基本全都是这样，这是轻的，甚至有的地方变态到什么程度呢？变态到要让好几个男的配新媳妇睡第一夜！认为男的越多越好！给新媳妇造成很大的精神伤害还说是“风俗”，你看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http: ///0497135.shtml，非常恶心。
蒙古人实行初夜权对人的精神伤害太大了，蒙古人被推翻这么多年了，这种恶风竟然被保留下来，汉人竟然这么多的在自虐！
你的长辈会告诉你这是老辈子里传下来的规矩，是传统，是风俗，其实这是绝对伤风败俗的事情。我堂堂华夏礼仪之邦，哪有这变态臭规矩！你查查礼记，你查蒙元以前所有的礼书，哪有这变态臭规矩！
按照传统儒家的说法，男女之大防，男女授受都不亲的，难道可能有这样的规矩吗？你看诗经中记载的结婚，多么的庄重典雅神圣，这本来就是很神圣的事情。按照真正的汉家传统，结婚前新人之床外人是不能碰一碰的！认为碰一碰就会给新人在以后带来恶运。
说什么不压不好，压压才好……这都是蒙元时期奉承那“蒙古保长”的话。
还有那闹洞房，说白了就是请人来调戏你媳妇，模拟你媳妇到了“蒙古保长”家的情况。闹洞房出事的时有所闻，出人命的比比皆是。说什么“结婚三日无大小”， “不闹不发”。堂堂华夏礼仪之邦，什么时候教人这样无大小了？“不闹不发”又是那“蒙古保长”骗人的鬼话！想粘便宜呢。闹洞房非我汉人旧俗，而是民族之血泪！
鲁讯的弟弟周作人说：“有闹房之俗，新婚的首两夜，夫属的亲族男子群集新房，对于新妇得尽情调笑，无所禁忌，虽云在赚新人一笑，盖系后来饰词、实为蛮风之遗留，即初夜权之—变相。（《谈龙集·序言）”。周作人还引录了《越谚》卷上的一首蒙元初童谣：“低叭低叭 (唢呐声)，新人留歹(歹读如da，语助词)，安歹过夜，明朝还俉乃(“俉乃”系“乃”——你们之缓读)。”反映了蒙元时蒙古保长曾对汉人施行过初夜权之事。
闹洞房的那些变态事我这里就不说了。凡闹洞房压床者，皆汉奸败类！！！
中国的许多父母啊，为了自己的面子，竟宁肯让自己的子女受这种罪，我想起“支那猪逻”这个词了。他们竟然还胡扯什么这是祖宗留下来的规矩，真是丢尽祖宗的脸还要把责任推倒祖宗头上！
此文一出，此事当绝！！！
在当代的中国许多汉人都意淫说蒙古人被汉化了，满人被汉化了，因为都用着汉字啊，这是完全彻底的意淫。你看中国人现在用电脑呢，都美国日尔曼化了吗？
事实上，没有一个蒙古人被汉化，没有一个满人被汉化，相反目前的汉人整体已经几近被彻底的蛮化！从这闹洞房压床已经充分表现出来了！
我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汉人竟会保留受的蒙古人虐待做为“传统”，蒙古人已经被推翻好几百年了还要自虐。据说被虐过分后精神刺激过大，就会产生自虐倾向，也许是这样吧…………
民族灾难，竟深重如此……
我煌煌华夏已成历史，礼仪之邦早已不复存在…………
崖山之后，已无中华……
这是我们民族的血泪啊………
作者：发表于： 20:44:57
道教佛教本来就与世无争，何况东邪西毒也不关心政治的。朝廷昏庸，我自由。
作者：203.90.184.*金庸早就说全真的徒弟杨康叛国了,你没看到么!
金庸的用意无非是不激化中国道教的矛盾,这是反对搞乱中国的用意!
作者：发表于： 23:03:14此回复已经被删除
作者：发表于： 13:22:14各说各有理 我无言 我中立[转载]救美如救中的温家宝的大伯一一大汉奸温世珍的卖国罪恶史
大汉奸温世珍的卖国罪恶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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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美如救中的温家宝的大伯一一大汉奸温世珍的卖国罪恶史
百花文艺出版社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牢记历史，是为了开创未来;不忘战争，是为了维护和平。
&&&&——日习近平在中日友好交流大会上的讲话
　　选自该书的史实让更多国人可以看清国民党包庇的号称“教育世家”“外交世家”的卖国罪恶事实!
　　出处：《八大奇案》，姚士馨主编 页数:247网
出版社:天津市：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1年，温世珍在河北省宁晋县小王荘刑场在华北局书记薄一波、天津市委书记黄敬主导下被处决。75岁。
　　温世霖是温世珍的哥哥，大汉奸温世珍是救美如救中的温家宝的大伯，
51年7月10日，对天津人民来说，实在是个大快人心的日子。这一天，一颗正义的子弹，结束了温世珍的罪恶生命。街头巷尾，人们奔走相告，齐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给全市人民解除了压抑多年的心头之恨，齐道大汉奸温世珍这位甘心附日，作恶多端的前伪市长终于受到了应有的惩处，彼时情景，真所谓“一害得除，三津皆贺”。
　　那么，温某究竟为何如此遭到全市人民的切齿痛恨呢?正如古人所说“多行不义必自毙”。笔者仅就温世珍的一生历史作以下记述。
　　一、附日前的温世珍
　　温世珍，字佩珊，天津北郊宜兴埠人，清光绪四年(1878年)生于仕官兼地主家庭。1899年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被派往北洋舰队见习，补通济舰三副，后因操作升旗摔成拐子。经其兄温世源介绍，充任北洋大臣李鸿章的英文翻译。在李以钦差大臣身份与八国联军议和时，温曾参与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订，因得李之赏识，1902年，由河南巡抚调他到开封办学，曾先后开办河南高等学堂、高等师范，开封中学和陆军小学，历时三载，他嫌办学太清苦，不如搞洋务有来头，经过一番钻营，1904年由两广总督调任广东洋务局从事外交活动。1909年转任两江总督洋务局任文案兼南洋劝业会参议。1911年辛亥革命，他加入了同盟会成为孙中山的随员之一，到南京临时政府任南京卫戍司令部的外交部长兼交通部长，并且挂上了留守府参议的头衔。当孙中山北上，他投靠浙江都督朱瑞保充浙江省交涉使。1915年他又投到江西督军李纯门下任江西督军府外交顾问兼交涉员。1916年他靠拢李纯转江苏督军的机会，当上了南京交涉使兼金陵关监督。在李纯倒台以后，19
21年他钻进北洋政府任外交部专员，奉派出席了华盛顿会议。1924年他到上海依附苏、皖、浙、闽，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任上海交涉使，沪海道道尹及江海关监督，可谓青云直上，踌躇满志。但是他对北洋政府临时执政的头脑段祺瑞没有孝敬到，1925年段祺瑞以温犯有贪污罪下令通缉法办，但事前有人向他告密，他靠外国人的掩护，从上海码头乘船外逃，往欧美各国游历了两年，然后到日本大森定居。
　　1927年北伐战争起，温世珍从日本回国，开始投奔蒋介石，他以春秋战国的苏秦自拟，声称他能够说服“东北王”(即张作霖)，接受北伐条件，实现和平“南北统一”。当时骗取了蒋的信任，不料他在北上途中，遭到奉系军阀张宗昌的猜疑，将温扣押，欲以军法论处。在此情况下，温世珍不仅两头落空，而且有生命危险，只好用重金赎命，得以脱身，逃往哈尔滨和他的女儿亲家陈曲江合资开办殖业公司，
　　一面投资办煤矿，一面又经营皮货，但是，他做官有术，经营无方，竟以赔本而终，此时，国际风云急剧变化，日本帝国主义正在推行侵略满蒙的积极政策，准备向我国东北三省进犯，他留住在大连寻找夤缘，想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卵翼之下，以图东山再起，重温升官发财的美梦。
　　温世珍的亲家陈曲江原系山东督军田中玉的旧部，当时田中玉下台在大连做寓公，和北洋政府前任财政总长张弧过从甚密，温世珍通过陈曲江引荐认识了田中玉，同时也和张弧结交。他知道张弧在民国初年是袁世凯的一大心腹，曾替袁政府向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举办过二千五百万英镑的大借款，以及其他多项外债，所以当上了财政总长，而袁世凯一向就是老牌亲日派，曾聘任日本军人坂西利八郎为最高顾问。坂西的侍从武官土肥原贤二及满铁总裁松冈洋佑等少壮人物，和张弧都交谊甚笃，日本军政界上层人物都把张弧看作是亲日派的头面人物。张弧下野后寓居大连文化台，处处受到日方的保护和优待，每年都送给他上万元的津贴。
　　“九&一八”以后，日本任命张弧为“满洲国”采金会社理事长，无非利用张弧的声望招纳北洋时期下台的亲日分子，为培养扶植傀儡政权积蓄后备力量。因日本帝国主义在发动“九&一八事变”以前，就已策划全面侵华的军事布署，开始由土肥原贤二和影佐贞昭两人在大连拼凑华北，华中两套汉奸的班底，一套是以张弧、王克敏、白坚武、刘兆鍠、殷汝耕、姚作宾、张燕卿作华北班底，由土肥原负责操纵指挥，另一套由钱大魁、郝鹏、梁鸿志、马骥良、朱曜等人为华中的班底，由影佐贞昭为幕后操纵人。温世珍投靠到张弧门下，就是以挤进汉奸班底为目的，他每天和姚作宾两人跑到文化台张弧跟前溜须拍马，等待提携。温比张弧仅小三岁，对张却以父辈相称，借此机会，他得与土肥原贤二、松冈洋佑以及其他日本军政要人柴山兼四郎、浅海喜久雄、谷荻那华雄等先后结织，为进一步投敌叛国奠定了初基。
　　二、充当日本帝国主义走狗
　　中国与日本早在1894年曾发生过“甲午战争”，日本强迫战败的清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接着又订立了《通商口岸日本租界专条》，准许日本在上海、天津、厦门、汉口等处，开辟专管租界，根据该项条约，1898年日本首先在天津开辟了租界。因为天津地区是中国首都——北京的门户，日本帝国主义早把天津视为征服中国的咽喉要地，天津日本租界就成了它进攻华北地区一个重要的桥头堡。该租界内除设有兵营、领事馆、居留民团、警察署，宪兵队等统治机构外，还设立了多处特务机关，作为策划发动侵略阴谋的处所，暗中收买豢养一批双奸，走狗作它的爪牙和工具。例如日本驻津总领事馆指使亲日份子方若在日本租界老君堂(现和平区海拉尔道)开办“同文俱乐部”。利用赌博、酒会、吸毒、狎妓等方法，勾引一批北洋政府下野的军阀、政客、洋行买办和一些游手好闲的纨袴子弟参加该俱乐部活动，培养这批亲日势力，作为日寇侵华的后备力量。二十年代初期，在天津日本驻屯军参谋部的操纵下，又建立了“三同会”的组织，由三个亲日团体所组成的。其中包括日本士官学校同窗会、留日学员同学会和中日同道会。日军参谋部通过三同会进一步扩大网络，便于将更多的亲日派掌握在手中，供其驱使。二十年代后期，由日本特务机关，笼络一部份封建帮会分子，收买地痞流氓、无业游民以及武装土匪组成“便衣队”，这些民族败类，不着武装，不露番号，暗中携带武器，以日本租界为巢穴，进行军事训练，当日寇一声令下，便衣队就从日租界冲出，到处破坏治安，抢劫财物、杀人放火，配合日本军队发动武装挑衅，制造事端，从年，日寇在津曾先后搞过好几次便衣队暴乱。其中一次是在1931年6月，由土肥原贤二指使李际春、张璧、袁文会、何庭鎏、白坚武等人组成的便衣队，其中就有温世珍、李松年和陈曲江充当了牌头军，从日本租界冲向南市和东南城角一带进行捣乱破坏，不料天津保安队预得情报，严加防范，当便衣队刚一亮相，就遭到了中国保安队的迎头痛击。便衣队阵容大乱，抱头鼠窜退往日租界。当时温世珍和李松年二人的手和脚都被保安队打伤，衣服破碎，只得丢了枪支连滚带爬逃回日本租界隐匿，吓得他一时神智昏迷，不省人事，经过日本居留民团救治后，把温和陈曲江、李松年送上日本轮船，逃往大连休养。1931年12月，李际春、袁文会等汉奸又继续搞便衣队活动，而温世珍则抱病卧床，不敢再冒头了。但是，在“七七事变”前夕，土肥原派他到平津两地和冀东一带刺探军事情报，准备发动事变，温却欣然受命，他到平津一带佯作探亲访友，替日方搜集了不少的军事情报，获得土肥原的夸奖。乘此时机，他和日本驻津总领事及驻屯军的首脑人物又发生了密切联系，为日后跻身傀儡政权创造了便利条件。温为了进一步表现忠诚，还不断向日寇献计邀宠。当1937年日本发动芦沟桥事变，陆军大本营特派前陆相寺内寿一男爵来中国，担任华北方面军最高指挥官，经寺内指派王揖唐、王克敏、汤尔和、齐燮元等亲日分子成立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把北平改称北京，换下青天白日国旗，恢复民初的红黄蓝白黑的五色旗。推王克敏为临时政府委员长。同年十二月，日本华北方面军特务部长喜多诚一接任天津驻屯军司令，将天津地方维持会改称“天津特别市公署”。当时天津特务机关长是仪我诚也，使用高凌蔚和潘毓桂做伪市长，不够顺手，打算走马换将，此时温世珍对于张弧保荐他任津海关监督一职并不满足，为了与高、潘二人争夺市长一席，乃开动脑筋，决心在日本主子的跟前做出积极的表现，他的具体做法是：
　　1.献出密信，争取信任。当温接任海关监督时，突然接到国民政府要人孔祥熙叫人给他捎来一封密信，叫他离开天津速往南京，许委以财政部某项要职。温世珍见信之后，如获至宝，他为了讨好日寇，把孔的原信赶紧呈报给喜多诚一。喜多领会他这“一片忠诚”，很受感动，当即慰勉有加，温则喜不自胜，感到无限光荣。
　　2，修订关税制度，以求宠爱。温世珍被派任津海关监督，但当时天津海关尚在英法租界内办公，海关税务司是英国人梅维亮，温带着伪临时政府颁发他的任命状去接管海关，梅维亮拒不移交，温世珍碰了钉子，只好铩羽而归。但不久烟台、青岛各港口也陷入日敌之手，英国的驻华使节受到一定的威胁，这时英国首相张伯伦，对日外交采取了绥靖政策，想以牺牲中国的权益换取英日同盟关系的继续发展，英国只好对日作出让步，以求妥协。因此，梅维亮的态度由强硬转向软化，允许温世珍接管津海关监督，并且召集华北各口岸海关的外籍税务司开会，由温世珍主持下，宣布在天津海关监督公署成立“关税整理委员会”，温自任委员长，他借着修改税制为名，把所有从日本进口货物的税率加以调整，有的压低，有的减免，以格外优惠的税制，来维护日本的经济利益，此举果然大受日本官商两方面欢迎，从而也赢得了日寇对他进一步的宠爱。
　　3.惮精竭虑，献计献策。当温世珍得知日本大军阀板垣征四郎从满洲国调来华北主持军政大计，他就主动向板垣提出了若干条陈，其中主要有四项建议，第一，他建议日本关东军不宜大量进关，仍应留驻“满洲国”和内蒙，以免分散兵力，为的是防范苏联武装侵入“满洲国”，第二，侵华“皇军”尽量起用日本国内的少壮派力量，最好以陆军大学“支那调查班”经过特殊训练的军官，来领导侵华军队，第三，选用朝鲜和大连金州一带经过日方培训精通日语的人材充当日军翻译，在军事行动中能起到可靠的参谋作用，第四，在新“占领区”
　　(指沦陷区)筹组统治机构时，最好沿用中国的老习惯，尽量使用当地的亲日分子，所谓，“以鲁人治鲁，以豫人治豫，以晋人治晋”等等，理由是当地人最熟悉地方的情况，不仅拼凑傀儡政权比较容易，而且对协助“皇军”统治占领地区的百姓更为有利…
　　温世珍提出的这些建议，深得板垣大将的欣赏，及时把温的条陈转送给华北方面军司令杉山元采纳。
　　三、精心拼凑汉奸班底
　　温的刻意表演终于赢得了日酋的青睐。1938年3月，温果然实现了其当汉奸市长的野心。为有效地替日寇卖命，上台前他隐秘在日租界大和旅馆，精心筹组工作班底。他选取的对象是：一，必须是“三同会”
(即当时的三个亲日团体)份子;二，要善于敲诈坑害百姓的高才能手。至于道德品质如何在所不计。经过温的一再精挑细选，又和日本特务机关几度请示磋商，在紧锣密鼓中，一个傀儡班子登上统治天津的政治舞台，其组成人员如下：
　　“社会局局长”蓝振德，台湾人。在潘毓桂在任时他是警察局特务科长，和日方的军警宪特早有一定的联系，自恃有强硬的靠山，他寡廉鲜耻，贪污成性，作恶多端。有一次，天津总商会会长王竹林在他的陪伴下，往法租界丰泽园饭馆赴宴时被人暗杀，潘毓桂以蓝振德失职，已决定把他撤职查办，而温世珍把蓝振德视为“高才”，反提升他为社会局局长。在日寇降伏后被逮捕判刑。
　　“警察局局长”阎家琦，河北省临榆县(山海关)人。一九一六年在青岛当过宪兵队巡捕，一九二四年任安东道尹公署科员，保送日本警官学校毕业。一九三O年任天津市警察局督察员，一九三二年任本市南市一区六所派出所所长，兼警察教练所主任。
“七七”事变以后升为警察一分局局长兼督察长。一九三八年被派往日本考察警务，回津后就任伪警察局局长，为强化治安运动大卖力气。日本降伏后他逃往青岛，一九五二年被捕，解津判刑。
　　“财政局局长”李鹏图，河北宁河县人。一九二一年毕业于直隶法政专门学校，一九二四年任苏皖赣使署机要秘书，一九三o年任河北省官产总处秘书长，一九三六年任河北省高阳县县长。
“七七”事变后，随齐燮元进入伪华北临时政府，一九三八年任津海关监督公署总务课课长，与温世珍结识，一九三九年调任财政局长兼长芦盐务管理局局长，抗战胜利后被判刑。
　　“工务局局长”刘孟勋，本名刘兆锃，日本名字叫永田志雄。是清廷遗老张彪的女婿，日本
帝国大学毕业。曾在青岛任日军阀浅海喜久雄的翻译，浅海喜久雄来津任特务机关长时将刘调来天津，任天津特别市公署外事处处长，转工务局局长。抗战胜利后被判刑。
　　“公用局局长”卢南生，原籍湖北沔阳，生于河北省南宫县。一九一五年毕业于日本
高等工业学校电气科。历任张家口电灯公司、山海关电灯公司、秦皇岛电灯公司经理。一九三四年任天津市政府秘书。“七七”事变后任天津特别市公署公用处长及公用局局长，由于吸毒嗜好，解放前死去。
　　“卫生局局长”傅汝勤，一九O六年毕业于日本
医科大学，后考入帝国大学研究生。回国后任陆军军医学校教官，北洋督练公所医务股提调，天津官立医学院监督，北洋政府民政部巡警总厅卫生处处长。一九二八年任天津第二医院院长，天津市戒烟医院院长。
“七七”事变后任伪市公署总务厅卫生处处长，代理传染病院院长，由温世珍任命为卫生局局长。
　　“天津警察局特高科科长”徐树强，天津人。其父徐国梁清末在北洋高等警察学校毕业，历任上海闸北警察厅厅长，淞沪警察厅厅长。因镇压革命“有功”，授陆军少将衔。徐树强奉承其父的衣钵，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一九三八年任天津特别市公署水上警察分局局长，由温世珍调任为警察局特高科长。徐树强积极主动地配合日本特务机关和宪兵队，逮捕陷害抗日的志士和共产党员，臭名昭彰，无恶不做。一九四五年任伪唐山市市长兼警察局长，解放后被镇压。
　　“教育局局长”何庆元，本市东郊区人。早年留学日本，曾任河北省立天津中学校长。“七七”事变后留任原校，一九三九年经温世珍安排为教育局长，解放后被军管会逮捕，由市人民法院判处徒刑。
　　除以上诸人外，温还任命福建人陈啸戡为伪市公署秘书长，成为温世珍的帮凶，但此人比较圆滑，不为温所信任。
　　此外，温世珍曾用方若、张同亮、赵聘卿为参事，任李松年为谘议，还聘请张弧之子张同礼为他的私人最高顾问，以报答张弧对他亲日的知遇之恩。特别是温世珍任命他的姐夫王荷舫(原开滦矿务局北方售煤处经理)为河北省银行行长，温兼任该行首席监事，二人紧密勾结，掌握全市财政金融的实权。
　　温世珍发迹之后，他的儿女亲家陈曲江也登门求情，想弄个局长职位，温世珍却以特务机关长不同意，把陈拒之门外。传说温世珍怕陈曲江进入市署的领导班子，恐其言语不慎，泄露他两次逃跑的丑事，有伤害“市长尊严”，但又不敢过于得罪，允许给他安排为编外专员。陈曲江则大为不满，找到伪市署大吵大闹，声言温世珍是经他介绍投到张弧门下，和日本要人挂上钩，才有了今天，居然忘恩负义，过河拆桥，实乃不仁不义，陈骂后即不辞而别。从而使温世珍的丑事广为流传，欲盖弥彰。
　　日本特务机关派来的日方顾问辅导官和谘议，处于监督市长的地位，经常参与全市各项行政的最高决策，温世珍对于这些顶头上司，卑躬屈膝，百般恭顺。每月致送厚礼，以表孝心。尤其是对两名谘议，一叫田七郎(即特务机关的情报员炭田七郎)，一叫季续泽(即特务机关经济班长西泽续季)，温世珍另有馈赠，为的是利用这两人作他与日本军政要人之间沟通的桥梁。例如当土肥原就任
都防卫司令官，板垣升任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就任总理大臣时，温世珍都要派炭田、西泽做他的代表前往祝贺，并且托方若代为选购中国的名人字画、古玩玉翠、金银珠宝等礼品，敬表孝心，以求得日酋们对他的支持。
　　四，疯狂刮取民脂民膏
　　温世珍在就任伪市长以后，首先施展他固有的营私舞弊的本领，通过索贿受贿，尅扣群众，损公肥己等手段大发横财，举例如下，
　　1，温上台伊始，通过其亲信卢南生与比商电车电灯公司经理林柯生(人称比国林)秘密协商，进行天津有轨电车增加票价的交易，但是这件事的决定，还须通过日本辅佐官的同意。温向辅佐官加藤以及日本顾问丸茂进行贿诱疏通，然后批准，电车票价由六分提高到两角(增加2.3倍)，使比商获利颇巨，仅此一项，温个人就得赃款三万元。接着他又和天津济安自来水公司总经理卢开瑗进行协议，并与日籍专员玉田相勾结，批准了自来水加价案，由原来每千加仑自来水1.2元提高为
2.9元(增加1.4倍)，温又受贿六万元。民怨沸腾在所不顾。
　　2.1939年7月天津遭到了特大洪灾，温以救济粮荒为名，主使粮商屈秀章等从澳洲进口一批小麦加价售出，温世珍、蓝振德、李鹏图、陈啸戡等人都捞得不少好处，他们在英德租界置买房产，作为安乐窝。尤其是蓝振德在温世珍授意下，借防讯之名，抢购大宗麻袋，经过勒索回扣及虚报进价方法，大发救灾财达六十多万元。
　　3.当年河北省银行行址，坐落在旧英租界中街(现解放南路)，后面有一段地基，与大连码头邻近，产权属于河北省银行。日本大连汽船株式会社，为了扩大码头仓库要收买该地。温世珍与王荷舫勾结，很快就达成协议，只因为大连汽船会社是日本的航运企业，不敢勒索，事后就收了谢札一万元。又在河北省银行收买坐落法租界申街的中法汇理银行大楼时，王荷舫和温世珍都又捞取佣金和回扣等大笔款项，中饱私囊。
　　4.天津地区闹大水以后，伪联银券逐渐贬值，市场物价不断膨胀，投机倒把的商人，为了筹措周转资金，不得不依靠银行贷款，但是借款者必须找封一定的门路，先行请客送礼，才能达到借款的目的。河北省银行的实权既掌握在温世珍和王荷舫手中，他们通过发放贷款，当然能捞到不少好处。据说有个恒升铁工厂和小站农贷事务所，托李松年介绍，向河北省银行借款二十万元，经李松年手送给温世珍酬谢二万元。至于其他借款者的馈赠则更多且巨，无法统计。
　　5.温世珍在伪市长任上，每月薪金八百元，另有办公费、交际酬酢费各三千元，还有机密费一万元，实际上一切应酬开支，都由市署报销，他当了四年市长，就获得五十万元的收入。此外，他兼任电车电灯公司的董事长，新民会天津分会会长，河北省银行首席监事，每月收入颇丰，温世珍本是一个老官僚和奸商的混合体，很有贪污敲诈的经验，如收取机关采购的“底子钱”
(即十成发票按八折付款)，还有工程招标回扣，吃市署工作人员编制的空额，鸦片公卖征收土膏捐，向投机倒把商号吃干股等等，何止八路进财，传说他干四年伪市长，贪污所得约计两千万元以上。
　　五、卖力推行强化治安运动
　　1940年以后，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在各个战场上不断取得胜利，而日本侵华的战线越来越长，它的军事力量也相对地减弱，于是日侵略者提出了
“军民分治"的口号，把它的军事主力投向解放区进攻方面，依靠汉奸走狗对沦陷区人民加紧统治。天津日本特务机关任命温世珍为“天津防共委员会”会长，通过开展强化治安运动，对全市人民实行法西斯统治，从而采取下列各种反动措施，
　　1.积极宣传，大造声势
　　在温世珍受命之后，及时拟定了强化治安的方法步骤。他首先制定《宣传实施纲要》，规定分三个阶段展开宣传，即(一)宣传准备，
(二)宣传高潮;
　　(三)总结扫尾，分段进行。首先由他挂帅，通过广播和新闻报道，向全市民众宣讲“强化治安”运动的意义，还在主要区街及车站，码头悬挂大幅标语，在热闹地方高层建筑上安装标语灯，在市属机关和冲要的路口悬挂标语布幕，大造声势。接着印发传单小册子，强令商店企业门前树立标语牌及悬灯结彩，开展装饰竞赛，利用高声喇叭向群众灌输强制教育。甚至在商店使用包装用纸和邮局印制信纸信封，都印上“强化治安”的标语口号，并且强迫学生、职工上街游行，掀起高潮。最后进行总结评比，对于活动好的区街或单位，进行表彰，对差的单位责令检查或予以处罚，对违抗不遵者严惩不贷。
　　2.训练保甲人员，加强戒备力量
　　当强化治安开始之日，全市就进入了紧急戒备的状态，一方面组织伪警察巡游示威，进行防空临战演习，给警察补充枪支弹药，同时布置在桥梁、港口、渡口、监狱及有水电设施的场所加强一级戒备，制造白色恐怖局势。还组织伪保甲长和社会青年成立“自卫团”，对市民实行联保联坐，居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及思想言论状况，都加以调查，对“可疑分子”加以监视、盘问以至搜查、逮捕，审讯。形成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
利用反动组织，加紧反共活动
　　一九四一年七月七日，伪特别市公署发出通告，明确指出“强化治安运动”的重点，就是“实行反共剿共，巩固治安”。在日本宪兵队的领导下，由伪警察局、社会局、新民会共同成立“剿共实践工作班"和“反共视察班”，并且以各警察分局的侦察员、反共员为“纵线”，以特务科、“灭共组”的外勤人员为“横线”，共同建立“灭共网”，以我地下工作人员和进步人士作为打击的对象，疯狂地追捕和迫害。甚至有些无辜市民，往往也被扣上“八路探子”、“通匪资敌”或“抗日嫌疑”等罪名，一旦落入魔掌，就有遭到野蛮刑讯、凌辱或杀害的危险，形成了血腥的恐怖世界，使人不寒而栗。
　　4.反复清查户口，实行居民证制度
　　随着强化治安不断深入，伪警察局反复地清查户口，并向市民发给居民证(俗称良民证)。连市内的暂住人口也不遗漏。伪军警宪特随时随地进行抽查，凡未带居民证者，即拘留关押。各派出所对界内的旅馆、商店和住户，还不断在深更半夜搞突然袭击，以查对户口、检查危险物品为名，进行搜查，只要他们认为是可疑份子就必然灾难临头，遭到人身迫害或财产损失，不可理喻。
　　5.规定“自肃自励日”，深化亲日反共
　　一九四一年八月，温世珍又以特别市公署名义发出通告，规定每月一日和十五日为市民“自肃自励日”，随之开展"反共自肃自励运动”。每逢自肃自励日，命令市民停止一切公私宴会。不准饮酒和娱乐，即便婚丧嫁娶，也不准摆席设筵，只许吃“文化米”
(即高粱米)。各机关、
　　团体(包括新民会)在每月最后的一周定为“职员反共自肃自励运动周”，除书写“反共自肃标语”，填写自肃汇报和听取市长“自肃精神讲话”外，还在各部门举办“强化治安”运动常识测验，以考察人们对运动的思想认识。
　　在推行自肃自励运动的同时，温世珍还提示“革新生活，安定民生”的口号，要求学校、民教馆、保甲长举办基层自肃自励演讲会、报告会，千方百计地来束缚人民的思想，把“反共、灭共”的活动向前推进一步。
　　六、强制实行粮食统配制度
　　一九四一年底，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为了缓解其物资枯竭的困境，它把经济危机强加到沦陷区人民头上，首先成立了天津“米谷统制会”，通过伪市公署的布置，把市内各粮栈、粮库以及粮店的存粮作出统计，对大米、面粉封存起来，作为日本军用物资，不许一般市民食用，倘敢私自储存和食用稻米者，即视为犯罪加以惩治。与此同时，它们实行粮食，配卖制度，按户发票购买，提倡“代用食粮”。实际就是把粮库里积存多年的陈仓库底，早已霉烂变质的土粮，掺杂带有泥沙的糠麸、豆饼以及喂牲畜的饲料等磨制成所谓“混合面”，又苦又辣又牙碜，令人难以下咽，勉强吃下也是致病之源，人们陷于饥饿，鹄形菜色，凄惨万状。常常见到码头、车站的搬运工人和马路上的人力车夫因饥饿倒毙在街头的尸首，而温世珍则不管人民群众的死活，只为讨好其日本主子，规定每月八号为“八达日”，实际是迎合日本“大东亚圣战”所唱“八紘一宇”的反共滥调，作出丑恶的表演。有一次“八达日”，他在伪市公署礼堂，宴请天津防卫司令本间雅晴，向本间表示我温某一向以中日亲善为宗旨，衷心拥护大东亚圣战，为了支援“圣战”，自当与“皇军”同甘共苦，我们天津人的美食就是贴饽饽熬小鱼，特请司令长官来品尝天津特有的风味，以尽我地主之谊。这充分反映出他这个铁杆汉奸的丑恶嘴脸，卑鄙无耻，真乃世所罕见。
　　七，强迫群众献铜、献铁、献机、献金
　　为了给日寇补充给养，搜刮各种物资，由伪市公署先后成立了征集钢铁物品委员会、收买废品委员会、支援圣战献金运动总会等机构，温世珍自任总会长，以蓝振德、
阎家琦，刘孟勋、陈啸戡等为委员，在各局处设立机动的分支机构。在成立大会时，温就命令办公室将所有的铜墨盒、钢笔架、铜镇尺和铜锁等铜器集中起来，以铝、瓷制品代替。同时把市署的大铁门、铁栅栏也拆下来，还把他家里的铜床、铜香炉、铜痰盂、铜盆等物一并献给日军部。但是有些值钱的银铜文物他却寄存在银行保险库，并未献出。而往下布置警察局指挥各分局派出所，派保甲长挨门入户去征收，对工厂商店的铜招牌、铁门窗也在征收之列。仅据市商会及各同业公会负责征集的钢铁制品即达3500余吨。以后铜铁制品少了，扩大到锡、铅、铝、镍等金属物品，统在征集范围。经反复搜查后，多数居民实在拿不出金属品可献，被逼出一条“折价捐献”的变通办法，市民只好拿出现钱交给保甲长，领到“XXX户X次献铜献铁收讫”的字条一纸，贴在大门框上，形成了长期勒索，闹得人们心情紧张，怨声载道。
　　在向日军献机献金开始，温世珍也起了表率作用。例如成立献金献机委员会时，他以会长身份先拿出一千元来带头捐献，同时下令木商制做“反共运动募捐箱”，留孔加锁，分发到各商店、工厂、企业、银行、人民团体等单位，要求挂在醒目之处，号召人们自愿认献，由各单位经管汇总上交。他还规定机关公职人员，每月薪金在五十元以上者，一律按月薪额30%一次性扣交，学校校长和教职员按月薪10%一次奉献，专科以上学生每人献金一元，中学生每人五角，小学生和幼儿园学童每人一角，市民每人至少一元，多者不限。据统计献金三十七万六千余元。
　　此外，于一九四一年春季，温世珍与日酋雨宫巽、茂川秀和等商妥，设立“天津赛马俱乐部”，从中榨取大量财富，并且举办“献机加赛”，在几天里就榨取可购买飞机十三架的资金。另外由温推动本市商会及工厂联合会缴纳献机金125万元，银行同业公会献机金100万元，钱业、五金业献机金130万元。至于通过征收各种苛捐杂税，对全市工商业极尽剥削压榨之能事，据不完全统计，先后共搜刮伪币四亿四千万元之多，可谓“水银泄地，无孔不入”。
　　八、严密进行经济封锁
　　日本帝国主义，在发动“七&七”事变之初，即以天津作为扩大侵略战争，筹集物资的基地。它一方面用加印大额伪币的手段掠夺各种物资，一方面又厉行封锁禁运，禁止一切物资流入抗日根据地，以配合军事进攻，企图实现其“剿共、反共”的目的。温世珍秉承天津特务机关的旨意，更加紧了经济封锁的步骤。由他制定了经济封锁禁运的实施方案，组织了大批人马，在市内各主要地段增设物资检查点、卡、站，层层把关。对于每天进出的生活用品及生产资料，都通过各种组合严格控制。所有大米、面粉、食糖、煤炭、
木料、钢铁及金属制品、电料、硝磺、烧碱、硫酸、棉布、兽皮、猪鬃、纸张、西药、卫生器材以及火柴等等，都列为统制物资禁止外运。如发现有人偷运，除东西没收，对人以“资敌”论处。他还命令警察、社会两局组成联合检查组，以检查违禁物品及非法囤积为名，深入到工厂、商店去搜查，借机敲诈勒索，而将逐日检查的户数、次数及查出的物资列表上报，向日寇邀功请奖。
　　九、为日寇抓捕劳工
　　天津闹大水后温指使伪军警察宪特成立“华北劳工协会”，借疏散难民和安排闲散人就业为名，雇佣一批地痞流氓，下设“大东公司”，抓捕劳苦群众，以供日军驱使和奴役。开始，据伪市公署公布招募劳工的对象为身体强壮的中青年男性，实际上连十三、四岁的儿童，六十以上的老者也在他们抓捕之内。初期劳工“兵站”设在流动人口较多的南市、北开、地道外和谦德庄等处，以后扩散到郊区郊县的乡镇集市。不幸被抓者在敌人刺刀威逼和强带上脚镣手铐或绳索捆绑的情况下，被押解到车站、码头，装进铁闷子车厢或轮船货舱，运往东北和日本
矿区去做井下劳工，有一小部分留在日军兵营给他们构筑工事，当完工以后，尽被秘密处死，投入海河，尸体腐烂，令人惨不忍睹。在日本降伏后，据伪警察局统计材料表明，从天津地方抓走的劳工，计有七万三千三百七十四人，大部分丧亡异地或下落不明，侥幸生还者百不存一。
　　十、无耻鼓吹亡国滥调
　　温世珍为了效忠日寇，就任天津市长时兼任新民会天津分会会长。他把日寇企图吞并中国进一步征服世界所提出的“八紘一宇”的口号，经常作为讲话提纲，鼓吹“中日亲善”、
　　“大东亚共荣圈”等无耻滥言，还叫嚣“反共压倒一切”，以蛊惑人心，涣散人民抗日斗志。
　　当1940年3月，大汉奸汪精卫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时，温世珍与汪奸遥相呼应，在天津《庸报》上发表评论说：
　　“新中央政权成立，是顺应民众之企求而实现，是兴亚之善策”等等谬论。他还授命伪市公署宣传处会同社会局、教育局、新民会组织了一套写作班子，编写成《幢憬日本》、《武德报》、
《大东亚战报》等反动宣传刊物，
　　发行到机关、学校、工商团体、文化部门以及街道居民中去，作为加强“亲日反共”的舆论工具。用心实为险恶。不仅如此，他还亲自制订《市民十训》，同样以“亲日反共”为标榜，：用油漆写在木板上，悬挂在通衢要道，妄图把自己崇日媚日的思想，渗透到广大市民的头脑中去，更加显示出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
　　每逢日本侵略者侵入中国某个较大城市时，日本居留民团就在原宫岛街(现鞍山道)天津神社庙前举行庆祝大会，燃放鞭炮，升起标语汽球，用高音喇叭播放胜利之歌，所有在津日本妇女儿童都穿上和服盛装参加大会，载歌载舞，表示狂欢庆祝。而温世珍则不失时机地赶紧叫他的咨议给日本“天皇”、
“外务省”、
　　“陆军省”、
“总理大臣”拍发贺电，并在市长官舍张灯结彩大摆筵席，邀请日驻屯军、驻津总领事、居留民团、宪兵队、警察署、特务机关等头面人物，开大型酒会，还召集一部分汉奸家属和日本艺伎来陪酒作乐，温即席发表祝酒词，他将日寇侵略军颂称为“仁义之师”，把入侵中国美化为“吊民伐罪”;对沦陷区(即敌占区)称之为“王道乐土”，并高呼“圣战必胜”，
“大日本皇军万岁!” “天皇和皇后陛下万万岁!”等口号，真可谓丧失民族气节，丑态毕露。
　　在推行奴化教育方面，他也费了不少心机，提倡要多开办日语学校，并由日本人授课，布置一般学校也要以日语为必修课，每遇“神社”祭日或重大节日，号召学生和市民们举办以“中日亲善，共存共荣”为中心内容的演讲会、游艺会以及曲艺、电影等节目以灌输奴化思想教育为主题。凡此种种，意在博得日本人的欢心，增强对他的信任并巩固其伪市长的地位。然而广大人民群众对他的倒行逆施，更加切齿痛恨。
　　当然，温世珍卖国求荣，甘心附逆，坑害人民，起到利敌、资敌的作用，从而受到日酋们赏识，不断赐给他奖状，锦旗、银盾和感谢信。这时他认为自己取得日酋的宠信，更加趾高气扬，自鸣得意，殊不知他滥用职权，坑害百姓，捞到大量的金银财宝，也引起了一部分日本人的妒忌，1943年3月，天津特务机关长雨宫巽将温大发财源的劣迹，向华北方面军指挥官冈村宁次进行汇报，并建议把他撤职，由伪津海道道尹王绪高继任。冈村念其亲日有功，留些情面，调任他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平津对华中、南交易组合理事长，使其继续为日寇侵华服务。
　　十一、国民党政权对温世珍的庇护
　　就是这样一个十恶不赦的大汉奸，居然受到了国民党的庇护。1945年8月，日本投降，军统局头子戴笠飞来天津，打着惩治汉奸的旗号，他把温世珍、王荷舫都拘留在王荷舫的家中，转年四月移交国民党地方法院第三监狱羁押，同时有周迪平、徐树强、李鹏图、何庆元等一伙汉奸同时被收审。他们通过贿买监狱负责人给他们特辟专室，粉刷一新。躺的是席梦思床，盖的是绸缎被褥，抽的是美国香烟，喝的是陈酿好酒。找来聚合成饭庄的厨师开小灶饭，每天鸡鸭鱼肉应有尽有。烦闷时看书、看报，听广播、打麻将或玩棋消遣，犯人家属还可随时接见。实际上他在狱中的生活享受，几乎与高级宾馆无所差异。国民党法院对温世珍汉奸案件，一直拖延三年并未处决。且在解放前夕，竟以虚构的“天津法团”名义，将他保释出狱。
　　十二，人民群众对温世珍的愤怒声讨
　　一九四九年一月，天津解放，广大市民无不强烈要求严惩这个作恶多端的卖国贼。
　　《天津日报》在“献媚日寇屠杀中国人民大汉奸温世珍罪恶滔天”的标题下，以大量篇幅刊载了市民们纷纷揭露温逆出卖祖国和民族的勾当。有的反映沦陷时期日寇为了扩大侵略战争，想尽方法搜劫中国人民的财富，温逆为了讨好他主子的欢心，连续发起献铜、献铁、献机、献金运动，抢劫民间的钢铁器件，把商民用以防匪防盗的铁门铁窗以及刀勺锁钥和家俱上的铜件全抢夺一空，帮助日寇增强屠杀中国人民的力量，他干的都是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真是罪大恶极。有的谴责温世珍为了充分供给日寇食粮，不惜泯灭天良，将所有好粮都收进日本粮库。把敌军牲畜都不吃的豆饼掺上五十多种霉腐的杂谷制成“混合面”配售给市民，人们从午夜就去粮店挨个挤买，好不容易买上二斤，可是孩子大人吃了都拉绿屎，因中毒致死的日有所闻，简直是伤天害理，灭绝人性。有的举报温世珍勾结蓝振德、徐树强等汉奸，以制止暴利严查囤积为名，到处搜刮查扣民间物资，除了奉献给日寇以外，大部分都填饱了他们的私囊，实在罪不可逭。有的痛斥温逆在历任伪职期间，疯狂地为日寇推行侵略政策，经常散布反共反人民盼谬论，煽惑人心，暴露出他深切怀恨“我国家不亡，民族不灭”的逆反心理，实属丧心病狂，罪不容诛!还有的列举大量事实，揭露温世珍将一些亲信家族都拉进了敌伪机关给日寇作侵略工具的情况。如他将大女婿杨X
X推荐给柴山，得任湖北伪保安处长，二女儿温xx由他任命为天津赛马会职务兼任华中南物交会天津分会科长，三女儿温XX安排为市公署英文机要秘书，胞侄温
XX作中文机要秘书，堂叔温XX任公署总务科长，以后又升任秦皇岛分关监督，族门兄弟有的被安排为税务稽查所长，有的作了屠宰场场长等等，类似郭令公七子八婿的“满床笏”。古代统治阶级有“刘安得道，鸡犬升天”的传统，居然在他身上实现了。他只图上下齐手，贪婪无厌，祸国殃民以自肥，虽九死亦不足蔽其辜。
　　当时报载宜兴埠民众还举行了三千多人的群众大会，到会的有老大娘、老大爷和革命烈土的家属们，纷纷控诉恶霸温士玉依仗其叔父温世珍的势力，为非作歹，残害群众的事实，会场上很多群众激愤地声泪俱下，一致振臂高呼：“人民政府要依法惩治凶顽，快把大汉奸温世珍枪毙，别再让他糟蹋人民的小米了!”充分反映出广大群众满腔怒火与切齿痛恨。
　　十三、严正的审判
　　天津解放以后，人民法院顺应民意，很快就将温世珍逮捕归案。
　　但是，当审判人员进行审讯时，温对其种种罪行不肯坦白。他诡称：“我担任天津特别市市长的肥缺，不是出于自愿，是因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秉承日本外务大臣松冈洋佑的保荐”。审判人员又问：“松冈洋佑为什么要保荐你呢?”他竟说：
　　“日本人最怕贪污，他们知道我操行很好，廉洁自爱”。此外，他还诡辩道：“我在沦陷时期，虽然跟日本人合作了，但是我并没有殃民”。
　　可是，血写的罪恶，怎是弥天大谎便能抵赖得了?人民法院组织专案组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很快便查清了他卖国殃民罄竹难书的罪恶。
　　日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处长兼市人民法院院长王笑一，审判员刘云峰作出严正判决：“查该逆自‘九&一八’前，即与日寇勾结进行卖国活动，后在日寇的羽翼下，历充汉奸要职，效忠日寇，出卖祖国，
　　罪行极大。依照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三条、第十七条之规定，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十四，对温世珍财产的处理
　　除对温世珍的罪行进行判决外，人民法院对其财产也作出了处理。
　　经查，温在本市河西区奉化道旧门牌15，17，19，21号有私产房四所，在台湾路7号、台湾路甲7号有私产楼房两所，这些都是由其搜刮民财所购置，全部予以查封。查封后其长子及儿媳提出异议，认为其中一些房产是他们经济独立后所购置，因此申请人民政府发还。经办案人员查明，其申请理由纯属虚构，予以驳回。
　　又查，温在北郊宜兴埠十字街有灰砖房一所，计十五间，此房子解放前他赠给该乡小学校作图书馆，根据当地办学人士联名申请，决定将该房拨归市教育局统筹处理。
　　温有二子三女，均已成家立业，惟其妻杨尔淑年老，无生活来源，人民法院决定给她酌留生活费和住房。温世珍的其它财产，尽行没收。
　　事后，据上海金城银行又举报，温曾以温佩珊名义，在该行总行保险库存箱子四只，其中装有古玩玉器、牙雕人物、英美细瓷器、铜佛铜像、银盾、银盒、银船、银元以及其他各种银器，鼻烟壶等细软物品共七十一件。天津市人民法院函请上海市法院会同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财政经济接管委员会金融处协助，于1951年6
月启运到津，其中有七件属于历史文物，送文物处保管，下余六十四件经本市联谊公证拍卖行公开拍卖，所得款全部上缴市财政局。
　　结束语
　　温世珍是北洋政府的中下层政客，他能讲外语，善弄权术，只缘利欲熏心，崇洋媚外，死心塌地依附日寇，虽逞凶得意于一时，而自贻唾骂于千载，这是每个卖国求荣的反革命分子必然受到正义惩罚的结局。我们以史为鉴，将温逆一桩旧案如实写出，作为反面教材，供请读者深切思考。在当前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总趋势和总格局中，我国人民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万不可忽视帝国主义和国际反动势力，仍在施展和平演变的故伎与阴谋，从各个角落里寻找为其所用的代理人，梦想颠覆我们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把我国人民再拉回到解放以前任人屠宰与奴役的殖民统治的悲惨境域，这是全国各族人民绝对不能答应的。因此，我们每一个有志之士，必须立场鲜明，保持高度警觉性，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加强民主与法制，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把老一辈革命家前仆后继流血牺牲所创建的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得更美好，并促使台湾海峡两岸早日实现统一，以无愧于伟大的中华民族，无愧于子孙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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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汉奸温世珍是救美如救中的温家宝的大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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