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的眼泪：那些被拆除的北京老城墙』公告：搜索新功能开启，请至最后查看使用方式1949年中共建政之初，关于北京城区的规划问题，梁思成与苏联专家代表团形成了意见冲突。梁思成的意见：行政中心应当建设在老城区之外；北京不应当成为工业中心；北京城墙可以建设为&城墙公园，它将是世界上最特殊的公园之一:全长达39.75公里的立体环城公园&。梁思成当年的北京城墙公园设想规划草图。此图是在1951年初北京城建会议上，梁提供的方案草图：宏大的城墙北京城十几座城楼全部保留，城墙上长椅石桌路灯绿树。梁思成曾这样描绘北京老城墙的改造：“城墙上面，平均宽度约10米以上，可以砌花池，栽植丁香、蔷薇一类的灌木，或铺些草地，种植草花，再安放些园椅。夏季黄昏，可供数十万人的纳凉游息。秋高气爽的时节，登高远眺，俯视全城，西北苍苍的西山，东南无际的平原，居住于城市的人民可以这样接近大自然，胸襟壮阔。还有城楼角楼等可以辟为文化馆或小型图书馆、博物馆、茶点铺；护城河可引进永定河水，夏天放舟，冬天溜冰。这样的环城立体公园，是世界独一无二的……”新中国成立，梁思成兼任北京规划委副主任，他坚决主张保护古建筑和城墙，当年著名建筑专家梁思成和留英建筑专家陈占祥提出了&梁陈方案&。该方案建议，在北京城西再建一座新城，而长安街就象是一根扁担，挑起北京新旧二城，新城是现代中国的政治心脏，旧城则是古代中国的城市博物馆。此远见不能为那个时代的人所理解，他多次上书，挽救北海的团城和北京城墙，城墙在他去世后仍被拆毁。如采纳，北京古城会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古都和建筑博物馆，北京城的发展也可以避免现在的极度集中与拥挤。梁思成还提出保护北京旧城，不要发展工业，把北京建设成美国华盛顿式的风景优美、宁静和谐的政治文化中心：公主坟到月坛之间建立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内外城墙和护城河改造为环城立体公园，保护文物遗址，突出古都风貌。他参照日本对北京的规划，描述了皇宫、城墙、牌楼在夕阳下优美的景色。他还主张把火车站建在永定门外，这样出了站就可以感受北京南起永定门、北至景山的城市中轴线。可惜这个浪漫的梦想在1957年粉碎了。“如果这一片古城可以存留至今，那将是世界上惟一得以完整保留，规模最宏伟、气势最磅礴的历史文化名城，就连今日之巴黎、罗马也难以企及。”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和徐会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经表达了同样的看法。梁思成说：“北京市的发展是要在历史形成的基础上发展，一定要保存历史形成的美丽城市的风格。”但吴晗却说：“在处理中应尊重专家的意见，但专家不能以为自己的意见必须实现。”由于梁思成的坚持，周恩来不得不亲自出面找他做工作。梁思成与周恩来恳谈了几乎两个小时，并极富诗意地描述了帝王庙牌楼在夕阳斜照、渐落西山时的美丽景象。周恩来回答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1959年扩建天安门广场，在苏联专家建议下中华门被拆除：理由是妨碍交通和游行队伍。梁思成为保护古迹与众多委员激烈争论。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批评梁：“您是老保守，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梁当场痛哭失声。天安门外的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因为妨碍“几十万人民群众的队伍在这里接受毛主席检阅”，于1952年被拆除，梁思成哭了；1953年，北京开始拆除一座一座牌楼，梁思成与主拆派据理力争，在会场上痛哭失声。毛泽东闻此斥责：“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这张照片很有意义，是1952年拍摄的永定门箭楼和城楼，当时瓮城已经拆除。是否拆除这个轴线南端的永定门一直在争论。有人提出，已经保留前门了，就没必要保留永定门了。梁思成说外城应该保留永定门做标志。1953年，林徽因肺病已经几乎说不出话，但为了保住永定门城楼不被拆，她曾指着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鼻子说：“你们拆去的是有着八百年历史的真古董...将来，你们迟早会后悔,那时你们再盖的就是假古董！...&2年后含屈死去。1957年永定门城楼和箭楼还是因为“妨碍交通和有安全隐患”而被拆除！但她的一语成谶，2004年，“假古董”永定门城楼重修竣工。1901年 东直门全景照片（日本 小川一真摄影）东直门城楼是唯一的明成化年间雕梁画栋阁楼式楠木建筑。1957年北京市政府决定拆除，当时梁思成坚决反对，但最后上面的方针定了。北京市委一级级向下传达：拆城墙是中央决定的。谁再反对就开除谁的党籍。整整一个星期，梁思成坐在东直门看这这座城楼默默不语。之后，东直门城楼被“消失”了。梁思成的话语回顾“在这些问题上，我是先进的，你是落后的”，“五十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误的，我是对的”。这是梁思成在1950年代初对彭真说的话。他在1957年说：“在北京城市改建过程中对于文物建筑的那样粗暴无情，使我无比痛苦；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他在1960年代作出这样的预言：“城市是一门科学，它像人体一样有经络、脉搏、肌理，如果你不科学地对待它，它会生病的。北京城作为一个现代化的首都，它还没有长大，所以它还不会得心脏病、动脉硬化、高血压等病。它现在只会得些孩子得的伤风感冒。可是世界上很多城市都长大了，我们不应该走别人走错的路，现在没有人相信城市是一门科学，但是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是有案可查的。早晚有一天你们会看到北京的交通、工业污染、人口等等会有很大的问题。我至今不认为我当初对北京规划的方案是错的。”他确实是非常强硬，尽管1955年他遭到了批判，在那场批判中，林徽因撒手人寰。逝世前，他在病榻上对陈占祥先生说：“不管人生途中有多大的坎坷，对祖国一定要忠诚，要为祖国服务，但在学术思想上要有自己的信念。”梁思成先生的痛苦，来自他与陈占祥先生1950年拟定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不能被理解与接受，以及此后北京城的悲剧性命运。注：琅沐整理编排，转载请注明出处您订阅琅沐了吗？点击标题下“琅沐创意年代”或搜索微信号：lungmo 即可订阅关注，不要错了啦！在琅沐创意年代平台的回复栏输入你要搜索内容即可，但前面必须加“搜”字，比如：搜中国，搜中国风，搜旗袍，搜壶，搜佛，搜禅，搜茶，搜陶瓷，搜陶艺家，搜侘寂，搜木，搜竹，搜铜，搜铁，搜混凝土，搜材料，搜设计语言，搜3D打印，搜汽车，搜建筑，搜北欧，搜家居，搜榫卯，搜极简，搜设计，搜手绘，搜设计师，搜毕业设计，搜传统艺术，搜艺术，搜油画，搜国画，搜水彩，搜雕塑，搜浮雕，搜木雕，搜手工，搜纸雕，搜食物，搜创意，搜包装，搜平面，搜排版，搜广告，搜VI设计，搜logo，搜简历，搜摄影，搜风景，搜时尚，搜美女，搜细节，搜服装，搜珠宝，搜饰品，搜色彩，搜画，搜人体，搜访谈，搜明星，搜模特等等ooooooo实实在在的干货，内容不断更新，快来试试吧！在回复栏里输入1-542，任意数字可查看往期内容。延伸阅读，点击下边阅读原文可查看『 珍贵史料 』一代宗师梁思成与他的建筑手绘稿↓↓↓↓↓↓琅沐创意年代(lung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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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恭lungmo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分享传递艺术、创意、设计资讯。热门文章最新文章lungmo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分享传递艺术、创意、设计资讯。如果1949年中央不立都在北京，现在的北京城会是什么样子？现在的北京人的生活水平会是什么样子？_百度知道
如果1949年中央不立都在北京，现在的北京城会是什么样子？现在的北京人的生活水平会是什么样子？
放心北京不会太差的，本身北京就是古都哗旦糕秆蕹飞革时宫江，北大清华这些知名大学知名医院协和医院等在建国前就在北京存在了，北京旅游资源非常丰富，所以目前北京靠旅游业就赚很多钱··长城故宫颐和园等这些早就有经济好的地区因为利益冲突都排外·上海香港都是如此··现在北京长住外地人就1000多万·总长住人口3000万··每年来京看病外地人上亿人次··北京各方面都因人太多乱套了香港和上海的排外也是因为外来人太多导致本地人生活全乱了
繁华程度呢？生活水平呢？还会有四环五环六环么？我想知道差异是什么？
你这种较劲没意义，大家站在不同观点去说结果肯定也不一样·所以你发这问题没意义··跟你一个观点的你喜欢·不一样的就不断质疑··上海不是首都·自己看看去那建设的不北京差很多方便比北京还要好··自己去上海看看上海人排外也是很严重的，上海金融那是比北京强·迪斯尼都建设了·全国还哪有？所以北京不是首都未必就不会是第二个上海，有人说了北京自古是宝地·大的地震雪灾干旱暴雨都没北京的事··再加上北京交通便利背靠华北平原和内蒙东北及天津出海口·就导致了国家或其他投资者愿意投资北京，这个地理优势没灾害的优势是无法改变的话就说到这·不明白就算··总之说太多也是现在该怎样还怎样·每年转北京户籍外地人有1万多人在京结婚生育买房转北京户籍外地人这几年人数也非常庞大了。有本事在哪都能过的好··（目前北京本地人有很多户籍本籍贯是外地，都是60年代爷爷姥爷那辈子进京工作留京给户籍的子女也就历代都是北京了，中国人口太多·多民族还多利益··几千年历朝历代不都是如此没安宁的时候··这无法改变，有人的地方就有利益之争··哪个城市涌进跟北京一样多的外地人一样本地人排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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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不文明？·自己看新闻外地比北京乱的多··不公比北京多··冤案比北京多··污染严重癌症村比北京多··这可不是北京人管理和北京人去搞哗旦糕秆蕹飞革时宫江成这样的···都是当地为利益互相搞在京不文明外地人那也不少·北平当年日子过的也不算太差··北京自古是宝地·恶性灾害几乎都没北京·北京地理位置也好·所以不建都北京也不会比其他城市太差的··你想多了6朝古都这当时的人不是乱选北京的··
可以想想下南京、
南京人比北京人歧视外地人吗？
地域黑那里都有、都是些脑残、不用理会
您能用心想想在回答我的问题吗？
肯定没有现在那样富文明
我觉得一点都不文明
北京城的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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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定宜庄 用口述史记录1949年以后的北京|史学|满族_凤凰财经
定宜庄 用口述史记录1949年以后的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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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宜庄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退休已经三年了，但一套北京口述丛书又把她动员了起来。这套丛书目前共有五本成果面世。其中《宣武区消失之前：黄宗汉口述》以黄宗汉为访谈对象，回顾了已经如今撤销建制的宣武区自1949年以来的历史变迁；《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则讲述了不同以往视角下的同仁堂——药工视角下的老字号；《找寻京郊旗人社会》则是聚焦为皇室和王公贵族经营庄园、土地，催租督产的清代八旗制度下的“庄头”；《诗书继世长》通过旗人世家叶赫颜扎氏后裔阎珂的访谈口述，呈现了晚清民国的旗人生活百态，《学院路上》则以口述
摄影/刘宏海《宣武区消失之前——黄宗汉口述 》作者：定宜庄，阮丹青，杨原　著出版社：北京出版社《个人叙述中的历史》作者：定宜庄　等著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定宜庄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退休已经三年了，但一套北京口述丛书又把她动员了起来。这套丛书目前共有五本成果面世。其中《宣武区消失之前：黄宗汉口述》以黄宗汉为访谈对象，回顾了已经如今撤销建制的宣武区自1949年以来的历史变迁；《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则讲述了不同以往视角下的同仁堂——药工视角下的老字号；《找寻京郊旗人社会》则是聚焦为皇室和王公贵族经营庄园、土地，催租督产的清代八旗制度下的“庄头”；《诗书继世长》通过旗人世家叶赫颜扎氏后裔阎珂的访谈口述，呈现了晚清民国的旗人生活百态，《学院路上》则以口述呈现新中国成立后著名的八大学院之一的北航六十余年来的发展和变迁。定宜庄的口述历史始于九十年代，第一个成果和她的专业相关，做旗人研究。她用口述历史的方法做了《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再后来是上下两卷一百多万字的《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说起早些年做口述的经历，定宜庄说记忆中常常是整理录音整理得耳朵疼，“买一个复读机，它念一句，我写一句，最笨的方式。”去年末在国内开口述历史的国际会议，定宜庄和唐纳德·里奇产生不同的意见。口述史著名学者唐纳德·里奇说：大家来做口述史，就是应该不设门槛。但定宜庄的观点是，大家来做口述史，实际上做出的还是良莠杂陈的东西。“尽管新媒体时代都可以用高科技手段保留在图书馆，可以用高科技检索方式查，可问题是，你不加选择不加研究的话，还会继续第二次流失。”定宜庄说，关于口述历史的很多问题，还要不断摸索，还要再讨论。■ 访谈用史学方法来做口述新京报：你最早做口述史是怎么开始的？定宜庄：我原来也不懂，正好1995年我去台湾，那个时候能去台湾的学者还是极少的。“中研院”的近代史所当时就领我参观，给我们看了大量的他们做的口述，我才口述原来可以这么做，历史可以这么做。当时他们老所长是郭廷以，是他建议为从大陆跑到台湾的这些人留下一段历史。后来“中研院”就有一个女教授到北京来，她想做30年代女性的体育，可是大海捞针她也找不着人。正好我小的时候我们家的邻居，是北大发明艺术体操的教授，结果就找到。我跟着她，看她怎么做，相关的一些资料也都读了一些，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然后我就想，旗人妇女是不是也可以尝试着这么做一做，因为那个时候好多老太太还在，有一天正好有个北大的教授，他跑来找我聊天，他说我岳母就是旗人，她们家老讲八国联军打到北京来，慈禧跑的时候的事。我说这个东西有意思，我说你要不带我去找找你岳母？他说那有什么问题，第二天我们俩骑着，一人拿一饭盆，就去了，这个老太太讲得太生动了！新京报：后面做得成功吗？定宜庄：因为刚刚开始，我就自己摸索，我还是不太会问问题，也不太会把握，那时我做得不好，可是老太太们讲的东西太好了，因为现在没有了。我说我现在比那个时候的技巧要高得多多了，但是找不着那样的老太太，尤其是第一个老人，太生动了！那天听得特兴奋。后来我就想起我们家一个邻居，是这段的旗人，那老太太，哎哟，那好玩儿啊，我那时候就学她说话，她一来，哎哟喂！我后来管她叫哎哟喂，讲得也特生动。慢慢我就有点信心了，就把十六旗人做了。我是想做整个全国的旗人，取样的时候就有考虑，你做口述必须有取样的问题。清代的八旗制度下旗人都有满洲、汉军、蒙古三个部分，那我就会问这三种人的后裔，他们怎么来看待他们自己在清代作为旗人的身份？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当时驻防，有在北京城驻防的，有在的，有在荆州的，有在福州、广州的，有在的，另外东北有一批，至少我自己搞八旗制度搞了大半辈子，我知道什么地方的驻防是什么样的，而且我也知道他们在驻防时的那段历史，他们是怎么去的，他们属于汉人还是属于蒙古人，后来经历过什么。所以我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口述要跟文献结合，它是一个研究的过程。新京报：和文献结合和单纯从文献着手的研究怎么不同？定宜庄：其实是说史学上用什么方式，做口述也用什么方式，比如说你做史学的时候你要去查文献、你有一个取样的问题，口述也有这些问题。还有就是我看了这篇东西，它是不是真的？它对不对？我得校勘。口述也有校勘的问题，怎么校勘？他第一次这么讲的，你觉得这地方有问题，再回访的时候就要再核实，这就跟史学看文献自校是一样的，那然后别人怎么说的？这就是史学的他校，对吧？所以像这些，一句话就是用史学方法来做口述。新京报：你那时候做《老北京口述》，上下两卷体量很大，我相信这个工作一定不轻松。定宜庄：好在那时候我还年轻，老北京人的口述史一百多万字，其中大概有一篇是我儿子帮我转录的，还有一篇是我的一个博士生帮我转录，就这两篇，除此以外是我自己一个人做的。我为什么要自己转？因为只有你自己转才能回忆起当时那个语境来，比如一段停顿，他为什么会停顿？是因为他讲到激动处他要平息他的情绪？还是因为他忘了他得想？还是很单纯地他想上厕所？都不一样，可是你能回忆起来，别人不知道，就类似像这样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口述是特别累，我现在是真做不动了，体力、精力都不行了。现在我觉得有一些年轻人做口述的时候不是不会问，是不会听。有的时候人家话里有话，他听不出来，所以好多出现的问题不是说我不会问，而是首先我听不懂，你要是说表面听不懂，我可以再问一遍，他是根本就理解不了，不会接受，这样做口述是很致命的。70岁上下的受访者最好新京报：你现在做的这批北京人口述和当年做老北京人口述历史区别在哪里？定宜庄：其实有一特别大的区别，在于当时我做老北京那批的时候，选择人群我有一个标准：必须是在北京生活三代；而且是在1年前后进入北京的，再晚我不能再要了；另外我当时定的是北京城内，就是二环以内，后来也有一些二环以外的，我做了一个郊区篇——可是那些人都不是农民，他们都是给北京城服务的，关系特别密切的，好比说到北京城做饭的，给北京城守坟的，还有就是八旗的——这是我当时定的一个标准。后来这五本书，没想到一下子其实过了十年，这十年变化太快了，不可能再用三代老北京，你想三代老北京都已经没了，都得90多岁，而且事实上90岁以上的人绝大部分做不了口述。新京报：最理想的是多大岁数？定宜庄：做口述最好的对象是70岁上下。再小他经历事少，还没完全老，再大有的人到80多岁还行，尤其是老太太，80多岁比老头行，这也是一个规律，可是90岁以上能够连贯地讲故事，能讲得让你还看得下去，有完整故事链的我碰上的有，不多。因为口述依靠的是个人记忆力，还有表达，还有思维，他得跟你交流，人到了90岁以后很难跟别人交流，不交流的人就没法做口述。所以这样一来我就只好把时间往后放，那这个结点放到哪？经过好多考虑，最后我决定把这结点放到1949年，也就是说前后误差也是几年，为什么？当时我不跟你说了，我说我自己都老了，那你从1949年到今年已经66年了，那这66年你再不访，你想1949年出生的人现在都66岁了，那1949年到北京的人，都是10几岁到北京，现在都80岁了，这些人你再不问，那这一代人都消失了。另外，1949年是一个变动极大的时候，这个大的变动人们在这里边的反应，我觉得也还是挺必要的，这个就是我把时间往后推的原因。第二个就是范围，基本还是北京城内，也就二环以内，可是北京城在扩大，好多东西你不能不要。当然了我也不能再往后推，再往后推北京到了80年代，已经没有北京了。1949年前后这一代因为还保留了好多老北京的东西，格局还在，好多的风俗、语言都还在。我做的口述录音我都保留着，那些录音里边北京的语言，跟现在都不一样。新京报：老北京口述里的口音吗？定宜庄：嗯，其实最早的是我做《十六旗人妇女》的时候的录音，那个录音特别地道，我那时候还是用磁带。我觉得这个口音可能比他们的内容还珍贵，我这里有一个录音是台北一个老先生，他是老北京，而且是满族，跟着蒋介石他们跑到台湾的，你听他的口音和现在北京人不一样，特别好听，特别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他后来是台湾军方广播电台的播音组长，所以他的口齿既清楚，又不完全是北京话，但又很有点普通话，他们叫国语，可是那个跟现在一比还是不一样，那段录音特宝贵，现在也在北大。还有就是有些老太太的故事特生动，特有意思，其实妇女比男的讲话好听。她关注细节，另外老了以后，好像老太太比老头清楚，记忆力好，表达能力也强，尤其满族老太太，出口成章，所以特别好。采写/新京报记者 李昶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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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小时点击排行北京文物事业五十年梗概
　　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又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和光荣革命传统的世界瞩目的历史文化城市。她不但是中国城市发展史的杰作，而且在世界城市建筑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国内外许多建筑专家、学者盛叹北京，誉之为“世界伟大奇观之一”，“是一座卓越的建筑物”，“象征一个伟大文明的顶峰”。从五十万年的北京猿人点燃第一颗火种开始，历经悠久岁月的进化，数千年古代方国的演变，近千年封建帝都的开发建设和近现代的人民革命，古老的北京被洗礼得更加光荣、伟大和年轻。无比珍爱这座光荣而伟大的城市，妥为保护北京的文物古迹，使之延及子孙，是新中国赋予广大文物工作者光荣而神圣的职责。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　　１.文物工作.党和人民政府十分关注北京的文物保护工作凡熟知北京近现代史的人都会铭记这样一段史实，即古都北京的解放没有经过战火硝烟。一大批文物古迹得以完整保留功归于中国共产党人和酷爱民族文化的进步人士。1948年，人民解放大军围逼北平，在力主和平、又做和谈不成进行战役准备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多次发出要注意保护北平重要文化古迹的电报指示。毛泽东同志亲自为中央军委起草了关于积极准备攻城部署给平津前线党的总前委的电报，其中再次强调指出：“此次攻城，必须作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有价值的文化古迹。你们务必使各纵(队)首长明确，并确守这一点。”建国初期，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50年开始先后发布了一系列保护文物的政策和法令。这对于打击和制止国内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破坏、盗运祖国文化遗产，发挥了积极作用。尤其是国务院于1961年发布的《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和管理工作的指示》和《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为北京的文物保护工作提供了基本的政策、法规依据。　　2.建国初期的北京市文物管理机构：1951年，在北京市人民政府的直接关怀下，市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所隶属的北京市文物调查研究组正式成立。刚刚组建的文物工作机构由近30人组成，朱钦陶任主任，于树功任秘书长。1957年，北京市文物调查研究组更名为北京市文物工作队。该建制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之前的1965年，其主要任务是从事文物保护业务工作和考古发掘。　　1957年9月，全国首家文物出口鉴定机构在京成立。在其后的40余年中，该机构为截留国家珍贵文物出口，打击文物盗运活动发挥了积极作用。　　1960年5月，北京文物、古董行业完成了公私合营，组建了北京市文物商店。作为文物经销单位，兼文物收购与为博物馆供应服务为一体，使北京的文物市场首次实现了由分散自由经营到国家规定的“统一管理、统一经营、统一收购”的转变。　　1954年2月，在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的倡导下，首都历史与建设博物馆筹备处(首都博物馆前身)正式成立。1960年，因国家遇到了暂时经济困难，筹备处工作停滞，并入北京市文物工作队。1963年12月经北京市委主要负责人邓拓、郑天翔、万里等同志批复，筹备处恢复工作，并定名为首都博物馆筹备处，继续开展博物馆筹建工作。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首都博物馆筹建工作被迫停止，直至“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筹建工作在停顿了13年之后才再次得以恢复。　　3.建国初17年北京文物工作的成绩：　　一批文物古迹被首次列入国家文物保护对象。1957年，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公布了北京市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孔庙、东岳庙、智化寺、钟鼓楼、北海团城等39处古迹被列入名单。1961年，我市的故宫、芦沟桥、妙应寺白塔、周口店遗址、明十三陵等18处古迹被国务院列入国家级文物保护名单并予以公布(其中有7项不在市级文物保护名单内)。当时北京市已有46处文物古迹受到国家保护。1958年，我市开展了首次全市性(城、近、远郊各区县)的文物普查，共普查、登记文物古迹8060处。其中寺庙2666座，古建筑616处，古墓葬700处，碑刻3700余项，古遗址51处。这次文物普查为初步掌握本市文物分布和保存现状，有目的的开展文物保护管理工作提供了基本依据。　　文物建筑的维修工作开始起步，政府从财政中挤出部分经费用于文物建筑维修。据我市文化 、园林、宗教3个政府组成部门的初步统计，新中国成立初前10年，全市用于古建维修的经费约为960万元。故宫、天坛、国子监、白云观等26处文物古迹得到了初步的维修。　　文物征集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祖国的新生，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热情，将珍贵文物捐献给国家以表达自己的一份爱国心愿是当时的一种时尚。自1949年至1959年10年间，文物部门共向市民收购各类图书、资料75500余册，其中包括宋、元版《资治通鉴》、《五代史记》等一批古旧版图书文物珍品；接收社会各界人士捐献的文物及其他资料21158件，其中有110件属于馆藏一级文物。文物收归国家所有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我市文物部门文物收藏空白问题，为今后的文物工作扩展了空间。　　考古发掘喜获丰收。1949年至1951年，在贾兰坡教授主持下，古人类学家对北京周口店遗址进行了首次发掘，出土北京猿人5颗牙齿、1块臂骨、1块小腿骨、石器和骨角器。1959年，裴文中教授又率队在该处发掘头盖骨断片3块。周口店遗址的重大发现震动了国际学术界。1956年，经北京市和中央人民政府批准的明十三陵定陵的考古发掘和同年房山云居寺南塔塔基石经的出土，蜚声中外。1961年昌平雪山村雪山新石器遗址的发掘，1962年房山琉璃河董家林村商周遗址的发掘，1966年门头沟东胡林村东胡林人遗址的发现、发掘，以及其他考古、科研活动，均洒下了北京文物、考古工作者的辛勤汗水。这些具有重大价值的考古发掘项目，不但揭开了新中国考古发掘的序幕，而且奠定了北京考古、科研的基础。　　与新中国同步的博物馆。北平和平解放前，只有古物陈列所(位于先农坛)、故宫博物院、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北平地质矿物博物馆、大众博物院、天然博物馆等少数几座博物馆。自1949年始，鲁迅博物馆、徐悲鸿纪念馆、北京天文馆、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在京相继建立。至1965年，北京已有博物馆15座，其中绝大部分诞生在建国以后。　　4.文博从业人员情况：　　建国初期，具体有多少人员从事文物、博物馆工作已不可考。但是，我们依然可知当时的从业人员大致由一批老知识分子、公私合营后的古董商人、转业官兵、国家早期考古训练班学员、职业学校学生、国家正规院校毕业的大学生组成。他们是建国初期文博工作的骨干力量，分别工作在文物保护、考古、文物鉴定、文物保管、文物经营、古旧图书购销等文博岗位上。 二、“文化大革命”十年中　　北京的文物工作“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带来了政治的和经济的空前浩劫，也给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造成了永远难以弥补的损失。　　1.无政府主义思潮风靡北京：　　自1965年11月和1966年5月，由“四人帮”一手炮制，其反动骨干分子姚文元捉笔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掀开了那场大浩劫的序幕。北京市委、市政府被砸烂，历史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潮弥漫北京。一直十分关心文物工作的邓拓、吴晗等市委、市政府领导被打成黑帮、牛鬼蛇神蒙冤受到批斗。人民文学家老舍也在祭祀孔圣人的地方—北京孔庙惨遭迫害后自杀身亡。此后的10年，文物的厄运接踵而至。　　2.红卫兵狂扫“四旧”，“四人帮”从中取利，文物瑰宝在劫难逃：　　自日红卫兵在北京孔庙烧毁戏装毁灭文化开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北京就有11.4万户被抄家，计抄走图书235万册，文物、字画、古旧家具等近400万件，仅西城区福绥境街道就有1061家被抄，图书、字画被焚烧了整整8天8夜，许多文物的持有者诚惶诚恐不得不自毁文物逃避迫害，既便如此，还是有更多的人被扣上各种“帽子”或折磨致死，或赶出北京。其时，林彪、康生、陈伯达“四人帮”之流却贪得无厌大肆劫掠国家文物，整个“文革”期间他们利用各种卑劣手段巧取豪夺共盗劫文物5378件，图书、字画47275件。其中 ，林彪劫得北宋初《放牧图》、苏轼《松石图》等文物珍品；陈伯达劫得宋拓《道因碑》、《汉石经》等稀有文物；江青劫得明版《三保太监下西洋》等珍贵图书文物。堪称“窃国大盗”的康生对国家文物更是垂涎三尺，哪里有国宝、文物精品他就钻到哪里，不搞到手决不罢休。仅数年时间，康生就劫得宋拓《嘉平石经》、黄庭坚作《腊梅三咏》、《金瓶梅》善本等及大批珍贵图书、拓片、绘画、书法文物和名贵印章，仅古砚就多达500余方。　　3.文物古迹成批被毁或面临存亡的威胁：　　为期十年的“文革”，给北京的文物古迹造成了巨大灾难。据初步估计，当时文物古迹(不可移动文物)的损失率约为10%左右，从原登记的8060处锐减至7309处(不完全统计)。全市有三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圣安寺、清河汉城、延寿寺铜佛)毁于一旦。无以计数的坛庙寺观从地图上抹掉，即使还留有残垣断壁也都被砸毁了雕塑、造像，永远失去了自身的价值。尤其令人痛心的是颐和园智慧海、西黄寺清净化域塔上的佛像雕塑珍品全部被砸掉；明十三陵定陵墓主人万历皇帝及其后妃的遗骸被造反派扬弃于郊野不知所终；北京最为著名的古刹隆福寺仅仅因为人民市场库房扩建就被拆毁，大批楠木建筑构件流落民间；始建于明正统年间保留东方绘画艺术瑰宝的法海寺和清初创建的雍亲王府(雍和宫)如果没有群众冒死保护和周恩来总理派人监护也将不堪设想。还有一批文物古迹被侵占、瓜分、肆意改造，破败凋零，就连世界顶尖级的园林建筑瑰宝——圆明园遗址、天坛也不能幸免。素有文物毒瘤称呼的天坛人造大土山就是那时挖防空洞的渣土堆砌的(至90年代方才由市政府耗资数千万元铲掉)，把一处世界建筑史的经典作品的原始风貌、神韵美感破坏殆尽。更为令人痛心的是，享有世界七大奇迹美誉的中国万里长城——北京段(万里长城的精华，均为砖石筑成)约有108华里被拆除，拆下的砖石或盖了营房，或垒砌了猪圈、厕所。　　4.地下文物失去了安全保障：　　扫“四旧”之风，冲垮了人们本来就十分可怜的保护文物的意识。当时的情况是，大凡施工、动土，就有文物出土，可很少有人向文物单位报告，也不敢报告，而是任其损毁、遗弃，或据为己有。至“文革”后期，却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态势，私挖、哄抢出土文物的状况开始冒头，而且愈演愈烈。面对地下文物惨遭破坏的情景，文物工作者只能进行象征性的苍白无力的“管理”。尤其使人难于理解的是，跟在推土机后面拾捡出土文物、陶瓷、砖瓦残片的“文物保护”现象正是当时文物失于政府管理的写照。　　5.文物古建筑维修被迫中断：　　碍于当时政治、思想和经济的原因，文物建筑及历史纪念建筑或成为“四旧”包袱，或被破坏性利用，按原状修缮几乎变成了一句空话。由于许多文物建筑长期失于保养维修，以至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被震毁、震塌。　　6.首都的博物馆事业蒙受重大损失：　　一方面，大量的馆藏文物被当作“四旧”受到红卫兵砸烂的威胁，另一方面，博物馆的文物专家被下放劳动改造，扫地出门，文物已面临无人保护的境地。当时，祖国的文化瑰宝——明故宫同样受到来自红卫兵的威胁。如果不是周恩来总理果断下令关闭，派驻军队加以保护，不知将会产生什么后果。正在筹建中的首都博物馆也不得已在动乱中下马；还有一些博物馆迫于当时的政治压力，只有闭馆躲避风险，即使开馆纳客，也只能违心地举办那些“上头”授意的展览，什么“红卫兵破四旧战果”、“批林批孔”、“儒法斗争”、“反党黑画”等黑白颠倒的展览。有的博物馆事实上成了林彪、“四人帮”反党反人民的舆论阵地。 　　7.文物工作者的境遇及工作状况：　　自1966年起，为迎合“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新情况，北京市文物工作队被更名为北京市文物清理小组。为适应文物抢救、清理大批抄家物资的需要，该小组还吸收了文物商店、中国书店的剖分人员参加工作。但在当时军事管制的条件下，文物工作者，尤其是老文物工作者和戴有“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黑帮分子”、“国民党残渣余孽”、“美蒋苏修特务”帽子的知识分子大都遭到非人的待遇。他们白天在看押下从事挖防空洞等重体力劳动，晚上或接受批斗或埋头写那些写不完的检查、揭发材料和悔过书。如果不是军管会领导开恩给予考验、带罪立功的机会，则很难获得参加文物抢救、清理工作的机会。正是他们顶住了各种政治、精神压力，一丝不苟的冲在抢救文物的第一线，在祖国的危难关头，保护了大批文物。 　　据统计，“文革”期间，文物清理小组先后从炼铜厂拣选金属文物117吨，从造纸厂抢救图书资料320吨，从红卫兵查抄点集中拣选古字画18.5万件、古旧图书235.7万册。如1972年程长新及其徒弟在炼铜厂炉前抢救下百余块班簋残片(以原状修复)，使失传数百年的西周青铜重器文物瑰宝重见天日。又如1973年，文物工作者从废品堆里拣选出了释迦牟尼8岁时等身像上半身(下半身在西藏小昭寺)铜不动佛造像。该造像是唐西藏松赞干布娶尺尊公主时从尼泊尔带入西藏的。班禅得知这一消息后，即电告了西藏有关方面，并于1983年，将该造像迎回西藏。同回西藏的还有封存在文物局的40吨藏佛文物造像。　　面对横扫“四旧”之风，广大文物工作者不畏压力，在被红卫兵推倒的寺观庙堂废墟中拣选了一批又一批雕塑等祭祀性文物，并将它们转移到广化寺、智化寺、大钟寺、北海天王殿、文物管理处收藏。这些文物艺术品在目前都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仍在继续发挥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作用。　　即使在“文革”动乱时期，北京的文物考古工作仍在继续进行。1972年，于房山琉璃河商周遗址—“批林批孔的战场”进行第三次发掘取得了重大成果。除西周燕都城址被勘定外，通过部分遗址、墓葬的发掘还出土了大批带有铭文的青铜礼器。尤其是253号墓出土的堇鼎高62cm，重41.5kg，是北京地区发现的最大的青铜礼器。堇鼎内铭文不仅记载了“堇”奉燕侯之命朝拜宗周的历史情况，而且对于考证北京营建方国都城的具体时间具有重大价值。当时带队发掘的北京大学教授邹衡先生甘冒被批斗的危险，托人(8341部队副政委)打通国家建设部门首长，在琉璃河考古工地现场苦谏，使得大型公路工程改道，避免了遗址被彻底铲除的厄运。其后，1974年北京丰台大葆台西汉诸侯王墓发掘、1975年昌平白浮西周中期木椁墓的发掘和自1964年开始的元大都遗址勘察与发掘，都为北京的文物、考古研究画上了重重的一笔。三、“文革”结束及改革开放二十年　　来的北京文物事业发展情况1.这一时期北京文物工作历经的几个阶段：1976年，随着“四人帮”的粉碎，那场曾使我们党、国家、人民陷入灾难的“文化大革命”也宣告结束。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深刻的总结了导致那场灾难的历史经验教训，率领我们的国家开始实现拨乱反正、进军“四化”伟业的历史性转变。从此，北京市的文物事业也同全市的其他行业一样步入了理性、健康、快速的发展时期。以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次北京市文物工作会议做为主要标志的北京文物事业经历了四个重要发展阶段。自1977年至1995年第五次全市文物工作会议召开前的近20年时间里，北京市的文物事业大体经历了批判极“左”思潮，实现文物工作的拨乱反正；改革文物管理体制，确定文物工作的法制方向；推出“科学保护、合理利用”北京市文物工作的方针；深化文物事业改革，以正确处理文物工作五大关系为思想基础，宏观规划文博事业等四个富有灼见的文物工作指导思想、理论、并大胆实践的历史过程。　　我市第一次文物工作会议是1981年召开的。这是建国30多年来北京市首次以市政府名义召开的讨论文物工作的会议。当时中共中央对北京工作的四项指示和全国文物工作会议精神是这次会议的主要讨论议题。实现北京文物工作的拨乱反正，批判无政府主义、历史虚无主义，为首都“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成为此次会议的主旋律。会议向全体与会代表(包括各区、县、局负责人)阐明了保护文物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提出了保护文物是我们的历史责任，要求各级领导要高度重视文物保护工作；在批判“四人帮”毁灭民族文化罪行的同时，要逐步提高市民对保护祖国优秀文化遗产的认识；健全文物保护管理体制，完善管理措施；实施有重点、有计划的考古发掘；积极发展本市的博物馆事业；加强文物市场管理，保护传世文物等加强本市文物工作的具体措施。虽然在当时我们对文物工作的认识还比较肤浅，“四人帮”的影响还远未肃清，但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感召和指引下，北京市的文物工作已经向健康发展的轨道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我市的第二次文物工作会议召开于1983年10月。这次会议是在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公布一周年，北京被国务院公布为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一周年之际，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对《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正式批复后召开的。这次会议对于做好新时期文物工作的重大意义的认知程度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会议的主报告在全国首次提出了文物“是前人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珍宝”，“是中华民族历史无可替代的实物见证”，“是培养人们的爱国感情，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凝聚力”和文物是“历史的产物，它是不能再生的，这是它不同于其他物质文明的一个重要特点”等观点。这些观点比较准确地定位了文物工作的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简明地阐述了文物工作的性质和特点；明确了保护文物是广大文物工作者乃至全社会的无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会议在肯定1980年以来3年中文物工作立法、执法；健全文物保护机构；开展大规模的全市性文物普查；市、县级博物馆的发展；流散文物管理得到加强等诸项成绩的同时，还对北京文物古迹人为破坏现象依然严重，文物建筑维修欠帐过多，事业经费严重短缺，缺乏文物保护全面规划等状况表示担忧。针对上述问题，会议将提高全社会保护文物意识；改革文物管理体制；严格政府职能部门执法；公布市及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划定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提出文物保护规划；有计划的修复一批文物古建筑；筹建北京文物科研机构；多渠道解决文物保护资金等项工作作为今后7年的任务正式提出。会议确定的改革文物管理体制和法制管理的工作方向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得到了认真的贯彻落实和加强，并从此奠定了以后10余年我市文物工作得以规范化、法制化发展的基础。　　1986年1月，继第二次文物工作会议后的第三年，政府又召开了北京市第三次文物工作会议，会议的主题为“为保护历史文化名城而奋斗”。这一鲜明而又符合北京文物工作实际的提法，对经过一个阶段发展后的北京市文物保护工作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会议从宏观保护历史遗产的高度，对北京文物保护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关系进行了理论与实践的探讨，将保护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作为全民的任务写进了会议文件。会议对北京文物保护工作重新进行定位的举措，从根本上促成了传统的文物保护观念的转变，激发了广大文物工作者的工作积极性和全社会支持文物保护事业的热情。会议提出的点、线、面保护相结合进而实现保持古都风貌的战略思想，有效地解决了文物部门单兵作战、政府各部门动作失调、文物保护意识淡薄、缺乏高层次的文物管理手段等一系列阻碍文物事业发展的关键性问题。此次会议的重大收获在于，由此开始的文物部门与规划、消防、公安、工商、海关相互配合、联合行政共同保护文物的做法，不但成效显著，而且还被列为全国文物保护依法行政的典型予以推广。这次会议还紧密的结合了北京市文物工作的具体情况，明确的提出了北京文物工作的指导方针，即“科学保护，合理利用”的方针。这一方针比较准确的把握了文物保护和利用的内在联系、辨证关系，重点强调了文物保护与社会发展进步的不可脱节性，客观的肯定了合理利用文物对调动人们参与文物保护，推进文物工作的积极作用。“科学保护，合理利用”文物工作方针的贯彻和实施，为北京文物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自那时起，北京文物古建筑的安全使用率、文物开放率逐年攀升，为文物开放所投入的古建筑维修经费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解决，使长期以来文物界“藏而不露，秘而不宣”的文物工作传统意识有所克服，文物事业迎来了开始适应人民文化生活、社会发展、在利用中求保护的新时期。根据会议决定，将进一步端正文物工作业务指导思想；保护文物古迹和古城风貌；提高文物执法水平；大力发挥文物、博物馆的社会效益；确定文物科研出版方向；分级管理文物；调整文物工作政策，建立文物保护发展基金等列入今后的任务。 　　1991年1月，我市召开了第四次文物工作会议。会议在全面总结自“四人帮”粉碎以来，尤其是第一次文物工作会议以来，在文物管理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将坚持深化改革，确定近、远期工作目标，开创文物工作新局面作为会议讨论的主题。会议认为，近10多年来本市文物工作的主要经验是：端正了文物工作的指导思想，转变了传统观念；建立了有效运转的文物管理体系；将文物保护、管理、利用工作纳入了依法管理的轨道；文物的基础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促进了文物事业的发展；探索了文物事业的改革，比较有效的发挥了文物工作在“两个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这次会议的重要成绩是，对面临我国“四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新时期文物工作的建设和继续图新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经实践总结和深入探讨，会议提出了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五个理论问题(我们称之为文物工作五大关系)，并将正确处理好文物工作五个关系(即文物工作与城市建设的关系；文物的科学保护与合理利用的关系；文物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发展文物事业依靠国家投资与社会集资的关系；文物工作的集中管理与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关系)问题作为今后文物工作的指导思想。此次会议还用重笔比较客观的阐述了深化文物工作的改革问题。提出了对地上文物要区别情况分级保护、分类利用的思想；管住文物、放开旧货、活跃市场，发展多层次文物流通渠道的思想；完善博物馆管理体制，增强博物馆自身活力和自我发展能力的思想；对文物维修实施效益投资的思想等具有全局性的改革思路。总之，这次文物工作会议及其后相当的一个阶段是北京文物系统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北京市文物局报请市人民政府批复同意的《关于我市文物工作改革的若干意见》也是那时出台的。　　2.20年来文物工作的主要成就：　　改革开放的20年是祖国各项事业解脱禁锢飞跃发展的20年。在党所确定的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文物工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1)恢复和发展了首都文物工作在北京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特殊地位，建立了具有北京地方(首都)特点的文物保护管理体系：　　1978年，出于首都现代化建设和大力发展文化事业的需要，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我市在全国率先组建了省级政府文物管理机构——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该机构作为北京市人民政府的职能部门实施对北京文物、博物馆事业的全面管理，其主要任务是：负责全市的历史文物和革命文物的保护，统一管理北京地区的考古发堀、文物出口鉴定及图书馆、博物馆工作。市文物局是在北京市文物管理处的基础上建立的，他的建立在北京文物工作的历史上首次实现了事业单位与政府职能的分离。原文物管理处的业务工作按工作性质分别由重新恢复的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和首都博物馆筹备处承担，其行政管理工作纳入文物局机关，同时取消原文化局文物处，将文化局原来承担的文物、博物馆、图书馆(后又划出)管理职能并入文物局。新组建的北京市文物局主要下设文博处、图书馆处、计划财务处等几个业务处室。其后，为适应工作需要于1983年、1988年又经过数次改组，逐步形成了文物处、古建工程处、博物馆处、法制处、计划财务处等对北京文物、博物馆工作实施全面管理的工作格局(1995年，改法制处为科研法规处。2000年，古建处与文物处合并成立文物保护处)。自1980年首次文物工作会议之后的2～3年的时间里，经北京市文物局提议并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同意，我市18个区、县相继组建了文化文物局，并设文物科、文物管理所，专司本区县的文物保护、管理工作。区、县文物保护、管理机构的建立并开展工作，从体制上彻底结束了我市文物工作单级管理没有基层腿脚的历史，为本市文博事业管理正规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为加强对全国乃至世界具有重大影响的文物古迹——八达岭长城、明十三陵的保护和管理，配合做好建设部公布的全国十大风景名胜区——八达岭长城、明十三陵风景名胜区的保护管理工作，经北京市文物局及有关人士提议，相关方面协商，并报市人民政府讨论决定，将原由北京市园林局所属两处文物古迹划归地方，建立了八达岭长城和十三陵两个特区，并设置专司管理工作的办事处。办事处的行政工作由延庆和昌平地方政府负责，特区的文物保护、环境保护、规划建设、旅游事业等则由市政府各职能局归口负责，协助特区进行管理。对此，市人民政府还正式颁发了文件，明确地强调了上述主要原则。两个特区运行10几年的经验表明，市政府建立特区的决策是正确的，因为特区的建立从根本上解决了八达岭长城、明十三陵两处高价值、重点文物保护区的保护工作责任不清、管理质量不高、管理效果不佳等实际问题，提高了政府规范管理、综合治理文物古迹的能力。　　建立一支高水平的专家队伍和全社会参与文物保护的文物工作机制，是市政府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奉行的文物工作群众路线。1981年，北京市文物古迹保护委员会在市政府的倡导和支持下宣告诞生。以侯仁之先生为主任委员，由史地、城建、规划、宗教、园林、文物、古建、考古等30余位专家、学者组成的文物古迹保护委员会作为市政府文物保护方面的专家咨询组织，在成立的近20年来，对我市的文物保护管理、文物规划、文物维修、处理文物和城市建设的关系、保护历史文化名城风貌等方面均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专家们所提出的合理化建议多被政府采纳，从而保证了市政府在重大文物保护问题上决策的正确性。　　(2)不断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根据本地区文物工作的需要，建立、健全我市文物保护法规、规章体系：依法治国、依法治文物是我们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沉痛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文革”期间，文物遭受空前劫难，甚至“文革”结束后相当一段时间里，文物仍然没有安全保障的历史和现实，深深的教育了每一个文物工作者。那时，面对严重的文物被破坏、私挖、哄抢、盗卖、走私的现状，由于社会法制被取消、文物法规残缺不全，我们欲治无据，虽然有理却无人理睬。所以，到处救火，了解案情，编发各类通知、布告、呼吁文书几乎成了文物管理人员全部的日常工作。即便如此，文物保护依然收不到应有的成效。始建于明正统年间的北京内城东南城角角楼是“文革”劫难仅存几座古老城防建筑之一，因为年久失修同时又受到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波及，顶部及墙体被局部震毁。当时角楼附近居民为满足盖防震棚材料不足等自家需要，蹬上城楼挖取砖瓦木石。从开始的捡拾材料逐步演变为动用机械工具拆卸成材，直至发展成为爬上屋脊揭瓦、割锯锡被(角楼屋面用金属锡代替灰做被)的大规模破坏行动，使一座具有极高建筑艺术、历史价值的明清城楼几乎毁于一旦。对此，文物部门痛心疾首，几经前往制止均无功而返。究其原因，在于角楼当时未列入文物保护单位，政府对类似破坏文物行为无制裁措施。虽然该事件经文物、公安、当地政府临时设法予以平息，但在1979年前后，诸如此类人为损毁文物事件比比皆是。　　北京市文物工作真正开始走向法制建设轨道始于1981年。同年，北京市文物局认真总结“文革”结束5年来实施文物管理难以推动的原因，是没有一部符合北京文物工作实际，可以做管理工作依据的正式文物保护法规。经请示上级同意，1981年11月，由文物局组织有关人员起草并几易其稿的《北京市文物保护管理办法》正式报经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批准发布实施。本法是北京市较早建立的专项地方性法规，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发布整整一年。虽然，有当时的历史背景、文物工作认识程度的原因，该法还不够规范、实用和完善，但是，它毕竟是本市的第一部文物工作法规，它彻底结束了北京文物保护无法可依的历史，代表了北京文物工作一个新时期的开始。《北京市文物保护管理办法》的发布和实施，赋予了广大文物工作者的法律武器，有力的震慑了文物犯罪分子，遏制了当时猖獗一时的文物破坏行为。从此，北京市的文物工作正式开始步入法制管理的轨道。 　　在《北京市文物保护管理办法》发布后的若干年时间里，北京市的文物立法工作并没有因为有了首部地方“法”而停步，而是不断积累管理经验，寻找依法管理的不足，加快了文物立法步伐。虽然，当时所立法规中以政府规章居多，但是，正是这批规章既以地方“法”为主要依据又逐步在弥补地方“法”的不足。1982年，针对当时我市文物市场混乱，文物无序经营，非法营销文物，馈赠、买卖出土文物，盗卖、走私文物等严峻、困难的文物管理状况，市人民政府颁布了《北京市文物市场管理暂行规定》。1983年，鉴于我市古建筑文物丰富，使用状况繁杂，火险、火灾事故频发，文物遭受严重损失的严重局面，经市人民政府同意，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联合发布了《北京市古建筑消防管理规定》。值得称道的是文物、文物保护区内及附近可能破坏文物的建设工程审批内容，也写进了市人民政府1984年公布的《北京市城市建设规划管理暂行办法》中，该法规对于确保文物及其景观的完整，发挥了重要作用。1986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布的《关于限制在城区内分散插建楼房的几项规定》和1987年北京市人民政府批转市文物局、市规划局《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管理规定》，及其辅助文件北京市人民政府批转市规划局、市文物局《关于(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划定(六十项、一百二十项、七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的报告》，明确、细化了《北京市文物保护管理办法》、《北京市城市建设规划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条款，使保护文物和保持古城风貌有了基本的规范，初步缓解了文物保护和城市建设的矛盾。1986年，北京市文物局和北京市园林局分别申报给市人民政府的《北京市利用文物保护单位拍摄电影、电视管理暂行办法》和《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暂行办法》，经市人民政府同意也以政府名义正式发布。这两部规章都根据当时随意利用文物拍摄影视，文物损毁案件时常发生，都市建设砍伐古树破坏古都意境所制定的。它们的出台，足以说明我市的文物立法工作正朝着健康、有序、完备的方向发展。 　　1987年，《北京市文物保护管理办法》颁布执行已经7年，7年中，北京的文物工作情况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文物行政部门在执法实践中也经常遇到一些更新、更复杂却难于用该法解决的法律问题。为此新法出台已经成为必然。同年6月，由北京市文物局起草的新法《北京市文物保护管理条例》经会同市法制办多次修订成稿，报经市人大批准发布。新法一改旧法逐条直叙到底的体例将旧法原有的19条修订为11章57条。新法根据国家立法规范，不但在总则和附则章节里阐明了立法依据和解释权，而且切合实际的对文物管理的内容进行了明确的划分，规定条款的法律定义更为准确。尤其值得肯定的是，新法中的惩罚章节细化了行政处罚内容和明确了依法行政的机关。根据此项规定，北京市人民政府又于1989年8月发布了《北京市实施文物保护管理条例罚款处罚办法》作为新法补充。为加强文物依法行政力度，市政府还陆续发布了《北京市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保护管理办法》(1989)、《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地下文物埋藏区的通知》()、《北京市馆藏文物管理规定》(1993)、《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巡视检查报告制度暂行规定》(1989)、《北京市经营中国字画管理暂行办法》(1988)、《北京市文物建筑修缮工程管理办法》(1989)、《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展览展销安全保卫工作的暂行规定》(1986)等一系列文物保护的行政规章。其中，《北京市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保护管理办法》在全国首次实施了对文物保护单位的单项立法。　　总之，改革开放初期的10余年，我市文物立法工作取得了卓越的成效。文物立法不但培养了新一代文物管理干部，促进了政府文物管理能力和水平的提高，而且还为全国文物保护管理提供了宝贵经验。有法可依、依法行政是那个时期文物工作的显著特点。　　(3)依法做好文物管理工作，进一步树立了北京市文物局行使政府文物行政管理的形象和权威，促使了本市的文物管理工作基本完成了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自1976年“文革”结束至1986年本市第三次文物工作会议召开前的10年间，是我市文物管理部门实施对北京文物全面管理最为艰苦的时期，也是文物破坏、盗掘、盗卖、走私的高峰期。据初步掌握的资料显示，每年文物违章案件(当时文物部门的管理依据是国务院1961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条例》)一般都在50起左右。面对居高不下的违章案件，文物部门的管理能力受到了严峻挑战。1980年前的5年，因为无“法”，管理工作效果甚微。如果案件重大或性质特别严重，文物部门只有层层上报，等候上级批示。假设得不到领导批复，文物部门则很难独自取得办案结果。 1981年发布的《北京市文物保护管理办法》和1982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赋予了文物管理工作法律意义。掌握法律武器，依法同文物犯罪行为做斗争并取得积极成果，是当时广大文物工作者的共同目标。十几年来，由文物部门独立查处及文物部门与其他政府部门合作共同查处的文物违法、违章案件几百起，其中，有据可查的大案、要案数十起。简做以下综述：　　万里长城北京段被大规模拆毁案，违法主体：北京延庆县、昌平县农民和生产队。违法事实：多地段大规模拆毁八达岭、居庸关长城城砖及墙基石条用于垒砌鸡窝、猪圈、院墙、兴建民居。查处结果：二人被判有期徒刑。 明十三陵长陵棱恩殿因拍摄电影《马可波罗》，文物破坏案，违法主体：北京电影制片厂。违法事实：将大号铁钉钉入古建楠木金柱和梁架上，在金柱上刻字。查处结果：科以罚金人民币10万元。　　元大都土城遗址被侵占违章建房案，违法主体：北京化纤学院。违法事实：在遗址上兴建多排学生宿舍，破坏地貌。查处结果：责令拆除违章建筑，恢复地貌，由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给予学校负责人批评教育。　　景山寿皇门古建筑电路失火焚毁案，违法主体：北京市少年宫。违法事实：将用电设备违规引入古建，造成电起火烧毁全部古建。查处结果：撤销少年宫党支部书记的职务，肇事人被判2年徒刑。颐和园东宫门前牌楼被卡车撞击损坏案，违法主体：北京清河纺织厂。违法事实：拖斗卡车穿行牌楼肇事，撞击损伤牌楼，古建结构移位。处理结果：赔偿文物修复费人民币20万元，罚款2万元。　　翠古斋非法经销文物案，违法主体：北京燕京书画社翠古斋。违法事实：向外国人贩卖国家严禁出口文物，从中获利。处理结果：市纪律检查委员会责成有关方面撤消该门市部经理的职务，没收全部线上文物。由彦国倒卖文物案，违法主体：原文物局文物处副处长由彦国。违法事实：有利用职务之便攫取文物行为，私自向外国人出卖文物。查处结果：判处15年徒刑。周口店猿人遗址再度遭受破坏案，违法主体：房山区农民、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展览馆。违法事实：在遗址上建石灰窑50余个，违章建筑一处。查处结果：拆除所有石灰窑和违章建筑，市委、市政府给予房山县县长、县规划局局长、市文物局副局长政纪处分。　　以上案例虽仅为文物部门所办文物违法、违章案件的极少几桩，但却在我市乃至全国引起了极大震动。80年代中后期，北京市的执法工作已经开始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并在全国文物法制工作会议上作为典型经验介绍、推广。虽然，我们的法律法规体系当时还不十分完备，文物执法还有相当的难度，但是，由于文物部门能够基本适应从人治到法治过渡时期的特点，在政府的领导及社会各界的支持下，确保了一批文物大案、要案得到了及时的查处。如：解放军总政治部三个艺术团体、基建工程兵118团家属小孩玩火烧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万寿寺西路800平方米古建筑案；中国文物保护技术研究所干部率文物职业学校学生实习违章使用电器，焚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大慧寺古建木结构案；劳动人民文化宫搞基建工程拆毁故宫东朝房屋檐案；解放军总参谋部后勤单位挖菜窖铲平明景泰陵宝顶案；长春电影制片厂利用故宫拍摄电影，高能灯泡坠落烧毁乾隆时期地毯案；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违章建设拆除孚王府西侧古建廊庑案；故宫博物院举办展览在奉先殿、皇极殿施工损伤古建结构、慈禧书法文物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为美观文物铲掉金柜的表面漆金，破坏文物案；颐和园某占用单位使用清华轩失火案；北京市房修二公司修缮明十三陵长陵棱恩殿，野蛮施工毁坏殿基石栏、探海案；北京林业大学职工聚堆烧树叶，明火失控烧毁大觉寺康熙古建龙王堂案；美国人苏维和携带圆明园石雕文物出口闯关案；海淀区建委在香山大门外违章审批新建，破坏静宜园遗址景观案；密云县不老屯村民盗掘古墓案；平谷县上宅村村民平整土地破坏上宅新石器遗址案；房山区琉璃河董家林村村民取土破坏商周遗址文化堆积案；昌平外地民工盗挖十三陵献陵未遂案；沈阳美术学院擅自临摹法海寺壁画损坏壁画墙体案；通县农民大批盗用、拆除永通桥桥面石板(仰面石)毁坏文物案等数十起性质严重、影响恶劣的案件都得到了认真的查处。用案例讲话，宣传依法管理文物，提高市民的文物保护意识和文物法律法规意识是当时文物工作的重要方面，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华社北京分社等新闻媒体也给予了积极支持。扩大文物的法制宣传既震慑文物违法分子，也教育了广大群众，收到了积极的社会效果。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委员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市政府法制办都对我市的文物立法和执法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热情的帮助和可贵的支持。他们不仅主持文物法规、规章的制定工作，还多次检查文物法的贯彻、落实情况，督促文物部门做好文物执法工作。　　总之，近十几年依法管理文物的实践和取得的成果，无论怎样评价都不过分。其积极意义在于，促使北京市的文物管理工作真正的走上了法制的轨道，进一步树立了政府的形象和文物部门实施文物管理的权威，为以后我市的文物管理工作铺垫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4)不断更新观念，努力适应时代潮流，以对历史、对人民、对子孙高度负责的责任感，开创性的做好文物保护工作：开展全市性文物普查，掌握我市文物基本分布及保存状况，为全面开展文物保护工作提供依据。1982年至1984年，由我局主持各区、县文物管理部门积极参与的北京市第二次文物大普查历时3年，取得重大收获。因为文物局事先对所有参加文物普查的干部进行了必要的岗前培训，对普查方法、普查对象、登记规范做了相应布置，保证了普查工作的顺利完成。这次普查共调查、登记文物7309项，一大批过去鲜为人知的文物首次被发现并予登记，对于“文革”期间文物的损失情况也基本了然于胸。从普查的从业人员规模、社会参与程度、普查技术含量及登记资料完整情况看，均大大超过了1958年的首次文物普查。这次文物普查不仅增进了我们的全市文物现存情况的了解，而且对今后10余年能够有的放矢的做好文物保护工作奠定了基础。　　以文物普查为依据，将一大批文物列入文物保护单位，进一步明确了我市文物保护工作的侧重点。在文物普查后的很短一段时间里，各区、县人民政府即将49项文物列为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将384处文物列入文物暂保单位予以公布，实现了区、县没有文物保护单位零的突破。北京市文物局自1979年起又先后论证、提名将220处文物分5批申报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将24项文物分3批申报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79年以后公布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中，突破了原有确定文物保护单位传统种类的模式，将一批代表北京历史文化特色的四合院、近现代建筑、名人故居、王府建筑、私家园林、历史街区也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予以保护。目前，北京市已有264处文物被列入市级和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得到保护(其中国家级42处，市级222处)，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数比“文化大革命”前增加了整整5倍。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含暂保单位)从无到有发展到600余处。三级文物保护单位量已占第二次文物普查总数(7309项)的1/9，占第三次文物普查(3500项)的1/4。确定、公布的大批文物保护单位，促进了我市文物保护的规模和格局的形成，初步改善了文物保护数量与首都历史文化地位极不相称的状况。　　为使各级文物保护单位能够依法得到保护，北京市文物局、北京市规划局自1984年开始，在全国率先开展了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工作。这次划定工作历时10年，坚持了保护文物优先，维持文物景观优先，适当兼顾城市发展建设的原则，利用科学手段将208处文物保护单位划定了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这一开创性工作，彻底结束了自1961年国家就强调的文物保护单位要划定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而又多年难于划定的历史，使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自身保护、环境景观保护步入了有法有据、有详细规矩可寻的正常轨道，保护状况大大改善。据我市相关文物资料显示，年10年间，北京市文物主管部门在市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社会各界的关心和鼎力支持下，依据有关法规、规章对本市各级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了空前力度的整治，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据统计共拆除文物违章建筑20万平方米，腾退文物建筑21万平方米。在文物整治中计有89个单位(机关、厂矿、学校、部队)从所占用的文物保护单位中迁出，使一大批文物从杂乱不堪的状态下解脱出来，恢复了本来面目，为文物欣赏和刚刚兴起的文物旅游业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一期间，五塔寺(原为北京动物园占用)、智化寺(原为北京市文化局工程队占用)、德胜门(原为三不管单位)、东南城城角角楼(原为三不管单位)、正阳门(原为北京卫戍区占用)、恭王府花园(部分为北京空调机厂占用)、大觉寺(原为北京林业大学占用)、法海寺(原为三不管单位)、银山塔林(原为农村生产用地)、东岳庙(原为北京市安全局占用)、大慧寺(原为北京钢铁学院占用)、焦庄户地道战遗址(原为顺义县武装部占用)、先农坛太岁殿(原为北京市育才学校占用)、先农坛具服殿(原为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占用)、团城演武厅(原为北京市巨山农场占用)、万寿寺(原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三文艺团体占用)、文天祥祠(原为东城区府学小学占用)、报国寺顾亭林祠(原为商业部占用)、地坛(原为解放军某部队占用)、湖广会馆(原为宣武区某制本厂占用)、芦沟桥(原为三不管单位)、云居寺(原为三不管单位)、白塔寺(原为白塔寺副食商场占用)、北海、团城(原为“文革”头面人物休憩场所)、钟楼(原为北京防空指挥部占用)、西黄寺(原为三不管单位)、白云观(部分为某工厂占用)等30余处文物保护单位的占用单位和部分占用单位从文物、古建筑群中迁出，这种支持文物工作、顾全大局的举动，为北京市的文物保护事业做出了贡献。已经腾退的文物建筑大都修复对外开放。属北京市文物系统接收的11处文物保护单位，也全部开辟为博物馆或文物保管所，建设成为较为理想的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的社会活动场所。文物保护单位的整治工作取得了空前的社会效果。1990年前后，市人民政府在天坛大土山彻底搬迁、十三陵神路复原维护、芦沟桥正式退役、改善周口店猿人遗址环境、腾退大钟寺等一批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文物整治项目上投入了巨大的人力和财力。北京市人民政府的率先垂范作用，不仅加快了本市文物保护工作的进程，为北京市民办了好事，而且还在全国树立了政府重视、支持、领导文物保护工作的榜样。　　20年来，北京市的文物古建筑得到了相应的维护和保养。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处于恢复起步时期，北京的建设资金还相当匮乏。然而，市人民政府仍然从十分短缺的资金中挤出一部分用于文物维修。据市文物管理部门初步统计，年14年中，政府共筹款近5000万元对70处文物古建筑进行了188次抢救性维修。北京市其他有关方面投入文物维修的经费则远远高出这一数字，约为市文物局投入的5～8倍。据此推算，近20年各方面的投入约为3.5亿～6亿之间。如此巨大的文物投资，大体相当于“文化大革命”结束前27年的40倍。2000年，市人民政府继续加大文物投资力度，将每年文物维修经费提高到1.1亿。这一保护文物的重大举措，足以证明北京市人民政府管理、保护祖国文化遗产的魄力和决心。　　考古发掘研究取得新的成果。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继房山区琉璃河、昌平区雪山遗址发掘后，又进行了平谷县上宅新石器时代遗址、延庆县葫芦沟和玉皇顶春秋战国时期山戎墓葬群、丰台区唐史思明墓、石景山八宝山辽韩佚墓、门头沟磁家务辽代瓷窑遗址、延庆县古崖居、房山区金代皇陵调查、顺义县西晋古墓群、丰台金代中都城水关遗址、房山区拒马河战国居住遗址、平谷浏家河商代遗址等处的考古发掘。其中上宅新石器时代遗址、琉璃河商周遗址、金陵调查、金代水关遗址的发掘尤为世人所瞩目。上宅新石器遗址于1980年开始发掘，遗址文化遗存丰富，经碳14对出土文物年代测定，距今约6000年。它的发掘填补了北京新石器中期断档，考古资料证据不足的空白。琉璃河商周遗址于年再次发掘。发掘面积8900平方米，清理墓葬121座，车马坑21座。堇鼎、克禾、克等三件重宝和大批青铜文物、葬具再现天日，对于准确考证北京建方国都城历史提供了佐证。经我国夏、商、周断代工程最新论证研究成果显示，北京创建方国都城的具体时间在公元前1045年(距今3045年)。这一结论的产生，将北京建都的历史向前推进了近2000年。金中都城水关遗址清理、发掘，是北京建国以来的一次大规模古都城垣文化遗存的揭示。它对于考证、了解800多年前金代少数民族政权国都位置、规模、科学的规划水平、城市设施都具有重要意义。水关遗址的发现、发掘震动了整个学术界，被评为1990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此外，我市配合城市基本建设所进行的考古工作也取得了新的进展。如配合北京西厢工程对城市西南部分文化遗存的清理，配合北京上地经济开发区基建工程的考古发掘，均取得了比较大的收获。　　(4)蓬勃发展的首都博物馆事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北京的博物馆事业也开始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尤其是1982年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的：“博物馆既是建设物质文明的重要条件，也是提高人民群众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的重要条件。”“要让博物馆做到使人民群众得到高尚趣味的精神上的享受”的博物馆工作指导方针，为博物馆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20多年来，北京的博物馆事业取得了出乎人们意料、超乎寻常的进步，拥有博物馆的数量从1976年以前的15座骤增至目前的100余座。一大批新建的博物馆、展览馆，无论门类、品种都居全国首位，充分体现了首都精神文明建设、文物保护的巨大成果。　　新建的博物馆中有社会科学史、志类博物馆。如：首都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北京市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北京市焦庄户地道战遗址纪念馆、明十三陵定陵博物馆、圆明园展览馆、延庆洞沟古崖居、芦沟桥史料陈列馆、北京市古代钱币展览馆。也有社会科学文化艺术类博物馆。如：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邮票博物馆、中国现代文学馆、北京艺术博物馆、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炎黄艺术馆、国际友谊博物馆。有人物纪念类博物馆。如：毛主席纪念堂、宋庆龄故居、北京鲁迅博物馆、茅盾故居、郭守敬纪念馆、郭沫若纪念馆、徐悲鸿纪念馆、梅兰芳纪念馆、曹雪芹纪念馆、文天祥祠。还有社会科学类、民族宗教类博物馆。如：中国民族博物馆、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北京中华民族博物院、雍和宫、白云观。有自然科学类博物馆，如：中国古动物馆、中国第四纪冰川遗址陈列馆、北京古观象台。有科学技术类博物馆，如：中华航天博物馆、中国邮电博物馆、中国医史博物馆、中国科学技术馆、中国航空博物馆、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博物馆。　　在上述新建的博物馆中，中国长城博物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北京艺术博物馆、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炎黄艺术馆、北京琉璃河商周遗址博物馆、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北京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等一批博物馆，在北京市博物馆发展的历程上都占据了重要地位。目前，首都博物馆新馆筹建工作正在加紧进行，她的建设成功将是中国博物馆界的一件大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北京市博物馆事业的快速发展不仅体现在数量上的急遽增长，同时也表现了质量上的积极进取。我市博物馆的质量提高主要表现在：主动开展文物征集，提高馆藏文物档次；改善馆藏文物条件，修复保护藏品；学习外埠、国际经验，更新展、陈观念；实施精品工程，展览推陈出新；面向广大群众，扩大社会效益；突出爱国主义，坚持开门办馆；开展国际交流，文物跨出国门。这些并非是博物馆工作的简单号召和口号，而恰恰是近20年来我市博物馆事业取得长足进步的真实写照。以我们所了解的首都博物馆为例：该馆自1980年开馆以来，始终坚持面向社会办馆的方针，利用馆藏品、博物馆科研比较集中的优势，在20年中共举办各类展览200余项，组织观众近千万人次(含巡回展览)。其中有10余项展览赴日、美、韩、前南斯拉夫和中国香港、台湾展出。这些展览不乏一批具有反映博物馆发展、进步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成果的精品，在社会上和国际文化舞台上都引起了强烈反响。 　　总之，市人民政府提出的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要逐步调整在京博物馆的布局，补充博物馆的缺项”和“鼓励中央、地方各行业及私人办博物馆的积极性，发挥各界办馆潜力，探索各种办馆途径”等一系列博物馆工作的决策在我市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北京市文物局直属的15座博物馆全部诞生在这一时期。各区、县博物馆(保管所)也都在这一时期筹建、开放。这些新的博物馆群体，坚持将博物馆工作的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办馆宗旨，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统一起来，在充分展示各自特点，提高综合服务水平，吸引、方便国内外观众，扩大社会影响，争取经济创收等方面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增强了自身发展的活力。尤其是市文物局于80年代后期，在局属各博物馆推行的馆长负责制、博物馆目标责任承包制和财政包干奖励制等项改革措施，在90年代前后博物馆的建设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北京市委、市政府的直接领导和支持下，北京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由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文教办公室、教育局、文物局等相关部门发起并组织的博物馆社教活动，经久不衰，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该项活动的主旨在于，联系在京的各博物馆，与大、中、小学校联合，共同开拓健康的学生校外生活空间，通过组织青少年参与观看展览、知识竞赛、作文评选、夏令(冬令)营、文物保护小分队、小讲解员等各项社会活动，用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教育和影响青少年，高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旋律，为培养和造就一代社会主义新人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5)改善流散物管理工作，整治文物市场：　　在我国自古以来就有藏宝于民的传统，民间收藏文物的延续、转移、流动、传播，一直是民族文化构成的重要方面，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传世文物、流散文物的流动量和流动范围伴随着国泰民安、社会稳定、文化繁荣和对外开放逐渐达到了颠峰。但是，鉴于我国文物法制比较薄弱，管理经验欠缺，全社会文物保护意识淡漠等诸多因素，这批文物的无序流动已经开始干扰了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当时的文物市场状况是，传世文物、流散文物大批涌向社会流通领域。很多文物贩子置国家文物保护政策于不顾，从民间大量低价收购文物，再高价卖出，从中获利。也有的文物收藏者误以为自己是文物的持有者，自行买、卖文物赚钱天经地义。更有甚者是那些利欲熏心的不法之徒，把盗挖、哄抢得到的出土文物攫为己有，并将其投入市场非法取利。对此，文物管理部门一方面站在国家的立场上与之斗争，一方面积极组织社会调查，并对文物市场的混乱状况进行全面、客观分析。认为文物市场的基本状况是：超线经营的多，个体和国营商店经营文物均有不同的违规行为。私下买卖的多，而且大多是向外国人兜售。擅自铺设摊点的多，柜台上、下两种货色，文物私下秘密交易。携带文物闯关的多，走私者大多是外国人。非但如此，某些国有的经贸公司也把经营文物作为出口换汇的渠道之一，继续做着收购、经营和批量出口文物、旧工艺品的生意。出口物品中，不乏有许多属于国家严禁出口的越线文物，且售出价格低廉。据文物管理部门掌握的资料证明，一只2寸见方做工精致的玉蝴蝶(旧工艺品)的出口价格折合人民币约二元钱。可见当时北京文物外流的形势十分严峻，已经到了非进行治理不可的地步。　　80年代初、中期，政府文物主管部门对北京文物市场实施强化管理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抓紧建立规章，由负责管理文物市场的文物处草拟了《北京市文物市场管理暂行规定》并报市人民政府公布实施。二是从严稽查，会同公安机关依法取缔擅自设立的文物经营点和文物非法交易场所。三是合理疏导，对那些能够守法的国营、集体文物经销商予以审核，确定经营范围，在坚持文物统一经营的前提下，对某些经营者给予文物代销的权利。四是堵塞文物外流渠道，会同北京海关鉴定、查没文物走私分子，从严惩处。五是根绝以国家名义的大宗旧工艺品交易，函请国家文物管理部门和国务院同意由文物部门全部接收外贸文物货源。以上阶段性的重要措施，在历时数年的文物市场整顿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从严管理曾一度使北京市文物市场的混乱状态得到很大程度的抑制，实现了基本的平稳。但是，由于文物自身的使用价值和商品属性并没有因此而不复存在，经济杠杆的驱动力仍在文物的流动、流向过程中处于支配地位，如果管理部门和管理者对其置若罔闻或熟视无睹，继续用一种停滞的、原始机械方法去管理文物市场，既不合时宜也很难奏效。为此，北京市文物局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针对北京文物市场管理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对现行的流散文物管理工作策略做出了新的调整。调整意见写入了北京市第四次文物工作会议文件。文件决定：试办旧货市场，出台旧货市场监管办法。对1949年以前的旧货由文物部门组织鉴定，对1911年以来不具有三个价值(历史、科学、艺术)的旧货不列为文物，列为监管物品允许在旧货市场上流通。这些措施一改原有的文物市场严管、严堵的管理方式，将严厉打击文物非法贩卖、走私活动，与运用市场机制疏导文物合法流通有机的结合起来，在坚持、维护文物法制的前提下，对流散文物管理工作的规范性、合理性、可行性做出了积极的探索。虽然这些措施在执行的过程中，由于文物部门管理工作不够到位，对执行中遇到的问题研究不够等原因，还存在许多问题，但其基本方向是应该给予肯定的。因为我们没有理由否定也无法否定近10年来文物市场管理工作所取得的成效。由于该项措施的贯彻实施，促进了北京市文物拍卖市场的形成。直至目前为止，文物拍卖市场虽然仍不够完善，也暴露了一些工作中的问题，但是有望在不断治理的过程中保持其正确的发展趋向。　　(6)事业经费的逐年增加为本市文物事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证：　　取得足够的经费，拥有强有力的物质基础作后盾，是做好文物工作的必要条件，也是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发展文物、博物馆事业的共性认识，北京市文物工作的经历同样证明了这一点。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国民经济尚处在复苏阶段。北京市的经济能力也仍然十分有限。那时，虽有大量的文物工作需要展开，但苦于资金不足，有些需办的事情只有作罢。凡是急需花钱不办不可的项目，也只能从政府那里申请一点可怜的经费以解燃眉之急。当时的情况是，北京市文物古建筑长年失修，历史性欠账过多，近乎100%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损坏，有的甚至已经塌落。尤其是经过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有些文物古建筑已经到了损毁殆尽的边缘。然而，文物管理部门可投入文物维修的经费却寥寥无几。据管理资料显示，北京市文物局在1979年建局初期，全年用于古建筑维修的经费仅为166万元。当时用这笔钱修缮了妙应寺白塔、国子监、古观象台、真觉寺金刚宝座塔、居庸关云台、西黄寺、德胜门箭楼、房山云居寺石经版库等8处文物保护单位的部分古建筑。当年，文物局全年的事业经费仅为250万元，其中2/3的资金都用在文物修复上了。可以想见，文物经费之不足，严重阻碍着文博事业的正常发展。古建维修资金奇缺，正常事业经费不足，基本建设投资近乎于零，确实难为了搏杀在文物第一线的全体同志。　　随着我国“四化”建设的飞速发展，国家经济状况开始好转，我市文物工作的物质基础也得到了逐步改善。至1990年，北京市财政下拨给市文物局的事业经费，从1979年的250万元递增到3034万元。1998年达到4470万元，是1979年全年事业经费的近20倍。在短短的20年时间里，文物局利用这笔资金，除对70余处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了200余次抢修外，还先后筹建了首都博物馆、北京市古钟博物馆、北京市琉璃河商周遗址博物馆、北京市辽金城垣遗址博物馆、北京艺术博物馆、北京石刻博物馆等14座博物馆，建立了两个科研机构和一个文物出版机构。迄今为止，北京市文物事业经费短欠的状况已经得到基本的缓解。可以预见，伴随着祖国的日益繁荣、昌盛、富强，发展北京市文物事业的物质基础将更加雄厚。一座既古老又年轻的伟大城市将用我们的双手和智慧建设、管理得更好，永远昭示后来人。(作者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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