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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太祖朱元璋废除宰相到清雍正帝设置军机处，这种变化反映出的历史发展趋势是
A．社会秩序动荡B．边疆防御巩固C．军政实现合一D．皇权高度膨胀
题型：单选题难度：中档来源：山东省中考真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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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魔方格专家权威分析，试题“从明太祖朱元璋废除宰相到清雍正帝设置军机处，这种变化反映出的..”主要考查你对&&明太祖加强君权的措施，君主集权的强化（军机处和文字狱）&&等考点的理解。关于这些考点的“档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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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加强君权的措施君主集权的强化（军机处和文字狱）
三司：三司是明朝地方机构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的合称。1376年，朱元璋废除行省，在全国陆续设置了13个承宣布政使司，主管一省的民政和财政；另设提刑按察使司，掌管司法；设都指挥使司或称都司，掌管地方的军政。三者互不统属，分别归辖中央相关部门。五军都督府：明初军事改革的产物，由原来的大都督府而来，洪武十三年（1380），改大都督府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简称五军府，分领在京的除亲军外的各卫所和在外的各都司。五军都督府只能管兵籍和军政，不能直接统帅军队。兵部负责军官的选授，而军队的调遣和最高指挥权在则在皇帝。遇有战事，兵部奉旨调兵，并承旨任命总兵将官，发给印信。战后，统兵官交还印信，士兵回到原在卫所。锦衣卫：官署名，明太祖时设立特务机构，原为护卫皇宫的亲军，掌管皇帝出入仪仗。太祖为了加强专制统治，特令监管刑狱，赋予巡查缉捕的权力。下设镇抚司，有监狱和法庭。除了负责侍卫、密缉导致奸佞之外，北镇抚司还掌管“诏狱”，各地重罪逮至京师，往往由该司严刑审理，而后直接奏请皇帝。明中叶后与东厂，西厂并列，成为厂卫并称的特务组织。明朝加强中央集权的制度的特点：明朝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度空前强化时期，具有不同于前代的明显特点，如特务统治的出现，思想专制的强化，其作用一方面巩固了明王朝的统治，创造了比较安定的政治局面，另一方面也给明朝的统治理下了危机，由此可见，明朝时我国封建制度已渐趋衰落。明太祖加强君权的措施：1、在中央：明太祖废除了丞相，把中央的行政权分属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各设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这样，皇帝的权利空前提高，秦汉以来丞相制度从此废除，皇权与相权的斗争最终以皇权的胜利而告终。2、在地方：实行三司分权。三司相互牵制，大权统归中央。3、军事上：明太祖将大都督府改为五军都督府。4、法律上：明太祖制订《大明律》，《大明律》内容集中，条理分明，增加了经济立法，同时主张量刑的“重其重罪，轻其轻罪”。5、特务统治上：明太祖设立“锦衣卫”，监视、侦查官名的不法行为。锦衣卫由皇帝直接指挥，不受司法部门的管辖。6、科举上：实行八股取士。明朝加强君主专制的措施的进步性和消极性：1、进步性：起到了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稳定和重建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巩固和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作用。2、消极性：给明朝的统治埋下了危机。以强化君主专制为核心，将全国的统治最大限度置于一人之下，杜绝和排斥其他人的干预，这从根本上预伏了更大，更强烈的统治危机。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严惩贪官和节俭：洪武二年，朱元璋曾经对他的大臣们说过这样一番动感情的话：“从前我当老百姓时，见到贪官污吏对民间疾苦丝毫不理，心里恨透他们，今后要立法严禁，遇到有贪官敢于危害百姓的，绝不宽恕！”朱元璋对于这句话坚决执行，他后来颁布的《大明律》中，严禁官吏贪污，凡官员贪污60两以上银子者处死。后来还把大量惩治的官民贪赃受贿的案例写入《大诰》中，来提醒官员不要以身试法。朱元璋对自己制定的法律，带头实行，而且执法相当严厉，这在中国古代封建皇帝中是少有的。他的女婿、附马都尉欧阳伦，凭着自己是马皇后亲生女儿安庆公主的丈夫，不顾朝廷的禁令，向陕西贩运私茶。后来河桥巡检司的一位小吏向朱元璋告发了此事。朱元璋立即下令赐死欧阳伦，同时他还发了通敕令，表扬那位小吏不畏权贵的斗争精神。朱元璋惟一的亲侄，开国功臣朱文正，亦违法乱纪他毫不留情废了他的官职。开国功臣汤和的姑夫，自以为有硬邦邦的靠山亲戚，就隐瞒常州的土地，不纳税粮，朱元璋也将他依法处死。由于朱元璋出身贫苦农家，不仅深深体谅农民生活的艰辛、物力的艰难，而且他还身体力行，带头倡导节俭。明朝建立后，按计划要在南京营建宫室。负责工程的人将图样送给他审定，他当即把雕琢考究的部分全去掉了。工程竣工后，他叫人在墙壁上画了许多怵目惊心的历史故事做装饰，让自己时刻不忘历史教训。有个官员想用好看的石头铺设宫殿地面，被他当场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在朱元璋的影响下，宫中的后妃也十分注意节俭。她们从不乔装打扮，穿的衣裳也是洗过几次的。有个内侍穿着新靴子在雨中行路，被朱元璋发现了，气得他痛哭了一顿。一个散骑舍人穿了件十分华丽的新衣服，朱元璋问他：“这衣服用了多少钱?”舍人回道：“五百贯。”朱元璋痛心地说：“五百贯是数口之家的农夫一年的费用，而你却用来做一件衣服。如此骄奢，实在是太糟蹋东西了。”朱元璋不喜欢喝酒，他多次发布限制酿酒的命令。他不爱奢华，讲究实际。他命令太监在皇宫墙边种菜，不要建造楼台亭阁。为了让儿子们得到锻炼，他命令太监织造麻鞋、竹签自用，规定诸皇子出城稍远，要骑马十分之七，步行十分之三。朱元璋出身贫寒，从小没有读书的机会，从军后，到称帝晚年一直保持勤奋好学的作风。作战之余，理政之后，他常常请儒生讲述经史。经过几十年的刻苦自学，他不但能写手扎、军令，还能写诗作赋。他终生严格要求自己，不懈怠，不腐化。 议政王大臣会议：议政王大臣会议是清朝特设的中枢权利机关，是氏族军事民主制的残余。清朝入关前，凡军国大事皆交议政王大臣会议决定。入关之后，这项传统被继承下来。议政王大臣会议由满族上层贵族组成，也称“国议”，权力很大。但是，这种满族专制的形式不仅和大权独揽的皇帝相抵触，而且也不利于清政府进一步争取各族特别是汉族官僚的支持。康熙帝设立南书房和雍正帝设立了军机处后，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被大大削弱了。南书房：在北京故宫乾清宫西南，本是康熙帝读书的地方。康熙十六年（1677），始选翰林等官入内当值，称“南书房行走”。除应制撰文字外，还秉承皇帝的意旨，起草诏令，一度成为发布政令的处所。自军机处成立后，南书房的各官不在参与政务，专司文辞书画等事情，一般又称为“南斋”。南书房行走官员不限品级，从尚书到编修、检讨都可以充任，唯原则上须用翰林出生的人。军机处：官署名。清代辅佐皇帝的政务机构。雍正七年（1729），因与准噶尔部作战，为了紧急处理西北军务，设军机房，挑选内阁中谨慎可靠的中书办理机密事务，1732年，又改称军机处。乾隆以后，成为定制，并渐渐成为最高中枢机构。军机处设军机大臣，大臣无定员，由皇帝从内阁大学士、六部尚书、侍郎中特简任用。军机处设军机章京，满汉两班，各八人，轮流担任缮写诏旨、记载档案、查核奏议等具体工作。又有军机行走，入值办事。军机处设立后，议政王大臣会议形同虚设，标志着清代君主集权发展达到了顶点。文字狱：文字狱是清朝统治者为加强思想控制而对不利于他们统治的言行进行严厉钳制的措施。主要发生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主要有：康熙帝时的“庄世明史案”、雍正帝时吕留良狱和徐骏狱案。清代的文字狱是清朝文化专制和民族统治的产物。其根本目的是要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树立起封建君主专制和满族贵族统治的绝对权威。这种文字狱造成了及其严重的社会后果。给中国文化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了消极影响。历朝中央集权强化:君主集权的强化：1.清初，中央政府仿效明朝设置内阁，协助皇帝办理政务。另有源于满族旧俗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成员多为手握兵权的满族王公贵族，决定军国大事，皇帝也无法轻易改变，皇权因此受到一定制约。2.康熙帝时：设立南书房，召亲信翰林学士入内值班，希望对权势过重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加以钳制，并将内阁部分职权归于内廷，但实际作用有限。3.雍正帝时：创设军机房。（1）职能：秉承皇帝旨意办事，职掌参赞机务、批答奏章、草拟诏旨等，是为皇帝出谋划策、辅佐皇帝总揽全国军政事务的中央机构。（2）主要成员：由皇帝挑选亲信满汉大臣充任。（3）诏令：拟就的诏令，不经内阁直接发往各地，称“廷寄”。直接下达中央各职能部门，称“交片”。（4）乾隆帝时：加强军机处的职能，取消议政王大臣会议，内阁也形同虚设，皇权空前加强。军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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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朱元璋出身低微，但他依靠个人的努力成就了一番事业B．朱元璋在结束了元朝在全国统治后才建立了明朝C．朱元璋设锦衣卫、实行八股取士，目的是_百度作业帮
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A．朱元璋出身低微，但他依靠个人的努力成就了一番事业B．朱元璋在结束了元朝在全国统治后才建立了明朝C．朱元璋设锦衣卫、实行八股取士，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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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朱元璋出身低微，但他依靠个人的努力成就了一番事业B．朱元璋在结束了元朝在全国统治后才建立了明朝C．朱元璋设锦衣卫、实行八股取士，目的是为了加强皇权，巩固其统治D．建文帝的失败主要是由于其懦弱迂腐、胸无韬略造成的字号：大 中 小
近来不少人谈论历史上的朱元璋反腐故事。有明史专家在电视讲座中说，明太祖注重用制度反腐，他订《大明律》，编《大诰》，对惩治腐败做出详细规定，并严厉实行之。这位专家没有再进一步解释，引得笔者想接着说些补充的话。
大家知道，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贫苦，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其于洪武一朝展开严厉的反腐运动，为中国历朝历代所鲜见。朱氏反腐也确以颁布种种律令为特色，有规定，有案例，如贪污60银两，除了枭首，还要剥皮制作标本警示后人。他不但坚决实施各项反腐规定，还要求全国官民认真学习诵读，时时检查、对照，甚至将规定铸成铁牌，立于大庭广众之中。这样的反腐运动，说它注重制度，似乎也说得过去。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与我们今天所谓“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制度，可完全是两码事。
简单说来，朱元璋反腐，尽管颁布了许多律令与规定，却脱不出人治的窠臼，而我们今天要追求的则是法治反腐。差别就在于：《大明律》《大诰》等法律规章是朱元璋及其统治集团少数人制定的，且管不着他朱皇帝，他可以为所欲为，权大无边；我们今天的法律必须经由全体公民（通过代表）制定，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权在法下，任何个人和团体都不能逾越法律。朱元璋在反腐过程中，凭一时之怒，“法外加刑”，任意滥杀达数万千计，他自己也觉得过分，晚年曾找理由加以开脱，表示“以后嗣君统理天下，止守《律》与《大诰》”。当然在皇权至上的制度下，这属于空话。
人治时代，百姓痛恨官员腐败，寄望于反腐强人的出现，朱元璋恰是这样的强人。他统帅三军，开国打得天下，树立了绝对权威。洪武十三年杀宰相胡惟庸后，进而取消宰相制，朱皇帝便集国家各项最高权力于一身，只见贪官如割韭菜般一茬茬倒地，成效不可谓不显著，直杀到政府机关无官办事，不得不发明案犯戴镣回衙上班的“徒流”办法。可是贪官前赴后继，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怎么也反不完！洪武十八年，户部侍郎郭桓贪污案牵出各地官员，有几万人被杀。老朱叹曰：“其贪婪之徒，闻桓之奸，如水之趋下，半年间弊若蜂起，杀身亡家者不计其数。出五刑以治之，挑筋、剁指、刖足、髡发、文身，罪之甚者e！”他想不明白“朕自即位以来”，以如此强力的手段和残酷之极的刑罚，仍不能遏阻腐败，众官“俱系奸贪”是何道理？直到560年后，在延安窑洞与黄炎培对话，才回答和解决了这个问题，毛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才能够跳出中国传统政治腐败亡国的周期律。
说到这里，还须提及史载朱元璋也曾许民执贪官进京，这种事即使有也没什么意义，其与上述“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性质根本不同。朱起兵草莽，但他一旦掌握政治权力，当上皇帝，就变质成为了“民”的“主子”，他对贪官的仇恨或许还与其民间出身有那么一丝联系，然其反腐的目的已完全是为了维护朱家的私天下，而朱家天下绝对不可以抬高“民”的地位，让“民”来参与政事的，他极其敏感、毫不含糊。朱元璋读《孟子》，对“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等语极为恼怒，说孟子“这老儿要是活到今天，非严办不可”。他下令把孟子牌位扔出孔庙。朱家王朝对人民的榨取和欺压一点不比历朝逊色，洪武末年供诸王府消费的禄米就占到全国收入的1/4以上；有官员上书建议朱皇帝不要选已经许配人家的女孩进宫，竟被他活活剁成肉泥。
当然朱元璋也知道反腐没有监督不行，他采取一种体制内的自我监督，即派亲信巡视，“专主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无不奏闻”。这些亲信人员叫作“检校”，后来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机构――锦衣卫。锦衣卫与政府其他部门无隶属关系，由皇帝直接指挥，只对皇帝负责。原来的检校只有侦察权，没有审判、处刑权，锦衣卫则集侦察、审判、处刑于一身，权力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可怕，全国各地大小官员均在其监视之下，惶惶不可终日。由于这种监督权力自身不受监督，锦衣卫特务们横行霸道、为非作歹，成为有明一代最黑暗的事迹。
我们现代社会反腐败，舆论监督不可或缺。当年朱元璋虽没有念过什么书，却深知钳制思想舆论，对维持专制统治的重要性。他下令《孟子》一书中那些“民贵”“君轻”的有害言论必须彻底删除，方可印行；并且镇压那些不肯合作的读书人。《大诰》中有条律说：“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随着宫廷政治斗争日趋激烈，朱皇帝愈发不信任读书人及其文章，总觉得他们不满现实，在变着法子骂自己。洪武年间的文字狱迭出，且荒诞不经，如因老朱造反起家，当过和尚，读书人作文须忌“则”字（安徽口音同“贼”），还须避“秃”“光”等字，否则就会带来杀身之祸。朱氏这种所作所为，给中国历史文化增添了一页耻辱。
强人政治的特点是人亡政息。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病死，其反腐运动亦随之偃旗息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久朱家叔侄便因争夺国家最高权力大打出手；朱元璋在世时，曾订太监不得干政铁律，甚至不许太监识字，他的子孙们却演出了纵容刘瑾、魏忠贤等阉党乱政、腐败得一塌糊涂的丑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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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不要超过6个字朱元璋重典治国反腐 学者:现代法治不可取
来源：综合
　　明朝的“重典治国”制度受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以及当时的社会现实基础等因素的影响。虽然明朝的“重典治国”的方略在当时具有合理性并达到了统治者的目的，但是它也产生了诸多的负面影响。当代对官员贪腐的治理也是国家法治的一部分，但是“重典治国”以威吓的方式达到效果，与现代法治文明不符，不应为现代法治所取。
　　当代中国实行“依法治国”的基本国策，对法律体制进行建设，在这个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有两点，第一是法律制度规范体系，第二是法律思想体系，这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基础。法律制度规范体系的建设不仅要求考虑技术设计，更要求要符合国家和民族的思想文化基础，而这个文化基础的最重要部分就是法律思想。一国的法律思想是指在一国范围内，由于地理环境、历史变革和民族风俗习惯的长久影响而形成的一种稳定的为这一区域内族群内心接受和信仰的法律价值体系，是判断法律在一定区域内是否具有正义性价值的标准之一。
　　中国传统的法律思想在内容上包括治国、治吏和治民，其发展过程是由礼治到法治再到礼法结合的演变。明朝是中国封建时期法律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明朝实行“重典治国”的同时又注重“以德化天下”，是典型的礼法并用的法律思想，其核心是“重典治国”。“重典治国”有着一定的思想基础，也有着一定的经济和社会现实基础，只有从其思想来源上来理解明朝的“重典治国”制度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其本质，进而对中国当前的法治社会建设产生有益的启示。
　　明朝“重典治国”概况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一个非常懂得学习历史经验的皇帝，他的治国方略吸取了过去朝代尤其是元朝衰败的教训。元朝疆域辽阔，兵将英勇善战，但是仅仅经过八十余年就被推翻。朱元璋在当上皇帝之后就对元朝的覆灭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认为元朝颠覆的最大祸首在于法度的松弛，“元氏昏乱，纪纲不立，主荒臣专，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涣散，遂致天下骚动。”因此在建国之初朱元璋就宣布“如今要平立法禁，凡遇官吏贪污蠢害百姓的，决不宽恕”。他在对建文帝的教导中也说到自己处于乱世，不得不用重法，尤其对于官员，采取重罚，以治贪腐。从这些话可以看出，朱元璋在开国伊始便实行严刑峻法，其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元朝覆灭的教训；二是朱元璋的个人经历；三是建国之初动乱不安的社会现实。
　　“重典治国”就是以严刑峻法来达到对国家进行治理的目的。朱元璋当上皇帝之后就命大臣进修律法，“元代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他认为“若不律以条章，将必仿效者多，则世将何治”，可见，朱元璋进行立法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对国家进行治理，同时他还希望自己所订立的法律能够被后世严格地执行下去。《大明律》颁行后，朱元璋曾下诏“令子孙守之。群臣有稍议更改，即坐以变乱祖制之罪”。《大明律》的颁布为明朝法制建设打下了基础。在编纂了《大明律》后又不断对其进行了修订，足见朱元璋对于法律制度的重视程度。
　　明朝的“重典治国”不仅仅表现在立法上，还表现在制度设计上。明朝设有专门的都察院，对全国大小的官员进行监督，后来臭名昭著的东西厂、锦衣卫就是国家对官员进行监督的一种制度后果。
　　明朝“重典治国”思想产生的基础
　　思想基础。明朝的法律思想虽然具有自身的特点，但是作为中国封建时代的法律制度，它也受到了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的影响。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经历了由“礼治”到“法治”再到“礼法结合”的发展过程，传统法律思想以“礼治”发端，以“法治”定型，最后以“礼法合治”构成完备的体系。“礼治”从奴隶社会开始就作为统治者进行统治的工具，相对于之前用野蛮的方式来处理违反伦理和国家意志的行为来说，它是一种文明的进步。“礼治”最早产生于殷商，在西周时期达到顶峰，在春秋时期走向衰败。西周的“礼治”具有神权法观念的特征，要求以“亲亲”、“尊尊”原则立法，并强调礼、刑相分，用严酷的刑罚维护“礼”所规定的井田制、分封制、嫡长继承制以及贵族的各种世袭特权，同时主张“明德慎罚”和“罪疑惟轻”等。“法治”思想起源于春秋，兴盛于战国，定鼎于秦代，破产于汉初。作为法家的口号和学说，它由李悝开端，商鞅奠基，韩非总其成，李斯将其推向极端。虽然法治学说在秦汉之际破产并遭到否定，但是在它的指导下形成的封建制法律体系一直保持到魏晋时期才得以改变。“礼治”与“法治”虽然彼此对立，却又具有同一性。所谓“礼法合治”是指宗法与官僚制的结合，家族伦理原则与君主专制原则的结合，道德教化与法律强制的结合，贤人政治与以刑法治国的结合。它一方面体现了礼、法在制度上由原先的对立走向统一，另一方面体现了礼、法在统治方法上的相互补充和交替使用。“礼法合治”开始于战国末期，形成于秦汉之际，确立于汉武帝时期，成熟于隋唐时期，完备于宋明时期，并一直延续到近代。明朝的“重典治国”就是受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当中“礼治”思想和法家的重刑罚思想共同影响的产物，同时，它又受到了宋朝理学的影响，将“德”与“法”结合起来，作为统治工具。因此，它一方面重刑罚，强调“重典治乱”，从重惩罚违背纲常的行为；另一方面又重德化，主张“明刑弼教”，用礼义指导刑法的贯彻。
　　社会和现实基础。元朝统治灭亡以后，中国的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元朝的建立者是蒙古族，虽然是一个善骑射的民族，战斗力很强，但是，蒙古族不关注农业生产和商品贸易。同时，由于连年征战，元朝的军费开支巨大，造成严重的财政赤字，加之吏治腐败，政府信用临近破产。如此，元朝的政治、经济都面临困境，统治者只得大加征税，因此造成民不聊生。元朝灭亡后中国的小工商业得到了暂时的发展，朱元璋也希望能够通过严刑峻法来遏制官僚腐败，从而刺激和维持农业和小工商业的发展，这是“重典治国”思想产生的社会因素。
　　从现实角度来说，为巩固统治，朱元璋在建国后一方面加强了中央集权，另外一方面又想方设法控制和削弱权臣和地方势力，规定宦官不得干政，取消丞相，改为大学士协助皇帝理政，其中大学士的官品不得高于四品，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限制官员权力，将一切大权集中于中央，最终集中在皇帝一个人手里。这种集权统治也必然会引起官员的不满，因此，用严刑峻法来对官员进行治理，从而维护中央集权政治亦是当时之需。
　　此外，朱元璋的个人经历也是其实行“重典治国”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朱元璋出生在贫穷的农民家庭，年轻时生活贫困，被迫出家，其成长的过程中有过太多被腐败官员欺压的经历，后来在元末动乱之中他利用大明教等宗教势力发迹，一举夺得天下。朱元璋的这些经历决定了他在官员治理上始终坚持严刑峻法的思路。在治民上，他同样也坚持严刑峻法，从而杜绝民众通过宗教结党以乱天下的可能。
　　明朝“重典治国”制度的体现
　　“重典治吏”。“重典治吏”，就是指用严刑峻法来治理官吏。《大明律》规定官吏贪赃超过六十两的就要枭首示众，其刑罚之重历史罕见。如果地方官员依仗权力欺压危害百姓，当地民众可以把这些官员捆绑赴京陈诉，形成了百姓对官员贪腐的控制。与唐律和其他时期的律法相比，明律对官吏犯罪的惩治要严得多，因为很小的过错而株连全族的案件经常发生，使得官员们人人自危，以至“时京官每旦入朝，必与妻子诀，及暮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重典治吏”还表现在刑制繁酷上，明律公开规定，对谋反及谋大逆等严重犯罪，适用凌迟之刑。对于凌迟刑，中国的隋、唐、宋时期只有宋代有过运用的记录，但也没有被正式载入法典。明律的这一规定也使得官吏在对国家的统治上不敢有任何怨言，不敢有任何反抗行为。同时明律中的罪名也增加了许多，如“奸党罪”、“交接近侍官员罪”、“上言大臣德政罪”等，这些都体现了明律对官吏的治理达到了极为严厉的程度。
　　“重典治民”。治民方面，朱元璋曾说“民经乱世，欲度兵荒，务习奸猾，至难齐也”，所以对治民，他也是“尚严厉”。在刑法的适用上，唐朝以来对民都是采取从轻原则，即以犯罪被揭发时的法律论罪，不以新定重法处罚过去的犯罪。唐律规定“凡犯罪未发，及已发未断而逢格改者，若改重则以旧条，轻从轻法”（从旧兼从轻）。而明律的规定则为“凡律自颁降日为始，若犯在以前者，并以新律拟断”。
　　“重典治国”是明初特殊时代的产物，其存在在当时具有合理性，但是在明朝后期，社会和国家的现实状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重典治国”也就不合时宜了，也因为这个原因，明朝后期的权臣专权、宦官干政、特务统治最终葬送了王朝。
　　明代的“重典治国”思想确实达到了对官员贪腐治理的效果，但是这种以“重刑”威吓的方式达到效果，与现代法治文明不相契合，不应为现代法治所取。但在中国的法治建设进程中，在“依法治国”的基础上，应该加大对官员贪腐的治理。
　　（作者单位：石家庄学院政法系）
　　叶孝信：《中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35页。
(责任编辑：UC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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