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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问炒九州油有什么操作妙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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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韩寒三篇文章《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带来的讨论和争论，是否影响了部份中国自由派、民主派知识分子的形象？
【的回答(36票)】:
1，中国的自由派、派是谁？
自由和民主这么美好的字眼，我们不要亵渎她。包括毛泽东和希特勒在内，都认为自己信奉民主和自由（真假另说），金正日也需要造出100%选票支持他的统治地位。可见，没人敢明目张胆打出旗号挑战民主和自由的基本价值观。换言之，民主自由的正当性无可怀疑，普世如此，概莫能外。
任何真正信仰民主和自由的人都可以归为民主派或者自由派。
基于此而发生的讨论、争论都不过是为了使事情更加清晰，没什么大不了的。就算有些过激话，骂了娘的，也不过是小插曲，要看他们的大的主张。
关键问题，不是民主派与自由派的人吗？当然是！他自己的第三篇就是《要自由》，只不过他认为民主暂时要不到，就先要自由，这是策略问题，实施方案问题。吵的主调就是策略问题。哪怕上纲者说韩寒是五毛，也是推测而已，一时气话。更多人应当知道韩寒的本意是强调通过“改良”实现民主与自由。
以讨论中出现些不当的言论而将民主派自由派一棍子打死，这就是笑话了吧。就算形象有毁，也是某个人形象，别看大了。
中国没有民主和自由是尽人皆知的秘密，我们就不多说了吧。
2，中国的民主自由之路怎么走？
至于韩寒说中国人素质低，暂时不适合实施民主，的确很搞怪，最起码理由不充分，结论武断。他的理由是，因为赛车，去了很多偏远地方，土著们不懂民主和自由，所以就不着急实施民主和自由。
我知道，我家里养的几头猪都是没有自由的，问他们有没有自由他们听不懂，反正他们没叫，我就继续关着他们，直到杀了吃肉。这么干的前提是，猪格和人格不平等，但是，偏远地区的老百姓和我们人格平等啊，尽管他们还不懂韩寒这么多。
我认为，作为同意民主是个好东西的人，面对这种情况，最起码的底线是，除了呼吁加强基本的文化教育，还要同时呼吁加强民主和自由的教育。
最基本的事实是：乌坎村民自治能力很强啊，民主当头的！他们是土著，但似乎还懂得民主，聪明得很。我不拿这个个案说明所有问题，但起码可以知道韩寒结论的仓促。
我无力回答中国的民主自由之路怎么走，只是想说，我们应该讨论这个话题。当然，我是比较多余，因为大家已经在讨论中了。韩寒的影响力够大！
备注两点，免得误会：
1，我没有认为韩寒人格有问题，但可能他的判断有问题；
2，请看清我在说什么，千万不要说我认为“中国人是猪”：）
【方圆的回答(11票)】:
一般老百姓，谁没事了关注这些。是你的父母辈关注这些么，还是你的叔叔阿姨，还是你的爷爷奶奶，民主的诉求在中国民间一直没有明主的诉求大。
【公民向小聪的回答(9票)】:
看了何大拿兄的评论，看第一点挺亢奋的，可第二点就变味了。
对于第二点，我有不同的意见。
我来自农村，对韩寒所说的农村现状深有感触，有一次在看新闻联播的时候跟一个来自内蒙农村的朋友聊天，我说了两句跟政府不同意见的话，他就反问我“你不觉得现在ZF挺好的吗？我父亲常说，现在农业税也免了，还给补助，吃的穿得比一切都好了，农忙之余还能搞点文化娱乐活动。。”我说咱接着看新闻联播聆听党的教诲。肯定有人要拿乌坎说事，我想说的是兔子被逼急了还咬人呢，何况是人，当侵犯到集体的重大利益的时候才起来，你说这个民族有多隐忍！？这些年这些事件的发生，只是民主进程中的试水石。因为这些事件有人付出生命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民对ZF推行的温水煮青蛙式的蚕食政策还无动于衷。
还有大拿兄说：“我认为，作为同意民主是个好东西的人，面对这种情况，最起码的底线是，除了呼吁加强基本的文化教育，还要同时呼吁加强民主和自由的教育。”---------基本的教育改革都扯了几十年皮，你还指望着那些老头子做什么？
我认为现阶段要做的是先推进精英层民主人士的团结，发挥自己的影响力除了潜移默化我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许五十年一百年或许更久，但是该来的，他迟早会来。
【許先哲的回答(9票)】:
韩寒讲的是可能性的问题，不是纸上谈兵，立足点在于他走访的中国和中国人。只要仔细读过那些文章，读者也可以清晰看到可实现性。他从来都没有说过不适合革命是因为中国人素质低，我不知道那些人阅读理解是怎么学的??断章取义也不能这么来啊，也不能这么概括啊。
他的反对派讲的是立场问题和人身攻击，我也没多看，只看了一些代表性的，他们更多的是为了表现自己的正气凛然和理想价值观，但我无法从他们的论点中看出可清晰实现的可能，他们讲的都是很形而上的普世价值观，至于现实不现实，应该怎么办，应该在哪儿哪儿哪儿通过什么手段活动，活动会受到什么阻挠，用什么方式压制阻挠，那么做会有什么后果，我是没看到。我只看到空洞的口号和美好的意愿。
毕竟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局势什么样，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一个强力的当局采用稳定压倒一切的国家方针，这没法跟其他国家横向比较。
所以，这两派的人讲的基本上是两码事了。口号谁都会喊，韩寒也可以喊口号以争取更多支持者，但他没有喊，因为他不能喊。所以他才会说可能性的问题。说到中国自由派的形象，韩寒也是自由派，他不是公然说要自由吗。
然后，这才过了几天啊，体感上发现人们一拥而上后话题就断了，这些事大家现在是不是感觉过时了？民主不是刻不容缓么？
【dingo的回答(4票)】:
同问， 中国的自由派、民主派知识分子是谁？
中国可有民主派，保皇派，自由派之分？甚至于有派这个观念吗？
一个派别要有观点，要有理论，要有信徒，要有资本。目测国内这些顶着各种派名头的人除了观点，加上一点粗闲的理论，什么都没有。看看民国时期的那一坨坨的人，人那才叫派，现在的派真不如pad。一个人从一个派跳到另一个派就是一句话的事，这叫派吗？
不过如果这种讨论的氛围能持续个半年，半年不求多长时间，只求半年，国内应该就可以有个派的雏形。但是前提是真的能持久，不会被一个禁令，一个事件，甚至芙蓉tmd又瘦了这种事打蔫掉。
【yolfilm的回答(5票)】:
我改了原提問者的問題，以及，原提問者的補充說明。
因為其中帶有偏見色彩，有暗示性（可查修改紀錄，查看之前之後，如何不同？）。
同樣的類似問題，同樣出現在韓寒的論述之中，韓寒的論述，正是帶有偏見色彩，充滿了暗示性，以及自以為是的錯誤觀點。
當問題太大，大到會「影響到十四億人權益」之時，任何輕薄的，不合時宜的，錯誤的，有如韓寒兩篇文字（第三篇可以忽略不計）的觀點，都該予以嚴厲的批評。
韓寒的論述，是「偽自由主義」+「現實功利主義」兩相結合，其發言，是以「我這麼說，上層結構一定能聽進去」的假設和前提來編造。這樣的論述是悖離普世價值，而且，是帶有說謊圖利的目的性存在。
譴責他，本身就是一種「討論」。
毋需為了討好「上層結構」，也毋需為了討好所謂的「部份公眾」，該譴責，還是得譴責。只因，普世價值，不容任何詭辯和偽造，也不容任何為滿足少數特定社會成員，而施以功利性的變通。
「現在不要急，可以等以後。」
「因為落後地方，非城市居民，我感覺他們不重視。」
「你到街上去，看一般的老百姓，在不在乎？」
「民主可以晚些，但請讓我早點自由。」
像這樣的錯誤論述，不允以嚴厲譴責，就是落入了與他一樣的窼臼。
【rainbow的回答(4票)】:
不会，至少我感触颇深。所谓的现代保皇派也很有喜感。
有些人太过热情，有些人又太过杞人忧天。
韩寒的言论很好的代表了他这个年龄段的一大部分人的思想（从影响力来说）
怕死，不要革命，不要流血，不要牺牲，要舒服，不要麻烦。
前提是社会一定要变革，韩寒更主张不流血的改良。
成效如何？孙文的革命是否适合今天？不能因为历史中曾经的成功而当做百分百成功的经验。成功是能复制的，但是分时间、时机。
“只有，必须”，这样的词最好还是在尝试过以后再说。
【Liam的回答(3票)】:
自己对民主，自由的一点看法。
首先，韩寒写这些文章，我认为是谈了谈自己的看法，自由派民主派有反驳，是好事。大家都是在讨论问题。只是公众能不能有自己的判断，有没有正确的判断，能不能接受这样的争论才是问题。
现在的公众一旦认为自己是对的，就不愿意去争论，更不愿意去听别人不同的想法。好比，你在韩寒粉丝面前，提出一些异议，迎接你的很可能是“人身攻击”。从另一方面讲，公众不知道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自由。怎样才能有民主，有自由。为什么要民主，自由。
关于民主，自由，有一句话很有启发，I disaprove what you say, but I will defend to death your right to say it.
誓死捍卫先不说，你会愿意给异见的人说话的机会吗？自由，民主是要有能力，有知识去handle的。
【驴性人儿的回答(4票)】:
我想由我自己的亲身经历谈一下对这个问题的见解。
我是一个在读研究生，读研之前在我家乡的县城公用事业局干过一年的临时工，又干了一年的村官，我想我的基层体制内经历是很多高谈“民主和自由”的知识分子和白领所没经历的。说一下我所亲身经历的三个实例：1.有一次我和同事去验收城乡结合部的行道树栽种，载的是白蜡，一棵树将近一千块钱，我们验收的时候听南京的承包商抱怨，说树被偷走了二十几棵。偷了他们就去找，结果发现被附近村民偷走的，拿回家后居然都被砍成了锄头把，还喜滋滋的说，看着木头多好，又有弹性又不易折断，正好用来做铁锨和锄头。承包商实在没有办法，居然想出了及其阴损的方法：往刚栽好的树上抹粪便，可是第二天，又有十几棵树丢了。2.县政府决定在市中心挖一个人工景观湖，我爸他们单位全权负责，首先就是居民区的拆迁和赔偿。住户搬迁不是一天两天搬完的，等快搬完的时候，有几个识破烂的大嫂去了拆迁楼上见什么拿什么，最后居然把煤气管道的阀门拧下来拿走，要知道搬迁没完成政府是不敢通知煤气公司停煤气的。出了这么大的事我爸他同事就把收破烂的大嫂们扣下要回阀门，她们不给还骂人，一个叔叔可能嗓门大了一点，紧接着其中一个大嫂就往地下一躺说政府打人，拆迁队打人要求配五千块钱医药费（人家根本不是拆迁队，现在是搬迁阶段不是拆楼阶段），最后我爸同事说要不咱去医院检查，她们刚开始不肯，最后看捞不到好处，走了。3，还是这次拆迁，原定的赔偿价格是每平方按1比1.2换新盖居民楼的好楼层或者1比1换新建小区外围的门头房面积，说起来这个赔偿价格放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对居民有利，搬迁工作也特别顺利，偏偏有一家，家里就一对老夫妻，把门锁上去了北京找儿子，没办法负责这个工程的县领导和我爸局里一把手亲自去北京协商解决，那老夫妻偏要一百万。90几个平方的房子，要100万，要知道我们这个小县城房价均价才3000多。政府肯定不愿意，但肯定是不能强拆，一次一次的往北京跑，工程也拖了两个多月，就为这一户居民。
我要说的是，在中国，民主和自由对于大多数民众而不是精英阶层而言，现在拥有的的已经基本够用，因为他们懂不了太多。韩寒的这三篇文章我的感觉是说的比较中肯。扯远一点，现在的中国无论从国际国内形势各方面来看都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境地，但绝不是由民主和自由拉起的革命能拯救的。GCD的这套政府几十年来最大的特点就是稳定，现在需要的事稳定中的改革，而不是什么革命。人活着必须有信仰，而对于大多数普通老百姓而言，最基本的信仰就是活着，然后活的好一些，精神和物质丰富一些，谈一些太高端的，然后强加给他们说他们需要，这本身就是妄言。
反正我自己的感觉，目前政府在大方向上的路子还是对的，只是各种困难重重。政府也不是不给民主和自由，但必须有一个过程，提高人民素质的过程。至于有人说是人民素质决定官员素质还是相反。我想肯定是前者，因为大多数的官员还是从普通老百姓中来的，价值观不会在他们当官了就有太大的变化。
我不是五毛也不是美分，但是我想说的是，中国没有一些人想象的那么好，更没有一些人想象的那么差。
【袁崇焕的回答(2票)】:
说实话，我真没把民主和自由的希望寄托在韩寒身上，他写的文章在我看来就是吐了个槽。民主和自由太大了，我才疏学浅，不敢乱说。韩寒的观点我真的不敢苟同。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我也不知道中国的未来走向何方，但是我对自由的渴望对民主的向往从来不变。韩寒讲了很多中国人的劣根性，鲁迅早就讲过了，但是我认为中国人未必素质那么低，别妄自菲薄，韩寒素质也未必那么高，谦卑一点没坏处。哪个国家是从一开始素质就高，因为素质高而民主？路都是走出来的，素质也是一步一步提高的，我很清楚中国的大环境不容乐观，但是我始终对未来充满希望。
【葛增永的回答(1票)】:
就是好事情。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民主，自由。
【胡俊峰的回答(1票)】:
我们这儿的公知有一部分是瞎装逼的，其形象没必要再去践踏。
我们这儿有一部分的人也是很牛逼的，其形象不可能轻易被负面。
【王嵬夫的回答(1票)】:
钱钟书在《围城》里提过，无论什么好东西，一旦被引进中国，都被毁掉，中国着文化太无敌了，来一样毁会一样。民主与自由的概念出现在中国的历史不到100年时间，民主与自由到底谁先谁后根本是无从谈起的假大空话。毛时代的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民主？大跃进是不是民主？全国哪里没有参与进去？那么多红卫兵是不是民主？他们干了什么？
西方人素质高嘛？中世纪的天主教迫害多少科学家？迫害多少妇女儿童？都是梵蒂冈的错？没其他人参与？
这个世界的复杂程度超出这个个词所能表达的意思，每个人对民主的主关描述都会有差异。
要明白一点，美国的民主其实与自由是冲突的，民主的大前提是“天赋人权”，这就是自由，天生的上天赋予的每个人就有自己的权力，在你的权力能够得到保证的前提下才有正确民主的。
如果中国13亿人投票，有10亿人决定灭掉小日本，那是不是我们就要发动战争干掉日本呢？又或者说有10亿人认为某人是汉奸，我们就能够不经过法律客观的判决而侵犯某人的权利呢？多少人是被煽动的热血青年？多少人是用自己脑子思考而不是用别人脑子思考的？
教育，无论哪个专家学者，辩论多少次真理，皆不如教育一个人民使之觉醒。
告诉中国的人民：我同你们一样无知，不清楚未来的路怎么走，因为你们也是未来的一部分，我无法替你们做决定，那是你们的选择权利，我只能告诉你，历史的国外的经验，但是我们自己的路怎么走，需要你和我一起面对，作出决定。而不是气高志扬的告诉你你未来要怎样怎样。
【莫伟智的回答(1票)】: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如果不想看国内的论述的话，我也有台湾教授的文章，对此有一定的科普作用，文章比较长，如果你有时间，对此有好奇心的话，倒是可以一阅！
原帖地址：
（一）工业革命与发达国家
（二）中日两国的近代工业化道路
（三）台湾 失败的民主
台湾经济的困局与未来首篇（上）－－工业革命与发达国家
最近前暨南大学教授李家同在联合报写了一篇社论：“我们需要第二次工业革命”。请大家自己去Google搜索详细内容。我个人非常尊敬这位学者，他在资讯领域为台湾扬眉吐气，更为台湾的教育做出奉献，这些成就是王建明无法比拟的，他才是货真价实的“台湾之光”。文中他点明台湾“高科技产业”的困境，而“高科技产业”正是台湾经济目前赖以生存的基石，甚至连政治口水都开始把这当作筹码与大陆叫嚣对抗。
正因为如此，我们有必要仔细审视“工业革命”的方方面面，以便了解发达国家何以发达，台湾又何以落后？否则我们无法找到台湾经济面临目前困境的核心原因，我们也永远不可能让台湾人有一天过着像日本人或者美国人那样的高生活水准。
我会用三篇文章来谈这个议题：第一篇是关于工业革命的基础和发达国家何以富裕的本质，第二篇关于世界范围“中国威胁论”的生成原因及中国大陆为何富强的秘密，第三篇是台湾民主、台湾经济以及目前政治乱象的相互关联性和治疗药方。
产业生产从手工业过渡到大工业，以机器生产逐步取代手工劳动，以大规模工厂化生产取代个体手工生产的一场生产与科技革命，并扩充到其他行业。这一演变过程叫做工业革命。
蒸汽机被用于动力机改变了纺织业的生产面貌，因此成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标志。然后人类用电力带动机器，电力被广泛运用成为补充和取代蒸汽动力的能源，钢铁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标志。到了1978年超大规模集成电路（VLSI）发明后，借由电脑晶片，人类能让工具机有“独立思想”，并且精确的完成生产任务，晶片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标志。
今天我们生活里的MP4和抽水马桶都是古代帝王无法拥有的，因为工业革命我们才有高品质生活，否则我们只能像非洲原始部落的酋长一样看族人表演跳舞。
让我们看看L·S·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全球通史里的一段描述：
英国伟大的工业中心伯明翰之所以变得重要，就因为它为殖民地提供了种种产品：供印度用的斧子和供北美洲土着用的战斧；销往古巴和巴西、适用于贫穷奴隶的枷锁、手铐和铁颈圈….在美洲的原始森林里，伯明翰的斧子砍倒了古老的树木；在澳大利亚放牛的牧场上，回响着伯明翰的铃铛声；在东印度和西印度，人们用伯明翰的锄头照料甘蔗田。
这个时期新的需求分为两种，一种是为殖民需要的，比如杀人用的船、火炮、黑色火药、硝石等，以及殖民钉子（美洲盖房子用木头）等金属制品，另一类是加工奴隶劳动的成果：熬蔗糖用的煤炭开采、纺织工业等。这些需求是巨大的，因为海外抢劫和殖民活动发生的很迅速。仅仅北美因为盖房子需要钉子，就产生原来生产方式无法满足的需求。
它还发展起一种分散在家庭加工的制度：生产钉子的铁器商即铁工厂老板将针条分发给制钉工人，由他们在家里加工，然后再运回去销售。到1775年，钉子制造业每年用去一万吨铁，雇用约一万名工人。任何一种经济状态，如果没有外来突发性的经济因素冲击，一般不会产生巨大的内部变革，而会持续原本的状态。没有“强盗－殖民经济”，不会产生欧洲内部新的、强烈的生产力变革需求。欧洲会持续已经延续了500年的中世纪生产力水准和经济结构。
西方国家的“强盗－殖民经济”引发了工业革命，这是个什么样的经济体系？
英国人等从非洲捕获和贩卖黑人到美洲，在美洲和印度用奴隶劳动生产大量的粮食、棉花、甘蔗、烟草、咖啡等产品运回本国（鸦片当然运往别国）。这就形成了三角贸易：非洲－－美洲－－欧洲。另外一个三角贸易是用在殖民经济中赚来的钱与中国人做生意。新产品、新路径、新方法成就了大英帝国。到18世纪末，工业化革命前，英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强国。
在墨西哥和秘鲁，西班牙人利用土着劳动力挖掘出许许多多的银子。德累克在对西班牙人的一次私掠巡航中，获得了等于其远航投资额的4700％的利润。伊丽莎白女王为他提供了几条船，也分得一些股份，净赚250000英镑。她将其中一部分投资于黎凡特公司，该公司的利润后又用于创办为英国赢得印度帝国的东印度公司。
凯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说：“德雷克用‘金鹿号’带回来的掠夺物完全可以看作是英国对外投资的源泉和起源。”非洲也以几万奴隶被掠去充当美洲种植园的劳动力的形式为欧洲冒险家提供了巨大利润。比奴隶贸易本身更有利可图的是由奴隶劳动力经营的甘蔗种植园。西印度群岛的甘蔗种植园主是当时的巨头，只有以往在印度发了财的“大富翁”能与他们相比。这些人挥霍无度、开销惊人，但是从长远的观点看来，更值得注意的是几个东印度公司、西印度公司、黎凡特公司、非洲公司和其他各式各样的公司如莫斯科公司、哈得孙湾公司以及南北美洲的种种陆上殖民地公司的生利的收益。
实际上，布里斯托更因为成为奴隶贸易和蔗糖贸易的中心而成为英国的二等城市。当地有位作者写道：“没有一块砖不是用奴隶的血凝成的。豪华的宅第、奢侈的生活、穿特殊制服的仆人都是财富的产物，而这种财富是用被布里斯托商人们买卖的奴隶的苦难和呻吟制成的。”
工业革命不会凭空发生，变革生产力需要大量资本，上面的历史事实解释了英国资本累积的史实过程。除此之外它还需要两个基础：
第一要限制封建制度在经济上的决定性影响力，必要时废除。封建制度下，“你的是你的，你却是我的”，限制封建制度的最大理由在于保证个人私有财产的合法性，否则无法提高生产的积极性。我的命如果是你的，那么我再怎么努力工作还是会被你拿走。只要政治经济上保持奴隶制就无法完成工业化，例如印度和西藏。完全废止奴隶制的国家才有工业革命的条件，如日本。
第二要强力压缩大地主在农业上的比重，方法是土地改革。这和第一个条件是一体两面。确保农民的土地所有权才能提高农业生产量，农业剩余才有可能成为市场发展的基础。农民多收获50公斤稻米卖到市场上，就有能力改善自己的生活，也才有心思去改善农业技术。连吃穿都顾不上了，能指望他们搞实验提高产量吗？指望开明的大地主提升农业技术更是缘木求鱼。压缩大地主的农业角色后，也才能顺势引导他们把资本投入工业生产。没有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都无法产生工业革命，例如东南亚和南美。
上述两要件对西欧不起作用，因为当地贵族势力总保持着经济、政治和军事独立。早期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海外活动是皇室独资，利润八成以上归皇室。见钱眼开的情势下，合作经济很快出现，因此每次海外冒险都可借筹资完成。出资人可以是任何人，封建制度这时就剩形式。荷兰人青出于蓝，用全民参股“荷属东印度公司”的方式更好的实现平等。
“东印度公司”首先发行股票，股票可以买卖，增加了风险规避的条件。几乎所有的人包括外国人都可以买这里的股票，只要你愿赌服输。女仆、小贩、渔民、铁匠、贵族、平民、将军、士兵、王室、商人…几乎欧洲大陆的每个人都能在这场对全世界的抢劫和奴役中获取好处，只要你买了股票！这种以契约为基础的经济分配基本规则就是“按股分红”。假如同样持有10荷兰盾1股的王室一年分5盾，贵族分3盾，铁匠分1盾，女仆分10分，这个公司最后只会剩下王室独资。因此按股份分红，金钱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非常普遍。有这种好康的发财机会，西欧不需要解决东亚国家的土地集中问题，去东方才重要。
英国人照章画葫芦，结果英国发现了更好的生财之道：贩卖黑人+农业生产。不管三七二一，先从非洲抓满整船的黑人再说，然后卖到南美的西班牙殖民地和北美的英国殖民地。这些“移民”开拓了面积远大于整个欧洲的庄园，加上在印度奴役印度人种植棉花和鸦片，英国人建立起一个新的经济体系。这个经济活动方式成为17世纪到18世纪末“最先进的生产方式”，自然也带来最“丰厚”的利润，最后引发了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随之而来的流动人口会升高社会对立，就业压力会转变为劳资对立和争取参政权，而产业资本也需要面对原料短缺和市场扩张的问题。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原料短缺使英国向海外“寻求”充足供应的棉花和市场。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电气化”让产业对市场和原料的需求更是殷切，这个时候“钢铁”成为解决问题的良方，生产线上源源不绝的钢铁不但是产业基石，更是军事工业的基础，“对外扩张”成为一石数鸟的妙招。
工业革命先行国家例如英美法可以用殖民地来解决原料和市场问题，顺便引导人口流向殖民地就业，今天的印度、澳大利亚、南非和香港就是英国皇冠上的明珠。法国有西非，美国则有西部大荒野等着移民去开发。原理换汤不换药，无非“枪杆子在手，本爷永远正确”。
“仗剑经商”让英法两国国民享受到前所未有的生活水准和世界地位，更重要的是产生一种“良性循环”，对他们而言是福利，对殖民地人民来说却是灾难。殖民地的年轻人只有两种选择，要不孤注一掷的前往“宗主国”发奋求学，回家乡后成为统治者的“代理人”，例如李光耀和岩里正男之流；要不一辈子奔波劳碌，当个平庸的小老百姓，有口饭勉强温饱就谢天谢地，例如日本统治下的台湾人民。
殖民地的好处是一言难尽的，首先是充沛的原料和广阔的市场。英法在各自的殖民地内用关税和行政手段排挤其他国家生产的工业产品，并且用高昂的价格加速其本国的资本累积。而本国国民在殖民地不但享有优厚的就业条件和待遇，更占有司法审判上优势。有了充沛的资本累积，更为了应付潜在军事冲突，技术改良必不可少，确保军事优势成为重中之重，两国也因为军事优势演变为帝国。
这一切让英法两国的发展日新月异，军事和工业相辅相成，工业和商业同心协力，军事和商业缺一不可。基督教教义中的“三位一体”在帝国主义时代有了全新的面貌和内涵，信奉了一千年的上帝终于让英法子民生活在奶酒之乡，“我们要领导落后地区人民开化”成为当仁不让的使命，让全世界沐浴在“帝国的光辉之下”成为终极目标，不管宗教或政治皆然。
好日子总有尽头。工业革命后进国家如德国日本也想过上好日子，但无法比照办理，殖民地已被英法等国瓜分，为了解决原料和市场问题，甚至为了打破封锁，唯一手段只能诉诸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就是这么开始的，第二次大战尤为明显，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和德国的“雅利安人生存空间”都是形而上学的鬼话，本质还是“强盗－殖民经济”。
台湾经济的困局与未来首篇（下）－－工业革命与发达国家
物理学中的永动机是指不停做功的机器。工业革命中的军事工业联合体就像物理学中的永动机，只要细心维护并且供给充足原料，就能为本国人民高品质的生活持续做功，做出贡献。而钢铁工业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一切都是以钢铁为基础。
钢铁工业不仅代表钢铁冶炼，还包括化工和材料等工业。煤矿开采完后首先需要炼焦，将其中的硫和其他成分分离出来，例如煤焦油用以生产纺织业用的染料，苯提供给有机合成工业，譬如制药。炼焦是早期最重要的化工产业，后来重要性排名被石油化学工业取代。塑胶产品是石化工业最重要的贡献，没有塑胶，我们今天的方便生活完全是泡影。
化工产业在军事上可以生产炸药，农业上生产肥料，用来生产炸药肥料的石油就如同生命一样无比重要。除了石油，工业永动机还大量需要各种原料，例如镍、铬、铀、铝、锰、铜等矿物，这些东西除了保证军事上的优势，也能保证国民的生活水准。
为了确保石油和各种矿物原料的供给，美英法德日俄等列强无不发展强大军备，也就是以钢铁为核心的产业，并且在必要的时候大打出手。所以工业革命的核心就是铁，工业时代就是铁的时代。拥有石油，却没有足够的强大的钢铁工业保护自己，下场会如同今天的伊拉克。拥有钢铁，却没有足够的石油，列强的动作必定是军事出击，好比今天的英美和二战时期的日本，因为他们心里非常明白保证工业永动机的原料供应是何等重要的任务！
为了让工业永动机持续运转，所有的产业都是必要的，而且一定要能本国制造。轮胎、飞机、造船、汽车、铁路车辆、工具母机等一个都不能少。发展的越齐全，综合国力就越强，各产业还能彼此提携，促进发展。“市场狭小”、“比较优势”、“贸易分工”、“进口替代理论”。。。这些理论在列强眼里全是狗屁。除非确实落后太多，需要引进研究，否则外购根本不考虑。
商业金融资本的主要任务是为了繁荣本国市场，尽力支持国内的技术开发体系，以便创造良性循环。别人来买本国的工业产品没关系，但本国的市场不允许被外国公司侵占。金融全球化的理由之一是为了阻击潜在的竞争对手，本国金融市场则不开放。金融资本的另外一项任务是推广本国货币在全球范围的使用，持有本国货币越多，本国对当地的政治经济影响力就越大。落后国家如果突然有了巨额资本，由于缺乏强大的本国工业，自然也没有足够的军力，只能被迫投资列强的产业，例如沙乌地阿拉伯等海湾国家。
军事是工业革命最重要的内容，没有强大的军事能力，商业资本和工业产品就缺乏临门一脚。英国人用鸦片战争才迫使中国打开口岸，美国的佩里舰队用炮轰才迫使德川幕府开放通商。二次大战后，美国完整继承了英法两国原本在世界上的位置，成为世界霸主，原因在于美国复员辽阔，人口比英法总和还多，矿产丰富而且位于本土，相较英法从殖民地进口更容易确保安全，加上运用了科学化的工业工程管理，辅以适合美国移民社会的生产组织体系，美国凭此才能彻底击败日本德国意大利。
从历史角度来看，德国日本确实战败了，但从“打破工业原料的垄断”来看，德日是成功的。他们借由战争让英法殖民地大范围的独立，从此可以用金钱来购买工业原料，确保各自的工业永动机顺畅运转，同时用产品的品质优势获得世界市场。用于购买原料金钱只能算零头，工业产品换回来的收益远比原料多的多。
二战后的电子科技发展最终导致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竞争内容在原先的基础再加上吸引人才和资金投入开发的强度。李家同教授所说的FM集成电路就是核心内容，可以理解成CPU，或者微处理器。这些电脑晶片对于产业发展非常重要，应用广泛。通过程式编写，我们能细致的控制自动化工具进行生产，甚至能取代经验丰富专业生产人员，从而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品质。军事上我们能提高侦查设备的运行速度，例如敌军雷达信号追踪，远方战斗机的定位，陆军火炮的瞄准计算，还能提高商业交易速度和成本，例如电子交易。性能优越的晶片在战时更是确保自身军事优势的平安险。
德国把FM集成电路当作“杠杆支点产业”，日本则称为“产业之米”。德国一向出口精密的加工工具，用集成电路提高精度后的工具可以确保德国优势；日本则把晶片应用在家电、相机和汽车上，用电子化在世界市场上攻城掠地。这些就是李家同教授所说的高附加价值产品。高附加价值的产品所创造的资本累积不但为下一代的新产品作出贡献，也促使晶片更军事化，结果是列强能让自己的地位不受后来者的挑战。
这些还不够。为了万无一失，还需要对未开发国家或者开发中国家进行“人才吸血”，以便彻底摧毁来自这些地区的潜在挑战。利用本国已经拥有的高品质生活环境和研究机会，加上提供奖学金，向全世界招聘有用的人才。“损不足以奉有余”是工业发达国家万年不变的一贯方针。
如果我们把工业化的发达国家看作一个人，那么血液是商业金融资本，身体是工业生产体系，心脏是科技开发，身体披着一层坚实精良的盔甲。一个手无寸铁的酋长与这样的对手对抗会有什么下场，其结果只能是曝尸荒野，非洲土着、南美印加人、北美印第安人等毫无例外。
工业发达国家都是民主体制，但实行民主体制是否能保证成为工业发达国家，甚至列强？ 不可能。为什么？
因为列强间在外交上的尔虞我诈和军事上的磨刀霍霍从没停止过，以前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还会这样。民主人权是他们用来圆场的客气话，确保他们自身利益才是真的。更何况这些列强本身民主进程不同，控制列强的也不完全是人民。
越是工业革命先行国家，例如英美，它们的民主化程度就越高，给予人民的政治权力就相对较大。但工业革命后进国家民主化的发展就相对缓慢，它需要集中国家的一切力量急起直追，没有本钱进行民主化尝试，所以政治集权成为首要选择。例如日本的民主化就贫乏的可以。金美龄敢在日本大声批判昭和天皇吗？要知道昭和天皇是掀起日本二战的罪魁祸首，如果东条英机是A级（甲级）战犯，昭和天皇就是S级（Super）（特级）战犯。东条英机在东京大审判里一开始的供词毫不避讳天皇的罪责。国民连批判元首的自由都没有，它的民主算什么？
实际控制这些列强的到底是谁？
美国：摩根大通公司、美国银行、杜邦、通用汽车、通用电气、石油产业等。
日本：三井集团、住友集团、三菱集团、三和集团、芙蓉集团、第一劝银集团等。
德国：蒂森克虏伯、西门子、IG Farben，Basf等。
法国：Total、Elf等。
我们可以在每个列强发现类似的结构，这些集团所代表的正是“工业永动机”的核心部分，它们不但输出原料供其他中小企业加工，还可以肩负起技术开发的重责大任。它们善尽职责的为本国国民提供高品质生活的保证，但它们永远也不会被民主体制所左右，除非整个国家被摧毁。
在知识经济时代下，“强盗－殖民经济”有新的花样。方法是把发达国家里的高污染高能耗产业转移到开发中国家，同时用智慧财产权迟滞开发中国家的技术开发速度，再适当配合商业低价倾销战术和债务陷阱确保本国在区域经济体系中的高端支配地位，使开发中国家成为本国隐形的劳动力和市场补充。
未开发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果不认清这种形势，自立自强的坚持建立自己的工业永动机，到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工业化失败。但失败了也不奇怪，工业后进国家最后步入发达国家之林的也只有日本而已。
工业革命的基础是“军事工业永动机”，发达国家富裕的秘密是“强盗－殖民经济”，就这么简单。
台湾经济的困局与未来中篇（上）中日两国的近代工业化道路
第二篇我们来探讨令世界关注的“中国威胁论”生成原因及中国大陆富强的秘密。
台湾人非常反感中国大陆的一党专政和共产主义，觉得台湾的自由市场经济优越无比，是正义的一方。比起中国大陆，台湾人还是比较喜欢日本，觉得日本既进步又有礼貌，一切都是那么美好，连钓鱼台都考虑当成礼物送给日本。那么我们就从自由市场经济的角度回顾一下近代中日两国的历史，顺便看看后来的中国为什么选择了社会主义的道路，而这一切和现在的中国经济又有什么关系？“中国威胁论”从何而来？中国大陆为什么富强？
今天的台日关系和钓鱼台问题是甲午战争所留下的直接遗产，战争的结果使近代中国国运急转直下。这场战争对中日两国意义非比寻常，因为这是两国在开展各自工业革命后的第一次冲突，等于是两国工业革命成果的一次总验收。日本胜利的结果，使日本跻身为东亚列强。没有甲午战争的胜利作为基础，日本不可能有信心发动日俄战争，更不可能成为东亚霸主，发动后来的“大东亚战争”。失败的中国在战后加速了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半殖民地化的命运，更猛烈的内部矛盾随后爆发出来，“庚子拳乱”可以看成是中国民间一次寻求自强的尝试，但错误的开始和错误的方法，使中国必须偿付有史以来最大的赔款，间接导致了清朝的覆亡。从1930年代kai始连续15年的日本大规模侵略战争中，中国遭受无比惨烈和骇人听闻的奸杀抢掠，直到抗战胜利为止。这期间死于非命和家破人亡的中国人又何止数千万？
首篇文章我们知道工业革命时代就是铁的时代，钢铁工业的强大程度决定了战争潜能。那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日两国工业革命成果的不同？我们必须回顾中日两国的大炼钢运动同时做个比较，才能找到答案。
台湾人喜欢日本，所以我们先看日本。
当日本的佐贺藩从长崎的荷兰人那里听到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战败的消息后，给当地武士的心底产生了巨大震撼，中国这个巨人竟然被西欧打败了！他们的反应是必须扩张军备，因为下一个可能是日本！1842 年，佐贺藩按照荷兰文的《Liege炮兵工厂的大炮铸造法》的日文译本建设了铸炮用的熔铁炉－反射炉。受佐贺的影响，首先是同在九州岛的萨摩，接着是水户也建设反射炉，然后扩及到长州、冈山等藩，最后全日本各藩国都投入大炮铸造运动，这是日本的第一次大炼钢。这场大炼钢运动的本质原因是出于备战考虑：邻藩有大炮，如果自己还只顾赚钱，哪天要是彼此间发生矛盾争执，钱只会是属于有大炮的，所以你造我造大家造。
武士们对建造巨大建筑所需的基础和强度知识一无所知，反正按图施工就是了。武士们组织日本社会的各类传统工匠强行土法炼铁，直接建设熔铁反射炉，然后按书上一字不差的操作反射炉，目的只是熔铁铸炮。武士们违背科学规律强行推动炼铁的结果：萨摩藩的反射炉基础不牢，炉体逐渐倾斜后解体；水户藩的反射炉烟囱则被台风吹倒；只有佐贺藩稍有突破，开始正规实验，但为期3年7个月的16次试运行全部以失败告终。即使如此，武士们还是不后退更不信邪，抱持着“如果做就能成”的态度继续干下去。
在武士们开展铸炮运动的同时，日本的兰学家们也正密切关注各藩的铸炮进展。对佐贺藩遇到的困难，他们认为使用传统反射炉制造的铁溶解困难，就算成功溶解铁矿石也无法制造优质大炮，用高炉从矿石炼铁是更好的选择。另一方面，面对出现越来越多的技术难题，佐贺藩认为必须深入和系统的研究铸炮业，于1852 年成立“精炼方”，负责研究冶金、铸造、蒸汽机、蒸汽船，并聘请大量外藩人员，它相当于日本近代最早的工业技术研究所。这些研究和事业需要的资金庞大，即使富裕的藩国筹集资金也非常困难，各藩国在铸炮运动中开始意识到破除行政疆界隔阂及整合全国资源的必要性,从而为将来推翻德川幕府，建立中央集权政府的行动迈出第一步。
任何角落总有贫富差异。看着富裕藩国的大举炼铁，贫困藩国除了如热锅蚂蚁般干着急外，只能另想办法。钱少只好勤动脑，毕竟天道酬勤。日本东北的南部藩总算找到了商人出资，聘请大岛高任担任技术指导建设制铁高炉。这个根据荷兰书示意图，炉高20 英尺，按照日本土法建造的“大岛型”高炉，于1858年12月制铁成功。大岛型高炉对日本来说是革命性的技术突破，用水车送风，木炭消耗为传统反射炉制铁的 1/3，而且是半永久的制铁炉，不像传统反射炉需要废弃。但大岛型高炉仍然有缺点，它的风箱送的是冷风，炼铁单位消耗燃料多，炉温低，不容易维持铁的熔融状态，只能连续运行4-5天。大岛型高炉的意义是为后来明治维新建设的国营釜石制铁所提供技术和人才准备。1880年，占日本全国预算庞大比例的国营釜石制铁所竣工，采用全套进口设备，此厂原是为兵工厂预备的，可惜当时日本负担不起焦炭炼铁，又因为当地木炭短缺，进口设备水土不服，与当地铁矿石不能良好配合，很快便关厂。当时的日本非常贫穷，因此关厂是个财政灾难，日本的第二次大炼钢以经济倒退10年作收场，但武士们不气馁，打算继续干下去……
大岛型高炉生产出的是白口铁，而兵工厂需要灰口铁。灰口铁中的碳是以游离态的石墨微结晶形态出现，在切削加工时，石墨可以作为润滑剂，可以作为机械加工的铁。白口铁则质地坚硬不易生锈，适合传统锅具和刀具市场。在给大岛型高炉加装热风炉以提高炉温后，大岛型高炉也开始能生产灰口铁，被称为釜石铁，但釜石铁还是过于坚硬不适合机械加工。
从成本角度看，等重量釜石铁的价格是进口铁的2.3倍，兵工厂却依然是釜石铁的忠实客户，为什么？因为釜石铁的老板有极强的政治背景。这种交易无视自由市场经济而且浪费税金，可制铁所因为有这个铁饭碗才能稳定发展。第三次大炼钢算成功一半，武士们继续干下去。
从技术角度看，焦炭比木炭好，是最好的选择，因为炼焦过程中产生的可燃气体可以做高炉燃料，可惜日本还是负担不起。技术的改良持续进行。经过科学计算，大高炉焦炭消耗率低，焦炭的火力足，总成本还是划算。为了适应解决铁矿中的高硫问题，在炼制过程中多添加石灰石就能解决。更重要的是，原先国营釜石制铁所的进口大高炉还很完好，改造一下就能用焦炭炼铁。武士们用双手应验了“如果做就能成”这句话。日本不但“能够”， 还“知道”如何生产全套制铁设备，第四次大炼钢完全成功！
这里有个大问题。研究炼钢吃力不讨好，从西方买钢铁就好，何必自己费心制铁炼钢？用比较优势拿丝绸去换西方钢铁不好吗？买进口设备炼钢不也可以？1874年日本借牡丹社事件出兵台湾，租列强的船运输部队，这时列强为自个儿的利益拒绝日本，日本连军队都出不了海。在透shi“列强行为准则”的真面目后，日本下定决心要自立自强的把工业革命干到底。从制铁的土产高炉开始，最后全面使用先进的焦炭炼铁技术，同时在这个过程中积累经验和技术人才，武士们明白这个道理能应用到所有产业，于是“殖产兴业”带动了日本全面发展，造船厂、兵工厂、铁路、纺织，它们都得到大量政府补贴，根本没有自由市场经济。
中国讲求有效率的自由市场经济，“造不如买，买不如租”，速度至上，阿斯本舰队就这么从英国开到中国，最后却竹篮打水一场空什么也没得到。日本是武士当家，中国当家的文士们在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叛乱中明白列强的实力非比寻常，心动不如马上行动：1861年曾国藩创办安庆内军械所，65年李鸿章创办江南机器制造总局，66年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67年崇厚创办军火机器总局（天津机器制造局），数年间现代兵工厂在中国可算遍地开花，这些官办工厂在违反自由市场经济的前提下隆重成立，按理强兵富国指日可待，怎么到后来连蕞尔小国的日本都打不赢？
中国史书追究原因说中国封建制度腐败是最大原因。在日本上下大建铁路的当下，中国第一条铁路因为官民反对而拆除，问题是最后拍板定案的皇室正是极权的典型，怎么这时会从善如流的照章办理？原来中国要尊重自由市场经济规律。当年清朝官办的兵工厂造船厂进口材料和机器，为累积技术储备还愿意提高工资吸引人才，甚至海关的税银都投入了，决心可谓无比坚定。但尊重市场机制的大臣们上书“糜费过重”、“与民争利”、“性能不如洋货”，“极权的清朝”体恤民意而且从善如流，反正节省银子的事情办起来大家都满意，官员还有机会中饱私囊。可想而知这种情况下除非有利可图，谁肯去研究制铁？就算某人成立制铁厂，没有政治背景的铁饭碗合约也根本不可能活下去，这就是汉阳铁厂迟至1890年才竣工的经济背景。“御外侮”是场面话，“挽利权”是真心话，只因为“进口铁”导致“庞大的贸易逆差”。日本武士们知道铁矿石和制铁设备相互配套的重要性，透过牡丹社事件明白“列强的定义”，无视自由市场经济坚定贯彻独立自主，并用坚持补贴建立了配套的造船厂兵工厂；中国文士们认为有进口设备就能大炼钢铁，阿斯本舰队事件纯粹是独立事件，坚定自由市场经济的国际贸易比较优势，造船厂兵工厂要和舶来品公开竞争，政府补贴绝对不合理。
清朝祖训是“永不加赋”。英国国王要白纸黑字的大宪章才能自律，清朝皇室有先祖训示的家规就能贯彻，中国人凭什么觉得英国政治体制月亮比较圆？所以就算高高在上的慈禧太后盖颐和园也只能“挪用海军预算”，不能加税。颐和园好比今天的豪宅，可以被视为房地产行业。颐和园的雕梁画栋好处是非常多的，不但能提升中国工匠的技术水平，促进产业升级，彻底发挥清朝的贸易比较优势，还能多赚点西洋白银。至于费钱的军工产业要耐心等待资本累积，扰乱社会秩序的铁路更要仔细评估。反正GDP看起来都差不多，拼经济也确实看到成效，皇室完全有本钱信心充足的去开创光明前途。从这里我们能确定清朝是开明科学的，以民为主，当然也是民主的。
机会永远属于有准备的人。1894年甲午战争开始，海战方面，威震亚洲的北洋海军在“镇远”、“定远”的带领下实际上跟日本舰队打个平手，但龟缩在港中的北洋海军最后被海陆夹攻毁灭。陆战方面，清军初期大量杀伤日军，但租来的运兵船在海上被击沉后，加上缺乏海军切断日军后续兵力，清军一直溃退到鸭绿江，最后战败。马关条约除了失去琉球台湾外，相当于日本10年全国预算的两亿两白银就这么丢了，而且埋下今日台湾问题的种子，接着发生在清朝的骨牌效应人尽皆知。
清朝为什么失败？信奉自由市场经济的文士们自作自受。遵行“自由市场经济原则”就没必要建立制铁厂，用“比较优势”换取舶来品即可，所以也无法解决造船厂兵工厂原料昂贵的问题，然后发现耗费太重，又不愿意政府补贴，只能想办法减产关厂。等到1890年必须赶忙建立汉阳铁厂的时候，发生铁矿石和进口制铁设备不配套的问题，生产停顿，还是不愿意政府补贴，大规模的建设铁路短时间内就更没可能。在没法降低陆运成本的前提下，整合国内区域市场和降低原料运输成本纯粹是空谈，工业循环体系当然从缺，工业技术当然是零，整个国家还是大刀和弓箭的农业时代，而且还是信奉自由市场经济的。1894年的清朝就是用这种真实的社会经济体制，去面对影响今后五年中华民族命运的甲午战争。
黄海海战中的北洋海军呈现训练不足是合理的，没有制铁厂生产原料，兵工厂成本太高，弹药储备当然只能靠舶来品，扣除备战弹药，平时自然无法进行高强度海战炮击训练，一旦碰上高强度的黄海海战就会越打越弱，因为北洋海军无法修复所属舰队。剩下的战术选择只能用“舰队存在”伺机打击日军的补给舰队，期望降低日本陆军在朝鲜的战力，减缓入朝的清朝陆军的正面压力，所以李鸿章下令“保船制敌”在战场指挥上是完全明智的，中国史书还说他迂腐！？日本明白北洋舰队存在的威胁和影响后，用海陆联合强攻威海军港，北洋海军只能背水一战，最后壮烈覆灭。由于清朝不造船，也自然无法组织大规模的民用支援舰队支援入朝作战的陆军，只能找列强租船，等北洋海军被海陆夹攻消灭后，就更不可能再租到船支援入朝的清军。清朝陆军的大退却实际是缺乏补给的表现，无法补充兵员、弹药、粮食，东北也没有建设铁路供军队迅速集中兵力，清军在高烈度的消耗作战下能不退却吗？
日本为什么胜利？当时的国会议员想通过民生法案的结果是被警察驱逐出场，然后强硬派单独表决通过备战型经济决议。当民生法案被迫通过后，政府的选择是直接解散国会，让议员回家吃自己。日本当时的税率实际达到了五公五民甚至更高，而且投入全国财政资源的60%让军工产业有铁饭碗活下去，还不计一切代价的建兵工厂、造船厂、铁路，军队进行“月月水火木金金”（周日视同周一；周六视同周五，亦即每日训练）的训练，甚至国内引发暴动也毫不考虑的武力镇压。高烈度的黄海海战开始后，炼焦厂加班炼焦、制铁厂加班制铁、兵工厂加班增产械弹、造船厂加班修船，以这些近代工业为轴心，工业永动机的威力开始体现出来，这种现代战争的补给系统最后消灭了北洋海军，更是日本陆军逼近中国东北的原动力。日本付出一切努力坚持到战争结束后，成果是拿回两亿白银来缓解国内经济危机；打开清朝的市场；获得台湾和朝鲜做未来的市场和原料补充。反观中国，永不加赋的民主皇室决定缓建与民争利的铁路，天道酬勤在此偏向日本明治维新，清朝自强运动赢了才是怪事。
为什么自由市场经济无法建立工业革命的军工钢铁产业？因为它们在初期绝对是惨赔的。
英法美三国能顺利推动工业化的原因是他们可以有外部补充，用剥削非洲美洲大陆的资源做惨赔的本钱。首篇我们看到欧美的工业化动力来自肮脏的贩卖奴隶和三角贸易促成资本积累，然后升级的军事武力提升对此种三角贸易的垄断能力，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等国争夺海上霸王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只有霸主才能吃肉，其他国家只能喝汤。德国幸运搭上第一次工业化的末班车，用傲人的80%国民识字率和高效的教育体系赶上英法。工业化出现的社会紧张在德国同样出现，重点倾斜工业的结果是高度军事化。举世闻名的德国参谋本部是蒂森克虏伯为首的德国军工产业最大客户和支持者。普法战争后的50亿法郎赔款不但救了德国经济，还获得阿尔萨斯和洛林这两个煤铁矿区，更加提高德国工业永动机的潜力。
列强在完成第二次工业化后开始走上全球扩张殖民的道路，它们的工业永动机比第一次工业革命需要更多原料和更大市场，任何国家如果打算靠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累积工业化资本的尝试都会是徒劳无功。列强首先会要求未开发国家和开发中国家开放港口，同意通商和船只补给，识相的国家会同意，不识相的会被狂轰滥炸到同意为止，然后列强会用自身大批量生产的纺织品和工业品（火柴、钟表、肥皂、军火等）倾销，这只是地狱的开始。中日可算特例，中国可以靠茶叶、陶瓷、工艺品大量换取欧美白银，日本则可以靠少量丝绸。中日对列强的贸易初期是公平、平等、自由的，但阴狠的列强随时能用军力掀桌子逼你玩它自己占便宜的贸易。果不其然，列强用鸦片“平衡贸易逆差”，中国被逼查禁烟毒，迎来的立刻是军事侵略的狂轰滥炸。真金白银、各种原料、当地市场永远是让列强最兴奋的战利品。
台湾经济的困局与未来中篇（下）中日两国的近代工业化道路
鸦片战争的战败证明没有军力做后盾，就算在商业领域筹集到资本也迟早会被抢掠。中日开始工业化的时候，连德国的条件都不具备，加上欧美国家此刻在全世界开展全方位侵略，因此这个时期筹集工业化资本所剩下的唯一途径是更完全的国家集权和经济补贴！起步更晚的中日两国更不可能找到除了自力更生以外的第二条路，不止如此，两国还必须完成“铁的国产化工业生产”才能稳固跨过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蒸汽机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钢铁两个门槛。日本和清朝各自的兵工厂造船厂为这个时期的工业化难度和工业化失败结果做出最好的正反例证。中国坚持自由市场经济，不补贴制铁造船兵工各厂，不坚持采用国产武器，不可能建立自己的技术储备，也就不可能建立自己的工业永动机，对其他产业如纺织和机械工具等旁支产业的提携作用也就无从谈起。随着列强进一步发展，面对来自更强大工业永动机所支持的列强军事挑战，中国下场只能屡战屡败，丧权辱国，很快的清朝历史就此写下句号。
筹集资本的方式需要相对适应的政治体制。如果英国算列强中最民主的，稍后发展的法国比英国更极权，德国比法国更极权，因为这是筹集和分配资源的必要手段，由于德国本身是一个强调秩序的国家，并没有对市井生活产生巨大影响。对已经稀缺资本的中日两国来说，民主体制根本是雪上加霜的死胡同，要开展工业化只能用更专制集权的方式。明治维新对应了工业化的时代要求，自强运动却沿用古老的民主合议制旧瓶装新酒。同样是炼铁办厂，日本武士们贯彻始终，中国文士们瞻前顾后；拿刀的武士们用军事暴力解决政治矛盾，拿笔的文士们用奏折论战选择经济优先，结果甲午战争后日本经济步步高升，中国经济垂直掉落。
筹集资本的另一个商业途径是土地改革，引导资本投入工业发展。不过这触及中国社会精英的利益，跟抄家的意义一样，是人人闻之色变的做法。讽刺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是因为农民经济问题而引起，中国历史一直在一个长期和平，但每隔300年一次的全国性暴动周期中循环。小说“赛金花”写实的表现了农业社会中大地主的社会经济影响力。假使有个开明而且科学的地主投入研究炼铁，也出资成立炼焦厂，开始点火制铁，就算有条件再好的当地传统农具和锅具市场也无法消化这些铁，所以他最后只能破产，炼铁效率越好，越符合自由市场经济定律，多劳多得，他破产也越快。如果他再赌一把，建设与民争利的铁路，他得担心抢了漕运的工作或者被信仰风水的群众破坏，最好的下场是政府出钱把他的铁路买回来。开展铁的贸易也不行，因为被列强们垄断托拉斯，他也不可能凭一己之力打败全体西方钢铁工业。他只能当个洋翻译或是帮洋人买卖物资的生意人，这是当时赚钱的上上策。
问题是从国家角度来看，这根本无法完成工业化，不采取手段压缩大地主也无力把农业劳动力引导转移到工业部门，不确保私有化就无法顺利推动土地改革，不土地改革就无法解决资本和劳力短缺问题，也无法集中资源投入工业技术储备。越晚工业化所面对的难题就越大，随着时间推移，还需要适度推动“均匀贫困”来累积工业资本，这就是为什么越晚开始工业化的国家，社会主义倾向越明显，甚至是共产主义国家而且用军事手段进行土地改革，并以军力为后盾实行配给制。采取这些手段是被逼的，因为无法在不受列强阻挠下完成工业化，俄国就是例子。也因此西方国家非常痛恨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表面说它们异常邪恶，实际理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将挑战它们的工业永动机，并且和他们争夺原料以及市场。
列强会在世界各地安插代理人以防止对列强不利的情况出现。民国初年的各地军阀本质上代表列强的在华利益，混战的表面理由是统一中国，本质上是暗助列强获得更多市场和原料。1928年国民党完成了中国名义上的统一，还同时不知不觉的继承了列强利益代理人身份。无论如何振奋人心的“黄金年”拉开了序幕，一如中国传统习惯，“路线争议”再次出现。
1928-31年间的实业部长孔祥熙提出以“国营重工业”为主，以国防为核心的工业化计划，但因缺乏资金支持迅速结束。继任的陈公博提出以“私营轻工业”为主，以融入国际体系的工业化计划，财政部长宋子文也反对建立重化学工业。他们认为自由市场经济的好处是：活用民间资本、控制政府财政支出、国际贸易分工；认为重工业发展道路不适合当时中国的理由：缺乏重工业的熟练劳动力、重工业需要大量投资和产业整合、民间资本无法回收利润、列强对本国重工业有大量财政补贴。欠缺上述任何一个条件，中国走上自由市场经济道路。
中国在德军顾问的协助下建立了现代化的陆军师，这些部队在抗战初期极大的震撼日军。抗战中有四件事：德械师在南京失守后消失、国军缺乏武器越战越弱、严重的通货膨胀、普遍的政府贪污。这些现象彼此有什么关联？
“黄金年”的本质是以私营轻工业产品、农产品、矿产交换等值的德国军工产品。中国实际上是亏本的，没有化工产业提供化肥，农产品在传统条件下的增产可以被忽略，而矿石永远比工业品便宜，大量农产矿产出口只能换少量德国军工产品。虽然尽职的德军顾问帮助中国建立初级现代军事工业，但缺乏重工业支持，进口再多的兵工厂生产机器对国军武装还是杯水车薪，甚至连机枪、步枪、子弹这三种需求都无法满足。德军机枪射击时用金属链条供给子弹，中国却只能用布条，因此机枪常常停止射击，只因为中国没有重工业。由于高级官员本身具备私营企业主的身份，自由市场经济只是变形的官商勾结，用一切资源所生产的物资和利润无法完全换成军备或重工业设备。中国的战前准备实质上只有一点银子，搭配一个初具国家雏形的骨架，指挥10万德械师和百万民兵跟日军对决。当中国转向战时官方掌控的计划经济后，经济形态变成官僚的商业垄断，贪污自然是普遍的。日军侵占大面积国土和矿产资源、政府退到农产相对贫困的西南山区、缺乏化肥提升粮食产量，然后大量难民涌入，粮食短缺下的通货膨胀成为理所当然，这一切根源于中国决定采用自由市场经济。各种条件决定中国打败日本的唯一策略只能是用持久战把日本拖到战败为止，代价是全体中国人无比惨重的牺牲。
走轻工业道路的中国无法提供一门火炮轰击日军，无法提供一架飞机对抗日军的轰炸机和军舰，无法让机枪顺畅的射出子弹，德械师的消失只是时间早晚，最后只能让军人悲壮的拿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如果历史重来一次，“黄金年”的中国能走上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吗？
这个时期的工业化难度比清朝自强运动的时代更难，凭借以内燃机为动力的海军舰队和标准化武器大量装备的陆军部队，列强已能有效率的侵略全世界任何角落，而且毫不放过任何猎物。任何国家必须完成蒸汽机和钢铁工业，还得另外准备足够军力才能“开始工业化”，最后还不一定能成功。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原因在于自身工业化程度不足，随后的共产主义革命立即遭到列强的入侵，在自己的国土上打败列强后才能开始工业化。苏联尝到被入侵的苦果后，明白已没有足够时间用轻工业道路完成工业化，同时也没有任何殖民地可以作为补充，只能直接走重工业道路。建立工业永动机的代价是高昂的，苏联矿产资源丰富，农业条件却非常差，为筹集工业化资本，解放农奴，土地矿产国有，实行军事配给制，用军事力量强迫一切资源向重工业集中，高强度开展工业化的代价是饥荒。
1928年的中国根本不可能做到上述工作。孔祥熙当时的想法是对的，但是国民党本身需要各地的地主充任官员以掌控行政区域，命令他们革自己的命无疑是天方夜谭。土地不可能收归国有，农民也就不可能解放，“二五减租”的实况是假扮农民的地主对这个行政命令阳奉阴违，最后不了了之。筹集工业化资本在私营企业的体系里不可能完成，理由是他们认为自己赚来的钱是应该的，凭什么因为你的一个命令就把钱投资在看不到收益的工业体系里？除非政府给补贴！问题在于国民党根本没钱。中国名义上的统一意味着军阀仍然林立，国民党用军力强力推动经济上的军事配给会变成自乱阵脚。国民党加强军力的唯一途径只剩下努力创汇买武器。没有重工业支持，自然也无法建造铁路去提高部队行进速度，最后被迫掘开黄河大堤以迟滞日军进攻，结果创造了黄泛区，数百万人民必须面对饥荒和洪灾。
二战时期的日本能建造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大和号战列舰，生产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零式战斗机，凭借的正是重工业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彻底发展强壮自身骨骼的“基干产业”。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基干产业是指工业基础产业：以钢铁和化工为代表的重化工业。第二次工业化革命早期只有煤钢工业联合体，随着时间推移，原本的钢铁工业催生机械工业；炼焦工业催生石油化工和更多种的化工产业。新增电子工业，例如海战和空战使用的雷达，早期计算机、密码机等。机械工业成为开发重点，飞机和工业生产设备都算这个类别。我们以德国海军的俾斯麦号战舰做范例：机械工业要开发最重要的酸性平炉和大型压水机。酸性平炉用来生产特殊钢，例如炮管和军用钢材。大型压水机用来加工成型大型钢结构部件，例如造船和船用钢板。化工产业提供焦炭炼钢，还生产高级炸药以提高战舰主炮的威力和射程。电子产业开发的早期计算机可以大量计算火炮角度和射程之间的数学关系，陆海空三军都能用上。机械工业提供的高精度的工作母机还可以提高上述每种产业的产品品质，但每种环节都需要大量的技术投资，完成每个环节，才能在这些基础上建造出战力强大的战舰，没有其他替代道路。
问题是酸性平炉不是洗衣机，普通人根本不会买。这种产品必须靠政府补贴才有可能开发出来，初期也只能靠军方订单维持下去。加上技术开发的庞大费用，所以基干产业需要巨大的政府财政补贴才会有成果，这也是私有资本不愿意投入基干产业的原因。洗衣机的制造如果没有上述产业支持，绝对无法提高品质，成本也无法降低。制造洗衣机里面洗衣槽的最佳材料是不锈钢，马达轴承最好是汽车轴承，这都需要特殊钢，但特殊钢需要酸性平炉才能生产出来。为了不让洗衣槽损害女人的丝袜，需要机械工业提供高精度的工作母机。化工产业需要提供高级化工原料，用来制造抗老化的工程塑胶外壳，把洗衣机包装的漂亮一点。电子产业需要提供计算器和晶片，让使用者能按照自己的需要选择洗衣程序。
如果什么产业都没有，要发展经济只能进口列强的零件组装洗衣机，今天的东南亚经济就是如此。反过来说，如果具备齐全的基干产业，想生产什么产品都好办，日本就是如此。军舰和洗衣机依靠的都是基干产业，最完美的情况是洗衣机赚来的钱协助军事工业。可惜工业化难度提高，要想自力制造洗衣机，只能先造军舰，否则只有被列强侵略的下场。苏联集全国之力强力推动工业化的结果，是日本不敢军事挑衅苏联，从而确保国家安全，并且完成击败纳粹德国的工业基础。投入一切资源建立完善的基干产业是非常值得的，因为它能全方位保障国民安定幸福的生活。
1945年8月日本战败，东亚历史翻开全新的一页，中国要面对全新的争议：土地政策。国共对抗几乎是立即开始的，共产党已经完成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正在席卷华北地区。
国民党为什么剿共？不剿共的结果必定是国民党的政权彻底完蛋。黄金年曝露出国民党依靠地主进行统治的模式，国民党不可能完成土地改革，那等于立刻自行缴枪投降。政治上也不可能采取民主，中国还是农业时代，农民人口占绝对大多数，国民党没有一人一票的政治基础，跟共产党同台选举是自杀，国民党只能选择与共产党展开全面性的军事对抗。共产党强行土改的结果是兵力大增，它先问农民“你分到田地了吗？”，然后问农民“要不要参军去保卫你的田地？”士气高昂的百万解放军很快诞生。早在江西井冈山时期红军就出现武器奇缺的窘境，长期用土制武器对抗日军工业化部队的亲身经历，使中共领导人看到工业革命和军工产业之间的关系，深刻影响后来的经济政策。
作者: nbdaodao
日，在太祖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口号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业化拉开序幕。回想过去20年的军事装备差距，太祖毫不考虑的选择以“重工业”主导的发展路线，开始大炼钢铁。奉行“租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造船”，和清朝完全相反。
问题是工业永动机的建立需要代价，资本从哪里来？仅有的黄金储备被国民党带走，只能想办法去开采金矿。列强对共产主义是封锁的，唯一的盟国是苏联。可是苏联自己都需要从东欧获得资源，给中国的协助必定是有限度的，所以太祖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为了提高效率，整个中国变成“党国一体”，把农业剩余彻底转移到工业部门，但还是不够。中国再一次被迫土地国有以筹集任何能搜集到的粮食去投入工业化。
在建立工业永动机的过程中，会出现消费品短缺的问题，人民生活水准会下降。英法美当初对殖民地“巧取豪夺”的方式维持本国人民的高水准生活，日本用“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口号掠夺台湾农民，二战战败后被迫停止。中国的工业化起点更低，国家太大，要补充的东西太多，要如何转移内部矛盾？美国的原子弹宣告世界进入核武时代，军事行动迟早会引发世界大战。唯一的选择只能是靠政治权术转移人民注意力，各种政治运动于是开始，还可以消除内部杂音，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大陆必须集权专制，也是为什么台湾人打心底要跟大陆保持距离，美国敌视“毛主义”的原因，一切因为太祖选择迅速建立工业永动机。
为了保证工业化的顺利进行，这个时候还需要研究核武器，否则迟早会被列强敲诈勒索。“要核子不要裤子”让中国人穷的连裤子都没得穿，可这比被日军强迫脱裤子，甚至永远不许穿裤子来的好。中国大陆用30年建立属于自己的基干产业，大到氢弹，小到电脑CPU，能生产几乎所有种类的军事武器。台湾没有基干产业，必须靠美国的武器援助，所以美国不让国民党反攻大陆，台湾就只能乖乖听话，一直听话到今天。
隔海的日本在做什么？二战后满目疮痍的日本，于1946年成立“经济安定本部”和“经团联”。在社会主义经济学家有泽广巳的指导下，经团联开始“倾斜生产”，无视利润和产权，把有限资源集中到煤铁工业，同时投资电力和肥料两个部门，然后以这些作为基础恢复基干产业。国民生活用配给制度解决，每人每月500日元，火柴每人一天4支，肥皂每人一年1块，一切资金来自政府全额出资的国营银行，不行就印钞票。战时的军工产业工人战后被迫失业，经团联让制造火炮瞄准具的Canon公司去生产相机和镜头，改造商船，实在不行去种树。机会再次属于有准备的日本，韩战中的美军需要日本，有了经团联的指挥体系，再加上美国援助，日本复兴加快了进程。这时候的日本和共产主义的中国根本没差别。台湾人既然喜欢日本，那么台湾人用双重标准看待日本和中国大陆就是有问题的，也是有理由的，我下篇会提原因。
相比日本，中国也用一样的体制，只是换个名字。中国共产党就是经团联，国营企业完全服从党的领导。日本人能共体时艰，可是中国人很难做到，中国的周围环境也没有日本那么安定，政治运动是必要的，但这一次党员们发挥与武士们几乎一样的角色主导中国工业化。当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基干产业的爆发力很快展现。今天中国能快速抢占原本属于列强的工业产品市场份额，能快速仿制出类似的产品，台商能在大陆发展那么顺利，完全是中国大陆的基干产业在后面的帮忙。
中国能继续成长，最大的原因就是有一个跟日本经团联一模一样的共产党进行中央协调，时不时的回忆艰苦的红军年代更让中国坚定发展自己的军事工业。台湾就算知道有多少导弹瞄准台湾，就算偷到相关技术资料，没有基干产业也无法生产这些武器。更何况这些军事武器需要卫星定位，台湾只能用美国的卫星定位系统，美军等于间接控制这些武器的使用时间和使用方式，台湾毫无自主权，每年还需要用台湾的国防预算心甘情愿帮美国准备养着这些武器，形同排挤台湾的教育和社会福利预算。最惨的是连技术转卖他国套利也不能做，因为台湾需要购买美国武器。这一切坏处都是因为台湾缺乏基干产业。
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国没有缺席，中国靠自己造出了龙芯。如果知道怎么设计复杂的CPU，那么设计用于洗衣程序和火炮瞄准的晶片就更容易了，用于破解情报密码和模拟气候变化的大型电脑也不会太难，不管是“杠杆支点产业”还是“产业之米”，中国可以全方位的与列强逐鹿天下。
山川壮丽，物产丰隆，炎黄世胄，东亚称雄。毋自暴自弃，毋故步自封，光我民族，促进大同。创业维艰，缅怀诸先烈，守成不易，莫徒务近功。同心同德，贯彻始终，青天白日满地红。
信奉“毛主义”的中国清楚“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重要性，不但让中国重新成为世界列强，而且让中国人民逐渐富裕。出现“中国威胁论”一点也不奇怪，中国富强更是理所当然。他们比台湾更好的诠释了国旗歌里的精神，只因为他们打造了中国的基干产业。
台湾经济的困局与未来末篇（上）－－失败的民主
这是《台湾经济的困局与未来》的末篇，首先我要为各位读者的等待表示诚挚歉意，主要是为了忙考试。有鉴于最近发生的世界经济危机和台湾消费券热潮，加上有越来越多的大陆朋友对台湾经济发出越来越多的疑问，配合自己这半年以来的思考，我决定在这个系列的末篇对所有问题做一个总整理，不但要让大陆朋友能对台湾经济有更深入的认识，也试图为台湾朋友指出一条全新的思考道路，只因为这块土地是我出生和成长的家乡。
溯源台湾经济，我们必须回头看甲午战争后的台湾。
台湾刚落到日本手里的时候是惨赔的，甚至连日本派驻到台湾的警察行李内都能找到木匠工具，理由是随时能转行。日本是个赤贫国家，在《中日两国的近代工业化道路》里我介绍日本为备战和工业化所作的一切努力，他们需要超限度的投入一切资源进行工业化。日本没有任何殖民地的统治经验，日本国内甚至有“把台湾见好卖出”的声音。但日本政府认为英国可以井井有条的统治殖民地，卖掉台湾等于证明日本人天生就比英国人愚劣，因此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台湾卖掉。
摆在日本眼前的台湾人吸食鸦片问题却急迫需要处理，这时出现“断禁”（立刻禁止）和“渐禁”两种论点。“渐禁论”的提出者是后藤新平，他认为鸦片专卖制度所获得的经济利益可以充实台湾总督的财政，另外日本并吞台湾的动机不是对台湾人民一视同仁或施行善政，而是使台湾成为日本南进扩张的跳板。日本并不想为台湾花太多钱，后藤新平的论点正中日本政府下怀。他很快随着提拔他的长官儿玉源太郎前来台湾，出任卫生顾问。有鉴于后藤新平在工作上的出色表现，他升任民政长官，代行总督职务。他认为：“殖民地行政计画，在目前科学进步之下，必须根据生物学的原则。也就是要发展农业、工业、卫生、教育、交通、警察。如果以上各项能够完成，我们就可以在生存竞争中获得保全及胜利。”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日本总督府彻底而深入的调查台湾全貌，也同时为殖民统治奠定基础。日本总督府随后提出了“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发展口号，农业的核心是糖、米，和最重要的鸦片，因为这是一切初始资金的来源。
1900年日本总督经由调查得知台湾约有近17万人吸食鸦片，1901年随即设立“专卖局”（垄断的卡特尔），并由专卖局制造课负责鸦片的制造。为了更进一步网罗吸食者及增加鸦片收入，总督府规定吸食者要有医生的诊断书及领有特许牌，另外大幅提高鸦片税。总督府共发出了二五万张烟牌，不过这不包括秘密吸食者。美国记者斯诺（Snow）1930年曾来台湾采访，他注意到台湾的鸦片问题，并且认为日本总督府对禁毒的态度是可疑的，因为登记的鸦片吸食者只占全部吸食者的一部份，而没有登记的吸食者可能超过数倍以上。事实上，一张执照可以扩大到持有者的所有亲戚朋友。让我们观察一下鸦片占日本总督府的财政收入比例：年占财政收入的30.3%；年为14.4%；年为13.1%；年为5.7%，我们可以看到鸦片是如何拯救了日本总督府的初期财政，这一切是以台湾人的痛苦为代价。
从上面数字我们也注意到1905年开始下降到只有14.4%，原因是台湾的糖业为日本总督府开拓了新财源。1901年日本农学博士新渡户稻造发表《台湾糖业改良意见书》，日本总督府立即设立糖务局以执行糖业政策，同时设置甘蔗试验所。改良甘蔗品种、改善栽培法、兴建灌溉设施、扩大蔗园面积、改良制糖方法、确保各糖厂原料供应、取消蔗糖出口税，日本总督府用一切办法鼓励食糖出口。为了垄断台湾的食糖利益，日本首先大力支持三井物产等日本企业垄断糖业，把糖的交货地点从台湾南部的安平和打狗移往产地，再把茶的集散市场从厦门移至台北，从而彻底打击台湾人原本的糖业交易制度，同时将原在台湾的欧美制糖势力及洋行完全驱逐或并吞。
日本也不放过恭顺的台湾四大家族：王雪农、陈中和、林本源、辜显荣(开台北城门放日军进城)所建立的新式制糖厂，在年毫无例外全被日本企业并吞。其他中小型制糖厂皆为三大财阀并吞。到了1930年代，日本制糖业的三大财阀：三井物产、三菱商事、藤山财团
【黄如思的回答(1票)】:
虽然韩寒说的不一定全对，但我还是支持他，起码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让大家开始正视中国的民主跟自由的权利问题。
【大海的回答(2票)】:
我不认为中国民主派，自由派知识分子有过任何良好的形象...
特别是开了微博之后，看到他们一个个在微博上面的表演，更是如此...
当然，作为一个中右翼民族主义，保守主义者来说，对他们有好印象更是不可能的...
【辛建军的回答(0票)】:
赞同上面的说法，中国没有“派”。“派”从哪里来？从信仰中来，一群拥有同样信仰的人在一起就是一派。但是现今的中国人们哪来的信仰？！书籍，网络，报刊，公开演讲，游行、、、、、、我们能想到的一切途径都已被被阉割掉，从三十年多前就开始了。
因此，本次得出的结论是在中国没有“派”，即使在看了好多部《美国派》一样不可能有。
【袁祖庆的回答(0票)】:
不要拔高，也不要贬低，不是非此即彼，提供一种可能。
【heiheizi的回答(0票)】:
韩寒提出的讨论，被方舟子的一番胡搅蛮缠所搅黄
【高学正的回答(0票)】:
对于韩寒本人来说，他是否能克服少年得志后的各种商业诱惑？同样涉足商业，为何成功了郭敬明，韩寒却败走麦城？原因其实简单：郭敬明从来都不讳言自己的商人身份，并且他说，“‘作家’与‘商人’这两个身份都叫我向往，也都让我很享受，它们之间并不存在矛盾，也不会发生冲突。”他就是要做个商人，他就是奔着利益去的。目的明确，出手直接。不管如何惹非议，都得承认，郭敬明将“作家”与“商人”糅合得很好，精彩，辉煌。而韩寒，他上了商业的船，却还拿捏姿态标榜清白，结果，还是被商业化了，一边骂郭敬明，恨他；另一边却羡慕郭敬明的收入远远高于自己。
或许世间的事本是如此，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既爱惜自己的羽毛，不愿意趟“浑水”，但又不愿意浪费自己的名气，耐不住寂莫想“兑点现”；既想充当“公知”阵营的头号角色，继续“号令天下”，但又保持着与自己以前“反对的那个阵营”和谐关系；既批判既得利益集团，又抱怨国民素质低下。总想谁也不讨好、谁也不得罪；总想名声好的同时还赚些钱！殊不知，自古忠义难两全，名利双收也不易。上帝在你的左手放上一个苹果，就会拿走你右手的梨。对于韩寒来说，有两种选择：要么像郭敬明那样，豁出去了赚钱；要么如他自己公告的那般，干干净净的做个精神领袖或“公知”。取舍之间，真是难为了韩寒！
【封妮媚的回答(0票)】:
至少让我怀疑他们中的一些人是不是和乌有之乡一样都是时代所淘汰的一群人。
比较经典表现有：
薛涌博士被赛车迷骂的狗血淋头
详情看他微博就好
真是智商无下限了
还有就是麦田如同跳梁小丑版的表演
【曹孟德的回答(0票)】:
我们首先要搞清楚我国的反对派的基本行动策略。通过宣扬＂启蒙＂思想唤醒民众权利意识，通过参与维权运动传播＂启蒙＂思想。显然这不是要搞暴力革命，但是如果民众显得沸沸腾腾一定是他们乐见的。民众发声了，才能显示他们的重要性，他们也比较自信能领导民众。
韩发声质疑革命，恰逢广东群体事件四起的时候。毫无疑问，在联想能力很强的天朝环境下，这就是在质疑民众发声的正当性和反对派的能力。这让反对派们感觉韩走向了他们的反面。
个人觉得，韩的文章的确写得一般。中国的政治缺乏走向无序暴力革命的条件，如果韩文中描述的革命景象不是在诬蔑党，那就得扯到上上世纪了。
至于韩被反对派围观，一系列讨论对反对派有什么影响这个问题，我觉得没必要关心。重点在于我们这个社会有没有矛盾，和谁能搞定这些矛盾。如果反对派们能的话，韩粉就是比马哥的用户还多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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