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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教运动的历史与儒学复兴的未来
中华读书报
《儒教的现代传承与复兴》，韩星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6月第一版，49.00元
&&&&如果要建立儒教，也主要是民间儒教，即由儒家学者和民众共同建立的非官方非政治化的儒教组织，满足民众的精神信仰需求，解决民众的信仰缺失问题。
&&&&儒教问题是当今学界的热点问题之一，随着儒学复兴的深入，儒教重建问题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但具体怎么重建，学界和社会有各种不同主张。鉴于儒教复兴在近代以来所遭遇的挫折，今天的儒教重建有必要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韩星教授是国内研究儒教问题的著名学者，长期致力于儒教历史与现实问题的探索，已经有多部儒教著作问世。他的新著《儒教的现代传承与复兴》一书梳理了中国大陆近代以来的孔教活动及其理论依据，以及孔教运动对于海外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影响。这是一部时间跨度大而且涉及面广的孔教研究专著，在中国大陆，此前还没有学者对孔教运动做出这样全面、细致的研究。
&&&&19世纪末20世纪初，康有为、陈焕章等试图借政治力量立孔教为国教，掀起了一场孔教运动，引发了社会的激烈争论，并且成了五四运动的重要诱因之一。康有为将儒教制度化的努力最终以失败而告终，构成了大陆本土儒家近代复兴的一次严重挫折。20世纪30年代以后，孔教在海外华人中并没有走政治化和国教化的路子，而是走民间发展之路，基本上是成功的。在东南亚，通过孔教对内增强华人凝聚力，孔教成为华人的信仰支撑、心理寄托、感情慰藉；对外不被同化，以保持华人的民族和文化特性，并最终在多元宗教中取得一席之地。该书对近代孔教的梳理不仅仅局限于人们熟知的康有为、陈焕章倡导的孔教活动及其思想，更扩展到了反对孔教的新文化运动派、文化保守主义者辜鸿铭、学衡派，以及民间儒教段正元与道德学社，其中近一半篇幅探讨在孔教运动在中国大陆衰败以后，在香港地区、东南亚国家的华人圈的发展情况，既拓宽了研究的视域，又为当今中国大陆的儒教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前车之鉴。
&&&&在儒教史梳理的基础上，该书作者对儒教相关理论问题也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对于近代以来儒教、孔教是否是西方话语体系里的“宗教”问题，作者指出，在这些争论过程中，人们最常犯的毛病，就是以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进行非此即彼的回答。其实，历史上儒家的“教”不仅仅是狭义的教育之教，更有教化、宗教的含义。作者在“序言”中指出他所理解的儒教不是讲鬼神迷信的宗教，而主要是以人文理性为核心，以圣贤人格为楷模，以道德精神为依归的信仰体系，主要包括学校教育、社会教化，以及必要的宗教性礼仪形式。
&&&&儒教的宗教性或宗教成分往往是通过相互联系的内在超越和外在超越体现出来的：一方面是指儒家在内在心性修养中有“内在超越”的宗教体验，如《孟子》《中庸》的“诚”，《大学》中的定、静、安、虑、得，都涉及儒家的宗教性体验与道德实践；另一方面，是外在的三祭之礼。三祭之礼是宗教性礼仪形式，所以也能使人们产生“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周易·文言传》）“外在超越”的宗教性体验。作者认为，近代孔教是中国知识分子以西方宗教为样板，在传统儒学的宗教性的基础上，有意识地创立的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是中国知识分子在西学东渐，近代中国面临政治危机和文化危机的严峻形势下，力图延续民族文化命脉，通过宗教化的形式，解决儒学在新时代魂不附体的时代困境的一种努力。但是，应该看到，在其宗教的形式下，仍然保持着儒家人文理性的传统精神，其倡导者也仍然保持着儒者的基本品格，可以说是儒学在新时代的一种发展形态。作者将孔教运动视为近代以来大中华圈内一场持续性的儒学复兴运动，这一结论尤其值得关注。
&&&&作者肯定了孔教运动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但认为，孔教毕竟只是儒学现代转化过程中的宗教一脉，并不是儒学复兴的全部内容。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方向不能走宗教的道路，应该以儒学传统作为基础性的资源，以儒为主，兼容诸教，整合多元文化，构建21世纪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体系。尽管在中国大陆，儒学发展的主流不可能走宗教化的道路，并不否认在以儒学为主的多元文化融会过程中，在一定时间、一定地域有民间儒教的发展道路。这就是说，如果要建立儒教，也主要是民间儒教，即由儒家学者和民众共同建立的非官方非政治化的儒教组织，满足民众的精神信仰需求，解决民众的信仰缺失问题。
&&&&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在儒学与儒教、儒商的关系问题上，作者认为，儒学与儒教可以并行不悖，不但在学术上是有交叉的，而且在实践上可以互相支持，相互促进。儒学是儒教的学术基础，儒教是弘扬儒学的重要形式之一。儒学、儒教与现代社会结合，主要是与市场经济结合，具体来说就是儒学、儒教与儒商的结合或联合。儒学、儒教、儒商是在现代社会传承儒家思想，复兴传统文化的三位一体的三个根本方面：儒学是学术核心，儒教是组织形式，儒商是经济基础。儒学为国民提供理性的思考，儒教为国民提供精神的信仰，儒商为国民提供经济的基础。
&&&&应该说，基于对于近代以来孔教运动的全面考察，作者对于大陆未来儒教发展路径的以上看法，是理性和可行的。民间儒教的发展路径，不但可以实现儒教为生民立命的信仰功能，而且也能消除人们对于儒学过于政治化的担心，能够将儒教的当代发展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无论是对于儒教本身，还是对于中华文化的健康发展和现代转型，都是有益的。
光明网版权所有　　由网易亚运频道携手南方都市报共同打造的“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新亚洲价值系列”第一期于日前举行，主讲嘉宾是被誉为“新儒家”代表人之一的陈明，他主讲的题目是《大陆新儒学与中国崛起》。
中国内地“新儒家”的代表人之一
　　被誉为中国内地“新儒家”的代表人之一，现为首都师范大学儒教研究中心的主任、中国社科院宗教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的领域是中国思想史，比较关注儒家思想在历史上的作用及当代意义，著有《儒学的文化历史功能》、《文化儒学》、《儒者之维》、《浮生论学——李泽厚、陈明2001年对谈录》等等，1994年创办《原道》辑刊并任主编。
“儒家思想的振兴如果意味着某种形式的主流文化地位或话语权，那么它就应该考虑将自己言说的立足点由诸夏、汉族，转换为中国、中华民族——至少要考虑到在这两者之间建立贯通的逻辑。我觉得这是跟与科学、民主接榫同样重要的问题。多个民族、多种文化要心悦而诚服地和谐地整合在一个政治共同体之内，必定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它们被尊重，能够产生政治认同感和社会归属感。”
“大陆新儒学相对于港台新儒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用宗教这样一种话语或视角去表述、阐释儒学。现在的认知模式变了，文化的价值在于提供价值和意义，在于为政治运作提供义理基础、为生命存在提供意义承诺。我认为这实际也是儒学在历史上的真实地位与作用。经史子集的划分是有根据的，儒家之所以成为经，就是因为它确实为社会为人们所信仰尊奉。”
“在儒教的问题上，蒋庆、康晓光都坚持一种国教化的主张，就是主张今天要将儒教立为国教。蒋庆认为从洋务运动以来，中国就一步步接受西方文化；康晓光认为儒教中国是对付基督教攻势的有力武器。他们共同的理论基础或前提是儒教中国论，即中国的本质在文化，在儒教。因此儒教国教化在实践上可能是政治不正确或者不成熟。”
这真的是误解。首先，民族主义对于我们来说是舶来品；其次，我们的民族主义主要是文化民族主义，没有什么进攻性、侵略性，更多的是一种精神的意义；再次，我们的执政一般以保政权为主，所谓宁与外人不与家奴。我只是想守住自己的核心利益、法权地位，就被一些自由派说成儒家法西斯。
这个问题可能是最难的。蒋庆可能认为天是最高概念，仁义礼智信是最高价值，保证王道就可以实现复兴。我认为“圣人之所以为法”，即他的那个“用心”是最重要的。按照他的指引，因时制宜的去建构，所谓“道，行之而成”、“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意思。
从近代史的时段看，民族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儒家他们都是爱国的，只是路径选择方案设计不同而已。但今天似乎就未必如此了。对各种思想的坚持变成了对各种话语的操弄，后面附着特殊利益的追求，或者说不再有一个真诚崇高的理想。
我们现在号称五大宗教，即是只有五个宗教被认为是合法性的存在，这是历史形成的。孔子学院到处建，但孔庙、祠堂、书院却没有合法的身份地位，怎么也说不过去！如果公民宗教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重要的，那么它就应该有一个深厚的社会基础。
不要想当然的说中国有没有宗教、没有自由。政治自由以权利意识为基础，但农耕时代，你对权利有些什么样的意识呢？问问你外婆可能就知道了。男耕女织，只要没人强闯民宅就可以了，就那一亩二分地的权利。因此，这方面儒家没有太多论述。
首先民主我们说的是一个制度，只是实现某种价值的形式，而这种价值实现的形式本身是可以有不同的。民主后面的价值应该是人权，正义，儒家当然是不会反的。对儒学我完全是一个志愿者，我既不靠它吃饭，它也从未给我带来什么世俗的利益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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