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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士谔论欧阳健
&&& 晚清小说璀璨的天幕中，闪烁着若干颗耀眼的明星：李伯元、吴趼人、刘鹗、曾朴、黄小配、陆士谔……。在这几位体现了晚清小说的历史走向、代表了晚清小说的最高成就的小说家中，最多产的陆士谔却长期受到不应有的冷落。&&& 造成这种境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条是资料的局限。1985年《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项目启动，我们在四年中遍访全国六十几家图书馆，发现陆士谔的作品散佚严重，在他的故乡――上海的几家大图书馆，仅找到《新中国》、《新上海》、《龙华会之怪现状》等几种，完整的《新三国》、《新水浒》还是到云南才访得的。虽经多方努力，仍有好几种书遍访未见，《女界风流史》也只得见下卷，致使《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留下了缺憾。至于现今整理出版的陆士谔作品，大约只有《血泪黄花》、《新孽海花》、《新上海》等，在全部陆士谔小说中，只不过是一个零头。&&& 另外一条原因是权威的论断。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没有出现陆士谔的名字，惟第二十八篇中提及：“《孽海花》亦有他人续书（《碧血幕》《续孽海花》），皆不称。”那部《续孽海花》，就是陆士谔的作品。阿英《晚清小说史》虽多处提及陆士谔，品评却一律取贬抑的态度。如第二章云：“《孽海花》续作有陆士谔《续孽海花》，殊不称。”第三章论描写晚清社会的小说云：“其他类此的作品尚多，或不完，或不足称，o能从略。”其中举有陆士谔的《新中国》、《鬼国史》、《新上海》，这三部小说都是“完”了的，所以只能归于“不足称”之列。第十一章论暴露官场的小说，提到陆士谔的《官场怪现状》、《六路财神》，未予置评。第十二章论讲史小说，举有《新三国》（未标作者和出版社），评为“粗制滥造之讲史”。第十三章《晚清小说之末流》，论“拟旧小说”时举有陆士谔的《新水浒》，以为“窥其内容，实无一足观者”，断言“是当时新小说的一种反动，也是晚清谴责小说的没落”。对陆士谔的作品破格作了评介的是《精禽填海记》（此书署沁梅子，阿英曰“不知何许人”），谓：“此书在实际上，他所说的依据史实，还是依据官家的史实，对李自成是歪曲的”；“作者写作此书的目的，当然含有反满的意义。惟成就不如吴趼人，一般言之，亦不过是水平线上的著作而已。”&&& 多数读者、研究者读不到陆士谔的书，心底里又横梗着权威的论断，又怎能让陆士谔“热”起来呢？&&& 由华东师范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明清小说研究》杂志与上海市青浦区朱家角镇政府主办的“上海近代小说暨陆士谔国际研讨会”的召开，或许意味着这一局面的结束。为了不使这位当年享有盛名的作家湮没于历史长河中，研究界和出版界的当务之急，一是对陆士谔的作品进行系统的抢救整理，让大家都能接触到陆士谔的书；二是排除权威论断的先入之见，对陆士谔作出全新的科学的阐释和评价。 &&& 我在《晚清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中，曾将晚清新小说的演进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晚清新小说的发轫（），晚清新小说的第一个高峰（），晚清新小说的第二个高峰（），晚清新小说的馀波（）。书中将陆士谔与吴趼人、黄小配一道，作为支撑第二个高峰的重要作家，更将他的《新中国》到《血泪黄花》，作为晚清新小说的馀波中改革终结的历史见证。本文拟在此基础上，对陆士谔作较为准确的价值定位，识者正之。&&& 一&&& 陆士谔出身于云间世家，伯父陆世淮，为同治十二年（1873）举人，大挑教谕，内阁中书，曾在俞曲园家教馆。父陆世澧，为邑廪生，“艰苦力学，文名著一邑，于制艺尤精，应课书院，辄冠其曹，而屡困秋闱，荐而未售。新学乍兴，科举犹未罢，即命儿辈入校肆业，其识见明达如此。”① 就出身和教养而言，他与刘鹗、李伯元、吴趼人、曾朴是同一类型的人物。但由于陆士谔家道中落，只得去做典当学徒，后又以行医维持生计，致使他缺少刘鹗、李伯元、吴趼人、曾朴那种与上层社会的广泛联系，也没有李伯元、吴趼人、曾朴那种担任报刊主编的经历，未能产生开创一代风气的巨大影响。《新水浒》夹批云：“吾与士谔友十年矣，见其踔厉风发，才气过人，然潦倒天涯，漂零蓬断，北海乏孔融之赏鉴，汉庭无狗监之游扬。”孟叔任《〈新三国〉序》云：“陆君云翔长于文，其局度之精严，气魄之雄厚，直逼班马。惜阳春白雪，不合时宜，世之人徒知其小说而已。呜呼，君以小说名，君之遇苦矣。”都是他“不遇”境况的真切写照。陆士谔凭着个人的闯劲在上海滩立足，他走过的文学之路是异常独特的。&&& 陆士谔生于光绪四年（1878），比刘鹗（1857年生）小21岁，比吴趼人（1866年生）小12岁，比李伯元（1867年生）小11岁，比曾朴（1872年生）小6岁；他1905年前后到上海，比吴趼人于光绪九年（1883）到上海晚18年，比李伯元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到上海晚9年。当他于1906年以“沁梅子”的笔名撰写历史小说《滔天浪》、《精禽填海记》，开始步入文学创作领域时，以李伯元《官场现形记》、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老残游记》、曾朴《孽海花》为代表的新小说的鼎盛时代已经降临，新小说的格局已经基本形成。“后来者”的身份，注定了陆士谔在小说界的劣势。为了使自己的创作获得社会的认同，他的部分作品如《官场新笑柄》、《官场怪现状》、《龙华会之怪现状》、《最近社会秘密史》等，显然是在李伯元、吴趼人设定的范式中运作的，《新孽海花》甚至还袭用了曾朴的书名。《新中国》写李友琴诘问陆士谔：“你的《风流道台》、《官场新笑柄》，比了《官场现形记》如何？”陆士谔无言以对。实际上是承认自己在这一领域，并无骄人的业绩。如果陆士谔作品的水准仅止乎此，的确只能博得一个“殊不称”的考语。&&& 但是，起步较晚的劣势，却给了陆士谔某种难得的机遇。他在《〈新水浒〉序》中写道：&&& 客问陆士谔：《新水浒》何为而作？士谔曰：为愤而作。客曰：嘻，甚矣，先生之妄也！当元之季，政纲宽弛，民生雕敝，儒林偃息，僧侣专权，朝尽北人，世轻南士，耐庵满腹牢骚，末由发泄，奋笔著书，乃有《水浒》之寄托深远，言词激烈，固其所也。今先生生逢盛世，遭遇圣明，当宪政预备之年，正先生秉笔之日，言何所指，意何所托？毋乃类画蛇之添足，等无病之呻吟。嘻，甚矣，先生之妄也！士谔曰：吁，有是哉，子之迂也！又担前簿硬豢梢月腔迹⑹啦豢梢匝晕＃蚨∽惹康型饪岬衬谒牛西瘸涑猓眚庥浚⒂型沃模嗝シψ灾沃Γ运钠穑焖蹬笮耍钥闪萁鹑酥辏湮┛谥巳郑栉杼剑纱擞朴浦暝潞巍｀涤酰裰菝蚊危嗫谶剡兀榫呈督殖ど惩纯蘖魈椋榉堑靡猓居形ｆ椿适牟骨樘欤涝柑詈藓＃蓝遥蛭崾樽阋曰靥欤皇啦晃抑蛭嵘硖诼钣谕蚩凇Ａ挛嵴弑卦唬貉哉呶拮铮耪咦憬洌宦钗嵴弑卦唬旱叩购诎祝趴诖苹啤Ｈ晃峁癯潭戎泻嫌诹⑾芄裼敕瘢艺捎谖崾檠橹？托菀樱刮沂榉⑿泻螅从胛冶缏畚赐硪病？ 闻言，垂头而去。&&& 陆士谔清醒地意识到，他之秉笔撰作小说，正赶上晚清“当宪政预备之年”。要对陆士谔作出价值定位，症结乃在对晚清“立宪”的正确评价。&&& 早在1937年，阿英《晚清小说史》就单辟了《立宪运动面面观》一章，专论这一问题道：&&& 由於帝国主义侵略的激刺，在晚清产生了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维新运动。反映在政治方面，便是君主立宪。这运动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是不同的，它的目的，固是要跻中国于富强，然也就是要帮助统治阶级的政治复兴。主张种族革命的人，自然恃着反对的态度，就是那守旧的人，一样是不能同意的。所以这一回的变法，结果是失败的。而收获，却在许多维新事业的提倡上，如学校的创立，西洋文化的介绍，妇女解放运动，反迷信运动诸方面。要说政治上也有成果，那是决不在一纸的“立宪诏书”上，而是使青年更进一步感到清室的不可与有为，打破对统治者最后幻想，走上“革命”的道路。因此，对于维新变法，反映在小说方面，也就有了两种不同倾向，一是拥护立宪运动，一是反对立宪。其拥护立宪的，要以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为代表作，此外则有春c的《未来世界》、佚名的《宪之魂》。其属于反对方面的，有黄小配的《宦海升沉录》、《大马扁》，有专对康梁而作的《康梁演义》、《新党发财记》、《上海之维新党》、《一字不识之新党》、《立宪镜》以及各种反维新的《现形记》之类。而对清廷的立宪明知其欺骗而加以讽刺，也有吴趼人的短篇《立宪万岁》。在其他小说里涉及这一问题的更多，绝大部分是采取反对的态度。&&& 阿英不是史学家，他的论述有许多含混的地方。如康梁领导的戊戌（1898）维新，并没有博得一纸“立宪诏书”；晚清众多的“立宪小说”，更非产生于戊戌时期。但阿英对立宪的否定，与后来的近代史家却是一致的。随手翻阅手边的近代史著作，如陈振江的《简明中国近代史》，第六章有《“预备立宪”骗局的破产》一节：&&& 随着1905年革命形势的高涨，一部分资产阶级的上层代表人物如张謇、汤寿潜等人，惧怕革命危及他们的利益而抵制革命运动，并乘机迫使清政府向他们开放一部分权力，因此，加紧了君主立宪活动。他们勾通湖广总督张之洞、直求总督袁世凯、两广总督岑春煊等人，由他们出面奏请实行君主立宪。张之洞、袁世凯等汉族大官僚也希图通过立宪向满洲亲贵取得更多的权力，而支持立宪派的要求。慈禧太后迫于革命形势的威胁，为稳定自己的反动统治，决定玩弄“预备立宪”的骗局，以欺骗人民、消弭革命和笼络立宪派，便在1905年底特派载泽、戴鸿慈、端方、李盛铎、尚其亨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分别在欧美、日本逛了一圈，并请梁启超拟了个立宪方案，1906年回国后纷纷奏请立宪。载泽密陈立宪有三大好处：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并建议等时机成熟之后，可以仿行立宪。9月1日，西太后正式发布“预备立宪”的谕旨，从此，一场伪立宪的丑剧开锣揭幕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35－336页）&&& 陈旭麓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第八章有《清政府预备立宪的骗局》一节：&&& 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人物及其政治代表，见清政府的所谓“新政”，无法遏止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从1903年起，在他们所控制的报刊上发表文章，鼓吹“立宪”。这些人被称为立宪派。日本在1906年日俄战争中的胜利，立宪派认为是日本的君主立宪战胜俄国君主专制的结果，因此呼吁清政府赶快实行君主立宪。清朝一些权势很大的督抚，如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岑春煊等，都相继奏请“变更政体，实行立宪”。他们一方面是为了维护清朝封建统治，另一方面也想利用立宪保持和扩大自己的权力。&&& 为了抵制日益发展的革命形势，拉拢立宪派，加强中央集权，清政府决定实行预备立宪。1905年7月，清政府决定派镇国公载泽、湖南巡抚端方等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慈禧太后在接见大臣时表示，“立宪一事，可使我满洲朝基础永久确固，而在外革命党亦可因此消灭。候调查结局后，若果无妨害，则必决意实行”。年底，五大臣出国考察。半年后归国，多次密陈清政府，建议仿行宪政。载泽在《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中，强调实行立宪有三大好处：一是“皇位永固”，二是“外患渐轻”，三是“内乱可弭”。载泽等人的建议，深得慈禧太后的赏识，于是决定采纳。日下诏“预备仿行宪政”，诏书中强调“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必从改革官制入手，并将实行立宪的具体期限推延。1907年，清政府宣布在中央设资政院，在各省设谘议局，作为中央和地方的谘询机关，准备将来改为国会和地方议会。（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99－300页） &&& 按照这些著作的说法，立宪是资产阶级的上层代表人物“迫使”清政府实行的；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消弭革命”，所以是一场骗局。其实，清廷自1901年决意改革以来，积五年正反两面的经验，开始把目标指向政治体制，并考虑“先定为立宪之国，然后开议会，决公论，一切变法之事，皆依立宪政体而行”（光绪三十一年正月御史杨枢奏折，《光绪朝东华录》第5286页），将立宪确定为“国是”（国策）。载泽、尚其亨、李盛泽、戴鸿慈、端方五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正是中国人开眼看世界、与现代型民主政治体制接轨的过程。端方考察归来之后，在《复湖北候补道宋育仁》的信稿中说：“立宪政体几遍全球，大势所趋，非此不能立国。”（中国第一历史馆藏端方档，函字69号，转引自迟云飞：《端方与清末宪政》，《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九辑）在《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中又说：“中国今日正处于世界各国竞争之中心点，土地之大，人民之众，天然财产之富，尤各国之所垂涎，视之为商战兵战之场。苟内政不修，专制政体不改，立宪政体不成，则富强之效将永无所望。”（《端忠敏公奏稿》卷六，转引自迟云飞：《端方与清末宪政》）光绪三十二年（1906）七月十三日上谕说：“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军民一体，博采众长，明定政体，以及筹备财政，经画政务，无不公之于黎庶。……时处今日，惟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光绪朝东华录》第5265页）光绪三十三年（1907）五月二十八日，发布“立宪应如何预备施行准各条举以闻”谕，更进一步强调：“此事既官民各有责任，即官民均应讲求，务使事事悉合宪法，以驯致富强，实有厚望。”（《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第44页）强国御侮，无疑是决行立宪的动机之一，不能随便地说成是什么骗局。 &&& 当然，判定清廷立宪的实质及客观效果，可以有各种不同的答案，但都不能否认以下事实：立宪政体的宣布和预备立宪的实行，是一场前无古人的政治变革，它既是对绵延几千年的专制政体的根本否定，也是在中国大地上推行民主政治的空前演习。试想，古老的中国有谁听说过宪法？又有谁见过国会、资政院、谘议局、地方自治？更有谁参加过投票选举之类的政治活动？立宪无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石破天惊的崭新事物，并且同大众心底最关切的富国强兵联系在一起，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朝野的欢迎，也受到小说界的注目。正如阿英所说，此时小说创作的取材，已经开始从“学校的创立，西洋文化的介绍，妇女解放运动，反迷信运动诸方面”早期启蒙题材，转到反映立宪问题上来，以致形成了一个以立宪为主题的小说创作的热潮。&&& 但在此时，新小说的几位主将，李伯元已于1906年去世，曾朴正忙于撰写反映“旧学时代”的《孽海花》，刘鹗则更陷于政治危机之中，只有吴趼人对立宪作出了反应，在《月月小说》上发表了若干短篇，如《庆祝立宪》、《预备立宪》、《立宪万岁》，但内容比较单薄，殊难产生重大影响。&&& 陆士谔适逢其会，他自觉地将自己的创作定位为针对“预备立宪”的“为愤而作”。刚刚步入文坛的锐气，同时代最敏感的主题结合在一起，遂使他一下子掘开了丰厚的创作源泉。 &&& 充盈于陆士谔心臆的，首先是炽热的爱国主义情结。《新上海》第五十二回写洋装少年以财力不够为由反对召开国会，陆士谔反驳道：“至于国会一层，却是缓不得的。现在中国正在危难的时候，光是政府里几个人支撑这个局面，力量里实有点子吃不住，我们做百姓的，自应去帮忙帮忙。我有―个譬喻讲给你听：中国譬如是只船，政府譬如是船上的老大，百姓譬如是坐船的。船行在大洋里头，忽地遭着了风浪，狂风怒吼，巨浪拍天，那只船颠簸不已，老大支撑不住，看看要翻了，船一翻掉，老大与坐船的，就要都没有性命。请问：这时候坐船的，还是去帮老大的忙好，还是依旧坐视的好？”显然，他是怀着“屈灵均怀石投江，贾长沙痛哭流涕”的心情，以“娲皇誓补情天，精卫愿填恨海”的态度，来写那“情非得意，志欲有为”的小说的。&&& 《新孽海花》的背景为“朝廷恩准臣民请愿，特下谕旨筹画立宪预备事宜，现在京师先设宪政编查馆，编撰各种法律及咨议局章程”，写的是日本法律专科毕业生朱其昌与女教师苏慧儿的爱情纠葛。当苏慧儿听说朱其昌有机会为国效力，遽然提出：“我很知道你极是爱我，我这会子要求你从此以后不必爱我了。”朱其昌愕然不解，苏慧儿道：“我叫你不要爱我，并不是拒绝你，实也为的是你。……我此后恳求你把爱我之心移在国家上，爱我怎么样爱，爱国也怎么样爱。你把中国像我一般的看待，中国就能威震东亚，你也就能名扬四海了，我也可以快活了。”这是何等炽热的爱国之情！夹批道：“中国有其昌，我为中国贺；中国有慧儿，我尤为中国贺。”&&& 正是基于爱国的热忱，陆士谔相信立宪能使中国臻于民主富强。他的“理想小说”《新中国》，继承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以正笔写“新中国”美妙诱人的“未来”的展望体路数，幻想立宪四十年之后“新中国”的崭新面貌：马路中站岗的英捕、印捕皆已不见，跑马厅已变成人人可进的新上海舞台；电车都改在地道中行驶，大铁桥横跨黄浦江上，浦东已兴旺得与上海差不多了；裁判所的裁判官、律师皆为中国人，所判均极公平；南洋公学共设二十六个专科，二万六千多学生，欧美日本都派有留学生，汉文汉语成了世界的公文公语；工厂中机器有鬼斧神工之妙，产品胜欧货远甚；中国之海军纪律严明，军力已居全球第一。陆士谔心目中的“新中国”，是彻底摆脱屈辱与苦难，享受到真正的独立、富强、民主、自由的中国。&&& 同样美好的景象也出现在《新三国》中。孔明召开国会，兴办学校，发展生产，三分一统，新政毕行，人民乐业，学术昌明，“社会之进化，几有一日千里之势”。海外各国都派学生到大汉来留学，各国高等学校都有汉文汉语一种，汉人应聘到外洋充当教习及工程师，出口各货，年增一年，汉人在外经商的遍于全球。&&& 《新中国》中李友琴指出，中国“所以委靡不振者，都缘政体不良之故”。以“政体不良”为中国委靡不振的根本原因，以立宪为实现中国民主富强的手段，这种认识，是自觉的，这种信念，也是真诚的。&&& 二&&& 在爱国情结的驱动下，陆士谔对立宪进行了独立的思索，并以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特别突出的是以下两点：&&& 一、对宪政要义的深刻思考。立宪就是要颁布宪法，以之为国家的根本法和最高法。端方在《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中尚且说：“所谓宪法者，即一国中根本之法律。……自国主以至人民，皆当遵由此宪法而不可违反。”而光绪三十四年（1908）八月初一发布的《宪法大纲》，却强调宪法“最精之大义”，是“君主神圣不可侵犯”，是“君主总揽统治权”（《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56页）。这就导致了立宪制宪过程中君权与宪法谁服从谁的原则分歧。&&& 《新三国》是陆士谔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它是作者以“民”的资格对于宪政方案的“讲求”，其核心是“君为国主，民亦未始非国主也”，“无论为君为民，为官为吏，都皆在法律之内，故各有权利，各有义务”，这种认识是有现实的针对性的。孔明编就的《帝国宪法》，对于君权有较大的限制，规定皇帝的统治权必须在宪法的条规内行使，“一切财政军政国家大事，应兴应革，须经议院认可，然后施行”，加强了议院的权限，这种认识达到了当时的较高水平。&&& 陆士谔的高明之处还在于，他认为立宪不应是君主单方面的恩赐，而要靠自上而下的推动，要靠全国人民以斗争去争取。《新中国》正面描写了推动立宪、请开国会的行动，写预备立宪公会会长国必强与各省代表连骑北上，言：“代表入都，关系吾国存亡。” 陆士谔终生无官无职，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民”，他那种发自内心的、基于救国拯民的强烈责任感，是异常感人的。&&& 作为现实主义者，陆士谔没有沉湎在立宪强国的空想之中，他清醒地看到：这是一条充满荆棘的道路，弄得不好，不仅立宪强国可能成为泡影，甚至还有召乱促亡的危险。这种对立宪面临危机的预测，在《新三国》对北魏改革的描写中，就已经透露出来了。清廷宣布了立宪政体，但执掌大权的辅政大臣不愿限制皇帝的特权，不愿皇帝的权限处于宪法范围之内，这就使立宪派“对和平过渡到民主制的希望丧失了信心，少数人甚至想到了革命”（《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册，第573页）。既然立宪只是实现民主政体的最佳方案，若君主不愿立宪，改而以革命手段实行之，就是势在必行的事了。清政府丧失了改革的时机，直到武昌起义以后，方于宣统三年(1911)九月十三日匆忙宣布“皇帝之权，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但已经为时过晚。《新三国》写曹丕被围许都，惶恐泪下，陈思王直言其曾泣谏“请早颁立宪之诏，赦免党人之罪”，曹丕不听，致有今日。曹丕哭道：“专制国君主的末路，竟至此乎！”陆士谔于三年前就似乎已经预见到清廷覆亡的结局，而这却是他所不愿意看到的。 &&& 辛亥革命暴发后，殷切期待着立宪给中国带来民主富强的陆士谔，在1911年11月创作了讴歌武昌起义的“时事小说”《血泪黄花》。这种从赞成立宪到赞成革命的转化，是陆士谔的爱国情结的合乎逻辑的结果，也与大批赞成立宪的人士转向革命相一致。&&& 《血泪黄花》第八回“读檄文英豪气壮”所录民军的宣言书中，指责满洲政府“近又假托立宪之名，涂民耳目。官以族贵，政以贿成，杀人惟恐不多，加赋惟恐不足，乃者以铁道国有之目，劫夺民资，囚幽议士，茕茕赤子，悉膏刀砧。”而“蜀人不胜其虐，始举义旗，龛定三府，两湖志士，实踵其后”，表明由于对立宪的失望，陆士谔迅速地转到革命的立场上来，并且成了从最贴近的距离反映辛亥革命的第一位小说家。他把革命写得堂堂正正，说“革命党个个都是好人”，是“国民的救主”；“革了命，一则是报雪旧耻，二则是改良政治”，革命党舍生拼死，“无非替同胞求幸福，为国家谋治安”。&&& 反映陆土谔对革命态度的还有写于1912年的《孽海花续编》。作为《孽海花》的续书，《孽海花续编》完全依照当年金松岑与曾朴共同拟定的回目来写。耐人寻味的是，第二十二回“革命潮伸出英雄手腕”，原作者曾朴本来是可以写到的，但在他笔下始终没有出现，而陆士谔却描写了孙一仙在广州演说的场面和他激昂慷慨的言词：&&& 我最亲最爱的热心共和、投身革命诸君呵！诸君每日每夜所希望、所梦想、时时刻刻所不能去诸怀者，非革命事业乎？诸君，革命时机到这会子已经成熟，我们同志正好趁这时机，伸出英雄手腕，在东亚大陆轰轰烈烈做一番大事业，驱逐胡人，光复旧土，建立成功一个极伟大、极文明的共和人民国！诸君，要晓得极文明、极伟大共和大民国不是轻轻易易能够成功的，总要用代价去调换。这代价是什么东西呢？并不是金，并不是银，就是我们的热血，我们的性命！我们要建立成功共和大民国，总先要牺牲掉这生命！&&& 《孽海花续编》第六十二回“专制国终婴专制祸，自由神还放自由花”，也是曾朴、金松岑所预拟的。但在当时，“自由神还放自由花”只是一种象征，他们不可能预测革命的胜利。到了陆士谔手里，却成了对“推翻政府，驱逐满人，建立成功伟大中华共和国”的既成历史的回顾：&&& 却说中国自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专制政体日新月异，历汉、晋、六朝、隋、唐、五代、赵宋、胡元、朱明而至大清，经千百雄主的研究，那专制方法竟被研究得凶很无比，细密异常。怎奈欧风美雨，卷浪东来，中国时势竟然大大的变迁。金陵条约、天津条约、马关条约、北京条约，几回外交的失败，弄的中国开放了多少门户，割掉了多少疆土，丧失了多少权利，民穷财尽，大有岌岌不可终日的样子。于是就有一班自命救国忧时的志士，像唐长肃等，出来主张维新，倡言变法。朝廷初时也曾绝端反对，无奈大势所趋，英贤莫挽，弄到后来也只好顺流而行，一般的废科举，开学堂，派游学。中国人本都是聪明绝顶的，一到过外洋各国吸受过自由新鲜空气，叫他回国来享受专制风味，如何再受的惯？隔壁饭比众香，人情自己没有的东西，瞧见了，那艳羡希慕之情比众急切。大革命家孙一仙等，就趁这个势鼓吹起来，自然而然就一唱百和，万众风从。此时中国新党分为两派，一派主张平和改革，一派主张激烈改革。平和派叫做立宪党，激烈派叫做革命党。然而从执政大臣眼光里望出来，无所谓平和，无所谓激烈，一般的都是仇敌。为什么呢？立宪党得了势，得着利益的，不过是君主与百姓。革命党得了势，得着利益的不过是国民。执政大臣终是没有利益，所以始终拒绝，始终不肯赞同。那几年历行政策，什么派遣五大臣出洋调查宪政咧，下诏筹备立宪咧，设立谘议局咧、资政院咧、弼德院咧，无非都是遮人眼目事情。章程虽然细密，议出来案件没一桩有效力的。名称立宪，专制更甚。到了辛亥这年，竟然酿出一桩专制大祸来。&&& 在陆士谔的心目中，立宪党和革命党是“新党”的两派，它们的区别在于一派主张平和改革，一派主张激烈改革。但在顽固的执政大臣看来，都是反对专制的仇敌。陆士谔终于看出执政大臣“名称立宪，专制更甚”的实质，所以对于辛亥革命采取了歌颂的态度：&&& 这时光武昌城里出了个大英雄，名叫孙武的，振臂大呼，兴师革命，各省闻风响应，东也独立，西也光复，吓得摄政王父子屁滚尿流，就此下诏退位，把廿二省江山都归还给汉族。于是大清帝国就变成功中华民国了。这就叫“专制国终婴专制祸，自由神还放自由花”。&&& 二、对于国民素质的全面剖析。《新水浒》序言说：“朝廷有望治之心，编氓乏自治之力，然吾国民程度之有合于立宪国民与否，我正可于吾书验之。”陆士谔意识到，要保证宪政的顺利实施，首先要对民众进行必要的民主法制的普及宣传。《新上海》写一个瘦子道：“现在的人民，‘国会’两个字是甚么件东西，‘立宪’两个字是甚么样解说，都没有明白，怎会知道情愿不情愿？”一帆道：“现在国民程度，于‘立宪’两字实是够不上。但看各处为地方自治调查的事情，闹起了多少风潮。有的说调查了名字去，要按名把魂灵拘去卖钱的；有的说要抽收人头税的。这种无稽之谈，偏是价一唱百和，相信的了不得。”&&& 而在宪政的实行过程中，民众本身素质的提高就更为重要了。《新三国》“开端”借《三国演义》之“好处是在激发人的忠义，而其坏处即在巩固人的迷信”发挥道：“方今全国维新，预备立宪，朝旨限九年后颁布国会年限，于九年中切实举办谘议局、地方自治等各项要务。看官，国会是要人民组织的，若使迷信不祛，进化有限，那时组织起国会来，岂不要弄成大笑话么？”《新上海》抄录的《贡院叹》道：“朝廷忽下立宪诏，贡院借投选民票。蛇神牛鬼来纷纷，冷落门庭变热闹。乙级选后选甲级，堂阶立遍富人迹。陡然跳出一魁星，一手执票一手笔(有一选民，面凹凸若魁星，莽然闯入)。当时心口费相商，自举何妨算照章。此次侥幸若当选，回家收拾老烟枪。贡院守神呵呵笑，难得富翁一齐到。生平看惯只寒酸，今日方知眼界小。”选举者和被选举者都处在低层次上，这种选举怎么可能成功的呢？&&& 撇开立宪的具体事务，陆士谔还对中国人的劣点进行了剖析。《新上海》中梅伯调侃道：“外国人都说吾中国人懒惰，可知这句话就不确了。世界上人最勤不过的就是我们中国人，中国人里头最勤不过的就是上海人。你去想罢：别地方人日间做了―天的事，晚上就要早早的休息了。上海人日间做了事，晚上还要吃酒、碰和，忙一个不了。不过是外国人干的都是赚钱事情，中国人干的都是消钱事情，这里头就分出个胜败优劣来了。”&&& 《新上海》仲芬对四家“维新戏园”互相模仿之事评论道：“横竖我们中国人做事情，凡是开创的事做得不好，惹人家批评笑话，再没有人肯出来研究改良的；做得好了，却你也学样，我也学样，势必弄到两败俱伤，同归于尽。即如这戏园子，新舞台没有开的时光，大舞台也不会开，新剧场也不会开。难道这开大舞台、新剧场的人，当时都睡熟了不成？”&&& 在陆士谔看来，最可怕的是在“文明”外衣掩饰下的野蛮。《新上海》第一回开宗明义即云：&&& 话说上海一埠是中国第一个开通地方，排场则踵事增华，风气则日新月异。各种新事业，都由上海发起；各种新笑话，也都在上海闹出。说他文明，便是文明；人做不出的，上海人都能做的出。上海的文明，比了文明的还要文明。说他野蛮，便是野蛮；人做不到的，上海人都会做的到。上海的野蛮，比了野蛮的还要野蛮。并且在别处地方呢，“文明”、“野蛮”四个字是绝对相反的，文明了，便不会野蛮；野蛮了，便不能文明。上海则不然：野蛮的人，霎时间可化为文明；文明的人，霎时间可变为野蛮。做文明事情的，就是这几个野蛮人；做野蛮事情的，也就这几个文明人。不是极文明的人，便不能做极野蛮的事。&&& 比如，报馆是舆论的机关，主笔是国民的喉舌，且直有监督政府之能力，乃是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像贾敏士这样人来办报，贪图的却是“吃报馆饭的便宜”：“无论是夜花园、戏园子、影戏场、马戏馆、陈列所，凡各种稀奇新事业，你们吃报馆饭的总是第一个先要请到，并且叫你们叨了白光，还要狠命的巴结你们。”为什么？“他们怕的是你们一支笔，只要你们的笔曲上一曲，肆上几句讥刺话儿，他们就够吃苦了。”&&& 又如，选派留学生是为了吸取外国之长，但素质不高的留学生早已发生异化。伯良道：“现在的留学生，与前几年比较起来，已经大不相同了。从前的留学生像高梁烧酒，现在的留学生像鸦片烟灰，不同者此其一；从前的留学生好谈国事，现在的留学生好讲官经，不同者此其二；从前的留学生喜欢演说，现在的留学生喜欢拜客，不同者此其三；从前的留学生专事吹牛，现在的留学生兼工拍马，不同者此其四；从前的留学生喜欢打电报，现在的留学生喜欢打茶会，不同者此其五；从前的留学生一见人就谈革命流血、排满兴汉，现在的留学生一见人就说某贝勒同我要好、某钦差同我知己，不同者此其六；从前的留学生编书籍、开报馆，现在的留学生跑衙门、上条陈，不同者此其七；从前留学生日日开会，现在的留学生日日谋差，不同者此其八；从前的留学生狂荡如虎，现在的留学生柔媚如猫，不同者此其九；从前的留学生怀抱的总算是国民主义，现在的留学生怀抱的简直是金钱主义，不同者此其十。”梅伯道：“可知留学生也进步了。他知道照从前的行为闹下去，要没得饭吃，所以才改良了现在的样子。”说来真是沉痛。&&& 再如工程局因拐匪众多，遂定下一条章程：各巡士在街上巡查，倘见有迷路小孩，领到局里头来，即赏给一块洋钱。立法之善，本是再好没有。谁料那些巡士竟常把路上的孩子硬抱到局里去，局里的人便照章赏给洋钱，那些巡士都把抢孩子为发财秘诀，人家孩子被他硬抢去的，不知凡几。&&& 最令陆士谔关注的，是伴随改革而来的道德沦丧。《新水浒》写吴用倡言变法，成立梁山会，众会员下山经营各种新事业，各人所得利益，提二成作为会费，二成作为公积，馀六成即为本人薪金。梁山泊一百单八人，在同一时刻投向社会，然而他们的起点是截然不同的。这里既有个人秉赋与素质的差异，又有社会联系不同，所以他们的最终效益，不只取决于经营之是否得法，更与其所从事之行业密不可分：孟康的船政差使和卢俊义的承办铁路等，其奥秘无非是以权力为原始资本，利用法律和体制的不健全，靠浮支公款、收受回扣成了暴发的权贵；扈三娘的夜总会、孙二娘的夜花园，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种简单劳动（撇开其肮脏的一面），却由于商业化程度极高，迎合了市民社会的较低层次的（甚至是庸俗的）文化娱乐的需要，竟获得极高的经济效益。这就将道德与金钱的矛盾，尖锐地提到读者面前。《水浒》的精髓是“义”，到了《新水浒》中，“绿林暴客，翻为新学传人”，生财之道是以牺牲“义”为代价的，吴用将其概括为“文明面目，强盗心肠”，深刻地揭示了在新的条件下，道德和竞争的二律背反。陆士谔虽然没有说出他的观点，但他的感情倾向是十分明显的。&&& 道德的严重沉沦，陆士谔借《新上海》雨香之口，甚至发出了“现在的人不患有迷信，独患没有迷信”的感叹。他说：“有道德的人才可以去掉迷信，没有道德的人，这迷信是万万去不得的。凡是个人，总要有一个管束身心的东西，使本心常常有所畏惧，不敢溢出这范围一步。那有道德的人，这‘道德’两个字就是管束他身心的东西，他便常常在这道德范围里，一举一动不敢溢出一分一寸。他既有了这道德的管束，那‘迷信’两个字，自然可以免去了。至于现在的人，有几个有道德的？他平日不敢十分为非作歹者，幸还有这‘迷信’两个字管束着呢！若一旦抉破了藩篱，那还了得。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这世界上你我还能住得么？即如现在几个开通志士做出来的事，其心思之巧、手段之辣，比了从前的顽固党，超越奚啻十倍，你想这种人，中国多的好，还是少的好？”&&& 然而，陆士谔又不是道德万能论者。他道：“天下坏人多不过，不要说你没有权力，就使有了权力叫你去斫，一时间如何斫得尽？并且这种人行为虽是可恶，究竟也不过为图一口饭吃，倒也要原谅他们的。我想只要替他们开出―条路子，使他们赚得下钱，过得下日子，他们有得安逸日子可过，还有那个肯做这奸滑事情？所以我曾说过，从古到今，风俗的好坏，人心的厚薄，都缘着赚钱易不易。赚钱易了，一家子都有饭吃，妻儿老小不同他吵闹，他就安安逸逸过太平日子不好，还要去做这不本分事情；赚钱难了，肚子饿没有饭吃，身上冷没有衣穿，饥寒交迫，朝不保暮，这时候，就使尧舜做了君，伊周做了相，孔孟做了师，谆谆的劝化，也不见得有甚效验。”这样说，不是否定“德化”，而是强调“只是第一总先要开地的生路”，因为“生路一开，德化加上去，就事半功倍了”。&&&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陆士谔对于民众觉悟程度的判断，不只是带贬意的落后、愚昧、麻木之类，他也看到了民众素质高尚积极的一面。《新中国》中李友琴道：“中国人勤俭耐劳，平和廉让，本非他邦人所及得上，智慧聪明，又远胜于他国人”。李友琴《〈新孽海花〉序》录李友琴与陆士谔之问答云：&&& ……评竟，问之曰：“君前所著，意多在惩恶；此书意独在劝善，然乎？”云翔笑曰：“唯，子何由知之？”余曰：“君前著之《官场真面目》、《风流道台》等，其中无一完人，嬉笑怒骂，几无不至；而此书中人物，如慧儿、其昌、孔生，人格之高，实为前著所未有者，即海里奔，不过江湖一剧盗，而磊落豪爽，自异猥鄙繁琐之徒，读之令人精神勃发，君非欲以此书鼓舞国民乎？”云翔笑曰：“子真知我者也！曷弗为我序之。”余遽濡毫泼墨，为《新孽海花序》。序竟，祝曰：墨为旗帜，笔作刀枪，辟兹新世，宏发其光。飞龙破壁，鳞爪郁张。醒狮怒吼，万国震惶。名山永寿，神鬼斯相。&&& 不以国民为天生的愚昧，这种识见是很了不起的。所以，陆士谔怀着执着的启蒙精神创作小说，一方面是“主文谲谏，原在指迷”，一心要用“新小说灌输新知识”；一方面是“意在劝善，鼓舞国民”，目的是使“飞龙破壁，醒狮怒吼”。梅伯道：“小说有这样的功用，怪不的吾友陆云翔别的事不肯做，成日价埋头伏案的撰著小说。”这可以说是陆士谔对自己工作的最高奖赏。&&& 三&&& 陆士谔的作品和多数晚清新小说一样，充溢着急切的用世之心，有太多的政治理念和道德色彩，不免给人以艺术性不高、形象性不强的印象。他在《新上海》中也承认，自己有“秉性太老实，不会打谎话的毛病”，不像“词章家，会得铺张扬厉，一分形容作十分，只好老老实实，有―字写一字，有一句写一句”。但总的说来，陆士谔是一位有多方面艺术才能的作家。为篇幅所限，略述三点，以见一斑。&&& 一、翻新小说创作中开拓的新意境。晚清被阿英称贬作“拟旧小说”的作品，借用古代名著的躯壳，从中反演出新的意境，我杜撰了一个名词，称之为“翻新小说”，陆士谔的《新三国》就是其中最为出色的佳作。它借了翻《三国演义》的旧案，通过“歼吴灭魏，重兴汉室，吐泄历史上万古不平之愤气”这个具有永久魅力的古老话题，让小说中的主人公跃过“时间隧道”，登上二十世纪初改革开放的新舞台，巧妙地将调侃时人的内容融入其间，读来令人忍俊不禁。《新三国》最大的创造是“三分法”的运用：通过东吴的改革来反映清政府改革之比较积极认真、取得一定成效的一面；通过北魏的改革来揭露清政府借改革装潢门面，甚至以之为“消弭内乱之大计”的一面；而蜀汉则是作者悬拟的改革模范国，从中寄托作者的理想。陆士谔运用“翻新”艺术来宣传改革，启发民智，由于同读者长期形成的心理积淀完全合拍，便能产生极大的感召力量。&&& 陆士谔另一部翻新小说《新野叟曝言》，从《野叟曝言》文家六世同堂，添丁五百口，“翻新”出现代人面临的两个最棘手问题：人口的爆炸和资源的匮乏。针对中国人多物少，求过于供，生计艰难的现实，小说提出实行计划生育，改良农业，节约耕地，实现家务劳动社会化。尤为新奇的是，小说幻想发明飞舰，飞往月球、木星，将中国的黄龙国旗竖在月球山顶，将中国人迁往适合人类生活的木星定居。这些见解，都具有极大的超前性。&&& 二、“组织世情”的结构艺术。鲁迅说《官场现形记》“头绪既繁，脚色复夥，其记事遂率与一人俱起，亦与其人俱讫，若断若续，与《儒林外史》略同”，胡适更说它是“联缀许多‘话柄’做成的，既没有结构，又没有剪裁”。《新上海》在形态上近似于《官场现形记》，在结构上就颇有创新。李友琴评曰：“是书所叙，特海上琐屑无奇之事，非若豪杰、盗侠、神奸、魁蠹之足以动人心目。使不善操笔者为之，且足生人睡魔；而士谔乃能以如椽之笔，化朽腐为神奇，使人把阅不忍释手。”陆士谔的新意，在于“新上海”、“老上海”的命意。他说：“这部书名叫《新上海》，在下十四岁到上海，十七岁回青浦，二十岁再到上海，到如今又是十多年了。以资格而论，不可为不老。试问《新上海》的线索，老上海串起来相配不相配？习熟见闻以为当然，在下竟有这个境象呢。比不得梅伯、一帆，久居乡下惯的，一到上海，眼光里望出来，便色色都奇，事事皆怪，没一事、没一言，不足供在下的笔资墨料。所以在下就退为书里头的过笋，那线索重任都卸在朋友身上了。”“老上海”是“是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只有“久居乡下惯的，一到上海，眼光里望出来，便色色都奇，事事皆怪”的“新上海”，才会发觉上海的弊病。于是陆士谔上半部拖一个李梅伯，下半部又拖一个沈一帆来来做书里的线索。这种结构方式还包含一个意图：希望“上海地方‘老上海’日少，‘新上海’日多。‘老上海’受了‘新上海’的化合力，尽变成‘新上海’才好”，这就是“旧恶日革、新德日增’的意思”。&&& 三、续作《孽海花续编》的意匠经营。大家知道，金松岑写的《孽海花》一、二回发表于1903年，曾朴接手后，于1905年出版了《孽海花》二十回，1907年曾朴又在《小说林》杂志上陆续刊出《孽海花》第二十一至第二十五回。此后作者搁笔达二十年，至1927年才开始修改并续写《孽海花》，刊出前三十五回时，已是1930年4月。而陆士谔所著《续孽海花》于1912年9月出版，比曾朴写的《孽海花》二十五回后的续作要早好些年。按照曾朴的预先设想，要叙写包括“旧学时代”、“甲午时代”、“政变时代”、“庚子时代”、“革新时代”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但由于各种原因，曾朴没能将《孽海花》写完，第三十五回也只写到戊戌变法前夕。所以从《孽海花》的撰写计划看，反倒是陆士谔的《孽海花续编》最为完备，由于它使《孽海花》成为一部首尾齐全的作品，刊行后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后来因为涉讼禁毁，流传不广。&&& 陆士谔续写《孽海花》，除了个人的才能以外，由于和原书的距离最近，在时代背景和人物心态上都能做到和原著紧密衔接。如续作从第二十一回“背履历库丁蒙廷辱，通苞苴妃子受宫笞”开始。这个回目是当年拟定的，而按照他人先拟的回目来写，自然是很不容易的，连曾朴自己也将“背履历库丁蒙廷辱，通苞苴妃子受宫笞”改成了“背履历库丁蒙廷辱，通苞苴衣匠弄神通”。从两本的文字看，当然是曾朴的笔墨酣畅淋漓，但在细节上，陆士谔也自有其长处。“背履历库丁蒙廷辱”的故事，两个人都写到了。曾朴写的是库丁余敏靠偷盗库银，捐了郎中，又投靠连总管，升做道员，陛见时叫他把履历写上来，弄得大出洋相，只得还去当他的库丁。陆士谔则叙钱唐卿曾荐小金当库丁，内务府裕少泉吆喝着要库上的钥匙，小金不肯，便威胁要把他送上法庭，小金求饶，要他看在主子是前任湖北学政钱大人的面上，高抬贵手。裕少泉一听，暴跳如雷，道：“你背出钱大人的履历来吓我么？我本底可以饶你，你掮出钱大人牌儿来，我偏不肯饶你，偏要打你，打了你差不多就打了你的主子！”曾朴笔下，是库丁“写”履历，而不是库丁“背”履历，相比之下，倒似乎是陆士谔所写更为贴题。&&& 那些为曾朴所未试的章回，尤可见陆士谔之匠心。傅彩云（赛金花）本是小说的配角，她是中国由旧到新的大转关时代的“局外人”，一旦交还了张夫人暂借给她的“诰命补服”，她在小说中的独特价值就已经丧失。所以曾朴计划外补写的几回，如第二十二回“隔墙有耳都院会名花，宦海回头小侯惊异梦”、第二十三回“天威不测蜚语中词臣，隐慨难平违心驱俊仆”，都偏离了小说的主题，大写鱼伯阳、庄稚燕、郭裁缝等贿赂苞苴的内幕，直不过是《官场现形记》的翻版，连曾朴自己也不得不说是“抛荒本题”。&&& 但陆士谔却不肯放弃赛金花的配角价值，千方百计地将她放置在原先的组合关系中，将赛金花的遭际贯串于“甲午时代”、“政变时代”、“庚子时代”、“革新时代”中，并且尽可能逼近原著的风格，照顾读者的欣赏习惯，情节生动，文笔流畅，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如第二十九回“红褪绿肥缠绵一夕话，天经地纬磊落万言书”，第三十回“并枕呢喃梨园谈国变，横刀慷慨菜市送忠魂”，写庄稚燕在赛金花院中，听得同院苏月华房间里一派念文章声浪，问之，方知是唐猷辉（康有为）在那里打茶围，念万言书，想到父亲非常器重他，便要去招呼一声。赛金花阻止道：“这姓唐的既是老大人朋友，我看你还是不去会他的好。”理由是：“你在这里又不是堂皇冠冕的事，老大人晓得了不要教训么？现在老大人没有晓得，你倒巴巴的叫姓唐的去报信，你想该不该会他？”这就巧妙地将赛金花组织进“政变时代”去了。又如第四十七回“学西语校书行作女校师”，写两宫回銮，重又换上一班维新人物，废时文，改策论，建学堂，派游学，顷刻间风气大变，全国里大现维新气象，晓得曹梦兰（赛金花）曾经随使出洋，西学很有根底，就请她做个西文教员，这就又巧妙地将她组织进“革新时代”去了。&&& 不过，陆士谔也有疏忽的地方。早先设计的第五十五回“三名狱苏沈幽囚同话旧”，写的是赛金花虐雏妓致死系狱，同时系狱者，有名将苏元春、名士沈荩，得名妓而三。沈荩在狱被杖毙以后，“血肉狼藉于地。狱卒牵苏元春入，苏元春不忍睹，请以三百金别易一室。狱卒又牵南妓赛金花入，赛同时因案被逮故也。赛叹曰：‘沈公，英雄也！’遂自掬其碎肉，拌以灰土，埋之窗下”(铁屑：《中国大运动家沈荩》)。“三名狱”为哄动一时的新闻热点，但陆士谔却忘记让赛金花出场，实在是一个不小的疏忽。&&& ① 关于陆士谔的家世生平，以陈年希先生的系统考证最为详尽。早在1989年，他就发表了《陆士谔家世、生平及其著述新考》（载《明清小说研究》1989年第4期）；1992年，又发表了《陆士谔家世、生平及其著述新考补――兼谈新发现的〈云间珠溪陆氏谱牒〉》（载《明清小说研究》1992年第1期）。
原载：《明清小说研究》2002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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