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讲故事的人
莫言诺贝尔文学奖演讲全文：《讲故事的人》
　　中新网12月8日电&北京时间今日凌晨，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国作家莫言在瑞典学院发表文学演讲，主题为“讲故事的人”(storyteller)。
　　演讲全文如下。
　　尊敬的瑞典学院各位院士，女士们、先生们：　　通过电视或网络，我想在座的各位对遥远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们也许看到了我的九十岁的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儿，和我的一岁零四个月的外孙子。但是有一个此刻我最想念的人，我的母亲，你们永远无法看到了。我获奖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荣，但我的母亲却无法分享了。
　　我母亲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掘开坟墓后，我们看到，棺木已经腐朽，母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从那一时刻起，我感到，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
　　我是我母亲最小的孩子。
　　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集体的地理拣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拣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煽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拣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深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的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的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我们吃饺子时，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的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了老人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的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的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
　　我十几岁时，母亲患了严重的肺病，饥饿，病痛，劳累，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了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祥之兆，以为母亲随时都会自己寻短见。每当我劳动归来，一进大门就高喊母亲，听到她的回应，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如果一时听不到她的回应，我就心惊胆战，跑到厨房和磨坊里寻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我便坐在了院子里大哭。这时母亲背着一捆柴草从外面走进来。她对我的哭很不满，但我又不能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看到我的心思，她说：“孩子你放心，尽管我活着没有一点乐趣，但只要阎王爷不叫我，我是不会去的。”
　　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我回家痛苦，母亲对我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后来我进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当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亲的话，便心平气和地向他们道歉。
　　我母亲不识字，但对识字的人十分敬重。我们家生活困难，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只要我对她提出买书买文具的要求，她总是会满足我。她是个勤劳的人，讨厌懒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为看书耽误了干活，她从来没批评过我。
　　有一段时间，集市上来了一个说书人。我偷偷地跑去听书，忘记了她分配给我的活儿。为此，母亲批评了我，晚上当她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我忍不住把白天从说书人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初她有些不耐烦，因为在她心目中说书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务正业的人，从他们嘴里冒不出好话来。但我复述的故事渐渐的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给我排活，默许我去集上听书。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也为了向她炫耀我的记忆力，我会把白天听到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她听。
　　很快的，我就不满足复述说书人讲的故事了，我在复述的过程中不断的添油加醋，我会投我母亲所好，编造一些情节，有时候甚至改变故事的结局。我的听众也不仅仅是我的母亲，连我的姐姐，我的婶婶，我的奶奶都成为我的听众。我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有时会忧心忡忡地，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儿啊，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难道要靠耍贫嘴吃饭吗？”
　　我理解母亲的担忧，因为在村子里，一个贫嘴的孩子，是招人厌烦的，有时候还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麻烦。我在小说《牛》里所写的那个因为话多被村子里厌恶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时的影子。我母亲经常提醒我少说话，她希望我能做一个沉默寡言、安稳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却显露出极强的说话能力和极大的说话欲望，这无疑是极大的危险，但我说的故事的能力，又带给了她愉悦，这使他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我有父母亲的谆谆教导，但我并没有改掉我喜欢说话的天性，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对自己的讽刺。
　　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当我牵着牛羊从学校门前路过，看到昔日的同学在校园里打打闹闹，我心中充满悲凉，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孩子，离开群体后的痛苦。
　　到了荒滩上，我把牛羊放开，让它们自己吃草。蓝天如海，草地一望无际，周围看不到一个人影，没有人的声音，只有鸟儿在天上鸣叫。我感到很孤独，很寂寞，心里空空荡荡。有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懒洋洋地飘动着的白云，脑海里便浮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幻象。我们那地方流传着许多狐狸变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着能有一个狐狸变成美女与我来作伴放牛，但她始终没有出现。但有一次，一只火红色的狐狸从我面前的草丛中跳出来时，我被吓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狸跑没了踪影，我还在那里颤抖。有时候我会蹲在牛的身旁，看着湛蓝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有时候我会模仿着鸟儿的叫声试图与天上的鸟儿对话，有时候我会对一棵树诉说心声。但鸟儿不理我，树也不理我。许多年后，当我成为一个小说家，当年的许多幻想，都被我写进了小说。很多人夸我想象力丰富，有一些文学爱好者，希望我能告诉他们培养想象力的秘诀，对此，我只能报以苦笑。
　　就像中国的先贤老子所说的那样：“福兮祸之所伏，福祸福所倚”，我童年辍学，饱受饥饿、孤独、无书可读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们的前辈作家沈从文那样，及早地开始阅读社会人生这本大书。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听说数人说书，仅仅是这本大书中的一页。
　　辍学之后，我混迹于成人之中，开始了“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传人。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的牛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甚至在摇摇晃晃地进行着的牛车社，聆听了许许多多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家庭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
　　我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我当时只是一个迷恋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听着人们的讲述。那时我是一个绝对的有神论者，我相信万物都有灵性，我见到一棵大树会肃然起敬。我看到一只鸟会感到它随时会变化成人，我遇到一个陌生人，也会怀疑他是一个动物变化而成。每当夜晚我从生产队的记工房回家时，无边的恐惧便包围了我，为了壮胆，我一边奔跑一边大声歌唱。那时我正处在变声期，嗓音嘶哑，声调难听，我的歌唱，是对我的乡亲们的一种折磨。
　　我在故乡生活了二十一年，期间离家最远的是乘火车去了一次青岛，还差点迷失在木材厂的巨大木材之间，以至于我母亲问我去青岛看到了什么风景时，我沮丧地告诉她：什么都没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头。但也就是这次青岛之行，使我产生了想离开故乡到外边去看世界的强烈愿望。
　　1976 年2
月，我应征入伍，背着我母亲卖掉结婚时的首饰帮我购买的四本《中国通史简编》，走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既让我爱又让我恨的地方，开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时期。我必须承认，如果没有30
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
　　在军营的枯燥生活中，我迎来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热潮，我从一个用耳朵聆听故事，用嘴巴讲述故事的孩子，开始尝试用笔来讲述故事。起初的道路并不平坦，我那时并没有意识到我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是文学的富矿，那时我以为文学就是写好人好事，就是写英雄模范，所以，尽管也发表了几篇作品，但文学价值很低。
　　1984年秋，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我的恩师著名作家徐怀中的启发指导下，我写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说。在《秋水》这篇小说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从此，就如同一个四处游荡的农民有了一片土地，我这样一个文学的流浪汉，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我追随在这两位大师身后两年，即意识到，必须尽快地逃离他们，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们是两座灼热的火炉，而我是冰块，如果离他们太近，会被他们蒸发掉。根据我的体会，一个作家之所以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响，其根本是因为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灵魂深处的相似之处。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所以，尽管我没有很好地去读他们的书，但只读过几页，我就明白了他们干了什么，也明白了他们是怎样干的，随即我也就明白了我该干什么和我该怎样干。
　　我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坦率地说，讲述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谁会是我的听众，也许我的听众就是那些如我母亲一样的人，也许我的听众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亲身经历，譬如《枯河》中那个遭受痛打的孩子，譬如《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的孩子。我的确曾因为干过一件错事而受到过父亲的痛打，我也的确曾在桥梁工地上为铁匠师傅拉过风箱。当然，个人的经历无论多么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写进小说，小说必须虚构，必须想象。很多朋友说《透明的红萝卜》是我最好的小说，对此我不反驳，也不认同，但我认为《透明的红萝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长的一部。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尽管在后来的小说里，我写了很多的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或者可以说，一个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总有一个领头的，这个沉默的孩子就是一个领头的，他一言不发，但却有力地领导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东北乡这个舞台上，尽情地表演。
　　自己的故事总是有限的，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须讲他人的故事。于是，我的亲人们的故事，我的村人们的故事，以及我从老人们口中听到过的祖先们的故事，就像听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样，从我的记忆深处涌出来。他们用期盼的目光看着我，等待着我去写他们。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儿，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现过，还有很多的我们高密东北乡的乡亲，也都在我的小说里露过面。当然，我对他们，都进行了文学化的处理，使他们超越了他们自身，成为文学中的人物。
　　我最新的小说《蛙》中，就出现了我姑姑的形象。因为我获得诺贝尔奖，许多记者到她家采访，起初她还很耐心地回答提问，但很快便不胜其烦，跑到县城里她儿子家躲起来了。姑姑确实是我写《蛙》时的模特，但小说中的姑姑，与现实生活中的姑姑有着天壤之别。小说中的姑姑专横跋扈，有时简直像个女匪，现实中的姑姑和善开朗，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现实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幸福美满，小说中的姑姑到了晚年却因为心灵的巨大痛苦患上了失眠症，身披黑袍，像个幽灵一样在暗夜中游荡。我感谢姑姑的宽容，她没有因为我在小说中把她写成那样而生气；我也十分敬佩我姑姑的明智，她正确地理解了小说中人物与现实中人物的复杂关系。
　　母亲去世后，我悲痛万分，决定写一部书献给她。这就是那本《丰乳肥臀》。因为胸有成竹，因为情感充盈，仅用了83
天，我便写出了这部长达50 万字的小说的初稿。
　　在《丰乳肥臀》这本书里，我肆无忌惮地使用了与我母亲的亲身经历有关的素材，但书中的母亲情感方面的经历，则是虚构或取材于高密东北乡诸多母亲的经历。在这本书的卷前语上，我写下了“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话，但这本书，实际上是献给天下母亲的，这是我狂妄的野心，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一样。
　　作家的创作过程各有特色，我每本书的构思与灵感触发也都不尽相同。有的小说起源于梦境，譬如《透明的红萝卜》，有的小说则发端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譬如《天堂蒜薹之歌》。但无论是起源于梦境还是发端于现实，最后都必须和个人的经验相结合，才有可能变成一部具有鲜明个性的，用无数生动细节塑造出了典型人物的、语言丰富多彩、结构匠心独运的文学作品。有必要特别提及的是，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我让一个真正的说书人登场，并在书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我十分抱歉地使用了这个说书人真实姓名，当然，他在书中的所有行为都是虚构。在我的写作中，出现过多次这样的现象，写作之初，我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希望能借此获得一种亲近感，但作品完成之后，我想为他们改换姓名时却感到已经不可能了，因此
　　也发生过与我小说中人物同名者找到我父亲发泄不满的事情，我父亲替我向他们道歉，但同时又开导他们不要当真。我父亲说：“他在《红高粱》中，第一句就说"我父亲这个土匪种"，我都不在意你们还在意什么？”
　　我在写作《天堂蒜薹之歌》这类逼近社会现实的小说时，面对着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我敢不敢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进行批评，而是这燃烧的激情和愤怒会让政治压倒文学，使这部小说变成一个社会事件的纪实报告。小说家是社会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做人来写。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
　　可能是因为我经历过长期的艰难生活，使我对人性有较为深刻的了解。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悯是什么。我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性的朦胧地带，而这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只要是准确地、生动地描写了这个充满矛盾的朦胧地带的作品，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并具备了优秀文学的品质。
　　喋喋不休地讲述自己的作品是令人厌烦的，但我的人生是与我的作品紧密相连的，不讲作品，我感到无从下嘴，所以还得请各位原谅。
　　在我的早期作品中，我作为一个现代的说书人，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但从《檀香刑》这部小说开始，我终于从后台跳到了前台。如果说我早期的作品是自言自语，目无读者，从这本书开始，我感觉到自己是站在一个广场上，面对着许多听众，绘声绘色地讲述。这是世界小说的传统，更是中国小说的传统。我也曾积极地向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学习，也曾经玩弄过形形色色的叙事花样，但我最终回归了传统。当然，这种回归，不是一成不变的回归，《檀香刑》和之后的小说，是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又借鉴了西方小说技术的混合文本。小说领域的所谓创新，基本上都是这种混合的产物。不仅仅是本国文学传统与外国小说技巧的混合，也是小说与其他的艺术门类的混合，就像《檀香刑》是与民间戏曲的混合，就像我早期的一些小说从美术、音乐、甚至杂技中汲取了营养一样。
　　最后，请允许我再讲一下我的《生死疲劳》。这个书名来自佛教经典，据我所知，为翻译这个书名，各国的翻译家都很头痛。我对佛教经典并没有深入研究，对佛教的理解自然十分肤浅，之所以以此为题，是因为我觉得佛教的许多基本思想，是真正的宇宙意识，人世中许多纷争，在佛家的眼里，是毫无意义的。这样一种至高眼界下的人世，显得十分可悲。当然，我没有把这本书写成布道词，我写的还是人的命运与人的情感，人的局限与人的宽容，以及人为追求幸福、坚持自己的信念所做出的努力与牺牲。小说中那位以一己之身与时代潮流对抗的蓝脸，在我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英雄。这个人物的原型，是我们邻村的一位农民，我童年时，经常看到他推着一辆吱吱作响的木轮车，从我家门前的道路上通过。给他拉车的，是一头瘸腿的毛驴，为他牵驴的，是他小脚的妻子。这个奇怪的劳动组合，在当时的集体化社会里，显得那么古怪和不合时宜，在我们这些孩子的眼里，也把他们看成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以至于当他们从街上经过时，我们会充满义愤地朝他们投掷石块。事过多年，当我拿起笔来写作时，这个人物，这个画面，便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为他写一本书，我迟早要把他的故事讲给天下人听，但一直到了2005年，当我在一座庙宇里看到“六道轮回”的壁画时，才明白了讲述这个故事的正确方法。
　　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引发了一些争议。起初，我还以为大家争议的对象是我，渐渐的，我感到这个被争议的对象，是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人。我如同一个看戏人，看着众人的表演。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着从花朵和石块中钻出来，擦干净身上的脏水，坦然地站在一边，对着众人说：
　　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我希望你们能耐心地读一下我的书，当然，我没有资格强迫你们读我的书。即便你们读了我的书，我也不期望你们能改变对我的看法，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作家，能让所有的读者都喜欢他。在当今这样的时代里，更是如此。
　　尽管我什么都不想说，但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我必须说话，那我就简单地再说几句。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还是要给你们讲故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里组织我们去参观一个苦难展览，我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为了能让老师看到我的表现，我舍不得擦去脸上的泪水。我看到有几位同学悄悄地将唾沫抹到脸上冒充泪水。我还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学之间，有一位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用手掩面。他睁着大眼看着我们，眼睛里流露出惊讶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后，我向老师报告了这位同学的行为。为此，学校给了这位同学一个警告处分。
　　多年之后，当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师忏悔时，老师说，那天来找他说这件事的，有十几个同学。这位同学十几年前就已去世，每当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这件事让我悟到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我再讲一个故事：三十多年前，我还在部队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看书，有一位老长官推门进来，看了一眼我对面的位置，自言自语道：“噢，没有人？”我随即站起来，高声说：“难道我不是人吗？”那位老长官被我顶得面红耳赤，尴尬而退。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许久，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但事过多年后，我却为此深感内疚。
　　请允许我讲最后一个故事，这是许多年前我爷爷讲给我听过的：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一场暴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一个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罚。”
　　于是大家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出去，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故事的结局我估计大家都猜到了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塌。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
　　今后的岁月里，我将继续讲我的故事。
　　谢谢大家！
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奖 &莫言感言
这是我的创作《蛙》出版近两年，期间多次接受过媒体采访，许多人也问我这部小说到底写什么的，我说写人，写姑姑这样一个从医50多年乡村妇科医生的人生传奇，她的悲欢离合，她内心深处的矛盾，她的反思与忏悔，她的伟大与宽厚，她的卑微与狭隘，写出她的职业道德与时代的对抗与统一，写的看似一个人实则是一群人。《蛙》其实也是写我的，学习鲁迅，写那个躲在旗袍里的小我，几十年来我一直在写他们、写外部事件，这次写自己、写内心，是吸纳心情、排除毒素，揭露社会阴暗面容易，揭露自己内心阴暗困难，这是人之常情。作家写作必须洞察人之常情，但又必须与人之常情对抗，因为人之常情经常制造罪恶。在《蛙》中我自我批判的彻底吗？不彻底，我知道今后必须向彻底的方向努敢对自己下狠手，不仅仅是忏悔而是剖析，用放大镜盯着自己写，盯着自己写也是盯着人写的重要步骤。得了茅盾奖当然是好事，但得了奖则忘乎所以是可耻的行为，必须清楚的知道与这个时代相匹配的好小说还没被发明出来，要把目光往那个方向看，盯着那个在荆棘丛生没有道路的地方，那里有绝佳的风景，那里有伟大的小说在向我们招手。
&&　　最后感谢中国，感谢读者、感谢评委，感谢那些批评过我、表扬过我的朋友们。感谢那些用他们的真诚情感不断激励我写作的朋友们！
《红高粱》由著名导演张艺谋执导，中国第一部走出国门并荣获国际A级电影节大奖的影片。影片先是以新式叙事手法为框架，试图拍摄一部打破传统主旋律模式的新式文艺剧情片，后此片一制作好便入围柏林德国影展，最后空前的拿下柏林影展最高奖金熊奖。而后，影片在国内公映，产生了空前的影响力，在当时一张电影票价几毛钱的情况下，该片票价居然炒到5-10元。影片并未照搬小说的意识流结构，而是将故事改为直线叙述，导演、摄影精心复现了小说构造的色彩世界，使画面非常具有视觉冲击力，以如阳光般眩目、热情似火的红色震惊了影坛。
&　　张艺谋曾说过，他在电影《红高粱》上的成功要感谢莫言提供给他一部好的小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张艺谋也成就了莫言。
&　　我曾怀疑张艺谋看走了眼
&　　改编我的作品爱怎么改怎么改，我对张艺谋没有任何要求，我说我不是鲁迅，也不是茅盾，改编他们的作品要忠于原著，改编莫言的作品爱怎么改怎么改。
&　　你要“我爷爷”、“我奶奶”在高粱地里实验原子弹也与我无关。非但无关，我还要欢呼你的好勇气。拍好了是你张艺谋的光荣，拍砸了也不是我的耻辱。
&　　当时国家有规定，小说的电影改编费是800元钱。我一开头不想参加改编，但张艺谋希望我参加编剧，因为牵扯到一些民俗啊之类的东西。编剧是三个人，一个是陈剑雨，一个是朱伟，还有就是我。稿子是当时任福建电影制片厂厂长的陈剑雨执笔的。1987年，我在高密，张艺谋把他的定稿拿给我看，定稿跟我们原来的剧本完全不是一码事了。张艺谋实际上作了大量的精简，我当时看了觉得很惊讶。这点儿东西，几十个场景、几十个细节就能拍成电影？后来，我明白了，电影不需要太多的东西。比如“颠轿”一场戏，剧本里几句话，在电影里，就“颠”了5分钟。
&　　张艺谋发电报：救救高粱
&　　月间，张艺谋给我发来一封电报，希望我能回高密帮他们找找县里的领导，获取帮助，说是高粱长势不行。说实话，当初他们把外景地选在高密，我就持反对态度。
&　　一是，高密东北乡现在已经变化很大，我所描写的高粱地是我爷爷他们年轻时存在过的，我根本没见过。那如火如荼的红高粱是我的神话、我的梦境。他们非要去高密东北乡拍红高粱，拍什么？当然可以种。
&第二，我在小说中早就写过：高密东北乡是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的地方。这些年，随着商品经济势不可挡地侵入农村经济生活，原先那种淳朴敦厚、讲义气、讲豪气的祖先风度都如用旧了的铜钱，去了辉煌的古铜色，添了斑斑点点的绿锈。
&　　一切都要钱，你们有多少钱？但张艺谋坚持要在高密拍。他先在1987年春天派了一个副导演杨凤良到高密，跟老百姓签了合同，种了两块高粱。
&　　我接到张艺谋的电报就回去了，到了孙家口一看，我真想哭。高粱全都半死不活，高的不足一米，低的只有几拃。叶子都打着卷，叶子茎上密布着一层蚜虫，连蚜虫都晒化了。天太旱了！第二天，我见到了张艺谋，他说他们找到了县委负责同志，批了5吨化肥。县里领导还把种了高粱的乡领导召到县委开了会，要他们把管理高粱的事当成“政治任务”。我被县委领导的开明之举感动了。
&　　曾经怀疑片子会砸在巩俐手上&
　　快开拍的时候，我想把剧组的全体成员请到我家里去。当时不叫《红高粱》剧组，叫《九九青杀口》剧组，当我把消息告诉家里人时，他们都很兴奋。我父亲则不声不响地扛着锄头下了地。父亲一直劝我谨慎，不要张狂，否则必遭祸患，我也尽量这样做。一大早，我母亲、我婶婶忙着擀饼，我媳妇忙着上集采购。大约十点钟，一辆涂着若干大字的面包车停在我家打麦场上，从车上下来了张艺谋、副导演杨凤良、“爷爷”姜文、“奶奶”巩俐、摄影师顾长卫等。
&　　说实话，我一开始对巩俐的印象一般。她当时在高密县招待所的大院里挑着木桶来回转圈，身上穿着不伦不类的服装，脸上凝着忧虑重重的表情。我感觉离我心目中的“奶奶”形象相差太大。在我心目中，“奶奶”是一株鲜艳夺目、水分充足的带刺玫瑰，而那时的巩俐更像不谙世事的女学生，我怀疑张艺谋看走了眼，担心这部戏将砸在她手里。事实证明，我的判断错了。
&　这个电影拍出来后，我看样片，确实感到一种震撼，它完全给人一种崭新的视觉形象。应该说，在视觉上、色彩运用上，营造出这么强烈氛围的，《红高粱》是新中国电影第一部。
&　电影的影响确实比小说大得多，小说写完后，除了文学圈也没有什么人知道。但当1988年春节过后，我回北京，深夜走在马路上还能听到很多人在高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电影确实是了不得。遇到张艺谋这样的导演我很幸运。
顾彬并没有认真读过莫言作品
搜狐文化：汉学家顾彬昨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出了质疑，质疑主要集中在莫言作品的思想性与写作手法方面，顾彬认为莫言的小说没有思想性，并且写作手法停留在18世纪末的风格，您如何看待顾彬的观点？
&　　陈晓明：顾彬过去一直在批评中国文学，并且经常批评莫言，现在让他改口也不容易。但是我怀疑他并没有认真读过莫言的作品。我知道前些年顾彬批评莫言，是在没有细致读过莫言作品的情况下发表的言论，不知道他这几年补课了没有。
&　　莫言的写作风格当然不是停留于18世纪末，他的文学手法广阔而多样，非常丰富，一方面受到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影响，如托尔斯泰等；另一方面莫言的创作还深受现代派，如福克纳、卡夫卡、博尔赫斯的影响。与此同时，他将中国的地方戏曲和民间艺术融入其中，创作出自己的风格。
&　　莫言艺术手法上的夸张与荒诞性都带着后现代的印记，并且他极具语言天分，用语言的反讽来推动叙事的手法，都已经超越了顾彬所言的18世纪末甚至19世纪的写作手法。
& “德国人有德国人的思想，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思想”
&　　搜狐文化：顾彬谈到莫言作品没有思想性，您如何看？
&　　陈晓明：顾彬是德国人，德国人有德国人的思想，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思想，而且顾彬的言论带着很强的个人性，他有自己对中国作家的理解。
&　　莫言当然有思想性，他对历史、对20世纪中国的悲剧性、对人类记忆和人性都有深刻理解，并且在作品中将历史暴力带给人民的创伤呈现了出来。比如他在《丰乳肥臀》的开篇，写到农户家里，驴在生产，同时女人也在生产，而女人因为已经连续生了好几个女孩，所以人们宁愿在外面看驴生产，就在这时候日本鬼子进村，男人们又都跑到外面并且血流成河。仅仅一个开篇，莫言将人与动物的生产，帝国主义对传统中国的侵入等淋漓尽致地写了出来。我相信，如果不是对20世纪中国历史以及人民伤痛记忆的深刻理解，是不可能写出这样的作品的。
&　文学作品的思想性不是形而上的概念，顾彬可能更多受到德国和西方先验主义等哲学思想的影响，没有看到莫言作品中对民族命运的理解。莫言另一部作品《生死疲劳》中通过动物的变形写土改、文革、80年代、改革开放等，你能说这样的作品没有思想性吗？
&魔幻现实主义是“日常生活的神奇化”，莫言寻求“孩子”视角
&　搜狐文化：诺奖评委会给出的获奖理由是“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融合了民间故事、历史和当代”。从昨晚到现在，网友们热议的主题之一就是“魔幻现实主义”，您能向我们简单介绍下吗？
&　陈晓明：魔幻现实主义起源于拉美，马尔克斯、略萨等都是显著代表。之所以在拉美产生，主要是因为受到玛雅文化的影响。在玛雅文化中，常常有神秘的、不可知的东西渗透到日常生活中。马尔克斯等的作品在现实传奇性的基础上加入了更多的夸张和魔幻，简言之就是“日常生活的神奇化”。
&　莫言一直对马尔克斯、福克纳的作品非常关注，并且努力在现代主义小说的尝试中寻求一种改变传统现实主义的视角。福克纳的一个小说，用傻子的视点越过理性的界限，去发现世界的另一面。格拉斯的《铁皮鼓》则是用小孩的视点看到世界的另一个面向。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则是用死人的视点。
&　莫言其实一直在寻求一种“孩子”的视角。《红高粱》中用我爷爷、我奶奶的视点类似于孩子，《透明的红萝卜》中干脆直接用孩子，包括《酒国》中的荒诞感、《生死疲劳》中的动物化——这样的视角越过了理性和科学逻辑的界限与制约，叙事上获得了极大自由。　　但相比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莫言的魔幻回到了中国经验，写法上不像拉美那么夸张，而是融入了“可理解性”，他写动物，猪会带着猪自身的特点，让读者有理解的余地。另外，章回体、猫腔等都带有浓郁中国特色。　　话说回来，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确实影响广泛，但从根源上看，拉美的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等作家，他们都是受的西方文学教育，博尔赫斯是在日内瓦受的教育，而且他们都是西班牙语写作，所以魔幻现实主义根本上还是西方现代主义的发展。
& 当代中国文学已经到了成熟时期&
　　搜狐文化：莫言获得诺奖，您认为会对他本人的创作和国内文学界带来某种影响吗？
&　　陈晓明：我以前就说过，文学的变化是最难的，传统的制约和语言的限制，一个作家要想获得带有强烈个人风格的语言是很困难的。另外，文学的变化主要取决于个人性，与作家本人长期的磨砺与感悟密切相关。作家创作的变化不像电影、绘画转换风格那么容易，它更多是个人对某种协调性的寻求。文学作品很容易受到经验的制约。
&　　谈到当代中国的文学环境，我个人认为，在汉语文学发展了一百年以及一批作家几十年的个人探索努力之后，今天的中国文学已经进入了一个比较成熟的时期。而且随着莫言、马原、余华、格非等都进入了中老年创作期，我们的当代文学已经很明显呈现出了“晚期风格”，这样的风格特点是创作上更加独特、自由、大胆，破除了规则，更有内涵。
&　　搜狐文化：您说现在的中国文学已经进入了比较成熟的时期，这好像与现实上文学这些年不断边缘化的现状有些出入。
&　　陈晓明：对，我之前就提出了一个观点，重估中国当代文学价值，这几年来，莫言、张炜、贾平凹、刘震云、苏童都有非常重要的作品陆续问世，但确受到了中国文化当中很多恶劣心态的影响，很多媒体为了单纯的点击率和发行量，跟着顾彬这样的人一起骂当代文学，认为当代没有好文学，全是垃圾等等。但是这些炒作者并没有认真读过当代作家们的作品，只是单纯为了吸引眼球制造噱头，是文化的可悲。
&　　搜狐文化：您认为莫言获奖后还会有更重要的作品吗？
&　　陈晓明：这个很难说，文学创作不是公式，并不是说获得了诺奖就一定能写得更好，但我觉得莫言是一个创造力非常旺盛的作家，相信他会有更好作品。
莫言三部小说的瑞典语翻译者陈安娜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宣布的前夕，曾接受记者采访，表达了她对于莫言本人及其作品的看法。“他的笔名是莫言，跟他见面的时候他确实没有说那么多话，但是说话的时候他总是很幽默，很有意思。作为一个外国读者，读他的东西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内容虽然很中国化，但里面讲的那些爱和恨我们都可以接受。”
&&　陈安娜此番接受采访时，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还未宣布，不过她表达了对于整个中国文学的信心。“如果他（莫言）得奖了，我当然非常高兴，因为我是他的译者，而且我喜欢他的作品。如果他得奖，不光是对他个人有好处，对中国文学在国外也有好处。”
&&　早在今年8月，两家博彩公司分别开出了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赔率表，在这两张赔率表上，莫言分别位列第一和第二，当时陈安娜就在自己的新浪微博上转发了这一消息，并且贴出了“给力”的图像。
　　得知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高晓松直呼“这个消息太令人欢欣鼓舞”。他坦言，莫言、余华、王朔、苏童四个人是他心目中最伟大的大师。“莫言是上世纪80年代最后一代大师，获得这个奖当之无愧。”对于此次莫言获奖，高晓松表示“获得的太晚了”，“我翻译过一些外国文学，我觉得中文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语言，但因为很多翻译障碍，没办法完美体现中文的魅力，我一直觉得中国文学不落后于世界上任何国家，只是中西方在文字理解上有巨大差异，这个诺贝尔奖获得的太晚了。在我看来，王朔也应该得奖，但他的作品更难翻译。”
&&　“没有陈安娜，就没有莫言今天的成功。”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轰动全国的同时，将莫言作品带到瑞典的翻译家陈安娜也成为网友关注的焦点。8月27日，莫言曾在微博上表示，他在瑞典出版了三本书：《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生死疲劳》，三本书的译者均是在瑞典从事翻译现代中文作品的陈安娜。陈安娜究竟是谁？国内媒体曾报道其为瑞典从事翻译现代中文作品的专家之一。而这个奖，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陈安娜的悉心翻译。此外，还不应忘了美国翻译家葛浩文，没有他把莫言的多部小说翻译成英文，莫言的影响力恐怕难以进入西方。
&&　　顺便说说
&　　文学诺奖也有规律
&　　到底是什么样的“喜好”左右着诺奖评委？让我们回顾一下近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奖作品，找一找诺奖的获奖规律。
&&　　●语言是首要因素
&　　诺贝尔文学奖有一个怪现象让读者很难忽略，自1895年诺贝尔文学奖开设以来，获奖作家多来自欧洲和北美，亚洲仅有印度的泰戈尔，日本的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和以色列的阿格农获奖。语言成为首要因素。于是，翻译就成为其中很重要的一点。翻译者对于作品的理解越深刻，作品自然越好。
&&　　●群体记忆的描写
&　　从近十年来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描写二战或是种族主义的作品占了一半。群体记忆是一个群体对自己特定文化经历的记忆。这些作品更容易唤起读者的共鸣，也更易获得诺奖青睐。
&&　　●理想主义的亮色
&　　诺贝尔的遗嘱中，提到诺贝尔文学奖对于“理想倾向”的重视，希望“授予在文学领域中创造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优秀作品的人”。于是“理想倾向”一词，在诺贝尔奖百年的历史中从未中断。
&　　陈安娜20年翻译20部中文小说
&　　其实早在诺贝尔文学奖结果出炉之前，陈安娜就在其个人微博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个人认为莫言获诺奖的希望不小，不过是今年获奖，明年获奖或十年后获奖，我们谁知道？等到明天下午再说。”瑞典文学院宣布莫言问鼎后，陈安娜仅在微博上发布了两个表情符号，一个“太阳”和一个“蛋糕”，以对莫言的获奖表示祝贺和晒心情之美好，这条微博引起了近5000条转发，许多中国网友特地登录微博，向陈安娜表示感谢，感谢她将中国优秀的文学作品介绍到国外，称赞她是“中国文化的使者”，“译者功不可没，好的翻译是作品的重生”。
&&　　陈安娜翻译莫言的作品事出偶然，她本来也只是一位兼职的中文翻译。有一天，她在购物时有出版商找到她，问她是否愿意翻译中文小说，那是她第一次读到《红高粱家族》，这也是她将之翻译成瑞典语的第一本书，她称自己非常幸运，因为在瑞典，每年只有一两本中国图书出版。瑞典的出版商无法阅读中文，所以他们依赖英国和美国的文学代理人，这些代理人贩卖英文翻译版本，出版商阅读后再决定是否要找人翻译成瑞典文。因此，中文小说往往要等待许多年，才会有瑞典语译本出现。
&&　　在过去的20年里，陈安娜翻译了20部中文小说，其中包括王安忆、莫言和余华的作品，都是翻译成了瑞典文。她嫁给了来自中国的翻译家万之先生，随夫取了一个中国姓氏“陈”。今年5月20日，两人曾一起到上海推介瑞典作家马丁松的作品《阿尼阿拉号》。
&&　　葛浩文欲翻译莫言的早期作品
&　　葛浩文步向自己翻译事业高峰的契机，正是翻译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在朋友家读到这部小说时，他冲动得不能自已，他对自己说：“这才是我想翻译的东西！”他试译了八个章节，投给纽约的一家出版社。一天，位于旧金山的女儿家中电话响了，找葛浩文。“天知道他们从哪里弄到我女儿的电话号码。”还来不及问对方是谁，电话那边急切地说：“这小说我们要了！”当即给葛浩文开了个价——这个穷书生从来没见过的十分可观的数字。
&&　　葛浩文这个“接生婆”有时会到书店看望他的“孩子们”。“基本情况是根本找不到，偶尔可以找到一本已经非常意外了，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中国文学作品能被摆在最显眼的位置。”
&　　目前，葛浩文正在翻译《蛙》，此前他接受采访时表示，“我真心喜欢莫言的所有小说，并对翻译它们乐在其中。我喜欢它们的原因各式各样。比如，《酒国》可能是我读过的中国小说中在创作手法方面最有想象力、最为丰富复杂的作品；《生死疲劳》堪称才华横溢的长篇寓言；《檀香刑》正如作者所希望的，极富音乐之美……我正在翻译《蛙》，有机会我会翻译一些莫言较为早期的作品。”
&&　　对此，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谭五昌表示，没有非常优秀的翻译家把作家作品翻译成外文，就可能会影响到作品在国外的传播性和影响力，所以翻译是非常重要的。外文的译本好，莫言作品的丰富性、文学艺术上的魅力就很完整地呈现了出来，于是打动了评委们。
问：您最喜爱莫言的哪部作品？
葛浩文：这就像是要我在自己的孩子中选一个最喜爱的一样难。我真心喜欢莫言的所有小说，并对翻译它们乐在其中。我喜欢它们的原因各式各样。比如，
《酒国》可能是我读过的中国小说中在创作手法方面最有想象力、最为丰富复杂的作品；《生死疲劳》堪称才华横溢的长篇寓言；《檀香刑》，正如作者所希望的，
极富音乐之美。我可以如数家珍，不过你已经明白我的意思了。我正在翻译《蛙》，如果周四诺贝尔文学奖公布的正是莫言的名字，我想我应该有机会去翻译一些此前未能触及的
他较为早期的作品。
雪莉·陈：莫言富于实验精神，他的每一部作品都与众不同。因此很难说哪一部是我最喜欢的。如果非要选择的话，那就是《酒国》和《生死疲劳》吧。
问：您能否比较一下莫言和其他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
葛：所有著名的当代作家都具有独特的个人风格，若非如此，文坛就不健康了。比起同时代的作家，莫言更有“历史感”。不论是太平天国还是文革题材，他
拿捏历史角度最为得心应手。当然，也有例外，比如说《四十一炮》。他的作品很少涉及当下城市题材，这似乎是现在最热门的主题。莫言是一位“最大主义者”
(如果有这么一个词的话)，他总是尽力探求汉语表达的极限。他也是一位能够调动各种感观的作家。最后，他特别善于“陌生化”，用他的散文营造崭新、抓人的
陈：就内容来说，莫言和其他寻根文学作家一样，经常描写自己的家乡，山东高密。但是他的写作与众不同。就风格而言，莫言独一无二，无法将他与任何做比较。你可以说有时他就像王硕一样诙谐，但他们的诙谐是完全不同的。
问：您能就风格、内容等方面将莫言与相近的西方作家相比吗？
葛：当我阅读莫言的作品时，我时常会想到狄更斯(我知道他不是当代作家)：他们的作品都是围绕着一个鲜明道义核心的鸿篇巨制，大胆、浓烈、意象化而
又强有力。与其作品相似的还有威廉·弗尔曼[注：当代美国作家]的《欧洲中心》[Europe
Central暂译名]，莫言的《红高梁》系列拥有同样的宏大历史叙述，他的《天堂蒜薹之歌》也同样表达了对强权者兽行的猛烈抨击。当然，还有那些莫言自
己也比较喜欢的作家：现代主义的福克纳、魔幻现实主义的加西亚·马尔科斯，还有日本的大江健三郎。也别忘了另外一个“老派人物”：以市井狸语冷嘲热讽著称
的拉伯雷[法国16世纪作家]。
陈：莫言说过他深受福克纳和马尔科斯的影响。读者可以在莫言的作品中发现这两位作家的一些特征，比如以小镇为叙述背景、丰富的想象，甚至于魔幻现实主义的风格。
问：由于译者们辛勤的努力，莫言已成为在西方最为著名的当代中国作家之一。如果中国能够加大资助，会有更多的中国作家有望角逐国际大奖吗？
葛：请不要忘记，莫言的作品在世界各国都有很多才华出众的翻译，日本、法国、意大利和德国尤为突出，译者们为树立他的国际声誉做出了杰出贡献。中国
在推动和资助文学翻译方面的确是落后了。美国、欧洲的一些国家，以及日本，都在积极资助以各种外语为母语的译者，促使其作品进入这些语言区的本土市场。中
国在这方面理应做得更好。
陈：我认为你[记者]这么说很有道理。比如，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史铁生就理应获得更高的国际知名度。
问：翻译中国小说的报酬如何？
葛：我曾经翻译小说分文未取(恐怕我不应该经常这么做)，而且报酬标准也大有不同。对于一项要求训练、天赋、很长时间的工作来说，获得相应的报酬总
是难上加难(完整翻译任何有份量的作品都可能吞掉半年以上的时间)。大多数时候，出版商不能也不愿付给翻译他们应得的报酬，这就是为什么[文学翻译事业]
急需外界资助的原因。你可以想象得到，获得资助的竞争有多么激烈。对于我来说，这么做 [坚持翻译中国文学]
的原因，首先，并且总是，出于一种对我所从事事业的热爱、对于优秀文学的热爱，以及(也许是一种偏执吧)希望看到我为这本书所付出的努力开花结果，尽管我
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这本书将对那些我无缘结识的读者产生何种影响。
问：中国国内对于诺贝尔文学奖非常关注，您对此有何看法？
葛：我对这个奖本身没有什么看法；但是这么多人对这个奖如此痴迷地关注令我感到不安。对于中国和韩国等国家的人来说，是否获得此奖已经关乎整个民族获得承认或者遭受轻视的地步。得了，乡亲们！这只是一个关于某位作家(或诗人)作品的奖项。我知道，很多人并不这么认为，不过……有必要吗！
【沪江百科】
Howard Goldblatt
介绍：中文名为葛浩文，美国著名的翻译家，出生于1939年，20世纪60年代服役期间在台湾学习汉语，后获得印第安纳大学中国文学博士学位。
目前是英文世界地位最高的中国文学翻译家。他的翻译严谨而讲究，“让中国文学披上了当代英美文学的色彩”。葛浩文的翻译清单包括莫言、萧红、陈若曦、白先勇、李昂、张洁、杨绛、冯骥才、古华、贾平凹、李锐、刘恒、苏童、老鬼、王朔、虹影、阿来、朱天文、朱天心、姜戎等二十多位名家的四十多部作品。
&瑞典国王为莫言颁奖 授奖词:他揭露出人阴暗面
在长达8分钟的瑞典语授奖词之后,Per
Wastberg以中文邀请莫言上前从国王手中领取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莫言,请!”在全场掌声之中,莫言缓步上前,领取了这一年度至高文学荣誉。
&&　新京报斯德哥尔摩讯
(特派记者吴永熹)北京时间昨晚11点30分,2012年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于斯德哥尔摩音乐厅举行,将整个诺奖周活动推向最高潮。中国作家莫言从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手上接过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证书及金质奖章。随后,在斯德哥尔摩市政厅举行的诺贝尔晚宴,与大约1300名客人一起共同庆祝这一荣耀并发表5分钟左右的获奖感言。瑞典公共电视台SVT1台以及诺奖官方网站对颁奖典礼进行了直播。
&&　　11点25分,颁奖仪式在瑞典王室乐曲《国王之歌》的乐曲声中拉开帷幕,随后,交响乐团演奏了莫扎特的D大调进行曲。11点34分,国王一家盛装出场,在领奖台右侧落座。稍后,本届诺奖获奖者在乐曲声中入场,国王一家起立,欢迎获奖者入场,获奖者于领奖台左侧落座。颁奖典礼名流云集,包括上届文学奖得主特朗斯特罗姆及夫人莫妮卡在内的各界精英受邀出席。
&&　　在领奖人逐一登上领奖台落座后,诺贝尔基金会主席马库斯·斯托尔克(Marcus
Storch)发表致辞,欢迎获奖者来瑞典参加颁奖仪式,并且介绍了诺贝尔奖的历史、发展、责任及使命。
&　　斯托尔克致辞完毕后,交响乐团演奏了柴可夫斯基《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波兰舞曲。
&&　　随后,每个诺贝尔奖项评选委员会的代表分别介绍了获奖者的成就并依次邀请获奖者上台从国王手中领奖。颁奖顺序依次为物理学、化学、生物及医学、文学、最后为经济学奖。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稍早已于挪威举行。
&　　为莫言介绍的是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提名小组主席佩尔·瓦斯特伯格,他介绍说,莫言是个诗人,粉碎了陈腔滥调,让茫茫人海中的个体得以升华,莫言的想像力翔越了人类存在的全部。
&　　12点3分,致辞完毕后,瓦斯特伯格说,“莫言先生,现在我代表瑞典学院,邀请您举步上前,从尊敬的瑞典国王手中接受诺贝尔文学奖。”全体观众起立,莫言走上前从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手中接过证书和奖章。
&　　整个颁奖典礼持续了一小时二十分钟。典礼结束后,莫言随同其他客人一起,移步斯德哥尔摩参加皇家晚宴。获奖人今日将前往诺贝尔基金会商讨奖金转账的具体事宜。
授奖词节选&
&　 他是个诗人 让个体升华
&　　莫言是个诗人,他……让茫茫人海中的个体得以升华。
&&　他以俏皮而难以掩饰的轻快口吻,揭示人类存在的极端阴暗面,几乎无意识地就找到了极具象征意义的形象。
&&　高密东北乡收藏着许多中国民间故事与历史往昔,但只有极少真正意义上的旅程得以超越这些,描述出一个爱善与邪恶皆有超乎寻常之能量的地方。
&&　莫言的想像力翔越了人类存在的全部,他对大自然有了不起的描绘……他描写英雄、恋人、拷打者和强盗——他尤其擅长描写坚强不屈的母亲形象。
&&　莫言的故事里带有神话与寓言的伪装,但到头来他却颠覆掉这一切。
&&　莫言采用了源自神话与民间故事的夸张、模仿与派生手法。
&&　何时曾有如此史诗式的春潮席卷过中国与世界?在莫言的作品中,世界文学与一个声音对话,这个声音足以湮没大部分的同行者。
&&　　■ 现场细节
&　　现场奏响《中国舞曲》
&　　12月10日,2012诺贝尔奖授奖仪式在斯德哥尔摩音乐厅举行,不同于一般的颁奖典礼,这是一场皇室盛宴。
&　　颁奖 &　　瑞典国王率王室成员
&　　今年,在斯德哥尔摩音乐厅大约有1570人莅临现场,观看本届诺奖得主从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手上接过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证书及金质奖章。台上就座的有95人,其中有瑞典皇家科学院的成员、卡罗林斯卡医学院诺贝尔委员会成员、诺贝尔基金会成员和前诺奖得主。坐在最前面的就是本届诺奖得主和王室成员,包括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王后西尔维娅,女王储维多利亚,王子丹尼尔,卡尔菲利普和公主玛德莱娜。莫言则就座第一排左数第七位,与日本科学家比邻而坐。
&　　现场奏响《中国舞曲》
&&　　授奖仪式在圣歌《国王之歌》中开启,每位获奖者领奖时,都配有为其专门选择的乐曲,莫言是第四位领奖者,在领奖之后,现场奏起了丹麦剧作家卡尔·尼尔森《阿拉丁组曲》第四曲《中国舞曲》。
&　　证书 &　　抽象派艺术家订制
&　　每届诺奖得主的获奖证书都有专人设计,今年为莫言设计的是瑞典画家、雕塑家约翰·斯滕堡(John
Stenborg),约翰出生于1957年,风格抽象、前卫,2011年他被选入皇家艺术学院。
&&　　排场
&　　17000朵鲜花
&　　今年的斯德哥尔摩音乐厅被鲜花簇拥,鲜花温暖的颜色和现场温暖的阳光交相呼应。舞台前端是用明亮颜色的玫瑰铺就的花床,后方则被康乃馨、玫瑰等花围起各种大小花环。舞台中央,阿尔弗雷德·贝恩哈德·诺贝尔的头像后面,一座由6000朵花组成的花墙升起。而整个会场共有17000朵鲜花。
&&　　■ 主席致辞
&　　诺贝尔基金会主席: &　　我们嘉奖对人类最伟大的贡献
&　　新京报讯
诺贝尔基金会主席马库斯在昨日的诺奖颁奖典礼演说中称,诺贝尔奖对于奖项的选择打开了一个关于自然和人性的广阔领域。“其中涉及了掌管我们物质世界的法律和力量,探究这个世界究竟如何由不同的元素和生活在不同组织中的不同生命来构筑。这涉及了人类如何描述其周遭的环境和内在的生命,他们如何克服冲突和差异。诺贝尔奖融合了科学、文学、和平,这让他独一无二。”
&　　此外,他也提到了越来越多的亚洲人开始关注诺贝尔奖,这从诺奖官网亚洲用户的增多便可发现,“诺贝尔奖的网站也是我们追踪人类文明历史的重要资源。很多诺贝尔奖得主都建议自己的学生去了解得奖者的生平和其所研究的领域,以此对各自的研究领域可以有一个概观。而来自世界各地的用户的国籍也反映出了全球智慧发展的过程。最开始,我们网站的主导用户大多来自北美,而最近几年亚洲用户的增多让我们的网站拥有了更多的用户。”
&&　　在最后,马库斯谈到了诺贝尔奖的意义,“诺贝尔奖的历史就是一个蔓延不断的故事,每一年通过新的成就它也扩充了自己。诺贝尔基金的活动也是着眼于未来的发展。通过强调前人成就的重要性,和当今重要且急迫的问题,我们为知识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做出了贡献。沿着这条路,我们嘉奖对人类最伟大的贡献,而这正是阿尔弗雷特·诺贝尔的精神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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