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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中日关系“政冷经热”探析.pdf 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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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中日关系“政冷经热”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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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师范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新世纪中日关系“政冷经热”分析
姓名：郭贤江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国际关系
指导教师：赵长峰
硕士学位论文
⑨MASTER‘STHESIS
进入新的千年，中日关系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邦交正常化以来的
一直的友好合作阶段进入到一个更为复杂，更为坎坷的阶段。这个阶段之所以复杂，
是因为在这个时期内，中日两国经济交往一直朝着一种良好的方向发展，双边贸易
的广度和深度都在进一步发展，投资额也在不断上升，在东亚区域一体化的背景下，
双方在金融领域的合作也在进一步深化，货币合作也取得一定的成果，双方在人员
交流，科技合作方面的发展一直没有中断，但相反的是，双方在政治层面却出现了
一种和经济层面的发展背道而驰的发展趋势。日本自小泉上台以后的历届政府(除
了2006年上台的福田康夫首相)对华政策不断趋于强硬，双方在发展战略，安全
领域，历史问题和领土问题上的摩擦日益严重，具体表现就是小泉首相不顾亚洲人
民的感受，连续五年参拜供奉有二战战犯的靖国神社，否认和美化二战中的侵略，
在国际政治领域不断宣扬“中国威胁论一，积极参与对中国的围堵和遏制，在台湾
问题上的态度不断出现倒退，中日两国首脑会晤中断，出于对日本方面一系列充满
敌意的表现，中国政府也加大了对日本谴责的调门。尤其是2010年底，中日之间
发生的撞船事件，使中日两国关系进入到低谷。这种经济上趋热和政治上的趋冷现
象已经超越国际政治理论解释的范畴。在学界，许多研究者还专门为这种现象创设
了一个新词一政冷经热。造成这种非正常关系的原因是多元化的，有政治方面的原
因，也有经济方面的原因，在政治方面，首先是中日双方的战略态势发生了变化，
由中弱日强到中强日弱，日本在经济层面的心理优势荡然无存，致使日本的决策层
制定对华政策时出现了强硬化趋势。国际层面由于冷战后苏联这个共同敌人的消
失，中国的繁荣壮大，日美同盟开始把中国作为战略敌人来看待。在国内方面，日
本右翼势力和保守势力进入政坛的中心位置，在右翼势力和保守势力的影响下，日
本的对华政策发生了改变。经济上双方的利益的共存致使两国民间层面不断扩大交
往，政府层面也有意识的淡化政治上的分歧对经济交往的影响。这种“政冷经热”
局面的存在和长期化趋势，从各个方面考虑都不利于东亚地区的和平和稳定，也不
利于两国经济互利合作的长期化。因此，需要双方政府采取有效的政策和措施，扭
转这种非正常的关系形势，踏踏实实的推动两国各个层面的交流和合作，努力创造
有利环境，使中日两国关系“从政冷经热&的状态转到“政热经热&的状态。
关键词：政冷经热中日关系
硕士学位论文
⑥MASTER’STHESIS
ofmorethan
two nations，
2,000years，Chinese
Japanese，the
friendlyrelationship．However,sincebeginning
enjoyedlong-term
WartOthe ofWorldWar
times，from
Sino—Japanese
Two，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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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岛问题与中日关系
&& 00:33:24
钓鱼岛问题不仅反映了中日战略利益矛盾，还涉及民族情感。
　　中评社╱题：钓鱼岛问题与中日关系　作者：郭震远（北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本刊学术顾问
　　2012年7月开始，日本政府坚持推进钓鱼岛“国有化”，1971年以来一直存在的中日对于钓鱼岛领土主权归属的争端急剧地严重激化。事态发展表明，钓鱼岛问题不仅已成为当前中日关系中最突出的热点问题，而且也已成为牵动中日关系全域的重大问题。钓鱼岛问题已突破中日之间领土主权归属争端的框架，成为了中日之间战略利益矛盾、冲突的集中表现，以及日本国内右倾化已占据主导地位的重要反映。可以预料，未来时期钓鱼岛问题将继续是中日关系的指标性和关键问题。如果钓鱼岛问题得以妥善解决，那就标志着中日关系将出现转折性重大改善；反之，则中日关系将长期无法走出低谷。
　　钓鱼岛问题日益明显地集中反映了
　　中日重大的战略利益矛盾、冲突
　　二十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日谈判“归还冲绳”问题，公然把中国领土的钓鱼岛等岛屿，列入拟“归还”日本的冲绳范围，并在1971年6月签订的“归还冲绳协定”中，对此予以明确确认。这一期间，日本首相、外相及其他高官，还密集地公开宣称钓鱼岛是“日本领土”，中日之间“不存在领土问题”。对此，海峡两岸都表示了强烈反对和坚决抗议，世界华人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钓运动。从此，钓鱼岛问题成为了中日关系一个敏感的热点问题。但是，从那时至今四十多年以来，钓鱼岛问题的性质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由相对简单的两国领土主权归属争端问题，转变为两国战略利益的矛盾和冲突，从而由中日关系的局部性问题，转变为牵动中日关系全域的问题。这一转变对于当前和今后的中日关系，已产生并将继续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二十世纪90年代中后期，是钓鱼岛问题发生以来的四十多年中，最重要的转变时期。1972年中日建交到这一时期的二十多年中，尽管日本方面一直有一些小动作，例如，1978年日本右翼团体“日本青年社”在钓鱼岛建立灯塔；1979年日本在钓鱼岛修建直升机临时停机坪、1990年“日本青年社”在钓鱼岛再次修建灯塔等等，中国方面对这些动作都向日本提出了抗议、进行了交涉，但从总体上看，钓鱼岛问题并没有成为中日之间突出的热点问题，没有对中日关系产生明显的不利影响。实际上，这二十多年是中日建交后，中日关系发展最顺利、成果最丰富的时期；1972年9月中日建交、1978年10月中日签订“中日友好和平条约”、1989年6月的北京政治风波后日本率先突破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等等。与此同时，中日经贸关系迅速发展，互相成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到1993年，日本已经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第四位的外资来源国，中国也成为日本第六位贸易伙伴、第六位的出口市场。
　　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的十多年中，日本对钓鱼岛显示“主权”的动作明显强化，而中日之间（包括台日之间）关于钓鱼岛领土主权归属的争端日益激化。在这十多年中，不仅日本的国会议员、右翼团体人士频繁登岛以显示日本的“主权”，而且日本海上保安厅大为加强了在钓鱼岛附近海域的“执法”力度，多次阻挠、甚至撞击中国渔船（包括台湾渔船）；驱赶、甚至扣押中国渔民（包括台湾渔民）。2012年9月日本政府宣布对钓鱼岛“国有化”，更是充分表现了日本政府对于钓鱼岛问题，扩大事态、激化争端的立场和政策。日本的行径遭到中国（包括台湾）的强烈谴责和反制，特别在日本政府宣布对钓鱼岛“国有化”后，中国政府以前所未有的力度，进行了有效反制。与中日对钓鱼岛问题争端激化同步，中日关系明显恶化，由此前曾经的“政热经热”，经历二十一世纪初的“政冷经热”，再到现在的“政冷经凉”，从而陷入了中日建交以来的最恶劣状态。钓鱼岛问题是中日关系严重恶化最重要的直接原因之一。所以，在这一期间，钓鱼岛问题日益明显地成为了中日关系中最突出的热点之一，成为了牵动中日关系全域的重大问题之一。
　　分析二十一世纪90年代中后期前后，钓鱼岛问题的性质及其对中日关系影响的重大变化，可以清楚看到，日本政府对于钓鱼岛问题的立场和政策的重要转变，是最直接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从二十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的十多年，是日本政府更迭十分频繁的时期，特别是2009年9月到2012年12月，日本发生了真正意义的政党轮替，民主党执政三年；但历届政府，包括三届民主党政府，关于钓鱼岛问题的立场和政策都十分相似，甚至可以说是一致的。即使对中国比较友好的政府，如福田康夫政府、鸠山由纪夫政府，关于钓鱼岛问题的立场和政策，与其它各届政府也没有明显区别。实际上，二十世纪90年代中后期之前的二十多年中，也经历了多届日本政府，历届日本政府关于钓鱼岛的问题的立场和政策也是相对一致的，即不把钓鱼岛问题扩大为中日关系的全域性问题。显然，二十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日本关于钓鱼岛问题的立场和政策的重要转变，是重大的趋势性变化，而不是某一届日本政府的，个别的立场和政策变化。四十多年来，钓鱼岛问题作为中日之间领土主权归属争端问题的基本属性没有，也不可能改变。日本政府关于钓鱼岛问题立场和政策的重大改变，与钓鱼岛问题本身无关。
　　事态发展越来越清楚地表明，这一重大改变是日本对华战略和政策重大调整的必然结果，而在更深层上则是日本加紧推进“大国战略”，并且日益明显地视中国为日本成为“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主要竞争对手的必然结果。经过二十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的经济高速增长，70年代日本已成为GDP总量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并从80年代中开始了争取成为“正常国家”，即摆脱二战战败国地位为标志的“政治大国”的努力，但进展并不顺利。在这一期间，中国不仅是日本对抗苏联霸权的重要战略伙伴，而且中国经济起飞为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创造了难得的机遇，中国迅速成为了日本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投资对象国之一，有效地支撑了日本经济的继续发展。显然，在这一期间的中日关系中，共同的战略利益居于主导方面，而钓鱼岛问题作为相对简单的两国领土主权归属争端问题，对中日关系只有有限的局部影响。
　　二十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后，日本以争取在联合国“入常”为主要目标，全面强化了争取成为“政治大国”的努力，并且通过修改“美日防卫合作指标”、加强美日同盟、大力提升自卫队地位和作用等，明确地开始了争取成为“军事大国”的努力。在冷战后的世界形势下，首先是亚太地区形势下，日本选择了以中国为主要竞争对手的方式，争取发挥“政治大国”、“军事大国”作用。所以，二十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特别是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日本的对华政策进行了重要调整，由此前的友好合作为主，明显地调整为以竞争为主，并力图对中国加以限制、包围。与此相应，中日之间一直存在的历史问题、台湾问题，以及钓鱼岛问题和东海划界问题等，都明显激化，由局部问题成了牵动中日关系全域的重大问题。二十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的十多年中，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不断扩大事态、激化争端与强化争取成为“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努力、日益明显地视中国为主要竞争对手，以及不断加强对中国的包围、限制，都同时出现、同步增强，充分显示了日本这些动作的关联性、一致性。显然，钓鱼岛问题已突破了中日之间相对简单的领土主权归属争端问题的框架，而成为了中日之间战略利益矛盾、冲突的重要表现之一。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四十多年来中国的对日政策一直是稳定的、连续的，从未做出重大调整。1972年中日建交时和1978年签订中日友好和平条约时，中国都强调以中日关系大局为重，暂时搁置钓鱼岛问题的主张，日本当时也接受了这一主张。在此后的四十多年中，中国一直坚持了这一主张，对于日本在钓鱼岛的大小动作，都只是做出被动反应，即便在二十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对于日本扩大事态、激化争端的动作，仍然是做出被动反应，包括2012年9月日本对钓鱼岛“国有化”后，中国的反制同样如此。所以，正是因为，也只是因为日本强化争取成为“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努力，日益明显地视中国为主要竞争对手，企图包围、限制中国，从根本上导致了钓鱼岛问题性质和影响的重大变化。清醒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把握钓鱼岛问题未来的动向，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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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1:40)清华教授新书谈中日“政冷经热” 论及钓鱼岛问题
来源：华夏经纬网
　　中新社北京二月十五日电 (记者徐长安张量)中国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刘江永教授十五日在此间举行新书《中国与日本：变动中的“政冷经热”关系》首发式，并阐述有关中日关系新的研究观点。
　　刘江永教授是中国国内长于国际关系、世界政治与经济、国际安全、日本与东亚问题等研究的专家。
此间首发新书集中就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中日关系出现的“政冷经热”矛盾现象进行系统深入的论述，重点分析相关领域的重大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并结合以对未来中日关系前景的预测。
　　书中从多方面对中日关系做了论述。《中日经贸关系与政治因素的相互影响》一章用定量的方法，说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政治因素对中日经贸关系的影响相对下降的原因；《日本政治右倾化对中日政治关系的干扰》对日本政治战略走向做出定性分析；《日美同盟、台湾问题与中日关系》从中美日三边关系的视野出发，分析战后以来美国因素对中日关系及中日关系中台湾问题的影响。书中还就钓鱼岛、中日政治关系与两国民众感情、东亚竞争合作与中日“政冷经热”等问题阐述了作者观点。
　　作者用零度到三十度的温度变化形容中日政治与经济关系的七种可能，包括政热经热、政温经热、政热经温、政温经温、政冷经热、政冷经温、政冷经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该教授分析认为，当前中日关系处在经济上温而趋冷、政治上冷而趋暖的状态。
　　出席首发式的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阎学通教授认为，此书出版旨在促进中日关系发展，加强对中日关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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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 余 饭 后从“政冷经热”到“政冷经冷” 中日关系应寻破局之道
摘要：长期以来，人们谈论中日关系时往往喜欢用“政冷经热”这个词语来形容，也就是说虽然中日之间政治关系趋冷，经贸往来却依然热络。随着2012年日本购岛闹剧引发中日关系陷入冰点，不仅中日财长对话暂停，中日之间也中断了高层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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