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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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与艺术
一、明清小说
1、明清小说概况
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这两支中国古典小说流派，在经历了先唐笔记小说、唐代传奇小说和宋元话本小说三个发展阶段后，发展到明代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文言“传奇”小说到了宋代已大大减色，到了明代更加衰落，仅明初的《剪灯新话》、《剪灯余话》。和《觅灯因话》中稍有可观的作品。而白话小说却在一步步走向成熟和繁荣，以致臻于极盛。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小说算是大器晚成了。从体裁来说，有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从题材来说，有历史演义小说、英雄传奇小说、神魔小说和人情小说。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明代白话小说都已达到很高的水平。
明前期小说的代表作是《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再加上后来的《金瓶梅》，它们被称为明代“四大奇书”。《三国志演义》是中国第一部根据历史编成的小说。受《三国志演义》的影响，明代讲史小说蓬勃发展，出现了系列作品，其覆盖面上至春秋战国，下到明代当朝。著名的作品如刊于嘉靖、隆庆年间的余邵鱼的《列国志传》，描写了东周列国为争夺霸权而展开的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斗争，其中杂揉了不少民间传说。明末冯梦龙将它改写成一百零八回的《新列国志》，清代蔡元放又加以评点，改名《东周列国志》，成为影响较大的一部历史演义小说。
明代中叶，道教佛教盛行，受《西游记》影响，神魔小说纷然而出，比较有名的是大约作于隆庆、万历年间的《封神演义》或叫《封神榜》。小说描述武王伐纣的历史，但它博采民间传说，并加以幻想虚构，以商纣王“暴政”和周文王“仁政”的冲突为情节基础，宣扬了儒家仁政观点，同时又杂糅着宿命论和迷信思想。明代中期的万历朝，古典小说发展到了新的阶段。这时出现的长篇小说《金瓶梅词话》，在艺术上有重大的突破。
明代后期，白话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出现了繁荣的局面。代表作是冯梦龙编纂的 “三言”和凌濛初创作的 “二拍”。 “三言二拍”脍炙人口，揭露了明朝统治的腐朽和社会种种弊端，但也包含着很多封建糟粕。其他较有影响的还有《西湖二集》、《石点头》、《鼓掌绝尘》、《醉醒石》等。明代后期的中篇小说主要写才子佳人，如《吴江雪》、《玉支矾》等，大体上都是一个公式：男才女貌，一见倾心，但有一小人拨乱其间，经过曲折，才子考中状元，有情人终成眷属。
清初到乾隆末年是中国古典小说的极盛时期，无论数量和质量、内容和形式、风格和流派，都是前代不可比拟的。最为著名的是吴敬粹的《儒林外史》和曹雪芹的《红楼梦》，被誉为清代长篇小说的双璧。其他的重要作品有《聊斋志异》、《水浒后传》、《隋唐演义》、《说岳全传》、《醒世姻缘传》等。《聊斋志异》借妖狐鬼魅，写世态人情。《水浒后传》叙述梁山泊幸存的头领李俊等重新起义，反对贪官恶霸，后来逃走海外称王，并接受南宋王朝册封的故事。《说岳全传》写岳飞从出生到抗金至被害的经历以及其子岳雷灭金复仇的故事，前半部艺术成就较高，后20回纯属虚构。这两部小说都包含有一定的民族意识。《隋唐演义》写隋文帝灭陈到安史之乱后唐玄宗回长安的故事，侧重隋末英雄描写，个性鲜明，情节生动。
嘉庆道光年间，小说创作低落。比较重要的长篇小说是李汝珍的《镜花缘》，叙述唐敖等游历海外的见闻，讽刺封建社会某些不良现象，极力赞扬一些女子的才华，对男尊女卑观念进行了批判，前半部充满传奇色彩，后半部炫弄知识，呆板枯燥。
2、施耐庵的《水浒传》
　　施耐庵，元末明初小说家，世以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水浒传》，又名《忠义水浒传》，明初长篇英雄传奇小说，是作者在话本《大宋宣和遗事》及宋元以来有关宋江三十六人故事的杂剧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而成。小说描写的是北宋末年108位出身各异的英雄都因不堪忍受统治者的剥削和压迫而奋起反抗、被逼上梁山的故事，深刻揭示了“官逼民反”的道理。这部小说的伟大成就在于塑造了许多不朽的农民英雄形象，而且故事情节曲折，语言生动有力，人物性格鲜明，具有高度的艺术成就，许多梁山好汉如宋江、李逵、鲁智深、林冲、武松等，在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此书对长期受地主剥削压迫的农民起了很大鼓舞作用，特别是对明末农民起义影响深远。
3、罗贯中的《三国演义》
罗贯中（约1330—约1400），元末明初小说家。名本，号湖海散人，山西太原人。撰有长篇小说《三国演义》、《隋唐志传》、《三遂平妖传》、《残唐五代史演传》和杂剧剧本《风云会》等。《三国演义》，全称《三国志通俗演义》，明初长篇历史演义小说。故事起于刘、关、张桃园结义，终于王浚平吴，叙写了公元184年到280年将近一个世纪的政治历史，以魏、蜀、吴三国鼎立为主线，为那个群雄逐规动荡时代提供了全景式的历史图卷，创造了数以百计的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廊，塑造了许多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的形象，其中的曹操、诸葛亮、关羽、刘备、张飞、周瑜、刘禅等都已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典型。作品特别崇尚智谋，是一部形象化的政治、军事教科书。其故事情节大体上符合历史实际，这种按照时间顺序着力描写历史演进关键事件的描写手法，成了后来历史演义小说的模式。
4、吴承恩的《西游记》
　　吴承恩（约1500—约1582），明代小说家。字汝忠，号射阳山人，山阳（今江苏淮安）人。《西游记》，一百回，明代长篇神话小说，是作者在民间流传的唐僧玄奘远赴天竺取经故事和有关《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等宋元话本与杂剧的基础上，经过再创作而成。作品前七回叙述孙悟空出世、学艺及大闹天宫，后面主要叙述孙悟空被迫皈依佛门后与猪八戒、沙僧历经千难万险保护唐僧往西天取经。作品通过各种神化的故事和人物揭露了明朝统治者的腐朽以及封建社会的丑恶现象，同时热情地歌颂了孙悟空自由不羁、机智乐观、不畏权势、不怕艰难的性格和精神。幽默诙谐是《西游记》的突出风格。孙悟空是一个颇有幽默感的形象，他始终以一种轻松或嘲讽的态度来对付自己的敌人或困难。作者对猪八戒的描写，对某些世态人情的记述，也总是带着嘲讽的态度。
5、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
《金瓶梅》是《金瓶梅词话》的简称，全书一百回,是出现在明代后期的世情小说，作者署名“兰陵笑笑生”。《金瓶梅》是文人独创，其主要人物中没有一个值得肯定的形象。作品旨在暴露世态人情，以男主人公西门庆的罪恶生活史为主干，以西门庆的妻妾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书名来自这三个女性的名字）等人的生活为支架，描写了一个官僚、恶霸、富商三位一体的暴发户家庭的污秽生活，揭露了明代社会（故事背景假托为宋代）尔虞我诈、争权夺利、道德沦丧、人欲横流的黑暗现实。作品善于刻画人物，描摹人情世态颇为细致，表现了熟练的语言技巧，是中国第一部以家庭日常生活为素材的长篇小说，这在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发展史上是一次飞跃。然而受当时社会风气影响，有许多露骨的淫秽描写，格调低下，受到后人批评。《金瓶梅》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道德规范彻底崩溃时人们的迷茫，是文化转型前夕的失序社会的艺术体现。
6、冯梦龙的“三言”和凌濛初的“二拍”
冯梦龙（），字犹龙，别署龙子犹、顾曲散人、墨憨斋主人等，明代文学家、戏曲家。长洲（今江苏吴县）人。 “三言”是《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的总称，又名《古今小说》，是宋元明三代短篇小说的选集，共收集作品120篇，其中大部分是明代作品。“三言”中写被压迫妇女的作品最为出色，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卖油郎独占花魁》等，真实地描写了被践踏的妇女的悲惨社会地位以及她们在黑暗中对自由和幸福的向往与追求。尤其是《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可称为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代表作。还有些作品暴露了封建统治者的狰狞面目和无耻行为，如《沈小霞相会出师表》、《卢太学诗酒傲王侯》等，都达到一定的深度，具有鲜明的特色。
凌濛初（），明小说家。字玄房，号初成，别号即空观主人，浙江乌程（今湖州）。“二拍”是《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的总称，是凌濛初的个人创作。凌檬初生活在明末阶级斗争十分尖锐的时期，他已有“山雨欲来”的感觉，看到了明朝统治的腐朽和社会种种弊端，因而在小说中较多地触及到社会问题。“二拍”共收小说78篇，其中有揭露封建统治者贪婪刻毒的作品，如《进香客莽看金刚经，出狱僧巧完法会分》；有反映明代社会商人心理的作品，如《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还有抨击科举制度不合理和司法制度弊病的作品。
7、蒲松龄的《聊斋志异》
蒲松龄（），清代文学家。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土，世称聊斋先生，山东淄川（今属淄博）人。除中年一度在宝应、高邮作幕宾外，长期在家乡为塾师。能诗文，善作俚曲。《聊斋志异》是他以数十年时间写成的一部著名的文言短篇小说集，共有小说49O余篇，按内容可以分为四类。一是暴露社会黑暗类。例如《促织》描写在荒淫专制的皇帝统治下，老百姓走投无路，竟化为促织以供消遣。二是抨击科举制度类。如《司文郎》借一个用鼻子可以嗅出文章好坏的盲僧对两篇文章的判断，证明科举颠倒是非黑白。三是描写爱情婚姻类。如《婴宁》、《阿宝》、《香玉》等，写得优美动人，反映了当时青年男女在封建礼教压迫下追求自由幸福的愿望，尤其是那些以同情的笔调描绘出的花妖狐魅与人真诚相爱的美丽故事，最为脍炙人口。四是寄寓人生哲理类。如《画皮》告诫人们，恶鬼常常披着美丽的画皮，必须注意识别。《聊斋志异》在艺术上继承了六朝志怪和唐人传奇的优良传统而有所创造，情节曲折有致，形象生动，文笔优美，寓意深远，表现了主题，也刻画了人物，因而达到了中国文言短篇小说艺术的最高峰。
8、吴敬梓的《儒林外史》
吴敬梓（），清代小说家。字敏轩，号粒民，晚年自称文木老人，安徽全椒人。诸生。善诗赋，尤以小说著称，最为有名的是《儒林外史》。《儒林外史》是一部长篇讽刺小说，而且是中国古典讽刺小说中的经典作品。小说吸取了以往文学中讽刺艺术的营养，以批判科举考试制度为主要内容，以严肃公正的态度、高度概括的手法、精炼冷隽的语言，从多方面描绘了清朝各类士大夫的精神面貌，从而展开了一幅广阔的社会图景。周进、范进、匡超人等本性善良的读书人在科举制度的引诱下一个个变成了不学无术的腐朽官僚或无耻小人，而大批本来心术不正的人更通过科举成为贪官污吏（如王惠）或鱼肉乡民的劣绅（如严贡生）。隐藏在这些人物言行和社会现象后面的，是封建社会末期的政治腐败和文化、道德的沦丧。它的讽刺艺术达到了中国文学前所未有的高度。
9、曹雪芹的《红楼梦》
曹雪芹（约或1764），清代小说家。名沾，字梦阮，号雪芹、芹圃、芹溪。为满洲正白旗包衣（奴仆）人。早年生活优越，后因家道衰落，趋于艰困。晚年居北京西郊，贫病而卒。性情高傲，嗜酒健谈。为了宣泄自己饱经沧桑之后的情感郁结和实现自己的才华，曾以十年时间创作出了中国古代最伟大的长篇小说《石头记》（即《红楼梦》）。据称先后曾增删五次，但未成全书而卒（图片、）。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小说中最优秀的现实主义巨著，也是古代文学的光辉总结。小说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为背景，以爱情故事为中心线索，着重描写在贾家荣、宁二府由盛到衰的变迁中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的爱情婚姻悲剧，反映了一群年轻红楼女子在封建体制和封建家族遏制下的悲惨命运，展现出一幅宽广而又丰富多彩的历史生活画卷，塑造了各种各样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歌颂了个性解放与坚贞的爱情，有力地批判了封建的国家政治制度、家庭宗法制度、科举制度、婚姻制度以及依附于这些制度的纲常伦理，预示了封建社会走向没落和灭亡的必然命运。小说对封建社会晚期生活的巨大概括力和精确表现力，是无与伦比的：它一方面凝聚着传统文化的精华，它发扬了崇尚理性、追求真善美的精神，并以审美的眼光使家庭日常生活升华进入诗的意境；另一方面又体现了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对重群体轻个体的价值取向的深刻反思，所以它达到了中国古代长篇小说中现实主义的高峰，也体现了中国古典小说的最高成就，堪称中国封建社会末世的百科全书，并且成为一部世界性的文学名著。
二、明清诗文
明清两朝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各种文学体裁已经齐备，诗歌、散文、词等各种文学在前代既有成就的基础上又有所新发展，显示出花攒锦簇、流派纷呈、一派繁荣的景象。但是论成就则没有一种是超过前代的，只是在总结前代的基础上做了一些花样式的翻新，直到清朝后期，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才有了一些新的变化。
1、明朝前期的“吴中四杰”和三杨“台阁体”
明朝前期大致地指从明初到宪宗成化末年（），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一段相当漫长的衰微冷落时期。元代末年的自由活跃文风，在明初思想和文化高压政策下戛然而止。勉强值得一书的就是明初“吴中四杰” 和“台阁体”。“吴中四杰”是指生活在吴中长洲（今江苏苏州）的高启、杨基、张羽、徐贲四位诗人，因经历相似又颇有诗名而得名。其中以高启最为有名。高启（）是明初创作最丰富、成就最高的诗人，存诗2000余首，众体兼备，所著古诗尤为脍炙人口,代表作有《吊岳王庙》、《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等。 “台阁体”是指永乐年间以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诗文流派，因为“三杨”都是台阁重臣，故名。“台阁体”诗文大都趋向文笔工整,词章藻丽, 雍容典雅，以对皇帝的阿谀奉承和道德说教为主要特点，为帝王宫廷所支持。但台阁体大都为应制、应酬之作，因袭陈套，平庸乏味，不仅缺乏真情实感，也缺乏宋人的气节。逐步为一部分士大夫所不满，至弘治时，被称为拟古派的复古运动便应运而起。
2、明朝中期的拟古派（前七子、后七子）、唐宋派、“吴中四子”
明朝中期是指从弘治到隆庆（）的近百年时间。这是明代文学从前期的衰落状态中恢复生机、逐渐走向高潮的时期。首先表现在两个文学集团的出现：“吴中四子”和“前七子”。
“吴中四子”是指祝允明、唐寅、文徵明和徐祯卿四位长洲（治今江苏苏州）文化人物，都是中小地主阶层的在野派，是一个地域性的文学集团。他们处于经济特别繁盛的苏州城，受商品经济发展、新兴市民阶层勃兴的影响，企图摆脱传统文学框架的束缚，作品中有很多新鲜内涵，颇有朦胧的个性解放的特点。
拟古派也称复古派，其文学复古运动经历了“前七子”和“后七子”两次高潮，时间达百余年之久。“前七子”时期从弘治时开始，代表人物是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等，而以李、何为首，他们大多科第得志，政治地位较高，活动的中心又是在京师，因而其影响遍布于全国。他们反对台阁体，树起“复古大旗”，理论上以“文必秦汉，诗比盛唐”相号召，不乏一定进步性。但他们的创作专门模仿古人，缺乏创新精神，成就不大。
“后七子”时期从嘉靖时起，代表人物是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等，而以李、王为首。李攀龙的文章所作至“一字一句摹拟古人”。王世贞官至南京刑部尚书，独领文坛二十年，提出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倡导复古摹拟，在当时产生了不良影响。著述甚丰，文学方面有诗文集《弇州山人四部稿》、《弇州山人续稿》和《艺苑卮言》。
“唐宋派”以王慎之、唐顺之、茅坤、归有光为代表。他们力图纠正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所造成的文学与道统的疏隔弊病，推崇唐宋古文和宋诗，而又要求有“新精神”，反对字剽句窃。归有光的散文朴素简洁，善于叙事，内容多宣扬封建伦理道德，间有暴露当时政治腐朽之作。其代表作有《项脊轩志》和《先妣事略》。
3、明朝后期的“公安派”、“竟陵派”和“云间派”
公安派的代表人物是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袁中道、袁宏道、袁宗道三兄弟，而以袁宏道()最为突出。公安派是拟古派的死敌,在文学理论上有两大特色：一是受李贽“童心说”的影响，袁宏道提出“性灵说”，主张创作应表现个性，因此该派又称“性灵派”。二是主张“世道既变，文亦因之”（袁宏道《与江进之》），反对贵古贱今，一味地模仿因袭。 “性灵说”对后来的诗论和创作都有较大影响。
“竟陵派”是晚明以钟惺和谭元春为代表的诗歌流派，因钟、谭都是竟陵（今湖北天门）人而得名。“竟陵派”走的是“幽深孤峭”的狭径，是压抑和郁暗的心理表现，缺乏生气。
云间派是上海松江地区的文学流派（今上海松江县古称云间）。代表人物是陈子龙和夏完淳师徒。陈子龙（），是明朝中叶以来复古派最后一位重要作家，其诗感情深沉，风格雄浑苍凉，代表作有《小车行》、《渡易水》等。夏完淳（），一位年仅17岁就英勇就义的抗清人物，诗风悲壮激越、高亢雄壮，代表作有《别云间》、《秋夜感怀》等。两人又是云间词派的代表作家。
4、清朝前期的清初三先生、江左三大家、王士禛神韵说、阳羡词派
明清之际，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深刻地影响了文学艺术的发展。清初诗词创作比较活跃，出现了一批具有较强现实主义倾向的作家，他们的篇章具有深厚的民族感情和坚强的斗争意志，抒发亡国之痛，诗风激昂。清初三先生是他们的代表，即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三位思想家，他们在文学史上地位也不容忽视，其中以顾炎武成就突出，其诗多伤时感事，反映重大题材，风格悲壮雄健，代表作有《精卫》、《又酬傅处士山次韵》等。黄宗羲成就在散文。
江左三大家是指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三位明末清初诗人，因他们的籍贯都属于旧江左地区而得名。钱谦益是清初诗坛盟主，其诗作凝练工稳，主张自写胸臆，主要是把唐诗华美的修辞、严谨的格律和宋诗的理趣回相结合，如《十一月初六日召对文华殿，旋奉严旨革职待罪，感恩叙事凡二十首》、《后秋兴》组诗；吴伟业诗多寓身世之感，擅长在诗中歌咏明清之际的时事和注重表现个人在历史变迁中的命运，风格典雅华丽，哀婉沉郁，代表作有著名长篇叙事诗《圆圆曲》和《楚两生行》、《扬州》四首、《杂感》21首等。有《梅村家藏稿》。
王士禛论诗标举神韵说，即强调“兴会神到”，追求“得意忘言”，以清淡闲远的风神韵致为诗歌的最高境界。其诗清新流畅, 多写日常琐事及个人情怀，模山范水，吟咏风月，门生甚众，多年雄踞诗坛，影响很大。代表作有《秋柳四首》、《真州绝句》、《秦淮杂诗》等。
清前期的词人有名的有陈维崧、纳兰性德、朱彝尊等。陈维崧是清朝第一豪放派词人，阳羡词派的宗主和领袖。阳羡词派是指顺治到康熙年间活跃在江南阳羡（今江苏宜兴县境内）的一个词人群体，词人众多，当时闻名者就有数十人。陈其年的词豪放苍劲，今存1600余首，数量之多，前无古人。纳兰性德词宗五代北宋诸家，尤崇尚李煜，自成一家。以小令见长，婉约清丽朴素，多感伤情调，间有雄豪之作。朱彝尊词宗姜夔、张炎，声律工整，醇雅清空，多写琐事，记宴游，间有不少咏物之作，是浙西词派的创始者。
清初优秀散文，反映抗清斗争是共同主题。夏完淳《狱中上母书》、侯方域《李姬传》、邵长衡《阎典史传》都属此类作品。
5、清朝中期的格调说、肌理说、性灵说、桐城派、浙西词派和常州词派
清朝中期是指从乾隆到道光十九年（）鸦片战争前夕时期。
清代中期,著名诗人有沈德潜、袁枚、翁方纲等。
沈德潜论诗倡导“格调说”，主张“温柔敦厚”的“诗教”，师法古人，认为作诗应平和雅正，怨而不怒，其诗多歌功颂德之作。有《沈归愚诗文全集》。
翁方纲论诗主张“肌理说”，以学问入诗，但影响不大。
袁枚在诗歌理论上吸取明代袁宏道等人之说，加以发展，创性灵说，主张作诗应抒写性情，辞贵自然，重视个人的感受,强调性情和灵感的作用，反对以程朱理学来束缚诗歌创作。其诗多数抒发闲情逸致。部分作品对汉儒和程朱理学进行抨击，并宣称“《六经》尽糟粕”（《偶然作别》）。有《随园诗话》等。
清朝中期的词坛活跃着浙西词派和常州词派。
浙西词派存在于康熙和乾隆年间，以朱彝尊为首，以李符、李良年、汪森、厉鄂、吴锡麒等五位词家为辅的一个词派，因合刻《浙西六家词》而得名。汪森的《词综序》是浙西派的理论代表作，提出“以词为诗之余，殆非通论”的说法。
常州词派崛起于乾隆嘉庆之交，主盟词坛达百年之久，创始人是常州词人张惠言，成员众多。他们反对浙西词派的寄兴不高，提出要依据“温柔敦厚”的“诗教”，尊崇词体，强调寄托，同时又竭力在前人作品中寻求“微言大义”，流于穿凿附会。他们的作品，意旨也较为隐晦。
在散文方面，清朝中期出现了以方苞、刘大魁、姚鼐为代表的桐城派，提倡唐宋古文，讲究“义法”，主张文以载道,要求文章的内容有益于世道人伦,又发展了作文的技巧,讲究气势、条理、修辞、音节等等，创作了一批好作品，对散文发展有一定推动。如方苞《狱中杂记》、姚鼐《登泰山记》等。
6、清朝后期（）的新诗风
19世纪中叶前后，资本主义列强的大炮轰开了闭关自守的封建帝国的大门，惊破了统治阶级“乾嘉盛世”的迷梦，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等各个领域都开始发生重大的变革。诗歌创作也进入一个新阶段。
清道光、咸丰年间，最杰出的诗人是龚自珍。他的代表作《己亥杂诗》、《夜坐》等，揭露了清王朝统治的昏庸无能和令人窒息的空气，热情地呼喊社会改革，召唤风雷来打破中国大地的死寂。他在思想史和文学史上有开一代风气的功绩。魏源和龚自珍齐名，他的《寰海七章》、《寰海后十首》等是鸦片战争的纪实之作，洋溢着深厚的爱国主义感情。此外，像林则徐、张维屏、张际亮、朱琦、林昌彝等，都有不少诗篇揭露了鸦片战争前后的社会危机，记录了广大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动人事迹。
同治、光绪年间，随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的兴起，出现了以黄遵宪为代表的一批改良派诗人。他们努力使旧的形式与宣扬改良的新内容相谐，使新名词、“流俗语”与旧格调相谐，创作“新派诗”。黄遵宪的作品比较系统地反映了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因而有“诗史”之称，代表作有《纪事》、《冯将军歌》、《书愤》、《感事》等。康有为反对吟风弄月，而以诗密切地反映时事和改良运动。梁启超、夏曾佑、谭嗣同等更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要求诗歌成为传播新思想和新知识、鼓吹进步的政治斗争的工具。此外，像蒋智由、丘逢甲、严复等都写了一些诗歌来反映时事，鼓吹新学。
在梁启超等人提倡“诗界革命”的时候，也有一部分诗人学步古人。例如，陈三立、陈衍、沈曾植等师法宋人，王恺运推崇汉魏六朝诗，樊增详、易顺鼎等则取法中晚唐。
20世纪初期，随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的破产，要求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革命运动蓬勃兴起，许多革命志士运用诗歌来抒发襟怀抱负，慷慨悲歌。其中，最著名的是女革命家秋瑾，她的《秋风曲》、《宝刀歌》、《感时二首》等，忧国感时，壮怀激烈，具有一种爽朗豪放的风格。章炳麟倡言革命；也写过一些通俗易懂的诗歌来宣传革命主张。1909年，革命的文学团体“南社”正式成立。比较重要的成员有：陈去病、高旭、苏曼殊、柳亚子等。他们鼓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反对清王朝专制统治，其诗多表现对清王朝腐朽政治的深切痛恨和振兴中华的宏大抱负，充满着革命的激情。
三、明清戏曲
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士人的提倡,戏剧已成为城市居民不可缺少的文化活动。不过明清两朝时杂剧已日益衰落，流行的戏曲形式是在宋代温州南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传奇”，明初较著名的有余姚、海盐、弋阳和昆山四大声腔，明中叶后只有弋阳腔和昆山腔盛行。传奇的体制比杂剧自由，每本戏不限出数，可多可少；每出戏所用曲牌也较自由，可以换调换韵；台上角色都可以唱，不只限一人主唱到底；篇幅一般较长，一本戏往往有好几十出。第一出由“副末”开场，简要介绍本戏主旨和情节梗概，最后一般以生旦当场大团圆结局。
1、明初传奇和昆曲
元末明初的重要传奇作品，是高明的《琵琶记》和经过明初文人改编润色的宋元时南戏《荆钗记》、《拜月记》、《白兔记》和《杀狗记》,被称为“荆刘拜杀”，即明初的四大传奇。明初传奇作家多受高明的影响，用戏剧来进行封建说教，其中不少人本身就是名宦大儒。邱浚的《五伦全备记》、邵灿的《香囊记》是这方面的代表。稍后，陆续出现了《宝剑记》、《鸣凤记》、《 浣纱记》等优秀剧本，传奇创作逐渐兴盛起来。明初传奇无统一唱腔，嘉靖年间音乐家魏良辅改造昆山腔后，《浣纱记》首先运用。此后的传奇大都用昆山腔演唱。
昆曲， 也叫昆腔、昆山腔、昆剧，是明代中叶到清代中叶戏曲声腔中影响最大的一个剧种。起源于元末明初昆山（今属江苏）一带民间流行的南戏腔调，嘉靖年间，魏良辅等人对昆山腔进行整理加工，曲调柔丽细腻、舒徐宛转，称“水磨调”，以演唱传奇剧本为主。表演上注重动作优美，舞蹈性强，具有独特的风格。在舞台艺术上总结了过去的经验，创造了中国古代完整的民族戏曲表演体系。明末至清前期是昆腔的鼎盛时期，清中叶以后，由于思想上和艺术上日益脱离群众而逐渐衰落。建国后，经过多年的努力，昆曲2001年入世界《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明朝后期汤显祖“临川四梦”（《玉茗堂四梦》）
明代万历（）年间戏曲发展进入鼎盛时期，创作上出现了不同的流派，主要是沈璟为代表的“吴江派”和汤显祖为代表的“临川派”。
沈璟（吴江人，“吴江派”因此得名），精研曲律，写戏主张严格遵守音律，故“吴江派”又被称作“格律派”。他写过17个剧本。《义侠记》是他最出名的一部戏，取材于《水浒传》中武松的故事。为了迎合“生旦当场大团圆”的格套，增添武妻贾氏一角，思想平淡，艺术乏味，但《打虎》等出至今仍在舞台上演出。
汤显祖()，明代最杰出的戏曲作家。字义仍,号若士,别号清远道人。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万历进士。为官清正，勤政为民，遭权贵嫉恨，被劾辞官归里，在家中玉茗堂潜心戏曲研究和创作。
汤显祖受进步思想家李贽肯定“人欲”观念的影响，立足戏剧界，将揭露腐败政治和要求个性解放的思想体现在剧作中，鼓起以“情”反“理”的浪潮，认为“情”是人性的根本：“性无善无恶，情有之”（《汤显祖诗文集》卷四十七《复甘义麓》），情之所至，可以惊天动地，出生入死。其剧作最著名的是由《紫钗记》、《还魂记》、《南柯记》、《邯郸记》组成的《临川四梦》即《玉茗堂四梦》。特别是《还魂记》（全名《牡丹亭还魂记》），大胆挑战封建宗法家庭关系和礼教传统，是一部充满浪漫色彩、“因情成梦，因梦成戏”的“至情”之作，达到了明代传奇艺术的高峰。因情而死、又因情而复生的杜丽娘是继《西厢记》中的崔莺莺之后又一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图片)。因汤为临川人，故称以他为代表的戏曲流派为“临川派”
明代末年，传奇作家以阮大铖、吴炳较有名。他们提倡“以临川之笔协吴江之律”，既追求汤显祖的词采，又追求沈璟的音律。
3、明末清初李玉“一人永占”
明末清初，伴随着反宦官斗争和王朝更替的社会大动荡，表现时代的社会政治风貌成为传奇创作中的一个集中主题。在剧坛上影响最大的是苏州地区的一批剧作家，有李玉、毕魏、朱素臣、朱佐朝、张大复、叶稚斐等，以李玉成就最高。他编写了四十多种剧本，现存十余种，“一人永占”（《一捧雪》、《人鲁关》、《永团圆》、《占花魁》四个剧本的合称）是他的名作，其中《一捧雪》写明代奸臣严世蕃迫害莫怀古，莫成救主的故事。他和朱素臣等合作的《清忠谱》则成功地塑造了以颜佩韦为代表的五位市民英雄——“五义士”的形象，再现了苏州市民与魏忠贤阉党斗争的历史风貌。
清初的戏曲家李渔李笠翁，浙江兰溪人，在戏曲理论上颇有贡献，所著《闲情偶寄》一书中的“词曲部”和“演习部”（单行本称《李笠翁曲话》），系统地论述了戏曲文学和表演艺术，有较高的价值。
4、清朝“南洪北孔”（《长生殿》与《桃花扇》）和京剧
清初最杰出的传奇作品是康熙年间浙江钱塘人洪昇创作的《长生殿》和山东曲阜人孔尚任创作的《桃花扇》。这两部历史剧成为清代传奇的最后高峰，一时有“南洪北孔”之称。
洪昇（），字昉思。做过二十年国子监生，因在佟皇后丧葬期间演出《长生殿》触犯禁忌而被除名。后来漫游江南，在吴兴醉酒落水而死。《长生殿》是洪升经十余年、三易其稿而成。这部长达五十出的以李隆基和杨贵妃爱情故事为题材的大型历史传奇，广泛联系唐代的社会政治生活特别是安史之乱，揭露了李隆基昏馈腐朽、宠信杨氏和奢侈享乐而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歌颂了郭子仪和雷海青、李龟年等忠臣义士的爱国精神，具有较高的思想性和感人的艺术力量。剧本对李杨爱情的描写已超出帝妃关系，上升到了肯定真诚爱情的高度（图片）。
孔尚任（），字聘之、季重。孔子六十四代孙。先在石门山隐居，康熙南巡到曲阜时被召讲经，破格授予国子监博士。后被罢官回乡。《桃花扇》也是一部经十余年才写出来的大型历史传奇。它“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以明末复社文人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悲观欢离合为线索，以桃花扇为维系物，从赠扇开始，以毁扇入道结束，反映了南明小朝廷的覆亡历史，成功地塑造了李香君、柳敬亭、苏昆生等封建社会下层人物的光辉形象。剧本通过对明末社会黑暗腐败的描绘，揭示了南明王朝覆亡之因。剧本成功地塑造了大量的正反面人物形象，头绪纷繁，结构严谨，曲词优美，宾白生动，在艺术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图片）。
总的来说，清中叶以后，昆曲已趋于衰微，传奇剧本的创作也每况愈下。被称为“雅部”的传统昆曲传奇的地位逐渐被各地兴起的地方戏（花部）取代。鸦片战争后，在这些声腔花杂不纯的“花部”地方剧种基础上，又形成了中国近代戏曲的代表剧种——京剧，我国的戏曲又进人了另一个阶段。据不完全统计，现存明清传奇有二千五六百部之多，明清杂剧也有一千六百余目。
京剧是现在流行全国的戏曲剧种，是清朝时安徽四大徽班在北京演出时相互影响而形成的。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四大徽班陆续在北京演出，于嘉庆、道光年间同来自湖北的汉调艺人合作，相互影响，接受昆曲、秦腔的部分剧目、曲调和表演方法，并吸收一些民间曲调，逐渐融合、演变、发展而成。自咸丰、同治以来，经程长庚、谭鑫培、梅兰芳等加以改革和发展，逐步形成相当完整的艺术风格和表演体系，对各剧种影响很大。唱腔基本属于板腔体，以西皮、二黄为主要腔调。用京胡、二胡、月琴、三弦、笛、唢呐等管弦乐器和鼓、锣、饶、钹等打击乐器伴奏。表演上唱、做、念、打并重，多用虚拟性的程式动作。传统剧目在一千个以上，在舞台上广泛流传的有《霸王别姬》、（群英会》、《打渔杀家》、《三岔口》等二百多个。
四、明清绘画
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明清两朝，书画艺术上在总结、摹仿古人的基础上同样做了大量的花样翻新，使得明清艺术和明清诗文一样花攒锦簇、流派纷呈、一派繁荣。中国传统艺术在它的暮年时展示了自己辉煌的尾声。
1、明代绘画　
明代画家之众超过宋元，整个明代的画法变革也是起伏跌宕。明初，以崇尚宋代绘画的宫廷画和浙派绘画为主，名手遍布宫廷与民间。中期，远承文人画传统的吴派兴起于苏州，文人画全面占领画坛。后期则有开拓独抒性灵的写意花鸟画新领域的画派；以丑为美的变形人物画与精到传神的肖像画派；讲求笔墨、力倡文人画的华亭山水画派；尤以代表华亭派的董其昌影响最大。
①“院体浙派”画
院体指传统宫廷画，浙派是指以戴进为首的浙江派画家群，由于他们的画风相近，画史上并称为“院体浙派”。
明代没有正式画院，但组织了大批画家为宫廷服务。院体人物画多继承南宋宫廷历史故事画风，主要有商喜《关羽擒将图》、刘俊《雪夜访普图》等。院体山水画主要继承南宋马远、夏圭风格，并参以北宋郭熙等技法，主要有李在《阔渚晴峰图》、王愕《江阁远眺图》、朱端《烟江远眺图》等。院体花鸟画在宋代画院基础上有所发展，创造了多种风格，在整个宫廷绘画中成就最高，名作有边景昭《双鹤图》、孙隆《花鸟草虫图》、林良《灌木集禽图》（34×1211.2厘米，图片）、吕纪《桂菊山禽图》（图片）和《残荷鹰鸳图》等，其中又以林良和吕纪成就最高。
浙派画代表人物是戴进和吴伟。戴进绘画技巧熟练精湛，山水画以马远、夏圭画风为基础，同时吸收了郭熙、李唐的技巧，笔迹遒劲，墨色淋漓，风格多样。人物画较多佛道两教题材，行笔顿挫有力，传世作品有《溪堂诗思图》（图片）、《春山积翠图》、《钟馗夜游图》等。他身后有大批追随者，形成“浙派”画家群，其中吴伟成就最高。吴伟曾三次被诏入宫，并被宪宗赐给“画状元”印和居第。其画近学戴进，远承马、夏，但笔法更加放纵，气魄更大，布局造型也更简括整体。山水画喜作大幅，浓墨大笔，气势豪粗。人物白描则秀雅可爱。传世作品有《长江万里图》、《渔乐图》（图片）等。吴门画派兴起之后，院体浙派画衰落。
②文人画——吴门四家（明四家）与吴门画派
吴门四家画的都是文人画。明代中期的苏州（古称吴门）是重要的手工业和商业城市，文人汇集于此，为吴门画派的出现造就了物质基础、人才基础和文化环境。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四人是吴门画派的佼佼者，被称为“吴门四家”，又因为他们的文人画代表了明代文人画的最高成就，所以又叫“明四家”。他们绘画创作以山水为主，无论淡雅的青绿，还是沉雄、文秀的水墨，大多描写江南风光或文人园林，画法很少受南宋院体影响，而是学元人、五代及北宋。他们在刻画物象方面难济北宋大家，但在诗书画一体上比元人更加自觉。
沈周绘画以山水为主，兼作花鸟。代表作《庐山高图》开创了以山水画象征人品的表现手法（图片）。
文徵明绘画取法宋元诸家，构图平稳，风格多样，笔法有粗有细，以细为主，优美秀雅。代表作有《寒原宿莽图》、《兰竹图》（26.8×636厘米，图片）、《东园图》等。
唐寅修养广博，阅历较多，题材范围较宽，亦古亦今，不拘一格，尤长于山水画。多取法南宋李唐、刘松年，兼采元人笔法，并把自己在诗文方面的修养体现在作品中。传世山水画作有《山路松声图》、《孟蜀宫妓图》（图片）、《嫦娥执桂图》等。
仇英则专画传统题材，尤长于工笔重彩人物与青绿山水，作风严谨不苟，在精丽秀美中又闪现着文人画的妍雅温润。代表作品有 《汉宫春晓图》（中国古代十大名画之一，30.6×574.1厘米，动画）、《仙山楼阁图》、《归汾图》、《桃村草堂图》（图片）等。
③陈道复和徐渭的写意花鸟
文人画中的水墨写意花鸟画，经过林良、沈周、唐寅等人的努力，在明代得到空前发展，继之者陈淳和徐渭更是把写意花鸟推向了新的阶段，特别是徐渭，对后世的影响尤为深远。后人以他们的自号并称为“白阳青藤”。
陈道复（），初名淳，字道复，号白阳山人，是吴派著名画家，擅长画米家山水。一改传统奇花怪石异鸟珍禽为庭院常见花木，并赋予它们以超然绝尘的人格理想。造型精当，严于剪裁，清新淡雅，安适宁静。代表作品有《葵石图》、《火红梨诗画图》等。
徐渭（），字文长，号青藤居士，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以狂草般的笔法纵情挥洒，泼墨淋漓，在似与不似的形象之间着眼于生韵的体现，加上题句和书法，诗、书、画三境紧密合一，把中国写意花鸟推向了能够强烈抒写内心情感的高境界，把在生宣纸上充分发挥并随意控制笔墨的表现力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成为中国花鸟画发展中的里程碑。代表画作有《松石萱花图》（图片）、《洛阳春色图》、《秋江清光图》等。
④“松江派”（华亭派）与董其昌的“南北宗”论
明代末年，吴派、浙派流弊越来越多，“松江派”起而矫正之。“松江派”是松江俯（治今上海松江）三个文人山水画派的总称，即以赵左为代表的苏松派、以沈士充为代表的云间派和以董其昌为代表的华亭派，因为都是松江俯人而得名，其中董其昌影响最大。
董其昌（），字玄宰，号思白，江苏华亭（今上海市）人，万历中进士，官至南京礼部尚书。擅长山水画，所画山水清润秀逸，烟云流动。他为了克服浙派板结和吴派粗简两种时弊，追求以书法入画所产生的表现力，强调布局中的势，笔墨中的虚实和画面的生动、含蓄，并发展了墨法，自创以前人母题作画而结合自身文化修养加以丰富变化的新画。代表作有《青弁图》、《岩居图》、《葑泾仿古图》（图片）等。 在绘画理论上，他提出“南北宗”论，认为中国山水画从唐代开始分为两派，一派是李思训父子的着色山水，传为赵干、赵伯驹、赵伯骕至马远、夏圭，是为北宗；另一派是王维开创的水墨画山水，传为张操、荆、关、董、巨、郭忠恕、米氏父子，以至元四家到沈周、文征明，是为南宗。他推崇南宗文人画家和“顿悟”画，贬斥北宗工匠和职业画家和“渐悟”画。其书风、画风和理论观点影响到整个清代，“南宗”到清代演变成画坛“正宗”、“正派”。
⑤南陈北崔和曾鲸的人物肖像画
明代后期还有两位杰出的人物画家，即陈洪绥、崔子忠，并称“南陈北崔”。陈洪绶的人物画线描继承李公麟而大胆变化，面容奇古，形体伟岸，衣纹排叠道劲，设色古艳典雅。尤擅“易圆以方，易整以散”的装饰手法，是饶有想象力和超乎时辈的人物画巨匠。代表作有《授徒图》（图片）、《南生鲁四乐图》等。崔子忠的人物画作品有《洛神图》、《云中鸡犬图》等。
曾鲸（），明后期肖像画名家，创墨骨画法，先以淡墨勾勒五官轮廓，然后以色彩层层晕染，使之具阴阳凹凸之形，以达神形逼肖。衣纹则往往寥寥数笔。作品有《王时敏像》、《葛一龙像》等。
2、画派林立、辉煌落幕的清代绘画
明清两代的政权交替，并没有使中国古代绘画的传统中断。清代这个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王朝，仍是流派林立、名家辈出、色彩纷呈。
①清初“四僧”的遗民画
清初遗民画家人数众多、声势浩大、影响深远，代表人物主要是“四僧”即弘仁、髡残、朱耷、原济。
弘仁擅长山水，取法倪瓒和黄公望，笔墨瘦劲简洁，风格冷峭。又善画梅花，清秀可爱，死后人称梅花古衲。有《黄山图册》50幅、《枯搓短荻图》、《晓江风便图》等。
髡残擅画山水，取法元四家，作品高山巨壑，烟云氤氲，景物茂密。而笔墨不事修饰雕琢，一任纯朴自然，因而有“粗服乱头”之称。有《雨洗山根图》、《云洞流泉图》等。
朱耷善画水墨花鸟，师法徐渭，笔墨简括凝练，所画鱼鸟每作“白眼向人”情状，造型夸张，极富个性，自成一家。有《枯木寒鸦图》（图片）、《双雀图》等。
原济擅画山水、兰竹及花果，讲求新格，构图善于变化，笔墨恣肆，意境苍莽新奇。有《搜尽奇峰打草稿图》、《梅竹图》、《笋竹图》（图片）等。原济在绘画理论上著有《画语录》，批评当时画坛临摹尚古，主张“笔墨当随时代”，画山水者应“脱胎于山川”，“搜尽奇峰打草稿”，形成自己风格，是中国画论史、美学史上的重要著作。
②“清初六大家”——“四王”、吴、恽的山水画和花鸟画
清初的山水画直接继承了董其昌的理论与实践，代表人物是“四王”和吴、恽，即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吴历、恽寿平，他们并称为“清初六大家”。他们多信奉董其昌的艺术主张，致力于摹古或在摹古中求变化，较少观察自然和抒写具体感受，崇拜元四家，看重笔墨，大多以古人迁壑搬前挪后，构成一种元人已达到的理想境界，表现出平静安闲的情感状态，体现了“士气”与“书卷气”，使审美趣味趋于精致（图片王翚等、恽寿平）。他们在政治上则亲于清王朝，画风影响了整个清代，成为正统派画家。
与四僧和六大家同时代的画家为数不少，形成了许多画派。如程邃、戴本孝、萧云从的徽派。其中萧云从又是姑熟派的代表。江西地区有以罗牧为代表的江西派。龚贤、樊圻、高岑、邹哲、吴宏、叶欣、胡慥和谢荪八位画家则为“金陵八家”。凡此等等，不一而足。
③清朝中叶华喦和“扬州八怪”的花鸟画
到了清朝中叶，扬州地区商业经济繁荣，盐商富贾聚集、思想活跃，集中了大批画家来此卖画谋生，出现了华喦和“扬州八怪”（汪士慎、李鱓、黄慎、金农、高翔、郑燮、李方膺、罗聘，图片），发展了重视感受、抒发性灵的写意花鸟画。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师造化、抒个性、用我法、专写意、重神似、端人品和博修养。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挣脱了宫廷画风的羁绊，也相对摆脱了贵逸平和的‘书卷气”，形成反映时代变化和市民审美趣味的新风貌，发展了写意画。华喦擅长人物、山水，尤精花鸟草虫走兽，以小笔写意，重视写生，体察入微，构图奇巧，生动多姿，简练传神，往往赋予对象以人格化。代表作有《梧桐栗鼠图》、《白云松舍图》、《松鹤图》（图片）等。其画雅俗共赏，颇受欢迎。郑燮善画兰、竹、石，题词多抒写胸中沉郁，代表作有《墨竹图》（图片）、《兰竹图》、《甘谷菊泉图》等。
④清末“海派”画
“海派”是清末一批活动于上海的画家之通称。上海是清末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后开辟的沿海通商口岸中发展最快的一个，这里集结了又一批新的画家。朱熊、张熊、任熊，被称为“沪上三熊”，任熊、任熏、任颐，则被称为“海上三任”。后来的画家更多。“海派”上承“扬州八怪”，直接开创了中国现代画风。
总结:综观清代绘画，已呈现出发生奇变的倾向。作为中国古代绘画的最后辉煌，为近代中国绘画的改革浪潮做了准备。
⑤中国传统版画和年画
版画和年画，是中国古代绘画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传统版画，是随着书籍印刷业的发展而产生的。唐咸通九年（868年）的刻本《金刚经》扉页上《抵村给孤园说法图》木刻，不但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雕版画。明代是中国传统版画的鼎盛时期。雕版业的发达，书籍的大量印行，特别是市民文学的发展，为版画艺术带来了空前的繁荣。许多著名的画家参与为书籍作插图，使版画的艺术水平得到大大提高。如唐寅为《西厢记》，仇英为《列女传》等所作插图即是其突出代表。传统版画是绘、刻、印分工。最著名的是《十竹斋书画谱》、《十竹斋笺谱》（图片、、）。清初由浙江秀水画家王概主编的《芥子园画传》（图片、），吸收了十竹斋的水印木刻方法，于绘、刻、印三者都取得了卓越成就。清代许多著名画家都参与了本版画的绘制。清代宫廷也采用版画印刷形式来广为宣扬其“丰功伟业”。
年画是在年节中张贴的画，反映着人民群众爱美之心和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在艺术上则具有浓烈的乡土气息。它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上，也源远流长。现存宋人的《五瑞图》、《大滩图》、《货郎图》、《戏婴图》等，都具有年画性质。明清两朝木版印刷的繁荣为年画的普及提供了条件，当时年画产地几乎遍及全国，比较集中的有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山东潍坊、广东佛山、四川绵竹等（图片、）。各地都有自己的风格特点。年画内容丰富大致有门神、民俗、戏曲故事、妇女儿童、风景花卉等，反映了人民群众祈求平安和对美好事物的欣赏与憧憬。造型简练夸张，构图丰满，色彩鲜艳明快，对比强烈，朴实无华，为群众所喜闻乐见。
五、明清书法
碑帖指碑学和贴学。所谓贴学，就是崇尚历代书家法帖的书派，也指研究考订法帖的源流和优劣、拓本的先后好坏以及书迹的真伪和文字内容等的一门学问。与碑学相对。碑学就是崇尚碑刻的书派，也指研究考订碑刻源流、时代、体制、拓本真伪和文字内容等的一门学问。明代盛行贴学，清朝嘉庆以后碑学出现并盛行。此后，碑帖并进，直到现在。
1、明代书法
明代初年（洪武到成化年间，）的书法完全处在元人书风的笼罩之中，大体上离不开赵孟頫与康里巎巎二人的影响。有名的书法家有“三宋”、“二沈”。宋克、宋隧、宋广“三宋”都承继元人书风，以元代遗民宋克（）为最显，代表作为《急就章》。沈度、沈粲“二沈”兄弟则是台阁体的代表。台阁体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种特殊现象。洪武至永乐年间，明朝皇帝征召天下善书之士，为宫廷缮写典册、敕书和诏令等。其中以《永乐大典》的编修与缮写规模最大，要求书体面目一致。由此而形成了熟媚、重装饰意味的宫廷书法风貌，而且相袭成风，此即台阁体。以“二沈”为代表的台阁体书家群，虽人数众多，但书风大体平庸无味。
明代中期（弘治至隆庆年间，），苏州吴门书派崛起，他们逐渐摆脱了台阁体的统治，开始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吴宽、李应祯、沈周、祝允明、文微明、唐寅、陈淳、文彭、文嘉、王宠都是吴门书派名家，其中以沈周、文徵明、唐寅为代表。又有文徵明、祝允明、王宠、陈淳，被称为“吴中四家”。吴门书家大多数都是诗书画兼通的文人，诗书画相得益彰，更奠定了他们在艺术界的地位。沈周师法宋代文人书法，崇尚意趣，代表作有《声光贴》（图片）。文徵明篆、隶、楷、行、草诸体俱佳，尤以楷书和行草书为最，点画严谨，淳雅舒如。代表作有《醉翁亭记》、《赤壁赋》（图片）、《滕王阁序》等。唐寅有《吴门避暑诗》、《落花诗》（图片）等。陈淳师法宋人和吴派诸家，尤以草书见长，有《千字文》等。
明代后期的书法发生了深刻变革，一洗明中叶以后陈陈相出的陋习，使书坛出现了众多个性强烈的面貌。代表书法家有徐渭、董其昌、王铎。徐渭是书风变革的先锋，以行草传世，《杜甫诗》、《七言律诗》（图片）疾风暴雨，散而不乱，书风特立。稍后的董其昌以自己为核心，在苏、松地区开创云间派，取代了吴门派而成为明代书坛的主流与核心力量。董其昌在广泛学习前代有成就之大家的基础上，将晋人之韵、唐人之法、宋人之意、元人之态熔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秀逸、淡远、爽俊书风，不仅在当时享誉极高，对后世的影响亦十分深远，是明代书家中惟一可与赵孟领相抗衡的巨擘。其楷书空灵遒劲，如《三世诰命》（图片）；行书简洁平和、淡雅飘逸，如《淮安俯濬路马湖记》（图片）；又善草书。王铎（），以正、行、草名世，师法晋唐诸家。诸家法帖一旦到手，朝夕临摹，是刻贴孕育出来的最为杰出的书家之一。有狂草《唐诗》、楷书《贺张心翁寿表》（图片）等。
对于明代书法尤值一提的是，其装裱形式有了空前的发展。在明代以前，书法的样式，主要为手卷和册页，也间有团扇、条幅等。经过明代的发展，手卷展为高头长卷，团扇外又增折扇，并使折扇成为明人最有特色的样式之一。至晚明还出现了新样式——对联。至此，现今所能见到的书法样式大体完备。
2、清代书法
清王朝虽定满洲文字为国家正式文字，但历代皇帝没有不攻汉字的。顺治研习《黄庭经》、《遗教经》。康熙酷爱董字。乾隆朝天下太平，丰润流媚的赵字为皇帝注目，全国竞以赵孟頫为师。32卷大型古代法帖集成《三希堂法帖》（图片）也在乾隆主持下问世。这部摹刻拓印精良的巨著成为后学的“武器库”，推动了清初帖学的兴旺（视频）。
清代前期的书法一方面继续处在晚明书风的影响之下，另一方面因改朝换代又使书法艺术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晚明书家王铎在清初继续发挥着广泛影响。晚明变革书派中的傅山（），作品自由随意、放纵不羁。代表作有《六言诗》、《七言律诗》（图片）等。在书法理论上，傅山提出了著名的“四宁四毋”主张，即“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成为后人学习的基本准则。清初书坛新的变化是隶书复苏。王时敏和郑簠是其代表人物，而且两人书法被看做是清代碑派书法的滥觞。
乾隆时期，活动在扬州的书画家以新奇独特的艺术风格异军突起，对传统风格形成了强烈的冲击，为艺林所瞩目。特别是扬州八怪，不仅书法造诣突出，风格独特，而且在艺术追求和审美趣味上相互影响，取向接近，形成了一个特殊的艺术群体。其书法风格不囿于前人成法，出入碑、帖，融合书、画，以傲岸独行的叛逆精神和个性表现为特点，成为清代书法史上最具有创造性和冲击力的一支力量。代表作有汪士慎《秋吟五绝》、黄慎《七言联》、高翔《五言律诗》、郑燮《唐人诗》（图片）等。帝王中书法最好的是乾隆，圆润稳重但缺乏个性意趣，代表作有《麦庄桥记》（图片）、《穿杨说》等。
嘉庆、道光以来由于金石、文字学的盛行，知识分子热衷于对古代文物的访求、搜集。道光以欧体规范书写，唐碑兴起开了崇尚北碑的先河。同治、光绪年间，随着列强瓜分中国日趋严重，开矿、筑路、办厂等大型工程的兴建，古碑志、钟鼎器皿的陆续出土与流传，一条通向新的审美天地的通道已在知识分子面前打开，清代书法走上了碑学的道路。到了清末，书坛已形成碑学的一统天下，不仅有成就有影响的书家都是取径碑派者，而且在书体上全面发展，风格技巧也渐趋丰富多样。莫友芝、杨沂孙长于篆书（图片、）；何绍基造诣全面，各体兼善；徐三庚擅写篆隶；张裕钊善写楷书，并将魏碑与唐楷融为一体；赵之谦篆、隶、楷、行兼能，尤以楷、行二体出入北碑而能变化出新，对后人影响深远，代表作有《〈抱朴子内篇〉佚文》、《语摘》等；吴昌硕出入秦汉金石碑刻，篆、隶、行草俱备，尤以篆书为最，自成面目，达到清代篆书之最高水平，代表作有《临〈石鼓文〉》（图片）。
碑学的崛起，是对帖学的一种逆反与拨正，它以复古的旗帜为以伪古帖学作主流的书坛注人了原汁原味的真古的新鲜活力。从此，碑学、帖学各以自己的特性发展着，在中华书坛并驾齐驱，一直影响到现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