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中的张闻天
一，整风开始，张闻天首当其冲
毛泽东常说“不破不立”。那么延安整风要立的和要破的是什么呢？毛泽东是要“以其道易天下者”，1
这个“道”就是毛泽东思想，所以整风也就是为了立毛泽东及其政策思想在全党的领导和统治地位；为此就得破对他有妨碍的人和事，主要是苏维埃后期的“左”倾路线及其代表人物，由于这条路线被后来党史上定名为“王明路线”，经过长期的宣传教育，人们自然会认为批判的第一个目标必定是王明了。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整风的酝酿和开始阶段，首当其冲的却是张闻天。2
这是当时延安人大都心里明白，并在下面有所议论的。
毛泽东的几篇整风报告，声讨教条主义、挖苦“理论家”，人们一看，就知道主要矛头是对着张闻天。特别是《改造我们的学习》和《反对党八股》中的“一二三四的现象罗列”、“甲乙丙丁，开中药铺”等，更是明显地指张闻天而言。因为张在六中全会的报告《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与党的组织问题》（提纲），3
就前后引用了四种符号分段，大家议论中一对比，很容易联想到的就是这篇。（其实，1939年6月毛泽东的《反投降提纲》，4
所用数字符号比张还多，但因当时多数人看不到，即使听到看到也不会联想到，所以没有相关议论。）
批判矛头首先指向张闻天，这也是张本人完全察觉到了的。他在1943年12月写的《反省笔记》中就有比较详细的叙述和检查。他说，在“六中全会期间，我虽未把总书记一职辞掉，但我的方针还是把工作逐渐转移，……（后来）实际上做了宣传教育部门的工作。”而正是宣传教育工作常遭到毛泽东同志的批评，有时“还引起了我的反感”。“1939年，王明回延安。我觉得当时王明活动的方针是：一方面组织自己的宗派势力，……另一方面捧毛泽东同志以抬高自己，对我则暗中加以打击。”“联系到毛泽东同志对我的宣教工作的责备与批评很严，对长江局的严重错误则置之不问，这使我得到这样一个印象，觉得毛泽东同志受了王明同志及其他同志的包围，因而要打我一下，表示他对我没有偏心，以便团结其他同志。”由于总是受到批评和责备，所以“我的工作情绪不高，我一方面提出，要求把我的名义上的书记职务完全解放，……另一方面，我尽量推掉自己的工作，……做到少负责任。”“当时我有点苦闷，有时找陈云、康生谈谈，发点牢骚，说毛主席似乎‘不公平’，看人有点‘偏’……中央决议通过的，照着做了又来驳斥（如关于干部教育的几个指示，确经中央看过，而且均用中央书记处名义发出的），因此事情不好办。”5
感到有点动辄得咎，很难正常工作下去。1941年六七月，张闻天终于按陈云、康生建议，主动找毛泽东谈了一次话。这次“他谈的很温和，似乎还不愿批评我。第二次，他约了康生、陈云、弼时同去谈，他严厉地批评了我一阵，说我有狭、高、空、怯、私的毛病，说我一事不懂，偏要人家依，不依则打，说我不顾全大局，无自我批评精神，说我在会理会议以前政治动摇等等。我听了虽然不舒服，但我仍然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九月政治局会议开始时，我觉得会议的主要打击方向是我。王明当时兴高采烈，想乘机向我进攻。”6
这里引张闻天的话多一些，是为了以他自己的亲身感受，证明延安上层的整风，从酝酿准备起直到1941年九月会议，批评矛头一直是冲着张闻天的。而且不仅是毛泽东带头责备与批评，更如上引胡乔木的话，批张还成为“当时的一种潮流”，7
文章很多。如李维汉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要清算干部教育中的教条主义》一文，就直接批评“领导干部教育的负责人”，3月24日陈云《到什么地方学习》一文，也批评把“干部长期放在学校里‘学习理论’”，等等。甚至为了批判还可以不顾事实，像胡乔木指出的，“说文艺座谈会是为了纠正文委工作（张闻天领导）中的问题，这话不符合实际。这是后来的一种解释，是做文章”。8
李维汉在八十年代也改口说，“年第一阶段参加在职干部学习的共4068人。教条主义也影响轻微。”9
就是上述毛泽东的批评，不但偏激过火，而且大部分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同他历来对张闻天的评价：开明，讲明主，不争权等，就显得自相矛盾；10有些更是无中生有，如说张闻天在会理会议上煽动林彪、彭德怀反对他，以及“政治动摇等等”。对于诸如此类的批评，特别是毛泽东所谈，张闻天听后甚感委屈。但他没有多加辩解，而是从大处着想，严格要求自己，爽快地承认了错误。因为从遵义会议以后，张闻天就一直认为他在临时中央和中央苏区犯过严重错误，为此在六中全会上不仅作了检讨，还郑重提出请求处分。所以对毛泽东这类过火批评，除个别事实表示保留外，他并不进行解释和争论，史是“反求诸己而已矣”。但在毛泽东看来，张闻天的态度不仅表明了他个人已完全服输“缴械”，而且也标志着发动主要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的时机已经成熟，是很有把握的了。因而在两个月后就召开了政治局的九月会议，发动了清算苏维埃后期“左”倾路线的斗争，宣告了上层整风的正式开始。而且正是张闻天在会上第一个站出来拥护毛泽东的报告和深刻检讨自己的错误，并表示决心补课。会后不久，他就为了不干扰毛泽东整风方针的贯彻和使自己接触实际，也为了摆脱难以政党工作的困境（用他的话，就是“因为对毛主席的思想了解还不深刻，所以有些事情还做不来，做不好”11
），遂主动要求去农村调查。经中央批准同意，张闻天即于1942年1月率领由原马列学院一批同学组成的“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去晋西北作调查。从此，他实际上也就永远离开了中央领导核心。
从遵义会议起，张闻天就对毛泽东实行很好的合作。在洛川会议和“十二月会议”后同的关系上毛泽东一度处于孤立时，他也是站在毛泽东一边的，而且六中全会前后还一再主动让权。有如以前“扶上马，送一程”。既然如此，为什么毛泽东对他还成见那么深，以至于把他作为中央整风的第一个批判对象呢（而且挖苦讽刺和打击了大半辈子）？分析起来，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是由于张闻天的历史地位和现实影响。
后来被定为“教条宗派”的主要人物王明、博古、张闻天。实际上，不但在九月会议前，看不出毛泽东有把矛头指向王明的意思，就是整个1942年，斗争矛头也不是对着王明。12
王明自己日给季米特洛夫的密电，也说是“最近一年就党内生活问题针对我开展的重大运动”，就是指1943年才对着他。13
而且当年在延安的感受，也实在没有觉得王明的影响比张闻天大（最近同一些老同志谈起，大家都有同感，认为王明多半是后来炒出名的）。详细情况下节还要谈到。至于博古，遵义会议被赶下台后，在党内已没有多大威信，这时也未担任什么重要职务，显然不值得对他大动干戈。而张闻天则不然，遵义会议后当了名副其实的三四年总书记，任期内实现了中国革命的重大战略转变，在党内是有相当影响的。这点连毛泽东本人都极为重视。14
而且从形式讲，直到这时他的总书记还未被正式和明确免掉，还被称为“党的领袖之一”（当时出席一些会议可作报告时介绍的称呼。又如日山东省委主办的《大众日报》转载张文的编者按说，“中共领袖之一洛甫同志在《新中华报》上论著……”）。连王明这时还要捧毛泽东、攻击他，并且回国后就“有取张闻天而代之的意向”，15
说明他的地位并非完全虚设。直到上层整风开始的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李维汉在发言中还“谈了自己对博古、洛甫两人的‘观感’：对博古是‘敬而畏’，对洛甫是‘敬而爱’。这的确说出了张闻天在党内同志心目中的印象。”16
因此，无论从历史讲还是从现实讲，反对教条主义就只能以他为主要对象了。而且从开始发动整风时毛泽东的权威也还有限。完全支持他的刘少奇1937年都曾说过，“我们还滑中国的斯大林，任何人想作斯大林，结果都划（画）虎不成。”17
就是专门传达共产国际立毛泽东为领袖的王稼祥，在六中全会的闭幕词中也没再提到毛泽东。在第一篇笔记中已经提到，毛泽东来抗大只被介绍为“我们党的领袖之一毛泽东同志”，邓力群说他在1942年以前从未听到过单独地提领袖毛泽东。而1943年前，领导人写文章也几乎没有人引证毛泽东。在这种情况下，要立毛泽东的权威，就必须进一步破曾是中央第一把手的张闻天的影响。
第二，张闻天主管宣教工作期间没有重视宣传毛泽东
六中全会以动了一个全党干部的学习运动，中央很快成立了干部教育部，由张闻天兼任部长，规定每天两小时学习制，自动与强制结合，要求长期坚持下去。各单位也都纷纷制订计划（总政后来就定为半天学习），成立学习组织。中央和宣传、干教两部还不断督促检查。据不完全统计，单1940年，中央下发的有关干部教育的指示、决定就有七件之多。组织理论学习本是张闻天所长，他兴趣大，情绪高，组织领导，认真负责，还带头写文章，上大课（好多机关的干部在一起上课），很快就在延安掀起了一个学习理论的高潮。这时，机灵的王明已经提出了“学习毛泽东”的号召。但张闻天还是提倡学马列，而且真干，单是策划和组织翻译出版马恩列斯著作，其数量之多和规模之大，就属空前，先后有《马恩丛书》十二种，《列宁选集》二十卷，《斯大林选集》十几卷，18
及其他一些中外哲学社会科学书籍。虽然没有提倡学习毛泽东著作，但实际上毛泽东还是从中获益不小。首先是包括他在内的领导人和各级干部有可能看到比以前多得多的马列著作（当时延安懂外文的人很少）。所以大家学习的积极性普遍很高，读书和讨论之风甚盛（因缺灯油，我们往往是每天晚上讨论）。平时闲聊，内容也多是学习。人们在那两年着实读了些书，以致有些人至今还念念不忘，认为收获不小，为学习理论和建立革命世界观打下了基础。对这场学习运动，头两年毛泽东不仅积极参加（如参加“延安新哲学会”，请何思敬讲黑格尔哲学和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等），还一再倡导和赞扬（如日在检查工作的干部晚会上的讲话、日在干部教育大会上的讲话、日的反投降报告等等）。但到1940年后，他就逐渐感到这种只学马列不读毛著的学习运动不大对劲，甚至是完全错误的，于是就出现了张闻天上面所说的对他不断地责备和批评。到日高干会上的报告，更是一鸣惊人，提出必须对我们的学习来一个根本的改造，在职干部教育和学校干部教育，都“应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不久，马列学院改组，也基本上停止了马列著作的翻译和编辑工作。大概他认为照以前那样学下去，只能继续立“洋教条”（整风中普遍把马恩列斯的言论称为“教条”），被他称为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结合的思想（即毛泽东思想）不但立不起来，而且还会被冲淡甚至贬低。事实上，毛泽东思想的代表性重要著作，毛本人都一再提起的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并没有被党的其他领导人看重。连刘少奇直到1941年在《答宋亮同志》的信中还说，中共党内“伟大的著作还没有出来”。19
这年5月邓小平在129师一个会上讲文化方针时竟然不提《新民主主义论》，反而大段地引证张闻天。20
而张闻天同年8月27日竟在政治局会议上当着毛泽东的面说，“同意毛主席的意见。中国革命的理论，赶不上实际的发展。……现在中国同志还没有人能写一本马列主义中国化的书。”21
连王明在1940年已经称毛泽东不但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政治家和战略家”，还是“伟大的理论家”。22
而主管宣教的张闻天直到1941年还对此认识不足。很明显，这在毛泽东看来，无论是张闻天本人的思想还是他主管的全党学习运动，都是典型的教条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思想）的最大障碍。要进行全党整风，他又怎能不首当其冲呢？这是连张闻天自己后来也觉悟到了的。例如他在整风后期就曾检讨说，“我在宣传部工作的时候，我只把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列入临时的策略教育和时事教育内，只当做中央的一般性文件看待，而没有当做同马恩列斯一样的，甚至对蹒党员更为重要的理论著作，使之成为每一个中共党员必须好好研究的马列主义读物。”“我对于我们党内应该有一个单一的垄断的思想的重要性，当时是了解的很不深刻的。”23
第三，是要“取消他的‘理论家’的资格”，也改变对理论家知识分子的传统观念。
整风前，虽然张闻天自己表现谦虚谨慎，从不以马列主义理论家自居，但人们的心目中他在这方面的名声却超过毛泽东。这大概是由于他马列读得熟，文章写得快，水平高，因而受到广大干部特别是宣教部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敬佩。例如仅据《年谱》和《文集》所载，1939年和1940年，他每年发表的署名文章都在十篇以上。即使在毛泽东确立为全党领袖后，人们在谈到理论问题时也还是毛张并提。例如徐特立在马列学院作报告时就说过，“在我们党内，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学通了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润之，一个是洛甫。”24
对于毛泽东和张闻天1940年1月在边区文代会上的报告，何思敬在6月21日新哲学会年会开幕词中也是相提并论，说毛的《新民主主义论》为“中华民族再生的旗帜”，张的《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的任务》“是给予我们的斗争纲领”。25
茅盾当时读后也将两者并列为“运用马列主义理论，对过去作了精密的分析，对今后提供了警辟的透视与指针”，“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26
总之，在人们的心目中，毛张在理论上似乎不分伯仲。甚至一些知识界人士还认为张的理论水平高于毛泽东，称张为“理论家”，称毛为“实干家”。更为严重的是，1940年3月周恩来从莫斯科治伤回来，传共产国际第二把手曼努伊斯基的话，也说张闻天是中国党的理论家。毛泽东听了发火说，什么理论家，背了几麻袋教条回来。27
这确实是个大问题。因为从马恩列斯起，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重要传统就是党的领袖必须是理论家。列宁逝世后，联共党内群雄并起，首先也是争当理论上的权威。斯大林一篇《论列宁主义基础》即初战告捷，也为他后来扫除一切反对派在理论上打下了基础。虽然没有任何根据说明张闻天一定要保个理论家的头衔，更不用说同毛泽东去争了。事实上，人们都承认张闻天是个不争权、不图名、不爱抛头露面的人。但问题在于毛泽东既然是党的领袖，却不是理论家，只落个实干家之名，这当然是绝对不行的。毛泽东以前在这方面就吃亏不小，由于马列书读得少，受“左”倾中央及其赌注压制，还长期背了“狭隘经验论”的包袱。对此他一直耿耿于怀，曾多次说，“我因此，到延安就发愤读书。”28
例如，《毛泽东哲学批注集》29收集的批注读本共十一种，抗战初期阅读的就占九种。另一方面，为了在理论上有所表现，那几年毛泽东在讲话和发言中也尽量使用一些理论名词或术语。例如日在书记处工作会议上谈到党的二十年历史时说，“五四运动到大革命时期，是唯物辩证主义运用得比较好的时期，是我党生动活泼时期。1927年下半年，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统治时期，其思想是机械唯物论的。……遵义会议后，又恢复了按辩证法行事，即按实际办事。”30
在所写文章中评论刘少奇的用语也说他是“唯物的辩证的革命观的代表。”31
不过在毛泽东看来，光靠多读书是不行的，一则时间有限，紧追慢赶也不会比张闻天等人读得多；二则读理论书也并非个人所好，不如读中国古籍那么有兴趣。所以他说，“我常觉得，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是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的。”32
因为少了，在党内没有地位，被人瞧不起；多了呢，用处不大，反而会坏事（相当于后来说的“书读的愈多愈蠢”），实际上自己也做不到。因此只能从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出发来解决问题，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使马列主义的一些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做到马列主义中国化，并彻底改变对理论家和知识分子的传统看法。于是，被看作理论家和知识分子代表的张闻天，自然就首当其冲了。
第四，张闻天是清算苏维埃后期“左”倾路线的一个重要障碍。
本来，遵义会议不但纠正了“左”的军事路线，实际上也从此改变了错误的政治路线，特别是张闻天主持的瓦窑堡会议已经制定出了一套彻底转变战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至此，路线问题应该说已经解决了。而且在这期间，包括毛泽东在内，还都没有认识到遵义会议前的路线错误问题。不但《遵义会议决议》肯定四中全会以后的政治路线“无疑正确”，就是确立了毛泽东为全党领袖的六中全会上，毛本人在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还特别强调，“要指出，当时的这种错误并非党的总路线的错误，而是执行当时总路线所犯的战争策略与战争方式上的严重原则错误。”全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也说，“完全同意政治局五中全会至六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和具体工作”。33
但是另一方面，长期受“左”倾路线压制和打击的毛泽东、刘少奇等人，随着形势的变化，思想也在跟着变化，而且对当年受压一直耿耿于怀，有机会就非出那口气不可。更重要的是，要“改造党”、“改造中央”，即确立新的指导思想和改组中央以至各级领导，就必须推倒《遵义会议决议》关于政治路线正确这一横在前面的主要障碍，因而就要清算历史和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而张闻天正是到这时还维护《遵义会议》决议的主要人物。有些党史著作把“突出两条路线”说成是“延安整风树立的党内斗争模式”。34
这当然与实际相去甚远。因为搞路线斗争本来就是从斯大林和联共那里搬来的，是用于党内斗争的一个重要手段。只要提到路线错误的高度，就意味着一批领导人必须下台，特别是一些所谓为首的，因为毛泽东认为，“为首的，改也难”。斯大林和联共的做法更往往是清除出党以至按反革命论处。即以中共自己抓路线问题而论，无论陈独秀、瞿秋白，还是李立三，基本上都没有好下场。这也是为什么大家谈路线“色变”，张闻天等人不愿承认路线错误的原因之一（主要原因还是认识问题）。所以直到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遵义会议决议只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修改。”35
张闻天却表示，在苏维埃后期虽然因反对立三路线不彻底又犯了“左”的错误，但当时还是进行了艰苦的斗争的，还是为马列主义而奋斗的，路线上并没有错。36
12月25日，政治局会议上又有激烈争论，致使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时，只好妥协，没有讲这一时期为路线错误”。37
张闻天并非是不作自我批评，顽固对抗批评的人，这次第一个站在了毛泽东的对立面，也是形势使然。当时情况可能是，王明自认一贯正确，似乎第三次“左”倾与他无关，别人这时也确实没有提到王明；博古自遵义会议下台后虽然也不同意提到路线高度，但他的意见已没多大份量；周恩来当时并不在延安，没参加会，而且历来在这类问题上表态慎重；这样，不承认路线错误的就首推张闻天了。所以直到1941年九月会议前，他都坚持，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央，尽管犯了许多“左”的错误，给革命带来管理重大损失，但总还是在干革命的，执行的是国际路线，在大方向上全党也是一致的，并无两条路线之分。鉴于张闻天的地位和影响，特别是他在路线问题上的这种态度，毛泽东要发动整风、清算历史、批判“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矛头就不能不首先对着他了。
第五，张闻天又是犯路线错误者中的“薄弱环节”
在上层整风要“打碎”的“两个宗派”中，虽然“教条宗派是头，经验宗派是脚”，38
但实际上，所谓的经验宗派的力量和影响要比自以为的教条宗派大得多，打碎“教条宗派”也比较容易得多。所以胡乔木在解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不提宗派的原因时说，“其实关于教条宗派问题早就讲了，整风一开始毛主席就讲了。政治局检讨历史时，教条宗派的人头脑比较清楚，经验宗派问题，则集中在另一些同志身上。有的同志当时担负着很重要的工作，说他是经验宗派就不好工作了。而且一说宗派就把问题说死了，……又牵涉到很多的人。”39
关于整风中整的两个宗派，在本书的一篇笔记中要作专门讨论，说明它们实际上是并不存在的，似乎可有可无，人数也可多可少，具有很大的伸缩性。如果一直追查下去，那么除毛泽东、刘少奇几位领袖人物外，多数高级干部就会“不归杨则归墨”，不属这派就属那派了。当时对两个宗派并未全体排队点名，但人们心目中总有点想法。被认为或被疑为经验宗派的不但人数多，而且涉及许多领导干部，他们又统率着千军万马，如果追下去，势必影响大局。相形之下，教条宗派则显得势孤力单，人数有限，上层“人头比较清楚”的那几个，基本上都是“光杆司令”，且早已争相向毛泽东靠拢，还互相揭发。所以整风批判从教条宗派着手，并非因为它是“头”，而是从党内斗争策略看，这样做既容易开展又见效快。至于他们中间先从谁批起，则除了考虑到上面讲过的地位和影响等因素外，还要估计到他接受的可能和程度。如果头一个就碰了钉子，那就不利于运动的发展。权衡结果，选定了张闻天。这是因为在教条宗派中，毛泽东与之合作的时间最长也最了解的正是张闻天。经验证明，他在强大的压力下首先接受批判和进行检讨的可能性最大，性格中软弱的一面也较明显，最适宜作为突破口。例如遵义会议后的长征途中，他因感到同毛泽东、王稼祥不好处，觉得在中央工作实在不痛快，所以在一次讨论派一个负责同志去白区工作的会上曾要求自己去。结果被抓住，说是“政治上的动摇”。“在北盤江一个什么地方同我斗争了一晚。我当时似乎承认了错误，说要求出动是不对的，是政治上的动摇。”40
其实，除诸如此类的事例外，发动整风前还作了一次侦察和试探，这就是1941年六七月间的那次谈话。无论从事情的前后情况和批判内容看，这都是一次精心的安排，而且完全是突然袭击。因为，如果是领导同志间进行批评和交换意见，那张闻天第一次主动求见和征求意见为什么不谈；第二次谈话为什么要约上陈云（时任组织部长）、康生（已完全顺着毛泽东）、任弼时（张闻天曾支持将其从中央苏区排挤到湘鄂西），而且是那样有准备地算总账和无限上纲（后来还一再提起，包括958年5月8日给张闻天的回信和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多次批判），都说明这次谈话的不同寻常，可看作中央整风的一次前哨接触。结果也不出所料，张闻天不但未加抗拒，还当场作了检讨。这就增加了毛泽东很快（一两个月后）召开九月政治局会议开展中央整风的信心和决心（果然会上又是张闻天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毛泽东报告和带头进行上纲上线的检讨）。41
如果不是张闻天而是换成别人，也许不会那么顺利。例如王明，长期来把他定为教条主义的头子，实际上那却是整风后期的事，开始时没有也不可能从他批判起。如上所述，1943年前一直没有把批判第三次“左”倾路线的矛头指向王明，毛泽东要求王明的，只是检查938年武汉时期，还说明是不属于路线的一些右倾的原则错误。42
假定不是这样，而是按党史上后来说的“王明路线”，那么先批评的就应该是王明了。那结果会怎样呢？必定是开局不利，一开始就陷于僵局。这是历史已经证明了的。如按毛泽东头一阶段说法，苏维埃后期错误的主要负责者是博古，其次是罗迈（李维汉），洛甫算犯第二等错误，那就应当以博古为批判的首先要对象了。但第一，也如前面所说，对他已不值得大动干戈；第二，毛泽东知道博古觉悟迟，以他为突破口没有把握。（例如日《中央关于学习&反对统一战线的机会主义&一文的指示》中还说，“现在除了王明博古以外，一切领导同志都是团结一致的。”）43
至于罗迈，一则，论地位和影响他都站不到前边来；二则，教条宗派他沾不上边；三则，当时普遍认为他的态度不好，而且直到晚年也不承认他是王明宗派的人。在教条主义代表人物中，王稼祥是毛泽东印象最好的一个（曾多次强调他在遵义会议和六中全会上的功劳，甚至不合事实地说他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胡乔木谈到整风时也说，“开始毛主席是很器重王稼祥的，特意让他住到杨家岭。”还说，“开始他是主要指导者之一（按，中央成立学习组，毛泽东为组长，他为副组长），慢慢地很多人攻他，他处于受批判的地位”。44
可见，在批“教条宗派”时不会先把王稼祥拿出来。而且后来的事实证明，王稼祥也不会作过头的上纲上线的检讨，何况他还“对整风有些看法，曾一度影响工作的积极性”，45
自然不能成为整风中检查和认罪的榜样，他也始终没有承认是王明教条宗派的重要成员。这也是后来七大选举时，张闻天顺利当选中央委员并继续留在政治局，而王稼祥不但先是落选，后经专门说服动员才当选为候补委员第二名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整风中（后来一切政治运动也都学这点），态度的“好坏”，“揭发交代”和“检讨”的是否“深刻”，是受到极大重视的。从事后看，张闻天确实表率作用。毛泽东批判教条主义先把矛头指向他，也确实是选准了对象，可谓“知人”。
最后，还应一提的是张闻天没有国际的支持。
整风开始时共产国际尚未解散，所以只能启动于苏德战争之后，说明毛泽东还是很注意国际态度的。因此在选择第一名教条主义批判对象时，不能不考虑其同国际的关系。王明同国际的关系，毛泽东一直没摸透。所以在国际解散前，他虽然对五明拒不检讨还进行反扑（批评党在抗战时期的路线和《新民主主义论》等，还扬言要上国际打官司）极为恼火，但1943年前却并未将整风的矛头指向王明。而张闻天不受国际的重视和支持却几乎是众所周知的。如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的，国际从来没有宣传过张闻天，五中全会还不同意他进书记处。遵义会议后，共产国际为了保持对中共的领导关系，只能承认会议推选出来代替的总书记是张闻天这一既成事实，以及中共中央报来的常委排名顺序：“洛甫、恩来、博古、泽东”，46
却没见到对张闻天有什么肯定和赞赏的表示。相反，国际派王明等回国后召开的“十二月会议”上，还传达要加强集体领导、实际上取消总书记的意见；排名顺序，张闻天也被排到了毛泽东、王明之后。这些，毛泽东当然完全明白，因此上层整风以张闻天开刀，对苏联和共产国际也是不会有什么顾虑的。
当然，除以上各点外，在整风中张闻天首当其冲，还由于毛泽东对他一直看不惯、看不起、不满意，两个人的思想、作风、性格、爱好等都有很大差异。这是我们前面已经谈过了的。
二，关于张闻天的《反省笔记》和各种整风检讨
在党史学习笔记中，我曾多次提到和引证过张闻天延安整风时期的并受到毛泽东肯定的《反省笔记》。现在该是轮到对这部《反省笔记》连带其他检讨说些话了。因为应该如何看待这部笔记和整风中的其他检讨，还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而这又是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下面提到的一些看法当然谈不上研究，只是纯属个人的点滴感想。
（一）张闻天《反省笔记》的来龙去脉和写作背景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全国上下在大力进行拨乱反正，党史研究也出现了一个称得上空前的高潮。在此期间，成立了中共中央党资料征集委员会，公布了一批档案和史料，发表了许多研究成果和争鸣文章。这不仅有助于澄清一些事实，恢复历史本来面目，而且还掀起了一阵学习党史的热潮，使人们得以大开眼界。正是在这时，迎来了遵义会议五十周年纪念。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辑出版了《遵义会议文献》。为此，就不能不查找遵义会议一个重要人物张闻天的有关言论。出自张闻天手笔的有关遵义会议的言论，大概只有他长征途中的日记、1944年写的“一本大事年表式的中国革命纪事”47
和1943年的《反省笔记》。由于前两种材料在1947年延安撤退时已经烧掉，48
剩下可用的就只有这部《反省笔记》了。这件事也就交由1979年底中央正式批准成立的张闻天选集编辑组（我也名列其中）去处理。当时有的领导同志，如胡乔木、邓力群，曾提议趁此机会将《反省笔记》全文发表。但编辑组多数同志不同意这么做，原因是上层整风中的档案和其他领导人的检讨都未公布，单公布张的手稿显然不妥，于是就只摘用了与遵义会议有关的一小部分。这就是后来收入《遵义会议文献》中的《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一节。（现在看来，发表这点摘录也是不妥当和不公平的，只是满足《遵义会议文献》编辑的明显倾向，却弄混了一些重要史实。）书中注明，“这是张闻天同志延安整风笔记的摘录，标题为编者所加。”文后还指出，“据中央档案馆所存手稿。”此后，这份笔记人们在引用时就一律改称《延安整风笔记》，有些人为明确起见还写成《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其实对笔记名称的这种改变，看来不一定合适。因为第一，既然据手稿，就应保持原貌，按理，后人是无权改变的。而且延安整风时期要写的笔记很多，“四三决定”49
就明确规定对《整风文献》，“各同志逐件精读，逐件写笔记”，用改后的标题反而容易混淆。第二，写“反省笔记”系毛泽东的统一规定。他原先的提法和中宣部一致，说“学习整风文件一定要写笔记，不写笔记经验就总结不起来。”50
而且这种写笔记是铁的纪律，“比孙行者的金箍还厉害，还硬”。51
但在1943年6月致彭德怀的电报中又具体提出，“在党风学习中，自我批评应更发展，应发动各人写一次反省笔记。”52
当然，这也是铁的纪律。可见，张闻天同年12月所写，是执行毛泽东当年的这一规定，已不是头一年要写的学文件的笔记。而且事后不久的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使用其中的材料时也称“反省笔记”，没说是“整风笔记”。53
因此，这个标题是不可也不应随便改动的。根据这些，我在提到和引用《反省笔记》时都一律使用原名。这是需要附带说明的。
张闻天的《反省笔记》，以及整风中的其他检讨，包括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除了总的精神是虚心检查和认真反省外，还有两个特点。一是过关检讨和无限上纲。二是大力颂扬毛泽东，有些地方已属明显的个人崇拜。但这在当时已并非个别的，而是普遍的现象。因此在讨论张闻天的反省和检讨前，需要首先谈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他个人的处境。
1941年六七月，张闻天虽然感到委屈但还是接受了毛泽东不够实事求是也不是与人为善的过火批评。同年政治局九月会议上，他又第一个站出来拥护毛泽东对苏维埃后期“左”倾路线的估计和批判，进行了深刻的检讨和承担了主要领导之一的责任，并在实际行动中注意改正，要求和获准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层对他的表现曾表示满意。54
从事后情况可以看出，他自己也感到轻松，以为放下了包袱，或许可算已经过了检讨的关，所以很愉快地率领农村调查团去了晋西北。一开始也确实进展顺利，但很快就出了麻烦，碰了钉子。虽然他并未因此灰心，但这大概会对他了解自己的处境，以及后来的检讨，包括写《反省笔记》，都有重要的影响，所以值得作一简要介绍。
张闻天去晋西北，受到晋绥区党委代理书记林枫和当地干部的热烈欢迎。他在《反省笔记》中检讨说，这次去既未担负任何责任，也打算调查几个村子就回来。但区党委同志说，“他们也想派一些负责同志到下面去调查”，要张“帮助他们指导”，张“不好推却，就答应了”。等“大批材料收集起来后”，他们要张负责总结。张就和大家“座谈了许多次”，并对“土地问题和村政权工作提了些意见”，还在林枫去延安未回来前的“一次区党委召集的会议上作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当时晋绥地区一起参加工作的人“对这次调查都很满意，很兴奋”。“但林枫同志一回来，他没有看过我们一个村的材料、同我们谈过一次话，就表示这一套东西完全要不得，说调查也可以是主观主义的。”张闻天发现“事情不妙”，立即准备结束调查。最后他为满足当地参加调查工作的同志们的要求，提议把大家召集起来作一次总结，但也被林枫拒绝，“并把这些同志都遣散了”。张闻天一行只好离开晋西北回到陕北的米脂。对这次事件，他说，“我现在反省我在晋西北工作的缺点，是我在帮助总结调查材料时，很老实的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批评了我所看到的各种三风不正的现象（这种现象在晋西北是很严重的），没有很好的估计到区党委及其领导同志的威信。”55
其实，事情并非完全如此，主要还是林枫在延安摸清了张闻天是整风重要对象这一气候。所以当时参加调查团的曾彦修等同志最近还说，他们实际上是被当做不受欢迎的人而被赶走的，临走时当地竟无一人送行。人们可以看到，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当时张闻天还是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而林枫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只是以前的北方局秘书长兼刘少奇的秘书），到一个地区去作点农村调查，竟遭到如此对待，可见张闻天当时的处境和在一些领导同志心目中的地位。这是他自己开始时没有完全料到的，无疑对他后来的检讨会有一定的作用。
1943年3月，张闻天奉命回到延安。这时延安的气氛已和他离开时有很大不同。整风已不再是和风细雨，而变成暴风骤雨。特别是各机关已经掀起抢救运动，出现了一种极为紧张和人人自危的恐怖状态。七大代表集中的和作为肃反重点的中央党校，很快就成了薄一波说的重灾区。56
中央机关自不例外，不但许多干部，包括一些中央领导人的妻子、秘书和医生也被打成“特务”。而且还有一些高级干部遭到“抢救”和怀疑，如柯庆施遭“抢救”，叶剑英等从白区回来的人受到怀疑。57
由于国民党统治区十多个省的地下党被打成“红旗党”，周恩来的处境也一时变得相当困难。张闻天虽然对“抢救”运动有意见，但不能不受到这种紧张、恐怖气氛的影响，连意见都没处提，也不敢在会上提。而且这时的中央领导层的整风也更加紧锣密鼓。毛泽东早就下定最大决心，说：“就是延安失掉了，反主观主义也要搞，作战也要搞。总之，一定要搞，搞得哇哇叫也要搞，打得稀巴烂好要搞。”58
1943年6月共产国际解散，同时在打退国民党的反共高潮后延安也取得了比较平静的环境，上层整风的劲头也随之更大了。毛泽东在7月13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机会主义者不改正思想上的错误，有走向敌人的危险。59
8月8日他在党校二部开学典礼大会的讲话中更公开点出“王明、博古、洛甫教条宗派”。60
政治局整风的九月会议开始后，康生提出王明和四中全会的问题，毛泽东就大讲两个宗派，并号召对王明、博古、洛甫“这些同志要‘将军’，要全党揭露”。对这次讲话，连《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中也认为，“另外还有一些过激之词，有些批评也很不恰当。但当时不可能表示异议”。这个讲话定下了基调，“犯错误的同志都按照这个思路进行检讨，其他同志也按照这个思路展开批评”。61
10月4日毛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报告中进一步威胁说，“我们要对付党可能发生破裂的准备”。62
他还“要求犯错误的同志宁可把问题看得严重些，不要光是解释，这样才能认识错误，前途才光明。”63
所有这些，就使批判、斗争的烈火越烧越旺，以至多数人认为王明、博古等已属党外问题，周恩来等经验宗派的人更危险更严重。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批判还是检查，上纲上线就越来越高。而犯错误的人多次检讨还是过不了关。
除了这些客观环境的巨大压力外，张闻天的自身处境也很尴尬。在晋西北碰了钉子后，回到延安已无多少事可做。他虽然还是政治局委员，但已不作用，实际地位远在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胡乔木之下，更不用说并非中央委员的彭真、高岗等人了。这时的总学委（九月会议后主任毛泽东，副主任刘少奇、康生，秘书乔木）已在相当程度上代替了政治局（有点类似“文革”中的“中央文革小组”）。在大家忙于“抢救”时，张闻天还有时间可以搞点工厂调查，从九月起就停止一切实际工作，集中进行整风学习和自我检查了。所以他当时给自己提的要求是，“甘于寂寞”（说这是毛泽东给他的指示），不怕“门前冷落车马稀”，“不怕孤立，不怕丢面子”；更重要的还是“彻底反省自己、揭发（坦白）自己过去的错误。”64
张闻天的《反省笔记》和其他检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作的，其上纲上线、过头过火、不够实事求是，不但可以理解，而且在所难免。这主要表现在：只有大帽子，没有具体内容，或者帽子和叙述的内容相矛盾，还有些明明是正确的东西也当错误来检讨，弄得是非不分，等等。这类过头之处很多，这里只择其要者按个人现在的认识举例作点说明。
（二）《反省笔记》中过头检讨举例
1，关于去苏联留学。
对此恐怕应该有一个客观和正确的估计。这不只是张闻天和一些被认为是教条主义者的问题，而且涉及更多的人，是一个带有相当普遍性的问题。因为中国党是在共产国际（实为苏联）帮助下建立起来并长期接受其领导的。中国党的许多人都去苏联或长或短地留过学，包括除毛泽东外的多数中央领导人，如刘少奇、任弼时等其他留苏同志。回国后也有不少人成了领导干部和高级将领。可是张闻天在检讨却把留学苏联说得一无是处，甚至成了一种罪恶，什么“去莫斯科，从此开始了我的不幸的新的生活”；几年留学，只是“在思想上学得教条主义”，“养成了宗派主义”，“发展了个人主义”，等等。65
而且不光张个人这样检讨，延安整风时普遍把留苏当作一件不好或不光彩的事。我那时遇到的一些人，提到留苏就先检讨，好象见不得人的样子。直到1958年错误地批判刘伯承的所谓教条主义时，此风犹存。其实无论是张的检讨还是当时的普遍看法，都是不合乎历史事实因而也是不正确的，起码显得过分。因为除了少数叛徒和坏人外，多数留苏同志都在那里学到了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确立和坚定了革命的人生观，用到了中国的革命实际。即以张闻天而论，他回国后不久就能够为我们党在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取得胜利奠定基础，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能够提出一套基本上正确的意见，并以此观察和指导革命行动（如主持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先后提出苏区和解放后东北的经济构成等），66
不能不说是得益于在苏联的学习。至于“在党内以理论家闻名”和“成为我党在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工作中成绩卓著的主要领导人之一”，67
原因就更不言自明了。
2，关于宗派。
我在另一篇笔记中将详细认证，整风中的所谓“教条宗派”和“经验宗派”，实际上是并不存在的，这里先不详说。而张闻天在《反省笔记》及其它整风检讨中，不断地承认和检讨自己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和“王明教条宗派”的重要成员，但却没有讲出任何事实足以证明它们的存在，也没有讲他是怎样参加和进行宗派活动的，如同1959年他检讨参加了以彭德怀为首的“军事俱乐部”一样。例如“二十八个半”是怎样产生和活动的，都有些什么人，自己是怎样参加的，根本就说不清，完全是一笔糊涂账。他在《反省笔记》中讲的一些情况，还是延安整风中听杨尚昆说的。现在各方面的材料和许多当事人（包括杨尚昆）都已证明，“二十八个半”是一些人一时的讥讽话，实际上并没有这个宗派，所以张闻天也就谈不上是它的重要成员了。至于“教条宗派”，张闻天在《反省笔记》中讲的也是自相矛盾。他只管上纲上线，戴大帽子，但内容却是空的。如他说同王明、博古、王稼祥不接近，还有矛盾。还一再说，进中山大学学习，“党内生活很严肃紧张，没有什么宗派斗争”；他只“埋头于教条的学习”，“并无任何宗派活动”等。至于怎样成为宗派的，他说，由于“拥护米夫的教育方针，……（就）实际上做了米夫、王明宗派中的人物”，“虽则我们（他和沈泽民）还是不自觉的”。69
至于回国后不存在宗派和宗派活动，下篇笔记将有详细论述，这里只举两个他称进行宗派活动或表现的例子，就可见一斑。一是说“我曾经想在马列学院创造一种新的学风、新的党风、新的文风，结果却发展了教条主义、自由主义与党八股，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欢迎，……以致造成了马列学院毕业出去的同学，对马列学院都有一种留恋、一种好感、一种怀念。以不正的学风、党风、文风培养干部、团结干部──在实际上，这应该说是我在马列学院的宗派主义的表现。”二是说，他在主管宣传教育工作中对毛泽东的著作和指示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没有“无条件地为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服务”，“还闹点独立性”，“这也是我在宣传教育部门的宗派主义。”70
可见，张闻天检讨的宗派主义，也从侧面证明，实际上并不存在什么“教条宗派”。
3，关于学校教育和干部学习。
过去由于战争环境，没有多少时间学习。干部又多是工农出身，缺少文化，而马列主义书籍更是奇缺。不少中下级干部甚至不知马克思为何等样人，更不知道马克思主义。很多人把共产主义看作只是打土豪分田地。同时抗战后参加革命的大批知识青年，多出于抗日热情和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不满，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并无多少了解和认识。对所有这些人，进行一定的基础教育，占时不多，作用很大。延安整风前就曾以此办法先后训练了几万人。主管这一工作的张闻天应该说是立了大功的，所以邓小平说他“成绩卓著”。缺点自然有，但任何工作也都难免。所以毛泽东要根本改造的六中全会后的干部学习和学校教育而言，其实也是基本上正确的。协助张闻天主管此事的李维汉，经过四五十年的思考后也认为，“年第一阶段参加在职干部学习的4068人，教条主义也影响轻微。”还说，“延安干部学校和在职干部教育，为抗日、为解放战争，也为后来的建设培养了大批干部。”71
就是当时的学校教育，如我所在的抗大（后改为军事学院），学期只有几个月至多不到一年，而且大家的主要情绪并不是热中于在校学习，而是要求“毕业上前线”。留校人员多不安心，致使毛泽东要亲自动员，甚至对留下工作的人员说过，大家要安心工作，“死了埋在清凉山”。但是到整风时，无论学校教育还是在职干部学习都被说成是完全错误了，根本要不得，学的都是教条，在实际中不能用，“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法币”（据我所知，延安大概没有这样的“教授”），“十七八岁的娃娃，教他们啃《资本论》，啃《反杜林论》”（按，列宁是十五岁就读《资本论》等马恩著作的。所以这句话后来在编入《毛选》时删掉了）。72
在这种情况下，张闻天自然成了众矢之的，他也一直检讨了四五年，其实大多是无限上纲、不够实事求是的。例如说，“六中全会决定加强全党理论学习，……然而由于我的教条主义根源没有铲除，所以一开始学习就转到教条主义方面去了。”被毛泽东多次表扬的学习运动，竟被他完全否定了！还说，“有时毛泽东同志对于宣传工作的批评还引起我的反感。这种反感，实是假马列对真马列的抵抗！”73
这种过头检讨，谁也会一眼看出。
4，关于知识分子政策。
这更是一个值得澄清和检讨的大问题。西安事变特别是抗日战争以后，大批知识分子不满国民党的对外不抵抗（后为消极抗战）和对内的专制统治，纷纷奔赴延安，经过几个月的学习，学到了一点革命理论，初步确立了革命的人生观，然后分配去抗日前线或到后方机关工作，再经过实践中继续学习和锻炼后，多成为抗战特别是解放战争和建国后各条战线上的骨干，以整个一代“三八式”著称。但是正是这些人成了整风中的主要锋芒所指，74
要他们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使其带上小资产阶级的“原罪感”，成为革命队伍中的驯服工具。所以普遍整风一开始，就以原马列学院改组的中央研究院为试点单位。而且一下就整出了个王实味和以他为首的“五人反党集团”，后来更“清查”出了大批“特务”。张闻天既主管宣传教育工作，又是马列学院的院长，自然在劫难逃了。
其实，在知识分子政策问题上，我们党过去长时期里都是存在偏差的，即对知识分子不够重视甚至怀有偏见。十年内战时期不用说，就是到了抗战后，党的政策对知识分子还是不大信任，无论是建国前还是建国后，“三八式”一代只起了中下层的骨干作用，上层领导还是用经过长征的工农老干部。奇怪的是，毛泽东和一些中央领导，虽然本人也系知识分子出身，但却不大信任知识分子，认为他们属于小资产阶级，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和影响，因而容易动摇，靠不住。而且越往后越不信任。所经胡乔木说，反右派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有很大的敌对心理”。75
其实这种态度和心理在延安整风时就已显露出来，只是那时称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不像建国后那样去年“小”字归入资产阶级范畴。相形之下，张闻天倒是尊重和信任知识分子的。所以在他总书记和管宣传教育时，例如1938年前后，知识青年真把延安当作理想的圣地，到处欢声笑语、歌声不断，人们享受着政治上的自由平等、工作、学习、生活在团结紧张和生动活泼的气氛中。到1941年后，这一切即逐渐褪色，批判和检讨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很快又开始整风和抢救，知识分子也更倒霉了。所以张闻天就为一般青年知识分子所称道和眷恋，他自然也成了整风中主要批判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的代表人物。他也检讨说，他的错误在于“过分估计外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作用，强调了他们光明的革命的一面，忽视了他们的阴暗面如个人主义、平均主义、散漫性、无纪律性等”。这些倒还没有什么，可是后面就越提越高了。说“没有估计到他们在国民党十年统治下所受的反动教育与反动训练，而提出彻底改造他们的思想与对他们提高警惕性的必要”。说他对“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就发展起来了。1938年我写的《论待人接物问题》即为这种态度的思想表现”。对这篇文章，康生之流的批评是错误的，他的检讨当然也不妥。76
至于分析现代知识分子因受国民党十年反动教育，所以不如“五四”时代的老一辈知识分子，恐怕也是站不住的。总之，张闻天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和政策本来还是比较正确的，整风时对这个问题的检讨却显然错误了。
5，关于马列学院的方针问题。
日，毛泽东致电作农村调查的张闻天，内称：“关于过去马列学院方针是否错误的问题，中央研究院已有人提出，凱丰、弼时意见待你回来时讨论，我觉不必等你来，即指出是错了，你的意见如何，或者仍然等你回来，或者你来一电提出意见。盼复。”毛泽东的否定意思是清楚的。张即于5月20日复电：“泽东同志：（一）来电悉。关于马列学院过去方针请中央根据实际材料作出结论，不必等我回来。（二）根据我最近一个时期的考虑，我认为应该公开说，他是错误的，其错误即在理论与实际的脱节，即你所说的矢与的的脱离。这种脱离在马列学院中即表现为教条主义”。77
后来，张闻天在《反省笔记》中还作了长篇大论的检讨，例如说，“我在马列学院内，特别提倡发扬党内民主，培养敢作敢为、敢独立思想的干部，而结果却是放松了对各种各样错误思想的斗争，以致如王实味一类的反动思想在整风开始后得以取得绝大多数人的同情。”“比较长期培养出来的新知识分子，大多数均为教条主义者，而不是理论人才。”78
历史证明，同毛泽东和张闻天的说法相反，马列学院在三年的短时间内，招生五期，培养了八九百人，“在后来的各条战线上都起了应有的骨干作用”。1988年5月，马列学院许多学生如李先念、宋平、邓力群、马洪、刘晓、段苏权等几十人写了大量纪念和回忆文章，都用历史事实否定了毛泽东的估计和张闻天的检讨。例如李先念说，它（指马列学院）“对提高党的理论水平做了很大贡献；它培养了一批具有马列主义基础知识的干部……。”宋平说，“马列学院的教育方针，就是注重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政策的训练，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能说青年学生学习理论就一定是教条主义”。邓力群说，“院长张闻天对毛泽东著作很重视”，“每有报告都派人去听，每篇文章都组织认真学习”，“学校的政治方向同毛泽东完全一致，不存在任何的对立和抵抗”。段苏权说，“我一生当中，真正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楚理论，确立共产主义世界观。是在延安马列主义学院”。其他文章写得更生动具体，是真正的有口皆碑。79
这些由亲身经历和通过四五十年实践得出的感想和结论，不是证明了毛泽东的估计和张闻天的检讨都是错误的吗？
（三）关于张闻天的七大发言和参与制造个人崇拜问题
1，七大发言的过头检讨
张闻天在七大的发言，通篇是对自己的责备和对领袖的颂扬，过头之处甚多，整个精神状态很不健康，现在读起来都因其不真实而使人感到有点压抑。例如他说，“我从未想到中国革命有什么‘残酷性、复杂性与长期性’。”这当然是对自己缺点的过分夸张。人们知道，还在三十年代初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张闻天就已站在正确的方面，认识到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和不平衡性。进入苏区后写的一些文章中，还一再强调“长期战争的持久性”，如说“这种国内战争是整个时期的长期的死战”；80
“必须明白中国国内战争不是一个短时期的战争，面是长期的持久战争”，“要进行长期国内战争的持久战”，81
等等。至于张闻天较早论证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了。说一个在白区出生入死、到苏区艰苦奋斗、又参加过长征的人，竟没想到中国革命的“残酷性”，恐怕在平时也是没人肯信的。发言中谈到“我和一些‘志同道合’‘意气相投’的同志发生宗派的结合”，我在另篇笔记中将论证这是无中生有，张闻天本人也说不清楚，只不过是乱戴帽子而已。
张闻天延安整风中的《反省笔记》和其他检讨，无限上纲和不实之处实在太多，无法一一提出分辨。而且这也是各次运动中比较普遍的现象，人们尽知，没什么奇怪。如果说奇怪的话，就是有些人却将其中显然不真实的叙述当史实加以引证。张闻天的《反省笔记》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通篇不提自己对革命作过什么贡献，似乎参加革命后没有做过什么好事，甚至有些标题都是《我在这个时期所做的罪恶》，还把有些党内问题写成党外问题等。所有这些，难道可能是真实的吗？
2，参与制造个人崇拜
张闻天在延安整风中，不仅个人反省不够实事求是，而且对毛泽东（个别地方还有刘少奇）的颂扬也有不少太过头之处，实际上参与了个人崇拜的制造。例如在被以《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为题公布的几段《反省笔记》中说，“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毛泽东同志当时做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这个例子，可以作为党内斗争一个示范来看。”82
关于遵义会议上为什么没有提政治路线问题，我们上面已有专门笔记论证，而且《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上也多处提及。一言以蔽之，就是连毛泽东在内当时都没有认识到。直到六届六中全会作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毛还特意强调，“要指出：当时这种错误并非党的总路线的错误。”83
如果早已认识到了，这时是完全可以不“指出”的。既然大家都没有认识到，张闻天根据什么这样称颂毛泽东呢？什么“原则上的让步”，什么“党内斗争一个示范”！这当然不是他的发明，而是按照毛泽东一个月前才定下的基调，即：“遵义会议为什么不能提出路线问题，就是要分化他们这个宗派。这是我打祝家庄实行内部分化的一幕。”84
毛的这一说法，连胡乔木也是不信的，只是他提出不要深究就是了。张闻天是否真的相信，不得而知，但肯定是接受过去经验教训，“顺着来”而已。又如他说，“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85
但却没有列举毛成为领导的事实，也没有叙述到“建立”的过程。其实这正是党史上一桩最大的疑案，是经不起辩论的。我写的党史笔记第一篇，就是论证遵义会议没有确立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确立的是以张闻天为首的中央集体领导。86
他明知遵义会议只决定毛泽东参与中央领导，做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助手，而接替博古总书记职务的是他自己，也是“他决定由毛泽东同志负责军事工作，”87
但是他在整风运动拥护毛泽东的热潮中还是那样说了。本来他就有一个终其一生的特点，即从来不谈个人过去的功绩、贡献、以至担任过的职务，何况这是在整风运动中。因此把功劳让给毛泽东，自己承担各种过错，就更是自然而然的了。但他在讲遵义会议确立的领导问题时终究还是设了几个限词，如“实际上”、“开始了……建立”、“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等。如果按两个《历史决议》的写法和一些党史教科书说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那还谈什么“实际上”、“开始了……建立”，甚至提以毛为“领导中心的中央”都显得多余。例如六届七中全会特别是党的七大以后，提到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肯定就不能再用这些限制词了。这也说明，对这个问题以前的有关论断还是有问题的。除此以外，张闻天的各种检讨中对毛泽东的恭维奉承之词也实在不少，为节省篇幅，只简单举几个例子。如说毛主席和刘少奇是服从组织纪律的最好模范。其实，整风期间，违背集体领导、违反党章党规，特别是在“尽早召开七大”的问题上不执行中央自己的十多次决定（包括六中全会）和共产国际的一系列指示，以及其他管理机构事件就特别多。从政治局候补委员升为党内二把手的刘少奇提出书记处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就是直接违反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的。而一贯坚持集体领导和强调发扬民主的张闻天，已深受这种不按党章党规办事之累，怎么还能说出这种话来呢？又如在七大发言中说，毛泽东是谦虚和戒骄的模范，所以“无愧为人民的领袖。领袖而骄傲就不成其为领袖了。在共产党内一切因一时成功而骄傲的‘领袖’，是已经都被历史淘汰了的。”88
这恐怕也不是真心话了。因为张闻天从长征以来受毛泽东骄横作风之气不知有多少，以至于想离开中央去外面工作。而且连毛泽东自己年青时就承认“略有傲气”，后来又很少作自我批评，怎么称得上谦虚的模范？如果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愿望，那也是事与愿违，事实是全国胜利后毛泽东更骄傲了，也更“成其为领袖”。
张闻天还讲过不少太过分的奉承话，如谈到“群众观点”和“群众关系”时说，“这方面的模范，也是毛泽东同志。……他的痛苦、欢喜与愤怒，就是人民的痛苦、欢喜与愤怒。他的力量，就是人民的力量。他与人民的结合是如此之密切，因而分不出究竟他是人民，还是人民是他！”89
张闻天讲的奉承话中有些是直到七届二中全会时连毛还不好意思赞成，如把马恩列斯毛并列。90
而在这之前，就已由于以他的历史地位和理论水平，特别是对“左”倾错误检讨特别深刻，对毛泽东一再进行全面赞扬和高度推崇，所以被指定参加修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他“基本上是在重新构想”，他的“修改稿对后来的历史决议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基础”，“他加写了一段评论毛泽东同志的有份量的话”和“一段重要的结语”。毛泽东的七次修改就是在“张稿”的基础上进行的。91
而胡乔木事后却批评说，这个《决议》的第一个“缺陷”就是“对毛主席过分突出”。92
一生都反对突出个人的张闻天，延安整风时却参加了“过分突出”毛泽东也就是制造个人崇拜的活动，这是什么原因？
3，张闻天作过头检讨和参与个人崇拜的原因
张闻天在整风中作上纲上线的过头检讨和对毛泽东作不够实事求是的歌颂，看来是出于这样几个原因。
第一，是思想认识问题。这又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他确实由于认识到毛泽东在总的路线上正确，因而从内心表示崇敬。所以他的检讨和歌颂在相当程度上是真诚的，而不是春意搞两面派。因为从1938年六中全会后，他就真心新尊毛为领袖，常有自发的流露。1941年初写的《自传》时即已承认遵义会议后就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央工作。1942年在农村调查组纪念“七一”的座谈会上，他“那天晚上讲话的全部内容是歌颂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无可比拟的伟大作用”。他的讲话“完全出自心声”。93
人们知道，中央领导层群起歌颂毛泽东是1943年“七一”前后，而张闻天早一年就自觉地发自内心地歌颂了。因为正像他后来说的，他对毛泽东整风后已开始信服。94
另一方面，思想认识上可能是由于受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的影响（《联共党史》就是标本），认为维护领袖的威信和党的团结（每次重大的党内斗争，毛泽东都以有分裂危险相警告），给自己的检讨上纲上线，是为了革命的需要，是“顾全大局”。如同许多人1959年承认“右倾机会主义”，“文革”中承认“反革命修正主义”，甚至“黑帮”、“三反分子”等，就都有这一因素，而不完全是软弱的表现。其中不少是久经沙场、视死如归的人物。张闻天也应算其中的一个。
第二，是强大的压力。这点，前面已讲过了。1943年下半年延安的情况，上层是紧张的清算路线和历史，以至有些领导同志很快就变得消瘦憔悴（张闻天、刘英就多次谈到，杨尚昆眼看着几个月就变了个样）；中下层普遍进行肃反和抢救，许多知识分子被抢救成“特务”。这样上下交相影响，就使延安出现一种肃杀和恐怖气氛。试想，人们连一时强加的“特务”都可以承认，还在乎戴其他帽子？因为他们大多相信党最终总是会把问题弄清的。同时也有如张闻天在庐山会议的发言中所说，“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95
也许只有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对当时那种强大压力感觉不到或感受不深。
第三，大概就是个人考虑了，上纲上线是为了过关。每次政治运动中被整的人都有个过关问题，往往是因为所谓检讨不深刻和揭发交代不彻底而过不了关，很少听说有因检查交代过头而受批挨整的。所以为了过关，不使矛盾转化，能保住党籍，不如自己主动上纲上线，还可能落一个好印象。这里恐怕不能说没有一点私心杂念。但不管怎么说，张闻天在整风中这样做的结果是，“高级干部对于他的检讨比较满意”，认为他“整风以来对过去的历史错误认识深刻”。96
后来在七大选举中他顺利当选中央委员，还被留在政治局内。一切正式文件提到“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教条宗派”时只剩下王明、博古，而没了他的名字。这当然与他的错误较轻有关。但也可以设想，如果他坚持实事求是，不承认有个“教条宗派”，不承认四中全会是“篡党夺权”，不承认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反而谈起自己在遵义会议、西安事变、瓦窑堡会议等“过关斩将”中的作用，甚至再对毛泽东实事求是地提点批语意见（如在江西无中生有地打“AB团”、西安事变后通电提出审蒋以及在党内使用权术等），那结果可就会根本不同了。
（四）如何看待过头检讨
过头检讨不能当作真实史料。
照此看来，张闻天的《反省笔记》及整风中的其他检讨有些乱戴帽子和不够实事求是，应该说是肯定无疑的。但是，“一切决定于时间、地点、条件”。在当时的条件下，无论是张闻天自己还是上层领导，都认为他的检讨是真诚的和实事求是的。而且不仅是他，当时上纲上线、乱戴帽子应当说是普遍现象。因此，张闻天的《反省笔记》除了一些空帽子和夹叙夹议中的过分自责等以外，对个人履历和一些历史事件的叙述还是基本真实的。正如胡乔木所说，“那时闻天同志才四十出头，距所记事件的时间也不远，所以记忆清楚，写的材料有很高的史料价值。”97
虽然他指的不是《反省笔记》，但《反省笔记》同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而且可以看出张闻天人惊人的记忆力，连十几年来有关的中外人名都如数家珍，更不用说重大事件了。所以在运动高潮期间，参加高层整风的多数人认为临时中央和五中全会不合法，这时张闻天写出了他的《反省笔记》，一下子就解决了问题，毛泽东也据此作出了最后结论，98
成了六届七中全会的一项正式决定，使党史上这个重大问题得到澄清。99
但是，检讨、反省终究是检讨、反省，在延安整风以来的一切政治运动中，任何人能获得通过的检讨，起码也只能讲缺点和错误，而不谈功绩与贡献，所以对一个人来说仍然不够全面。对于被当作批判或斗争重点的人就更是如此。如果把他们的检讨、反省不加分析地用作重要史料和立论根据，那只能使历史面目全非。例如用张闻天、彭德不庐山会议上及其后的检讨来为那段历史定性，那就只能是制造冤假错案。延安整风当然不可同庐山会议相提并论，但用当时的批判重点如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等人的检讨来为党史立论，为某些事件定性和判明是非，这样的历史也一定不会真实。因为每次政治运动的规律和规矩，就是先对某个问题定个基调，然后被批判者就按这外思路进行检讨。庐山会议出现了一个“向党猖狂进攻”的“军事俱乐部”，于是“文化人”张闻天就检讨他是怎样“陷入军事俱乐部”的，黄克诚也检讨他是怎样成为周小舟、李锐参加“军事俱乐部”的“桥梁”。延安整风时定的基调是有个“篡党夺权”的“教条宗派”（是为“头”）和“经验宗派”（是为“脚”），1938年这个合二而一的宗派又在武汉进行活动，于是周恩来等就依此基调检讨。不同的是，“军事俱乐部”在“文革”后的拨乱反正中被彻底否定了，而“教条宗派”则依旧保留在党史中，只是“经验宗派”因涉及面广，特别是牵连到周恩来等一批重要领导人，因而被含糊了起来（党史界无人敢说无，也没人敢说指哪些人）。由于延安整风运动中批判者和被批判者不断地上纲上线，于是就制造了一堆“史从论出”。前几篇党史笔记中所谈到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遵义会议不提政治路线问题是毛泽东的党内斗争策略、《遵义会议决议》是根据毛泽东会上发言起草的、毛泽东传达瓦窑堡会议的报告是从内战到抗日战略转变的标志、张闻天支持毛泽东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意见等等，就是这样在延安整风期间一下从“论”中“出”来的。在这之前，上述这些在一切党史档案以至个人论述（包括回忆录）中，似乎还都滑提到过。由于中共党史学是在延安整风中创建的，此后又一直只准有一个官方学派，这些从“论”中出的“史”也就越来越变成历史的真实和如山的铁案，不容许有不同的意见了。而张闻天的一些乱戴帽子、过头检讨和过分颂扬也就被派上了用场。其实，这也是一种变相的冤假错案。
总之，张闻天的《反省笔记》，既有珍贵史料，又受当年历史所定基调的支配，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提法显然有误，因此必须仔细分析。不是用他的这些去印证史实，而是从分析史实印证论断的准确性，起码是互相印证。在不公布重要档案或只公布有利于原定基调的档案的情况下，这点尤其重要。扩大一点讲，一般是不可把各种政治运动中被批判或斗争的人所写的检讨和交代材料定为可靠史料和文献的。正因为如此，胡耀邦曾作出过两项深得人心的有关措施。一是在以前提的“三不”（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之外，再加一条“不装袋子”（不把一些黑材料、假材料，包括本人被迫所作违心的交代和检讨，装进干部的档案袋。因为过去有些干部就常因档案中有这类材料，如把延安抢救运动中定性错误、以至别人乱咬和自己被迫交代的假材料装进档案袋，于是每逢政治运动就被揪出来折腾一番，所以从前干部对自己的档案袋很重视）。二是“文革”中有关干部的揭发和交代的各种材料一律销毁（特殊的例外）。
（五）附带谈一个如何看待《回忆录》的问题
不但是运动中批判或斗争对象所写材料，而且许多人的回忆录也都只可作为研究党史的参考资料，而不能看作正式历史文献。（现在许多党史著作都是把这些当作权威史料引来引去。）因为正如董必武老人所说，“回忆那时的事，难于摆脱现在的思想意识，如果加上现在的思想就不一定可靠。”何况还有“各人观察事物的角度不同，距直接获得印象的时间又有相当间隔”。100
列宁也从来不相信人们的回忆录。事实上，延安整风以后所写的各种回忆录（尤以“文革”后为盛），就都是按延安整风时所定基调写的，再后来就是一定要和两个《历史决议》完全保持一致。于是有些回忆录所写就远离当时的真实情况，甚至不惜削足适履。这里仅举两个例子。
一是《遵义会议文献》选用一篇回忆录，给人的印象是，似乎在遵义会议的召开和要毛泽东出来领导军队的问题上作者本人起了重要作用，整个会议期间却根本不见作“反报告”、受委托起草决议和被选为总书记的张闻天，而是毛泽东第一个发言批判当时尚无此名称的所谓“王明路线”。这种与实际情况相距甚远的“回忆”，能作为研究和佐证遵义会议的“文献”吗？
另一个例子是最近出版的《杨尚昆回忆录》，因系后人编辑整理，有些地方就与杨本人生前的说法完全不同。我们只以《遵义会议回顾》这一节作一前后比较，就可看出差别之大。日，杨尚昆在和刘英的谈话（在场的有程中原和张培森）中说：“遵义会议以后，不知你们注意没有，有一段时间没有总书记。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闻天同志谦虚。在遵义会议上，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但闻天同志非常谦虚，再三推辞。毛泽东同志也说自己参加军事指挥较好。于是这个问题就搁置起来。拖了二十来天，不能再拖了，中央常委作出决定，闻天同志这才挑起这副担子。张闻天当总书记，是得到大家拥护的。”这篇谈话由程中原整理，送请杨尚昆本人审阅修改后，以《杨尚昆晚年谈党史》为题刊登在1998年《百年潮》杂志第6期上。但在杨1998年9月逝世后整三年的2001年9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杨尚昆回忆录》，却编写成：“会上，许多同志要求毛主席代替博古领导全党工作，这是众望所归。但毛主席不愿意，说他身体不好，有病，所以决议上写了（引者按，至今尚未见到这样的“决议”，后面带引号的话只是陈云凭记忆写的可能是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原件标题为《（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后被改为《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01）‘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意思就是说领导班子的分工暂时还没有定。以后……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时间大约在日。因为当时没有设总书记，所以称‘负总责’。”102
前后两段，哪个为杨尚昆本人所谈，不是很清楚的吗？再加上书中所说，“它（指遵义会议）的最大功劳是在实际上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闻天同志是书生，……所以，一切大事都要经过毛主席”。103
而在杨生前自己写的文章中却说过，“自从他（指张闻天）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以后，一改过去党内那种家长制、一言堂的恶劣作风，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团结协调，互相配合，革命事业顺利发展。”104
“他决定由毛泽东同志负责军事工作。”105
据此，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即以杨尚昆之名在他死后三年整理出的“回忆录”，就是要使杨的意见同党史学的正统说法保持一致，否则不会有这样大的差异：生前的说法是，“在遵义会议上，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后来的说法却是，“许多同志要求毛主席代替博古领导全党工作，这是众望所归，”以及“当时没有设总书记，所以称‘负总责’，”等等。杨尚昆生前曾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的组长，对党史界的情况可说是相当清楚的。所以他在同刘英的那次谈话中曾感慨地说，“现在还没有一本好的党史。不少历史上的问题没有讲清楚。”对于曲解、轻视和因“受过去宣传的影响”而不了解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所起作用的现象，他提出，“看来要给张闻天拨乱反正。”106
不料他辞世后刚过三年，由权威机关编写的他的回忆录，也需要“拨乱反正”了。
1& 见梁漱溟：《再忆初访延安》，载《梁漱溟自述》，漓江出版社1996年版，第297页。
2& 还可参阅杨松奎：《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1999年版，第123-124页。
3& 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
4& 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2）。
5& 张闻天：1943年《反省笔记》。
6& 张闻天：1943年《反省笔记》。
7&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53页。
8&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54页。
9&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1986年版，第439-440页。
10& 程中原：《张闻天传》（修订版），第539页。
11& 见张闻天1943年《反省笔记》。
12& 参阅《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29-137页。
《?季米特洛夫日记?中有关中国革命重大事件的叙述》，载《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5期，第83页。
14&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75页。
15&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425页。
16& 程中原：《张闻天传》（修订版），第543页.
17&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第817页。
宋金寿：《纠正反教条主义中不译不读马列的倾向》，《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3期。
19& 此信原登在1942年华中局一个内部刊物《真理》第2
期上，六十年代初刘修改此文时删去了这句话。
20&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4页。
21& 《张闻天年谱》上卷，第657页。
22& 王明：《学习毛泽东》，日延安《新中华报》。
23& 张闻天：1943年《反省笔记》。
24& 吴介民主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1991年版，第103页。
25& 《张闻天年谱》上卷，第634页。
26& 茅盾：《论如何学习文学的民族形式》，转引自《张闻天传》，第527页。
27& 刘英：《我和张闻天命运与共的历程》，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25页。
28& 冯建辉：《从陈独秀到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40页。
29&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30&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332页。
31&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74页。
32& 转引自杨松奎：《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43页。
3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第654，746页。
34& 冯建辉：《从陈独秀到毛泽东》，第442页。
35&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235页。
36& 高新民&
张树军著《延安整风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2页。
37&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91页。
38& 见《毛泽东传
》（下），第661页；《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89页。
39&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65页。
40& 张闻天：1943年《反省笔记》。
41& 以上均可参阅《张闻天年谱》上卷，第658页；下卷，第1090页等。
42&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99-202页。
4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4），第143页。
44&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65，203页。
45& 冯建辉：《从陈独秀到毛泽东》，第466页。
46& 《张闻天年谱》上卷，第332-333页。
胡乔木：《回忆张闻天同志》，载《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页。
胡乔木：《回忆张闻天同志》。这两件珍贵史料是否真的烧掉值得怀疑。我曾听说过此事的前后情况。在跟张闻天工作的十多年中，以及张闻天逝世后和刘英的二十多年接触中，都多次谈到这批材料。抗日战争胜利后，张闻天和刘英是搭乘美国军用飞机离开延安的，因此不能带什么行李。他们就将生平保存下来的照片、多本日记和其他各种珍贵资料，也包括那本《中国革命纪事》，装在一个小箱里，交中央档案室代为保存。他们走后两三年延安才失守，但这个小箱并未经机要交通送给他们。延安撤退前，几乎所有档案，包括一般干部档案（其中还有整风抢救时的假材料，我的档案袋中就有）都已转移，保存了下来。但张闻天的小资料箱却不知去向。解放后，张闻天也曾一再查问。当时被告知，撤退时因携带不便，就将这个小箱以及别的东西分散掩埋，资金积累回来后掘出。但后来忘记具体掩埋地点，一时找不到，还在继续寻找中。“文革”后，刘英本人和我们“张闻天选集编辑组”又多次追查这箱资料，主管人员断然告知“已经烧掉”。这就再无寻找之余地了。同样令我感到遗憾和奇怪的，就是遵义会议的档案也丢失得一干二净。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一九四一年四月三日），《整风文献》第一篇。
毛泽东日在中央学习组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见《延安整风五十周年》，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编，党建读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222页。
51& 《关于整顿三风》，《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416页。
52&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08页。
53& 见《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92页。
54& 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10页。
引语均见张闻天1943年《反省笔记》。关于晋西北调查不受欢迎的情况，还可参阅《张闻天年谱》，第687-690大米；《张闻天传》，第549-550页。另听到当年参加调查的曾彦修（也是《张闻天选集》编辑组成员）等几位同志的多次谈话。
56& 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62，364页。
刘英：《我和张闻天命运与共的历程》，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26页；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462，468页。
58&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416页。
59&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83页。
60& 《张闻天年谱》下卷，第702页。
61&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87-288页。
《延安整风五十年》，第271页。管好，毛在每次反对重要的党内对手的斗争中，往往会提出党可能分裂、甚至上山打游击的话，如反对高饶、庐山会议、“文革”中反对刘邓和后来批林彪等。
毛泽东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95页。
64& 张闻天：1943年《反省笔记》；参阅《张闻天年谱》下卷，第696-704页。
65& 见张闻天的1943年《反省笔记》。
66& 见前面几篇《党史笔记》叙述的事实和引证。
67& 见上引杨尚昆语和邓小平1979年在张闻天追悼会上的《悼词》。
68& 见《张闻天与所谓“教条宗派”》。
69& 均见张闻天：1943年《反省笔记》。
70& 均见张闻天：1943年《反省笔记》。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39-440，449页。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风文献》1949年版，第51-52页。《列宁传略》，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页。参阅《胡乔木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73& 张闻天：1943年《反省笔记》。
74& 参阅《胡乔木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75& 《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121页。
76& 参阅《胡乔木文集》第三卷，第384页。
77& 《张闻天年谱》下卷，第678页。
78& 张闻天：1943年《反省笔记》。
李先念等人的引语，均见吴介民主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中国社科出版社1991年版。
80& 张闻天：《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1934年），《张闻天文集》（一），第522页。
81& 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张闻天文集》（一），第533，534页。
82& 《遵义会议文献》，第80页。
8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第654页。
日在政治局整风会上的发言，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94页。
85& 《遵义会议文献》，第79-80页。
86& 见本书第一篇。
杨尚昆：《回忆与怀念》，载《追忆领袖战友同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16页。按这是杨尚昆亲笔所写。
88& 《张闻天文集》（三），第254页。
89& 张闻天在七大的发言，见《张闻天文集》（三），第259页。
90& 《张闻天文集》（三），第262页。
参阅《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10-312页；《张闻天传》（修订本），第565-568页。
92&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67页。
93& 马洪等《回忆张闻天同志的一次重要讲话》，《人民日报》日。
94& 日在八中全会上的发言。
95& 《张闻天文集》（四），第337页。
96&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10页。
97& 《胡乔木文集》第三卷，第385页。
98& 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见《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92页。
99& 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02页。
100& 转引自《关键会议亲历实录》（上），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前言》。
101& 《遵义会议文献》收录此件时未作说明。
102& 见该书，第120页。
103& 见该书，第121页。
《纪念张闻天同志》（日），原载日《人民日报》。
杨尚昆为刘英回忆录所写的《序》，见刘英：《我和张闻天同志命运开展工作的历程》，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106& 《百年潮》199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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