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艮仲_百度百科
王艮仲(~），男，曾用名王师和，江苏省南汇县大团乡（现上海市浦东新区大团镇）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知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建国会深受尊敬和爱戴的老一辈会员，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优秀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六届、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原国务院参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原参事，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副秘书长，第五届、第六届中央咨议委员会副主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第五届理事会副理事长，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理事会名誉副理事长。[1]
王艮仲人物生平
王艮仲同志
王艮仲，曾用名王师和，1903年7月生于江苏省南汇县（现大团镇）。1929年毕业于政治经济系。
抗战期间，曾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高级参议，江苏省农民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和省行襄理，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江南行署政务处长等职，在沦陷区开展对敌斗争。
抗战胜利后，创建中国建设服务社，并任理事长，后任上海剧艺社理事长，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政务院参事、国务院参事，中华职业教育社副总干事、第五届理事会副理事长，第六、七、八、九届理事会名誉副理事长等职。1949年加入，先后任民建第一届中央委员，第二、三、四届中央常委、副秘书长，第五、六届咨议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知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建国会深受尊敬和爱戴的老一辈会员，的优秀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四、五、八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六、七届常务委员，原国务院参事，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原常务委员、副秘书长、顾问，中华职业教育社原副理事长王艮仲同志，于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10岁。
王艮仲同志遗体送别仪式
王艮仲经历与成就
王艮仲日生于江苏省南汇县大团乡（现属）。1919 年，在上海浦东中学求学时，适逢“五四”运动兴起，王艮仲受到科学与民主的思想启蒙。其时，军阀混战、外强入侵、民不聊生，他少小的心灵中就立下了爱国、救国之志。后曾去东吴大学附中、和攻读。 1924 年在苏州东吴大学求学时，作为学生会主席的王艮仲，因邀请共产党人恽代英等到学校讲演，组织、参加支持“五卅”运动，被学校劝退，后经黄炎培先生帮助转学到南京就读，1929年毕业于。
王艮仲同志
1937年抗战爆发，1938 年秋，正是全国爱国人士响应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实现国共合作之时。他受国民党多方委派，从后方来到沦陷区上海，做敌后斗争工作。他认真地和共产党合作，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公开宣布：坚决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和共产党合作。他通过朋友找到当时名震一时的共产党员林钧，合作建立了淞沪青年抗日工作团，组织了一支游击队，加以培训后，由林钧带领，前往浦东袭击日军。此后，队伍又夜渡东海，转战浙西，屡建奇功。王艮仲利用国民党的各方力量，减少阻力，尽力支持帮助南汇地区新四军游击队，弥补队伍供给、枪械不足等困难，并从中协调关系，互通信息。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任江苏省农民银行上海分行负责人的王艮仲，为了不被日伪分子控制，采取分行先期停业，资金调转后方，职工遣资疏散的办法，成为防止受日伪控制的上海唯一一家银行。
1944 年，抗日战争胜利为期不远之际，时任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高级参议、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江南行署政务处处长的王艮仲，日夜思虑着如何尽快重建饱经战火创伤的家园。1945年8月，抗战胜利，他毅然辞去一切职位，从重庆回到上海，创办中国建设服务社，举办多种经济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致力于文教、经济、农村建设和民主运动。与中共地下党员合作，联合上海、北平各大学教授，创办《中国建设》杂志和《中国建设》北平版。《中国建设》杂志编辑部以共产党员为核心，引导群众从反对内战到支持解放战争。他以南汇为基地，创办设立中国和浦东地方建设公司，开辟浦东交通事业。在南汇海滨租田一千亩，组建集体农场。他的“新农村”建设在上海滩轰动一时，媒体竞相报道，受到各界广泛赞扬，黄炎培、郭沫若、阳翰笙等知名人士，以及上海滩的大亨杜月笙都曾前去参观。曾经家有良田3000亩的他，创造了浦东地区乃至上海的多个“第一”：自己出资修筑浦东“第一条公路”（原沪南公路），组建“第一个公交公司”（现浦东巴士公司的前身），并引进“第一个电信公司”，办起了“第一个合作农场”（即现东海农场鲜花港和棉花种子厂地址），被誉为“浦东王”。曾历任中国建设服务社理事长、中国建设出版社社长、上海剧艺社社长、浦东地区建设公司董事长。
中立者为王艮仲
解放战争期间，王艮仲凭着自己与国民党巨头陈果夫、顾祝同、李济琛的关系、国民党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的身份，周旋于国民党特务和各部门之间，掩护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逃离魔爪，成功脱险。1948年，他以自己秘书的身份带即将受到迫害的共产党员吴晗到从北京到上海，安顿在家里，而恰逢北平市党部的书记长吴某也到上海，硬要住他家里，于是王艮仲把他们一个安排在楼上，一个安排在楼下，虽然胆战心惊，但终使吴晗安然无恙。王艮仲还尽其所能资助过不少抗战中牺牲的烈士的子女；帮助和引导有志青年求学或走上革命之路，为党做了大量工作。他的这种义举，在解放以后，被汪道涵同志戏称为“江南大侠”。
1948年5月，共产党发出号召，主张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家大事，王艮仲表示坚决拥护，思想上产生了新的飞跃，从“与共产党合作”发展为“受共产党领导”。同年他去香港，与共产党派驻香港的负责人潘汉年相见，表达了接受党领导的愿望。
1949年初，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民主人士黄炎培。为协助黄炎培离开上海，经王艮仲筹划，在黄炎培离沪前几天，他向外界传言，说他将再邀黄炎培去南汇农场参观，使特务放松戒备。在黄炎培离开上海的那一天，由黄炎培带着家属坐汽车去永安公司，从公司东面进入，从公司西边走出，随即登上王艮仲接黄炎培的汽车，迅速驶向与党组织约定的地点，登上轮船，经香港前往北平。
1949年4月，王艮仲潜离上海取道香港，5月间安然到达北平。随即他前往北京饭店拜访寓居于此的黄炎培先生。适逢周恩来同志在场。在黄炎培的介绍下，周恩来与王艮仲亲切握手，并惊讶地说了一句：“早就听说你了，没想到你这么年轻。” 在随后的攀谈中，周恩来对他嘘寒问暖，关心有加，并语重心长地说：“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与各民主党派风雨同舟，互相支持。通过民主党派，共产党可以听到自己听不到的话，团结到自己团结不到的人。你还是参加一个民主党派吧。” 总理一番真诚坦率、意义深远的教导，让王艮仲再次领悟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长期合作的道理，一旁的黄炎培马上说你就加入民建吧，他欣然接受并很快加入了民建会，从而定下了后半生前进的方向。 和周总理的这次相逢，可以说是他人生中的一次重大转折。横下心来，矢志加入民主党派，跟共产党走。6月上海一解放，王艮仲又南下上海，把自己亲手创办，投入不少资金和心血的公司、农场等实业，着手收拾了一番，或交公，或结束，告别过去，全身心投入新中国的建设事业。1950年7月，王艮仲再次奔赴北京，经周总理正式任命，就任政务院参事，并兼任民建会的工作。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为民建和中华职业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曾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民主建国会常委、中央咨议委员会副主任，中华职业教育社副理事长、中华工商专科学校校友会名誉会长、理事长等职务。
离休以后，王艮仲依靠自己海外朋友多关系广的有利条件做了大量的鲜为人知的促进两岸和平统一的工作。[4-6]
王艮仲个人作品
王艮仲将主要根据他的回忆录、学习笔记、书信、讲话稿等文论集萃整理编纂成《沧海一粟——世纪老人王艮仲》一书。[7]
王艮仲其他信息
贾庆林登门看望
贾庆林看望王艮仲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昨天登门看望为我国的多党合作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王艮仲先生。
王艮仲先生是原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常委、中华职业教育社副理事长，刚刚过完110岁的生日。贾庆林紧紧握住王艮仲的手，祝他健康快乐，更加长寿。
王艮仲先生矢志不渝跟党走，将家产全部捐献给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他年事已高，仍笔耕不止，用自己的亲身经历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新时期党的统一战线理论，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积极建言献策。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杜青林等一同看望。[8-9]
《传奇老人王艮仲》在浦东首发
日，讲述王艮仲传奇经历的《传奇老人王艮仲》一书在浦东首发。同时为王艮仲老先生庆贺110寿辰。
《传奇老人王艮仲》一书是浦东向王艮仲祝寿的礼物。此书的编写得到了中央统战部和市委统战部的数次指导和帮助，以及王艮仲的女儿王正维、北京上海浦东同乡联席会的鼎力协助。[10]
王艮仲社会评价
王艮仲同志长期任全国政协委员以及民建中央和中华职教社领导，他为职业教育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积极参政议政。他拥护党的统一战线，做了不少有益于党和人民的工作。
．人民网[引用日期]
．苏州大学档案馆[引用日期]
．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引用日期]
．人民政协网[引用日期]
．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委员会[引用日期]
．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引用日期]
．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引用日期]
．中华职业教育社[引用日期]
．新华网[引用日期]
．浦东时报[引用日期]一路并肩聊天没套出周总理生日|布加勒斯特|文学_凤凰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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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并肩聊天没套出周总理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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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国内没接触过中国人，对中国也不了解，只记得在中学学过一两页的中国历史。不过，当时我们国家跟中国是老朋友一样的感情。”罗明和同学们得到中国老师的悉心指导，至今他仍能叫得出每一位授课老师的名字，对他们充满感情：刚从美国回来的邓懿、曾在英国教授汉语的王怀还、运用最新教学方法和技巧授课的杜荣和熊毅……这些老师被誉为新中国对外汉语教育事业的拓荒者。罗明家中相册里，保留着多张不同年代、不同场合的师生相聚画面。“每次到北京都看望他们。”
原标题：一路并肩聊天没套出周总理生日上世纪50年代初期，清华大学东欧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师生合影周总理接见罗马尼亚外宾,右一为罗明朱德访问罗马尼亚，罗明（右）担任翻译邓小平与罗明握手◎文/本报记者
◎肖像摄影/李继辉作为罗马尼亚前驻华大使，罗明的头脑里仿佛储藏着一部中罗历史的纪录片，可以随时流畅地播放。一旦他开口讲述，鲜明的影像瞬间掸净历史尘埃，从他的记忆里起飞，在倾听者的头脑中着陆。这位前驻华大使拥有浓厚的中国情结。自1950年被指派到中国学汉语，罗明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几乎为所有罗马尼亚主要领导人和中国主要领导人作过翻译和陪同，他们是罗马尼亚的格罗查、乔治乌-德治、波德纳拉希、毛雷尔、齐奥塞斯库等，中国的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华国锋。1990年至1996年，罗明出任罗马尼亚驻华大使。这些工作身份，让他不仅经历和参与构建了不寻常的中罗关系，还见证了中国与苏联、东欧外交演变的历史进程。退休后，罗明仍心系中国，热心于参与中罗关系发展的诸多活动。见证者的口述，如汩汩溪流，最终汇聚于历史。借贯彻《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布加勒斯特纲要》的契机，北京记者团一行有幸在布加勒斯特拜访了这位见证历史的老人。第一批留学生的汉语水平最高 至今无人能超越日，踏着布加勒斯特市区的积雪，北京记者团来到一座老小区。眼前的建筑物毫无违和感——两排低矮的苏式住宅楼，设计朴素、格局统一，乍看有点像北京三环边上的和平里。眼前身着花呢格子西装的老人也无违和感，洋面孔一张口，流利的普通话娓娓道来。他是罗马尼亚第十一任驻华大使拉穆鲁斯·布杜拉，中文名罗明。罗明今年83岁，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中国通”。当天的会面有个小插曲。约定的拜访时间为上午10点，约9点55分许，罗明打电话过来询问，你们到哪儿了？他略带歉意地解释，老小区不太好找，怕我们的司机不识路。记者团确实在路上耽误了些许时间，倒非寻路难，而是意想不到的堵。布加勒斯特的交通拥堵，似乎不逊于中国北京。见面后才知道，彼时罗明已经早早出了家门，在寒冷的室外站了十来分钟。当日，布加勒斯特白天的温度在零摄氏度以下，老先生的鼻尖、脸颊都冻红了。一见到我们，他快步上前，那双清亮、活泼的大眼睛里满满笑意。“你好。”他用中式礼节迎客，同在场每个人热情握手，宽大的手掌略微冰凉。记者团为晚到致歉，他连连摆手，说了几遍“没关系”，把我们迎进家门。出乎意料的是，前驻华大使的住宅如此简朴。一套一室两厅一卫的老房子，目测面积不到60平方米。小区建于1953年，当时是分配给铁路系统的职工房，距今已有61年历史。如此“长寿”的住宅楼，倘在中国估计称得上“楼坚强”了。罗明及夫人萨安娜将家中布置得极像中国文人的居所：墙上挂着友人赠送的书法绘画，旧版《诸子百家》、《鲁迅全集》等中文书籍挤满了书柜，兵俑等仿古的小摆件随处陈列，明清特色的上漆圆凳置于墙角。1949年中国同罗马尼亚建交后，周恩来总理曾致信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一书记乔治乌·德治，指出两国领导人之间要讲通话，必须得有翻译。随之，1950年12月初，5名罗马尼亚年轻人被选派到清华大学学习汉语，罗明与萨安娜均在其列，两人当时是同学，罗明当时才19岁。此后，匈牙利、保加利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留学生陆续抵达，在清华组成了“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来华学习汉语的外国人。“我在国内没接触过中国人，对中国也不了解，只记得在中学学过一两页的中国历史。不过，当时我们国家跟中国是老朋友一样的感情。”罗明和同学们得到中国老师的悉心指导，至今他仍能叫得出每一位授课老师的名字，对他们充满感情：刚从美国回来的邓懿、曾在英国教授汉语的王怀还、运用最新教学方法和技巧授课的杜荣和熊毅……这些老师被誉为新中国对外汉语教育事业的拓荒者。罗明家中相册里，保留着多张不同年代、不同场合的师生相聚画面。“每次到北京都看望他们。”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的文科划归北京大学，“专修班”的老师和学生们于当年9月一起转入北京大学。按既定计划，汉语学习为两年。到期后，留学生要进入北大各系进行专业学习。罗明起先并不想选择中文系。“我是铁路工人的儿子，本能地对机械、技术等领域感兴趣，但组织让我继续学习汉语、学文学，当时有点想不开。”后来，罗马尼亚外交部一名同志说服了罗明：“作为一名外交官，你得了解该国家的历史、文学。”自此，罗明与汉语打了一辈子交道，并同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毕业后，罗明进入外交部，他的夫人萨安娜后来成为罗马尼亚著名汉学家。他们的女儿达尼亚出生在中国，长大后也入北大历史系读书，女婿也曾任罗马尼亚驻华大使。他们的小儿子罗扬曾在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留学，精通汉语，现在为罗马尼亚知名汉学家之一。时至今日，让罗明最自豪的是外交圈内外的夸奖：第一批留学生的汉语水平最高，至今无人能超越。陪同资本家出身的国家元首第一次访华1954年起，罗明开始担任罗马尼亚主要领导人的翻译工作。他的第一个重要任务是陪同罗马尼亚国家元首、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格彼特鲁·罗查博士访华。1954年9月至10月，罗查博士应毛泽东主席邀请访华。罗明再三提及，当年访问的理由很值得注意：“1954年你们国家正好决定走什么路。我记得接见罗查博士时，毛泽东主席很明确地解释：‘说服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跟我们继续合作’。他邀请罗查博士，是希望他把自己的经验、想法的转变过程，给中国的资产阶级介绍一下。”罗马尼亚解放以前，罗查博士本身就是大资本家，但他靠近共产党，后来真诚同罗马尼亚工人党合作建立政府。罗查博士的特殊身份被寄予希望。在华一个月，罗明随同罗查访问了武汉、重庆、桂林、广州、上海、西安等多个大城市，同中国一些有代表性的工商界人士有过交谈。罗明看出来，毛泽东希望罗查博士传递这样一种信号：中国共产党是愿意跟忠诚于民族事业的资产阶级合作的。“而且用你们独特的办法。对，公私合营。没有直接没收工厂、银行。”他补充道。回国后，罗查博士撰写了《在六亿人民的国度》一书，介绍中国的发展成就。1955年，得知罗明回到布加勒斯特，罗查博士曾邀请他到家里聚餐，并念了一段文稿中的内容，询问罗明意见：“你感觉怎么样？”罗明能感觉到，罗查博士希望这本书代表罗马尼亚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也能促进罗马尼亚同中国的相互了解。出版后，这本书在罗马尼亚知识分子群体中引起了很大反响。陪同领导人的第一次访问，让罗明深入接触到了一个拥有几千年历史的国家。除了文化、建筑及各种艺术品外，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便是中国人对罗马尼亚人的“老朋友”态度。在国内，罗明从未接触过中国人，对中国没有了解。“我还记得中学最后两年，学过一页或者两页中国历史。但是1950年8月份，随着第一批中国留学生来到罗马尼亚，我们一下子跟他们成为好朋友。我父亲作为铁路局局长，曾邀请他们5个人来家里吃饭。我邀请他们到我曾就读的铁路工人中学参观。学校就建立在修理火车的工厂厂房中间空地，我认为还是有必要请他们看看，我们在什么环境中学习。当时我的英文还比较差，更多的时候用各种手势表达思想感情。学校艺术团也邀请中国留学生看表演……不论到哪里，我们都是手拉手的好朋友。我想说的是，这种亲密友好的关系，一下子就建立起来了。”周总理的回答很机智：“开花、鸡叫的时候”在外交部任职期间，罗明同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有过近距离接触，他对部分领导人的个性、谈吐印象深刻。资料显示，在一部拍摄于1956年的纪录影片《兄弟般的友谊》中，出现了罗明的身影，那时他的身份是中国领导人朱德出访罗马尼亚时的随行翻译。他流利的汉语甚至还曾“骗过”朱德的耳朵。朱德以为罗明是生长在中国的罗马尼亚人后裔，随口询问他出生在中国的哪个省份。当罗明回答说自己是罗马尼亚留学生时，朱老总大吃一惊，惊叹：“简直不敢相信！”1955年访问罗马尼亚期间，朱德下火车后曾在广场发表简短演讲。这名中国领导人的四川方言一度难住了罗明。一开始，完全听不懂。这个机智的年轻人很快观察到，朱德视力不太好，演讲稿上的字儿写得很大。罗明站在朱德身后，不慌不忙对照稿子“消化”方言，再对罗马尼亚民众进行翻译。“自从我踏上了罗马尼亚的国土，我就感到了罗马尼亚人民的热忱……”时隔近60年，罗明还能流利地背出朱德副主席演讲的开场白。他还记得，台下民众的掌声一波又一波响起，朱德很高兴。数年后，罗明在北京颐和园参观时偶遇朱德的警卫员。“你是罗明吗？”警卫员一下认出他，并邀请其拜访朱德。“哎呀，罗明，我的老朋友……”两人的合影至今还夹在罗明的相册里。“他们都喜欢我。”罗明自己笑笑。在朱德访问期间，罗明陪同了10天，老少两代人合作非常好。罗明当时年轻，中罗两国的领导人都把他当子辈对待，但他从未逾越冒失，总是很守规矩。1965年3月，周恩来总理曾率团到罗马尼亚，参加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乔治乌·德治的葬礼，罗明再当翻译。在风雪中，67岁的周恩来总理跟随送葬队伍整整五个小时，徒步三四公里。葬礼结束后，周恩来总理从罗马尼亚部长会议大楼走出，准备回到下榻地。罗明向我们解释说，按照惯例，应由部长会议主席或第一副主席陪同。但周总理谢绝了这一安排，点名要罗明陪同即可。下榻处距离布加勒斯特市中心约30公里。刚上时，罗明习惯性地拉出要客后面的小椅子准备坐下，便被周总理招手制止了。总理将罗明拉到身旁，如长辈般揽着他的肩膀，聊起天来。“其实我当时有个任务。”罗明神秘一笑。周总理问及他的家人，他一一介绍后，顺势反问：“总理您是什么时候出生的？”这是他的任务。罗马尼亚方面准备在周总理生日之时送上贺礼。周总理的回答很机智：“开花、鸡叫的时候。”“我想大概是春天吧。再想问具体的日子，他总用这样那样的句子绕出去。到最后，也只知道是3月份。”回忆起这段历史，罗明无奈地笑了。周总理的机智幽默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下车时，周总理还笑着拍了拍罗明的肩膀：“罗明，你没有完成你的任务。”“后来，我才知道周总理的生日是3月5日。”罗明说，通过旁人，他明白了总理的深意。“你们国家做过一个决定，不庆贺领导人的生日。那时候，苏联也有类似规定。”罗明还记得，时任罗马尼亚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的埃米尔·波德纳拉希，同周总理私交甚好。波德纳拉希病重时，中国还专门派出一支医疗队。日，得知周总理去世时，病榻上的波德纳拉希曾说过一句话，令罗明毕生难忘。“他说，那，我也可以走……”提到三十八年前的那一幕，记者面前的这位八旬老人几度哽咽。1月24日，被罗明视如父亲的波德纳拉希去世。1981年，罗明作为公使陪同一个代表团访华，受到邓小平的接见。“哎呀，我的老朋友。”邓小平紧握罗明的手，并拉着他一起照相。此前，罗明曾多次为邓小平当翻译，6年间同邓小平相处的日子加起来有10多天。“但是有一段时间他没有出来，跟他没有见面的机会。”久别后再见，邓小平还记得罗明，这让后者感到十分骄傲。罗明向在场的记者团解释了他回忆这些过往的用心。他多次强调，中罗双方一下子就建立了友好的关系，两国关系带有了一种独特的性质。收藏的那些珍贵历史照片在国家图书馆举行过展览停顿了很久，罗明的思绪再次回到两国关系上。2014年中罗迎来建交65周年和建立全面友好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罗明强调，历史上，中国同罗马尼亚的关系非常好，一些个体间的私人关系也非常好。中罗领导人之间的密切交往促进了两国关系的发展，使双边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合作关系达到了全新的高度。而今重提恢复传统，他相信务实的交流合作可以再恢复，作为中国的朋友，罗马尼亚人民也愿意去做。作为罗马尼亚职业大使外交官协会副会长，退休后的罗明开始着手整理编纂中罗关系文件，由他主编的《罗马尼亚独立外交政策与中罗关系1954年－1975年》于2005年出版。这部文献汇编收入了30篇有关中罗关系的重要史料，包括中罗两国领导人谈话和会谈的记录，还有近50张反映中罗两国关系重要时刻的珍贵历史照片。他收藏的那些珍贵历史照片，最近还在罗马尼亚国家图书馆举行过展览。2013年，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行，李克强总理出席会议，在这期间中国同罗马尼亚签订了多项重大协议。作为退休的外交官，罗明对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霍玉珍女士印象深刻，赞扬女大使及使馆工作人员在促进2013年布加勒斯特会晤及巩固中罗关系方面起了积极作用。在罗明看来，中国提出同中东欧16国建立“特殊”关系，是个英明的决定。“这些国家曾经几十年都是中国的朋友。他们的命运迫使他们注意中国，寻求中国的支持与帮助，找出一条有利于实现民族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本版资料图片由罗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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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周恩来反对过生日，自己从不过生日，却为毛泽东庆贺过一次生日。本文摘自《走近周恩来》，权延赤 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年1月毛泽东与周恩来（图源网络）周恩来关心爱护毛泽东的真实情况，从一次过生日也可以看出来。周恩来反对过生日，自己从不过生日，却为毛泽东庆贺过一次生日。周恩来反对为自己过生日，曾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和教训。那是1960年，总理62岁生日，我和孙维世两人商量，决定给总理不公开地过一次生日。当时大姐不在家，我按照与孙维世商量的分工办法，先找厨师桂怀云。他解放前是南京雨花台一位著名厨师，很有手艺。由于过去为多做点好菜给总理吃，被总理多次批评“浪费”，挨“训”多了，有点犹豫。我说：“不要紧，你先搞点炸酱面，这是生日面，长寿的意思；再做个大寿桃，看机会，能上就上，不能上就不上。”桂师傅何尝不想给总理过个生日？他对总理感情特深，不仅是受总理忘我工作的精神所感动，而且关键时刻总理还出面保护他。那是“三反”运动时，有人说桂师傅家里高级瓷器不少，是精品。一个厨师哪来那么多精瓷？肯定不干净。总理知道后，说：“解放前一个名厨师家里有点高级瓷器算什么？你们太缺知识了，胡闹台！”桂师傅平时挨批评多是因为总理清廉节俭，容不得一点铺张浪费，关键时刻又受保护，说明总理是从心底关心爱护人的。他也考虑做炸酱面算不得浪费，用面蒸个寿桃更不算什么，就照我的意思办了。那天，总理开国务会议，我们左等右等不见回来。孙维世已经兴冲冲先赶到了，按分工，她带来了生日蛋糕。也没敢摆到饭桌上，先拿到厨房观形势。总理终于回来了，我们马上给他开饭，先端上炸酱面。总理拿起筷子，刚要吃，忽然觉出气氛异常，大概与我们的喜色有关系。他忽然掀起眼皮盯紧我问：“怎么回事，干吗今天吃面条？”见他一副警惕模样，我心里叫苦：糟了，总理意识到今天是他生日了……果然，他把碗筷一推：“我不吃了。”我忙解释：“这不是专为你生日才做的，正好赶上吃面条……”总理生气地大声说；“你这是不打自招！”“好久没吃面条了，这是实情，所以正好做了面……”我见总理不理睬，忙跑到后面请孙维世帮忙劝说。孙维世原想找机会给总理上蛋糕，一听总理生气了，赶紧往回缩：“不行，我要是去劝，这块蛋糕也完了……”正着急，天上掉下个救星。我听到门外传来陈老总高门大嗓的说话声和笑声。我三步两脚迎出去，对着陈老总耳朵说：“今天是总理的生日，我们给他做了点面条，谁想到他急了，饭也不肯吃了。还得请老总帮忙劝劝。”陈毅笑着点点头，急步走进门，进门就嚷嚷：“好啊，今天吃面条啊，正好我也爱吃面条，好久没吃上了。总理，我一块儿吃点行吗？”说着，他已经在饭桌前坐好了。总理无奈，只好陪陈毅拿起筷子。“还有什么东西没有？”陈毅望着我问。因为只吃一碗炸酱面显得太没气氛了。“总理不叫上。”我小声喃喃。“拿来，客人来了还不把好东西端上来？”我瞟一眼总理，见他板着面孔并不肯为这件事给陈老总赏个脸，所以没敢动。“那好吧，光吃炸酱面。”陈毅也不好再让坚持上东西了。结果，那块生日蛋糕和用面蒸的寿桃，全被我们工作人员分吃了。与这次过生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74年，毛主席生日那天发生的事。日，我任总领队，带着卫士高振普和专家医生吴德诚、张佐良以及护士徐奉生组成的医疗小组，护送总理去长沙向主席汇报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这次谈话可能比较愉快，总理出来后说：“主席留我再住两天，你们也可以放松两天。”这两天，我们确实放松了。后来才知道，这次谈话，主席表现了对周恩来充分的信任，对周恩来提请四届人大通过的经济计划、配备人大及国务院领导班子的人选等等，都给予了充分肯定和支持。总理心情很好，这两天跟我们一道散了步，还玩了一次扑克牌。玩牌时，总理借洗牌时间望着大家问：“你们去过韶山吗？”我们纷纷说：“还没去过。”“你们跟着我忙，没有机会。不到韶山你们不会真正体会‘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意义。”总理庄严地点点头，加重话的分量。然后放开声说：“这样吧，你们可以轮班去一下。”我们一起说：“有机会时，我们跟总理一起去。”总理笑了：“那好，有机会时我们再一起去。”26日上午，总理对我和高振普说：“今天是主席的生日，你们知道吗？”“知道。”“我要请大家吃饭。”总理愉快地说。那一刻，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总理62岁生日时，生气不肯吃寿面的情景。可他现在要为主席的生日请客庆贺了……“都请谁呀？”小高问。“就是这儿楼里的人，再加省里和军区的几位负责同志。哎，你们再问问那两位小姐来不来？”总理说的两位小姐就是指王海容和唐闻生。总理情绪这样好，大家都十分高兴。高振普还给王海容打了电话。王海容在电话里问：“3号楼去不去？”3号楼是指王洪文。那时的习惯，领导人住几号楼就简称几号楼。高振普在电话中说：“总理没请王洪文。”王海容说：“那好，我参加。”当时总理癌症已经很严重，是从医院飞来长沙的。膀胱癌是绝对不能喝酒的，两年前尼克松访华时总理就喝不下酒了，只是用唇沾沾表示个意思。但这一次，他却举起酒杯说：“让我们大家共同祝愿毛主席健康长寿。”说罢，总理一口干掉了杯中的茅台。他的胃显然已经不能承受，他的喉结滚动了一下，苍白的脸上涌出两片红晕，但他始终在笑。这是我见到的总理喝下的最后一杯酒。最后一杯酒把祝愿送给了毛主席。《走近周恩来》，权延赤 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年1月《走近周恩来》图书简介他是共和国缔造者之一，是亿万人民爱戴的好总理，也深受国际友人的信赖与尊敬。本书是关于周恩来的一部长篇纪实作品，作者深入采访了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机要秘书、军事秘书、外事秘书、警卫人员、医护人员、服务人员等，取得了最为详细具体而又生动鲜活的第一手材料，主要包括“三次预言”“四次痛哭”“五次发脾气”“六个办公室”“周恩来与酒”“夫妻之间”“毛泽东与周恩来”“周恩来逝世全过程”等。全书以独特的的叙事技巧，从日常小事着手，选取了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具有代表性的事例，成功塑造了一位至情至性、大智大勇的“走下圣坛”的人民总理——周恩来。（本文为腾讯文化签约的合作方内容，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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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sophia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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