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凤喜悲剧形象解析_啼笑姻缘吧_百度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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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凤喜悲剧形象解析收藏
关键词：沈凤喜 女性 悲剧 　　摘 要：本文以张恨水小说《啼笑因缘》为细读文本，分析了主人公沈凤喜的人物形象，并从性格悲剧、男权社会、男权话语三方面解析了沈凤喜悲剧形象的成因。 　　 　　
《啼笑因缘》是张恨水的代表作之一，同时也代表了当时社会言情小说的最高水平。沈凤喜是《啼笑因缘》的女主人公，她在张恨水所有小说人物形象塑造中具有典型意义，她的人生悲剧既是她自身爱慕虚荣的小市民性格造成的，同时也是男权社会里的无数女性悲剧的缩影，亦是男性话语下的一种女性悲剧的表达。下面笔者主要从这三个方面对沈凤喜的悲剧形象进行分析。 　　
一、沈凤喜的性格悲剧 　　 　　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曾说过：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命运。也就是说，性格与生俱来伴随一个人的终身，永远不可摆脱，如同命运一样不可摆脱；性格决定了一个人在此生此世的命运。在沈凤喜的身上即体现了这种性格悲剧。沈凤喜出生下层，本是在天桥唱大鼓的。凤喜的性格是多层次的，她纯情浪漫又沾染了不少小市民习气。在沈凤喜出场之时，作者把她作为一种理想的女性之美来描写，她不像旧式女子关秀姑那样老实，又不像新潮女性何丽娜那样放纵，朴素中透着活泼，纯真中又含灵动。就如张爱玲在《童言无忌》中说的：张恨水的理想可以代表一般人的理想。他喜欢一个女人清清爽爽穿件蓝布罩衫，于罩衫下微微露出红绸旗袍，天真老实中带点诱惑性。沈凤喜与樊家树初次在先农坛相会时，通过对她“绞手帕”、“数砖头”的“小动作”描写，突出了她那样一种天真可爱、清纯娇憨同时又带一点妩媚的神气。但渐渐地，她的小市民习气便暴露出来了：虚荣贪利、肤浅、意志薄弱，不是一个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贞烈女子。沈凤喜和樊家树从相识到相爱，几乎都是建立在金钱之上的，或者说是建立在樊家树的慷慨解囊的空间里的，可以说他们的爱情从一开始便是不纯粹的。车晓勤根据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理论（动机理论）分析樊沈之间的爱情实质，他认为“导致樊家树沈凤喜之间爱情悲剧的原因，就在于他俩对爱情的需求不同，樊家树迷恋的是沈凤喜的朴实、清秀的自然美，而沈凤喜及其家人惊喜的是樊家树慷慨解囊的金钱，一个爱自然美，一个爱臭铜钱”①。可见，沈凤喜身上虽然透着文明气，但她并不是一个追求个性解放，争取婚姻自由、恋爱自主的新青年，她把婚姻完全看作一种交易，是由它来换取一家人的衣食无忧，以至还幻想成为“贵夫人”出人头地，改变命运。她后来屈服于刘德柱，也是由这种虚荣性子所致。 　　沈凤喜爱慕虚荣的性格导致了她的悲剧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是自己毁了自己。当然，这与她的出身及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正因为她出生卑微，她渴望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及人生处境，而在当时男权极盛的社会，她没有办法也不可能像男人一样走向成功并改变自己的命运。对于女子来说婚姻是最好的出路，说得坦白些就是通过男人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但当时的男女关系却如跷跷板的两端，女子始终处在跷跷板落下的一端，男人始终处在上升的一端，男人可以任意操纵跷跷板，让另一端或高一些或低一些，无论怎样他们这一端始终是高于另一端的，也就是说他们始终可以高姿态地俯视着女子的。因此，沈凤喜的悲剧就是这跷跷板游戏的悲剧，是社会环境造成的，或者说她的悲剧只是男权社会中无数女性悲剧的一个缩影。 　
二、社会环境悲剧 　　 　　波伏娃曾断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的。”②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父权制的性别体系自古以来就为两性界限了分明的性别角色。女人们自出生以来，就被看作是男人泄欲的对象，她们的职责无非是供男人开心，她们随时都有可能遭到男人的厌弃，这就是男权社会中女人的悲剧。沈凤喜自然也逃脱不掉这样的命运。用女权主义批评来分析，《啼笑因缘》实际上是批判了当时的男权社会的强势和霸权。中国女权主义批评家戴锦华说：“真正的女权主义和艺术批评，重要的是在于提供一种女性视点，用女性视点去解构文学中的男权主义文化中心的存在和整个男权社会的权力机构。在这个观点引发下，所有的作品都是我们批评的对象。实际上，女权主义批评可以对一切作品进行分析。”③这实际上也可以用来对沈凤喜的悲剧进行社会环境方面的分析，从女权主义批评的角度来解构沈凤喜的社会悲剧。 　　沈凤喜生于一个社会层次分明且极不平等的军阀混战的时代，那是一个男人拥有话语权的时代，或者说是权钱强势的时代，女性只是处于喑哑的从属的地位，无论是樊家树还是刘德柱，他们与沈凤喜的关系都是不平等的，他们是处于跷跷板上升的强势话语的一端。 　　我们撇开樊家树、刘德柱这两个人物的政治、文化、道德内涵不谈，先着眼他们与女性对立的男性共同点上。他们对沈凤喜形象的认同和界定都建立在沈凤喜“色”的基础上，他们对沈凤喜从一开始就是高高在上地不平等地俯视着她的。樊家树在当时的社会里算得上是高高在上的，他拿钱供沈凤喜上学是潜意识里觉得沈凤喜的文化层次太低，那股清纯之色缺乏相应的文化内涵，也就满足不了男人潜意识里膨胀的虚荣心和优越感。樊家树从来没有把沈凤喜当作一个独立的人来看待，只是把其当作自己欣喜的东西并把其改造成更符合自己审美品味的附属品罢了。正如刘正平所说的：“樊家树欲摒弃门户观念而爱恋沈，但又要抬高‘沈凤喜’的身份；他能怜悯和帮助下等人，但又有产生居高临下的‘恩赐’思想。”④也就是说，他表面动机是为沈凤喜着想，实际上他的潜在动机是使他所嗜好的“色”披上一层文化的外衣，以期显得更华丽而光彩一些。 　　再看看刘德柱对沈凤喜的态度，更显示一种强势对弱势的欺凌和压迫。他对沈凤喜的“爱情”（甚至不能称之为爱情）实质就使人一眼看穿，刘德柱对沈凤喜的占有主要是一种建立在“色”基础上的强势的霸占，他对沈凤喜几乎是一见钟情，一见心动，于是利用手中的权势及金钱轻而易举地霸占了沈凤喜。在刘德柱兼施各种软硬手段之后，沈凤喜欣然接过了刘德柱的家私账本，从肉体到精神被她人生中的第二个男人刘德柱所俘虏。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男权社会强势的男性对作为弱势群体的女性的一种压迫，他们既是跷跷板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又是游戏的裁判，他们可以任意裁决游戏的胜负。无论是樊家树的“恩赐”也好，刘德柱的软硬兼施的强迫也罢，作为弱势一方的沈凤喜似乎只是他们追逐的猎物，只能接受选择而不能反抗。这正如古大勇所说的：“这时，沈凤喜在他们眼里不再是一个有独立尊严、价值、情感与意志的人，而是一个男人能轻易得到的天使般的‘物品’。沈凤喜作为一个悲剧性别角色注定无法逃避这一被占有**纵的命运。”⑤ 　　于是沈凤喜按照刘德柱的审美要求唱戏取悦他，但刘德柱又何尝正视过沈凤喜，沈凤喜只不过是他花钱后得到的赏心悦目的物品罢了，而且必须完全没有尊严和自由地从属于他。只要这物品稍有不合他意，他便可任意处置，就像对待他前两任太太一样，所以当他得知沈凤喜寻梦旧地和樊家树了结旧情时，便对沈无情地蹂躏和毒打，根本没有丝毫的怜惜，还要凤喜忍痛为他唱戏，最后导致沈凤喜的发疯，变成了男人眼中的“疯妇”。 　　凤喜固然在潜意识里反抗着这个男权社会，但她的许多行为始终是保守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她的全部意识仍然是在男权社会笼罩下的思想观念，她想的是怎样讨得刘德柱的欢心与宠爱，臣服于刘，甘心做一个任他赏玩的“物品”，就连无辜被毒打，心中想的依然是自己的不对，竭力地为刘着想，这更能显示强大男权社会文化的力量。只有当沈凤喜被致疯之后，她的潜意识里才展示了一个脱离男权文化囚制的女性灵魂深处最真实最自然的女性独有的愿望和欲求。沈凤喜疯了之后唯一念念不忘的只有樊家树，每次见到生人的时候口中却叫樊大爷，可见沈骨子里和灵魂深处对樊的一往情深，其实沈凤喜的这个潜意识的显现是对男权社会“从一而终”观念一次曲折的颠覆和反叛。但她的这种生命力的张扬却只在她疯了之后，唯在无意识的层面里才能展现出来。这样更能说明男权文化对作为弱势群体——女性的毒害。因此，在当时强大的男权社会里，沈凤喜的悲剧不可避免。 　　 沈凤喜悲剧性的一生是中国传统男权社会统治下无数女性悲剧命运的缩影。透视沈凤喜我们了解到女性在男权桎梏下的命运，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男权统治的势力太强大了，男权文化的渗透力与毒杀力太可怕了，它能麻痹在男权主义牢狱中的从古至今无数女性的意识，使她们乐意把头伸进男权主义的枷锁，心甘情愿地枯萎了自己鲜活的生命，泯灭和扼杀自己的女性独立、平等、自尊和自由等意识……沈凤喜基本上属于这类女性。沈凤喜是可悲而可怜的，她的痛苦没人正视，她的无奈没人理解，她的抗争又那么微弱，在男权文化观念渗透下，她甚至放弃了独立的自我而迎合男人，这对于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本身而言是一个悲壮的行为，最终还是男人毁了她。可见，沈凤喜的悲剧在强大的男权社会就如孙悟空在如来佛掌心翻跟斗一样逃脱不掉，是一种必然性的社会悲剧。 　
三、男性话语表达的悲剧 　　 　　作为一个男性作家，张恨水无论怎样关注女性，他的视角始终是男性的，始终是一个“他者”。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实际上就是男性对女性的艺术想像。在想像的过程中固然也反映现实中女性的状况,但这种反映一经作家心灵的折射,就带上了作家的主观印迹。综观张恨水社会言情小说的叙事模式特征，“简而言之，即一个真诚男子拯救落难女子但最终拯救失败的社会悲剧和爱情悲剧”⑥。他的这种叙事模式决定了作品中人物角色的功能的模式倾向。它们往往由落难者、拯救者、背叛者和受害者组成。承担落难者这一角色功能的通常是美丽柔弱、经济困顿的女主人公，与落难者配套出现的则是社会地位高、经济状况好、有文化知识且侠肝义胆的男主人公，他们曾经给予女主人公精神与经济救助，后因女主人公的感情背叛而在感情和爱情方面受到伤害。《啼笑因缘》即是这种叙事模式，自然落难者和背叛者由沈凤喜来扮演，拯救者和受害者则由樊家树扮演。这种叙事模式无论是道德趣味还是文化趣味都包含着作者作为男性叙事者的性别特征。它只不过是男性社会责任感的自我张扬的道德模式与进步意识，是男性理想角色的自我扮演的才子佳人梦，是神圣拯救使命掩盖下的男性情欲追求的爱情与拯救，是男权文化审视下的女性的堕落与惩罚。 　　沈凤喜的人生悲剧，固然有她自身的原因和社会的原因，但男性作家张恨水更多的是站在性别的对立面即从女性堕落者自身道德方面寻找悲剧的原因。就如第13回读者急于想知道《沽酒迎宾甘为知己死 越墙窥影空替美人怜》中的沈凤喜能否逃脱囚笼，关寿峰的营救能否成功，善恶斗争中善的一方能否胜利。但结果呢，结果却是沈凤喜性格中趋恶的一面膨胀，选择了金钱，背叛了爱情与良知，于是她的道德评判立刻就明朗了：即使不算“恶”，也归入了“恶”一流，成了樊的对立面。当作者站在这样一个角度审视女主人公的行为时，女主人公的命运便具有了道德训诫的意义。这种道德训诫很显然来自女性群体的对立面——在道德表现方面高高在上的极具优越感的男性群体。而男性作者则是这一群体的重要代言人。总之，沈凤喜的悲剧形象是男性作家审美世界中的悲剧形象，它把更多的责任推到女性的身上，让女性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几乎全部悲剧的承担者，因此，作为男性叙述的主体，为了突出女主人公的主观情感的背叛，作者往往有意削弱威逼的力度，即从不把女主人公放在无路可走的绝境上去审视，相反，总是在女主人公面临危机的关键时刻安排许多绝处逢生的可能性，从而让女主人公更多地在承担背叛的过失和爱情失败的责任。于是在小说的后半部分，不管凤喜在将军府挨打被骂受虐待乃至羞愧成疾疯疯癫癫，人们始终不会毫不保留地同情她。社会固然害了她，但她也不是完全无辜。在关键时刻，作者给凤喜设置的可能的路子越多，凤喜要承担的责任也就越大，因为她的意志薄弱和爱慕虚荣而导致她和樊家树爱情悲剧和她自身的人生悲剧的，如果是无路可走、别无选择还情有可原，偏偏凤喜不是。这里作者的写作意图便很明显，在悲剧制造方面，凤喜始终是主动而积极的，家树则是被动而消极的，张恨水正是通过女主人公的悲剧责任的承担者的身份来张扬男性的情义品德以达到自我精神满足的目的。 　　综上所述，沈凤喜的悲剧是她自身人性弱点所致，她的肤浅、她的意志薄弱、她的爱慕虚荣，导致了她既可悲又可怜的人生命运。当然，即使她的性格没有这些缺陷，她依然无法摆脱悲剧的结局，因为在强大的男权社会里，作为弱势群体的女性无论怎样地挣扎，怎样地逃匿，终究无法逃离男性强权笼罩下的天空，沈凤喜的悲剧不过是强大的男权社会里处于从属地位女性悲剧的缩影罢了。另外，沈凤喜的形象是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实际上就是男性对女性的艺术想像，它带有明显的男性话语权特征，沈凤喜的悲剧也就是男性作家通过文字满足自身某些精神需求塑造出来的悲剧形象。 　
（责任编辑：张 晴） 　　 　　作者简介：闫兰娜，文学硕士，河北科技大学文法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 　　 　　① 车晓勤．爱，各有所需——浅论《啼笑因缘》的“因缘”[A]．张恨水研究论文集[C]．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0. 　　② 西蒙娜·德·波伏娃．女人是什么．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88. 　　③ 戴锦华．女权主义与文学批评[A]．谢玉娥．女性文学研究教学参考资料[C]．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 　　④ 刘正平．简论张恨水的“恨而醒世”创作主旨．江苏：淮北煤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 　　⑤ 古大勇．“物品”天使与被禁闭的疯女人——《啼笑因缘》中沈凤喜形象的女权主义解读．新疆：新疆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1.1. 　　⑥ 马 琳．男性叙事与张恨水社会言情小说的一种模式．浙江:嘉兴学院学报，2005.4. 　
第三节中一处：“张恨水正是通过女主人公的悲剧责任的承担者的身份来张扬男性的情义品德以达到自我精神满足的目的。”不赞同。毕竟小说故事线路只能有一条，让人物走上这条路就只能走下去。让女主人陷入道德陷阱这是一条路，路走的黑，走的远，效果更突出。从人物性格、社会等方面讨论即可，仅仅由这一点拉上作者本身未免牵强。p.s.论文很好，观众却未免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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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兴趣而生，贴吧更懂你。或浅谈《啼笑因缘》中沈凤喜的女性悲剧形象
[内容摘要]：张恨水的《啼笑因缘》中的女主人公沈凤喜作为生存于中国传统男权社会女性形象的代表，其一生前后时期分别扮演了任人玩弄的物品性，从开始的纯朴到惨遭人弃置后被禁闭的疯女人，她的悲剧性却也更加说明了男权社会下女性的生存状况。
&[关键词]：《啼笑因缘》&
女性形象&&
沈凤喜&& 男权社会
“人们说起张恨水，就联想到《啼笑因缘》。”足可见《啼笑因缘》在张恨水所有作品中的地位。这本书塑造了三个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她们三人都是以樊家树为主轴的恋爱者。虽然这三个女性的家庭背景、生活环境以及性格特征各不相同，人物表现和言语行为也大相径庭，也各有不同的不幸遭遇，但相比之下，沈凤喜这个人物的悲剧性更为突出。
沈风喜是《啼笑因缘》中一位贫穷纯朴、聪明伶俐、惹人爱怜的传统女性形象。身为封建时代的下层女子，如果没有樊家树的出现，她一生的命运或许是暗淡无光的，甚至是凄凉的。从沈凤喜一开始的生存环境可以看出，她与母亲、二叔依靠唱大鼓书艰难度日。只是遇到了樊家树，生活才有所改观。但是也正缘于此，她正为二叔和母亲的摇钱树，这就决定了其传统女性悲剧的一生。
作为其中唯一一个被樊家树深爱的女性，虽然拥有过樊家树的真爱，但由于自身贪钱爱利、爱慕虚荣的性格特征，以及为了进一步满足自己对金钱的渴望和对权势的倾慕，放弃了爱情，选择了做更加有钱有势的军阀的姨太太，从而更加剧了自己的悲剧命运的生涯。
1．开始进入悲剧
1.1亲人的贪欲
沈凤喜出身于一个社会底层的大鼓世人家庭，在当时的社会里，她是一个赤贫无产者。她的独特之处是偏偏生有令男人神魂颠倒、渴望据为己有的女人的“花容月貌”，她的亲人又正好利用这一点，铸就了她命运的急剧起伏的变化。
首先是沈凤喜的叔叔，凤喜的叔叔沈三玄一直把沈凤喜当作是一棵摇钱树。无论沈凤喜是唱大鼓书还是做有钱人的太太或姨太太；无论是跟着温文儒雅的樊家树还是嫁给财大气粗的刘德柱，只要能保证他这个二叔有吃有喝有大烟抽，侄女做什么角色都无所谓。因此他极尽讨好巴结之能事。沈凤喜和樊家树的邂逅正是他挽留的结果，而沈凤喜和刘德柱的遭遇则是他多事的后果。
再说沈凤喜的母亲，沈凤喜的母亲虽不及沈三玄那样赤裸裸地见钱眼红、见利忘义，她虽然比较顾及女儿的意愿和想法，但是在她眼里，女儿的爱情并不是婚姻的必要因素，而是女儿的婚姻能带来多少财富。因此，即使在樊家树先把女儿救出苦海并想与之结为连理的时候，就因为刘德柱将军出手更大方，送礼更贵重，她就屁股一转说：“将军待我们这样好，我们要是不答应，良心上也说不过去呀。”然而她却忘记了正是樊家树将她们一家从苦难中拉了出来，没有从道义上教导女儿明白知恩图报、玉碎瓦全之常理，反而昧着良心把女儿当成一尊花瓶，一份犹待重新估价的商品。她一心想的是靠女儿做将军的太太而荣华富贵一步登天。她虽然没有强行让女儿按自己的意志办事，但却因胆小怕事和趋炎附势，促成了沈凤喜忘恩负义的错误选择。
作为一个传统女性，沈凤喜的命运是很大程度上并不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由周围亲人在控制，他们利用她获得荣华富贵、利用她获得物质上的满足。
1.2自身的爱慕虚荣
沈凤喜的爱慕虚荣在整个小说中的表现尽管相对于她的母亲和叔叔不够突出的，但从细处看，却也是十分明显的，无论是在与樊家树的认识还是在与刘德柱的交往中，以下可以作以分析。
从第一次与樊家树相遇来看，那天樊家树在天桥游玩，给了弹三弦的沈三玄两吊钱，沈三玄留住他，让他等着听听他的侄女沈凤喜唱一段大鼓。听完之后，樊家树因为身边没有零钱，就给了一块大洋。沈风喜非常惊喜，并让叔叔请教樊家树姓名，让母亲追上樊家树来进一步结识。从沈凤喜的这一举止不难看出，如果没有樊家树的慷慨，沈凤喜是不会如此殷勤的。樊家树第一次去拜访风喜，在临走的时候，“在身上掏出一张五元的钞票，交在沈大娘手里，笑道：‘小意思，给大姑娘买双鞋穿。’说毕脸先红了。因不好意思，三脚两步抢着出来，……”就在家树留下钱走出来之后，凤喜就追出来，送给家树一张她自己的半身照片，使家树感到非常欣喜。仅仅只有一次交往，对于那个时代的女子来说，作出这样的举动，尤其是出身于下层社会，意义非同一般。
而事实上，沈凤喜的这样主动，不是缘于对樊家树的内在情感，而是因为他留下的钱，沈凤喜看到樊家树肯为自己花钱，这就让她值得如此主动，这种对金钱富贵的向往在沈凤喜身上表现得十分突出。再如凤喜与樊家树第一次在先农坛单独约会。沈风喜母亲给他们订这次约会的目的，樊家树在事先已经猜出来了。果然是为了跟他要钱，因为要置些行头去落子馆卖艺。就是这次会面，家树先给了钱之后，又提出要送她去上学，并答应负担她们全家的生活费用。凤喜惊喜之下，高兴得哭了起来。沈凤喜的这种高兴、感激，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樊家树的慷慨解囊，将她们全家中困顿中解救了出来，而不是出于两个人情感的升华。
如果对樊家树的交往很大程度上带有追求富贵的意义，那么与刘德柱的交往则显出沈凤喜内心对权势虚荣的爱慕，为了这一目的，她甚至出卖了自己仅有的那点情感。在与刘德柱的交往后，沈凤喜有了对金钱权势前所未有的欲望冲动，在与刘德柱打牌后，沈凤喜从刘德柱那里赢了一些钱，这些钱让沈凤喜回到家中忐忑不安，而更让她不安的是刘德柱的富贵荣华和权势。“凤喜一挨着枕头，却马上想到枕头下的那一笔款子。更又想到刘将军许的那一串珠子，想到雅琴穿的那身衣服，想到尚师长家里的那种繁华，设若自己做一个将军的太太，那种舒服，恐怕还在雅琴之上”“刘将军有些行动，虽然过粗一点，心肠正是为了爱我。哪个男子又不是如此呢？我今年十七岁，跟他十年也不算老.十年之内，我能够弄他多少钱！想到这里，洋楼，汽车，珠宝，如花似锦的陈设，成群结队的佣人，都一幕一幕在眼面前过去。这些东西，并不是幻影，只要对刘将军说一声‘我愿嫁你’，一齐都来了。生在世上，这些适意的事情，多少人希望不到，为什么自己随便可以取得倒不要呢？”
作为一个出身下层的卖唱女子，或许天生对生存的渴求让凤喜对金钱、权势有着某种向往，这既使她在与樊家树的交往中脱离了苦海，也使她在与刘德柱的交易中失去了一切幸福，走向了疯狂的道路。她的爱慕虚荣，让我们因她在对待樊家树的背叛上产生了恨意，也让我们对她在刘德柱那里受到的凌辱感到惋惜。
从上面的分析不难看出，沈凤喜对金钱权贵的爱慕与向往，成就了她也毁掉了她，让她由原来唱大鼓书的变成了女学生，又让她由女学生变回了将军的太太，也让她发了疯，走向了自我的毁灭。
2．两个男人的占有欲加剧其悲剧性
从沈凤喜的行为来看，她作为一个下层女性，在整个命运的转变中，尽管也表现出某种努力，但都是被动的，无论是樊家树掏钱让她上学，还是刘德柱对她金钱的攻势和结婚后的百般刁难，她都是以第二性出现在读者面前的。
首先从樊家树对沈凤喜的感情。不能说樊家树对沈凤喜没有感情，但更多的是建立在对沈凤喜的色相基础上的，而且是不平的。樊家树在当时的社会里算得上高高在上的“白领阶层”。而沈凤喜则是一个赤贫无产者。两个人之间经济地位的悬殊极大。是她的色相，使得她轻松地俘虏了樊家树的心、并且使樊家树摒弃一切世俗利害关系而死心塌地爱上她。“来了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面孔略尖,却是白里泛出红来，显得清秀——虽然十分寒素，自是有一种清媚态度，可以引动看的人。”她的“色”是维持两人爱情的唯一纽带。真正的爱情，是建立在相互理解、相互沟通、双方爱好、兴趣、文化层次、精神情感等谐和一致的基础之上的。而樊家树与沈凤喜之间，缺乏的却正是这些东西，没有沟通、理解的爱情还剩下什么？
樊家树后期用钱供其上学是潜意识里觉得她的文化层次太低，这样那股清纯之色就缺乏相应的文化内涵。也就相应地满足不了男人潜意识里膨胀的虚荣心。中国传统的“士”理想中的女子应才貌双全，男人在才貌双全的女子身上既可满足了占有可餐秀色的欲望，又了却了红袖添香伴读书的心愿。
可以说在整个的交往过程中，沈凤喜对樊家树的行为是被动的，惟命的，是一种顺受的姿态，这与现代意义上的爱情，男女双方具有平等对话，拥有自主意识的是截然不同的，可以说沈凤喜对樊家树，在精神上是一种寄生关系。
再来看与刘德柱的交往。如果说樊家树将沈凤喜当作一件物品看待还带有某种温情的话，那么在刘德柱那里是被更彻底的“物品”化了。刚开始，刘对这件中意的“物品”倒是十分怜惜的，他让沈凤喜锦衣玉食、仆役服侍，其豪华富贵奢侈是沈凤喜以前所不敢想象的。刘这种炫富式的疼爱无非让这件“物品”更大程度地归顺于自己。刘想使沈象个温驯的金丝鸟，以其小巧可人的清媚来讨得金丝笼主人的欢心。可是金丝鸟稍有不安份之举，就随时有被驱逐被抽打被消灭的危险。
而沈对待刘的态度则明显看出她缺乏独立性，脑海中充满了奴性意识。她全部意识是如何讨得刘的欢心与宠爱，甘心做一个任他赏玩的“物品”，就连无辜被刘毒打，心中想的还是自己的不对，竭力为刘着想：“我现在不是决计跟着你过吗？……我想我是姓刘的人啦……我不肯让他到我家里去，就是为了不让他沾着……”，在这里，沈凤喜女性的尊严、独立、自我价值等被刘蹂躏殆尽，而沈却一点都没有反思和反抗。
从沈对待改变她命运的两个男人行为态度，及很强的占有欲可以看出，她作为一个女性，在整个的行为中是没有自主意识的，是被动的，无论是悲剧还是喜剧，都是有其他人在她的命运转折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她自己，只是一个唯命的配角。
3．沈凤喜性格形成的原因分析
沈凤喜命运的悲剧，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以下我们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3.1、外在因素分析
造成沈凤喜悲剧命运的外在因素，一方面是封建社会的社会男性霸权主义造成的。作为处在男性霸权统治之下女性，由于缺乏与男性平等地位，作为人的权利、人格、人性与她们常常是无缘。她们要么是父亲的好女儿，要么是丈夫的好伴侣。不管她们外表多么华丽，不管她们容颜多么靓美，她们始终逃脱不了男性的附庸的角色。她们永远只能是点缀，是宠物，是玩偶。在男性中心文化的王国里，她们无法主宰自己，无权拥有独立，她们的任务就是对男性的服从和听命。她们被剥夺了完整的灵魂，她们被抹杀了自我的存在，她们不是被驯化就是被遗弃，她们的命运完全在男权的控制和掌握中。
所以在唱大鼓书时，沈凤喜听从于叔叔，在结识家树后，则由让家树安排了自己的一切，她根据樊家树的需要来改变自己，停止了自己原来的卖唱生涯，而做起了女学生；而当她与刘德柱结识后，她又听命于刘德柱的淫威之下，刘德柱让她重新唱起了大鼓书，她惟命是从，为了讨得刘德柱欢心而挖空心思，在刘德柱的鞭打下还在一心的想着与刘德柱的夫妻关系。可以说封建传统的女性第二位意识让沈凤喜丧失了对自己命运控制的意识和勇气，从而导致了最终的悲剧发生。
另一方面，就是社会环境的压迫。在与刘德柱的交往中，沈凤喜通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明白收取刘将军的钱财不会白拿，而自己现有的一切离不开樊家树时，毅然让母亲把珠子退还与他。此时，刘德柱这个色魔眼见到口的美食转眼将化为泡影，终于恼羞成怒，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使了最后一招——威逼。刘德柱是军阀刘大帅的哥哥，驻京办公处长，后备军司令。在他的上下结成了一只黑网，个个飞扬跋扈，横行霸道，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刘德柱就是这张黑网上的一只黑蜘蛛。他明知沈凤喜已经名花有主，却公然宣称：“有主儿有什么要紧！漫说没出门，还是人家的大闺女，就算出了门子，让咱爷们爱上了，会弄不到手吗?”
对于这个社会环境的压迫，作者通过关寿峰之口喊出了：“这是什么世界，北京城里，大总统住着的地方，都是这样不讲理，若是在别的地方，老百姓别过日子了。”这句话有力地刻画了刘德柱之流的丑恶嘴脸和肮脏灵魂。他仗势逼迫沈凤喜去他家唱大鼓书，以至无理扣押下来做姨太太。刘德柱的有权有势让沈凤喜感受到了荣华富贵的不同寻常。然而如果刘德柱能真正把她当人看，她也不至于落到最后那样的悲惨境地。可是封建社会“达官贵人”玩弄女性成性的本质决定了沈凤喜命运的悲惨。一旦到手，刘德柱就以买来的驴子任我骑的思想去对待她，认为沈凤喜只不过是自己的一个物品，稍有触怒，就大打出手，以致差点送命。又以精神失常为由，强行把她送进了精神病院。
沈凤喜的悲剧，不仅是男权主义的悲剧，同时也是那个时代极权主义，吃人的社会所造成的。
3.2、内在因素分析
沈凤喜的悲剧除了外在因素，更为重要的是，她的悲剧来与她自身，她以金钱衡量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使她在自己命运转折中作出了错误决策，从而走向了毁灭的命运。这一点从沈凤喜与刘德柱的交往中最为明显。在第十一章中，沈凤喜对金钱的占有欲望在作者笔下呈现得十分突出。
第一处：在尚师长家，尚师长夫妇和刘将军邀请凤喜打麻将，雅琴（尚师长的姨太太，凤喜从前的小姐妹）给凤喜垫上赌本，“风喜觉得那一搭钞票，厚得软绵绵的，大概不会少，只是碍了面子，不好掏出来看一看。”
第二处，刘将军故意让凤喜赢了钱，凤喜明明知道是故意让她的，然而还是很高兴地收了钱。
第三处，是凤喜的感慨：“原来富贵人家，对于银钱是这样不在乎。平常人家把十块八块钱，看得磨盘那样重大，今天一比，又算长了见识了。”
第四处，“又打完四圈，凤喜却再赢了百多元，心里却怕他们不舍。”
&& 第五处，是刘将军夸说自己的花费，是数以万计。
再往下，一连若干处，都是写凤喜数钱，在尚公馆，在回家后，睡觉前，和第二天一早。“到了睡觉的时候，在枕头上还不住的盘算那一注子钞票，应该怎样花去。若是放在家里，钱太多了，怕出什么乱子；要存到银行里去，向来又没有经历过，不知道是怎么一个手续；要是照母亲的话，放印子钱，好是好……想了大半个晚上，也不曾想出一个办法。有了这多钞票，一点好处没有得到，倒弄得大半晚没有睡好。次日清晨，一觉醒来，连忙就拿钥匙去开小箱子，一见钞票还是整卷的塞在箱子椅角上，这才放了心。”
可以看到，金钱在凤喜的眼中是何等的重要。甚至她感情的选择，也是用金钱的价值去衡量。当她正在为刘将军给的钱而兴奋不安时，无意中看见墙上的樊家树的照片，“忽然就打了一个寒颤，接上就出了一身冷汗，不敢看了”。“现在用他的钱，培植自己成了一个小姐，马上就要背着他做对不起他的事，那么，良心上说的过去吗?那将军那一大把年纪，又是一个粗替的样子，哪有姓樊的那样温存!姓刘的虽然能花钱，我不用他的钱，也没有关系。姓樊的钱，虽然花得不像他那样慷慨，然而当日要没有他的钱，就成了叫化子。”
在沈凤喜对樊家树与刘德柱的对比中，她主要考虑的，也是她内心反复衡量的，还是从钱的角度对两个男性进行比较。是把金钱作为首要的条件的。在她眼中，富贵是第一位的，金钱远比爱情重要。就像老舍笔下的老姑母们所说的：“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所以，沈风喜在进行选择的时候，处处从金钱的角度来考虑。在她的心目中，金钱远比爱情重要。
&&&&沈凤喜价值观的错位，导致她在命运选择中走向了不该有的悲剧。
沈凤喜的命运走向向我们展示了一幅独特的封建社会环境下的“女性真象图”，尽管我们没有看到作为现代女性的人性光芒，但是通过对沈凤喜形象地分析和认识，让我们重新关注了那个时代、那个社会背景下一个下层女子的命运、情感现状，触发人们思考改变这一女性生存现状，促进独立、自主现代女性的产生起着极其重要的积极意义。
男性社会定义了理想爱情和理想女性的标准，如果这个标准和个人产生了冲突，文化要牺牲的是个人，以维护权威和统治权。压迫性的社会制度会打击一切出轨和反叛的行为，因此，只要父权制思想存在，疯癫的女人就会存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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