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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宋诗选本看唐宋诗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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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自动关闭窗口《宋诗精华录》研究
陈衍晚年，应唐文治先生之聘，任教于无锡国专，《宋诗精华录》即他讲授宋诗时的自编教材。该书成于1937年，有商务印书馆1937年初版本，1938年再版本。今人曹中孚曾为之作校注，1992年3月巴蜀书社版，是目前该书最精详的本子。《宋诗精华录》问世后，作为一部颇具特色的宋诗选本，曾引起过不少宋诗研究者的关注，如朱自清先生撰有《什么是宋诗的精华——评石遗老人（陈衍）评点〈宋诗精华录〉（商务印书馆出版）》文，程千帆先生撰有《读〈宋诗精华录〉》文，都予以了较高的评价。程先生将此书视作“老人对于宋诗之‘晚年定论’”。本章将探讨《宋诗精华录》在陈衍整个诗学体系中所占的地位，及其所体现出的诗学思想在历代宋诗选本发展中的意义。
第一节& 《宋诗精华录》的统计分析
《宋诗精华录》分宋诗为初盛中晚四期，每期的诗为一卷。帝王置于卷首，女性、僧人殿后。第一卷选诗三十九家，一百十七首，其中近体九十六首。第二卷选诗十八家，二百三十八首，其中近体一百六十五首。第三卷选诗三十二家，二百十二首，其中近体一百八十六首。第四卷选诗四十家，一百二十一首，其中近体一百零一首。全书共选诗一百二十九家，六百八十八首，其中近体五百四十八首，占入选作品百分之七十九点七。初、盛、中、晚各期选诗所占总数比例分别为百分之十七、百分之三十四点六、百分之三十点八、百分之十七点六。可见本书重心所在，在诗体上是以近体为主，在时期上是以盛、中为主。
之所以以近体为主，陈衍在序言中有一段陈述：
然吾之选宋诗，抑有说焉，……长篇诗歌，悠扬铿锵鞺鞳者固多，而不无沉郁顿挫处，则土木之音也。然近贤之祧唐宗宋，祈向徐仲车、薛浪语诸家，在八音率多土木，甚且有土木而无丝竹金革，焉得命为“律和声，八音克谐”哉！故本鄙见以录宋诗，窃谓宋诗精华，乃在此而不在彼也。
可见主要是为取其音调之铿锵和谐，并以矫时人学宋诗之弊。程千帆先生《读〈宋诗精华录〉》云：
唐人以情替汉、魏之骨，宋人以意夺唐人之情，势也。浸假而以议论入诗。夫议论则不免于委曲，委曲则不免于冗长。长则非律绝所任，此所以逮宋而古诗愈多也。其极至句读不葺，而文采之妙无征；节奏不均，而声调之美遂閟。此宋人之短，非宋人之长。时流或宝碔趺，多士奉为圭臬。积重难反，盖有年矣。老人此录，独托喻乐音，多登近体，窃谓殆所以救世人学宋之弊。
确可谓道出了此书的主旨。
至于将宋诗分为初盛中晚四期，似乎是陈衍的别创，其用意是为了替宋诗争得与唐诗同样尊贵的地位。《宋诗精华录》卷一开首即言：
案：此录亦略如唐诗，分初、盛、中、晚。吾乡严沧浪高典籍之说，无可非议者也。天道无数十年不变，凡事随之。盛极而衰，衰极而渐盛，往往然也。今略区元丰、元祐以前为初宋，由二元尽北宋为盛宋，王、苏、黄、陈、秦、晁、张具在焉，唐之李、杜、岑、高、龙标、右丞也；南渡茶山、简斋、尤、萧、范、陆、杨为中宋，唐之韩、柳、元、白也；四灵以后为晚宋，谢皋羽、郑所南辈，则如唐之有韩偓、司空图焉。此卷系初宋，西昆诸人，可比王、杨、卢、骆；苏、梅、欧阳，可方陈、杜、沈、宋。宋何以甚异于唐哉！
这种议论，其实是“三元说”的一种转化，早在《石遗室诗话》卷一中已有所体现：
余言今人强分唐诗宋诗，宋人皆推本唐人诗法，力破余地耳。庐陵、宛陵、东坡、临川、山谷、后山、放翁、诚斋，岑、高、李、杜、韩、孟、刘、白之变化也。简斋、止斋、沧浪、四灵，王、孟、韦、柳、贾岛、姚合之变化也。故开元、元和者，世所分唐宋人之枢斡也。若墨守旧说，唐以后之书不读，有日蹙国百里而已。
不同之处在于，一以时期划分为四，而一以风格划分为两；而其相同点在于都强调了宋诗与唐诗的内在联系。
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中，将唐诗分作唐初体、盛唐体、大历体、元和体、晚唐体，是为唐诗分期说之始作俑者。明初高棅继元杨士弘《唐音》之后，成《唐诗品汇》一书，区分唐诗为初、盛、中、晚四期。王士禛《香祖笔记》盛称其书，谓：“宋、元人论唐诗，不甚分初、盛、中、晚，故《三体》、《鼓吹》等集，率详中、晚而略初、盛，览之愦愦。杨士弘《唐音》始稍区别，有正音，有余响，然犹未畅其说，间有舛谬。迨高廷礼《品汇》出，而所谓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变、余响，皆井然矣。”自此唐诗分期之说，乃为诗家所乐道，一直沿用至今。陈衍步武乡贤，将此法移植于宋诗选本，其得失且勿论，其倡导宋诗之用心则甚为显明。
下面我们来仔细看看《宋诗精华录》各卷的选录情况。
卷一即所谓初宋入选诗篇居前五位的诗人是：梅尧臣二十四首，司马光十三首，欧阳修十首，苏舜钦六首，黄庶五首。如果按照诗体来划分，则五绝仅三首；七绝四十三首，所录较多的有司马光五首，欧阳修、黄庶各四首；五律十六首，其中梅尧臣所录最多，占七首；七律三十四首，所录较多的有欧阳修五首，司马光三首；五古七首，梅尧臣独占五首；七古十四首，梅尧臣最多，有七首，第二位的苏舜钦仅录二首。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一、所录诗歌中，近体多于古体。
二、七言多于五言。具体说来，七绝多于五绝，七律多于五律，七古多于五古。
三、梅尧臣的地位十分重要。不但入选诗歌的总数是第一，其五律、五古、七古也都居第一位。
其中一、二两点，是该书的一大特点，每卷皆然。而论初宋诗独重梅尧臣而不是欧阳修，不得不说是陈衍论诗的一大特点，和他一贯的诗学主张是相符的。陈衍平日论诗，最欣赏梅尧臣“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一语，《石遗室诗话》卷十四中又有“宛陵用意命笔，多本香山。异在白以五言，梅变化以七言。东坡意笔曲达，多类宛陵，异在音节，梅以促数，苏以谐畅，苏如丝竹悠扬之音，梅如木石摩戛之音”之论，并称“宛陵七言古作法易辨，五言古作法不易辨”，可见梅尧臣是由唐入宋的一个关键人物。只是单从此选本来看，似乎对梅之五言要更为重视一些，这也是比较平允之论。
卷二盛宋入选居前五位的诗人分别是：苏轼九十二首，黄庭坚三十九首，王安石三十四首，陈师道二十六首，张耒九首。分体统计，五绝一首都没有入选，这情形和卷一略为相似，可见陈衍对于北宋的五绝是不重视的；七绝一百首，依次为苏轼三十七首，黄庭坚、王安石各十七首，陈师道八首，秦观五首；五律七首，其中黄庭坚四首，王安石三首；七律五十八首，依次为苏轼二十一首，陈师道十四首，黄庭坚、张耒各四首，王安石三首；五古二十一首，其中苏轼七首，黄庭坚六首；七古四十六首，其中苏轼二十五首，王安石八首，黄庭坚七首；另有杂体数首。很明显，盛宋诗人中，苏轼占据了绝对优势，不但总数第一，七绝、七律、五古、七古也都排名第一，这是符合文学史的常识的。而苏轼五律则一首未选。黄庭坚五律排第一，七绝、五古排第二，七律、七古排第三；王安石七绝、五律、七古皆排第二，七律排第三，反映了这两位诗人在盛宋诗坛仅次于苏轼的重要地位。陈师道的七律诗排在第二。这一期的选诗还有一个特点，即古体诗占到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八，超过了平均的水平，说明在古体诗中，陈衍比较重视盛宋这一阶段。
即使在整个宋诗中，苏轼也是陈衍第一推崇的作家。他曾说：“唐之杜、韩、白，宋之苏，此四家集，可取资者十五六至十七八。”但当有人将他和陈三立、郑孝胥三人分别比作宋代的苏轼、黄庭坚和王安石时，他却说：“余于诗不主张专学某家，于宋人，固绝爱坡公七言各体，兴趣音节，无首不佳，五言则具体而已，向所不喜。”对于苏轼，他尤为欣赏的是他的七古，认为“七古当以杜、韩、苏为正则，三家一韵到底者居多，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北宋人多学杜、韩，故工七言古者多，南宋人稍学韦、柳，故有工五言古者”。故《宋诗精华录》卷二评苏轼《和鲜于子骏郓州新堂月夜二首》云：“短篇五古，非坡公所长，清脆而已。”
至于黄庭坚和陈师道，向为陈衍所不喜。在《石遗室诗话续编》卷六中他曾说过：
余论诗雅不喜山谷、后山，犹东坡、遗山之不喜东野，非谓其不工也。诗不能不言音节，二家音节，山谷偶有琴瑟，余多柷敔，笙箫则未曾有。不得谓非八音之一，听之未免使人不欢。清末季不知始自何人（殆始于曾涤生、高伯足，曾槎枒专学黄，高兼黄、陈，则苦涩矣），极力崇拜黄、陈二家，而后生之厌伪体，谓赝体汉魏、六朝。能苦吟咏者，靡然从之。
把学宋诗的流弊都归罪到黄、陈头上。这样做也许道出了一部分事实，但过在学者，于黄、陈却并不公平。故《宋诗精华录》对这种观点进行了修正，仍给予黄庭坚以盛宋第二的地位，在评其《梦李白诵竹枝词三叠》其一中曰：“音节极佳。先生所谓可以弦歌者，此其选矣。”又如总评陈师道诗云：“后山传作，如《妾薄命》、《放歌行》等，音节多近黄。兹特选其音调高骞，近王近苏者，似为后山开一生面，实则老杜本有雄俊、沈郁两种也。”
陈衍论诗倡“不俗”，曾谓“诗无山林气，终是俗人之诗”。《石遗室诗话》卷十七称“荆公佳句，皆山林气重，而时觉黯然销魂者”。故《宋诗精华录》多选王安石诗，主要是取其“山林之气”。
卷三中宋总数居前五位的诗人是：杨万里五十五首，陆游五十三首，陈与义二十一首，范成大十二首，朱熹十一首。分体统计，五绝仅录一首；七绝一百零九首，其中杨万里三十四首，陆游二十二首，陈与义十二首，朱熹十首，范成大六首；五律录十三首，杨万里占五首；七律七十六首，其中陆游二十五首，杨万里十一首，范成大六首，陈与义五首；五古十首，陆游、楼钥各二首；七古十二首，其中杨万里四首，陆游三首。杨万里五律、七绝、七古均居第一，七律居第二；陆游七律、五古排第一，七绝、七古排第二。他们不愧是中宋诗坛的双雄，而杨万里比陆游还似乎略微超出一些。这一期选诗的另一特点是大多集中于七绝、七律，所占比例竟达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七。
陈衍对杨万里的“诚斋体”推崇备至，他曾说：
夫汉、魏、六朝诗岂不佳，但依样画葫芦，终落空套。作诗当求真是自己语，中晚唐以逮宋人，力去空套。宋诗中如杨诚斋，非仅笔透纸背也。……他人诗只一摺，不过一曲折而已。诚斋则至少两曲折。他人一折向左，再摺又向左。诚斋则一折向左，再折向左，三折总而向右矣。
又在《宋诗精华录》卷三评杨《晚风》诗中说；“作白话诗当学诚斋，看其种种不直致法子。”陈衍对这一期的绝句似乎尤为欣赏，认为：
宋诗人工于七言绝句，而能不袭用唐人旧调者，以放翁、诚斋、后村为最。大略浅意深一层说，直意曲一层说，正意反一层侧一层说，诚斋又能俗语说得雅，粗语说得细，盖从少陵、香山、玉川、皮、陆诸家中一部分脱化而出也。
由此可以看出，这些批评是由来有自、前后一致的。对于陆游，陈衍以为：
剑南最工七言律、七言绝句，略分三种：雄健者不空，隽异者不涩，新颖者不纤。古体诗次之，五言律又次之。七言律断句，美不胜收。
这些，与《陈石遗先生谈艺录》中的“陆取其七律七绝，杨取其七绝五七古”，也都是相符的。
至于陈与义，陈衍甚为欣赏其五言古诗，曾云：“北宋人肆力作七古，作五古未甚用功，故无佳构。惟陈简斋在北宋末，五古由王、孟、韦、柳来，而能自出机杼。”但《宋诗精华录》五言古仅选其《夏日集葆真池上以绿荫生昼静赋诗得静字》一首，评曰：“宋人罕学韦、柳者，有之，以简斋为最。樊榭五古，专祈向此种。”则似亦只是聊备一格而已。
卷四晚宋选诗居前五位的诗人分别是：刘克庄二十七首，戴复古十一首，姜夔七首，谢翱、林景熙各六首。分体统计，五绝才录一首；七绝六十首，其中刘克庄十五首，姜夔六首；五律二十四首，其中刘克庄、戴复古各五首，翁卷三首；七律十八首，刘克庄七首；五古、七古各才四首。显然，刘克庄是晚宋最重要的诗人，除总数第一外，五律、七绝、七律均占第一。
四期中，陈衍对晚宋诗评价要最低。如他评戴复古诗：“石屏诗心思力量，皆非晚宋人所有，以其寿长入晚宋，屈为晚宋之冠。”又如评刘克庄诗：“后村诗名颇大，专攻近体，写景、言情、论事，绝无一习见语，绝句尤不落俗套。”除此之外，似无格外措意者。
总的来看，全书入选诗歌超过二十首的诗人有九位：其中苏轼九十二首，杨万里五十五首，陆游五十三首，黄庭坚三十九首，王安石三十四首，刘克庄二十七首，陈师道二十六首，梅尧臣二十四首，陈与义二十一首。五绝在所有诗体中所录最少，共五首，所占不到全书的百分之一；七绝共三百十二首，占全书百分之四十五点三，选录十首以上的诗人有：苏轼三十七首，杨万里三十四首，陆游二十二首，黄庭坚、王安石各十七首，刘克庄十五首，陈与义十二首，朱熹十首；五律共六十首，占全书百分之八点七，梅尧臣所录最多，亦仅七首；七律共一百八十六首，占全书百分之二十七，选录十首以上的诗人有陆游二十五首，苏轼二十一首，陈师道十四首，杨万里十一首；五古共四十二首，占全书百分之六，梅尧臣所录最多，亦仅七首；七古共七十六首，占全书百分之十一，除苏轼有二十五首外，其余均不足十首，较多者有王安石八首，梅尧臣、黄庭坚各七首。诚如朱自清先生所言，多选七绝，确实是本书的一大特色。
又若以五、七言区分，则全书录五言诗一百零七首，占总数百分之十五点六；七言诗五百七十四首，占总数百分之八十三点四；其它诗体录七首，占总数百分之一。显然，宋诗之精华是以七言为主的。这比起王士禛《古诗选》五言只收至唐，固然有所进步，但基本格局并未大动。
虽然评价诗人地位的高低，不应该仅仅通过数量来进行衡量，如唐张若虚即以一篇《春江花月夜》而获得了后人“孤篇横绝、竟为大家”的承认；但《宋诗精华录》作为一个选本，选者在挑选诗作时，在数量上是必定会有其特别的考虑的。所以我们可以有自信地说，入选数量居前九位的诗人，基本代表了陈衍心目中所谓的宋诗的精华，他们是陈衍用来构建宋诗学大厦的主要材料，至于如西昆、四灵等其他流派，在本书中只是起到了一种点缀的作用。
以上是关于《宋诗精华录》选录情况的一个较为详细的统计资料，藉此可以帮助我们更为深入地看清陈衍的诗学体系是建构在一个怎样的基础上的，即：他的学习宋诗主要是学哪几家，各家又主要是学什么体？搞清楚这些，对于探讨陈衍的诗论和创作都甚为重要。
第二节& 为宋诗争地位的宗旨
《宋诗精华录》中的批评思想，是陈衍一贯诗学理念的一种体现。如果一定要发现与早年有些什么不同的话，那也只能说更趋于平允、公正罢了。这个选本的好处在于，它包容了几乎所有陈衍论诗的有价值、有个性之处，绝不是率尔操觚之作，一卷在手，便颇可领略同光派论诗之大概了。书中对于各诗的评语，“有剖析题义的，有讨论作法的，有褒贬优劣的，有寻根溯源的，有连类相比的，有叙后世影响的，有提修改诗句的”，在批评手法上活泼多变，时时有引人入胜处。而在内容上，这是一本为宋诗争地位的书。
统观全书，被用来作为参照系与宋诗作比较的，主要是唐诗，也兼及一部分唐以前与宋以后之诗。除了在分期上将宋诗匹配唐诗外，全书有关唐宋诗比较的例子，可谓俯拾皆是。
有的是从宋诗对唐诗的继承性方面来立论的。如评杜常《题华清宫》云：“直是唐音。”（卷一）评王安石《定林》云：“颇有王右丞‘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意境。”（卷二）评黄庭坚《次韵吴宣义三径怀友》云：“起即孟公语。”（卷二）评文彦博《清明后同秦帅端明会饮李氏园池》云：“即清风明月不用钱买意，变换说之。”（卷一）评黄庭坚《题石竹牧牛》云：“学太白《独漉篇》调甚妙。”（卷二）评刘克庄《郊行》云：“此首杂之《杜集》，殆不能辨。”（卷四）评王安石《纯甫出释惠崇画要予作诗》云：“后半带出崔白，即少陵《丹青引》为曹霸带出韩幹作法。”（卷二）评寇准《春日登楼怀归》云：“第二联用韦苏州语极自然。”（卷一）评王禹偁《寄砀山主簿朱九龄》云：“此诗全似乐天。”（卷一）评欧阳修《别滁》云：“末二语直是乐天。”（卷一）评王安石《半山春晚即事》云：“首十字从唐人‘绿荫清润似花时’来。”（卷二）评苏轼《与毛令方尉游西菩提寺二首》其二云：“三四摹仿乐天。”（卷一）评周必大《入直召对选德殿赐茶而退》云：“此可与李卫公‘月中清露点朝衣’一首同推清绝。”（卷三）评罗公升《和宫怨》云：“与杜荀鹤之《宫怨》，异曲同工。”（卷四）评张先《题西溪无相院》“可与晚唐人争席。”（卷一）从立意、风格、作法、语言等多方面对唐宋诗进行了比较。其中杜甫、白居易似是陈衍关注较多的两位唐代诗人，这和《陈石遗先生谈艺录》中“宋诗十之七八从《长庆集》中来，然皆能以不平变化其平处”的论点是一致的，而杜甫则是历代不管在宗唐派还是宗宋派中都最有人缘的诗人，具有最高典范的意义。
然而要确立宋诗的地位，仅仅证明宋诗似唐诗是不够的，还必须指出宋诗与唐诗之异，即陈衍所谓的“力破余地”，否则宋诗便成了唐诗的附庸，存不存均可。陈衍认为宋诗颇有度越唐诗之处。如评韩维《答师厚夜归客舍见诒》云：“精微处王孟所未及。”（卷一）评赵抃《次韵孔宪蓬莱阁》云：“三四较孟公之‘气蒸云梦泽’二语，似乎过之；杜老之‘吴楚东南’一联，尚未知鹿死谁手。”（卷一）评李清照《上枢密韩公工部尚书胡公》云：“雄浑悲壮，虽起杜、韩为之，无以过也。”
（卷四）评赵抃《和宿峡石寺下》云：“令张继见之，前贤岂能不畏后生。”（卷一）评苏舜卿《淮中晚泊犊头》云：“视‘春潮带雨晚来急’，气势过之。”（卷一）评石延年《金乡张氏园亭》云：“能于‘绿杨宜作两家春’外，辟出新境。”（卷一）评黄庶《怪石》云：“落想不凡，突过卢仝、李贺。”（卷一）评王令《暑旱苦热》云：“力求生硬，觉长吉犹未免侧艳。”（卷一）评孔平仲《代小子广孙寄翁翁》云：“学卢仝体，而去其钩棘字句。”（卷二）评萧德藻《登岳阳楼》云：“作者手笔，直兼长吉、东野、阆仙而有之，卢仝长短句不足况。”（卷三）评陆游《南定楼遇急雨》云：“雄浑处岂亚杜陵。许丁卯之‘山雨欲来’，对此能无大小巫之别。”（卷三）评杨朴《莎衣》云：“第三联，晚唐人除陆鲁望、张志和，无能及者。”（卷一）文学创作和竞技比赛一样，诗人们必须超越前辈的优秀作家，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从以上的评语可以看出，陈衍的这种意识还是很强烈而自觉的。
陈衍对宋诗的肯定，更多强调的是一种创新意识，所谓“意新语工”。如评梅尧臣《戊子三月二十一日殇小女称称三首》其一云：“落想迥不犹人。”（卷一）评黄庶《元伯示清水泊之什因和酬》云：“出语总不犹人。”（卷一）评苏轼《过江夜行武昌山闻黄州鼓角》云：“鼓角送行，未经人道过。”《题西林壁》云：“此诗有新思想，似未经人道过。”《夜泛西湖》云：“末句未有人说过。”（卷二）评陆游《上巳临川道中》云：“此首格局颇新。”（卷三）然而完全的创新是可遇不可求的，所以又要经常依靠“翻案”和“透过一层说”等办法。如评曾几《题访戴图》云：“晋人行径，宁矫情翻案，决不肯人云亦云。”（卷三）评陆游《黄州》云：“翻案不吃力。”（卷三）评苏舜钦《中秋夜吴江亭上对月怀前宰张子野及寄君谟蔡大》云：“望月怀人语，数见不鲜矣，此作颇能避熟就生。写月光澈骨，种种异乎寻常，如自责得陇望蜀，尤其透过一层处。“（卷一）评梅尧臣《醉中留别永叔子履》云：“‘万口’句加倍写法。”《月下怀裴如晦宋中道》云：“末由太白对月意，翻进两层。”（卷一）陈衍似乎特别注重在结尾处的创新，如评徐铉《送王四十五归东都》云：“末韵能于旧处生新。”（卷一）评欧阳修《戏答元珍》云：“结韵用高一层意自慰。”（卷一）评苏轼《聚星堂雪并序》云：“画龙最后点睛，结不落套。”《江上值雪效欧阳体限不以盐玉鹤鹭絮蝶飞舞之类为比仍不使皓白洁素等字次子由韵》云：“二雪诗结束皆能避熟。”（卷二）评杨万里《峡山寺竹枝词》其四云：“末句用吞笔，似他人所未有。”（卷三）全书中，杨万里是在写法上最受到陈衍重视的诗人。如他评陈与义《春日二首》其一云：“已开诚斋先路。”（卷三）评范成大《春日田园杂兴十二绝》其六云：“此首置之诚斋集中，无能辨者。”（卷三）评赵师秀《数日》云：“似诚斋。”（卷四）而说到底，如其评杨万里《和仲良春晚即事》所云：“语未了便转，诚斋秘诀。”（卷三）着眼点还是在“诚斋体”的诸如“活法”、善于变化等方面。
《宋诗精华录》中还有很多将宋诗与唐以前诗歌作比较的例子。如评梅尧臣《悼亡三首》其一云：“与放翁之‘此身行作稽山土’皆从《毛诗》来。”（卷一）评苏轼《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云：“可当陟岵陟冈诗读。”《六年正月二十日复出东门仍用前韵》云：“读五六两句，觉《旄丘》之‘何多日也’、‘何其久也’殊少含蓄矣。”（卷二）评文天祥《夜坐》云：“音调常带清哀，《诗》所谓耿耿不寐也。”（卷四）将宋诗与《诗经》相提并论，无形中抬高了宋诗的身价。又有谈宋诗对后世诗歌的影响的，如评李昉《禁林春直》云：“写出太平景象，而不落俗，唯元人王恽《玉堂即事》二绝句近之。”（卷一）评苏轼《澄迈驿通潮阁》云：“虞伯生题画诗云：‘青山一发是江南’，全套此诗。”（卷二）评陈与义《试院书怀》云：“樊榭五律，最高者亦学此种。”（卷三）
当然，也有谈宋诗之不足的。如评欧阳修《沧浪亭》云：“此诗未免辞费，使少陵、昌黎为之，必多层折而无长语。”（卷一）评苏轼《越州张中舍寿乐堂》云：“公七古多似昌黎，而收处常不逮。”（卷二）评陈师道《赠欧阳叔弼》云：“末二句学杜而得其皮者，切不可学。”（卷二）这些批评，往往带有纠正时弊的用意。只有明白了宋诗的弱点，才能弄清什么是真正的宋诗的精华。
陈衍曾说过：“诗与文，所以纪事、写景、说理、言情也。”本书于此四类诗歌，都有酌情收入，但尤以写景之作居多。对于写景诗，陈衍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他评范仲淹《野色》诗“梅圣俞所谓‘写难状之景，如在目前’也”（卷一），可视作他对写景诗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这样的评语在《宋诗精华录》中屡见不鲜。如评欧阳修《礼部贡院阅进士试》云：“三四写举子在闱中作文情状。”《丰乐亭小饮》云：“第六句写得出。”（卷一）评苏舜钦《哭曼卿》云：“第三句的是曼卿酒酣神情。”《过苏州》云：“三四是苏州风景。”（卷一）评梅尧臣《和才叔岸旁庙》云：“写破庙如画。”《小村》云：“写贫苦小村，有画所不到者。”（卷一）评刘敞《微雨登城》云：“第三句的是江南风景。”（卷一）评苏轼《雪后到乾明寺遂宿》云：“写山光真写得出。”评《舟中夜趣》云：“水宿风景如画。”（卷二）评陈与义《再登岳阳楼感赋诗》云：“江水浊黄，湖水清碧。第四句七字写尽。”（卷三）评杨万里《八月十二日夜诚斋望月》云：“此写出极明之月也。”（卷三）评程俱《望九华》云：“写得逼肖。江中望九华，颇似嘉州望峨眉也。”（卷四）可见，求真、求实，穷形极相、巧言切状，是陈衍论写景诗的一大特点。他还颇注重“眼前语”，如评张詠《新市驿别郭同年》云：“眼前语，说得担斤两。”（卷一）评贺铸《病后登快哉亭》云：“眼前语，说来皆见心思。”（卷二）这颇类似于王夫之论诗所称之“现量”：
“僧敲月下门”，只是妄想揣摩，如说他人梦，纵令形容酷似，何尝毫发关心？知然者，以其沈吟“推敲”二字，就他作想也。若即景会心，则或“推”或“敲”，必居其一，因景生情，自然灵妙，何劳拟议哉？“长河落日圆”，初无定景；“隔水问樵夫”，初非想得。则禅家所谓“现量”也。
曾季狸《艇斋诗话》亦有“东坡论作诗，喜对景能赋，必有是景，然后有是句。若无是景而作，即谓之‘脱空’诗，不足贵也”之论。而和王士禛诗“如华严楼阁，弹指即现，又如仙人五城十二楼，缥缈俱在天际”有着明显的不同。但《宋诗精华录》和《石遗室诗话》相比，已改变了对于王士禛诗的严厉批判态度，立论更为圆该，甚至对于以“神韵”说诗有了部分的吸收。如评司马池《行色》云：“有神无迹。”（卷一）评陈与义《和张矩臣水墨梅五绝》（其四、五）云：“末二首有神无迹。”（卷三）说明他已意识到“实写”与“虚写”之间的融会贯通之处。
本书还较注重入选风格雄壮、音调响亮的诗歌。如评王安石《元丰行示德逢》云：“音节极高抗。”《书任村马铺》云：“音节独绝。”（卷二）评苏轼《真兴寺阁》云：“此坡公五古之以健胜者。”（卷二）评黄庭坚《书磨崖碑后》云：“此首音节甚佳。”（卷二）评楼钥《求仲抑招游山归途遇雨》云：“押‘及’韵如抛砖落地。”（卷三）评郭祥正《徐州黄楼歌寄苏子瞻》云：“侯韵能见其大。”（卷三）这都是为了用来矫当时宋诗派的流弊的。除此之外，陈衍还较注重“自然”的风格，书中也多有其例。如评程师孟《游玉尺山寺》诗云：“自然。”（卷一）评梅尧臣《送何遯山人归蜀》云：“第二联寻常语，用之送归蜀者，独觉自然稳切。”（卷一）等，这些都可看作陈衍论诗的辨证之处。
第三节& 历代宋诗选本与《宋诗精华录》
明李东阳曾云：“选诗诚难，必识足以兼诸家者，乃能选诸家；识足以兼一代者，乃能选一代。一代不数人，一人不数篇，而欲以一人选之，不亦难乎？”但选本作为一种特殊的批评方式，又为历代论诗家所喜用。为了对陈衍诗论获得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我们不妨把《宋诗精华录》放在历代宋诗选本的发展中来加以考察。
历代的宋诗选本，对于宋诗的态度，似乎可归纳为以下几种：一、站在尊唐的立场上，认为宋诗也有似唐诗者。选者或在宋诗尚处弱势地位时，借唐诗之尸，以还宋诗之魂，如元方回之编《瀛奎律髓》；或当唐宋诗之争激烈之时，通过编选宋诗而行贬抑宋诗、巩固唐诗地位之实。总之，在不同的条件下，这是一种双方都可利用的策略。宋诗固然与唐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如此而选宋诗，则其真面目自然难以尽显。二、认为宋诗既有对唐诗的继承，更有对唐诗的发展，强调宋诗与唐诗之异，如清吴之振等所选之《宋诗钞》。这在宋诗的认识史上具有突破性的意义，因唯其如此，宋诗方有可能取得与唐诗分庭抗礼之资格。三、在充分肯定宋诗价值的同时，以唐诗矫宋诗之失，并进而将唐宋诗视作一个整体的审美范畴，力图兼融唐宋，自立一家，如晚清之宋诗派。如此，才算对宋诗的利弊与真精神有了一个比较完整、辩证的认识。当然，实际的情况要比这复杂得多，有时往往几种情况交织在一起，一种思潮被击败之后，又会卷土重来。但从总体上看，宋诗的地位经过数百年的斗争，最终是确立下来了。至钱钟书先生《谈艺录》“唐诗、宋诗，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态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之论出，唐宋诗之争方暂时告一段落。而对于宋诗的认识，即使当前仍处于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之中。本节拟对历代宋诗选本的发展作一个简略的探讨，以期更清楚地确定《宋诗精华录》在宋诗选本史上的意义和地位，同时也是换一种角度看唐宋诗之争。对于诗学思想不甚显明或影响一般的选本，则在叙述上从略。有的选本，所收非止宋诗，但因其对宋诗的流传，曾产生过较大的影响，故也列入讨论的范围。
宋人自编的宋诗总集，王水照先生主编的《宋代文学通论》中言之已详，将其分为唱和诗总集、书商刻印的总集和按内容分类的总集三类。其中唱和诗总集包括《翰林酬唱集》、《禁林宴会集》、《商於唱和集》、《二李唱和集》、《西昆酬唱集》、《坡门酬唱集》、《同文馆唱和诗》、《南岳倡酬集》、《月泉吟社诗》等；书商刻印的总集包括《江湖集》、《江湖前集》、《江湖后集》、《江湖续集》、《中兴江湖集》和《中兴群公吟稿》等；按内容分类的总集包括《声画集》、《古今岁时杂咏》等。其实，除以上所列，尚可举出数种，如《九僧诗》、吕祖谦《宋文鉴》、曾慥《宋百家诗选》及《江西诗派》、《两宋名贤小集》等。另有传说为刘克庄编集的《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而首开唐宋诗之争的，可能要属南宋吕本中所编之《江西诗社宗派图》。其图以黄庭坚为首，下列陈师道、潘大临等二十五人。其序云：
唐自李、杜之出，焜耀一世，后之言诗者皆莫能及。……元和以后至国朝，歌诗之作或传者，多依效旧文，未尽所趣。惟豫章始大出而力振之，扬抑反复，尽兼旧体，而后学者同作并和，虽体裁或异，要皆所传者一。予故录其名字，以遗来者。
自此以后，学诗者群趋于江西之一途，而南宋前期诗坛遂为其笼罩。进而引发出张戒、严羽等人对“宋调”的反思与批判，拉开了数百年唐宋诗之争的序幕。
元代编纂的宋诗总集，仅有《谷音》和《瀛奎律髓》。另有陈世隆编《宋诗拾遗》二十三卷，其国内唯一传世的抄本，藏于南京图书馆，书前有清代著名藏书家丁丙的题识，云：“厉樊榭撰《宋诗纪事》，亦未见是书，其中失收不下百家也。”可见其珍贵。而方回编选的《瀛奎律髓》四十九卷，是一本唐、宋五七言律诗总集，其选诗目的在于重振江西诗派之旗鼓，并与专工唐律之永嘉诗派争胜，故提出“一祖三宗”之说，谓“古今诗人，当以老杜、山谷、后山、简斋为一祖三宗”（卷二十六）。杜甫的诗歌，既是盛唐诗风的代表，又有下开宋调者，方回将江西诗派上拟盛唐，虽有偷梁换柱之嫌，但其看到了江西诗派与杜甫诗歌的某种联系，亦为卓识。宋诗之价值，到底是建立在其与唐诗之“似”还是与唐诗之“异”上，宋诗到底能不能与唐诗分庭抗礼，什么才是宋诗的精华，这些问题成了明清诗坛聚讼纷纷的焦点。
在公安、竟陵出现之前，整个明代的诗坛可以说是笼罩在一种宗唐的诗风中的。表现在选本上，明初高棅继元杨士弘《唐音》之后，成《唐诗品汇》一书，分唐诗为初、盛、中、晚四期，而“盛唐”正宗之声价，遂以论定。其后，前后七子又有“诗必盛唐”之说，李攀龙曾选历代诗而成《诗删》一书，唐后即直接明代，宋、元诗一字不选。故《四库》提要评之云：“盖自李梦阳倡不读唐以后书之说，前后七子率以此论相尚，攀龙是选犹是志也。……然则文章派别，不主一途，但可以工拙为程，未容以时代为限。宋诗导黄陈之派，多生硬杈桠；元诗沿温李之波，多绮靡婉弱。论其流弊，诚亦多端。然巨制鸿篇，实不胜收，何容删除两代，等之自郐无讥。”在这样一种风气影响之下，明代的宋诗选本，传世的仅有数种。
最重要的是成书于隆庆元年（1567）、由顺阳李蓘（于田）编著的《宋艺圃集》二十二卷。《四库》提要称其“殚十三年之功，汇采成编，网罗颇富，宋人之本无专集行世，与虽有专集而已佚者，往往赖此编以传。”其序言开篇即云：“世恒言宋无诗，谈何易哉。”李蓘将宋诗分为三个阶段，将建隆、乾德之间的诗风概括为“尚祖五季，五季固唐余也”，而称“光、宁以还，国步浸衰，文情随易，学士大夫递祖清逸，无称雄概”，他最推崇的是“天圣、明道而下”宋诗之“大变”：
盖于时世际熙昌，人文迅发，人主之求日殷，聚奎之兆斯应。故欧苏曾王之流，黄陈梅张之侣，皆以旷绝不世之才，厉卓荦俊拔之志。博综故典，旁测幽微，海内顒顒，咸所倾仰。启西江宗派之名，创绌唐进杜之说，竭思愦神，日历穷险。当其兴情所寄，所征事有不必解；意趣所极，则古贤所不必法。辟之旧家公子，厌张其先人堂构，至于甲第飞云，雕镂彩绘，远而望之，绚烂夺目，负其意气，遽大掩前人矣。
对于以江西诗派为代表的“宋调”予以了充分的肯定。序言结尾云：“夫诗者，人之声也，乐之章也，发于情不溺于情，范于礼不著于礼者也。宋人惟理是求而神髓索焉，其遗议于后也奚怪哉。故沧浪之讥评，紫阳之论说，皆所谓致喻于眉睫者也。考其大都不俱可观哉？！”盖其书成于李攀龙《诗删》之后，当时诗坛受前后七子影响，尊唐而讳言宋诗，李蓘独拔时流，编成此书，殊为不易，故王士禛《香祖笔记》赞“其学识有过人者”。
另有曹学佺编《石仓历代诗选》总五百零六卷，其中宋诗一百零七卷。《四库》提要评其：“所选虽卷帙浩博，不免伤于糅杂，然上下二千年间，作者皆略存梗概。又学佺本自工诗，故所去取亦大都不乖风雅之旨，固犹胜贪多务得，细大不捐者。”
明潘是仁（讱痷）编《宋元诗》二百八卷，有万历四十三年（1615）自刻本。袁中道《宋元诗序》云：“宋、元承三唐之后，殚工极巧，天地之英华，几泄尽无余。为诗者处穷而必变之地，宁各出手眼，各为机局，以达其意所欲言，终不肯雷同剿袭，拾他人残唾，死前人语下。于是乎情穷而遂无所不写，景穷而遂无所不收。”大概就是指的这本书。又此前王世贞之序慎蒙（子正）《宋诗选》云：“余所以抑宋者，为惜格也。然而代不能废人，人不能废篇，篇不能废句，盖不止前数公（指欧、梅、苏、黄）而已。此语于格之外也。……虽然，以彼为我则可，以我为彼则不可。子正非求为伸宋者也，将善用宋者也。”《宋诗选》今已不传，但从序言中可以看出，此书也是为宗唐派服务的。再便只有王萱编选的《宋绝句选》了。由明入清的归庄曾选有《唐宋明诗》，但该书仅有稿本传世，则其影响极其有限。有明一代近三百年，所存之宋诗选本仅此而已，宋诗在明朝之地位可想而知。
有清一代，宋诗重新受到了诗界的重视。宋诗选本的出现，大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康熙、乾嘉与晚清。康熙年间，伴随着吴之振《宋诗钞》与王士禛《古诗选》的出现，宗唐祧宋之争达到了白热化的地步。乾隆年间的四库馆臣，大都持折衷之论，固因唐诗在此时仍有着非常强大的势力，而至大兴翁方纲之“肌理说”出，宋诗在诗坛之地位已牢固不可动摇。晚清诗坛，主要是桐城派与宋诗派、同光体的天下，宋诗占据了主导地位，在宋诗选本的世界中，已经几乎听不到不同的声音了。
康熙十年（1671）《宋诗钞》的刊印，是清初诗坛的一件大事。其后之提倡宋诗者，很少能再越出其樊篱，可见此书在文学史上意义之深远。吴之振《序》云：“宋人之诗，变化于唐，而出其所自得，皮毛落尽，精神独存。”真可谓对于宋诗之最高评价。而自嘉、隆以还，言诗家尊唐而黜宋，“此病不在黜宋，而在尊唐，盖所尊者嘉、隆后之所谓唐，而非唐、宋人之唐也。……宋之去唐也近，而宋人之用力于唐也尤精以专，今欲以卤莽剽窃之说，凌古人而上之，是犹逐父而祢其祖，固不直宋人之轩渠，亦唐之所吐而不飨非类也。……故臭腐神奇，从乎所化。嘉、隆之谓唐，唐之臭腐也。宋人化之，斯神奇矣。”在维护唐诗的同时，对于明季以来盛行之伪唐诗，扫荡不遗余力。而从变化着眼，揄扬宋诗，确是道出了宋诗的真精神。《序》中又谓：“万历间，李蓘选宋诗，取其离远于宋而近附乎唐者。曹学佺亦云：‘选始莱公，以其近唐调也。’以此义选宋诗，其所谓唐终不可近也，而宋人之诗则已亡矣。”则其自信能度越前人，已溢于言表。
然而尊唐派的势力依然十分强大。康熙十七年（1678）延陵吴绮（园次）编选《宋金元诗永》，其《凡例》云：“是选人维两宋时逮金元，而其诗之品骨气味、规圆矩方，要不与李唐丰格致有天壤之别。惟读者以读三唐诗手眼读宋金元诗，而仍不失宋金元诗，则可知选者之选宋金元诗，犹选三唐也。”《四库》提要评其：“颇能刊除宋人生硬之病与元人缛媚之失。然一朝之诗，各有体裁；一家之诗，各有面目。……必以唐法律宋金元，而宋金元之本真隐矣。”王士禛《古诗选》五言古以汉魏六朝为主，于唐仅录陈子昂、张九龄、李白、韦应物、柳宗元五人，于宋以后一字未提；七言则略采宋金元诗。以王之位尊名高，此书可作当时诗坛正统思想的代表，对以后翁方纲、姚鼐等人的选诗都有着直接的影响。潘问奇（雪帆）、祖应世（梦岩）合选的《宋诗啜醨集》四卷，钱钟书先生《谈艺录》补订本称“宗旨似在矫《宋诗钞》之流弊。二人选此集，正以明宋诗不如唐诗，欲使人不震于吕、吴之巨编而目夺情移也。观书名即征命意。”该书虽于宋诗有一定程度之维护，如潘《序》云：“宋固犹夫唐也。唐之人各有其性情，即不得谓宋之人尽无与于性情也。唐之人之诗有系于兴观群怨，即不得谓宋之人之诗尽无与于兴观群怨也。”但也有甚为严厉之批判，如祖《序》谓“今竟尚宋诗，行将揭八州而朝同列，后来更霸，争主夏盟，必有凌压之者。”对于明七子的“瞎盛唐诗”，书中也攻击不遗余力。总之，编选者采取一种两面开弓的策略，“一以狥黜宋之心，一以息袭唐之喙”（《凡例》），总体上仍是站在唐诗立场上对宋诗作出的评判。而康熙三十五年（1696）刊印的锡山顾贞观（梁汾）所选《宋诗删》，“上追《三百篇》温柔敦厚之教”，“宽于正变而严于雅俗”（张纯修《序》）；康熙四十八年（1709）张豫章等奉敕所编之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其中宋诗七十八卷，虽《序》有“盖时运推移，质文屡变，其言之所发虽殊而心之所存无异，则诗之为道，安可谓古今人不相及哉？观于宋金元明之诗而其义尤著”云云，似亦均未睹宋诗之真面目。
康熙五十一年（1712）吴郡王史鉴（子任）所编之《宋诗类选》，是一本宋诗的近体分类选本。其《序》云：“宋人三百年之诗，更变递兴，称极盛矣。自献吉谓唐后无诗，嘉隆以来，纷然附会。然李川父已斥为轻狂，钱牧翁又诋为耳食，则宋人一代之诗，诚足以继三唐而衣被词人者也。”其《例言》云：
选唐诗者不下数十家，宋诗选本传者甚寡。吕东莱《文鉴》所录无几，曾端伯《皇宋诗选》宋人病其任一己之见（语见周辉《清波杂志》），今已不传。李子由《宋艺圃集》，曹能始《十二代诗选》，潘讱庵《宋元诗集》，吴园次《宋金元诗永》，皆去取未精。近日吕晚村《宋诗钞》登载甚广，大有功于宋集，惜止于百家，刻犹未竟。兹为补其漏略，汇其精英，都为一编。
可见其张扬宋诗的立场。然此书影响亦并不甚广，则因其仍未探得宋诗之堂奥。又康熙五十六年（1717）原刻、由东海陈紆（言扬）所编的《宋十五家诗》，以“选诗有分体者如史家之纪传，有分集者如史家之长编，最下乃有分类”（《发凡》），入选宋十五名家诗，来纠正当时诗坛学宋者的弊病。其《叙》云：
诗道之由来久矣。昔敝于举世皆唐，而今敝于举世皆宋。举世皆唐犹不失辞华声调、堂皇绚烂之观，至举世皆宋，而空疏率易、不复知规矩绳墨与陶铸洗伐为何等事。嗟乎，此学宋诗者之过也。
然而这却是一本于宋诗实有所得之书，与《宋诗啜醨集》在立意上有很大不同。他以为学习宋诗的最终目的，在于“不但得宋诗之所以至，而且可以自为至，将唐亦可，宋亦可，即独辟蚕丛、别开境界以与唐宋相鼎足，亦乌乎而不可，而奚至承流踵失如世俗云云哉？！”则已隐隐逗引出晚清宋诗派之议论。书中于各家之评语亦时有解颐之处。
另如陈焯所编之《宋元诗会》一百卷，《四库》提要称其“以视吴之振、顾嗣立两家，虽浩博不及之，而梗概亦已略具矣。”禹航周之鳞(雪苍)、仁和柴升（锦川）同选之《宋四名家诗》，录苏、黄、范、陆四家之诗，《四库》提要称其“较吴之振《宋诗钞》所录较多，而去取未能悉当也。”其主要价值都在文献的搜集与整理。而康熙、雍正间钱塘陆次云所选的《宋诗善鸣集》二卷，雍正五年（1725）华亭姚廷谦（平山）所编的《唐宋八家诗》，因其于宋诗并未能提出什么新鲜、独到的见解，自然都成了文学史上不为人所注目的匆匆过客。
纵观康熙、雍正年间宋诗选本的发展，《宋诗钞》的出现可以说是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然其后却绝少嗣其响者。但宋诗已逐渐占得了诗坛的一席之地，却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整个诗坛仍是以尊唐诗为主，宋诗相对处于从属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王士禛的《古诗选》作为选本的正宗，对后来发生了深远的影响。或者可以说，《宋诗钞》与《古诗选》代表了两种对宋诗截然不同的看法，但到晚清宋诗派时，这两种思想竟有了奇妙的交融。
乾、嘉诗坛，唐宋诗之争呈胶着状态，而宋诗已渐有反超之势。嘉善曹庭栋所编的《宋百家诗存》四十卷，刊刻于乾隆六年（1741），该书主要价值在补《宋诗钞》之缺漏。厉鹗辑撰《宋诗纪事》，有乾隆十一年（1746）厉氏樊榭山房刻本，把对宋诗的资料整理工作又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这些对于宋诗的流布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四库馆臣对于宋诗的态度持一种比较平允之论，他们既承认宋诗是唐诗之变，又要以唐诗来矫宋诗之失。约编成于乾隆十五年（1750）的御选《唐宋诗醇》四十七卷，代表着当时官方的态度，其《四库》提要云：
诗至唐而极其盛，至宋而极其变。盛极或伏其衰，变极或失其正。
国初多以宋诗为宗，宋诗又弊。士禛乃持严羽余论，倡神韵之说以救之。……宋人惟不解温柔敦厚之义，故意言并尽，流而为钝根。士禛又不究兴观群怨之原，故光景流连，变而为虚响。
已经能够把唐宋诗纳入一个互动的系统中来进行考察，但毕竟不敢对宋诗进行明目张胆的肯定，则与统治者提倡盛世之音的政治需要有关。乾隆二十六年（1761）由张景星、姚培谦、王永祺选编的《宋诗别裁集》，重弹“诗必宗唐”的老调。该书目的在“杜两宋末流之弊，踵三唐最胜之业”，故其选宋诗要求“波澜虽富，句律不可疏；煅炼虽精，情性不可远。比兴深婉，何贵乎走石扬沙；宫商协畅，何贵乎腐木湿鼓”（《序》）。凡此似均难称之为宋诗的真正知音，但于宋诗的本质又已都有部分的触及。直至乾隆五十八年（1793）吴翌凤选《宋金元诗选》六卷，其所持标准仍是“格取高浑，辞必雅驯，味尚渊永，凡宋之破涩，金之粗伉，元之繁缛，洗涤殆尽”，而要归在“祈足继响唐人”。选宋诗而以唐诗作为标准，可谓是一个既很自然又很奇怪的现象。这既证明宋诗并不是横空而出的，确实与唐诗有着密切的联系；又说明宋诗要在人们心目中取得独立的地位，与《选》诗、唐诗并立为三，需要经过漫长的努力。
乾隆三十四年（1769）由嘉定汪景龙（诩青）、姚壎（和伯）同缉的《宋诗略》，对宋诗有着恰如其分的评价。王鸣盛所作之《序》中称宋诗：“气势所到，力量所及，又足以别异于唐，卓然能自树立，成一代之风雅而为一世之元音也。若并为唐音，必不能自胜于唐，则亦只可为唐之附庸，而何以成其为宋诗也哉？！……若宋之诗，则沈雄博大者其气，镂肝刻髓者其思，新异巧妙者其才，若仅以派别论之，犹拘于一墟也。”真是卓见。该书虽强调“宋诗皆滥觞于唐人”，然其要旨“非敢援唐以入宋，亦非推宋以附于唐，要使尊宋诗者无过其实，毁宋诗者无损其真而已。”（姚《序》）乾隆三十五年（1770）道甫严长明所纂之《千首宋人绝句》十卷，清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五评之云：“较之洪容斋《唐人万首绝句》，纂次颇核，所选诗皆有可观，亦较胜王渔洋《唐人万首绝句选》本。”是均可称为宋诗之功臣。
乾隆末年至嘉庆年间，宋诗之选柄基本操于提倡“肌理说”的翁方纲和“桐城派”的掌门姚鼐之手。其中翁倾向于宗宋，以为“宋人精诣，全在刻抉入里，而皆从各自读书学古中来，所以不蹈袭唐人也”，而姚明言：“镕铸唐宋，则固是仆平生论诗宗旨。”他们以王士禛《古诗选》为基础，将宋诗的地位坚实地向前推进着。略早于他们，有大庾戴第元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所辑之《唐宋诗》七十六卷，该书上承《古诗选》、《唐宋诗醇》，“俾读者由蹊径以求义法，由义法以求音节，由音节以求神韵，庶几沿流溯源，有以得唐宋人之真诗，而《三百篇》微旨亦于斯可绎”。（《序》）然并无甚新意。乾隆四十六年（1781）翁方纲辑《七言律诗钞》十八卷，其《凡例》云：
七律创始自唐，其堂庑规矩，开启后来，尤鼓箧祭菜之义，后来有祧唐祖宋者，皆非正也。然人之心思笔力，变化日新，词源所辟，盈科放海，天地之精华，事理之血脉，遂不得不放出有宋诸家矣。
翁于嘉庆元年（1796）又编《小石帆亭五言诗续钞》，意在补王士禛《古诗选》之不足：
先生论五言诗，意在含蓄，不使说尽。充斯义也，数十韵以外之五古，皆类急管繁弦，几于放郑之旨矣。（《略例》）
渔洋原是作王孟韦柳五言诗耳。其体段本自如此，虽不切何伤。然而此后为之后学者，则一时有一时之阅历焉，一家有一家之极至焉。况在今日经学日益昌明，士皆知通经学古，切实考订，弗肯效空疏迂阔之谈矣。焉有为&
诗，而群趋于空音镜象，以为三昧者乎？（《目录》）
则虽于渔洋有所维护，实其立言宗旨已大有不同。该书的贡献在于突破了《古诗选》五言诗仅选至唐，且以汉魏六朝为宗的框架，而引入了新的内容。又嘉庆三年（1798）桐城姚鼐编《今体诗钞》十八卷，其《序目》云：“论诗如渔洋之《古诗钞》，可谓当人心之公者也。吾惜其论止古体，而不及今体。”该书大致包容了唐宋五七言律诗中的名家名篇，体现了桐城派的选诗眼光，而其主要目的则在纠正当时袁枚诗派的弊病和王士禛神韵派的片面性。此前刘大櫆于乾隆年间曾纂有《历朝诗约选》九十三卷，该书虽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方得重印见世，但姚选于此书实多有所本。而“肌理派”与“桐城派”的诗论，又对紧随其后的晚清“宋诗派”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道光以后的选坛，相对于康熙、乾嘉而言显得甚为沉寂。宋诗已经为大多数人所接受，通过选宋诗来宣传唐诗的做法已经不再时髦。宋诗派几乎已占据了诗坛的主流，其最大的对手已经不再是“神韵派”或“格调派”，而成了以湖南诗人王闿运为首的汉魏六朝派，其《八代诗选》所选至唐而止。同治十三年（1874）传忠书局所刻曾国藩选《十八家诗钞》，可谓此期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含有宋诗的选本。曾国藩在诗学祈向上兼跨桐城、宋诗两派，这种特殊的身份，使得此书在两派中都有很重要的地位。除此以外，道光年间尚有戴熙所编之《宋元四家诗钞》，道光二十年（1841）有朱梓、冷昌言所编之《宋元明诗约钞三百首》，咸丰十一年（1861）有董沛、孟如甫所选之《甬上宋元诗略》，同治元年（1862）有常熟宗廷辅所编之《重编千家诗读本》，但都影响不大。
进入民国之后，桐城诗派与同光诗派的余波未歇。1928年刊行的吴汝纶选《古诗钞》，其子吴闿生所作《跋》中云：
近代诗选以新城王氏及曾钞十八家为著，海内传诵殆无异辞。顾王氏五言于杜韩均屏不录，无以厌服人意，而曾钞则止于十八家以外，概不及之，读者亦不能无憾。将欲撷二家之菁华，荟而一之，去其短而挹其长，非具古今之特识，盖未易以言也。
其《跋》又以“学问之道”规拟治诗之途径：“夫学问之道不外两端，曰博观，曰约取。所涉不博则无以穷其蕃变，所守不约则无以极其精微。”
而该书之主旨仍在熔铸唐宋，乃至上探汉魏，以求自成一家。稍后的高步瀛选注《唐宋诗举要》，其选诗的主要依据是王士禛《古诗选》和《唐人万首绝句选》及姚鼐的《今体诗钞》，因此可以说是以上三种选本的再选本，自然难以越出其樊篱。至1937年陈衍选《宋诗精华录》，集中体现了同光派的宋诗理论，其立论亦较公允。该书秉承了吴之振《宋诗钞》中关于宋诗为唐诗之变的卓越见解，而于王士禛《古诗选》以来诸重要选本之精神又有所融通，可视作宋诗选本从传统向现代的某种过渡。其后钱仲联于无锡国专所选之《宋诗选》，其《自序》云：“自姚惜抱好言山谷，曾涤生张大其说，而风尚一变。同光体兴，标举宛陵、后山，学者务为晦涩僻苦、钩章棘句，而风尚又一变。”而“旧有选本,如《宋诗钞》、《宋百家诗存》，卷帙既繁，不便讲授；《宋诗类选》、《宋诗略》、《宋诗别裁》诸选，又病斯抉择未精。乃辑是编，不拘门户，一以精严粹美为归。”该书与陈衍《宋诗精华录》异趣之处，在于重视艺术性的同时，还较重视思想性。
另如清顾郑乡所编之《宋诗钞》一卷，有民国十七年（1928）石印本，“仅存宛陵、永叔、东坡三家，而宛陵、东坡之诗为多。”民国五年（1916）吴兴王文濡所编之《宋元明诗评注读本》六卷，其《序》谓“一代有一代之面目，一人有一人之精神，其学唐而善变乎唐，不失其真面目、真精神者，吾于宋元明诗遇之矣。”熊念劬于民国十年（1921）所编《宋人如话诗选》六卷，倡白居易、杨万里、袁枚之诗，其《叙》称“妪解之诗，鸡林作重；诚斋别本，见比青莲；简斋诗尤倾动闺阁。其故何哉？辞无枝叶，动合自然，语语出自性情，斯读者爱好之愈挚。”明显受到当时白话诗运动的影响，颇具新意。易大厂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编有《唐宋三大诗宗集》五卷。这些都是民国时期较有影响的宋诗选本。
建国后，有程千帆、缪绲两先生于1957年合选的《宋诗选》，钱钟书先生于1958年所著的《宋诗选注》，钱仲联先生于1987年所选的《宋诗三百首》等较为著名的宋诗选本行世。其中钱钟书先生《〈宋诗选注〉序》称：“有唐诗作榜样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瞧不起宋诗的明人说它学唐诗而不象唐诗，这句话并不错，只是他们不懂得这一点不象之处，恰恰就是宋诗的创造性和价值所在。”又谓：“整个说来，宋诗的成就在元诗、明诗之上，也超过了清诗。”钱先生《谈艺录》中又以风格来划分唐宋诗之区别。齐治平《唐宋诗之争概述》认为：“斯则定论，亦公论也。”时至今日，人们已经意识到，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所提倡的“用俗为雅，变故作新”等诗学主张，更能代表宋诗的真精神。有的学者将“选体”、“唐音”、“宋调”称作三种不同形态的诗歌类型。宋诗在确立了其文学史上地位的同时，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人们的承认和喜爱。
总的来说，《宋诗精华录》较为完整地体现了陈衍的一贯诗学主张。在对待宋诗的态度上，既有弘扬，又有批判，其多选篇幅较短的近体诗即为一例。它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唐宋诗之争，将唐宋诗视作一个新的审美范畴，这和陈衍所提倡的“三元”说是息息相通的。当然其最终落脚点仍然是比较注重宋诗。虽然它也存在着诸如较注重艺术性而相对忽视思想性一类的缺点，但在历代的宋诗选本中，它无疑是较得宋诗精华的一种，值得引起研究者们的重视。
关于列代主要宋诗选本之编者、成书年代、版本之状况，详见附录如下：
&附& 录：历代重要宋诗选本一览
《宋百家诗选》，宋曾慥编，已佚
《江湖小集》、《江湖后集》，宋陈起编，四库本
《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旧题宋刘克庄编
《两宋名贤小集》，旧本题宋陈思编，元陈世隆补，四库本
《宋诗拾遗》，元陈世隆辑，南京图书馆藏抄本
《宋艺圃集》，明李蓘编，隆庆元年（1567）成书，四库本
《宋元诗》，明潘是仁编，万历四十三年（1615）自刻本
《宋绝句选》，明王萱编，已佚
《石仓历代诗选》，明曹学佺编，四库本
《宋诗钞》，清吴之振、吕留良、吴自牧选，始于康熙二年（1663）夏，康熙十年（1671）刊印，1986年中华书局排印本
《宋金元诗永》，清吴绮选，康熙十七年（1678），思永堂刊本
《古诗选》，清王士禛选，康熙年间成书，四部备要本
《宋诗啜醨集》，明潘问奇、祖应世合选，清刻本
《宋诗删》，清顾贞观选，康熙三十五年（1696）刻本
《宋元诗会》，清陈焯编，康熙年间成书，四库本
《宋金元明四朝诗》，清张豫章编，康熙四十八年（1709）成书，四库本
《宋诗类选》，清王史鉴编，康熙五十一年（1712）成书，乐古斋刻本
《宋十五家诗》，清陈紆编，康熙五十六年（1717）原刻本
《宋四名家诗》，清周之鳞、柴升同选，康熙弘训堂刻清印本
《宋诗善鸣集》，清陆次云选，康熙、雍正间刻本
《唐宋八家诗》，清姚廷谦编，雍正五年（1725）刻本
《宋百家诗存》，清曹庭栋编，乾隆六年（1741）原刻，四库本
《宋诗纪事》，清厉鹗辑撰，乾隆十一年（1746）厉氏樊榭山房刊本
《唐宋诗醇》，约乾隆十五年（1750）编成，四库本
《宋诗别裁集》，清张景星、姚培谦、王永祺选编，乾隆二十六年（1761）诵芬楼刻本
《历朝诗约选》，清刘大櫆纂，光绪二十三年（1897）重印本
《宋诗略》，清汪景龙、姚壎同缉，乾隆三十四年（1769）刊本
《千首宋人绝句》，清严长明纂，乾隆三十五年（1770）刻本
《唐宋诗》，清戴第元辑，乾隆三十八年（1773）成书，览珠堂刻本
《七言律诗钞》，清翁方纲辑，乾隆四十六年（1781）成书，苏斋丛书本
《宋金元诗选》，清吴翌凤选，乾隆五十八年（1793）刻本
《小石帆亭五言诗续钞》，清翁方纲编，嘉庆元年（1796）成书，丛书集成初编本
《今体诗钞》，清姚鼐编，嘉庆三年（1798）成书，四部备要本
《宋元四家诗钞》，清戴熙编，道光年间成书，1928年江苏省国立国学图书馆影印本
《宋元明诗约钞三百首》，清朱梓、冷昌言编，道光二十年（1841）成书，保墨阁刻本
《甬上宋元诗略》，清董沛、孟如甫撰，咸丰十一年（1861）成书，光绪七年（1881）刻本
《重编千家诗读本》，清宗廷辅编，同治纪元（1862）成书，光绪二年（1876）刻本
《十八家诗钞》，清曾国藩编，同治十三年（1874）传忠书局刻本
《宋诗钞》，清顾郑乡编，1928年石印本
《宋元明诗评注读本》，王文濡编，1916年上海文明书局铅印本
《宋人如话诗选》，熊念劬编，1921年念劬庐铅印本
《古诗钞》，清吴汝纶编，1928年武疆贺氏都门刻本
《唐宋诗举要》，高步瀛选注，1959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排印本
《唐宋三大诗宗集》，易大厂编，1933年上海民智书局铅印本
《宋诗精华录》，陈衍选，1937年商务印书馆初版本
《宋诗选》，钱仲联选，无锡国专丛书之十五
《宋诗选》，程千帆、缪绲合选，1957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排印本
《宋诗选注》，钱钟书选，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排印本
《宋诗三百首》，钱仲联选，1987年浙江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载《朱自清全集》第三卷。
载程千帆《古诗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北宋欧阳修《六一诗话》,载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
黄曾樾《陈石遗先生谈艺录》。
《石遗室诗话续编》卷三。
黄曾樾《陈石遗先生谈艺录》。
《石遗室诗话》卷十八。
《石遗室诗话续编》卷六。
黄曾樾《陈石遗先生谈艺录》。
《石遗室诗话》卷十六。
黄曾樾《陈石遗先生谈艺录》。
陈兆奎辑《王志》卷二，《论唐诗诸家源流（答陈完夫问）》条。
曹中孚校注《宋诗精华录》“前言”。
《石遗室文集》卷八《与梁众异黄秋岳书》。
清王夫之《薑斋诗话》卷二，载《清诗话》。
载《历代诗话续编》。
清王士禛《渔洋诗话》卷中，载《清诗话》。
《麓堂诗话》，载《历代诗话续编》。
《谈艺录》（补订本）第2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王水照主编《宋代文学通论》第512—515页，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编纂说明》第1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起陆续出版。
《香祖笔记》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明袁中道《珂雪斋文集》二。
明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四十一，《四库全书》本。
载郭绍虞编选《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清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三，载《清诗话续编》。
清姚鼐《惜抱轩尺牍》（三）卷四，中国书店。
钱仲联著《钱仲联学述》第31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版。
齐治平著《唐宋诗之争概述》第138页，岳麓书社1983年版。
周裕锴《中国古典诗歌的三种审美范型》，载《学术月刊》1989年第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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