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中南投9·21震后重建--《商务旅行》2008年07期
台中南投9·21震后重建
【摘要】：正Case案例也许是灾后重建的范本,也许是台湾旅游的优选目的地。"5·12"四川8级大地震,这一场大自然的浩劫,让地裂山摇、屋毁人亡,夺去数万人宝贵的生命。同样地,1999年的台湾中部也曾发生强度达7.3级的"9·21"世纪大地震,那时天崩地裂、桥断路陷,让整个南投也变得面目全非。经过了9年的时间,人民不仅从伤痛困局中走了出来,而且在重建的同时亦规划出新蓝图,缔造出一个比以往更美好的家园。虽然大家都曾哀痛欲绝,但悲恸不会永远,创伤终会愈合,今天起我们应将血泪化成汗水,为现在、为未来、为重建新的家园而努力。
【关键词】：
【分类号】：D675.8【正文快照】：
“512”四川8级大地震，这一场大自然的浩劫，让地裂山摇、屋毁人亡，夺去数万人宝贵的生命。同样地，1999年的台湾中部也曾发生强度达7.3级的“9.21”世纪大地震，那时天崩地裂、桥断路陷，让整个南投也变得面目全非。经过了9年的时间，人民不仅从伤痛困局中走了出来，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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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火犯的下场
优质期刊推荐警惕不良文化对孩子的腐蚀--《新语文学习.中学教师》2006年03期
警惕不良文化对孩子的腐蚀
【摘要】：
【关键词】：
【分类号】：C913.5【正文快照】：
在商业日益发展的今天,原本纯净的校园也受到不良文化的冲击,其中暴力、色情类的作品对青少年的腐蚀尤为凶烈。我们做家长和教师的真是忧心忡忡。一、麻醉毒品毁人身心因为思想悲观,遇到挫折就觉得人生毫无希望,有的学生借毒品来麻醉自己,逃避现实。某中学生何某从小到大在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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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军事安全危机行为研究
日 08:23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1年04期
作者：张沱生
内容摘要：此外，中国还介入了对印巴核危机、伊拉克危机、朝鲜核危机、伊朗核危机等重大国际军事安全危机的管理，为控制危机升级，避免军事冲突，寻求长远、全面的解决方案，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在这些危机中，中国不是危机的当事方或主要当事方，但由于这些危机对地区与世界安全形成重大威胁，孕育着引发军事冲突甚至战争的巨大风险，并且都发生在中国周边或与中国利益攸关的地区，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和国际影响力的提高，中国对这些国际军事安全危机的介入日益加强。
关键词：危机;中国;军事冲突;领导人;管理;争议;战争;对抗;美国;变化
作者简介：
　　【英文标题】On China’s Behavior in Dealing with International Millitary Security Crisis　　【作者简介】张沱生，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100101　　【内容提要】国际军事安全危机是指国家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种可能爆发军事冲突甚至战争的危险状态。国际军事安全危机与国际安全危机并非等同概念，它只是后者的一部分。面对国际军事安全危机，危机行为者通常采取两种做法：一是不惜一战，决心以军事对抗手段解决利益冲突；二是通过危机管理，力求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控制危机升级与爆发军事冲突的风险，使危机逐步得到缓解。在大多数情况下，成功的军事危机管理并非是寻求解决利益冲突，而是避免出现最差的场景。60余年来，随着国际形势及内外政策的演变，中国的国际军事安全危机行为发生巨大变化，划出了一条从军事对抗到危机管理、从避免冲突到争取双赢的轨迹。冷战结束以来，通过积极的危机管理，中外军事冲突得到避免；中国开始成为多边国际军事安全危机管理的一支重要力量。与此相应，中国的危机决策/管理机制不断加强，危机管理的原则日益丰富。面向未来，危机管理、冲突解决、机遇管理紧密结合将成为中国新的努力方向。　　【关 键 词】中国/国际军事安全危机/危机管理　　新中国建立60余年来，随着国际形势和自身内外政策的演变，中国的国际军事安全危机行为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近20年来，在中国的国家安全决策机制中，危机管理机制不断加强，危机管理的方针、原则日益丰富与发展，中国进行危机管理的能力明显加强。　　本文根据危机管理的基本理论，围绕中国经历的主要国际军事安全危机事件，对中国在不同时期的危机行为(特别是危机管理)进行比较、分析与归纳，勾画其概貌，总结其变化及变化的原因，并对其未来发展做出展望。　　一定义与研究对象　　对中国国际安全危机行为进行探讨与总结，首先要对相关定义及研究对象做出清晰、准确的界定。　　(一)关于国际军事安全危机　　根据通常的定义，国际军事安全危机是指国家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种可能爆发军事冲突甚至战争的危险状态。它主要由三个因素构成：一是危机相关方的核心利益或重大利益受到威胁；二是存在时间限制或紧迫感；三是有发生军事冲突的严重危险。①　　国际军事安全危机与国际安全危机并非等同概念，它只是后者的一部分。国际安全危机有更大的内涵，既包括传统国际安全危机也包括非传统国际安全危机。国际军事安全危机的概念与传统国际安全危机的概念基本重合，主要涉及领土、主权权益争议及地缘政治冲突；此外，在新形势下，它还涉及某些非传统安全危机，如国际恐怖主义危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危机等；但它与更多的非传统国际安全危机，如金融危机、能源短缺危机以及可能由气候变化、环境污染、国际传染病等引发的国际危机有较大的区别，后者通常不存在直接引发军事冲突的可能。　　国际军事安全危机有潜在与现实之分。有关国家(或多国)在军事安全上存在利益冲突，当对立程度或外部条件尚未达到某个临界点时，危机处在潜伏阶段，这时的危机称为潜在危机。当对立程度加剧或由于外部条件的变化导致利益冲突迅速激化时，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急剧上升，潜在危机就转化为现实危机。当然，也有一些危机会以时明时暗的形态长期持续，以至很难区分它们是潜在危机还是现实危机。在这些危机中，时间紧迫感相对下降，但其内含的利益冲突和引发军事冲突的风险始终存在。　　由于危机的性质与程度有所不同，某些国际军事安全危机被称做准危机。这些危机也有较大的军事安全利益冲突和时间压力，也可能给相关国家的政治和外交关系带来严重损害，但通常不致引发军事冲突与战争。②这类危机多是一些突发或意外事件，其造成的直接后果有限。但即使在这类危机中，擦枪走火的可能性仍然严重存在；此外，由于时间极其紧迫，一旦对危机性质做出误判，军事冲突的风险将会急剧上升。　　(二)关于军事对抗与危机管理　　面对国际军事安全危机，危机行为者通常有两种做法：一种做法是不惜一战，决心以军事手段解决利益冲突，以达到维护自身利益的目的。本文将此定义为军事对抗。军事对抗可能是主动做出的决定，也可能是被迫采取的行动或者是危机管理失败的结果。另一种做法则是一方面力求维护自身利益，一方面又尽力控制危机升级的风险，防止爆发军事冲突，使危机逐步得到缓解。这就是危机管理。在危机管理的过程中，危机双方通常采取各种危机谈判策略，既博弈又合作，既斗争又妥协。在大多数情况下，成功的军事危机管理并非是寻求解决利益冲突，而是避免出现最差的场景。③　　除了上述两种明显不同的危机行为外，有时还会出现第三种情况，即以危机管理为主，以军事对抗为辅，后者服务于前者。在此情况下，军事对抗的程度较为有限。　　(三)研究对象　　根据上述定义，本文研究内容涉及新中国经历的主要国际军事安全危机，包括现实危机、潜在危机和准危机。它们或直接发生在中外之间，或虽然发生在他国之间却由于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有重大影响而导致中国的介入。其中，台海危机具有较大的特殊性。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但由于美国长期实行对台干涉政策，致使这一问题具有了一定的“国际性”，两岸之间的军事冲突与危机曾多次引发中美之间的军事安全危机。　　在中国经历的诸多国际军事安全危机中，有些直接引发了中外军事对抗；有些虽然也引发了军事冲突甚至战争，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危机管理与军事对抗兼而有之；还有一些则因实行危机管理得到了控制或缓解。本文涉及中国的两种主要国际军事安全危机行为——军事对抗与危机管理，但研究的重点是危机管理。涉及前者是为了更好地研究与说明后者，展现中国国际军事安全危机行为的深刻变化。　　与军事安全危机有较大区别的诸多非传统安全危机不在本文研究范围之内，但在国际上特别是在中国周边发生的核扩散危机则是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此外，应指出的是，进入21世纪后，国际恐怖主义带来的危机与挑战已经引起了中国越来越多的重视。到目前为止，中国尚较少介入这方面的国际危机管理，但从长远看，逐步介入将是必然的发展趋势。　　二危机应对概述　　本节分两个时期，简析60余年来中国经历的主要危机事件。　　(一)冷战时期　　1949年新中国建立时，冷战已经发生，此后又持续了40余年。在此期间，面对频发的国际军事安全危机，中国曾多次介入或卷入军事冲突与战争。　　印度支那战争是新中国介入的第一场战争。二战结束不久，胡志明领导的印度支那共产党即发动了反对法国殖民主义的斗争，并于1950年初向中国提出派兵参战的请求。当时，从支援民族解放运动和消除中国周边面临的西方殖民势力威胁出发，中国领导人毫不犹豫地做出了援越抗法的决定。但经过慎重考虑，决定不直接派兵参战，而是以派军事顾问团和提供武器及物资援助的方式介入。1953年，在印度支那战争进入势均力敌状态后，法国试图寻求妥协，美国却希望法国继续打下去，并积极策划出兵援法。在此形势下，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努力做冲突各方特别是越方的工作，对1954年7月《日内瓦停战协议》的签订④做出了重要贡献。　　朝鲜战争是中国直接卷入的一场重大局部战争。日朝鲜战争爆发。很快，美国的军事干涉使朝鲜内战转变成国际战争，并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形成严重威胁。中国领导人决定做两手准备：一方面命令部队迅速向中朝边境集结，另一方面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希望缓和紧张局势，避免战争扩大和被直接卷入战争。⑤当时中美两国没有外交关系，沟通十分困难且严重缺乏相互了解，再加上其他种种原因，美国做出了中国不可能出兵参战的错误判断。⑥在美军无视中国一系列警告大规模越过“三八线”并逼近鸭绿江后，一场酝酿已久、但双方都希冀避免的重大军事较量成为现实。从日志愿军秘密跨过鸭绿江到把美军打回“三八线”，再到日签订朝鲜停战协议，抗美援朝战争持续近三年。这场战争对于后来中美加强相互间的军事安全危机管理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1954年和1958年，中国两次在台海发动了以“炮击金门”闻名的对台军事斗争。前者(1954年8月至次年5月)的目标是解放浙江沿海岛屿，打击蒋军对大陆沿海的袭扰，阻止美国与台湾地区签订军事同盟条约；后者(1958年8月至10月)的目标是反击蒋军对祖国大陆的袭扰，伺机夺取福建沿海蒋占岛屿，搞清《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范围。⑦在两次台海危机中，美国均做出强烈反应，不仅向台海大规模集结兵力，还公开对中国发出核威胁；中国领导人坚持对台军事斗争，同时努力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⑧直至实现部分军事斗争目标后才结束军事行动。通过这两次军事斗争，中国领导人搞清楚了美方的底线并做出重要判断：美国决意武装保护台湾地区，却不支持台湾当局利用中国沿海岛屿袭扰大陆，更不愿卷入两岸在这些岛屿的军事冲突；台湾问题将由于美国的干涉而长期化。毛泽东决定调整政策，放弃原定攻占金门、马祖两个岛屿的计划，以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　　1962年，因领土争议中国与印度发生了一场严重军事冲突。1959年秋两国武装人员在边境初次发生交火事件。当时，为缓和紧张形势，中国曾于11月向印度提出双方从实际控制线后撤的建议，并在印方拒绝建议后单方面后撤20公里；1960年初，在与一些邻国通过谈判划定边界线后，中国再次向印度提出签订边界协定的具体建议，却又一次遭到印方拒绝。1961年底印度开始向争议西段地区派兵设点蚕食，次年6月便开始在争议东段越过双方实际控制线进行军事设点。⑨面对中国再次提出的谈判建议，印度表示只能讨论中国“撤军”问题。在此形势下，中国领导人做出判断，印度是要利用中国面临的困难，⑩以军事蚕食方针强行改变边界现状。为维持边界现状，保持边界安定，中国决定对印度进行边界自卫反击战。10月20日，解放军向入侵印军发起攻击；11月下旬，中国宣布停火，并将部队撤回到实际控制线中方一侧20公里内。　　援越抗美是中国在冷战期间与美国进行的一场为时最长的间接军事冲突。1964年8月，美国全面升级越南战争，开始对越南“南打北炸”。中国做出强烈反应，明确宣布将派遣人员到越南与美军作战并将对入侵中国领空的美机予以打击。(11)与此同时，中国仍希望防止与美国直接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防止越战战火燃到中国境内。1965年上半年，中国领导人通过多种途径向美方传话：中国无意挑起对美战争，中国的反应将是对等的，美国不过十七度线，中国不会向越南南方派兵；美国对越南北方的军事行动如限于海空作战，中国在北方的参战部队将仅限于作战支援。(12)这一次，美国显然注意到了中国发出的信号，直到战争结束，美国未对越南北方发动地面战争，也始终严禁美军机进入中国境内作战。1968年后，随着战争向“越南化”转变，中美之间的军事安全危机逐渐趋缓。1970年，中国支援部队全部撤回中国。(13)此次危机中，中美对抗的形式和结果与朝鲜战争时大不相同，两国不仅避免了直接军事冲突，而且在危机尚未完结时即走上了缓和之路。(14)　　1974年月1月的西沙之战是发生在中国援越抗美末期的一个插曲。在有利的形势下，中国领导人决定对入侵西沙海域的越南南方海军进行自卫反击，一举收复了被越南南方政权占领的中国岛屿。　　1969年，中国与苏联爆发了严重的边界武装冲突。其直接导因是领土边界争议，更深刻的背景则是两党意识形态分歧的激化和两国关系的全面破裂。冲突爆发前，双方在东段边境的摩擦日益加剧，已成一触即发之势。面对苏联采取的高压政策，中国领导人决定针锋相对、毫不退让。1969年3月和8月，双方边防部队先后在边界东段的珍宝岛和西段的铁列克提发生武装冲突。面对十分严峻的形势，毛泽东向全国发出“要准备打仗”的号召，中国进入临战状态。苏联则加速向两国边境地区调兵，短期内使兵力增加一倍，并向中国发出核威胁。当年9月，两国总理在北京机场的会晤使对抗气氛有所缓和，但会晤中达成的缓和冲突、维持边界现状的共同意见未得到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支持，会谈结果失效。此后，中苏关系曾长期处于全面对抗状态。　　冷战期间中国的最后一场对外军事冲突发生于1979年。早在1975年越南统一前后，中越之间的历史积怨、领土与海洋权益争议及战略分歧即已逐渐显露。1977年越南入侵柬埔寨，中越关系急剧恶化。1978年越南在苏联支持下大举进攻柬埔寨，点燃了中越军事冲突的导火索。为维护自身与地区安全，反对苏联和越南在中南半岛地区扩张，1978年秋，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决定进行对越自卫反击战。为此，中国积极开展外交行动(15)并对苏联介入的可能性做了充分准备。1979年2月作战开始；3月在达到基本作战目标后，中国军队从越南全部撤出。从1980年起，中国又对越南进行了后续小规模跨界作战。(16)1988年3月，中越之间还发生了南沙之战，中国海军随后收复了被越南占领的一些岛礁。　　此外，在冷战期间，中国还在一定程度上介入了1965年和1971的两次印巴战争。当时，应巴基斯坦政府的请求，中国曾对巴基斯坦进行军事援助。特别是在1965年，中国领导人已明确做出了在必要时出兵援助巴基斯坦的决定。由于印度在接到中国“最后通牒式的照会”后在中锡边界采取了退避措施，中国最后没有出兵。(17)　　(二)冷战结束以来　　1991年冷战终结。此后，在地区与世界范围内，各种军事安全危机仍然不时发生，但直接发生在中外之间的危机明显减少，中国也未再卷入任何国际军事冲突。　　1995年发生的中菲美济礁事件是中国与东南亚五国南海争端的一个缩影。当年1月，中国派科考船对南沙美济礁进行科学考察并在礁上修建渔民避风设施。菲律宾政府以“中国军舰”“侵入”其海域和在美济礁建造“军事设施”为由，不仅迅速向争议地区增兵，还采取了多种激化矛盾的行动。(18)在此形势下，东南亚其他争议相关国纷纷介入其中，加紧了在南沙海域的活动。美济礁事件一时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一方面加强对南沙相关海域的警戒，坚决维护中国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坚持与菲政府进行外交交涉，反对其加剧紧张局势和将两国争议国际化的做法。7月底，在中国-东盟外长对话会上，中国全面提出了解决南沙争议的立场，表示愿与有关国家根据国际法、《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原则和平解决南沙争议，受到与会各方欢迎。此后，美济礁事件引发的紧张形势逐渐趋于缓和。　　1995年至1996年，台海两岸及中美之间爆发了第三次台海危机。这次危机是由美国政府公然违反承诺、允许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访美而引起的。中国政府做出强烈反应，先是中断两国一切对话交流，召回驻美大使，接着又于1995年6月、7月在台海进行一系列军事演习和导弹试射。1996年3月，针对台湾地区“总统”选举，中国决定再次进行导弹试射和军演。美国政府高度紧张，紧急讨论对台海进行军事部署，决定向台海派出两个航母编队。面对严峻局势，中方毫不动摇，坚持完成了预定的导弹试射和大规模陆海空联合军演。3月28日，解放军的联合军演结束，与台湾地区“总统”选举结束和美国美尼米兹号航母抵达西太平洋为同一天。此后，台海危机明显缓解，台湾决定取消原定的军事演习，美国海军也悄然离开。经过这场较量，美国对于台湾问题的敏感性有了新的理解与认识，(19)台湾当局企图以推行“务实外交”改变一个中国框架的势头受到抑制。在此次危机中，中美两国都希望避免军事冲突，双方保持了必要的沟通联络，(20)中美之间并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对峙。(21)　　后来“台独”势力又曾多次制造麻烦，造成台海紧张局势。(22)中国则通过制定《反分裂国家法》，一方面对台湾人民充分表达善意，另一方面明确宣示对“台独”动武底线，并不断加强对台军事斗争准备。此外，中国还在维持台海现状的基础上，积极争取与美国及台湾岛内的主要反对党开展反“台独”合作。中国的努力对“台独”势力形成了强大、有效的政治、军事、外交压力，使其挑起台海危机的企图一次次地落了空。2008年春以来，两岸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入了一个迅速改善与发展的新阶段。　　世纪之交，由于炸馆事件(23)与撞机事件(24)，中美之间连续爆发了两场突发性军事安全危机。相比较而言，炸馆事件比撞机事件要突然、更严重；(25)撞机事件则比炸馆事件更复杂、(26)更具风险。(27)当时，虽然缺少处理这类突发事件的经验，(28)中国领导人仍然较快地采取一系列措施，使这两次危机逐步得到了缓解。中国的基本应对方针是：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尊严，与美国的错误行为做坚决斗争，同时努力维护中美关系大局，力争避免对抗。炸馆事件在美方多次道歉和进行相关赔偿后趋向缓和；撞机事件则通过人机分开处理的办法(29)最终得到解决。这两次事件为中国领导人处理突发性危机积累了宝贵经验。此后，中国的安全危机管理协调机制得到明显加强。　　由于海洋权益争议，2004年中日之间也爆发了一场危机。当年5月，日本媒体开始大量报道中国在东海开发油气田，宣称中国在“中间线”以西开采油气会把属于日本的油气资源吸走；日本无理指责中国企图独占东海海底资源；要求政府采取断然措施，捍卫日本的海洋权益。(30)日本政府随即加强在相关海域的军事侦察及油气资源调查，并向中国提出“严正交涉”，中日围绕油气开发和东海划界的争议骤然升温。东海争议加剧了两国原已激烈对抗的公众舆论和紧张的政治关系，(31)“中日必有一战”的声音开始出现。面对高度紧张的局势，中国政府坚决维护国家主权权益，回绝了日方的种种无理要求，同时又明确向日方提出了在争议区进行共同开发和就争议开展对话的建议。此外，中国政府还加强了相关部门之间的协调和对舆论的导向，努力防止在东海出现“擦枪走火”事件。当年10月，中日双方开始进行东海磋商，东海争端的紧张形势得到控制。　　自1998年起，中国还陆续介入了多场国际核危机事件，为维护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缓解紧张局势，避免军事冲突进行了积极的努力。在印巴核危机(32)中，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与其他成员国全力合作，(33)使这场危机较快地得到了控制。面对朝核危机，(34)中国一直与包括朝美在内的有关各方保持紧密接触与磋商，将六方会谈作为解决朝核问题的主要平台，同时支持安理会发挥必要的作用。(35)此外，中国还加强了国内相关部门的协调和自身军事戒备。针对伊朗核危机，(36)从参加国际原子能理事会讨论到参加联合国安理会磋商，从参加六国会谈到直接对伊朗做工作，中国介入伊朗核危机管理的程度逐步加深，影响力逐渐扩大。(37)　　此外，在2002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前，中国还曾为缓解伊拉克危机(38)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当时，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反恐合作，但不赞成美国在全球大打所谓“反恐战争”，更反对美以反恐为名随意对他国进行“先发制人”军事打击。面对美英决意对伊拉克动武的紧张局势，中国呼吁伊拉克问题应在联合国框架内寻求政治解决，反对安理会自动授权美对伊动武，(39)与许多国家一起与美、英进行了激烈的较量。虽然这些努力最终未能阻止美、英发动战争，但却坚持了国际道义，坚持了联合国安理会维护和平安全的基本原则，安理会最终也未给美、英对伊拉克动武开绿灯。当时，中国既与法、德、俄等立场相近的大国协调合作，又与美、英等立场相悖的国家进行斗争；既以安理会作为主要外交平台，又频繁开展双边磋商、首脑外交，积累了进行国际军事安全危机管理的许多新的经验。　　2010年9月，中日发生钓鱼岛撞船事件，(40)在两国间引发了一场严重危机。面对日方扣押中国渔船及船员并声称将以国内法对事件进行处理的紧急状态，中方先是通过外交途径与日方进行紧急、严正交涉；在日方继续扣押中国船长的情况下，又宣布暂停两国间副部级以上一切交流活动，对日方错误做法表示了决不妥协的姿态。危机期间，双方保持了必要的外交接触。这场危机在日方于当月24日释放中方船长后逐渐趋缓。(41)12月，两国首脑在东京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期间进行了危机后的首次正式会晤，双方一致表示，保持中日战略互惠关系长期稳定发展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　　三归纳与总结　　在对主要危机案例分析的基础上，本节从不同的视角，对60余年来中国的国际军事安全危机行为进行总体分析与归纳，试图得出一些基本结论。　　(一)危机行为的总体变化　　从上文对中国应对国际军事安全危机的概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60余年来，中国的危机行为划出了一道从军事对抗到危机管理、从避免冲突到争取双赢的轨迹。　　冷战期间，面对频发的国际军事安全危机，中国5次决定直接采取军事对抗手段应对危机，即进行援越抗法、中苏珍宝岛之战、中越南(越南南方)西沙之战、对越自卫反击战和中越(越南北方)南沙之战。在这些案例中，军事对抗是中国的明确选择。　　在同一时期，兼取危机管理与军事对抗手段的也有5次，包括抗美援朝、两次台海军事斗争、援越抗美及中印边界反击战。其中，在卷入朝鲜战争和与印度发生军事冲突之前，中国曾在危机管理上做出努力，试图缓解危机，避免冲突，但未能如愿。在两次对台军事斗争及援越抗美中，中国对台军进行军事打击和有限介入越战，同时积极进行危机管理，避免了与美国发生直接军事对抗。在这些案例中，军事对抗仍是中国应对危机的重要选项之一。　　上述两者加在一起，中国在冷战争期间介入或卷入的军事冲突与战争共有10场。此外，中国还差一点派兵介入了1965年的印巴战争。“军事对抗为主，危机管理为辅”是这一时期中国国际军事安全危机行为的主要特征。　　冷战结束以来，各种国际军事安全危机仍频频发生，但迄今为止，中国却未再发生任何对外军事冲突。中外间直接发生的危机事件，如中菲美济礁事件、台海危机、“炸馆事件”、“中美撞机事件”、中日东海危机、钓鱼岛撞船事件等，都得到了控制或较好的控制。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中国在保持使用武力权利的同时，已把危机管理从中美之间延伸到两岸之间，展示了争取和平统一的最大决心与愿望。　　与此同时，某些历史上曾导致中外兵戎相见的领土与海洋权益争议或者得到彻底解决，如中苏/俄边界争议、中越陆上边界争议及北部湾划界争议；或者得到较好的控制而未再引发新的军事安全危机，如中印领土争议、(42)中越南海争议。　　此外，中国还介入了对印巴核危机、伊拉克危机、朝鲜核危机、伊朗核危机等重大国际军事安全危机的管理，为控制危机升级，避免军事冲突，寻求长远、全面的解决方案，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在这些危机中，中国不是危机的当事方或主要当事方，但由于这些危机对地区与世界安全形成重大威胁，孕育着引发军事冲突甚至战争的巨大风险，并且都发生在中国周边或与中国利益攸关的地区，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和国际影响力的提高，中国对这些国际军事安全危机的介入日益加强。　　总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危机行为最显著的变化是：军事对抗这一冷战时期的主要做法已为危机管理所代替；对外军事冲突这一在冷战中伴随危机的发生而反复出现的现象在积极的危机管理下得以避免；随着危机管理的加强，冷战中潜在危机不断转化为现实危机的状况出现了重要变化，一些潜在危机趋向弱化并得到解决，一些潜在危机得到了有力的控制；努力争取利益冲突的长久解决和实现双赢的结局，开始成为中国的努力方向。　　事实上，中国的国际军事安全危机行为发生重大转变的起点也许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即20世纪80年代初。自那时起到1991年冷战终结，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的对外军事冲突已明显减少，只剩下了中越之间的小规模军事冲突。此外，在1990年海湾战争爆发之前，为争取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从而和平解决海湾危机，中国已开始进行外交斡旋，朝着介入国际军事安全危机管理的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43)　　(二)危机决策/管理机制的发展变化　　中国的国际军事安全危机决策/管理机制始终由中国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及其运作所决定。自新中国建立以来，从总体看，中国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相对稳定、一脉相承。其基本安排是：重大外交、军事决策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负责；中央书记处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也包括负责处理与国家安全有关的事务；国务院、中央军委、党中央的相关领导小组、外交部、国家有关安全部门参与处理与国家安全有关的具体事务。(44)　　然而，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运作却经历了三次大的变化，从而对国家的军事安全危机决策/管理机制带来了不同的影响。第一次是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各级党政组织陷于瘫痪或形同虚设，原先的中央集体领导制度遭到严重破坏，形成了决策囿于极少数人并最终由毛泽东一人拍板决定的极不正常局面。在此状况下，中国的国际军事安全危机决策受到了明显的消极影响。第二次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运作恢复正常，并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此情况下，中国的国际军事安全危机决策/管理机制得到加强。第三次是随着老一辈领导人退出国家政治舞台，中国的国家安全决策开始从主要依靠少数领袖人物经验决策(45)向主要依靠最高领导集体进行机制化决策的重大转变，这一转变仍在发展之中。这次变化加快了中国国际军事安全危机管理机制趋向改进与强化的进程。　　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对于重大安全与外交决策，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拥有最高决策权，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在其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对不同的军事安全危机事件，中央外事领导小组、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46)、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中央军委分别承担政策制定的主要任务。(47)中央外办、外交部、总参、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等部门负责内部协调、制订危机管理预案和提出对策建议，众多的相关职能部门、国家智库逐步参与到政策协调之中。　　包括热线、紧急联络制度、特使、第二轨道联系等在内的对外沟通机制初步建立。(48)例如，中美已建立首脑热线及军事热线；中俄建立了首脑热线；中日建立了总理热线并正在商讨建立两国海空军之间的紧急联络制度；中韩已建立了两国海空军之间的直通电话等。派遣特使的做法已在处理台海危机、朝核危机及其他一些国际危机中得到较多的运用。各种二轨机制在一些危机事件中，对于了解真实情况、探讨解决途径亦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针对信息化的发展和公众舆论影响的日益上升，在危机事件中，中国政府对于倾听与引导公众舆论也越来越重视，有关协调机制的建立对于应对中美撞机事件、台海紧张局势、中日政治安全摩擦、朝核危机及其他一些中外安全分歧，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近二三十年来，作为中国国家安全决策机制及军事安全危机决策/管理机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信息情报工作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与加强。外交、新闻、军事、安全等部门搜集信息情报的能力明显提高，(49)有关领导部门综合评判信息情报的能力不断加强，为中国领导人对各种军事安全危机做出较为及时、准确的决策，发挥了重要的保障作用。(50)　　(三)危机管理原则与行为范式的发展变化　　60余年来，中国领导人在应对各种军事安全危机的丰富实践中，形成了一些基本的危机管理原则与行为范式，它们对于指导与认识中国的国际军事安全危机行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些危机管理原则首先是来自毛泽东等老一辈中国领导人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一些重要的战略战术思想，如“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要求将敢于斗争与善于斗争相结合，将战略上的原则性与战术上的灵活性相统一；如“有理、有利、有节”——要求在拥有道义的前提下坚持斗争的“防御性”、“局部性”和“暂时性”，从而实现“自卫”、“胜利”和“休战”三者的统一；如“以两手对两手”——要求软硬两手相结合，以谈对谈，以打对打，既合作又斗争；如“言必信，行必果”——一旦表明行动决心与底线，即说到做到等。这些战略战术思想在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历届领导人应对国际军事安全危机的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至今仍然对危机管理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被中国战略研究界公认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危机管理原则。　　然而，随着国际安全形势的发展变化，随着对军事安全危机危害性及危机管理重要性认识的不断提高，中国的危机管理原则也在发展变化，其内容不断得到充实与完善。冷战结束以来，在处理对外关系、包括各种国际军事安全危机的新的实践中，中国领导人又从多种角度提出了许多新的方针政策，如坚持《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除自卫外，对他国使用武力必须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始终把握国家总体关系的大局，坚持“斗而不破”；将和平对话、增加信任、避免对抗放在第一位；危机防范与危机控制并重等。(51)此外，中国战略研究界的一些研究成果(52)也受到了中国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的高度重视，对中国的国际军事安全危机管理原则起到了补充和细化的作用。　　上述种种进行危机管理的原则并非都是同一层次上的内容，笔者也无意在此对其进行划分归类，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中国的军事安全危机管理原则已有长足的发展，既保持了传统，又有所创新；既坚持了中国特色，又汲取他国经验，逐渐与国际接轨；主要着眼点实现了从突出斗争向兼顾斗争与妥协的转化。　　与军事安全危机管理原则的发展变化相比较，60余年来，中国的军事安全危机管理行为范式(53)相对稳定。从上文的“危机应对概述”一节中不难看到，一些基本做法在中国的国际军事安全危机管理中曾反复出现，其主要包括：及时发出外交警告；采取某些军事行动以显示可信的威慑；(54)“后发制人”，不打第一枪；为维护长远和总体利益，在博弈中寻求必要的妥协；看重道义与“面子”(即始终把维护国际正义和维护民族与国家尊严放在十分显要的位置)等。(55)　　事实上，近10年来，随着危机管理机制和指导原则的发展变化，中国相对稳定的国际军事危机管理范式也显现出了某些微妙而重要的变化，其中最主要的有四点：一是开始更多地使用外交等非军事手段而非军事行动来释放警示信号；二是更加重视遵照国际法行事，寻求行动的合法性；三是日益加强了与相关方建立安全信任措施的努力；四是更加注重寻求相互妥协与让步，争取双赢，避免双输。这些发展变化使中国的国际军事安全危机管理变得更加合理、有效，增大了中国军事安全危机行为的可预见性。　　(四)危机行为变化的原因　　中国的国际军事安全危机行为并非中国领导人的随意选择，而是由国际、国内多重因素决定的。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国际战略格局、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及国家的中心任务和意识形态以及由此形成的中国的国际安全秩序观(56)等。　　总的看，在美苏争霸的冷战时期，特别是在中国革命胜利后的前30年间，由于先后与美苏处于严重敌对状态及采取结盟政策，由于长期被排斥在联合国等主要国际组织之外，由于认为世界仍处于革命与战争时代、新的世界大战难以避免，由于在较长时间内采取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反对“帝修反”的政策，再加上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所具有的领导长期革命战争取得国家独立解放的经历和对危机的独特认识，(57)新中国介入或卷入一场又一场的军事冲突是毫不奇怪的。当时，危机管理在主观上难以成为中国领导人应对军事安全危机的主要手段，避免军事冲突的努力也因客观条件的欠缺而成效有限。军事斗争为主，危机管理为辅，是这一时期中国国际军事安全危机行为的主要特征。　　冷战末期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随着多极化、全球化、信息化的不断发展，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周边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两极对抗消失，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战争的形态与作用亦发生了深刻变化。(58)在大国关系出现新格局、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全面改善的情况下，中国不再面临直接重大军事威胁。在国内，中国领导人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持续发展。为适应上述变化，邓小平提出世界大战可以避免，中国应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不结盟政策，(59)坚持和平发展，积极融入国际社会。进入21世纪后，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国领导人又提出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提出中国将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做负责任的大国；提出要“建立和谐世界，争取互利双赢”。在此新形势下，中国领导人的危机观发生了显著变化，(60)危机管理受到了中国政府及中国战略研究界的高度重视。(61)通过对话化解争端和避免军事冲突与战争不仅成为维护安全的重要手段，而且成为维护国家、地区和世界安全的重大目标。危机管理取代军事对抗，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危机行为的主要特征。　　值得指出的是，在上述大背景下，中国安全危机管理机制的改善与加强，危机管理原则的充实发展，中国在国际机制中地位的明显上升以及国防现代化的显著进展，(62)均有力地加强了中国进行危机管理的能力，从而使中国可能更有效地进行国际军事安全危机管理，并积极主动地参加到一些地区性、甚至是全球性的军事安全危机管理之中。　　正是由于有了危机管理的强烈意识与愿望，加之危机管理能力的明显提高，中国的国际军事安全危机行为才发生了如此巨大、深刻的变化。　　四对未来的展望　　中国面对的各种国际军事安全危机已经并在继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长期以来，中国应对的国际军事安全危机主要有三类：一是在周边发生的危机和因周边军事冲突与战争引发的中外军事安全危机；二是因中外领土与海洋权益争议引发的危机；三是因台湾问题引发的危机。冷战结束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这三类危机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第一，在世界范围内，因传统安全问题、地缘政治(尤其是大国地缘政治)引发的军事冲突或局部战争不断下降，因其引发的军事安全危机也逐步减少，而因非传统安全问题引发的安全危机、军事冲突则呈日益上升趋势。这一变化带来的影响是深刻的。与传统安全危机相比，在多数非传统安全危机中，虽然仍然存在各种利益分歧与激烈博弈，但由于各国往往拥有较大的共同利益，包括大国在内的国际社会进行危机管理的余地扩大，寻求合作的倾向增强。　　第二，一些历史上曾导致中外兵戎相见的领土与海洋权益争议或者得到彻底解决，或者保持基本稳定，未再引发新的军事冲突。与陆地领土争议相比，近年来中国与一些国家间的海上领土与海洋权益争议时起时伏，有逐步上升的趋势，但总体上仍处于可控状态。争议国家间政治、经济、安全关系的普遍改善与发展，多种对话谈判机制的存在，军事安全信任措施的建立与加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主张逐渐为争议各方所接受，(63)这些都是出现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　　第三，在一度重新爆发危机并不断出现紧张局势后，近年来台海形势发生重大转折，两岸关系出现了持续缓和、改善与发展的前景。虽然台湾问题的彻底解决依然任重道远，但由于中国将实现两岸和平统一作为坚定不移的目标，中国的综合国力在未来较长时间内将继续快速发展，加之台湾岛内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台海危机再现的概率已显著下降。　　在此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国际军事安全危机管理，并努力将其与、冲突解决、机遇管理相结合，应成为中国未来的努力方向。这三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对于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推进地区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缺一不可，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危机管理(包括危机规避与危机控制)是危机双方既博弈又合作的过程，其主要目标是在尽力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努力防止利益冲突升级并演变为军事冲突与战争。为应对那些在未来较长时间内仍然无法消除的重大或严重利益冲突，如中外间的陆地与海上领土争议、中美之间的海上安全摩擦，中国周边仍然存在的某些传统安全危机(如印巴间的传统冲突、朝鲜半岛上的南北对立及朝美的敌对状态等)以及某些正在上升的非传统安全危机(如核扩散、国际恐怖主义可能引发的危机事件与危机局势)，危机管理仍应是首要的和最重要的途径与手段。为更有效地应对这些危机，除持续加强自身的危机管理机制外，中国应在与有关国家建立双边及多边危机管理机制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　　冲突解决是要超越危机的暂时平息以彻底消除冲突的根源，让冲突各方重新构建彼此关系以使各方的目标不再相互冲突，或者使各方都意识到可以在避免冲突的情况下达成各自的目标。(64)这是一项更为困难并耗时费力的工作，但如得以实现，对于和平与安全将具有更大的意义。对于中外间的某些海洋权益争议，对于台海两岸间仍然存在的分歧，冲突解决应成为中国未来努力的重点。此外，一旦某些多边危机管理取得重大成效，中国也应为促其朝着冲突解决的方向发展而加倍努力。(65)　　机遇管理则要求有关各国、各方超越利益分歧，在有共同利益交汇的安全领域或问题上，抓住一切机会与条件，尽可能地开展合作，争取最佳前景。为此，必须彻底抛弃冷战思维，改变一切从最坏场景出发的思维定式，防止因一时、一事分歧的突显错失在其他问题上的重要合作机遇，更不要轻易以停止重大事项合作作为解决分歧的手段。这一努力对于扩大共同利益、增加互信、抑制和化解分歧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机遇管理是国际新形势、新挑战及新型大国关系对决心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提出的必然要求。它应与危机管理、冲突解决共同发展，相互促进，成为中国对外关系中越来越突出的一个方面。　　事实上，近年来中国积极推行的“建立和谐世界”的理念，努力实行的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对外政策，积极倡导的体现全面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理念的新安全观，陆续提出的诸多新的危机管理原则，针对某些具体争端提出的务实的解决途径以及为应对全球日益加剧的非传统安全挑战制定的种种政策，已经为中国将危机管理、冲突解决、机遇管理三者紧密结合指明了方向。这一努力应伴随中国和平发展的全过程；其成功实现不仅将有力地促进中国自身的安全与发展，而且将促进世界的持久和平、发展与繁荣。　　【注释】　　①参见[美]乔纳森·威尔肯费尔德：《国际危机管理研究：概念与方法》，载张沱生、[美]史文主编：《中美安全危机管理案例分析》，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83页。　　②参见张沱生、[美]史文主编：《中美安全危机管理案例分析》，第91页。　　③参见张沱生、[美]史文主编：《中美安全危机管理案例分析》，第4-5页。　　④根据日内瓦协议，法国和平撤出，越南以北纬“十七度线”划界而治，老挝、柬埔寨保持中立。　　⑤当时，除公开发表声明中国不会对邻国遭受侵略置之不理外，中国领导人还通过印度驻华大使向美国传话，警告美国不要越过“三八线”。参见Kovalam Madhava Panikkar, In Two Chinas: Memoirs of a Diplomat,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55, p. 110。　　⑥根据中美两国学者的研究，当时美国做出误判是出于以下原因：一是认为中国的首要利益是恢复国内稳定，没有力量与美国对抗；二是认为朝鲜只是中国的边缘利益，中国将会追随苏联实行不卷入政策；三是认为美已公开保证无意进攻中国或威胁北京政权，中国不应担心其安全；四是认为中国没有明确宣布可能出兵参战。参见张沱生、[美]史文主编：《中美安全危机管理案例分析》，第122、144-145页。　　⑦参见牛军：《三次台湾海峡军事斗争决策研究》，载张沱生、[美]史文主编：《中美安全危机管理案例分析》，第191、195页。　　⑧如在1955年对美蒋从大陈岛撤军的舰船予以放行(事前，美国通过苏联向中国传话，希望中国不攻击美蒋撤退舰船)；在1958年对给金门、马祖两地补给的舰船采取“只打蒋舰，不打美舰”的做法。　　⑨参见徐焰：《中印边界冲突时期双方军队素质、装备和战略指导(二)》，载《兵器知识》，2009年12B，第76-81页。　　⑩当时，中国国内面临严重经济困难，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国际上中美继续敌对，中苏关系趋向恶化。　　(11)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开始对越南共产党在南方开展的武装斗争予以道义和物资支持，对入侵美机则采取监视而不主动发起攻击的做法。　　(12)参见章百家：《“抗美援朝”与“援越抗美”——中国如何应对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载张沱生、[美]史文主编：《中美安全危机管理案例分析》，第136、139页。　　(13)1972年5月至1973年8月间，因尼克松政府恢复对越南北方的大规模轰炸，应越南要求，中国曾再次派出支援部队进入越南北方，担负陆上运输和海上扫雷等任务。　　(14)1970年，美国国家安全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开启了中美正常化的大门。　　(15)1978年秋起，邓小平先后访问东南亚几国并于1979年1月访问美国。争取这些国家支持或理解中国采取的反对越南扩张的立场成为访问的重要内容之一。　　(16)1988年，随着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并从越中边界前沿后撤军队，跨界作战停止。　　(17)参见杨公素：《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海口：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第281-284页。　　(18)如拆毁中国设在一些岛礁上的测量标志，抓扣中国渔船渔民，组织外国记者至美济礁“采访”等。参见李金明：《美济礁事件的前前后后》，载《南洋问题研究》，2000年第1期，第68页。　　(19)1995年8月，美方向中方通报了今后对台湾当局领导人访美的若干限制措施；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正式提出了其对台湾政策的“三不”主张。　　(20)危机期间，中美保持了在国际场合的高层接触及两国官员的磋商。其中，1996年3月两国高官在华盛顿的接触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　　(21)美国第一个航母编队被部署到台湾地区以东，第二个航母编队似乎有意延迟了抵达西太平洋的时间。此外，美国部署在该地区的所有舰只和战机都得到指示，不得进入台湾海峡或以任何方式干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演习。参见[美]苏葆立：《美国对三次“台海危机”的“管理”》，载张沱生、[美]史文主编：《中美安全危机管理案例分析》，第232、237页。　　(22)如李登辉在1999年提出“特殊的两国论”、陈水扁在2003年提出“一边一国”论及此后多次企图以所谓“公投”来决定台湾地位。　　(23)日，美国以导弹袭击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致使使馆建筑严重损毁，中方20余人伤亡。美国宣称这是一次“误炸”。　　(24)日，在中国海南省东南进行侦察的一架美侦察机与对其监视的一架中国战机相撞，中方飞机坠毁，驾驶员失踪，严重受损的美机降落到海南的一个军用机场。　　(25)炸馆事件引起了中国政府及广大民众的极大愤慨，中国许多城市爆发大规模群众自发反美游行，美驻华使馆及其他外交机构一度被包围，美驻成都领馆遭受火焚。　　(26)对于炸馆事件，美公众舆论普遍认为责任在美，美方应向中方道歉；撞机事件却同时在中美两国引起了民意的强烈反应，两国间的对抗情绪急剧上升。　　(27)美太平洋总部前司令布莱尔上将曾在一次中美研讨会上指出，虽然这是一次准危机，但如果美方也出现机毁人亡的状况(美机上有24人)，如果中国决定对美机开火，如果美有关方面批准用精确打击手段将在中国领土上的美机摧毁，撞机事件完全可能演变为一场军事冲突。　　(28)在两次事件的初发期，中美两国的日常联络未起到及时沟通的作用，元首热线也未派上用场。　　(29)中国先在美国就有关问题向中方道歉("very sorry")后释放了美机组人员；后经过较长时间的谈判才允许美方将飞机拆卸后用民用运输机运回。　　(30)参见《东京新闻》，日，载《读卖新闻》，日。　　(31)当时，两国在钓鱼岛问题上一直摩擦不断；两国政治关系更因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接连参拜靖国神社面临严重困难。　　(32)1998年5月，印度突然进行核试验，巴基斯坦随即也进行核试验，南亚面临一场危险的核军备竞赛。　　(33)中国主持召开安理会“五常”外长会议并通过联合公报，还在安理会促成了关于反对印巴进行核试验、坚持核不扩散机制、防止印巴冲突和核竞赛、决不给两国核国家地位及对其进行相关制裁的第1172号决议。参见唐家璇：《劲风煦雨》，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第406-408页。　　(34)2002年10月，美国指责朝鲜违背核框架协议秘密制造浓缩铀，第二次朝核危机爆发。此后，朝鲜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并先后两次进行核试验。　　(35)2006年和2009年，中国两次在安理会支持通过相关决议对朝鲜进行核试验和导弹试验实行必要的制裁。　　(36)2003年初，因伊朗发展浓缩铀，伊朗核问题开始凸显，不久亦演化为一场严重的核危机。　　(37)在反对伊朗拥有核武器、要求其停止生产浓缩铀、接受核燃料交换计划等方面，中国与美、英、法、德等国的立场基本一致，但在对伊朗进行制裁问题上，中国主张采取更慎重的态度。此外，对于应采取和平手段解决伊朗核危机，中国持更为坚定的立场。　　(38)九一一事件发生后，美国发动反恐战争，推翻了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接着美国又以伊拉克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名，准备对伊拉克进行军事打击。　　(39)当时，美、英两国提出了一个实际上是“一步到位”、自动授权美国对伊拉克动武的草案，但遭到中、法、俄的反对。最后，在中国主持下，安理会通过“分两步走”的决议，要求先对伊拉克进行大规模、不受限制的武器核查，在提出核查结果报告后，再决定下一步行动。　　(40)日，中方一艘渔船与日方海上保安厅的巡视船在钓鱼岛附近海域发生碰撞，日方扣押该船及船上15名中方渔民。由于事件涉及两国主权争议并发生在九一八事变纪念日前夕，加之日本民主党政权缺少执政经验，危机一度迅速升温，出现了双方公众舆论严重对抗的状况。其中，呼吁通过采取或加强军事手段以捍卫钓鱼岛主权的呼声在两国均十分强烈。　　(41)这一事件给2006年年底以来取得显著进展的中日关系带来了严重损害。从危机防范与管理的角度对其经验教训进行深入总结十分必要。　　(42)近20多年来，中国和印度两国政府一直在就争取早日解决边界争议进行磋商谈判，并建立了一些重要的军事信任措施，从而较好地保持了争议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43)当时，中国外长钱其琛对包括伊拉克在内的中东国家进行了穿梭访问；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过多种方式开展磋商；最终，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对美国提出的允许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的提案投了弃权票。参见钱其琛：《外交十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页。　　(44)参见王晓东：《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2009年版，第324页。　　(45)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前40余年中，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曾对决策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作为职业革命家和终身制的领导人，他们的经验、智慧、高超的领导能力和极高的威望给中国的安全决策(包括危机行为)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既留下了许多成功经验，也留下了一些深刻的教训。　　(46)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是在1999年发生炸馆事件之后建立起来的，在处理撞机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的建立可被视为中国加强军事安全危机管理机制的一项重要努力。　　(47)各中央领导小组由中央领导人及相关职能部门的领导人员组成，成员既有区别又有交叉。这一做法的优点是各司其职，各有所重；不足之处是难以对各种安全问题做通盘考虑和统一决策与协调，一些小组的常设工作机构较为薄弱，危机管理功能不够突出。　　(48)这些措施涉及与有关国家共同建立危机管理机制的问题。从目前看，这仍是中国总体安全危机管理机制的一个薄弱环节，要使其在危机管理中不断发展和有效运用，还须经过一个认识与实践的过程。　　(49)对信息情报(包括“硬情报”与“软情报”)重要性认识的提高和情报技术手段的巨大改进是两大推动力量。　　(50)在信息、情报“爆炸”并变得越来越重要的今天，为加强科学决策和危机管理，中国建立一个综合性的最高国家情报机构日显必要。　　(51)不少中国学者认为，邓小平提出的“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善于守拙，决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亦对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际军事安全危机管理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52)2006年，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与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共同提出了进行中美安全危机管理的八项基本原则：(1)保持直接沟通渠道的畅通，发出具体、清晰的信号；(2)确定有限目标和达成这些目标的有限手段，为双方保留面子与回旋余地；(3)保持选择的灵活性，缓慢升级；(4)基于利益原则而非意识形态原则；(5)进行自我约束，不要对对方所有的挑衅行动都做出反应；(6)慎用高压手段和最后通牒，为对手保留退路；(7)将大的、难以解决的争议分解为局部的、可以管理的问题；(8)预先考虑到己方行动可能引起的严重后果。　　(53)这里主要是指应对中外之间军事安全危机的行为范式。　　(54)包括调动部队、进行军事演习、开展有限作战行动等。　　(55)参见吴白乙：《中国国际危机管理概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4月，第76-78页。　　(56)中国在国际安全秩序中的角色走过了一条由受害者、造反者到参与者，再到改革者、建设者的道路。参见Zhang Tuosheng: "On China's concept of th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order" in Robert S. Ross，ystein Tunsj and Zhang Tuosheng, eds., US-China-EU-Relations: Managing the New World Or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10。　　(57)对于危机，毛泽东更多的是强调“坏事可以变好事”，“大乱导致大治”，“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而对危机本身的危害性却认识不足。正如中国学者牛军所指出的，毛泽东的危机意识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认为紧张与冲突是世界政治最基本的特征；二是对威胁具有特殊的敏感；三是迫切追求激烈的变革或跃进。参见牛军：《毛泽东的危机意识与中苏同盟破裂的缘起》，载章百家、牛军：《冷战与中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275页。　　(58)战争胜负不再决定一切，战争目的越来越有限，政治得失及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已成为经济全球化时代判断战争胜负最重要的社会标准”。参见郭伟涛、朱绍鹏：《战争、战略、军队》，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7页。　　(59)其中，邓小平同志的一个重要的决策是不再以意识形态画线和不再介入周边国家内部的“武装斗争”。　　(60)各种危机事件对地区与世界的和平发展及对中国现代化建设可能带来的巨大负面影响已经成为中国领导人观察危机的主要视角，和平、稳定与和谐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出发点。　　(61)中国政府及中国战略研究界对于安全危机管理予以更高的重视是在世纪之交。当时，面对中外间及国际上接连发生的众多军事安全危机，一种共识开始出现：在新形势下，各种安全危机可能取代直接战争威胁成为中国面临的首要安全挑战；完善危机管理机制和加强危机管理能力已是中国的当务之急。　　(62)有效、可信的军事威慑能力是成功实现危机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和有力支撑。　　(63)迄今为止，“共同开发”的努力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但它却是推动相关争议解决的正确方向。　　(64)参见[美]乔纳森·威尔肯费尔德：《国际危机管理研究：概念与方法》，载张沱生、[美]史文主编：《中美安全危机管理案例分析》，第97-98页。　　(65)例如，朝核六方会谈具有危机管理的功能，但其主旨却是冲突解决，只有实现朝鲜弃核和给予朝鲜安全保证，并最终在朝鲜半岛以和平机制取代停战机制，才能实现朝鲜半岛的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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