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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如何看待外来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面对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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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如何看待外来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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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不区分大小写
论外来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原著& 梁波&&& 外来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到底有多大？特别是对现代中学生的影响具体又表现在哪里？这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话题。&&&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千年一日，不断重复，如果不是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影响，现在我们或许还依旧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搞不好我们的女同学现在还要缠着小脚呢。中国传统文化本以仁爱、孝悌、忠信、和平、谦恭、中庸、因循、团聚、勤俭、自强等等为美,并以此标准评判社会、领导人生，这种儒家的传统思想统治了华夏民族2000年，咋看一眼，似乎没什么不妥，列强要是不来，我们也就这么过日子了。这和我们的现代生活根本就是大相径庭，很明显是外国文化的冲击改变了这一切，即是说“现代”的概念和外来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首先，我们简单了解一下中国传统文化受外来文化冲击的情况。&&& 延续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历史，曾经历过两次大规模的外来文化的冲击，一次发生在三世纪汉代末期，来自西域近邻诸国的印度佛教文化，跨山越水，绵延不断地传入中土，前后长达数百年，其对华夏文化的影响，涉及到音乐、舞蹈、绘画、雕塑、文学、建筑等多个方面，在唐朝更是达到了顶峰（这第一次只是对中国的宗教信仰影响很大，对社会经济基本没有什么影响）；另一次发生在19、20世纪之交的清末民初，以英、法、美、德为代表的几乎所有当时已进入资本主义扩张阶段的西方列强，挟持武力上的绝对优势，强行撞开了中国的国门，一种具有现代形态的全新的“西洋文化”潮水般地涌入中国，仅二、三十年的功夫，便席卷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统江山，这里主要包括对文学的影响、社会经济的影响以及生活方式的影响。
&&& 当然在这里我们先澄清一个概念，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我们90年代的孩子们心目中的传统文化是什么？我想不会是女子十二乐坊穿着性感的高叉旗袍在舞台上闹哄哄的演奏那所谓的传统民乐吧？还是认为鲁迅先生笔下那个满嘴“之乎者也”的孔乙己就是代表中国的古代文人？如果90年代的孩子们是从周杰伦的《东风破》或是SHE的《长相思》里才开始接触体会到中国古典诗词之美是不是太迟了？其实中国传统文化是历经千年，在漫长历史过程中逐步创造发展起来的。她几经建构－解构－再建构，绵延不绝，生生不息，慢慢沉淀而成。前面说到，佛教是印度传入的，但是在后来的几百年发展中产生了中国自己的特色，产生了自己的朝拜方式，这就算是中国的文化了。英国的威廉斯曾给出文化定义的三个方法：（1）用来“描述知识、精神与美学发展的一般进程”。（2）用来指涉“一个民族、一个时期、一个团体或整体人类的特定生活方式”。（3）用来象征“知识,尤其是艺术活动的实践及其成品”&&& 我本人比较倾向第二种定义方式，文化本身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比如打火机在传入中国几十年后，中国工匠按自己的设计在上面雕上龙凤的图腾，就算是中国式的打火机了，可以算是中国文化的范畴。有句玩笑话这么说的：“一个人梦游是神经，一百个人梦游是集体神经，一个镇上的人梦游就是一种文化了”也有一定的道理，符合“一个民族、一个时期、一个团体或整体人类的特定生活方式”的规范，当然这是笑话。&&& 如果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就会发现外来的文化影响着我们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以现在的中学生为例，至少他们现在的生活，从家用的电视、冰箱、洗衣机，到出门吃的快餐、坐的汽车，所有的生活工具都是外国传入的，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关的东西除了贴在家门口的对联之外似乎并不多。连打火机这种生活必备的小玩意都是外国发明的。&&& 通过调查发现，现在的中学生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知之甚少并且兴趣不大，而对外来的文化却表现出很大的热情，这可能与他们所处的生活方式有关，现代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使中国的传统文化跟不上脚步，大家的选择有自己的合理之处也有些无奈之处。比如说京剧，近年来在珠海似乎都没有较大规模的正式演出（其他地方也差不多），很明显是因为喜欢京剧的人群少得可怜，另外京剧的演出样式也与现代生活格格不入，看来如果京剧不寻求自己本身变革的话，难保不会被社会所淘汰。现在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外来文化冲击所表现出来的情况，包括对文学、社会经济、生活方式三个主要方面。&&& 一、外来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影响。我个人的观点有三个方面的变革：一是留学生运动及其相应的翻译小说的兴起；二是由翻译小说引发的白话文的突破；三是现实主义文学（在中国的历史中，现实主义少得可怜，我印象中就看了一部《红楼梦》算是有瓜葛的）在中国的长盛不衰。&&& 本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首先受打击的是中国军队，面对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攻击，它己经老朽得不堪一击了。奇怪的是一直到近半个世纪之后，这个打击才落到中国传统文学的头上，不同的是，这一次，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抡起大锤，砸向了自己的传统文化，而这把大锤，不是别的，恰恰是被我们骂为“洋鬼子”们的“西洋小说”，所以引发了以上三方面的变革。我现在教的学生，之所以能写白话文而并不是传统的文言文，见了老师的面说“Good morning”而不是“小生晨妙遇先生，敬尊矣”也是拜外来文化冲击所赐。中国的白话文兴起的确有利于人民之间的交流，所以现在有人认为文言文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但是仍然有一部分人坚持认为在21世纪的今天，文言文比白话文先进，他们举常用的例子，假如母亲在家里病了，希望你赶快回去。要拍电报：&&& 英语：your mother is seriously ill,please come home back quickly.&&& 白话文：你妈妈得了重病，希望你赶快回家。&&& 文言文：母病重，盼速归。&&& 由上至下，表达含义越来越明确，用字个数却是越来越少，由此可以自然得出结论：英语不如中文，白话文又不如文言文。这是一种侠义的比较，我个人认为没有道理的，因为电报属于在淘汰边缘的通信方式。最多是用在军事的无线电中，而军事信息的传递是不需要加入个人的情感的。像母亲病倒这种情况，打个电话表达会更加清楚。所以，白话文更适应现代的生活。外文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总体来讲是利大于弊。当然，现在的感觉是外来文学的影响也有些过了头，中学生看古诗词的基本没有了，用英文写情诗的倒是不乏少数；自己动笔的情况少了（都是用电脑打字），所以写错别字的人越来越多了（包括我）。不可否认电脑时代的大趋势就是打字写文章，因为论文在电脑上总比书面上好改的多，但是没有笔迹的区别体现不出来学生自己的风格，所以在大学之前还是提倡学生们写作用笔来完成。稍微留意一下就可以发现，现在的学生写字水平已经无法和上一辈的人相比，普遍潦草无比，字迹难辨，倒是练签名的兴趣盎然。另外受到香港文化的影响，在作文中夹杂的半英文和不规范的语法现象也很多，这令许多老教授大为感慨。&&& 在这种情况下要引导学生多读些古诗，让他们发现中国文化的精髓，毕竟那种押韵的诗词有着自己的意境，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诗词是一个国家文化的体现，只有精通本国语言的人才能理解其中的奥妙，所以我并不提倡学生看外国的翻译诗篇，因为翻译过来的东西往往离了神，要看就看原版的东西，包括电影也一样，不要看配音版的。&&& 从问卷调查的结果来看，现在的学生还是更倾向看传统的文学，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关键是如何引导的问题。&&&&二、外来文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列强的入侵为中国带来了新的文化、新的技术革命，随之而来的便是中国社会经济的迅速但畸形的发展，虽然畸形，但好歹发展了，从洋务运动到民国初年的民营资本，再到现在的中外合资，外国的技术文化始终影响着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可以说，现在的社会经济腾飞90％是因为外国的文化影响所致。那为何中国的社会没有自己进行经济生产的变革呢？美国的琼斯有一种观点，认为经济一旦上了轨道，就会持续自我再生产。除非是被某些没有道理的干预使之越出轨道，否则经济成长仍是自然而然的现象。对于当时的中国，他认为政府是一种负面力量，既未为经济的持续成长提供必要的构架，又阻碍了原有的积极发展。他代表了一种自相矛盾的观点：一方面认为国家太过软弱，以致不能积极有为；另一方面则又认为国家十分强大，足以对进步起否决作用。而中国的学者则比较统一一个观点：中国以农业为主导的社会经济形态不具备资本到技术变革的条件。&&& 现在的生产能力提高了，人们不像500前一年只能换4到5套衣服，而是可以随心所欲地按自己的爱好买靓衫，所以现在的学生经常上午和下午穿的衣服都不同，并且有的一身的衣服超过7种颜色，在这种情况下，互相攀比的风气就会越来越猛，为了消除这种影响，统一的校服是一种不错的方法。当然校服产生最初的目的并不在此，而是统一外表形式和表现内在的学校精神。&&& 三、外来文化对中国生活方式的影响。&&& 其实生活方式的变化包括思想和物质上的两个主要方面。&&& 思想的解禁令中国人的思维一下子活跃了不少，现在的教师不难发现如今的学生不再像以前我们那样的“填鸭式”思维了，而是很有自己的想法，在美国60年代流行的叛逆潮流现在在中国可谓是如日中天，你告戒学生：“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结果他回答：“可惜往往是最不重要的一半”足把你气死。&&& 学生的生活方式也不同了，现在的教学不仅同以前的私塾大为不同，没了体罚（当然在内地的学校中体罚还比较严重），而且学生有许多都不在家里吃饭（午餐），而节省时间做别的事情。社会在变革，以珠海为例，现在的家庭自己做饭下厨的已经很少（在内地还是比较多），原因是没有时间，相应的快餐店因此长盛不衰。当然快餐店最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出现的，它的出现压缩了人们花在进食方面的时间成本，大大提高了社会的生产效率。通过调查发现中学生并不是有些人现象中的特别青睐肯德鸡或麦当劳，中餐店也是不错的选择，毕竟中国人还是更喜欢中国菜，但是这种快餐的经营形式仍是由外国传入的。这说明还是外来文化比较适应现代生活的脚步。
和日本的比较&&& 最后我们再比较一下日本，这个弹丸小国的文化基本都是源自中国的，在明治以前，几乎所有的文字都是汉字，除了语言，这个大和民族几乎和中华民族一模一样。十九世纪的世界列强同样冲击着日本的传统，在“明治维新”之后，短短三十年，迅速崛起的日本已经有实力和强大的沙俄叫板了。在文化的改革方面，日本在受外来文化冲击“阵痛”的同时，却不断将自己的文化溶入其中，比如在文字方面根据自己的发音习惯发明了如同英文字母的平片假名，大大降低了阅读和书写的麻烦，历史上称为日本字的拼音化。日本的绘画传统原来也是中国式的山水画，只讲境意不求精准，而随着不断地创新，已经有了一套完整的写实风格。&&& 不得不提得是现代漫画的起源也在日本，它突破了四格漫画的框架，试着用“电影”的模式来解读漫画，较出名的有鸟山明、北条司、井上雄彦、车田正美等等，75－85年这一代的孩子（包括我）就是看这些漫画长大的，那些算是漫画的精品了，反观现在的孩子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因为现在的漫画泛滥成灾，质量普遍很差。日本的漫画自成一统，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并且引导国际的潮流趋势，你看，这就形成了一种文化。所以说自创的东西是最容易形成文化的一种产物。中国也有自己的漫画风格，只可惜数量太少，没有发扬光大。&&& 现在的初中生大多是90年以后出世的，在他们的童年时期没有好的儿童漫画来引导他们的世界观，所以在教育阶段上面会出现一个真空，好的动漫作品可以在孩子最需要性格完善的关键时候给予正确的引导。最近网络上不是一直在批评央视的动画片《虹猫蓝兔七侠传》充满血腥暴力么？甚至还有儿童欲效仿剧情割破动脉，这也是教育工作者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再说说日本的服装，老的和服不说了，说说现在流行的日本学生校服，特别是女生穿裙子、打领结、加长衬袜子的风格，让全世界的人都能一眼将其从各国的人群中分离出来，这就是日本自己的服装风格了，应该说效果还是不错。中国其实也可以借鉴一下这种创意的方式，前段时间在网上看见有人提倡将中国的大学毕业学士服改成符合亚洲人身形的汉服款式，我觉得就挺不错，要是设计成功，不就是中国的文化了？&&& 日本的传统文化在受到外来文化冲击的时候同样面临消亡的危机，但是它们比较好地将两者进行了结合，从而派生出来了属于自己的新的文化，并且将其向外界推行。中国在这方面做的就不太够。看着满大街的“哈日”、“哈韩”的中学生，我们难道不觉得有些惭愧？说实在的本人从内心深处并不喜欢日本，但是仍然觉得它们的有些做法的却值得借鉴。
&&& 宗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现在流行文化(PopularCulture)对中学生的影响很大，中学生现在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很注重“自我”方式，简单一点说，思想上幼稚，行为上成熟。由于没有童年生活的艰苦磨难，现在的珠海中学生普遍娇生惯养，自理和自制能力都非常差，并且不太有礼貌，这也不能全怪他们，家长的溺爱和老师纵容是要担很大责任的。另外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缺乏革新所致，在人们需要信仰和规范的年代，中国的传统文化却不能提供相关的思想服务或者说是流行因子，而中学生最容易感兴趣的就是新奇的事物，这直接导致他们更加容易喜欢上肯德鸡、街舞、韩流服装等外来的文化，因为相比之下，传统慢节奏的中国菜、太极拳、中山装等的却不太符合生活的需求。&&& 现在有的老一辈人比较悲观，认为传统文化一旦消亡了，中国就不是中国了，其实不然，我说过了文化是一个动态的东西，因时而变，因势不同，现在的中国文化和20年前相比都已经大为不同，中学生节假日去滚轴、照贴纸、卡拉OK等活动也不能视为和传统的文化趋势向孛，这是一种结合的关系。中国的传统文化必须根据社会的需求而做出变革，当然原来的也可以保留，比如说文言文，我们可以视白话文是文言文的进化版本，它是流行的趋势，但是文言文本身还是要保留，可以专门开设一个科目去派专人学习，使之得以延续，但是这种不适应现代生活的文书形式不能强求每一个人学习。日本的落语文化和相扑文化历经了一千多年仍可以延续，中国难道做不到么？只要能变革，中国的传统文化定能引发中学生的兴趣，从而引导新的潮流。&&& 一个能创新的民族才是有生命力的民族，看来我们做教育的人，平时在教导学生的同时也要注意引导传统文化变化的走向。&&
现代汉语语序基本由英语和其他西方语言而来
只有冲击才有融合，只有融合才有发展
从佛教看外来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吸收与改造
摘要：佛教可以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深远的外来宗教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是一个传播、渗透、改造的渐进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激烈的摩擦和融合，这个过程，不但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强大影响力，也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形成过程中对于外来文化的改造和吸收。
关键词：佛教&中国传统文化&吸收&影响
一、&佛教起源与传入：
佛教是世界上主要的宗教之一，相传为公元前六至五世纪古印度的迎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王子释逝牟尼所创广泛流传于亚洲的许多国家。中国佛教源于印度佛教，它既是对印度佛教的继承，又是对印度佛教的发展。佛教在传入中国内地之前，它已在西域地区广泛流传。自汉武帝时期开辟对西域的交通后，西域各国对中国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往来十分频繁，从而为印度佛教的传入准备了条件。但是佛教传入内地的准确时间，至今说法并不统一。比较可信的说法是张骞出使西域时，自大月氏那儿“始闻浮屠之教”。此后，随中西交往的日益发达，佛教逐步输入中土内部。西汉哀帝时，佛教及其经典引起了中国士大夫们的注意，公元前2年(汉哀帝元寿元年)有“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大月氏在公元前130年左右移居至今伊朗、阿富汗一带，其时大夏已有佛教流传。大约在公元前1世纪时期，大月氏建立的贵霜王朝，成为中亚的一大强国，同时也是这一地区的佛教中心。所以，汉哀帝时，大月氏王派人来汉地传播佛教，应该是比较可信的一个传播路线。
而至于佛教传进中国的原因，个人认为应有这么几个原因：
1、&佛教发源地的推动。印度高僧梯山航海的传教热忱，使佛教不断向外辐射；
2、&文化的相互影响和渗透；
3、&汉张骞、班超通西域，架起了中印文化交流的桥梁；
4、&五胡南移，魏元人入主中原，带进大批信佛的胡人，与汉人杂居；
5、&秦汉以来，中国民族灵性上的需要，已非儒道两家所能完全满足。佛教这种想象丰富，系统严密，仪式隆重的新宗教的出现，正好填补了当时的思想真空，慰籍了正为生死问题而感到苦闷的中国人。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渗透，我认为应该并不是一个简单瞬间完成的过程，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古代中国人对付佛教新思潮，起初是采取消极抵御的方法。首先是不准汉人出家，后来大势所趋，禁无所禁，国家便采取一系列措施，对佛教组织及其信徒加以限制，如限出家人的数量、人民出家为僧，必须向政府领取度碟、政府设专官管理僧众等。消极抵御的极至是武力压迫。后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及后周世宗时期，对于佛教，轻则禁止私度，勒令回俗，重则大烧大杀，加以极严厉的压迫，这便是史籍中历史记载中的令人谈虎色变的“三武一宗之厄”。而究其原因，除了通常认为的宗教过于强盛而与现实社会正常的生活产生矛盾外，个人认为应该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文化意识上的冲突，主要来讲应该有这么几个方面：
1、佛教的道德观与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道德观是相违背的。中国传统社会奉行的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的伦理道德准则，而佛教教义则认为必须抛弃这些世俗的纲常伦理和人的欲念，遁入空门，方可算作“觉悟”。
2、一般称佛教哲学的共性为“缘起论”。据此，原始佛教力主“人无我”，大乘佛教又提倡“法无我”。这里所谓的“人无我”指任何众生都没有一个能够主宰自我，而有永恒和自由的灵魂和神灵；“法无我”，指任何现象都没有独立自主和不变的性质。而在中国，从商代开始就已经有祖先崇拜，其前提就是肉身有生死但灵魂不死，而这种观念，更可以看作是中国人强烈的宗族制度的精神根源之一。所以，佛教所持有的人的灵魂不能永恒的说法与中国的祖先崇拜在根本上就是矛盾的。
3、中国的伦理道德标准是：在家讲孝，在国讲忠；孝以事父，忠以事君。而按照佛教的规定，众生平等，出家无家，只要修行，人人均可成佛，出家就要超出世俗一切伦理道德的约束，因而也就不讲&“忠孝”观念。这就同中国固有的纲常伦理发生了强烈的抵触，尤其是极大地触犯了君主专制下的帝王的绝对权威。而在中国历史上没，大凡与统治阶级产生了矛盾分歧的学说理念，是很难生存并且流传的。
那么我们就感到很奇怪，这样一种看上去根本不可能在中国这片土壤存活的宗教后来又为什么发展成中国最大的宗教、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大的宗教了呢？而这，就不得不说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道文化相互融合改造了。
二、佛教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的调和
具体来说，佛教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的调和主要表现在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相似点：
（一）、在于儒家文化融合方面：&&
1、&翻译佛经时通过对教义的删改以适应中国传统文化。如家庭伦理方面，印度佛典认为，双亲与孩子的关系是平等的孩子并没有义务为父母亲奉献一切。而在中国，则把孝敬双亲视为伦理道德的最佳体现，也把其视为佛教教义之一。
2、&用中国本土文化来改造以产生新的佛教教义。佛教的心性论是大乘佛教理论深化的产物。中国佛教学者在论证心性问题时，不能不受到儒家人性论的影响。比如“涅磐学派和地论南派的心性清净论，相当于人性论中的性善论；地论北派的心性论相当于性恶论；摄论学派和《大乘起信论》的心性论与人性论中的性俱善恶论比较相近。”佛教论者极力把佛教的教义与儒家文化进行融合。比如，他把因果报应论与中国传统礼教沟通起来，只有孝顺父母和忠于君主才可以得到善报，孝顺父母、忠于君主这种忠
孝观念与佛教主张的因果报应论是相通的。
（二）、在与道教文化融合方面：
1、佛教本身于道教的模糊性。史载：“楚英王晚年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又牟子《理惑论》中记载：有人问：“王乔、赤松入仙篆，神书百七十卷，长生之事，与佛教岂同乎?”又载东晋武帝“好重佛法”，又“雅黄老，断谷，饵长生药”。由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在后汉佛教开始传入之际直至汉魏时期，佛教与道教在人们的心目中是同一的，人们把佛教当作道教进行了接纳。“黄老之学”亦即道教,“浮屠”即佛也。楚英王作为贵族尚把二者混为一谈，将佛与道一同“斋戒祭祀”，下层的信徒就更不用说了。而在《理惑论》中，还有人不能区分道教的长生不老之术与佛教涅磐之说，这亦可看出当时人们对佛教的粗浅理解，而佛教正是利用这一点，陈仓暗渡，轻易地传入了中国。又载，北魏太武帝灭佛时，谓胡本无佛，“皆是汉人无赖子弟刘元真、吕伯强之徒，援乞胡之诞言，用老庄之虚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实。”。在这里魏太武帝仍不能把佛教与老庄加以区分，这在当时的士大夫中是具有代表性的，而且，魏书将释家与道家并列一传，也说明了当时社会性的对于这两种宗教的混淆。虽然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说法有可能是太武帝为灭佛而编造的理由，但由此可看出当时人们仍把佛老混为一谈。
　　2.佛教与道教的争论与斗争
佛教并不完全是因为与道教有诸多相似之初而被人混淆才得以传播的，它们之间也发生过激烈的论斗，而这种论斗都最早出现于双方的经典中。在道教的《老子化胡经》中就有所体现，这本经典相传为汉魏时期道士王浮所著。内容大致是老子西出关，渡流沙，教化胡人，创立佛教。佛教创立者不是西方圣人，而是从东方去的圣人老子，佛是中国人的造物。这种说法很明显是道教徒为了提高道教的地位，贬抑佛教而编造的。但佛教由于当时刚刚在中国开始传播，地位还不十分稳固，正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支柱，因而默认了这种说法甚至有学者认为这种提法是由佛教最先提出来的。这种忍让使佛教在初期依附于道教，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当佛教发展到一定的程度而在实力上可与道教抗衡时，就不再忍受这种有些屈辱的说法了。他们也编造了老子为释迦弟子的传说，说释迦生于周昭王时，远远早于孔子和老子，以抬高佛教。这种说法最后形成了《清净法行经》，把老子、孔子、颜回看作是菩萨的出现，称儒童菩萨为孔丘，光净菩萨为颜渊，摩诃迦叶为老子。这种三圣出现说，在东吴支谦的《瑞应本起经》，南北朝僧顺的《释三破论》和道安的《二教论》中均有体现。反映了佛教不甘受制于道教，而力图自立门户的企图，但其把孔子等列入佛教，又可以说是佛教不得不对中国文化作出的让步，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体现。这种斗争使佛、道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争论不休，并直接导致了几次灭佛，即“三武法难”，给佛教以重大打击。到元朝世祖至元年间，引起了至元佛道之争。在此之前，道教徒造《老子八十一化图》，并重新编刊了《老子化胡经》，这就引起佛教的强烈不满。在政府的主持下双方展开辩论，结果道教惨败，这样蒙古宪宗和元世祖分别下令对道教进行了打击。至此，佛教在与道教的斗争以佛教的胜利告终。但其付出的代价是,在与道教的斗争中也不可避免地对道教作出了让步，受道教的影响而同化，成为有道教特征的佛教了。
(三）、三教合一
佛教传人中国以后，儒、道、佛三教曾有过非常剧烈的冲突，特别是佛教，为在中华大地站稳脚跟、曾经付出过惨痛的代价，但是到最后，三教调和派的势力终究战胜了互相冲突的势力。
佛教初进中国，道家因教理相近，首先表示欢迎，后来虽因利害关系，常起冲突，但继续有人主张调和，最主要的代表如东晋的顾欢说：佛是老子，老子是佛。道家喊得最漂亮的口号是“红花白藕青荷叶，三教原来是一家”。儒佛关系，起初并不协调，但东晋孙绰作“喻道”，提出周孔即佛，佛即周孔。唐宋以来的儒者，大都面目是儒，心神是释。宋张商英以药喻三教。认为“儒治皮肤之疾，道治血脉之疾，佛治骨髓之疾”。佛教对儒道两家，从一开始就不取攻击态度。佛家主张三教合一最坚决的莫过于南齐的张融。据南齐书载，他曾定下遗嘱，死后入硷，他必须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儒、道、佛三家浑成一体后，就演绎出了一种全新的中国文化，它不破坏三教的个别性，允许三教独立，
体现了容忍个性，尊重共性的中和特征。
三、中国化后的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1、佛教文化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影响
中国古代哲学曾被概括为这样几个发展阶段: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撇开佛教传入前的先秦诸子学和两汉经学不论，自佛学的系统传入便对中国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它先是与魏晋玄学汇合在一起，形成一代学风，并引起中国古代哲学史上著名的“形神之争”。然后经过中国六百余年的消化，被融入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儒家心性学说以及孟轲、庄周等人的思想，至隋唐终于被改造为中国化了的佛教哲学。相继崛起于隋唐的禅宗、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便是代表。隋唐二代佛学成为当时社会势力极大的一个思想潮流,以至许多著名学者都主张在谈隋唐哲学时不能把佛学排除在外(否则隋唐哲学就会变得很单薄)；主张把隋唐佛学同儒家哲学同等看待，都看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有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的人感到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的哲学史基本上是佛学在中国被吸收发展的历史。至于宋明理学，则更是深摄佛教思想。新儒学派从佛学中汲取养料，使之与易、老、庄三玄相糅合：如二程宣扬的“理”套自佛教的“真如佛性”，只不过赋予了更多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也有若干内容采自佛教禅宗、华严宗的思辨。宋明理学不但在理论纲骨上吸收佛教哲学之所长，甚至在修行方法上也提倡类似禅宗的明心见性，一悟尽透。乃至近代许多哲学家、思想家称宋明理学为“儒表佛里”或“阳儒阴释”。可见，传统儒学与外来佛学相摩相荡终于产生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文化正宗——宋明理学。这正是中国在吸收外来文化上的创造性转化的又一范例。这一范例还进一步形象地揭示了文化史上的一个普遍规律：文化交流，决非单向的文化移植，而是某一种文化综合创新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主体文化和客体文化均产生变化，并从中产生出具备双方文化要素的新文化组合。在改造了的儒学与改造了的佛学相糅合的基础上产生的宋明理学；改造了的印度佛教与传统的中国思想相糅合产生的中国禅宗。
2、佛教文化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
随着佛教的传入，佛经在我国被译成汉文及晋朝以后译文的丰富，数千卷佛教经典中一部分本身就成了典雅、瑰丽的文学作品，如《法华经》、《维摩诘经》历来为文人所喜爱，有时被人们作为纯粹的文学作品来研读和欣赏。可以说佛经本身的翻译，就是我国翻译文学产生的标志，使之成为我国古典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六朝时代，一般文人吸收了佛教中谈鬼说神的寓言故事及中国古代流行着的神仙传说，开始写作鬼神和怪物的故事，这就产生了我国文学上的新文体——鬼神志怪故事，如《拾遗记》、《搜神记》等。到了唐代其内容更加广泛，写作上更加讲究，于是发展为“传奇小说”。唐宋人的传奇小说常说因果报应、入冥转世、南柯黄粱、幻化诙奇，这些多不是中国人固有的思想，掺杂着不少从印度传入的佛教观念，因此文学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情调。
除此之外，唐代文学中受印度影响的还有“变文”——大多是演唱佛教故事，其内容有些亦取材于佛经，是一种韵文和散文相结合的文体，在我国的敦煌石窟中有大量发现。此后的中国评话、评书、戏曲、通俗文学等都深受其影响。
佛教与诗的渊源也很深。佛教的传入不仅使魏晋的玄言诗死灰复燃，还为诗歌创作丰富了新内容、提供了新的境界，而且随着佛学的盛行，许多诗人涉足佛教。结交名僧、自许询、王羲之与名僧支遁交游开诗人与名僧交游之先声，白居易与鸟窠禅师、苏轼与佛印禅师等的交游都为中国诗坛留下了许多佳话。而历代诗人中崇佛最甚者当推王维。他早年就信仰佛教，曾“十年座下，俯伏受教”于道光法师，并与慧能的嫡传弟子神会有直接的交往，连他的名号都取自佛教史上的维摩诘居士，取号“摩诘”二字。而到了晚年，他更是“长斋奉佛，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这也使他的诗常常深含佛理禅趣、含蓄隽永、神韵超然。如他的《终南别业》中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过香积寺》中的:：“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等都是字字入禅之作，是以禅喻诗的代表作。他或写田园山水，或写花鸟树木，或吟闲适，或咏渔钓，实际上所表现的是一个圆满自在、和谐空灵的“真如”境界。他既写山水景物，又不局限于山水景物，而把自己所感受的禅境，所领悟之禅意，与清秀灵异的山水景物融合在一起，没有直接言佛谈禅，但在言表意外却寓有佛理禅意，有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非有妙悟，难以领略”。而以“吴越名僧与余善者十九”而自诩的苏东坡，其《琴诗》则引《楞严经》“譬如琴瑟琵琶，虽有妙音，若无妙指，终不能发”的经语佛意，引佛理、禅意入诗中，云:：“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则是唐宋诗坛上出现的“以禅入诗”的代表。历代名僧也多有佳作，史称其为“诗僧”，其作品更是独具情趣。这种诗风对后来的王安石、苏东坡、黄庭坚等诗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五代时据说是弥勒佛化身的布袋和尚，有首既通俗浅近，又深蕴禅理的好诗：“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心地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此诗描写农夫插秧的情景，但其“低头见天”、“心地清净”、“退步向前”则深含佛理禅机。且不说“心地清净”是佛家语言，其低头见天，实谓应该低头看世界，反观看自己。至于“退步向前”，则更含有佛家忍辱为上，慈悲为怀，“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意思。此外，一代诗圣李白虽以耽道著名，但也传有“宴坐寂不动，大千入毫发”之句；杜甫虽崇儒，却也有“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之咏。白居易虽佛道兼修也最终皈依佛教，自号“香山居士”。正如他在《赠杓直》诗中所说：“早年以身代，直赴《逍遥篇》，近岁将心地,回向南宗禅。”
可见，诗与禅的关系，正如元好问在《赠嵩山隽侍者学诗》中所云：“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也就是说，诗的形式使得禅客谈禅不但花样繁多，而且文采飞扬；而禅的方法则使诗别开生面另具境界。
3、佛教文化对汉语言文字的影响
我们以曾被古人喻为“华夏文化之冠冕”的诗、书、画与作为中国佛教代表的“禅”之间的密切联系中可以看到，所谓“不懂禅，不足以言诗；不懂禅，不足以论书画”，并非夸张之辞。如果完全撇开对外来佛教的研究，忽视我国历来对它的改造与吸收，就无法对多种文化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就连汉语的发展也与佛教的传入、发展关系密切。
我国知识界吸取梵文，由重视汉字的形象意义转向汉语的发音，并从此建立起中国的汉语音韵学，定出了“四声”，编定出依照声音分类排列的新字典。而至隋朝，在分析汉语每个字的元音、辅音的基础上定出了汉字所有的读音系统并整理成书《切韵》(后至宋朝有《广韵》)。而恰恰是唐朝的和尚守温，仿照印度梵文字母表制出一套汉语辅音字母表，使汉语语音分析更精密，汉语语音学又有了新发展。就是现在我们的日常用语亦源于佛教者甚多，仅丁福保的《佛学大词典》中搜集的源自佛经的外来语和专用词语就达三千余条。如“宗教”、“世界”、“实际”、“平等”、“现行”、“刹那”、“清规戒律”、“一针见血”、“一尘不染”、“三生有幸”、“百尺竿头”、“天花乱坠”、“心心相印”、“不可思议”等都是来自佛教的语汇。以至于赵朴初先生说过：““可见，如果我们要完全撇开佛文化的话，恐怕连话都说不全了。”
4、佛教文化对中国古代艺术的影响
正如历史上的诗歌与佛教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样，中国古代的书法、绘画和雕刻艺术与佛教也是分不开的。且不论历代书法家中，不少高手出自释门，如狂草怀素,“退笔成冢”的智永，唐草无出其右的怀仁等；或深受佛教影响的书法名家，如王羲之、苏轼等，单是佛理便对中国书法产生了深刻内在的影响。人们知道，佛法虽广，其要者无出于戒、定、慧三学。戒者，主要是收束身心；定者，则在专志凝神；而般若智慧,则使人穷妙极巧。此三者均与书法之道相通。其中，尤以禅定之功与书法之道最为密切。汉蔡邕《笔论》云：“夫书，先默坐静思，随意所适，言不出口，气不盈息，沉密神彩，如对至尊，则无不善矣。”“书圣”王羲之也说：“夫欲书者，先凝神静思，预想字形，令意在笔前,然后作字。”柳公权则说：“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这些议论，都深契佛家禅观之旨，可见佛理与书道实多有相通之处。
与书法相比，画家涉足佛教者更多。早在魏晋南北朝时，就有许多画家染指佛画。最早的如东吴的曹不兴、西晋的卫协和顾恺之，又如南朝之张僧繇，北朝之曹仲达。曹画带有域外之风，所画佛像衣服紧窄，近于印度笈多王朝式样。他所创立的“曹样儿”与吴道子创立的“吴样儿”并称，史有“曹衣出水，吴带当风”之评语。到了唐代，佛教绘画更是盛极一时，其中以吴道子声名最著。到了晚唐，出现了专攻佛道人物画的画家，左全便是声名最著的一个。而唐代王维开创了一种别具风格的禅意画，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佛教对中国古代绘画影响最著者当推壁画,即出现了佛教石窟壁画艺术。魏晋南北朝以后，由于佛教盛行，各朝统治者的扶持与信奉，动用了大批的民工、石匠,开掘了许多石窟，如新疆拜城的克孜尔石窟、甘肃敦煌的莫高窟、山西云岗石窟和河南的龙门石窟等。这些石窟中，有大量的佛教本生故事、菩萨、罗汉、天王、飞天等壁画。在绘画风格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熔中国传统与外来艺术于一炉的画风——既有粗犷遒劲的西域画风，又有线条飞舞的汉族传统画法；既用苍劲线条表现地狱的阴森可怖，又有用柔和的粉线、朱线表现极乐世界的美丽图景；既有“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磅礴气势，又有天衣飞扬、树影婆娑的细巧意境，带有明显的汉画风格与域外画风相混合、相融合的特点。而敦煌石窟中的壁画，从凄厉恐怖的佛本生故事画一变而为规模宏大、色彩绚烂的经变画，用浓墨重彩描绘了佛国净土的种种美妙乐趣：佛坐莲台、众圣环绕、天女散花、彩云缭绕、金阁琼楼、玉宇仙山、乐伎列坐、舞女当筵、瑶草奇葩、珠翠绮罗……此时的佛像无不身躯伟岸，面呈喜色，显露出温柔敦厚、关心世情的神态，而与魏晋南北朝时期那种“清羸示疾”、苦不堪言的苦行僧形象大不相同。这一倾向由唐而始至宋更明显。这显然是与当时佛教的世俗化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壁画也无疑是为了迎合当时士大夫与一般佛教信徒对“极乐世界”的憧憬而做的。
&&&&四、中国传统文化改造吸收佛教原因
以上4点，可以说是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影响的最为主要的几个方面，而这些相互影响的过程，本身也就是佛教汉化的过程，佛教的中国化表明：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巨大的包容性，能够改造传入的域外文化使之为我所用，正是这种包容性使得中国传统文化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所谓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朱子（朱熹）歪曲其本意之前，就代表了中国文化中上对下，幼对长，晚对先的礼节和遵从，而这种遵从本身就是对文化延续和传承的助理和根基。
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可以称之为“家族大工厂式文化”。也就是说中国文化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和同化性，大多数外来文化一进入这座“工厂”，就被迅速的吸收同化而成为工厂的一部分，满清进关前和进关后的变化就很能说明问题，但“工厂”大了，人自然就多，而占有上层建筑的享受精英文化的却只能是少数，所以中国文化有很明显的市俗性和典雅性共存的表现，就像“工厂”里领导人和工人各有所好一样，只不过在同一个“工厂”里被包上了同样的外衣而已，比如文学，既有“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优雅清美，也有“宝钏我苦守窑三年，只为盼官人早相见”的俗套亲近，就是这一种文化体系下在不同人群中表现出的质同表异的特性。而这个质，就是中国文化另一方面的重要特性：道德中心和权威性，在大多数中国人心中，不道德的事情不能做，有背于权威的事情不能做，有异于大众取向的事情不能做，生活和自身发展的目标就是努力靠近道德中心和权威中心，并且努力成为一个新的让别人靠拢的道德中心和权威中心，能够作为旧中心的代表而受人尊敬。文人讲“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就是这种特性的表现，“达”成为权威中心，“穷”成为道德中心。但这些特性都有一个共同的生存环境，就是在这个“工厂”之下，“工厂”本身的存在和发展延续不容动摇，所以造就了中国文化的另一个最重要的特性就是封闭和保守，对于这个“工厂”来说，每一个零件的位置都是不变的，这种固定的结构模式让它在发展初期一帆风顺，为了维护这种顺利和稳定，这种结构就被基本不变的传承保留下来了，并且被不断强化加固，所以它的转型和变更就显的极为困难，打破原有的模式就意味这面临风险，而对于一个极力追求稳定的团体来说这是难以接受的，所以在面临全球资本主义化的时候，中国变的落后、混乱和迷惘的原因。
而佛教，就像是进入工厂的新员工，虽然它本身有着极强的自身特点，但要在这个传统观念深厚的工厂中生存，就必须适应工厂现有规律。所以，佛教与道教的相近融合，与儒家的磨合改造，都可以看作是佛教这个“新人”为了适应中国这个大工厂而做出的努力和牺牲，而换回来的就是它在这个大工厂里面的生存和发展。当佛教在这个工厂里面立足稳当的同时，它也用它自身的特点来改造它周边的生存环境，逐渐创造出一个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共生并长的局面，而因此，也就是佛教在中国大地上扎下了根，并且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
1、&三国志·东夷传
2、&杜继文·中国佛教与中国文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3、&杨曾文·中国佛教史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4、&后汉书·楚英王传
5、&魏书·释老志
6、&全唐诗
7、&南怀瑾·中国佛教发展史略，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8、&南怀瑾·大学微言，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9、&赖永海·佛道诗禅——中国佛教文化论，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10、韩强·儒家心性论，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一半欢喜一半忧，文化被侵占、也可以接收到外国文化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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