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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想回家》汤潮唱哭一堆人
昨日，华西都市报记者从本山传媒获悉：1月21日，北京卫视马年春节联欢晚会在京进行了录制，最为感人的是在小品收尾阶段，赵本山的弟子汤潮的一首《真的想回家》，牵动了现场
昨日，华西都市报记者从本山传媒获悉：1月21日，北京卫视马年春节联欢晚会在京进行了录制，最为感人的是在小品收尾阶段，赵本山的弟子汤潮的一首《真的想回家》，牵动了现场近千人的共鸣，无论是观众还是嘉宾大咖全场一齐落泪的场景着实令人惊叹。汤潮是赵本山的首位音乐弟子，也是赵本山重点培养的徒弟之一。华西都市报记者杜恩湖来 自 西 陆 军 事 作者：杜恩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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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谁是主谋：张学良晚年拒谈杨虎城
文章提交者：心情车站9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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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与杨虎城杨虎城简介杨瀚讲述祖父杨虎城杨瀚说，小时候，初冬时分，家里正前方的桌子上会摆起一个戴眼镜穿西装的男子的照片，大人们会向着这个照片鞠躬，他也站到第一排，也鞠躬。长大后，他才记得，这是他的祖父，叫杨虎城，最早叫杨虎臣。再后来，他从一本讲述重庆“白公馆”、“渣滓洞”大屠杀的小册子上得知，他的祖父是烈士，被特务用匕首刺死了，因为要求抗日。每年在西安举行的这个祭奠仪式一直持续到“文革”。当时的杨瀚想加入红卫兵，可当时红卫兵要查三代，杨瀚并不知道自己的家世，他回家问母亲，母亲告诉他：木匠。因为，杨虎城的父亲就是一位木匠，曾经反过清的木匠。1969年春节，杨瀚两年没有回家过春节的父亲杨拯民从“牛棚”里回来，召集全家说：“我现在觉得有必要将咱们家的历史告诉你们知道。”在父亲三个小时的讲述中，杨瀚杨瀚第一次知道了曹海鹏摄杨虎城是谁。“我们5个子女被他深深感染，被那些闻所未闻的历史所震惊，所感动。那一年我刚14岁，第一次了解西安事变。”41年后的日上午九时，北京白塔寺，杨瀚接受访问，他向我们讲述家族传承中的和他所研究的杨虎城和西安事变。这位全国政协委员、《杨虎城大传》的作者、杨家两代人中唯一两次见过张学良的人，对杨虎城的研究堪称专家级。他为何研究杨虎城？出于家族感情还是西安事变的谜底吸引了他。在西安事变研究会会长杨瀚看来，这都不是答案。答案在张学良身上。1999年、2000年，杨瀚两次赴美国夏威夷看望张学良，但是他不明白为何张学良见到他时，“身体怔了一下”，说声“你好”便不再言语。他同样不明白，国民党二级上将杨虎城在蒋氏父子统治台湾时期为何被从西安事变中消失，而连张学良在晚年的口述历史中也鲜有提及杨虎城。当他弄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他提笔给连战和马英九写信，要求国民党为祖父平反，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任何的回复”。两见张学良，“他拒谈杨虎城”“我是替我父亲去看张学良的，也算是完成父亲的遗愿。”杨瀚开门见山地说。杨瀚父亲杨拯民是杨虎城的长子，曾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张学良侄女张闾蘅1982年来到北京的引路人就是杨拯民。张闾蘅曾告诉本刊记者说，“我到大陆的时候，找到了杨拯民，他让我转达对大伯的问候。后来大伯说想见吕正操、万毅。杨拯民就把我引荐给他们。”张闾蘅和杨拯民，张杨二人的第二代就这样联系在了一起。杨拯民不忘让张闾蘅给张学良捎去些礼品，而张学良也在1990年托人给杨拯民带来亲笔题词：“拯民世弟：爱人如己，张学良敬书，七十九年十二月廿一日。”日，张学良与夫人赵一荻赴美探亲，张学良结束幽禁生活获得赴美探亲的自由。“当时中央决定去纽约看望张学良的人选，父亲也是被考虑的人之一，但后来派吕正操去了。”杨瀚说：“第一次去见就是礼貌性的拜访。我算是完成父亲的遗愿，他1998年10月份去世了，父亲生前总想见张学良一面。他十几岁的时候和张学良是比较熟的，‘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和我们家来往比较密切。”两次拜访张学良，杨瀚记忆犹新。第一次是日，在夏威夷的一家教堂门口，杨瀚带着女儿杨好好见到了坐在轮椅上的张学良：“他做礼拜的时候，我去见他。我先到的，他入场的时候，闾蘅大姐就把我介绍给他了”。张学良坐在轮椅上，听到这是杨虎城的后人，一怔，然后就说“你好、你好”，便再也没说什么了。这样的反应让远道而来的杨瀚有点始料不及，为何会这样，这个与杨虎城一起敢“把天戳个窟窿”的世纪老人，为何如此的平静。第二年，杨瀚再次赴夏威夷参加张学良的百岁寿诞。“安排我到他(张学良)住的夏威夷希尔顿酒店，闾蘅大姐推着他到海边散步。”1936年10月下旬，张学良、杨虎城陪蒋介石游兴平县茂陵(汉武帝墓)。右起第四人为杨虎城，七为张学良，八为蒋介石，十一为冯钦哉，十二为邵力子。这次希望带点什么回去的杨瀚说：“他根本就不想谈，没有谈话的意思，我也没带着问题去。后来我们就一直在祝寿等公共场合，我没有机会与张学良谈具体的问题。张学良也没有向我提及他与祖父当年的往事。”张学良为何不愿意提及杨虎城和西安事变？这让工科出身的杨瀚倍感迷惑：“因为两家有缘，我去看张学良，但是两次美国之行没想到他那么平静，就是觉得有点奇怪，从那会儿才开始研究。”杨瀚面前的张学良，“确实是老了，老化了”，“他对杨虎城这段有点不堪回首，不愿意去谈。他的口述史里讲过，对杨虎城被害有点惋惜；他给蒋介石写的东西(《西安事变反省录》)，确实是受杨虎城影响比较大”。“西安事变没解密的材料在台湾。比如蒋介石怎么迫害张良、怎么分化瓦解东北军等”。杨瀚说。张学良、杨虎城，谁是主谋？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杨虎城联合发动的自是无疑，但是张杨二人谁是主导者，这个貌似很清晰的问题，连张学良自己的回答都含糊不清。日，张学良奉蒋介石之命回忆西安事变时，他回忆说：“西安之变，杨虎城乃受良之牵累，彼不过陪衬而已。”他在1957年写的《坦述西安事变痛苦的教训敬告世人》一文中又说：“我西安剿匪一位主要的伙伴——陕西绥靖主任杨虎城将军……他非常热衷抗日而不愿剿匪。”1但是，晚年的张学良在向张之丙姐妹口述时却改口说：“西安事变就是杨虎城，当然我们两个人，那是杨虎城不平啊。”又说：“那西安事变……那可以说他是主角哇，不过名义是我，我是主角了。当然由我负1 杨瀚著，《杨虎城大传》，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红军消灭了近三个整编师。10月2日，蒋介石在西安建立剿匪总司令部自任司令，张学良为副司令。10月9日，杨虎城奉命率主力在宜川、洛川一线设防，阻止红军南下。当时，杨虎城向张学良坦言：“剿匪”是无期徒刑。一O九被歼，师长牛元峰阵亡。张学良向蒋介石申请为阵亡师长抚恤10万元，蒋介石不理会，以致张学良大叫：“我张某人混得都不值10万块了！”杨虎城部在“剿匪”中损失重大，对蒋介石也不满。于是，张学良与杨虎城之间逐渐关系拉近，十七路军与东北军联系密切。第二次在1936年春。杨虎城在张学良府邸叙谈。张学良问杨虎城：怎样才能达到我们的(抗日)目的呢？杨虎城说：先停止内战。张学良叹息道：我同蒋谈过好几次停止内战的事，蒋的态度很坚决，他说：“让我死了以后，你再不要去剿共好了”。杨虎城说：软说不行就硬干。张学良沉思了一下说：这个办法好，刚柔相济、刚柔并用1。第三次是西安事变当月。1936年11月，蒋介石飞抵洛阳策划“剿共”。张学良于12月3日飞抵洛阳，向蒋介石进言，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时要求释放上海救国会七君子。蒋介石严词拒绝2。日，张学良回忆说：“关于停止剿匪，团结抗日，杨深表同情。……迨至良从洛阳返来，心情十分懊丧，对杨谈及蒋公难以容纳余等之意见，该时良对蒋公发有怨言，并问计于杨，彼有何高策，可以停止内战，敦促蒋公领导实行抗日之目的。杨反问良，是否真有抗日决心？良誓志以对，杨遂言待蒋公来西安，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良闻之愕然。1 王菊人，《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陕西文史资料》第十五辑第156页。2 张责问“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蒋严厉表示：“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匪不剿完，决不抗日。”在阅兵时，蒋甚至声色俱厉地声称：“主张容共者，比之殷汝耕不如！”蒋的顽固态度使张学良“有如凉水浇头”，对蒋绝望。回到西安后谈起有关情况，向杨问计，有何方法可以停止内战。杨虎城武力扣蒋的想法让张学良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沉默不语的张学良让杨虎城以为碰了钉子，不由地警觉起来了。“余张学良随即安慰说：非卖友求荣之辈，请勿担心！不过汝之策，在余有不能之者。”后来，张学良说：假如自己当时与何成浚或张群共处，就不会有西安事变发生。杨虎城在西安事变筹划中所发挥作用可见一斑。12月11日晚，杨虎城与孙蔚如、赵寿山、李兴中、孔从洲等对当晚的军事行动做了最后的部署，他说：“我们准备好，等张学良副司令来共同确定，与临潼统一行动。”在部署完后，一边等张学良一边谈“兵谏”后可能出现的情势。杨虎城说：“我们为了抗日，先得停止内战，除捉他逼他，没有别的停止内战的办法。只要把蒋介石捉来，他预定的一切军事部署都会落空，内战自然就停止了。不抗日，蒋介石没路走。我们除抗日外，也没路走。那时候，谁不抗日，百姓更会反对谁，举国一致抗日的局面自然会形成。”杨虎城又说：“这回事情，政治上是成功的(指主张抗日)，军事上可能失败(指十七路军这个部队)，我们的抗日主张会得到全国人民的同情，只是在军事上，我们处于蒋介石部队的东、西钳制中，我们的部队，一时集中不起来，一旦要打仗，对我们是不利的。蒋跑了，或者把蒋打死，立刻会有战事。”杨瀚说：“我祖父那时就非常注重老百姓的力量。当时还有人问他：‘把蒋介石捉了，其他实力派不响应怎么办？’祖父说：‘实力派不响应，我们照样单独干。我们干的是老百姓愿意干的事，百姓一定会响应我们，老百姓的力量比任何实力派的力量都大得多。’”在11日晚12时许，张学良率领东北军11名重要将领来到新城杨虎城办公处，兴冲冲地问杨虎城准备好了没有。杨虎城说：“我们准备好了，专等你来以后下命令。”12日凌晨四时许，东北军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率领该营原来担任蒋介石外围警卫部队来到了临潼“华清池”。因为“华清池”的大门由他们守卫，所以进大门没有任何麻烦；当接近二道门时，蒋介石的一个卫士来回走动。王玉瓒举起手枪，连打三枪，命令战士开始进攻。西安事变漏消息，曾有飞机来救蒋转过廊柱、跃上池塘、登上五间厅平台，王玉瓒便看到第三间卧室虚掩着房门。王玉瓒快速闯入，可是蒋介石的踪迹全无。这时是日凌晨四时许。原来突然响起的枪声让蒋介石警觉起来，趁着卫兵与王玉瓒和孙铭九带领的五六十人交火之际，蒋介石匆忙逃跑。杨瀚说：“他们发现蒋介石的假牙还在桌子上，被子还有余温，汽车数量也没有减少，就估计跑不了多远。”15公里外的西安新城大楼里，杨虎城获悉消息后当即下令搜骊山，并命令十七路军卫士大队长白志钧带他的卫兵乘一部小汽车及两部卡车，沿西安到临潼的公路向临潼方向搜寻。当白志钧搜寻到临潼华清池，一架飞机突然降落在他面前，他们是洛阳警备司令祝绍周派来“救驾”的，驾驶员误以为他们是蒋介石一行，。“消息报到指挥部后，张杨二人认为有人故意走漏了消息，有内奸。事变发生后，他们竟然将张杨的八项主张延迟发出，而先向洛阳复兴社联络站报告了‘蒋被扣’的消息，所以才会有飞机来救蒋介石。”此时，蒋介石在何处呢？史料显示，此时身着睡衣的蒋介石先是从后门逃跑，但是后门被锁住了，只好由卫士扶着爬上华清池后的院墙，匆忙从一丈多高的院墙跳下，重重地摔在了乱石沟里，脊椎骨和脚均被摔伤1。摔伤的蒋介石此时无法动弹，只好由卫士背着爬了一段山，这时发现一个山洞，就在里面藏了起来。搜索到半山腰的东北军卫队营副连长张化东发现了蒋介石的侄子、侍从蒋孝镇。张化东拿枪逼问说：“委员长呢？快说，不说就打死你。”蒋孝镇惊慌不已、语不成声。从蒋孝镇慌张的眼神里，张化东觉察出蒋介石可能藏在了虎畔石附近。1 杨瀚著，《杨虎城大传》，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第205页。“里面有人吗？快出来！再不出来就开枪了！”“哗啦哗啦”一串清脆的枪栓声，逼出了藏身于两块巨石缝隙里，光着脚、只穿着单薄睡衣、冻得浑身发抖的蒋介石。东北军的军官用长袍把蒋介石裹上，然后背着他下山。蒋介石成功被扣！在场的东北军官兵都兴奋异常，号兵在他上车时吹起了接官号。与蒋介石同时被扣押的还有50多位国民党军政要员和7000余名士兵。张学良得知消息后，高兴地对众人说，“我和杨主任胆大包天，把天捅了个窟窿。现在我不管了，要去睡觉了。”日当天，张学良、杨虎城向全国发出通电，并通电全国提出了以“停止一切内战”为中心的八项主张。张、杨表示：“我们持有公理，决不后悔。我们惟一的希望，只是求这些政策的实现和对国家有所贡献。让全国的同胞来裁判我们的功罪！”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复杂局面，张、杨二人在军事、政治和对外宣传方面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除电告各地方实力派和国民党要员冯玉祥、李烈钧、孔祥熙、宋美龄外，中共中央、南京国民政府均收到了张、杨的电报。12日晚上，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了陕北保安的红军中，不论从普日西安《解放日报》发刊。图为12月13日和15日《解放日报》的部分版面。通红军战士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这些高级领导人都表现的兴奋异常。许多人半夜高呼“革命胜利万岁！”，有的喊“打倒卖国贼蒋介石！”有的唱起歌，跳起舞，庆祝到大半夜。抓蒋之后，蒋介石绝食了吗“12月12日上午9时左右，蒋介石被送到了新城，安置在黄楼里。他当时穿着睡衣睡裤，腰弯着脚跛着，由于冻、饿、惊吓的原因浑身不停的发抖，不住的口出长气，进屋后连喝了十来杯白开水。”杨瀚查阅了大量的资料了解到其中的细节。由于杨虎城与蒋介石个子相当，杨虎城便派出贴身副官苏庭瑞拿了几件自己没穿过的新衣服送去给蒋介石穿。蒋介石说：“我不穿，我不穿他们送给我的衣服。”苏副官无奈，也不敢执意劝说。苏副官于是想了个办法，对蒋介石说：“这几件衣服是我们几个副官凑钱给委员长买的，请委员长换上。”蒋介石听后说：“啊，你们买的，我穿。”换完衣服，蒋介石又问几位副官叫什么名字，让写个名单给他。“蒋介石还说将来不忘他们的好处”。在杨瀚看来，根本不存在绝食之事。“由于蒋介石仓皇出逃时没来得及戴满口的假牙，吃饭就成了问题。副官们问他想吃什么东西，他摇摇头用手指着嘴说：我不能吃东西。他这时是不能吃，而不是不吃，所以根本就没有所谓‘绝食’之事。后来副官们给他弄来了牛奶、稀饭等流食，暂时解决了委员长的饮食问题”。听说蒋介石“无牙吃饭”，张学良下令孙铭九，一定要设法找回蒋的假牙。孙铭九当天下午通过悬赏200元在他的卫士营，为蒋找回了假牙。当假牙送到蒋手上时，蒋介石高兴地说：“谢谢你们，有了它，我就能吃饭了。”11 杨瀚著，《杨虎城大传》，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p212。12日上午，张学良约杨虎城去看蒋介石。杨虎城则拒绝说：“我不去，我见了他没有话说。”张学良说：“为什么没有话说？我们一定还要同他好好地谈，他要答应我们抗日，我们还要拥护他做领袖呢！”杨虎城说：“副司令认为他会听我们的话吗？我不这样想，要去就请副司令先去，我现在不去。”张学良见杨虎城不愿现在去，就同意杨先不出面，他一人先去见蒋介石。10时左右，张学良在事变中第一次见到了蒋介石。他对蒋介石行了军礼，口称：“委员长受惊了！”“蒋介石到底政治经验丰富，一看张学良这么快来见他，态度还这么恭敬，就知道他底气不足，而蒋介石的态度也证实了我祖父对他的判断。”杨瀚说。蒋介石见到张学良勃然大怒：“我不是你的长官，你也不是我的部下，你不要叫我委员长。你要承认我是你的长官，我现在命令你把我送走，否则任凭你把我杀了，我同你没有旁的话讲。”张学良回应说：“委员长不承认我是你的部下，我还可以用人民的资格同你说话。我对委员长并无恶意，请委员长要好好考虑。”“蒋介石听了张学良这番没有锋芒的表白，态度更加强硬，干脆用手将耳朵捂起来，把头伏在桌子上，连说：‘我不同你讲话’。张看到蒋介石这个样子有点慌了，以为蒋介石是在生气发火，就退了出来。这实际是蒋介石在试探张学良对他的真实态度和策略。而张学良并没意识到这些，一天之中又跑去看了两次蒋介石，使蒋介石更加坚定了用‘拒谈’的强硬态度来对付张学良。蒋介石的态度证实杨虎城对蒋的判断。”杨瀚说。在14日，蒋介石提出要见杨虎城，“在下午的时候，我祖父单独去见了蒋介石。一见面，蒋介石就问这次的事变，是不是预先知道。我祖父就回答是”。蒋介石又问事件的原因是什么。杨虎城回答说：“主要是为了停止内战和抗日的问题。而且这件事很简单，没有听任何人的话，只是张副司令和我两个人决定的。”蒋介石说道：“把我送回去，这样变乱就不会扩大，我对你也会原谅的。”杨虎城站起身说：“委员长的意见，我可以同张副司令和各将领去商量。”杨虎城和蒋介石的交谈到此结束，双方也都摸到了彼此的态度。事变之后，杨、张放蒋之争12月14日，一架飞机出现在西安上空，在西郊机场逡巡之后投下一个信筒，要求交给张学良。来信的不是别人，正是张学良的前顾问、澳大利亚籍英国人端纳。此时，端纳是蒋介石的顾问，他也深得宋美龄的欣赏。这次来就是受宋美龄重托，带着分别给张学良、蒋介石的两封信要求见蒋介石一面。张学良看完来信，马上命令卫兵点烟火发信号，让飞机在西安降落。当天晚上，张学良陪同端纳去见蒋介石。“你的脾气不好，你心中的话总不肯很好地对部下说明，你也不能虚心地倾听部下的意见，这种情况，我很担心……东北军官兵是亡省亡家的人，他们要求抗日是自然的事情，你应该把你心里的话告诉他们，对他们的抗日情绪，应该很好地安慰。你不这样做，所以激出这次的事情。”看了宋美龄的来信，已经摸透张学良底线的蒋介石，脸上渐渐有了笑容。然而，12月16日下午，当端纳再次从洛阳返回西安时，南京政府已下达了对张、杨的“讨伐令”。国民党20余万军队已进驻潼关至华阴一带，战事一触即发。12月16日晚，南京政府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及中央政治会议，决定革去张学良兼任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所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12月17日，在何应钦通电就职“讨逆总司令”之时，国民党军对们完全可固守战场数月。中共已毫无保留地将其命运与张、杨维系在一起。”12月23日至24日，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同宋子文及后来加入谈判的宋美龄达成了停止内战、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等六项协议。24日晚，蒋介石会见了周恩来，表示以人格保证接受六项协议，并邀请周恩来到南京就国共合作直接同他谈判。但是，蒋介石只同意以“领袖人格”保证，不肯签字。这样，在放蒋问题上，西安方面就出现分歧。有的人主张继续扣蒋，命蒋在西安发号施令；有的人同意放蒋，但坚持蒋必须签字；还有人则提出让蒋介石在西安对全国做广播讲话。“25日放蒋介石，24日晚上，张学良和杨虎城因为张学良主张立即放蒋介石回南京而大吵了一架。祖父不同意那么简单的放，觉得放得不明不白，他主张是至少得签个文件，有个书面的保障；张学良认为把蒋介石赶快送走，想得比较简单。我祖父没有向外人透露这次争吵，因为他知道让蒋介石离开，一定会让他们俩人头落地；而张学良吵完架就告诉了宋子文1。”杨瀚说：“大家都反对蒋介石、张学良离开的这种轻率、危险的做法。我祖父当时就说‘蒋介石的人格是不可靠的。”米暂沉的《杨虎城将军传》称：“一时盛传有杨不同意放蒋的说法”。史料显示，张、杨冲突，并非只是“盛传”，而是的的确确发生过的事实。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载，12月24日夜，“闻杨虎城坚决不主张送余回京，与张争几决裂”。在《西安事变反省录》中，张学良也曾述及：在送蒋离陕问题上，与杨虎城发生歧见，言语急躁，几乎同杨决裂2。1 《宋子文日记》也记载，张学良和杨虎城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杨说：“你发动了政变，在未获任何保证下，而今你竟允委员长离去，他定会让你我人头落地。”张说：“我个人对政变负完全责任，如果我们接受他的领导，一切均会好转，若否，则尽可开枪将他打死。对其行动方针，难道还有其他选择？难道我们不想结束此等局面？”杨不满地离去。——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百年潮》2004年第7期。2 但是，《反省录》所记依然语焉不详。张学良《敬告世人》书有更详细的叙述。张首述杨虎城幕中激烈派的态度及杨所受影响。张学良写道：杨虎城的反对蒋委员长返京，那不是出诸他自己，而是出诸杨的幕中渗透分子煽动杨，说我出卖他。所以当时杨虎城对我说：“你是受了蒋夫人、宋子文、端纳情感诱惑，有反初衷，你犯了温情主义，你是同蒋宋两家有私谊上的关系，可以和平了结。我杨某可是不肯作断头将军的，要干就干到底。我说：“这样的国家大事，岂是私情问题，我们不顾一切的行动，是为了发动12月25日下午，蒋介石在张学良亲自陪同下，乘飞机离开西安，当日抵洛阳。在离开西安前，张学良留下手令，把东北军交给了杨虎城指挥。这份用红色铅笔写的手令写道：“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城、孝侯(于学忠)指挥。此致，何、王、缪、董各军、各师长。张学良，廿五日。以杨虎城代理余之职，即日。”1966年，周恩来曾对杨虎城长子杨拯民说：“有人问我，‘西安事变’时如果把蒋介石杀掉会怎么样？我看也不过是日本人早打进来，革命力量早发展，抗日战争也许早胜利。结果未必坏。”12月26日，蒋介石抵达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被扣留。杨瀚说：“在张学良的口述史中说，他说西安事变的主谋实际上是杨虎城，他是陪衬。用事实来讲，杨虎城确实是主谋，这个主意本身是杨虎城提出来的，还有发动过程，都是杨虎城做的。这从张学良的态度也能看出，送蒋介石走的时候已经明显变了，他已经不是当初发动事变的立场了，在处处为蒋介石着想，这也导致他最后被扣。”杨瀚说：“我祖父做事机警沉稳，公事私情分得很清。西安事变前他未向家人透露任何消息，使我父亲杨拯民孤身一人在北平很危险。”而在“二二事件”发生时，杨虎城母亲孙一莲又被东北军扣为了人质。事变前杨母由小儿子杨茂三陪伴，住在蒲城甘北村老家。事变后，他们以为住到县城的家里会比较安全。然而，东北军叛军把杨家包围了起来，不仅抢走了杨母的一些财物，还限制了他们的自由。要求蒋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日，今日已确知抗日前途有着，那么我们还要蛮干下去，必使内战扩大发生，而使蒋委员长失去领导，而走向相反的方向，那才是真的有反初衷呢！你怕死吗？你若是怕死，何必要发动这种大胆的叛变行为？我将只身护送蒋委员长入京，上断头台我一人承当，我决不牵连任何人。”日张学良送蒋介石离开西安，12月26日抵达南京后，被蒋介石无理扣押。围绕如何营救张学良，东北军内部形成以特务团团长孙铭九、张学良秘书应德田等中下级军官为首的主战派与以29军军长王以哲、骑兵军军长何柱国等高级将领为首的主和派。随着事态不断发展，双方矛盾愈演愈烈，日主战派枪杀了王以哲以及东北军总部交通处中将处长蒋斌、少将副处长宋学礼和参谋处少将处长徐方，并意图追杀闻风躲避到杨虎城住所的何柱国，被杨虎城劝阻。这就是“二二事件”。1934年，杨虎城(右一)为母亲孙一莲祝寿。后经交涉，檀自新终于肯放了杨母。当杨虎城带着副官赶到东里堡迎接母亲时，老太太教训起儿子说：“你们干的这是啥事？亏你还五短长枪的，打了十几年的仗！一不做，二不休，你们既然得罪了他蒋介石，就不该随便放他，你比张学良大十几岁呢，就这么糊涂！”老太太把拐棍在地上敲得咚咚直响，“你们这是放虎归山，是造孽啊！”“当时周围的人都惊呆了，我祖父低头听着母亲的责怪，他心里也是有难言之隐的。”杨瀚说。张学良建议蒋介石送杨虎城出国1937年3月，蒋介石托人带话给杨虎城，说他病好了，腰也不怎么痛了，愿与杨见面，期望杨能主动去看他，“蒋介石不提他要见杨虎城，而是让杨虎城找他”。3月29日，杨虎城抵达杭州，在宋子文、吴铁城陪同下晋谒蒋介石。见面时杨虎城问候蒋介石：“委员长身体好些了吧！”蒋介石回答说：“腰痛渐渐地好了。不要紧。”晚上，蒋介石宴请杨虎城，钱大钧、汤恩伯、胡宗南、上官云相等人作陪。蒋介石大骂张学良：“张汉卿这样一个人，虎城竟是跟着他一路走，仔细想想，能对得起谁？幸亏还没有荒谬到底，假如后来不肯回头，还能有今天吗？”杨虎城的态度是“目光下视，默不作声”。蒋介石说完后，杨虎城说：“委员长的话，我记住了。”杨瀚引述祖父身边工作人员的话说：“出来以后，祖父对自己身边的人说：蒋介石一贯对人没有诚意，不应对他有什么幻想的。”第二天，蒋介石又邀杨虎城去谈话，蒋介石先是问他在事变解决后，中央对他的部署安置，有不恰当的没有？要他指出意见，可以改正。杨虎城还没有回答，蒋介石又说道：“在事变中各级人员(指蒋的手下的人们)对你是有不满情绪，这是一时转变不过来的，你继续任职，在情感上有些不便，不如先往欧美参观一个时期，回来再任职，出国费可有公家负担，启行的时期也不必规定，可以从容准备”。杨虎城虽然答应出国考察，但心里非常不愿意走。于是采取了同意出国但不急于出国，尽量拖延时间的办法。希望抗战能起，以此为由就不出国了。但随后蒋介石不断地催促杨虎城尽早成行。4月30日公开免去杨虎城的军政职务，提出让杨虎城出洋考察军事。杨瀚说：“蒋介石到了南京以后，张学良给蒋介石出主意想办法，杨虎城出国的主意最早是张学良出的。一是保护杨虎城的人身安全；二是他确实是替蒋介石考虑，杨虎城在陕西的势力太大了，调虎离山，虎必须离山，这样方便把东北军调出陕西。”催逼杨虎城出国的同时，蒋介石还准备了用暗杀来对付杨虎城1。1 在杨虎城到杭州见蒋介石的前几天，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的人，找到在江苏镇任职的褚龙吟。用“报杀父之仇”为借口，游说褚龙吟为他们暗杀杨虎城。褚龙吟后来说：当我表示这件事我不能干以后，他马上声色俱厉地问我“你的杀父之仇，打算报不？”“当然要报。”我答复。“那么这样天造地设的好机会，你为什么不干？”“不，杨虎城不是我的主要仇人。”我说。“难道杨虎城没有杀害令日上午，杨虎城乘飞机前往上海，准备出国。6月初，蒋介石便来电，召杨虎城到庐山见面。6月6日，蒋介石在庐山召见杨虎城、邓宝珊。在会见中，蒋介石问杨虎城：“到了国外，如果有人问到‘事件’，你打算如何解释呢？”杨虎城顿时明白了蒋介石召他上庐山的用意，杨迟疑了一下回答道：“顶好不提这件事。”蒋听了连连点头：“好！好！这事今后就不要说了。”6月1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指令：派杨虎城为欧美考察军事专员。外交部随即发给护照，定29日由沪放洋，先赴美，后转欧，定期一年。日，杨虎城偕夫人谢葆真，次子拯中，秘书王麟阁、亢维恪，参谋樊雨农，一行6人，搭乘美轮“胡佛总统号”，由沪出国考察。对于祖父的出国，杨瀚认为这是蒋介石的“流放”行为。“因为杨虎城在陕西的影响力太大了，就是把他调离这个地方，让他出去后，等于是隔断了他和根据地的联系，人的联系和其他各方面的联系，等于是铲除杨虎城在陕西各方面的影响。”记录于日至11月2日的杨虎城旅欧美日记(从10月10日到11月2日的部分为秘书亢维恪所记)成为研究杨虎城出国期间的第一手公开资料。美国是杨虎城出国考察的第一站。当“胡佛总统号”航行在太平洋上，7月8日晚饭后，杨虎城从旅伴处得到了“七七事变”的消息。他十分震惊，说：“这么说抗战爆发了？”为了解事态的发展情况，他让亢维恪立即给宋子文发报，询问情况。“出国前，蒋介石将宋子文确定为他与杨虎城之间的联系人，所以，祖父来往的电报多是发给宋子文的，这其中有尊？”他问。“杨虎城仅负了个名，其实杀害家父的是刘治洲。”此后，特务们还不甘心，又找到杨虎城入陕时，被杨虎城下令枪毙的地方武装首领甄士仁的女儿甄芝彦。要她也借报父仇对杨虎城进行谋害，甄芝彦也拒绝了特务们的策动。由于褚、甄二人深明大义，同时也由于在当时就谋害杨虎城，会对蒋介石正在上升的政治威望造成损害，引起新的****，得不偿失，所以谋害计划没有继续实施。——杨瀚著，《功炳千秋杨虎城》，三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7-158页。私谊的成分，但主要是联络人的缘故”。7月10日、11日，杨虎城接连收到宋子文从上海发来的两封电报。第一封电报说：“卢沟桥战事已停，目前不致扩大，如有变化，当继告。”第二封电报又说：“卢沟桥战事停而复作，敌并由关外调来大队，我方已准备作战。”杨虎城在接到宋子文第二封电报时，即刻向国内发去三封电报。一封复电宋子文：“两电均悉。日寇进迫，过将不国，恶耗传来，五中痛愤。弟一革命军人，何忍此时逍遥国外。拟由旧金山返国抗敌，乞转陈委座。”另一封发给由他在出国前安排在宋子文身边工作的王炳南：“余由旧金山返国抗敌，希望告各好友。”让王转告中共；第三封是发给孙蔚如的：“途1中闻河北事变，不胜痛愤。现在实情如何？盼详复旧金山中国领事馆。”杨虎城赴美途中，船抵火奴鲁鲁(檀香山)1 杨虎城，《杨虎城出国前及在国外日记》，载《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三十二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九十五辑第6页。7月14日下午，杨虎城到达了美国旧金山。刚住下就接到领事馆转来的宋子文的电报。大意是：依目前情势，请稍缓返国。“祖父对宋子文的复电很失望，以为宋没有把他的要求表达清楚，实际上，宋子文的回电完全秉承了蒋介石的指示。”杨瀚说：“还有7月22日的来电，仍是请杨虎城留美国或先赴欧洲参观，等中日宣战，再由中央电召回国。”而7月23日的来电，蒋介石要杨虎城继续在国外考察。“祖父只好继续进行欧美的行程，但他决心此行考察，要以宣传抗日为主。同时也积极谋划如何突破蒋介石的阻挠回国。一番深思后他决定改变行程”。7月28日下午6时，杨虎城仅和秘书亢维恪一人飞离旧金山，经芝加哥赴美国首都华盛顿。他对秘书说：现在国内抗日战事吃紧，我呆在国外每天游玩应酬，实在乏味。宋子文来电要我先到欧洲，我考虑一下，这样也好。我想同你前去欧洲，然后由那里设法回国，明天下午就动身。杨虎城回国，斯大林泄密蒋介石诱捕杨虎城的主要关键是“与共党勾搭，疑返陕”。“在欧洲，杨虎城曾派杨明轩、胡希仲代表他去莫斯科，找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打算通过苏联回国。这是非常机密的事件，但却被苏联当局通过秘密渠道，将杨虎城准备通过苏联回国的这一秘密打算通报给了蒋介石。蒋介石就是根据了斯大林的通报，才改变了原先不让杨虎城回国的政策。”杨瀚说，“斯大林通知蒋介石杨和苏联有联系，宋子文并不知道，所以蒋介石态度一下变了，本来不让回来，变赶紧回来。让宋子文去香港见他，把杨虎城弄回来。当初，杨虎城想从苏联进陕西，所以肯定是斯大林通报蒋介石的。”8月9日杨虎城乘坐的“诺曼第号”轮船驶进英国南部的一个港口，10月6日，又接到电报说：“关于中苏关系，谣传繁多。杨将军此时赴苏考察，不合时宜，请劝他推迟苏京之行。”这封电报彻底否定了杨虎城去苏联假道回国的计划。杨虎城本人决议马上启程回国，他说：“我们发动双十二事变是为了抗日，现在国内全面抗战已起，如我仍逍遥海外，实无脸面对中国人民。至于我回国之后，不管蒋介石怎样对待我，我决不追悔，只要问心对得起国人，死何足惜！”曾是宋子文幕僚、杨虎城高级参议的郭增恺1963年回忆说，他在抗战期间从蒋介石身边的人得知，是苏联当局通过秘密管道，将杨虎城准备通过苏联回国的打算通报给了蒋介石。蒋介石由此改变了原先不让杨虎城回国的想法，并设计了一个诱捕计划。这个计划第一步是有宋子文发电，引诱杨虎城“自动返国”；第二步当杨虎城“自动返国”后，由宋子文亲自到香港去接杨虎城，赴南昌后即由戴笠组织拘押。对于祖父的回国过程，杨瀚研究的十分透彻，他在《杨虎城大传》中详述了始末。在日凌晨，杨虎城一行乘坐的“冉拉保底号”抵达香港，岸上只有一个穿黄军服的人上船，说是代表军委会来欢迎的。这个人实际是军统局的少将特派员。第二天，宋子文专程到港来见杨虎城。宋子文见到杨虎城表现的十分热情，还搬到杨虎城下榻的半岛酒店同住，与杨畅谈。11月28日，蒋介石来电给杨虎城说“派戴笠迎接，到南昌相见”。这封电报，不是直接发给杨的，是由宋子文转交的。很快，宋子文安排了杨虎城去南昌的行程。当时杨虎城决定部下王根僧跟他一起去南昌，可临到11月30日出发时，宋子文却只给了一张机票，后经王等人一再要求，宋才又给了一张机票。日上午11时30分，杨虎城乘坐的飞机起飞，下午飞抵长沙。杨虎城按照事先安排住进六国饭店。王根僧按照戴笠交代的地址去联系他，不料戴笠根本不在，留下一张便条让杨虎城去武昌找他。无奈，当晚12时20分杨虎城又乘粤汉火车从长沙赴武昌。12月1日午后，杨虎城乘坐火车抵达武昌车站。第二天，杨虎城由戴笠陪同乘飞机由武汉去南昌。“在机场的时候，戴笠以飞机小只能乘3个人为由，只让杨虎城一人上飞机。后王根僧再三要求，戴才将他的人换下，同意王上飞机。戴笠之所以让步，是因为他不想在这里把事情弄僵，然后杨不去南昌，影响秘密逮捕的计划。”杨瀚介绍说，“戴笠在执行逮捕杨虎城整个过程中每日都向蒋介石发电汇报请示，这些电文都存在台湾国史馆中。”杨虎城被秘密逮捕完全失去自由后，先被转移到距离市区30华里的梅岭别墅里。12年监禁后，被秘密杀害日，杨虎城的夫人谢葆真携子拯中，到达南昌。结果一到南昌，他们也都失去了自由。戴笠将他们秘密关押在市里的一处居所，直到半年后才让他们与杨虎城相聚。1938年秋，杨虎城由长沙移至益阳桃花仓，直到冬天武汉撤退时，杨虎城一家又被解往贵州的“玄天洞”。从此结束了“软禁”，开始了正式的囚禁生活。玄天洞是一个天然的钟乳石大山洞，原来里面有一座道观。“当特务们看中此处后，赶走了道士，停了香火。因为这个山洞只有一个出入口，易于警戒，戴笠还亲自上山察看一番。修好供特务和宪兵住的房屋后，就将杨虎城移送过去了”。杨瀚说：“祖父与家人在洞前只能看到的是不大一片天。杨虎城住的房屋，都装有栅栏，室外活动，也有一定的时间，不可以随意出入。”白天，杨虎城可以在门口走动一下。他最爱走到离住所十几步远的一个山嘴去眺望通过息烽的公路。一到夜间，便不准出门，只能在屋内活动。“他在贵州关了八年，一个排的宪兵和一个20多人的特务队，日夜在那看守，这就比张学良的关注度高得多。然后到了重庆后，就把这批人全部移到重庆去了。1938年10月，戴笠亲赴贵州视察对张学良、杨虎城的关押情况后给蒋介石的电报：廿七年十月十四日戴笠生於八日离渝往息烽晤虎城，修文访汉卿，各处警备颇密。张杨情况就表现观，杨仍好谈外交及政治；张则兴致所致对政治也多议论，张之情绪较佳。杨不免苦闷，而杨妻近似稍患神经但无妨。对于看守杨虎城的工作，蒋介石曾再三叮嘱戴笠不可大意。1940年戴笠又亲自往息烽布置一番，便衣特务看守更加严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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