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晚报数字报-千古大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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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大变局
　　四　　如果说洪秀全走向反清之路，最初动机不够纯粹，但当他超越个人恩怨之后，以建立人间天国为使命，便具有了为公不凡的性质与气概。他与太平天国其他领袖人物，也确曾以大无畏的反叛精神，进行过一番刻意改造现实的努力，但结果却总是背道而驰，令人慨叹深思不已。　　太平天国是一个集宗教、军事、政治于一体的统治集团，先有宗教，尔后建立军队，由军队在血与火的攻伐中开辟根据地，从而建立世俗政权。　　早在上帝会时，洪秀全就提出了“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主张。金田团营，意味着宗教与军事合一。太平将士，特别是高级将领，都是举家入营，有的甚至全族团营，男女老幼随大部队一同行动。男女严格分营，即使夫妻也要分开，丈夫入男营，妻子归女营，小孩随母亲。一家人七日方能见面一次，哪怕这一周一次的见面，也有人监视，谈话要高声，不能私语，一切透明而公开，不存在任何个人隐私。分营制于起义之初，不仅便于调度，易于管理，适应当时的军事需要，也可保障家属安全，使得将士安心征战，还体现了天国兄弟姐妹相互平等、一视同仁的原则。上帝会早期成员以客家人居多，骨干成员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等都是清一色的客家人。客家人属中原移民，吃苦耐劳，耕读传家，女不裹脚。起事之地广西偏远闭塞，理学教化未能深入，底层妇女也不裹脚，被人称为“大脚蛮婆”。因此，最早团营的妇女少有生理束缚，她们与男人一样，也能挥刀舞枪，顽强地投入战斗。　　太平军占领天京后，这一战时模式不仅严格执行，还掀起了分男行女行，入男馆女馆的高潮。上帝会认为两性关系不纯洁，必须严厉禁止，《天条书》第七条便是“不可奸淫”，而建立的军队政权更是将其绝对化，哪怕是正常的夫妻关系，也属禁止之列，带有浓厚的禁欲主义色彩。　　而贵为天王的洪秀全以及其他诸王，与普通将士则形成鲜明对比。金田起义时，洪秀全就有十五名美妃；一年后的广西永安围城战时，已增至三十六人；在湖南道州，洪秀全又接纳何贡生“进献”的美女四人；攻占武昌，选民女“有殊色者六十人”；定都南京后，据有关资料统计，天王府内计有嫔妃一千一百六十九人，又因太平天国不设太监，所以府内另有一千二百名服役“女官”，二者相加，也就是说，天王府内共有两千三百六十九名女人供洪秀全一人驱使。当时的清咸丰帝总共也只有十八名嫔妃，还被人称为有声色犬马之癖。相形之下，王洪秀全可就比他“风光”多了。其他各王也拥有妻子多人，他们认为占有女人越多，就越显高贵。为了掩人耳目自圆其说，体现所谓男女平等的观念，太平天国诸王将便将所占女人改换名称，不再有妻妾之分，而是统一称妻。洪秀全的妻子多得连他自己也分辨不清，便以数码为序进行编号。他自称“天王洪日”，即太阳，那么妻子便是月亮了。他眼里的男女平等，就是将不可胜数的妻子统统称为月亮，封为“月宫”。　　太平天国从广西一路打到南京，沿途征掳了不少女子，这些女子与早期女营将士一个最大区别，就是均有不同程度的裹脚。因此，女营的战斗力渐次丧失，除两广妇女外，大多只能做一些背米负盐、担水搓麻、收割稻麦、抬砖运土之类的活路。据统计，南京女馆中妇女人数最多时高达十四万，她们的生活起居受到严格管制，没有半点自由，生理遭到压抑，人性受到扭曲，不满与逃跑时有发生。　　民众起初对太平天国抱以热忱欢迎的态度，曾有民谣颂道：“洪杨到，百姓笑，白发公公放鞭炮。三岁孩童扶马鞍，乡里大哥吹号角。”当太平天国不仅对将士及其家属实行分营制，对普通民众也按军营方式管理之后，老百姓实在难以忍受苛刻的天条约束，不由得成批逃亡。太平军进入南京时原有百姓八十万，九个月后，仅剩十五万，其中妇女十一万，老弱男子四万。也就是说，行动方便的男子差不多都跑了。　　后来，男女分馆的负面作用越来越大，洪秀全不得不下令取消女馆制，准许男女配偶，并设立媒官专门管理。于是，新的规定“出台”了：凡男女十五岁以上至五十岁皆可“报名指配”，丞相许配女十人，国宗可配八人，其他职务“以次递减”，无职者也可配女一名，由媒官“掣签指婚”。在这一乱点鸳鸯谱的抽签制下，出现了“有老夫得女妻，童子获衰妇者”，且不准更换调配，于是，“贞女节妇自裁者，数千余辈，女馆遂空。”面对这种人为制造的婚姻悲剧，躲在深宫里的洪秀全很有可能并不知情；即使知之，恐怕也打动不了贵为天王的洪秀全的铁石心肠；即使打动，为时已晚，也于事无补。　　太平天国的另一重大举措，就是实行圣库制，天下一切财物，“皆天父所有，全应解归圣库。”起义之初，大多会众就是冲着“公平”二字投奔而来，一切财物归公，然后平均分配。定都南京后，圣库制更是得到了认真切实的贯彻执行，太平军士除大官外，士兵军佐藏银但凡超过五两，一律杀头；民间也不能私藏金银粮食，金银存在水西门灯笼巷的天朝圣库，粮食屯于丰备仓、复成仓、贡院三处。所有百姓都按太平军的军事化模式进行管理，按性别、年龄、特长、职业等分别编入诸匠营、百工营、女营、绣锦营、牌尾馆（或曰老民残废馆），然后一律实行不同等级，仅能够解决温饱的供给制度。　　可普通军士百姓生产出来的物质，节衣缩食省下的财富，并没有成为天朝储备，而是供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李秀成等少数王侯挥霍享受。洪秀全刚刚进入南京，就开始大规模修建金碧辉煌的天王宫。不久被一场大火吞噬，又拆除明朝宫殿，利用其建材重新修造，竟比以前更加奢华。其他诸王也都建有王府，东王府周围六七里许，内有五层高楼。因太平天国没有设置中央政务机构，而由天王宫及诸王府分别行使权力，因此各王府的官员、杂役格外庞大。除洪秀全而外，杨秀清总揽行政军事大权，东王府的官员杂役多达3564人。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所修王府规模虽小于天王、东王，但府内均设有六部，只是官阶有所降低，人数相对减少而已。这些成百上千名官员，真正从事政务者极少，大多都是服侍的差役。比如杨秀清出门参加一个迎神赛会，前赴后涌的仪仗队伍就多达数千人。由此可见，圣库制的设立，就是榨取军士血汗，聚敛百姓财富，专为高层领导服务，正所谓“破万人之财，聚一人之财”。　　严格实行圣库供给，自然得取消商业贸易。于是，南京城内，“既未看到商店，也无任何物品陈列求售，更不可能得到出租的船只、肩舆或马匹。”后来女馆取消，家庭团聚，军士、百姓除粮食等供应物质之外，一些无法统一配给的商品物件只有通过市场进行调节。在这种情况之下，太平天国不得不允许南京城外摆摊设点，从事小型小额商品交易活动，但烟酒仍属严厉禁售之物。　　太平天国的所谓天条、戒律、忌讳简直多如牛毛，等级制度严厉，繁文缛礼空前。比如各王、各臣的服饰、仪仗都有严格规定，连使用的公文信袋，信封的大小、花边都有等级之别；天王轿夫六十四人，东王四十八人，以下各王递减；诸王出行时，军民人等都得回避，躲闪不及者得毕恭毕敬地跪在道旁，等候仪仗通过。稍有违犯，处罚也重，动不动就是“斩首不留”。　　太平天国最为后世所称道向往的，就是洪秀全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这也是他“开创天朝”，建立“人间天堂”的总体蓝图与目标。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废除封建土地私有制，平均分配土地，不论男女老幼，人人都可得到一份田亩。然后建立人无私产、平均分配的公库制度，实行“兵农合一”，设立礼拜堂教化民众。这些制度规划，有的实验过，效果都不甚佳。有的根本没有条件，或者说来不及施行，只能永远停留在空想阶段。空想与幻想、理想仅一字之差，退一步可视为幻想，进一步可看作理想，便为后人的诠释留下了广阔空间。比如平分土地，太平天国区域之内无前线后方之分，硝烟弥漫的战场，遑论分田分地？其实，即使诞生了和平安定的环境，将田地划分九等，然后相互搭配分给个人，施行一种绝对的平均主义，恐怕也难以实现。即使分田授地可行，结果又会怎样？私有废除，所产纳入公库，与南京城内曾经实行过的圣库制又有什么区别？“兵农合一”，不就是全民皆兵么，与男女别营又有什么两样？而处处设置礼拜堂，时时拜上帝教，以信仰制约百姓，以宗教凌驾一切，这样神权合一的统治在中国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如果以上蓝图全部变成现实，那么一统天下的太平天国，将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集政治、宗教、军事于一体的特殊国度，严酷的统治肯定比集中营好不了多少。人们不仅看不到“人间天堂”的快乐与幸福，反而会产生“社会地狱”的恐怖与后怕。　　　　　　　　　　（21）　　五　　日，洪秀全乘坐黄绸大轿，在文武官员的跪迎中踌躇满志、前呼后拥地进入南京，直到十一年后病逝，就再也没有迈出被他改名为天京的城门一步。大兴土木修建天王府后，洪秀全更是将自己的活动范围缩小在方圆十里的宫墙之内，唯一的一次走出宫门，就是乘坐六十四人抬的大轿，前往东王府探视卧病在床的杨秀清。他不仅自己足不出府，也不允许他人出入，只有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以及后来特批的燕王秦日纲四人，在获得他的批准之后，方可进入天王府金龙殿内。　　洪秀全在天王府内的奢侈腐化令人叹为观止，“各种物品都是金制的”，王冠纯金制成，重八斤；金制项链一串，也重达八斤；绣金龙袍上的纽扣为金；在内宫升殿临朝，要乘坐金车，由美女手牵而前。据《天京游记》所述，天王进餐时，鼓声、钹声、锣声、炮声突然交作，直至膳毕方告停止。进膳之时，“圣门半开，好些软弱可怜的女子或进或出，各提盘碗筷子及其他用品，以侍候御膳用。”　　过去几乎所有资料一致认为，洪秀全在进入南京之后变得意志消沉、腐化堕落了，便长年躲在深宫之内，玩物丧志、贪图享乐不已。洪秀全接受的传统教育及脚下这块土壤决定了他的骨子里不可能产生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平等、自由等思想，他参加科举的目的就是出人头地，这一目的没有达到，尔后通过立教传教、武力夺取政权等方式，使得昔日遭受严重压抑扭曲的心理得以转化、释放，不禁变本加厉。因此，暴殄天物、挥霍享受、腐化堕落难以避免。然而，若说他就此玩物丧志、意志消沉，那可真是冤枉了他。他自己就曾说过：“尔主哪得安乐在宫中？”进入南京之后，洪秀全比过去更忙了，工作量大得惊人，他得时刻设定规划，通盘考虑太平天国的国策、发展与未来。他所做的主要事情，就是狠抓意识形态不放松，完善自己的宗教理论体系，用以指导实践。他一天到晚深深陷入这些工作之中，将天国的一应大事、实事全部交付东王处理，正如时人所说的那样，“是事皆不过问，权柄应诿于军事（杨秀清）便宜行事。”既不露面也不管事，给人的印象就是躲在深宫“宜享天福”。长期没有他的情报信息，致使民间、清廷传说他早已死去，只是为了迷惑骗人，杨秀清才不得不制造一个木偶出来用以服众。　　洪秀全躲在深宫不出，既可追求安宁清静以达专心致志之效，也可制造距离增强神秘感，使得笼罩着的光环变得更加炫目。他长年坚持不懈做的在他看来属于“悠悠万事，唯此唯大”的事情，可用三个字予以概括：删、改、写。　　洪秀全通过《劝世良言》受到启发创立教会，而《劝世良言》不过《圣经》的中国“简写本”而已，因此，上帝教教义的主要依托与来源，就是《圣经》。洪秀全对《圣经》格外重视，定都南京后，很快下令出版管制，认为《圣经》与自己撰刊的书籍是“当今真道书”，并将《圣经》尊奉为上帝教经典大规模赶印，试图将之“颁行天下”；而对其他书刊，特别是儒家经典予以严厉查禁，“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　　但《圣经》的某些教义与洪秀全的上帝教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与冲突。比如按《圣经》所言，耶稣是上帝的独子，那么作为上帝次子、耶稣胞弟的洪秀全以及杨秀清等其他儿子又当作何解释？比如《圣经》持上帝纯灵论，“我们既看不见他的形象，也不能听见他的声音”，而洪秀全在梦中不仅看到上帝，还经常与他对话，更是难以自圆其说。为此，洪秀全不得不亲自捉刀上阵，对《圣经》进行大量批注删改，凡符合他本意的，予以保留，稍不顺心如意的词句，不是批注、删除，就是修改，使其与上帝教内容相互吻合、印证。这一工作看似简单，其实难度非常之大。以当时的印行为准，《圣经》合计七百二十多页，约三十四万八千字，仅认真阅读一遍，就要花费大量时间，而要揣摩理解，逐字逐句删改，其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据有关资料统计，洪秀全批注《圣经》，以注释的方式给《圣经》定下基调，共有八十二条，篇幅长短不一；删改之处多得不可胜数，凡避讳字要改，比如太平天国将上帝名号列为避讳字禁止使用，那么所有《圣经》中僭皇称帝处一律改用“侯”字代替。而天国的避讳字又相当之多，稍不留意，就有所遗漏，作为全军全民奉读的经典读物，不得不慎之又慎；此外，《圣经》中与“十款天条”不符要改，故事与天国法令不符要改，原先翻译中所有使用清朝职官名要统一改为太平天国的职官名称，西方的一些说法要改为太平天国的文献习用语……　　所有修订、编纂工作全由洪秀全一人完成，耗费了他大量的时间精力，使得视力严重减退。经洪秀全脱胎换骨彻底修改之后的《圣经》，由《旧约》、《前约》、《真约》三部分构成，常常出现文理欠通顺，结构不完整，内容不连贯的情况，个别地方，意思与原著甚至完全相反。它们大量印行之时，封面图案也没有以十字架作为宗教标志，而是采用中国传统的双凤朝阳或二龙捧日。　　《圣经》在基督徒眼里是不容改动的真理，洪秀全修订《圣经》，被西方传教士视大逆不道之举，在南京逗留的西方传教士就此提出质疑与抗议，洪秀全回复说，他是尊奉上帝旨意，才这么做的。　　删改《圣经》，只不过是洪秀全工作的一个部分而已。此外，他还管理后宫，发布诏令，创作大量的宫闱诗词，删改修订释道儒等其他书籍。　　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几千名女子齐集天王府，可以想见，会出现一种怎样的闹哄哄乱糟糟的无序情形。洪秀全虽不管外事，可眼皮子底下的宫闱内事还是要管的，且经常陷入女人之间纠缠不清的一些麻烦之中。一次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内容就是斥责、管束洪秀全对宫内女人打骂不断、处罚过严。1857年末，太平天国刊印《天父诗》五百首，除辑录天父天兄圣旨的政治诗十首外，其余四百九十首反映宫廷生活的宗教伦理诗全为洪秀全所作，目的就在于规范嫔妃行动准则，便于指挥调教，并要她们认真背诵以作为行动指南。如第十七首写道：“服事不虔诚，一该打；硬颈不听教，二该打；起眼看丈夫，三该打；问王不虔诚，四该打；躁气不纯静，五该打。”第十八首曰：“讲话有大声，六该打；有喙不应声，七该打；面情不欢喜，八打该；眼左望右望，九该打。”这些所谓的天父诗文辞浅白，类似民俗口谣，全无诗歌美感意蕴，算不上严格意义的诗歌。但作为努力将宗教伦理、宫廷生活与诗歌艺术结合在一起的创作者洪秀全来说，这活儿干起来并不轻松，肯定要煞费苦心、绞尽脑汁。　　洪秀全对待诸子百家严厉查禁，就连秦始皇手下留情的巫筮占卜之类的书籍也在焚毁之列。他这样做的目的，旨在广大民众与传统文化之间造成一种割裂，完成上帝教文化的传播与深入。但洪秀全早期接受的全是传统教育，儒家思想已深入骨髓，“但四书、十三经，其中阐发天情性理者甚多，宣明齐家治国孝亲忠君之道亦复不少”，。在大举焚书的同时，洪秀全刊行了《太平诏书》修订本，其中便引用了不少儒家思想文字。无法完全禁绝诸子经典学说，洪秀全便改禁书、焚书、毁书为删书，专门成立删书衙，宣布所有经书只要经过删改，便可刊行诵习。这项工作又是洪秀全亲自上阵，他将早年所写《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及《太平天日》等重新审阅，进行修订刊印，文中所有袭用儒家经典语句，由他全部改写或删除。他还重写《三字经》、《千字文》、《幼学库》等通俗通物下发给太平军将士及少儿启蒙之用。随着年岁增加，洪秀全的视力越来越差，要将所有儒家经典全部改过，实在是心有余而为不足，于是，他便专门删改《诗经》一书，发与删书衙，作为删改其他儒教典籍的样板。凡是不能亲自动手删改之书，不论厚薄与否，都得经过洪秀全严格把关，一字一句审读，哪怕出版诏旨、布告之类的汇编本，最后也得由洪秀全亲自拍板审定，“真圣主御笔改正”，“待镌刻后再行诵读”。　　洪秀全长年累月所做的这些事情，工作量之大，远远超过古代帝王的上朝拟旨，几乎耗尽了他被女人掏空后的虚弱身子内剩下的全部精力与心血。尽管洪秀全如此走火入魔地紧抓思想意识形态不放，但实际效果却并不佳，某些方面甚至适得其反。可就工作本身而论，说他是一个工作狂一点也不为过，这也足以证明洪秀全进入天京后直至病逝，并非一味贪图享乐、投机躲懒、无所事事，而是相当“敬业”，为他所想象、虚构的理想社会奋斗终生，完全可以称得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六　　太平天国奠都南京，铁板一块的古老帝国如火山爆发般突然涌出一大批力量强大、主动信奉《圣经》的“太平基督徒”，这一消息传到欧洲之时，西方人士喜不自禁，特别是欧洲教会，以为基督圣光普照中华大地的机会终于到来，立即着手教化的具体行动。1853年，英国基督徒便发起了一场旨在为中国印刷一百万册汉译《新约》全书的募捐活动。在华西方传教士更是跃跃欲试，他们不惜冒犯《南京条约》中只许在五个通商口岸传教的规定，偷偷潜入内地。然而，要突破清军防范严密的水陆禁区进入天京并非易事。尽管如此，仍有不少传教士通过乔装打扮，或是以翻译身份随同西方使团来到南京。在最初的好感之后，随着了解与认识不断深入，他们不禁失望了。　　进入天京后的传教士认为，太平天国是一个半政治半宗教的混合体，政体中没有皇帝只有王，对外国几乎一无所知，自称是全世界的统治者；在宗教方面，没有教会（起义后宗教的成分逐渐淡化了），没有举行礼拜的专用场所，没有类似于牧师的神职人员，有洗礼而无圣餐……美国公理会的裨治文牧师说：“尽管他们的宗教信条或许多少承认《圣经》的全部教义或大部教义，但由于无知或曲解（或两者皆有）而带有谬误，变得一团糟。”最令西方人士难以接受的是，太平天国继承了传统的天朝意识，只承认西方是天国的一部分。“几乎全然不知世界上到底有哪些王国和国家，但他们统治全世界的要求却十分明确。”太平天国视洋人为“蛮夷”，但从上帝教教义出发，双方又是兄弟关系，便十分滑稽地称西人为“夷弟”。还从“天下一家”的角度强调洪秀全是上帝次子，乃万国之真主，因此“全世界人民必须服从并追随他”。在外交文书中，太平天国不是称“尔英人久已拜天，今来谒主”，就是“尔海外英民不远千里而来，归顺吾朝”，内容虽大同小异，但口吻始终一致。美国驻华公使麦莲率团访问镇江、南京、芜湖之后，在一份报告中写道：“不管对他们的政治权力制度做出怎样正确的判断，现在再也不能怀疑，我们不可能与他们在平等的条件下建立或维持交往。”　　在所有来访教士中，罗孝全是最受礼遇的一位。鉴于他与天王此前的特殊关系，并且洪秀全一直惦记着他，再三念叨他是一个“好人”，不时打听他的行踪，因此，他是唯一受邀访问南京的西方传教士。即使这位曾是洪秀全老师的罗孝全，在天王府拜见时，也得按照天国礼制下跪。作为一名西方人士，罗孝全没有下跪的习惯，他拒绝向任何人下跪。可当他随文武百官进入大殿后，就在群臣向洪秀全行下跪礼的刹那间，一个声音突然大声喊道：“罗孝全敬拜上帝！”他稍一犹豫，双膝竟被行了魔法般不知不觉地弯曲在地，但他有意不看洪秀全，而是车转面孔瞥向他方。这场发生在太平天国，类似于马嘎尔尼朝觐乾隆的礼仪之争，虽然没有引起什么风波，但罗孝全此后一直耿耿于怀。　　宗教是太平天国的立国之本与精神支柱，洪秀全自然不许他人染指，更不可能改弦更张信奉正统基督教。洪仁玕作为一名纯正的基督徒，曾直言不讳地说道：“传教士不应当到这里来，因为彼此教义不同，而天王除了自己的教义外，不允许有别的教义存在。”因此，早期的“蜜月”一过，上帝教与基督教的冲突在所难免。罗孝全很快就发现了上帝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区别，决心劝说天王，以纠正这些“错误”与“偏差”。没想到洪秀全反过来劝说罗孝全改信上帝教，并希望他成为一名新的信徒与传教士，将上帝直接呈示给天王的福音传入番邦。正因为出于信任，洪秀全还以君临世界的口吻下诏，封他为通事官领袖（外务丞相），负责与外国谈判及审理外国人在中国的所有犯罪事件。罗孝全对此十分气恼，自然坚辞不就。随后悄悄离开南京，与太平天国反目为仇，他在《北华捷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在他们中间生活十五个月以后，我的态度完全转变了。我现在反对他们的程度并不亚于当初我支持他们的程度……他的宗教自由和众多的教堂成了闹剧——不但对基督教毫无益处，而且比无用更坏。他仅仅为了传播自己的政治宗教。”罗孝全还指斥洪秀全“是个狂人，根本不适宜做一个统治者”。其他来访的传教士也持同样观点，如英国循道会郭修理牧师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发现他们唯一的能耐就是作战和破坏，对民法和境内的民生漠不关心，他们又怎么能够成功地建立起一个王朝呢？我简直无法想象。”　　罗孝全的离去与反目，成为太平天国与西方传教士、基督教彻底破裂的标志与象征。于是，过去曾持同情、观望态度的西方列强，将枪口对准了太平军将士。英、法两国除在上海外围与宁波地区直接出兵进攻太平军外，还准许戈登、日意格等现役或退役军官受雇于清廷，组织常胜军、定胜军、常捷军残酷围剿，给太平天国造成了极大的挫折与损失。　　西方世界失去，国内百姓失望，令人扼腕的是，另一特殊而重要的阶层——传统文人、地方绅士，在太平天国与满清朝廷的殊死决斗中，不仅未能得到他们的同情、支持与拥护，反而成为不共戴天的死敌。　　因科举失意导致对孔夫子的逆反，独尊上帝对其他教义的排斥，使得洪秀全极力排孔反孔。而传统士大夫阶层不仅从小浸淫在儒家典籍之中，对儒学有着一种透入骨髓的亲切与认同，而且因为科举考试以儒学为主要内容，士大夫们由此而获得功名利禄，从维护自己的利益出发，他们是孔学、孔教本能而天然的积极支持者与有力拥护者。洪秀全打着灭满兴汉的旗帜，使得四民纷纷归附，同时却又以前所未有的激进打倒孔家店，抽空自己的文化根基。太平天国因基督教而生，对西方文化茫然无知，而对汉文化象征的儒家孔学又激烈排斥，结果中西不靠，虚无悬空，也就难怪有人将其视为一个历史的“怪胎”了。　　洪秀全敌视上帝教以外的一切人类文化，除极少数需加利用外，其余全在清除扫荡之列，可谓无像不灭，无书不焚，无庙不毁。如寺庙、书院、古迹、文物、书籍等，不是烧掉捣毁，就是改作兵营、仓库与屠场。营造天王府时，为了利用古建筑的部分建材，洪秀全几乎将南京城内六朝以来的古建筑全部拆光毁掉，举世闻名的大报恩寺塔、明代故宫，便毁于此时。　　太平天国虚无过激的文化政策将天下读书人推向了自己的反面，至少是使他们心存畏忌，望而却步。曾国藩正是以捍卫儒家道统之名，号召士大夫与太平天国为敌，他在《讨粤匪檄》中以充满激情与鼓动的文字写道：“士不以诵孔子之经，而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太平天国与满清朝廷之争，就此演变为一场汉人与汉人之间你死我活的血腥大屠杀，仿佛当年清军入关夺取天下时的一幕重现。　　当然，太平天国也对知识分子采取了一定的招诱举措，如开科取士、征求人才等。但开科取士首先看重的是考生的政治态度，文化程度则在其次，标准也十分宽松。太平军打下南京城不久，百姓大量逃跑，读书人所剩不多，即使那些留在城中者，大多也不愿获取太平天国的功名，参考者更是寥寥无几，因此，“大约应考之人无不中试者”。太平天国官员升迁主要凭军功大小，且十分看重地缘、血缘关系，即使高中状元，也难受重用，仅被授予指挥一职，不能参与机要或跻身领导决策层。作为一个连秀才都没有考上的落第书生，洪秀全表面敬重读书人，但骨子里透出的，却是对天下士人的轻蔑与反感，使用但不重用知识分子，仅让他们做一些辅助性的文字工作而已。　　而太平天国的劲敌曾国藩则与洪秀全完全相反，他自己就是进士出身，对天下士人的文韬武略与广泛号召力极其重视，尽可能地将他们纳入自己麾下，进入幕府，参与机要决策，放手重用。曾国藩幕府中四百九十七位幕僚，其中进士七十四人，举人七十三人，贡监生员一百五十四人，士人占幕僚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他们之中，除饱读四书五经的传统士人外，还有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通晓西洋之学的人才。据罗尔纲先生统计，湘军将领中书生出身的比例为58%，统领一路乃至多路人马的高级将领则达67%。　　太平天国的主要领导人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等人不是落第秀才，就是大字不识的穷苦农民。读书少，见识与谋略自然短浅。自己没有文化，只要真正重视天下读书之人，为我所用，也可弥补高层领导缺少文化之缺憾。可太平天国阵营中读书人极少，《武昌纪事》对此写道：“贼中无读书练达之人，故所见诸笔墨者，非怪诞不经，即粗鄙俚俗。此贼一大缺陷，盖天之所不与也。”不仅如此，哪怕太平天国统治区域的百姓之中，也“唯读书人最难度日”。　　由此可见，太平天国与清廷的较量，也可视为一群农民与一批士人之间的交锋。时间一长，战局的结果与天平的砝码逐渐失衡，渐渐偏向代表清廷利益的曾国藩一方，也就势所难免了。　　七　　外部各种反对势力层层围剿、步步紧逼，而太平天国高层内部，又出现了兄弟失和、内讧倾轧的严重失控局面——这就是人所共知的天京事变。　　早在广西紫荆山传教时期，洪秀全、冯云山与杨秀清、萧朝贵之间，就存在着十分微妙而复杂的关系。其转折点在于冯云山被捕、洪秀全营救，上帝会最高权力出现真空之时，杨秀清与萧朝贵乘虚而入。后又有韦昌辉、石达开二人，以实力、忠诚、勤勉脱颖而出。起义前夕，由洪秀全、冯云山、萧朝贵、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六名客家人共同构成上帝会核心领导阶层，并按上帝教解释，由耶稣与他们六人组成兄弟关系，耶稣为上帝长子，其余则以年龄为序分别为第二子到第七子。金田起义后，洪秀全与其他五人既是君臣关系，又是兄弟关系。起义前冯云山一直位列洪秀全之后，因他不仅与洪秀全一同创建了上帝会，而且以一己之力打开了广西传教的艰难局面。而当杨秀清、萧朝贵代天父天兄传言的资格被确定之后，冯云山的地位下降了。建国之初分封五军主将时，杨秀清为中军主将，萧朝贵为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后军主将，韦昌辉为右军主将，石达开为左军主将，冯云山已位居杨秀清与萧朝贵之后。永安封王时，洪秀全更是发布诏令，明确宣布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俱受东王杨秀清“节制”。　　表面看来，杨秀清与萧朝贵的崛起只是导致了冯云山地位的下降，事实上则削弱了洪秀全至高无上的领袖地位。太平天国集宗教、军事、政治于一体，作为最高领导人，洪秀全自然也是集宗教教主、军事统帅、天国之王于一身。而当杨秀清、萧朝贵托天父、天兄下凡之时，一种相当奇特的现象出现了，作为上帝次子、耶稣胞弟的洪秀全不得不俯首于杨秀清、萧朝贵两人，恭听由他们口中转述的所谓上帝、天兄之言。　　洪秀全的最高权力受到了严重挑战！　　起义之初，因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三人之间的相互制衡，加之忠诚厚道的冯云山居中调停，并未形成明显冲突。随着冯云山在蓑衣渡遇袭中炮身亡，萧朝贵攻打长沙遇难，权力平衡的态势就此打破。定都南京后，六王只剩四王，而韦昌辉、石达开资历较浅，于是，权力之争便聚焦在洪秀全与杨秀清两人身上。　　定都天京后，洪秀全沉迷于意识形态的把握与主持，除重大事务的最终决策权外，一般不过问军事、政事，统筹全局的实际大权由杨秀清一人执掌。　　洪秀全与杨秀清之间，纠缠着一些无法厘清的关系与难以解决的矛盾：洪秀全为宗教之主，杨秀清却时不时地代天父下凡干涉干扰；洪秀全是主掌政权的天王，而所有世俗大权却归于杨秀清一人；洪秀全是公认的太平军最高首领，可他却将军权完全下放，规定所有军队全归东王节制，弄得自己没有一支亲自掌控的武装力量可供驱驰，最后平叛之时，也不得不假韦昌辉之手。　　杨秀清从小生长于闭塞的深山之中，五岁失去父母，由伯父抚养成人，真可谓“零丁孤苦，困厄难堪”。在受尽至贫至苦之磨难的同时，也培养了杨秀清坚韧独立的不屈精神。他虽“失学不识字”，但才智过人，天赋极高，据他自己所言，诗书典籍“但缓读给我听，我自懂得”。在与清军的多次殊死搏斗之中，杨秀清的实践经验、指挥才能得到了较好的发挥，说他是一位军事天才、政治天才一点也不为过，有时仅凭一股本能与直觉，就能在具体的取舍中选优弃劣。由广西转战天京，杨秀清指挥作战，无往而不胜。除洪秀全之外的所有太平军将士，他都有权指挥调遣，并握有生杀予夺之权。于是，昔日压抑自卑的心理不仅得到了有力的补偿，而身为孤儿所独有的无羁无绊、我行我素、缺少温情、孤傲残忍等更是暴露无遗，哪怕一人之上的洪秀全，也成为约束他的一块心病，一道阴影。攻取武昌之后，在进军奠都的重大决策上，作为读书之人的洪秀全，眼光毕竟比他高过一筹，力主进军中原。而杨秀清目光短浅，仅仅盯着富庶的南京，认为那里就是人间天国的温柔之乡，凭借实权与谋略，最终迫使洪秀全就范。他还经常以天父下凡的名义，将洪秀全玩弄于股掌之间，动不动就是天父附体，要洪秀全下跪听旨。在定都天京后的三年时间里，杨秀清以天父名义频频“下凡”多达三十余次，借以神化自己，教导、压制、训诫、斥责洪秀全。一次，杨秀清以天父名义指斥洪秀全犯有踢打娘娘、教子无方等过错，欲杖责四十大板，众臣苦苦相劝才告罢休，弄得洪秀全颜面扫地、威风全失。此外，杨秀清还大肆制造舆论，把太平天国的一切功劳归于自己，差不多成为一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人，他授意编写的《行军总要》对他个人评价是：“功烈迈乎前人，恩威超乎后世。”　　所有这些，洪秀全都忍了。究其原因，一则从全局出发，免得兄弟间伤了和气；二呢，洪秀全陷于自己制造的迷幻之中，久而久之，也真的相信天父附体这么一回事儿了；三者，他的确无意于世俗之权，放手让东王去办，只要不过离谱、不太僭越就行。　　而杨秀清却半点也不懂得适可而止，个人欲望简直膨胀到了极点，竟然上演了一出逼封万岁的把戏。　　在杨秀清眼里，洪秀全已成为他随意把玩的一个木偶。如果说占据武昌时两人还在定都及进军问题上有过分歧，那么奠都南京之后，一切大事小事，差不都是杨秀清一人说了算，哪怕是最重要的大事，高兴了向洪秀全说一声，木偶似的天王从来不敢吐出半个“不”字。要是事情稍不顺心，他就借天父下凡找出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压制整治洪秀全。杨秀清对洪秀全如此，而对其他人等，就更不在话下了。同为上帝之子的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虽为朝中第三、四号人物，见了杨秀清也要行下跪礼。他曾借机杖责韦昌辉四十大板；惩处顶天侯秦日纲、佐天侯陈承瑢、卫国侯黄玉昆，分别杖责一百、二百、三百大板；天官正丞相曾水源、东王府吏部尚书李寿春被人告密，说他们俩在东王重病期间无动于衷，杨秀清大怒，以“欺天欺东王”罪名向其“推出斩首示众”。　　尽管飞扬跋扈到了极点，但杨秀清不得不借助洪秀全的天王权威与笼罩在头顶的神圣光环。他想篡夺天王之位，又恐众人不服，便逼洪秀全亲口封他万岁：“东王打江山，亦当是万岁。”“东王即万岁，世子亦便是万岁，且世代皆万岁。”在确定了赐封万岁的日期之后，杨秀清便得意忘形地忙着准备登极加冕礼去了。　　杨秀清实在是低估了洪秀全的能量与能力，他根本就没有考虑自己为所欲为，对方会作何反应，也就没有采取任何防范措施，真可谓利令智昏，一叶障目。　　洪秀全从小个性刚烈，且自视其高，当他成为上帝教领袖之后，锋芒变得内敛了。对杨秀清一再隐忍，哪怕以天父名义欲杖责四十大板，他也忍了。当杨秀清将他的忍耐视作无能，直逼权力峰巅之时，洪秀全再也忍不下去了。非不能也，乃不为也。洪秀全并非一般读物描写的那样昏庸无能，他的活动能力、政治魄力、组织才华、军事才干，特别是宣传鼓动方面，都远非一般人才所能比拟。只是他一心一意扮演宗教领袖这一角色，忽略了其他方面的发展，将权力完全下放给杨秀清不管不问。一旦决定采取行动之后，洪秀全便以快刀斩乱麻的决断，全身焕发出特有的活力与能量，借助韦昌辉之手，向毫无防备的杨秀清祭起了锋利的屠刀。　　战刀闪过，一片血光。只是这鲜血，不是来自敌对阵营，而是同一战壕的太平军将士。　　洪秀全下令将杨秀清的首级悬挂示众，称其“窃据神器，妄称万岁，已遭天殛”。&也不知杨秀清被韦昌辉手持天王洪秀全诏书被诛杀的最后时刻，是否有过忏悔与醒悟。首恶一旦惩处，洪秀全便想到此为止。没想到韦昌辉为泄私愤，同时担心报复，竟将杨秀清亲属及旧部两万多人全部诛杀。这两万多人都是从金田起义之时，便一直追随天王转战南北，身经百战的两广老兄弟、高层官员，是太平天国最为忠诚的将士、人才。有人做过统计，约有十分之八九的太平天国精英死于这次内讧。他们没有倒在疆场，却无辜地惨死于自己人之手，那一颗颗滴血头颅，在血泊中滚动着发出凄厉而无声的呼号。　　天京事变因韦昌辉的私心膨胀与惩处过度，使得洪秀全一时间难以控制事态发展，局面差点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东王已死，另外两王也反目为仇，韦昌辉下令将石达开满门老幼全部抄斩之后，又以武力围攻天王府，逼迫洪秀全诛杀石达开，其丧心病狂比杨秀清有过之而无不及。内讧步步升级，洪秀全再次忍无可忍，只得下令讨韦。韦昌辉伏诛，事变并未结束。后石达开回朝主政，为防类似杨秀清独揽朝纲、尾大不掉的局面出现，洪秀全封长兄洪仁发为安王、次兄洪仁达为福王予以牵制。石达开时时受掣，无法施展手脚，不禁十分生气。他与洪秀全虽没有闹到翻脸的程度，但不信任的种子已然埋下，为求自保，只得悄然离京出走，并带走了几十万精锐将士，使得太平天国军力骤减，国力衰疲。为此，洪秀全不得不革去两位王兄爵位，以召回石达开及其部众。开弓没有回头箭，不论洪秀全如何许诺一再抛出橄榄枝，石达开直至兵败大渡河被俘处死，也未能回心转意。　　尽管敌对势力不断围剿，但最致命的打击并非来自外部，而是不断升级的内讧，太平天国由此元气大伤。　　以天京事变为转折，太平天国由盛转衰，进入后期，直至覆亡。　　八　　天京事变之后，太平天国内部出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精神与信仰危机。天兄天弟相互残杀，这对上帝教过去的宣传而言，实在是一个莫大的讽刺。于是，一首“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长毛非正主，依旧让咸丰”的打油诗在太平天国内部广为流传，使得军心、民心大为动摇。　　太平天国之所以势如破竹，就在于上帝教信仰，在于军心、民心的稳定，大家铆足了劲，拼死效力，要在地上建立一个理想的人间天堂。信仰一失，军心开始涣散，太平军再也没有过去铁的纪律，也少有打硬仗恶仗的精气神韵，从高级将领到普通士兵，投降敌军成了“家常便饭”。　　太平天国最初所封六王，冯云山、萧朝贵战死，杨秀清、韦昌辉死于内争，石达开被俘处死，唯余洪秀全一人“硕果仅存”。这时的洪秀全，真的产生了一种孤家寡人的感觉，情绪败坏到了极点，精神郁闷不堪，一时难有振作之象。　　正在这时，上帝教的早期创始人之一，洪秀全堂弟洪仁玕从香港来到南京。　　洪仁玕于1848年因故与洪秀全分别，没能在广西发动会众，也没有亲自参加太平天国起义，但他一直关注着太平天国的发展。1854年取道上海欲往天京未果，直到五年之后的日，历经十个月辗转跋涉，终于如愿以偿。　　洪秀全见到阔别十年的族弟，在经过一番倾心交谈与暗中考查之后，发现他见多识广、知识渊博、非同一般。加上难得的亲情、友情，于是，精神不由得为之一振，心境也变得亮堂起来，决心委以重任，依托他的才华大干一番，力挽狂澜，拯救太平天国之危局。　　半个月后，洪秀全便拜洪仁玕为军师及总理朝政的首辅，并一改削去安王、福王王爵后“永不封王”的决定，封洪仁玕为“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　　洪仁玕在英国殖民地香港生活近十年，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对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自由有着深刻了解，比长期呆在“屋内”的那些所谓天才不知要高明多少倍，被外籍人士称为“是一个有识见的人”，“最开通的中国人”。&洪仁玕走马上任，果然不负天王厚望，显示出卓越的政治才能。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在短时期内就将涣散的人心重新凝聚在一起，加之涌现出了陈玉成、李秀成这样的优秀军事将领，很快就扭转了天京事变后的被动局面，出现了乱后重建的中兴气象。　　洪仁玕长期为后世所称道的，是他留下的一部近万言的《资政新篇》。如果说《天朝田亩制度》带有浓厚的封建、空想色彩，那么《资政新篇》则体现出前所未有的资产阶级新风俗、新道德、新习惯，代表了近代中国改革的理论高峰与突出成就。洪仁玕强调改革变通，提倡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向国人介绍世界各国情况，主张与其他国家自由贸易、平等交往，提出兴办交通、开办银行、发展工业、奖励开矿等一系列涉及经济、政治、外交、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新政策。《资政新篇》虽然因太平天国后期长期处于动荡不安的战争状态而无法贯彻执行，但它在中国农民起义史上显得相当另类而极其闪光，正因为诞生了这部有着不可忽视的进步意义，对后世的启示永远也不会过时的纲领性文件，太平天国在我们眼里才不至于显得过于灰暗而绝望。　　然而，洪秀全本人、太平军将士以及太平天国那与生俱来的先天性、本质性缺陷，决定了后期难有大的作为、转变与起色，所谓乱后中兴，不过回光返照的假相而已。　　洪秀全在经历天京事变的噩梦之后，多少有所警醒与振作，经常过问政事，临朝颁旨，接见官员，商量事宜。不久又开始沉溺于个人虚幻的世界之中，且性格更加多疑，心理严重变态。他不仅对异姓将领抱有戒心，时刻防范李秀成等人，哪怕对族弟洪仁玕，时间一长，也担心大权再次旁落，心生疑惧，不敢放手重用，致使洪仁玕不少决策难以实现。越到后来，他就越不相信他人，恨不得将所有权力独自一人抓在手中。而他本人仍像天京事变之前那样，专注宗教，不问政事。在攻打上海受挫，南京上游屏障安庆告急，军需供应得不到保证的关键时刻，洪秀全几乎全不关心这样的大事，还在一个劲地论证他本人是千真万确的受之于天的真命天子。不相信别人，却要别人相信他虚构的谎言。等到安庆被占，天京被围，洪秀全才真的急了，置太平天国的全盘战略于不顾，急命李秀成率军回援。作为晚期主要军事领袖之一的李秀成，对天国不谓不忠，但他做事优柔寡断，为人少有血性，缺少坚忍不拔的精神，且素怀私心，力求保存个人实力，特别看重自己的苏浙地盘。他好不容易凑齐十三个王，勉强组织起一支二十多万人的太平军精锐前来天京，经过四十六天的解围战，竟没有打垮又疲又病的五万湘军。　　天京之围无法解除，而作为东南屏障的苏州等地又在接二连三地失陷，于是，李秀成建议洪秀全“让城别走”。要洪秀全离开做了十多年迷梦的温柔富贵之地天京，真比要他的命还难。天京自奠都之日起，就一直遭受清军江北、江南大营的威胁与围困，多少次了，都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因此，洪秀全仍相信天京之围总有一天能够解除，且他一直以上帝之子迷惑他人，到了最后，连他自己也真的相信是上帝第二子了。因此，面对李秀成的建议，洪秀全不禁十分愤慨，他理直气壮、精气十足地回道：“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不用尔奏，政事不用尔理，尔欲出外去，欲在京，任由于尔。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地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此时的洪秀全已无白天与黑夜、现实与梦幻、人间与天堂、此岸与彼岸之分，将它们全然混为一体了。　　外敌当前，朝不保夕，而太平天国内部之糜烂，也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　　当洪仁玕到来被洪秀全封以干王之后，规矩一旦打破，又封陈玉成为英王，李秀成为忠王。安庆失守，陈玉成贬职削去王位，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洪秀全却加封他的部下赖文光、陈得才、梁成富等七人为王。担心李秀成权势过重，为了牵制，又加封童容海、谭绍光、陈炳文等一大批人为王。“自此以后，日封日多，封这有功之人，又思那个前劳之不服，故而尽乱封之。”滥封之风一开，便不可收煞地愈演愈烈，凡两广起义的人都封王，洪秀全的本家亲属全封王，刚出生的婴儿也封王。到1864年6月天京陷落之前，太平天国“竟有二千七百多王”。在滥封诸王的同时，洪秀全又增多官阶，滥设官爵，使得官员数量增加。如此增官封王带来的后果，不仅使得财政开支更加困难，且各王占据地盘拥兵自重，成为当地一霸，修王府，选美人，办仪仗，出门前呼后拥，小官百姓都要回避。正如当时民谣所言：“王爷遍地走，小民泪直流。”他们各自为政、拉帮结派、不服调遣、不思进取、欺压百姓，官员与官员、官员与王、王与王之间，层层节制，互相推诿，相互掣肘，互不买账，导致政令不出，行政效率极其低下，由此带来的负面效应不可估量。毫不夸张地说，正是这批王侯官员蛀空了太平天国后期的大厦与肌体。　　1864年3月，当曾国荃率领的湘军攻克神策门，完成对天京的合围之势后，天京与外界的联系完全断绝，城内出现严重粮荒，许多人饥饿而死。尽管如此，洪秀全仍保持着旺盛的斗志，相信天京之围终有一天能够解除。他命人将苔藓野草之类的东西“取来做好”，美其名曰“甜露”，带头“食之”。因长期服食“甜露”，洪秀全不禁卧病在床，“又不肯食药方”，病情一天天恶化。临终前夕，洪秀全发布了最后一道诏书：“大众安心，朕即上天堂，向天父天兄领到天兵，保固天京。”他清楚地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心中所念，仍是亲手创建的人间天堂，仍相信自己是上帝派下凡尘斩除妖罗的使者。另有一说洪秀全并非病逝，乃服毒而亡。只有陷入绝望之人，才会吞毒自杀。从他带头服食“甜露”，颁布的临终诏书内容来看，洪秀全绝不可能自杀身亡，自愿放弃一生所系的人间天国之大业。　　因信奉上帝教创建太平天国，却又因为过于沉溺其中，发展为一种疯狂的迷信而毁掉了太平天国的前程，洪秀全就这样陷于一种神秘的怪圈与自我构筑的二律悖反中难以自拔。　　九　　日，随着洪秀全的病逝，太平天国气数已尽，加速走向穷途末路。　　日，天京陷落。湘军经过一番大肆劫掠之后，又在天王府点燃一把冲天大火。熊熊火光在吞噬一切的同时，也照亮了一切……　　早在1853年太平天国刚刚起事之初，马克思通过西方媒体获知相关信息，不由得万分高兴，对太平天国寄予热切期望：“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在英国资产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之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予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么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国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可九年之后，当太平天国的诸多真相被披露之后，马克思不由得十分失望地写道：“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慌比给予老统治者的惊慌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对立停滞与腐朽，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性的苗头……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对洪秀全及太平天国的认识，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评价：褒扬者将洪秀全捧上了天，视为彻底的反清反封建的革命领袖；贬斥者则称洪秀全为贼，太平军为“长毛”，对其持以完全否定的态度。　　导致这两种不同模式的评价，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有关资料的缺失。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正如洪秀全否定诸子百家一样，有关太平天国的一切物件、史书、典籍等全被清廷焚毁。孙中山曾说道：“洪朝亡国距今四十年，典章伟绩，概付焚如。”为推翻满清统治，孙中山十分推崇洪秀全的反抗精神，有意拔高太平天国的作用，并自命为“洪秀全第二”，借以鼓舞广大民众。影响所及，国民党政府一直将洪秀全视为革命前辈，蒋介石虽称颂曾国藩，但对太平天国也赞赏有加：“太平天国之战争，为19世纪东方第一之大战；太平天国之历史，为19世纪在东方第一光荣之历史。”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文革”时期，更是将洪秀全视为值得歌颂的农民起义英雄与正面革命形象，毛泽东认为洪秀全等人“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出世之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其实，孙中山所赞扬的，只是洪秀全反清的民族革命性一面：“起自布衣，提三尺剑，驱逐异胡”；而对洪秀全浓厚的封建意识，却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太平天国“只知有民族，不知有民权；只知有君主，不知有民主。即使成功了，也不过是历史上的一个封建王朝而已”。　　随着近年来民间特别是海外有关太平天国绝大部分原始资料的发现，我们得以窥见洪秀全及太平天国的真相与实质，有助于我们撇开既往的二元模式，客观而真实地认识一段特殊的历史。比如1919年梁启超求学欧洲时，在海牙莱登大学图书馆发现了《天条书》、《太平礼制》、《太平条规》、《太平诏书》抄本及《颁行诏书》原刻本，雇人抄录后带回国内，却长年湮没无闻（现庋藏于湖北省图书馆），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为人所知。又如当年洪秀全颁布刻印的五百首《天父诗》，国内全本早已不见，而通过藏在伦敦不列颠博物院厚厚的完整本，我们至少可以剥除某些伪学者有意曲解的外衣，了解洪秀全当年造神及天王府内的有关真相。　　尽管太平天国中西不靠，仿佛从天而降悬置空中，但它实实在在是西方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相互嫁接而培育出来的一个“怪胎”。当天王府变成一片废墟任凭野鸟飞来飞去之时，太平天国也如一道云烟飘散消逝：太平将士土崩瓦解，太平天国分崩离析，就连洪秀全创立的上帝教，也随之消解，似乎连半点痕迹也没有留下，真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然而，太平天国给古老而板结的中华大地所带来的影响实在是太深太远了。　　清朝的正规军队八旗、绿营腐朽至极，形同虚设，凭他们的力量，怎么也剿杀不了太平天国。于是，清廷不得不利用、倚重汉族大臣组织地方武装团练。曾国藩正是由此脱颖而出，锻炼出一支能打恶仗、硬仗，且带有私人性质的湘军队伍。湘军坐大，成为洪秀全最为凶悍而残忍的对手，并最终导致太平天国的覆亡。　　湘军因太平天国而生，曾国藩不仅就此改变了满清政府的传统兵制，使得“兵为将有”，而且牵动了政治格局的演变，在地方上形成“督抚专政”的局面。如此一来，兵政实权逐渐下移，落于汉族督抚之手，构成近代力量分割大格局。表面看来，是曾国藩挽救了清廷，使其苟延残喘多达半个多世纪之久，实则由他掏空了清朝的根基。　　为镇压太平天国，清朝统治者不得不在战争中积极变革，大量引进西方军事技术、科技成果，促成中西文化的实质性交流与融合。以曾国藩建立安庆军械所为先导，渐次发展为李鸿章倡导的洋务运动，其源流不得不追溯至太平天国。尽管《南京条约》已经签订，第二次鸦片战争继续重蹈前次失败的覆辙，但清廷并未产生真正的警醒与紧迫。只是由于镇压太平天国这一迫在眉睫的需要，才不得不掀起了一股实质性的学习西方热潮。　　太平天国作为人类梦想带有缺憾的实践，并未因其失败而淡化远去，在遥远的古代历史深处有其回响，在其灭亡之后的日子里也有永久的记忆与复活的迹象——日，以文天祥自比，矢志忠于太平天国的干王洪仁玕被俘后押至江西南昌遇害，临刑前，他写下一首绝命诗道：“临终有一语，言之心欣慰。天国虽倾灭，他日必复生。”　　是的，太平天国虽然灭亡了，但各种改头换面的“天国”在此后的世界确曾不断复活，并上演着一出出大喜大乐、大悲大恸的人间活剧。　　人类的潜意识里，总是对未来、前途怀有美好的憧憬，向往着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邪恶、公平善良、正义纯粹的理想社会。于是，便有许许多多自命为救星，自称为先知，自托为人民代言人的所谓智者、伟人、圣人，比照现实社会的丑恶与想象中的理想世界的完美，推导、构想、设计出一个个天堂般的美景诱惑人们，并许诺只要按照他们的蓝图去做，人类就有福了，就会升入天堂——不必死后就能享受的人间天堂。　　以空想、幻想、梦想切入现实，导致的负面效应远甚于正面作用！　　救世者的动机无可怀疑，这些推导、设计出来的美好社会也具有难以抵御的诱惑，只是完全忽略了藏于人类心灵深处的邪恶。说到底，人类只是一种理性与非理性、天使与魔鬼兼具的动物。劣根性一旦激活，邪恶一旦释放，将给设计的美好蓝图带来颠覆性的解构效果，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灾难与祸患。就曾有过的所谓理想社会的施行、实现而言，仿佛中了邪魔一般，竟无一例外地重蹈着太平天国的一幕幕悲剧：摧枯拉朽的暴力革命，无可避免的镇压内讧与争权夺利，军营化的社会管理模式，视商品经济商业贸易为洪水猛水，领导阶层的腐化堕落，理想与现实严重脱节，专制集权的野蛮，毁灭一切中西文化的虚无，假美好名义实行的暴政，绝对平均主义的空想，大公无私的口号，愚民主义的政策，禁欲主义的盛行，扭曲人性的邪恶……　　美好的理想社会不可能从天而降，也无法凌空蹈虚，更不可能推翻一切后在一片废墟中建立诞生，只能一步步地改进完善，逐步过渡。　　就人类现实生活的本质而言，纯洁无瑕、完美无缺的社会只是一种想象，是数学中的一个无穷值，只能接近、靠近、逼近，永远也不可能达到。　　“天国”并不遥远，“天国”并未覆灭，“天国”若隐若现，它留给我们的话题，传给我们的警示，带给我们的启迪以及可供涂抹、诠释、扩张的空间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天降大任的自觉担当者　　一　　论及曾国藩，免不了将他与洪秀全进行一番比较。　　两个从未见面的死对头，人生之初并无多大差异。与洪秀全一样，曾国藩家族也是世代务农，直到祖父曾玉屏时，曾家情况才略有改观。曾玉屏恪守祖辈留下的“以耕养读”传统，不仅置有大片田地，并以曾氏宗族首领身份，成为湖南湘乡白杨坪一带的地方精英。曾国藩大洪秀全三岁，五岁开始读书，七岁从父课读，九岁读完四书五经，十五岁攻读周礼、仪礼、史记、文选。两人从小接受的全是儒家传统教育，所读之书大同小异，且读书的目的十分明确，皆直奔同一“主题”——科举高中。　　所谓期望越高，失望越大，洪秀全参加科举考试，连考四次，结果连最起码的功名——秀才也未捞到，转而求之西方传来的基督教，从而走上反清、反儒的叛逆之路。曾国藩参加科考，虽然艰难，也有过两次会试不中的记录，但一路走来，过五关、斩六将，考秀才，升举人，于1838年中进士，将三级功名一一纳入囊中。就在洪秀全第四次府试落第的1843年，已是翰林院检讨的曾国藩参加翰詹官大考，列二等第一名，升翰林院侍讲。1845年升翰林院侍讲学士，1847年擢内阁学士，1849年授礼部侍郎，此后四年遍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真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出身“寒门”，没有任何背景与荫庇的曾国藩十年七迁，连跃十级，这在仕途冗乱的清朝末年极为罕见，连他自己都深感意外，在给诸弟的信中写道：“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清政府六个部门，曾国藩便在五部之中任过侍郎，使得他对清廷各部门的情况极为熟悉，见识、才能大为增加。他日后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与这段任职经历密不可分。　　表面看来，曾国藩与洪秀全之间的分水岭在于科举之途。其实，在此之前，两人的发展道路就已显出不同端倪。　　曾国藩虽然进京赶考的路费都向他人借来，但其家境要比洪秀全殷实，可以一门心思读书科考，不必为生计担忧。洪秀全则是举全家之力供他一人读书，第一次秀才不中，只好自谋生路，一边开馆授徒，一边准备科考。曾国藩得益于耕读传家的宗族渊源，最先就学于父亲，书也读得扎实而系统；洪秀全祖辈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就读于他人，书读得杂，学习方法不如曾国藩得当。两人资质自然都不错，算得上聪颖灵慧，但并非那种所谓的天才、神童之类。只是洪氏家族将洪秀全视为光耀门庭的支柱，洪秀全本人也在期待、吹捧的氛围中飘飘然不知东南西北，从小便萌生了一种“救世主”的味道与派头。而曾国藩家教极严，祖父曾玉屏、父亲曾麟书虽务农为生，并不是那种纯粹的农民，父亲曾麟书四十三岁还考了个秀才功名，但他们念念不忘的是“吾家以农为业，虽富贵毋失其业”。祖父曾玉屏常以不少警句似的大白话教育曾国藩：“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鼓励与督责兼而有之，还教他做人处事要留有余地：“晓得下河，须晓得上岸。”这些，都成为曾国藩终生受用不尽的座右铭。因此，与洪秀全相比，曾国藩从小便懂得自我节制、适可而止，他常说自己天性“钝拙”，无超常之处，哪怕位居人臣之极，也保持着相当清醒的头脑，从未居功自傲。父亲曾麟书留给儿子的是“积苦力学”，以孝治家，并以儒家理念要求后辈，他曾自撰一联道：“粗茶淡饭布衣衫，这点福老夫享了；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些事儿曹当之。”曾国藩从母亲江氏身上则继承了敢与困难周旋的倔强之气。这些，都培养了曾国藩克勤克俭、倔强自立、坚持不懈的优秀品格。　　当然，科考成败是决定他们走上不同道路的关键。洪秀全哪怕仅仅考中一个秀才，恐怕也不会转向基督创立上帝教揭竿而起。不过，要是曾国藩终生连个秀才也捞不到的话，肯定不会走上信教反清之路。他的故乡湖南湘乡白杨坪村，比洪秀全的故乡更为偏僻封闭，曾国藩当时到得最远的就是省城长沙，长沙不是通商口岸，连个基督教的影子也见不到。加之曾氏家族有着不信医巫、不敬鬼神的传统，祖父曾玉屏教导曾国藩要疏远六种人：风水先生、算命之士、医生、和尚、巫道及寄寓他人家中者。因此，哪怕曾国藩遭受再大的打击，肯定不会陷入装神弄鬼、走火入魔的地步。以曾国藩的家教及环境而言，如果他未能取得科举功名，也只能是像他的祖辈那样，继续奉行“以耕养读”的传统，一辈子默默无闻地终老故乡。　　然而，曾国藩最终走出了大山的环抱与封闭的故乡，成为科举制度的受益者，成为封建官僚运转机构重要部位上的一颗“螺丝钉”。此后的道路与发展，曾国藩与洪秀全两人，更是泾渭分明判然有别，成为一对悬殊极大、反差强烈的比照：　　洪秀全掀倒孔子牌位，焚烧儒家典籍，捣毁庙宇偶像；曾国藩以书生举兵，有意淡化满汉之争，打着维护恢复儒家名教的旗帜以复兴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为目的。　　洪秀全进军南京建立太平天国后，沉迷于自己的幻想之中，除了删改典籍，写写宫闱诗，发布诏令，其他什么书籍都懒得看了，从未考虑吸取人类文明先进成果；曾国藩虽然走出书斋，率兵作战，但本质上仍是一介书生，常常手不释卷，他严格规定自己每天温点史书，每天写作，每天习字，孜孜不倦，正如他自己所言：“每日稍闲，则取班、马、韩、欧诸家文旧日所酷好者，一温习之，用此以养吾心而凝吾神。”“廿三史每日读十页，虽有事不间断。”这种阅读给曾国藩带来一个直接而明显的好处，就是对文字的感受能力相当敏感。因忙于军务政务，他不得不放弃诗文之类的创作，专写奏章、文告、书信、日记之类的应用文。曾国藩没有留下较为系统的专著，但他的应用文堪称古代此类体裁的典范之作，言之有物，要言不烦，意尽而止，决不多置一词。以至《曾国藩家书》、《曾国藩家书家训日记》、《曾胡治兵语录》等相关书籍成为后世畅销之作。　　洪秀全金田团营不久，就开始腐化堕落，定都天京后更是深居内宫，躺在无数女人的温柔之乡；曾国藩常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求自己，对自己的私生活相当自律，他不近女色，不奢侈，不铺张，一生勤俭朴素，似乎不懂得什么叫享乐。　　洪秀全自天京内讧后，不信他人，任人唯亲，只信洪氏一门，先封两位兄长为王，后封洪氏宗亲大王、小王无数，他们不仅未能帮助洪秀全建功立业，反而鱼肉百姓，蛀空天国根基，特别是长兄洪仁发、次兄洪仁达，自己本事平平不说，还一个劲地牵制石达开，不断“使绊子”，最终导致石达开离京出走，给太平天国带来了无可挽回的损失；而曾国藩对自己的几个弟弟及其子女的要求十分严格，常常写信督导他们如何学习怎样做人，弟弟曾国潢、曾国华、曾国荃、曾国葆都十分争气，特别是曾国荃率军攻破安庆、天京，为平定太平天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儿子曾纪泽作为晚清外交史上的重要人物，修改不平等条约，收回被俄国占领的伊犁，利用国际惯例和个人智慧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主权，取得的外交胜利在中国近代史上绝无仅有。曾国藩留下的一部《曾国藩家书》，不知感染、教育、勉励了多少后人。　　洪秀全起事不久即称天王，在他的思想意识里似乎从来就没有“节制内敛”一词。既为“天王”，自然是老子天下第一，什么东方西方，传统现代，文化文明，全都不在话下，只要他心血来潮，就可以随心所欲地以“上帝之子”的名义将所有一切玩弄于股掌之间；而曾国藩一生如履薄冰，时时告诫自己，约束自己，哪怕湘军攻下天京大功告成之时，他的自我意识也没有膨胀，而是谨小慎微，主动裁军，自剪羽翼。　　……　　曾国藩与洪秀全的区别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他们之间一个最大的区别与落脚点，就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剧烈冲突——洪秀全走不通科举之路，目光不由得转向他方，结果他得到的只是一本《劝世良言》，仅凭这样一本《圣经》中国版普通读物，便在中华大地点燃了一场燎原大火，闹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洪秀全向西方寻找真理，找到的不是西方的先进精髓如科学、民主与自由，而是宗教，或者说是西方中世纪的落后与愚昧。限于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与社会环境，特别是满清的颟顸、保守与封闭，洪秀全不可能找到西方的伏尔泰、卢梭、洛克、达尔文、孟德斯鸠、马克思等人的先进思想，这不仅是洪秀全的悲哀，也是整个民族的悲哀。曾国藩所代表并与之抗衡的，是植根于中华大地的儒家思想。作为一种经过几千年发展变化的主流思想，儒学免不了鱼目混珠，泥沙俱下，加之本身固有的弊端，儒学也与衰朽的封建末世一样，身心疲惫、满身疮痍地苦苦挣扎不已。而曾国藩所吸取的，却是儒家思想之精华，正是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对儒家思想予以积极性的改造，使之重新焕发出青春般的活力。由孔子到董仲舒而朱熹，再到曾国藩，我们不难发现他们之间涌动着一股内在的一脉相承的“血肉”关系。　　二　　有幅对联这样概括曾国藩的一生：“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　　“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追求的一种最高理想境界。如果没有洪秀全的反清起义，立德与立言于曾国藩而言，以他的个人努力及发展情形来看，似乎都不在话下。唯有“立功”一项，只有借助剿灭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曾国藩才有可能做到，集治身、治学、治家、治世、治政、治军于一身，从而达到为师、为将、为相的所谓“完人”。　　从某种角度与意义而言，是洪秀全“成全”了曾国藩。　　历史有着许多的机缘巧合。咸丰二年（1852年）六月，曾国藩被朝廷派往江西担任乡试主考官，并获准考试结束后两个月的回乡探亲假。当他行至安徽太和县境小池驿时，接到母亲江氏已于一个多月前逝世的讣闻。清廷强调“以孝治天下”，要求官民“移孝作忠”。于是，回乡守制压倒朝廷公务，曾国藩立即换服奔丧，由九江改道西上。行至武汉，得知太平军正猛攻长沙，便从岳州上船改走旱路，取道湘阴、宁乡，经过近一个月的旅途颠簸劳顿，好不容易回到故乡白杨坪。这段非同寻常的奔丧经历，使得长期处于和平环境中的曾国藩对战乱有了亲身感受，对太平军的排斥异教、捣毁孔庙、焚烧书籍等文化虚无主义产生了切肤之痛。　　就在曾国藩回籍守制的短短几个月之内，太平军势力迅速扩大，兵锋所指，各地清军或一触即溃，或望风而逃。他们占岳州，取武昌，下南京，攻城略地，如入无人之境，大有席卷全国之势。朝野一片惊慌，咸丰帝清醒地认识到，清廷所倚重的国防力量——八旗、绿营早已不堪平叛重任，不得不加强兴办民间团练的力度。　　所谓团练，又称乡兵、练勇、乡团、民壮等，是地方乡绅自行筹办的临时性武装组织。作为正规武装的一种补充，团练负有守卫家乡故土之责。“八旗子弟，人尽为兵。”清朝入关，定鼎中原，主要依靠八旗兵，不久即腐败锐化，丧失了有效的战斗力。绿营是满清入关后改编、招募的汉人部队。康熙十二年（1673年）清廷平定三藩之乱，绿营便成了“开路先锋”，已不堪用的八旗只能扮演尾随其后的角色。时间一长，绿营又开始腐化。嘉庆、乾隆年间镇压川陕白莲教起义，靠的竟是地方团练。面对势如破竹的太平军，绿营更是不堪一击。于是，本属“业余”武装的地方团练，一跃而成为与太平军抗衡死拼的主要军事力量。　　正是在这种情形之下，丁忧在家的曾国藩接到一份清廷让其帮办湖南团练的谕旨。作为一名科举制度的受益者，清廷器重的政府官员，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恢复封建道德伦理秩序，是他的职责与义务所在。然而，内心深处又有着一股难以排遣的矛盾与顾虑。权衡再三，曾国藩决定拒旨不遵，马上写就一封奏疏，请允其在家终制。所谓终制，就是守满他母亲的三年丧期。　　作为一介书生，要他马上转换身份带领一群以农为业的普通乡民，与清廷正规军都难以对付的太平军拼搏，其结果只要稍稍想想，就会让人心生颤栗。清军与太平军作战，因失败、溃逃被清廷免职、革职乃至杀头的钦差大臣、总督巡抚及都统将军先后共达三十多人。曾国藩并非贪生怕死之辈，凭着自己的一片“血诚”，他曾多次冒死犯颜，上书皇帝，希望咸丰帝革除自身的骄矜之气，清除朝廷的腐败之政，扭转时风流弊。特别是《敬陈胜德三端预防流弊》一疏上达后，咸丰帝还未阅完，就被其中的尖锐言辞所激怒，“怒摔其折于地，立召军机大臣欲罪之。”后在大学士祁隽藻的再三疏解转圜下，才免获其罪。他之所以请辞，一则于服孝守制期间出来任事，在道学家、理学家眼里属大节有亏之举；再则在京为官十三年，他已深刻地认识到清廷的腐败无能，与其日后受制于人事业无成，不如隐其锋芒避而不出。　　没想到奏疏正待发出之时，好友郭嵩焘受湖南巡抚张亮基委托，从省城长沙匆匆赶赴曾家，力劝曾国藩出山：“今不乘时而出，拘于古礼，何益于君父？且墨絰从戎，古之制也。”曾国藩“本有澄清天下之志”，郭嵩焘的一番话对他触动很大，但奏疏已拟，碍于面子，一时难以改变主意。郭嵩焘见他犹豫不决，又搬动其父曾麟书出面劝说。如此一来，曾国藩心头的所有疑虑涣然冰释——既可保全桑梓，又属遵循父命，可谓忠孝两全也。　　明知时局难为，可曾国藩在强烈的道德使命感与文化使命感的驱使之下，满怀一股“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豪情壮志，与郭嵩焘一同赶往长沙，投笔从戎，踏上了兴办团练扑灭太平天国的漫漫征程。　　中国近代历史的汹涌河流，也因曾国藩这一人生的重大转折，拐了一个大弯。　　咸丰帝当时下令兴办团练的在籍政府官员共一百多人，只有三人戴孝任命，可见敢于任事者少之又少。在整个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清廷任命的全国团练大臣共计四十五人。也就是说，这四十五名团练大臣都拉起了各自的地方武装奔赴疆场，可影响最大、功绩最著者非曾国藩莫属。特别是战争后期，太平军最为强大而凶悍的敌人，就是曾国藩的湘军。　　曾国藩能够脱颖而出，自然不排除偶然的机遇与幸运，但更多则在“人为”——他的确有着不同于常人的超越之处！　　曾国藩在京任官十三年，不仅“饱更世故”，且视野自比一般人更为开阔，谋略也高于当时的普通政客，无论是看问题，还是做事情，往往能够抓住关键与核心所在。出任湖南团练大臣，他认为必须对团练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将过去不离家园、不离生产、不食于官的地主武装改编为离开故园、脱离生产、“粮饷取诸公家”的职业兵，才有可能收到与太平军一决雌雄的效果。在巡抚张亮基的支持下，曾国藩将湖南各地的团练齐集长沙，改为官勇，统一管理，完成了“募勇成军”的第一步设想。　　第二步，便是“练勇为兵”，将仓促召集在一起的农民，练成一支真正的能打硬仗的军队。他认为一支军队是否具有战斗力，将领的选任至关重要：“今日将欲灭贼，必先诸将一心，万众一气而后可以言战。”他规定的选将制度十分严格，将“忠义血性”放在第一位，然后是廉明为用，简默朴实，智略才识，坚忍耐劳。为此，曾国藩一反古代兵家论将、选将之法，大量提拔书生为将。曾国藩清醒地看到，太平天国砸碎孔家店的做法，实则将所有书生推向了自己的反面。据有关资料统计，清末全国绅士约一百四十五万，能进入朝廷为官者约十五万。也就是说，那些闲居乡野的其余一百三十多万绅士，只要具有功名之心、血性之气者，都是可堪重用的封建卫道士，潜在的太平天国死敌。湘军将领中，有名有姓可以考证的书生出身者占百分之五十八。曾国藩的练军之法，在很大程度上吸取了戚继光的兵法精华：统兵在原籍亲自招募朴实的山野农民，在地缘血缘的基础上，采取“取具保结”法。通过同乡、同族、亲友、师生、同学等多重关系，湘军形成了一个上下隶属、盘根错节、连环相扣的网络结构。这个结构的落脚点与指向，就是全军上下，都得严格服从、死心塌地地效命于曾国藩一人。如此一来，湘军不仅体格健壮，吃苦耐劳，善于奔袭，且兵丁因有保结，易于清查，不敢变乱或临阵脱逃，万众一心，战斗力大大提高。在编制上，曾国藩仿效戚继光以营为基本单位核定兵员。练习的主要阵法，也是戚继光的鸳鸯阵、三才阵，以及《握奇经》中的四面相应阵，后来的一字阵、二字阵、方地阵等。曾国藩反复强调技艺阵法之熟练：“技艺极熟，则一人可敌数十人；阵法极熟，则千万人可使如一人。”在纪律方面，曾国藩下决心改变过去“兵不如匪”的形象，强调义理教育，严肃军纪，并亲自创作了一首白话诗体的《爱民歌》：“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做主。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头，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馆……”这首深入浅出、情趣盎然、琅琅上口的莲花闹歌词很长，结尾是“军士与民共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人又和”。此后毛泽东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肯定从中吸取了一定的灵感与养料。作为一名以理学家身份练兵带兵的大臣，曾国藩十分注重官兵的“政治思想”教育，强调义理之法的作用：“带勇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有礼。”他常在官兵中进行训导，要求将领以父兄般对待士兵，士兵也应视将领为自己的父兄。每次训教后，兵丁们都万分感动，心潮澎湃，恨不得立时投入战场效命。领命出兵时，曾国藩又先声夺人地发表了一份亲拟的《讨粤匪檄》，声讨太平天国的不合国情与为害百姓，不仅使得湘军将士目标明确，同仇敌忾，知道为谁而战，为什么而战，也在民间引起广泛而强烈的共鸣，收到了“一纸檄文，抵兵百万”之奇效。　　曾国藩的远见卓识，还在于他初创陆师之后，又大力筹办水师。清廷固然也有水师，但久已废弛，根本不能进行任何水战。太平军在益阳、岳州获得大批民船后，便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太平军水营。奠都南京后，则完全控制了千里长江的水营权。有鉴于此，曾国藩认识到非创办一支力量强大的水师不可。可他一无资金，二无技术，三无人才，真正伤透了脑筋。而没有水师，要想与太平军争雄，不过是一句自欺欺人的空话而已。曾国藩硬是凭着一股韧劲，一步步顽强地施行自己的计划：先是购买钓钩之类的民船进行改造；后奏请到一笔四万两的饷银设立制造总厂，自造战船；然后花重金从广东购置大批洋炮，最终建立起一支拥有大小战船三百六十一艘，大小炮四百七十门，在技术与装备上大大超过太平军的内河水师，真可谓“赤地立军，别开生面”。　　曾国藩识见高出他人，付诸行动时又有条不紊，具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也就难怪他能够成其大业，达到他人难以达到的高度了。　　三　　正如当初所料，曾国藩“出山”不久，便受到了来自包括同僚及最高统治者在内的方方面面的制约、掣肘、猜疑、嘲讽与攻讦。　　在长沙练勇时，曾国藩所带团练常与绿营官兵发生冲突，最终酿成一出“永顺兵事件”。一群绿营提标兵夜闯曾国藩行辕，枪伤其亲兵，他本人也险些中弹。事发之后，新任湖南巡抚骆秉章既未对肇事的永顺兵进行处罚，也未对其首领鲍起豹予以弹劾。遭受惊吓与羞辱的曾国藩不仅没有奏报朝廷惩办凶手，反而劝阻欲提兵火并，为他报仇雪恨的部下。通过这一给他心灵极大创伤的事件，曾国藩清醒地认识到，绿营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要想成事，只有完全甩掉绿营另起炉灶。于是，他主动迁出长沙，移驻衡州，避开不必要的人事纠纷，一门心思埋头训练湘勇。　　曾国藩有一句告诫自己的常用名谚，那就是“好汉打脱牙和血吞”。在深沉而无言的压抑与忍受中，分明透出一股直薄云天的血性与豪气。　　曾国藩一心一意训练湘勇，欲成就一番大业，可湖南的一帮官吏、同僚、士绅，却总想看他的笑话。曾国藩奉旨出师衡阳，初战不利，湖南官绅议论纷纷，一时间“群疑众谤”，有的骂他无用，有的主张解散湘勇。靖港之战，太平军以少胜多，打得湘勇溃不成军。曾国藩更被推到了风口浪尖，这下可就不是议论了，而是恶毒攻击，那些与他有隙的官吏，更是推波助澜，要求参劾曾国藩。幸而战局很快好转，塔齐布取得湘潭大捷，太平军遭到前所未有的惨败，曾国藩的“募勇成军”获得咸丰皇帝的支持，他才在湖南官场的明争暗斗中逐渐胜出，由弱转强，站稳脚跟。　　湘勇挟湘潭完胜之勇，一鼓作气地将太平军逐出湖南，咸丰帝特赏曾国藩三品顶戴。然后，湘勇又沿江而下，出湖南，入湖北，向占据武汉的太平军发起总攻。这也象征着曾国藩统率的团练脱颖而出，由守卫故土的地方业余武装，成为一支超越八旗、绿营的能征善战、最具实力的职业军队。然而，这支实质上的正规军仍称为湘勇，直到七年之后曾国藩攻克安庆，清廷才在上谕中一改成例，直呼湘军，不得不承认早已存在的事实。　　曾国藩攻克武昌，咸丰帝总算在困顿糜烂的局势与极度的悲观失望中生出复兴的希望，不禁大喜过望地说道：“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当即任命他官至二品，署湖北巡抚，顶戴花翎。首席军机大臣祁隽藻乘机进言道：“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崛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一席话说得咸丰帝心惊肉跳，当即吓出一身冷汗。　　曾国藩收到署理湖北巡抚的上谕，正为自己替清廷出力卖命整整八年，好不容易才授了一个实职而感到欣慰，自己的谦辞奏疏还未到京，没想到咸丰帝已经改变主意降下新旨：“曾国藩着赏给兵部侍郎衔，办理军务，毋庸置理湖北巡抚……”　　曾国藩接旨，仿佛兜头被人泼了一瓢冷水，失望之余，犹有一种被人玩弄的羞辱。满人当权，对汉人处处设防，比如六部尚书，虽满汉各设一人，但握掌实权者非满人莫属。清圣祖康熙皇帝曾立下遗训，在宫中勒石立碑道：“谕满大臣知悉，本朝君临汉土，汉人虽悉为臣仆，然究非同族，今虽用汉人为大臣，然不过羁縻而已。我子孙须时时省记此意，不可轻授汉人以大权，但可使供奔走之役而已。各部院满大臣等宜时至大内敬谨阅看此碑，不可懈怠。”　　面对不可重用汉人的清廷祖制，曾国藩除了认命领受，再次“好汉打脱牙和血吞”，又能怎样？　　领兵在外，没有实权，仅受一兵部侍郎虚衔，曾国藩不仅地位身份十分尴尬，且“无土无财，无位无民”，在阿谀奉承、腐败黑暗的晚清官场，不禁时时受掣，事事遇阻。“第一不能干预民事”，“第二不能接见官员”，“第三不能联络绅士”，最为关键的是，湘军的饷银无法落实。依照成例，清廷对民间武装不给官饷。曾国藩自办团练以来，所有饷银都得自筹。随着队伍日渐扩大，活动范围也由湖南转入湖北、江西，以客军的身份与太平军作战。如果没有地方大吏支持，就难以筹集军饷。而没有军饷，湘军将不战自溃。作为清廷唯一倚靠的军事力量，曾国藩不得不寄人篱下，事事仰仗于人。在江西的时间一长，饷银难以到位，曾国藩只有自己聘用官员抽厘筹饷。这便侵犯了江西地方官员的利益，他们除了攻击谩骂外，自然要对曾国藩处处刁难，事事设防。长期处在夹缝之中如履薄冰的曾国藩，感到自己的日子过得实在是太窝囊了，一肚子苦水无处倾泻。　　正在这时，他接到父亲曾麟书病逝噩耗，马上向朝廷奏报丁忧，陈请开缺。不待谕旨下达，便离军而去。一向谨小慎微的曾国藩，一则出于对父亲的孝敬，更主要是太过压抑急需发泄之故，竟犯了清廷之大忌，身负重任的领兵大臣自行委军而去，当从严治罪。幸而湖南巡抚骆秉章、湖北巡抚胡林翼反复上疏说情，才得以开脱：委军一事免于追究，准予三个月开缺假期，假满后仍回江西办理军务。　　眼看三月假期将满，只要回想这些年来的艰辛磨难与掣肘羁縻，曾国藩心中就愤愤不平。一向韬光养晦、涵养深厚的他忍无可忍，不禁露出了少有的锋芒，在给咸丰帝的奏折中以替父守制三年相要挟，公然要官：“非位任巡抚，有察吏治权者，决不能以治军。”　　谁知曾国藩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要挟，“出台”得不是时候，正赶上太平天国内讧后处于军事收缩与少有的低潮时期，咸丰帝以为撇开曾国藩，马上便可攻下天京。他本来就对汉人有所疑忌，此时更不可能授予曾国藩实权，便顺水推舟，批准了曾国藩在籍终制的请求。曾国藩以退为进，结果与本意大相径庭，不禁深感意外，更加苦闷惆怅。更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要挟之举遭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指责与非议，不少人都认为他是一个虚伪之徒，与平日所标榜的理学家面目相去甚远。处处碰壁，事与愿违，曾国藩忧心痛苦之余，不由得陷入深深的反思之中。他感到招讥引谤，实则咎由自取，怪只怪自己修养不够，常怀自命不凡之感，导致一叶障目，固执己见，一味蛮干。同时，也缺少超脱出世的潇洒，“歧、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他决心多从黄老之学中吸取养料，做到能屈能伸，能出能入，能沉能浮。　　就在曾国藩守制反思之时，咸丰帝的日子并不好过。原以为荡灭太平天国指日可待，没想到离京出走的石达开实力尚存，在与清军的战斗中屡屡得手，扼制了皖、赣、浙三省交通枢纽，兵锋指向浙东，使得清廷富裕的后方战略基地严重告急。此时，各地战事正处于胶着状态，咸丰帝环顾四周，已是无兵可用，无将可派，不仅占领天京遥遥无期，就连自己屁股下的宝座也有摇摇欲坠之感。不得已，这才下了一道谕旨，再次起用曾国藩。已在家中闭门思过一年有余的曾国藩得到复出机会，再也不提统兵非任实职之类的要求，匆匆收拾行装，复任效命。　　再次出山后的曾国藩变得比过去圆融通达了，他深刻地认识到仅凭个人一己之力，根本无法扭转官场腐败弊端。为了达到自己所追求的目的，不得不收敛锋芒、委曲求全，变得日趋世故、左右逢源。对自己的这一改变，曾国藩在一封家书中写道：“吾往年在官，与官场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　　曾国藩复出不久，太平天国新任将领李秀成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一举再度攻破清军江南大营。为使湘军竭力效命，咸丰帝不得不做出一定的妥协与让步，授曾国藩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后由署理改为实授，并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江南军务，大江南北所有水陆各军，尽数归其调遣。　　经历千辛万苦，曾国藩终于如愿以偿地成为执掌实权、威震一方的地方诸侯。　　四　　作为一名从未经历战阵的书生，曾国藩自出山第一天起，就已作好不计成败得失，不顾安危祸福，抛却身家性命的准备。正如他在给江忠源的一封信中所言：“大局糜烂至此，不欲复执守制不出之初心，能尽一份力必须拼命效此一分，成败利钝，付之不问。”　　在征剿太平天国的历次战阵中，曾国藩两次自杀，多次留下遗嘱，随时作好自杀效命的思想准备，真可谓提着脑袋干革命。正是这种不成功、便成仁的精神，影响了后代无数热血青年。　　湘军初从衡阳出师，便遭靖港大败，水陆两千余人被击溃，四十多艘战船大半被损毁。曾国藩在座船上神情沮丧，灰心至极，决定一死了之。他乘机支开随从，纵身跃入水中，幸被机警的幕僚觉察，派人跟踪，将他从水中救出。湘潭大捷一举扭转颓势，他才打消了再次自戕的念头。　　湘军攻下武昌后，挟胜利之威顺江东下，攻克田家镇，占领黄梅，战事重心由湖北移至江西九江、湖口一带。湘军被一连串胜利冲昏了头脑，弃却了稳扎稳打的战术原则，轻敌骄躁，在九江尚未攻下的情况下，东进湖口，兵力分散，水陆隔绝，犯下兵家之大忌，结果被太平军所利用，导致湖口水师惨败。曾国藩的座船遭太平军聚攻，管驾官、监印官被击毙，座船被掳，湘军大量文卷册牍、粮台银两尽数落入太平军之手。曾国藩愤不欲生，再次投水自杀，再次被人救起。此次失败，湘军水师被分割，一部退回上游，一部封死在鄱阳湖内无法突围。这也是他平生最为孤立无援、进退两难、痛苦不堪的艰难时期。正当曾国藩日益困窘、无力苦撑的紧要关头，石达开接到杨秀清调令，命其回军南京，参加第一次会攻江南大营战役。不久，太平军内部又爆发了天京事变的内讧，差点遭受灭顶之灾的曾国藩这才绝处逢生，重获转机。　　曾国藩接任咸丰帝命他署理两江总督的圣谕，自是喜不自禁，决定驻节之地时，在展开的地图上一番搜寻，一下便看中了群山环绕的安徽祁门。他认为祁门东连浙江，南达江西，既可有效地节制两江属下的江西、江苏、安徽、浙江四省，周围又有天然大山屏蔽，是一个理想的军营驻扎之地。及至实地勘察，发现情况并非如此：祁门地势形如釜底，仅一条官马大道、一条蜿蜒小径、一条极狭的小河与外界相通，如果这三条出路被切断，祁门便是一处兵家所谓的绝地。曾国藩后悔不该匆匆作出驻扎祁门的决定，可奏折已上报朝廷，只有硬着头皮暂且住下。幕僚们则纷纷劝说他及时离开祁门，别寻合适之地。正在这时，上谕已经到达，曾国藩认为随意更改决策，会给自己的刚刚接任造成极其不利的负面影响，便一意孤行，没有采纳幕僚的建议，并对再三劝谏的李鸿章厉声斥责不已。战事瞬息万变，不久，曾国藩的祁门大营便遭到了太平军威胁，两度陷入险境。日，李秀成部将刘官芳率大军攻入安徽黟县羊栈岭，离祁门大营仅六十华里。而曾国藩身边只有三千士卒可用，他已写好遗嘱，准备殉职。幸而李秀成的目标并非进攻祁门大营，只是借道羊栈岭而已。1861年4月，祁门大营受到三路太平大军围攻，与外界的所有通道联系被切断，曾国藩又一次陷入险境，情绪极度悲观，再次写下遗嘱。自进驻祁门后，曾国藩便将自己置于险象环生、危机四伏之境，一刻也无法轻松，床前始终悬挂一把利剑，随时准备自刎。　　胜利于曾国藩而言，来得真是太不容易了！然而，只要存有一份希望与可能，他就做出十分努力，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曾国藩的成功，还与他的个人“定力”密不可分。凡是确定的方向，认准的事情，拟定的决策，他总是尽其所能地排除一切干扰，坚决贯彻执行。　　移师衡阳练兵不久，因太平军攻击迅猛，兵锋所指，四处告急。清廷兵源有限，明知湘勇刚刚组建，却一个劲地催促不已，命其出征作战。曾国藩心里十分清楚，一支未经战事且尚未练好的军队，仓促拉出去与势头正健、能征惯战的太平军相搏，无疑虎口投食。与其全军覆没，不如抗旨不遵。因此，面对一份比一份措辞更加严厉的谕旨，他硬着头皮，以兵勇不足、船炮不齐等各种借口拒绝出征。直到条件基本成熟，才率所练陆军、水师，以整肃的军容从衡州出发，入湘江北上。　　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后，同僚及部下都劝他放手大干，尽快进军东南。而他则坚持自己的进攻方略，将重心放在安庆。只有拔掉安庆这颗“钉子”，才能以上制下，反客为主，掌握两军对垒的战争主动权，最终达到围攻南京，彻底消灭太平天国的目的。为实现自己的战略构想，曾国藩紧紧围住安庆死命不放。太平军为解安庆之围，先是直接救援，被湘军击退。尔后又施行“围魏救赵”的军事行动，陈玉成与李秀成同时进军湖北，即使武昌危如累卵，曾国藩就是不为所动，不肯撤安庆之围增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曾国藩冒着抗旨不遵、革职查办的风险，置咸丰帝命他带兵进京、北上“勤王”的谕旨而不顾，全力攻打安庆。后咸丰帝又下令，要他放弃即将得手的安庆，赶去即将失守的苏州救援，他又一次抗旨坚决不去。哪怕祁门大营危在旦夕，曾国藩置身惊涛骇浪之中，一天到晚提心吊胆，随时作好献身准备，也不肯调动围攻安庆之兵给自己解困。面对曾国藩如此坚韧而强劲的“定力”，尽管安庆城内的太平军将士苦苦坚守，洪秀全、李秀成、陈玉成等高层领导人多次设法营救，历经两年之久的安庆战役终以太平军的彻底失败而告结束。　　安庆陷落，太平天国都城天京的最后一道坚固屏障被清除。千里长江门户洞开，曾国藩完全掌握了进攻太平天国的战略主动权。湘军挥师东下，围困天京，剿灭太平天国，不过时间迟早的事情罢了。　　五　　日，咸丰帝病逝，年仅六岁的载淳继承皇位。两宫皇太后与恭亲王奕訢联手发动宫廷政变，清除以肃顺为首的“赞襄政务大臣”集团。两宫垂帘听政后，慈禧一改咸丰帝慎用汉族将领的成规，上台仅十二天，就任命曾国藩统辖苏、皖、赣、浙军务，四省所有巡抚、提督、总兵以下各官，均归其节制。两个月后，又加赏协办大学士衔，使得曾国藩成为清朝立国两百年以来第一位外臣权位最高者。　　位居人臣之极，曾国藩惊喜之余，更多的是疑虑与担忧。“皎皎者易污，峣峣者易折。”身居高位，他没有半点自傲自大，反比过去更加勤勉谨慎，唯恐无意间招致祸患。他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当时就有不少权臣向慈禧进言：“楚军遍天下，曾国藩权太重，恐有尾大不掉之势。”　　日，曾国藩率军攻入天京，失去控制的湘军士兵为报久困城下、死伤惨重之仇，他们逢人便杀，遇财就抢，见屋即烧。与清朝整整对峙长达十一年之久的太平天国心脏之所在，就这样成为湘军的一处发泄之地，人性之恶如一头肆虐的恶魔横行无忌，昔日的繁华都会惨遭荼毒，顿时变成一片废墟。　　天京陷落，也就意味着剿灭太平天国的目的业已实现，曾国藩的“事功”也由此而达至峰巅。　　本该扬眉吐气、高兴陶醉的他，却面临着一连串新的操持、疑惧、忧心、困惑与烦恼。　　攻克天京，原以为清廷会加功封赏，而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