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德国在战后对于二战的反省》
谈德国在战后对于二战的反省
&&&对当年侵华日军犯下的罪恶多年来中国政府一直抓住日本政府不放，要求道歉和赔偿。“&长久以来，中国舆论与学术圈一直拿同为二战‘轴心国’的德国与日本做对比，赞扬德国彻底反省二战的同时，批判日本战后反省的缺失成为一种固定范式。”
”中国对德国战后反省的赞扬与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所做的相类似。当时已《朝日新闻》为首，日本媒体大力称赞德国在战后对于二战的反省，认为德国政府已经充分谢罪，希望日本政治家能够学习。“如今的中国媒体同样也是大力称赞德国政府的认罪态度，并且希望日本能够以德国为榜样，好好向人家学习。但中国媒体并不知道的是“在2000年以后，赞扬之声在日本的主流媒体上逐渐销声匿迹，许多人认识到，德国对于战争的反省也并不全面。‘人们只接触到了部分事实，或者存在断章取义的情况。事实上，德国对二战的反思还有很多有待商榷之处。’”
“时至今日，在日本仍会听到‘德国追究纳粹犯罪不设时效’的说法，以此赞扬德国反思二战罪行是如何彻底。事实上，这是错误的理解。至少德国在法律上根本没有关于‘纳粹犯罪’的定义，更不可能有上述说法。”&就好比在中国，当谈到包括“文革”在内的历次政治运动，很多参与其间的国人却都是一脸无辜，全做失语状。发生的所有事都与自己无关，好像所有的罪恶都是XXX的事。风青杨先生说“&德国有‘勃兰特之跪’，俄国有‘普京之跪’，中国能否也通过类似的‘经典动作’，郑重宣示以国家的名义进行国家反省和集体忏悔？尽管要想推动并上升为国家层面的反省，还面临着许多巨大的、实质性的困难。但我们仍可以寄予希望的是，只要中国的民间忏悔越来越多，规模和力量越来越大，就能够推动国家层面的集体忏悔意识。因为一个不能反省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在这里，我可以十分负责地告诉风青杨先生，中国政府永远也不会出现他所说的“经典动作”，而且，中国的民间忏悔也绝不会越来越多。
中国媒体一直向中国人民灌输一种思想：德国政府战后一直都在不余遗力地清算纳粹当年犯下的战争罪行。而事实却是西德政府只是在“盟军占领当初借由占领军之手驱逐纳粹，但在占领后期，政府目标转为让相关人士尽早恢复名誉、归复原职。”为此当时政府还颁发了《非纳粹证明书》，来洗刷一个人在纳粹时代的污点。
<font COLOR="#FF年5月，德国联邦政府宣布成立。在阿登纳政权下不到一年，占领军时期被革职的15万前纳粹公职人员中大多数都回到了政府岗位。1951年开始运作的西德外交部中，公务员有2/3是前纳粹党员。
司法机构重新运转后，德国于1946年在国内对纳粹行为进行审判。然而，最终被判有罪的纳粹不过6000人左右，而且很多只是处以罚款等轻刑，整体受罚的纳粹党员只占总数的0.06%。
唯一没有时效的是谋杀罪。但无论是否是纳粹所为，德国对谋杀罪一直采取不设时效的立场，纳粹被审判时也只是被认定为普通的刑事犯罪，与英美对于杀人罪没有时效属于同等性质。德国现行法律对于“种族灭绝罪”也没有设定时效，但这里存在一个“陷阱”——该罪名在纳粹时代并不存在。强行用在纳粹身上会被抨击为刑法的追溯适用，有损民主主义法治中的“法律不追溯过往”原则。“
中国对日本政府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战犯牌位表示极大愤慨。殊不知”德国联邦政府一贯对联合国的战犯审判表示否定，认为是法律的追溯过往。二战后，德国并没有缔结《和平条约》，因此跟日本不一样，德国官方的“正史”并没有接受盟军对于战犯的审判。”
中国公知分子对日本政府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表示极大不满，原因在于靖国神社里供奉着日本甲级战犯的牌位。难道说这些总喜欢讲“以史为鉴”的人士们真的不知道：“被认定为甲级战犯的海军总司令埃里希.雷德尔的葬礼由德国联邦海军主办，念悼词的人是后任海军总司令官、同为甲级战犯的邓尼茨。当时被认定为犯罪组织的柏林亲卫队上级大将的约瑟夫.迪特里希的盛大葬礼也由德国国防军主办。”
“德国一直强调对屠杀犹太人的忏悔，但在忏悔时其实已经置身事外，大多认为是希特勒和少数纳粹亲卫队的恶性。相比之下，德国人的忏悔更类似于同情。”就好比在中国，当谈到包括“文革”在内的历次政治运动，很多参与其间的国人却都是一脸无辜，将自己置身事外，似乎发生的一切都与自己无关，所有的罪恶都是XXX的事。
“德国自西德时代以来，光对犹太人屠杀的个人赔偿就已经支出600亿美元，相比之下，日本对亚洲国家支付的赔偿和准赔偿才60亿美元。”这是日本媒体过去经常用来做历史对比的数据。不能否定，德国对犹太人迫害问题上已经付出代价，但在针对战争行为的赔偿问题上又是另一回事。战后西德政府基本上以德国没有统一为理由推托国家赔偿。”恰恰中国指责日本最多的两大罪行，一个是南京大屠杀，再一个是慰安妇，而这两大罪行都归于战争行为。日本政府的态度不也是百般推托吗？
&&&&&&&&&&&&&&&&&&&&&&&以上引号中的话全部源自于《凤凰周刊》2014年第23期
&&林子敬《被过分美化的德国二战反省》
& & “日波兰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日，当时的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冒着凛冽的寒风来到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下。他向犹太人死难烈士纪念碑敬献花圈后，当他伫立凝视一幅幅受难者浮雕时突然双膝跪在死难烈士纪念碑前湿漉漉的大理石板上，并发出祈祷：‘上帝饶恕我们吧，愿苦难的灵魂得到安宁。’勃兰特以此举向二战中无辜被纳粹党杀害的犹太人表示沉痛哀悼，并虔诚地为纳粹时代的德国认罪、赎罪。在细雨蒙蒙中，这一超出礼仪的惊人之举感动了成千上万的波兰人，使在场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外交官和记者无不动容。勃兰特的这一跪，胜过千言万语。无独有偶，1995年6月，科尔总理继勃兰特之后，再次双膝跪倒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受难者纪念碑前，重申国家的歉意。德国为让子孙后代牢记奥斯维辛集中营无辜牺牲者们曾经有过的不幸遭遇，德国政府将多处纳粹集中营遗址辟为纪念馆，供国民参观；他们还在教科书中增加揭露法西斯罪行的内容，以起到警钟长鸣的教育作用。除了语言道歉和精神忏悔以外，德国议会还通过了《反纳粹和反刑事犯罪法》，防止纳粹沉渣泛起。什么时候日本天皇、首相能在中国下跪谢罪？！”德国有“勃兰特之跪”，那是跪给600万被屠杀的犹太人的。德国总理这也是跪给美国人看的。要知道，美国是世界上拥有犹太人最多的国家，尤其是在美国上层社会，犹太人在美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影响力。再说1970年正值冷战时期，波兰是东欧社会主义阵营最重要的国家，德国总理这一跪是为了将波兰从苏联阵营“跪出来”，为了分化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与苏联的关系。等于也是在配合美国冷战的需要。德国总理的这一跪是有含金量的——正如中国就句老话说的：“男儿膝下有黄金”！德国人不愧是个非常具有哲学性的民族，德国总理的这一跪就很有一种“艺术行为范儿”。而中国的公知分子这时却表现出很弱智，他们只是被德国总理这一跪的表面行为感动得涕泪横流！
1970年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在访问波兰时到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下跪。勃兰特总理也去苏联访问过，被德国杀害的苏联人有2700万，是波兰犹太人的九倍，苏联又是世界上建立二战纪念碑最多的国家，但勃兰特总理却为什么没有在访问苏联时下过跪？因为德国总理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要去苏联谢罪——德国总理只想到波兰去谢罪——直到现在，德国历代总理和总统都会访问波兰、以色列和波罗的海三国，在牺牲者的墓碑前对纳粹的犯罪行为进行谢罪。德国国家领导人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要去苏联谢罪。为什么会这样哪？德国前总统魏茨泽克认为他那当年参加二战的父亲的行为只是对波兰等国家的侵略，但是对苏联则是自卫。他还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关于侵略战争，任何一个国家都做过，不能只批判德国一家。”（《凤凰周刊》2014年第23期
&&林子敬《被过分美化的德国二战反省》）苏联在德国发动的侵苏战争中死亡人数是中国的两倍（中国一直坚持说中国是二战中死伤人数最多的国家却不说死亡人数），但从未听到过苏联向德国抱怨什么“历史问题”。因为苏联认为他与德国之间并不存在什么“历史问题”——苏联已经给予了德国足够的惩罚：数以十万计的德国战俘死在了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战俘营，苏军还占领了德国本土，并且有数以百万计的德国妇女作为苏军的战利品横遭蹂躏。有学者估计，共有200多万德国妇女被苏军强奸，仅在柏林一地就有50万，德国总理科尔夫人就遭此厄运。1946年出生的婴儿3.7%为苏军强奸造成。（王锦思《发现抗战》第157页）
中国多么想要日本首相也能学习德国总理的样子为日本侵华战争这一“历史问题”而在南京大屠杀纪念碑前下跪谢罪啊！问题是日本认为他不需要向哪个国家谢罪，因为他认为已经受到了惩罚——日本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受到原子弹伤害的国家。尽管美国受到日本的偷袭，但美国不需要日本为这一“历史问题”认罪，因为美国已经给予了日本足够的惩罚：在战争中美国将全日本炸成一片废墟，有60万日本人丧生，美国还成为日本的主宰者，数以万计的日本妇女成为美国占领军的“慰安妇”。&“历史问题”是中国人最喜欢挂在嘴上的一个常用词。中国总抱怨什么“历史问题”。“‘历史问题’这个提法似乎是有问题的。因为早在1972年，在历史问题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的中日战争问题的处理上，中日两国已经达成了共识：日本侵略了中国，给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和灾难，日本对此进行由衷的反省。这一共识实现了中日两国的邦交正常化，它意味着两国从政治和外交意义上已经就历史问题达成了共识。否则，中日两国无法恢复邦交，周恩来总理也不可能同意签字，因为这无法给国民合理的交代（日本加藤嘉一《中国，我误解你了吗？》第77页）”。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日本人的一再道歉，，中国领导人更是一再推却。日，毛泽东对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说：“我们的祖先吵过架，打过仗，这一套可以忘记啦！应该忘记。因为那是不愉快的事情，记在我们脑子里干什么呢？”“对你们过去欠的账再要来讨账，这是没有道理的。你们已经赔过不是了。不能天天赔不是，是不是？一个民族成天怄气是不好的！这一点，我们很可以谅解。”1972年7月，周恩来对日本人说：“不要讲什么谢罪的话了，现在日本新政府离过去发动侵略的日本军国主义已经相当远了，现在我们应该向前看，而不应该向后看，要解决今后的问题。”刘少奇、陈毅等领导人也都表示过去的事情就让他过去，日本道歉问题已经解决，这是当时对日外交的主旋律。
1978年10月，邓小平访日对裕仁天皇说：“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今后我们要以向前看的态度建立两国和平的关系。”（王锦思《发现抗战》第208页）加藤嘉只不过是个日本中学生，但他的观点难道不是比我们的一些大学教授、研究员或者专家什么的更要理性得多，也成熟得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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