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奇庄文集 　　代序　　网络大侠参选人大代表　　《民主与法制》杂志 张君
阿计 　　　　从煤矿工人到论坛大侠　　在凯迪社区、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中国思维网、中国改革论坛等多家著名的思想网站，田奇庄的大名几乎无人不晓。这位频频发贴的文章高手，以犀利的笔锋、深刻的思想，被网友们誉为“高手中的高手，大侠中的大侠”。　　田奇庄，河北邯郸人氏，今年53岁。“文革”兴起时，田奇庄刚上初中，学业未成就被迫下乡，然后又当了十多年的煤矿工人。艰辛的生活消耗着他的青春，却也让他洞察社会底层的真实，为日后的厚积薄发积累了丰厚的思想养料。　　1984年，业余时间坚持读书的田奇庄抓住机遇，受聘为一家报社的记者，从此开始了以笔为旗的生涯。十年后的1994年，田奇庄调入一家商场工作，几经变动，目前从业于一家房地产公司。虽然身处商界，但田奇庄笔耕不缀。进入21世纪后，田奇庄更是将互联网当作表达思想的平台，激昂文字，指点江山，终于成就了更为精彩的人生。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互联网给了我写作的春天”。　　《民心工程——中国大忽悠》、《人大何时长成大人》、《猫鼠和谐必是人民的灾难》、《活在当下还是活在“裆下”》、《致潘维：否定民主必成垃圾》、《文人的四个档次》、《爱国贼、爱国秀、爱国牛》……单从这些文章的标题，就不难反映出田奇庄的才情，也不难窥见其关注民生、呐喊民主的拳拳之心。近年来，田奇庄已在网上发贴两百多篇，写一篇火一篇，每篇文章均被迅速转贴，少则十几家，多则百十家，许多贴子成为互联网上脍炙人口、广为流传的名篇，这在网上的时政论坛极为罕见。　　田奇庄的《国家大剧院圆了谁的梦》曾被评为2004年十大中文名贴之一，该文被上千家网站转发，仅凯迪社区的“猫眼看人”论坛就4次转贴，点击量高达六万多，跟贴数百篇。《十年七任市长，城市有何希望》是田奇庄的又一杰作，该文在网上发表后，引起广泛关注，甚至成为央视论坛的话题。人们评说田奇庄是向吏治弊端开刀的第一人，为邯郸八百多万百姓说出了公道话。　　田奇庄的智慧、才华和胆识，赢得了许多专家学者的赞赏。北京党校袁达毅教授评价说：“田先生不愧是中国民间思想家。”百灵网站版主、博士生导师卧梅教授则由衷地感叹：“为田先生的如椽巨笔喝彩，为田先生的侠肝义胆喝彩！”　　互联网上的写作者大多穿着“马甲”（使用假名），但田奇庄却坚持以实名发贴，这份坦诚和自信，使众多网友将其人其文视为当今文胆，代表了社会良心。正如一位网友所言：“无一丝矫饰，无一分造作，以文会友，以笔作枪，铁骨铮铮，以刚对刚。颇具当代鲁迅、网络树人之风范。” 　　田奇庄成为网上论坛大侠，并非天生神力。每天凌晨4时，他就要起床思考、写作，坚持不懈，乐此不疲。妻子曾不解地埋怨：“在网上发稿又不给稿费，何苦那么卖命！”田奇庄精神动力究竟源自何处？也许他为自己的个人网站所起的名称——《灵鸟网》提供了某种答案，《灵鸟网》借用的是范仲淹的《灵鸟赋》，田奇庄非常欣赏其中的名句：“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他说：“那是提醒自己不忘匹夫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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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呼唤公民到呐喊宪政　　在田奇庄看来，自己的人生目标很简单，就是努力成为合格公民，为实现社会公平公正贡献微薄之力。“公民不是私民，不是自了汉——不能只作稻粱谋，不闻饥苦声。”田奇庄说：“虽然每个公民只是沧海一粟，但大家都负起宪法赋予的政治责任，公民就能成为中国主人：出以公心，争取公益，捍卫公道，恪守公德——这样的公民总有一天会成为社会尊敬的人。” 田奇庄还认为，“只有越来越多的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社会才可能实现公平公正。越来越多的公民行使政治权利之日，就是中国社会实现民主自由、健康和谐发展之时。”循着这些思想脉络，“公民”、“宪政”成为田奇庄近年来网上发贴的重要主题。　　2005年12月，田奇庄在网上发表了《以宪法的名义》的系列评论，用独到的语言逐项解读现行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权利，一时间，网友们争相点击阅读，纷纷跟贴评论。　　日，田奇庄再接再厉，又在网上发表了《让我们努力成为合格公民－－新年献辞》。在这篇贴子中，田奇庄开宗明义地指出：“不当草民，不当良民，不当顺民，不当愚民。当遵纪守法的公民，当名副其实的公民，当行使全部公民权利，履行所有公民义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也许这才是最有价值的人生目标。”以如椽之笔，田奇庄剖开了历史的记忆：“曾几何时，国人被忽悠得晕头转向……我们崇拜，我们狂热，我们麻木，我们冷漠。我们在痴迷中把命运之桨（公民权利）拱手交给了他人……于是无妄之灾接踵而至，贫穷恐惧如影随形。之所以出现这一切，就因为我们不是合格公民！”田奇庄最后呼吁：“新的一年即将开始，让我们努力成为合格公民，让我们唤醒更多人的公民意识－－争取宪法规定的所有公民权利不折不扣早日兑现！”　　同一天，田奇庄还在网上发表了《2006年公民最重要的任务》。他提醒网友，2006年是中国的选举年，将换届选举区县级人大代表。“如果2006年把选举任务完成好，这一年我们才过得真正有意义。”他希望网友们“从2006年选举投票开始，负起宪法赋予公民的政治责任。”因为“大家能正确使用好宪法规定的选举权利，就是中国民主的最好开端。”　　这些呼唤公民社会、思考宪政民主的篇什，在网友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一位网友写下了这样一段发自肺腑的留言：“读了田先生的文章心内一阵舒畅，中国能有这样一批知识分子，为了中华民族的未来仗义执言！”这位网友感叹，身为一介文人的田奇庄，一方面启蒙着同胞，另一方面又以宪法为旗，为民众呼唤权利。“有了你们，我们的民族终会有希望的！历史会记住你们，人民会记住你们！”　　从纸上谈兵到践行民主　　田奇庄没有料到，一次偶然的网上论战，使他从一名纵谈国是的思想者，最终成为投身民主的实践者。　　近年来，深圳、北京、湖北等地相继出现了一些以自荐形式参选基层人大代表的公民，一些媒体称之为“独立竞选人”现象。对于长期关注民主的田奇庄而言，这一现象自然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其中，王磊、邹涛两位“独立竞选人”尤其令他钦佩。　　王磊，河南驻马店市公民。2002年5月初，王磊一次次走上街头，发表《把选民利益置于首位》的竞选宣言。有关部门虽多次干预，王磊却坚持竞选活动，并在短短几天内赢得数百人签名支持，但终以落选告终；邹涛，深圳市民。2005年元旦，邹涛在深圳新闻网上发表《自荐直选深圳市第四届人大代表公开信》，表示“我希望能帮助更多的人”，要成为“真正代表最广大基层老百姓的人大代表”。他的信，在当地引起强烈反响。　　王磊、邹涛等人的故事，令田奇庄心绪难平。日，他在凯迪社区“猫眼看人”论坛（网友称为“猫坛”、“M坛”）发了一篇题为《猫坛有如此猛士吗？》的帖子。文章写道：“回头来看，自己和诸多网友忙忙碌碌，热热闹闹，尽管帖子满天飞，可充其量不过是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翻版。侠客们学贯中西，才高八斗，多年来，已经把民主真谛分析到了极致，已把腐败批到了臭不可闻……难道这就是我们追求的人生价值和社会效果？大侠中有多少人能以王磊、邹涛为榜样，走出书斋，从竞选人大代表起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民主理想？”田奇庄呼吁：“M坛若有几十人带头竞选，就能改变不少地方的政治生态环境；若有几百人参与竞选，会成为推动中国民主进程的强大动力，由此开端可能改写中国历史。民主才有可能成为百姓共享的福利，不再是可望难及的奢侈品。这一天早日到来才是国人之福，也是互联网为中国民主进步所做的最卓越贡献。”在贴子的最后，田奇庄发出了这样的诘问：“M坛有王磊、邹涛式的猛士吗？我渴望得到回答？”　　此贴一出，几天内就点击近万，跟贴两百多篇。许多网友表态支持，但也有数十名网友在回贴中承认“自己害怕，不敢当出头鸟”。“邯郸论坛”的几位网友则反问田奇庄：“你怎么不去参选人大代表？”甚至有网友“叫板”：“为何不见田大侠行动？”　　田奇庄发贴的本意是呼吁网友不要沉溺于虚拟世界、坐而论道空喊民主，鼓励网友们以实际行动推进中国民主，不料却被网友们将了一军。那么自己究竟敢不敢当这个出头鸟呢？虽然由于事关重大，田奇庄没有立刻做出回应，但他却开始了认真的思考…… 　　时光的脚步，很快迈入了将普遍举行基层人大换届选举的2006年。年初，田奇庄已在题为《2006年公民最重要的任务》的贴子中再次阐明了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性。与此同时，一个深思熟虑了半年多的重大人生抉择也在他心中渐渐成型。1月25日，田奇庄在网上正式发出贴子——《我决定参加本届区人大代表竞选》。　　“田大侠”的参选宣言一经发布，很快得到上千名网友的跟贴支持。到2月底，已有四十多位网友准备联名向邯郸市丛台区人大推荐他为候选人，还有数百人自愿组成了助选团。　　许多网友认为，通过互联网竞选——至少可以说是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开辟了民主选举的一条新渠道，也是民主进程取得实质性突破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不过也有网友担心，田奇庄的“出格”举动，是否会遭到干预，最终无疾而终？　　其实，对于未来的参选道路，田奇庄有着自己的想法。在他看来，2002年至2004年，自己被邯郸市政府聘为行风监督员，曾多次向政府部门提出过有份量的意见和建议，已经具备一定的参政议政基础。田奇庄表示，从现在起将认真学习选举法及相关知识，待确定选区后，将到选民中宣传竞选主张，推介自己，争取选票。“我的态度是：选举可以结束，个人绝不退却！”　　记者在邯郸采访田奇庄期间，适逢邯郸市召开人代会，虽然田奇庄没有参会资格，但他在多年调研基础上形成的一份建议，已通过一位人大代表递交上去。也许，对公民田奇庄而言，重要的并不是能否最终当上人大代表，而是做一个合格的公民，尽一个公民的责任！　　
　　中央大怒与唐山大地震　　作者 田奇庄 王卫星　　 唐山大地震不可避免。但24万人牺牲，16万人重伤的悲剧能不能避免或者大大减少呢？笔者坚信：后者完全可能实现。唐山作家张庆洲于2006年5月写成《唐山警示录》，向世人揭开这一惊人内幕。他指出，震前监测网覆盖了整个唐山地区。各种异象显现，至少十几个监测点向上级发出了短期临震预报：　　――最初发现异常的是唐山市地震办公室的实际负责人杨友宸。1976年5月，他出席了国家地震局在山东济南召开的华北水化学地震会商会议。他在会上系统全面地阐述了对当前京津唐渤地区，特别是唐山地震形势的看法。杨友宸依据数据图表列举了唐山水质化学成分的检测结果，指出了异常变化和发展征兆，当场提出：唐山在近两三个月内有可能发生强烈的地震！ 　　――开滦马家沟矿马希融负责地震台工作，他在日发现，一直平稳的地电阻率值异常下降，反应了地壳岩石应变积累的加速发展，预示着近期要发生强烈地震！马希融又与其他台站进行交流，并且注意了对地下水和动物变化的观察，最终肯定了自己的结果准确无误。日，马希融正式向国家地震局、河北省地震局和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作出短期将发生强震的紧急预报！7月14日上午，两名地震专家到达了发出紧急预报的地方。专家听了马希融的汇报，看了监测设备，又检查了线路，没发现任何问题。专家却认为地电阻率下降是由于干扰引起的。　　――距唐山大地震12天和6天时，乐亭红卫中学、山海关一中的地震科研小组向有关部门发出书面预报意见，将有大于5级的破坏性地震发生。　　――距唐山大地震2天，北京市地震队发现临震七大异常。　　――距唐山大地震9小时，开滦马家沟矿地震台马希融向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做出强震临震预报：“地电阻率的急剧变化，反映了地壳介质变异，由微破裂急转大破裂，比海城7.3级还要大的地震将随时可能发生。”　　――北京地震队的耿国庆忆述，当年地震前六小时，唐山就出现了地声、地光，当时若能告知市民，“减轻人员伤亡是可能的”。但国家地震局认为“北京是首都，预报要慎重”，没有重视地方上报的预警。 就在大地震即将爆发的当口，唐山市地震监测骨干杨友宸突然调到干校劳动改造，唐山至关重要的地震监测岗位只剩下两个业务不熟的人值班。　　――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汪成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时以他为代表的国家地震局一批年轻人坚持认为唐山、滦县一带会有大震，但他们的意见始终得不到重视。日，全国地震群策群防工作经验交流在唐山召开。汪成民要求在会上做震情发言，当时主持会议的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没同意，让他在晚间座谈时发言，但强调不能代表地震局。就这样，汪成民利用17日、18日晚间坐谈时间，通报了“7月22日到8月5日，唐山、滦县一带可能发生5级以上地震”的震情。青龙县科委主管地震工作的王春青听到汪成民的震情通报后，火速赶回县里。县长冉广岐拍板，7月25日，青龙县向县三级干部800人作了震情报告，要求必须在26日之前将震情通知到每一个人。结果，距离唐山仅115公里的青龙县在大地震中无一伤亡。　　以上事实足以证明，唐山大地震已被成功预测，如果及时报警，完全可能避免重大伤亡！那么，当时已经对唐山百倍警惕的国家地震局领导为什么最终没有发出预警信号呢？我认为与此前的一次“中央大怒”有直接关系。　　央视新闻称，“1976年 6月四川省地震局根据异常情况决定，发布了一份预报意见：在四川龙门山断裂以南地区，要发生5到6级地震。没想到这个预报意见，竟引得四川省内大乱，人们纷纷逃往其他城市。中央大怒，认为是地震宣传工作不力，责成国家地震局出面解决。（后来证明日,在四川省北部松潘、平武之间相继发生了两次7.2级的强烈地震）”　　“中央大怒”！不是中怒，不是小怒，更不是温良恭俭让。而是令下属生畏、恐惧、进而产生持久威摄力的冲冠之怒。　　是“中央大怒”，不是地方首长、部门领导、长辈亲朋大怒。中央代表着至高无上，“中央大怒”意味着发怒对象前程、命运乃至性命随时会有不虞之祸。　　不过我想，媒体在这里显然打了马虎眼。中央只是一个机构，本身没有七情六欲，怎么可能大怒呢？如果说大怒，只能是某位中央领导，或者说一批中央领导人大怒。　　当时的中央，周恩来去世，邓小平下台，毛泽东病重，叶剑英隐退，掌权的华国锋资历有限。能在台上兴风作浪的大都是四人帮及其同伙。三十年过后，大多数绝密档案都能曝光。建议把“中央大怒”的原话公之于众，没有必要再“为尊者讳”了吧。　　从1976年6月“中央大怒”，到7月唐山地震仅仅一个多月时间，“中央大怒”言犹在耳，“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国家地震局领导怎能不前怕狼后怕虎。前一次错报发生在大西南，已经引起大怒。这一次位置是祖国的心脏――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国家地震局万一错报，势必引来中央雷霆之怒，给自己招致灭顶之灾。　　更何况当时正值非常时期。有文章披露，“唐山大地震前，在广大地震技术人员紧张地研究分析震情的时候，也正是“四人帮”最猖狂的时期。根据科学院运动的安排，月，正是全院“批邓反右”掀起新高潮的日子，科学院“揭批”胡耀邦同志，国家地震局揭批胡克实同志。对涉及有关京津唐地区的震情，有些人视为危险的政治敏感问题，采取了压制或回避的态度。”　　当时的政治环境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连干部抓生产都可能被定性为“只会低头拉车，不懂抬头看路”。如果在京津唐地区错发地震报警，至少有一条罪名非常现成且严丝合缝：以发布地震为名干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问题还在于，中央前不久已经为此“大怒”。国家地震局领导再次错发预报，不是公然与中央对着干吗？在当时背景下，别说是地震局领导，谁处在那个位置都不可能轻易发出地震预警。　　其实我更愿相信另一种可能：当时“中央大怒”，只是由于地震预警发布后，其它工作没有及时跟上，引起“四川省内大乱”。情况反映上去，中央领导对相关人员提出了严厉批评。如果四川方面前期准备工作做得很好，发布地震预警后还能保持有条不紊的正常秩序，中央领导也不至于大动肝火。　　而且我还认为，纵然是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也不希望如此塌天大祸发生。如果地震局有百分之百把握发布震情预报，他们当然求之不得。因为那将成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辉煌成果，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问题在于世界发达国家至今都没有攻克地震预报难关，中国地震工作者在当时条件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土法上马，群防群治，取得海城地震预报成功虽然是了不起的突破。但并不等于已经掌握了地震规律，更谈不上有把握地发布地震预报信息。所以，在当时情况下，中央领导对待地震工作者发布地震预报的态度格外重要。　　我们不妨做一个大胆假设：如果“四川省内大乱”发生后，中央和地方领导主动检查自己，替地震工作者承担责任。同时提醒他们，今后注意总结经验教训，避免类似情况发生。但更要强调，不能由于一次失误顾虑重重，畏手畏脚。人民生命安全重于泰山，宁可错报十次，不能漏报一次。　　试想，当年中央领导若有此态度，科技工作者们又会如何面对接踵而至的唐山大地震。　　唐山大地震如今已过去了三十年，今天是八月二日。主流媒体轰轰烈烈的报道基本结束，人们急匆匆地将眼球转向歌手大奖赛、黎以交战、迎接奥运、汽油涨价……　　我们是不是还应该谁提出这样的问题：造成24万人死亡，16万人重伤的自然灾害后面，有多少人为因素？有没有体制原因？有多少教训值得汲取？有没有可能通过人类自身努力把损失降到最低？　　令人遗憾的是，主流媒体对整个事件的报道始终缺少深度分析，对公众普遍关心的地震预报问题闪烁其辞，更没有哪位专家对体制缺陷和政治背景进行深入剖析……　　面对这样一场人类有史以来的空前灾难，从官方到民间，就这么轻描淡写地热闹几天就算完了？！　　连我这个外行人都看出来了问题的严重性：过去地震预报要向政治负责，今后地震预报少不了向经济负责。专业工作者如果不能依照法律要求向专业技术负责，向职业道德负责，而是唯上是从。那么，再有大地震，即使被准确预测出来，国人完全可能再度成为官僚主义牺牲品……　　好象是有意证明笔者先见之明一样。日《南方周末》记者吕明合报道:
7月22日上午9时10分22秒，云南省昭通市盐津县发生5．1级的地震，造成15．3万人受灾，22人死亡，房屋倒塌689户，严重受损9306户，直接经济损失达3亿多元。灾难发生后，7月26日，一家媒体报道说，云南省地震局副局长胡永龙证实，7月初，云南省地震局就已经对这次地震的发生作出了准确预报。另外，从市政府了解到，昭通市委、市政府在7月20日、21日进行开会研究。但为了避免社会恐慌，可能发生地震的预报并没有传达下去。　　果然被本人不幸言中了，可我并不想当这样的预言家。我真切地希望，国人的生命在政府的呵护下多一些安全保障，但愿此类事情永远不要发生才好。如何避免此类问题的发生呢？我想，必须依法追究向公众隐瞒真相的官员责任――如果连这一条都落实不了，一切无从谈起。　　 　　
　　官帽批发商是国人头号公敌　　先澄清标题中的几个概念。　　官帽批发商――独揽官职任免权的高官，多指卖官鬻爵党委书记；　　国人――指包括广大共产党员在内的中国大陆民众；　　头号公敌――威胁最大，为害最多的敌人。　　进入新时期，阶级斗争已成为历史，敌我概念日益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善恶真伪之别，权利利益归属，违法守法之争等等。笔者之所以选定这样一个题目，是因为官帽批发商已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最大障碍，不仅是当今社会危机的源头，亦是未来亡党亡国的祸根――希望以此危言引起国人关注。　　为什么不说官帽批发商是二号、三号公敌呢？有比较才有鉴别，让我们比较一下其它所谓“敌对势力”情况。　　先看看国际社会：　　世界列强会入侵我们吗？――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显然没有可能；　　恐怖主义会破坏我们吗？――国际恐怖组织至少近期不会把我国当成主要打击目标；　　台独分子能分裂我们吗？――那些跳梁小丑们只是河沟的泥鳅，不可能掀翻大船。　　随着改革开放的中国日益强大，随着中国逐步溶入国际主流社会，来自国外的威胁只会越来越小。　　再看看国内：　　治安刑事罪犯――能造成民众不安全感，但大家加强自我防范，可大大降低风险；　　不法商家――打着各种幌子坑蒙诈骗，但消费者只要提高警惕，就会减少上当受骗；　　以上两类人如同苍蝇、蚊子，大家讨厌它们，却无法根除它们。好在它们的危害有限，如果情况严重社会舆论反映强烈，大都能得到有效治理。　　让老百姓感到恐惧和无奈的是以下两种势力：　　黑社会――属于刑事犯罪的一种。这些人的大都通过非法手段与有钱人分一杯羹，或与其它黑社会组织争地盘。黑社会若成了气候，老百姓便无宁日。但成气候的黑社会都与腐败官员有千丝万缕联系。　　腐败官员――他们把社会公共财富用于个人或小团体享受挥霍。 无所不在的腐败已成了悬在民众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老百姓不知何时大祸临头。这些官员对百姓巧取豪夺恨不得雁过拔翎，却把上司奉若神明，孝敬有加。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权力是谁给的。　　黑社会与腐败官员其实都是官帽批发商的附产品。处在社会金字塔顶端的就是官帽批发商――他们是这个世界上为数极少的一部分人。　　近年来，全国已经查处了数百名官帽批发商。可是，统计概率学认为，暴露者一般只占总数的6％。由于许多官帽批发商动辄管辖几百万甚至几千万人口，他们的危害严重程度恐怕要用天文数字来估算。　　由于体制缺陷赋予了官帽批发商极大权力，他们的能量大的惊人。以至成为：制造社会危机的大鳄，将腐败迅速扩散的癌细胞病灶，假丑恶道德瘟疫的传播者，颠倒社会价值观念的源头……　　官帽批发商在自己控制的地盘，挥舞权力魔杖呼风唤雨：把宪法变成一纸空文，将法规当成手中玩物，把监督者变成自己的仆从，把公民的权利变成自己的摇钱树……　　这些国人公敌利用体制缺陷和漏洞攫取权力，靠批发官帽获得一本万利，用积累的巨额财富搏得更高官位。再用权力巩固和维护有利于他们的体制，将改革要求扼杀在摇篮……　　可悲的是，面对如此大敌，十多亿国人，数千万共产党员，至今拿不出有效的防范应对措施。仅有个别官帽批发商得意忘形偶然失手才被绳之以法，更多满嘴马列邓江，一肚子男盗女娼，善于玩弄权术的官帽批发商，依然是要雨得雨，要风得风。 　　其实，只要把选拔官员公开化，把选举权力分散化，就能铲除官帽批发商赖以生存的土壤。可是直到目前，我们还看不到启动此类改革的征兆。　　别看官帽批发商大都来自共产党内，其实他们也是广大共产党员的头号敌人。因为他们极大地腐蚀了共产党的队伍，损害了共产党的威信，恶化了共产党和公众的关系，因此为广大普通党员深恶痛绝。　　由于官帽批发商死死握住批发权不放，拼命阻挠政治体制改革。几十年来，党内民主纳米推进，党内监督迟迟不能理顺（纪委书记归党委书记领导）致使腐败发案以几何级数递增……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假如共产党垮台，十有八九会毁到这些人手里。　　官帽批发商不仅是全国十三亿人民的头号公敌，也是七千万共产党员的头号公敌。头号公敌不除，国无宁日，民无宁日，共产党无宁日。面对头号公敌――实有必要动员广大共产党员共诛之，全国公民共讨之。　　 　　
　　沈阳小市民遭作践－－怒其不争　　央视法治在线《口说无凭》节目，披露了发生在沈阳的一起涉嫌卖淫嫖娼案，看后令人为之动容。　　事情的经过很简单，鑫鑫足疗店老板为招呼一位喝醉酒的客人，让另一位正做足疗的客人腾了房间。老板万万没想到，此举会冒犯虎威招来横祸。正做足疗之人乃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南站派出所（该所党支部是和平区两优两先单位）的警长张成龙，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让小老板领教了什么叫厉害。　　张警长很快招来三位民警，在该店抓获了一对涉嫌卖淫嫖娼的男女（那位喝醉酒的客人和服务员），并将涉嫌容留卖淫的足疗店老板夫妇也带回了派出所协助调查。　　经讯问，涉嫌嫖娼的刘某是沈阳市某单位的副厅级干部。刘某承认，他以一百元的价格，与足疗店服务员发生了性交易行为。服务员齐某对卖淫行为也供认不讳。日，足疗店服务员齐某被处以治安拘留十五天。随后，又被收容教育六个月；日，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对足疗店老板宫双林夫妇涉嫌容留卖淫一案依法作出判决：宫双林和张秀华均构成容留卖淫罪，判处拘役三个月，罚金各一万五千元。刘某目前已经被停职，正在接受上级有关部门的调查。　　今年3月，案件突起波澜。涉案的四名嫌疑人先后翻供，说他们遭到刑讯逼供，全盘否认了他们原来在派出所所做的口供。　　这里还需要交待一下其它媒体已经公布的事实：案发后，副厅长刘某托朋友找到南站派出所所长李国义。李国义收了3万元钱，现在正接受审查。　　《民主与法制时报》最初披露此事，引起了当地近百名人大代表的关注。日，这些人大代表联名向全国人大、辽宁省人大、辽宁省检察院提交了《关于依法公正审理“卖淫嫖娼案”的建议》。　　相信此事通过舆论和人大代表监督，距离真相大白已为时不远。但令我感到刻骨铭心的是电视上鑫鑫足疗店老板宫某所说的那段话。　　宫某对央视记者说，警察说的错的也是对的。否则的话，受苦还是我自己。他说，你们没有处在沈阳市小市民的这种地位，处到这种地位的话，你们都能明白了。　　同处社会底层，笔者对宫先生的话当然能明白：　　警察无须持搜察逮捕令就可以到正常经营场所抓人；　　警察随时可以对嫌疑犯单独审问，他可以打你，你无法举证；？　　全靠口供立案、查案、判案，公安能抓，检察机关能批，法院能判，而且雷厉风行……　　别说让沈阳小市民签字承认容留卖淫嫖娼，就是让他承认指挥本拉登掉世贸大楼，恐怕他也得“从实招来”。　　南站派出所的警察们仅仅是宫先生所在地域数不清的大盖帽之一。随时可以到这个小店执法检查者多如牛毛。随便一个吃官饭的人，给这个小老板一点颜色，他就会吃不了兜着走。处在“沈阳小市民”的地位，逆来顺受，忍辱负重，破财免灾早已成为他们的生活习惯和生存方式。　　我为沈阳小市民们一掬同情之泪。　　此时，我油然想到了鲁迅先生笔下“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阿Q。宫先生与阿Q与颇有相似之处，但也有本质差别。因为阿Q生活在封建社会，宫先生却是宪法规定的国家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所谓公民就是参与社会政治活动，能够行使公民权利的人。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对宫先生这类“沈阳小市民”们却颇有“怒其不争”之慨。　　如果大家都放弃了公民责任，“各扫自家门前雪”，只顾自己赚钱。“天塌下来让大个儿顶着”，总盼着别人打狼，自己吃肉。公权力必定会变成洪水猛兽，今天撞上宫先生，明天就可能轮到殿先生。到头来，所有羔羊都会成为权势者的美味佳肴。　　连我们外地人都知道，沈阳有个为民请命的人大代表冯有为。（这一次，他又挺身而出，要求重审此案）沈阳的小市民们总该明白，如果周围的人大代表都是冯先生式的人物，必定会大大减少权力肆虐。　　那么，恕我冒昧地问一下“沈阳小市民”们：　　你们知道今年七月该进行人大代表换届改选吗？　　你们想过如何选出冯有为式的人大代表吗？　　你们了解过通过什么样的选举程序选出自己满意的代表吗？　　你们是否与其它市民商量过如何使用好选举权力，确保那些反映自己意愿，维护自己利益的代表当选？　　如果你们还是稀里糊涂给“三不”候选人”（不与选民见面、不征询选民意见、不向选民做出承诺）投票，不管人家推荐来什么货色，无论是南站派出所所长李国义式的贪官，或是刘涌式的黑社会老大都照选不误。我只能说，你们遭遇的一切，就是你们应得的报应！　　咱们都俯首帖耳地当小市民，人家为什么不趾高气扬地当大老爷。《国际歌》言犹在耳，“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要创造幸福生活，全靠我们自己”。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民权利，也只能靠我们自己－－每一个公民。　　如果大家依然浑浑噩噩地抄袭昨天的日子，不仅仅是沈阳的小市民，小市民们的下一代还会继承同样的命运。因为对于几百万沈阳的小市民来说，一个冯有为太少了。对于几亿中国小市民来说，一张《民主与法制时报》、一个央视《法治在线》专栏也太少了。　　
城乡第四次大融合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即把消灭城乡差别作为重要任务。半个多世纪过去，这项任务的进展乏善可陈。几十年来，中国城乡有过三次大融合，有失败也有成功。如今第四次城乡大融合的已悄然拉开了序幕，这是一场意义深远的伟大变革，愿官方汲取经验教训，扶持推进。使之成为建设新农村，消除城乡差别的积极因素。　　城乡第一次大融合发生在1958年前后。当时许多农村人被招到城市，进入各行各业。可是随着大跃进泡沫的破灭，众多企业纷纷下马，高兴了没多长时间的农民又被遣返乡下。　　城乡第二次大融合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知青下乡，这项政治运动以知青最终返城宣告失败。　　城乡第三次大融合发生在改革开放、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时期。这一阶段主要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许多农民通过开发市场移居城市，这一趋势至今并没有减弱的迹象。　　笔者认为，如今中国城乡第四次大融合已经拉开序幕：城里人需要下乡，农村更需要城里人到来。　　钱钟书在《围城》一书开头写过一段名言：城里的人要出去，城外的人要进来。我认为求变是人的天性，当天性与利益结合时，就会转化为动力。　　第一、二次城乡大融合是政治需要，是长官意志的产物。由于违背客观规律，城乡差别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更加扩大。　　第三次城乡大融合是价值规律起作用。官方顺应潮流无为而治，使城市农村优势互补，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及经济效益。中国经济多年来保持高速增长，与大量农民工进城有直接关系。　　笔者提出城乡第四次大融合观点缘于这样的背景：三农问题已成为困扰中国政府的头等大事，城乡发展长期不平衡势必给社会造成严重隐患。为此，中央政府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这项事业需要大量人才和资金，可现实却是农村的人才、资金纷纷流入城市。农村空心村、妇孺村日益增多。指望政府投入资金进行新农村建设，等于望梅止渴，缩小城乡差别还得等上若干世纪。　　其实，改革开放以后，已有不少城里人来到农村创业，有的农村能人闯荡市场，已经形成了规模产业，带动了一方农民脱贫。　　如今的农村经过多年发展建设大都实现了村村通公路，基本上不再停电，电话很方便，电脑能上网，卫星天线能收看多频道电视，装上太阳能热水器可以随时洗浴，建起沼气池可以满足生活需要，一般医疗条件和商品供应也不是问题――城里人到农村很容易适应。　　哪些城里人能到农村呢？笔者认为主要是三类人：　　一是城市下岗待业职工。许多下岗待业职工年龄偏大，体力活干不了，技术活学不会，只是靠政府的救济和单位的微薄生活费维持生计，已经成了政府负担和家庭包袱。　　二是身体健康的退休职工。这些人退休后精力充沛，无所事事，生活空虚。　　上述两类人收入有限，囊中羞涩，居住条件不佳。在生活水平反差巨大的城市中，难免情绪不佳，心态不好。如果他们转变观念，通过亲戚或熟人关系，自己或自愿结合到农村居住，将可能改变人生命运。　　他们可以把城市的住房租出去，单是房租收入就能满足农村的基本生活需要。选择没有环境污染，交通方便，离城市不算太远的农村，约几位生平好友一起到农村居住，彼此有个关照和交流，就可以掀开人生新的一页。 　　现在农村由于新房屋大都建在村边，大都成了空心村。花不了多少钱就可以租到或买到独家小院。 租上一片地种点粮菜花草，养上鸡鸭猪狗，学点种田养殖技术，很容易做到自给自足。吃的是没有污染的新鲜粮菜，过的是优哉游哉的日子，不为手头拮据发愁，再也不受城里对比失落的剌激。　　反过来，与周围农民相比，退休工薪人士可谓幸福多多，舒服多多。心态好了身体自然健康，如果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做一些助人为乐的善举，帮助村民拓宽进城致富门路，则会倍受大家敬重。　　所以无论从经济需要，健康需要还是精神需要，对于这些人来说，农村显然更适合他们。　　三是需要养老和托老的低收入老人。中国如今已进入老年社会，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有所养的问题至今没有很好的解决出路。一对儿女待奉四名老人的局面很快就会出现，尤其是低收入，生活难以自理的老人，更是大家不得不面对的难题。这样的局面政府不能袖手旁观，但可供政府选择的空间也很有限。依我看，最好由政府出台优惠政策，把一些老年公寓、养老院、托老所办到农村，那里收费低，环境好。不仅可以大大减轻城市低收入者退休人员的经济负担，还能让老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如果这些养老院能做到严格管理，加上正规培训，接近或达到城市服务标准，相信很多人乐意去。　　老年公寓、养老院、托老所办到农村另一个好处是增加农民就业机会，传播城市文明。这种互利互惠的事情由政府推动起来，定会受到城乡双方的欢迎。　　 　　
　　不能指望救世主――评齐达内世界杯决赛表现　　在今天凌晨的世界杯决赛中，本届杯赛最耀眼的明星－－法国足球队长齐达内－－用头撞击对手，被红牌罚下，从而断送了法国队的夺冠之梦。　　在齐达内身上，寄托着无数人的梦想。有人说，他是上帝赐予法国最美好的礼物。不少专家评论，法国队成败得失系于齐达内一人。有了他，法国队是攻守兼备，技艺超群的夺冠大热门；失去他，法国队只能算一支平庸的二流球队。　　在对抗日益激烈的绿茵场，齐达内仿佛游刃有余出神入化的太极高手，在密不透风的贴身防守中如入无人之境，总是能传出极有想象力的好球。他的一招一式令亿万球迷拍案叫绝，为之倾倒。　　为了今天这场决赛，法国队、包括齐达内本人卧薪尝胆，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努力。对其中大部分人来说，这是职业生涯最辉煌的荣誉。如果一切正常，即使法国队本场比赛失败，齐达内也极有可能获得本届杯赛最有价值球员。能在以数以亿计观众面前获得如此殊荣，并以此告别世界杯，人生还复何求？　　然而，让人瞠目结舌的一幕还是发生了。　　齐达内应该比谁都清楚，他身上肩负着多少人的希望，有多么重大的责任；　　齐达内应当知道，他的行为逃不过无处不在的摄象机，这一撞将可能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齐达内应当清楚有多少球迷为他近乎疯狂；　　齐达内也完全可以想象到身后的亿万双眼睛：他的父母、子女、乡亲以及现场的法国总统……　　这就是齐达内！这就是一个有情感，有血性，会在一瞬间将一切置之度外我行我素的齐达内！　　体育评论员黄健翔说，也许只能用“人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来解释发生的一切。能在此时把先哲格言恰到好处地点出来，我为黄健翔喝彩。　　是啊，如果大家都明白“人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我们还会把谁当成救世主呢？　　没有，从来就没有。笔者好友王一名先生甚至说，如同树有多高，根就有多深一样。我总在怀疑，一个人表面上有多么冠冕堂皇，暗地里就有多么荒唐无耻，其内心就有多么卑鄙龌龊。他的言论有无数实证，但能不能作为定律，还有待科学验证。但无论如何，不轻信任何人是真理。　　其实类似语言《国际歌》早就告诫过我们，可我们并不相信。总是眼巴巴地等着救世主出现，实在没有，也要创造一个救世主供奉起来。齐达内不是法国队的救世主，政治领袖也不是草民的救世主，地球离了谁都会转。　　在严格的法规、严密的监督、严厉的执法者面前，众望所归的大英雄还会一时冲动，干出自毁前程的事。那些大权在握，自定规矩，自我监督，不用向任何人负责的高官们会怎么做呢？真让人不寒而栗。　　能把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齐达内罚下场是规则的伟大，是公平公正的伟大，在此我向给齐达内出示红牌的裁判表示崇高敬意。　　事实上，只有共同制订的规则才能救世，规则能够不折不扣地执行就等于救世主现身。有了好的规则，好的裁判，一个齐达内被罚下场，必定会有更多齐达内脱颖而出，这就是谁也无法抗拒的客观规律。　　
　　伟大与渺小－－观世界杯有感　　　　今天凌晨，世界杯结束了意大利与澳大利亚进入前四的争夺。在比赛即将结束前最后几秒，裁判给了意大利队一个点球，这等于宣判了澳大利亚队死刑。　　回放的慢镜头显示，澳大利亚运动员在禁区并没有明显犯规，是双方正常的进攻防守，只不过裁判掷出了生死签。　　山呼海啸般的足球场在那一刻陷入了沉寂，独有中央电视台体育评论员黄健翔发出了近乎疯狂的呼喊：点球！点球！！点球！！！格罗索立功了！格罗索立功了！！不要给澳大利亚人任何的机会！！！……　　那一时刻，我简直不知所措，继而羞愧难当。因为那是一个伟大瞬间，此时的伟大只有平静、沉默、无语才能衬托出来，然而声嘶力竭的黄健翔却用偏激的情绪破坏了这一切。不幸的是，如此小鼻子小眼的现眼，却是由中国人展示给全世界的（笔者对黄的评价仅限此时段）。　　裁判是伟大的：一个在比赛最后一秒敢于秉持公正的裁判当然伟大。只有敬业的裁判，才会崇尚规则，剔除人情世故。我相信，这样的裁判虽然难免错误，但绝不会居心不正偏袒一方。　　意大利球员是伟大的：面对上帝最后一刻送来的天大馅饼，他们选择了沉默。没有喜自由衷，更没有形诸于外－－因为英雄情愿真刀真枪血染沙场，不会欣然接受嗟来之食，惺惺相惜才是英雄本色。　　澳大利亚球员是伟大的：最后关头被裁判决定了失败命运，他们无疑是痛苦的。可是他们勇敢地、平静地接受了现实。没有抗议，没有围攻、没有罢赛，没有假A赛场司空见惯的闹剧。在我看来，他们是胜利者，因为他们克制了情绪，战胜了自我，让观众看到了高尚的道德风范。　　澳大利亚球迷是伟大的：数万激情洋溢的澳大利亚球迷一直在为自己的球队呐喊助威，当满场欢乐在最后时刻以悲剧收场时，他们失望然而肃穆地面对到来的一切。“骤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数万球迷具有临战将军般的修养，是何等惊人的文明境界。一声哨响，能让数万人的热情顿时化为沉寂，如此尊重游戏规则－－这样的民族何等伟大！　　我不禁要问黄先生，且不要说这场比赛与中国队并不相干。即使是中国队取得了这样的胜利，值得如此忘乎所以吗？足球就是足球，只是大家按共同规则从事的游戏而已，与国家兴衰荣辱并不相关，何必这么功利？　　平心而论，黄健翔流露的情绪绝非偶然。作为央视顶级体育评论员，他的心态只是浮在海面上冰山的尖角。我们不得不承认，不遵重规则，投机取巧，过分功利，个人好恶情绪化，乃是我国当今社会的典型特质。　　面对世界杯，中国足球需要反思的东西太多了。近来，一些业内人士经常作出各种专业分析。他们的说法不无道理，但是大都忽略了最重要的一条：中国足球最缺少的是规则意识，缺少规则文化，缺少确保规则能够公平公正落实的机制。　　足球是和平时期的战争。这种战争之所以能和平地进行，就在于它有公平的游戏规则，有一整套体系确保游戏的公平进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不独足球，做任何事情，如果不遵守规矩，到处是暗箱操作，什么也谈不上。　　为了公正，德国逮捕了多个著名球员，意大利审讯了数十名球员、经理、老板。在这些国家看来，规则的公正远比世界闻名的足球俱乐部垮台更重要，因为失去了公信力的足球只是垃圾。　　前几年，当中国足坛黑幕终于被揭开时，却被一只权力大手牢牢捂住。良心发现自爆黑幕者成了替罪羊，搅混足坛的大鳄赚得盆满钵满全身而退。在权势者看来，规则就是维吾尔族小姑娘的辫子，想怎么梳就怎么梳。　　但他们忘了球迷可以用脚投票，玩弄规则的后果是球市荒凉，球员饭碗难保。不过，还有令包括权势者在内的国人更为难堪的现实－－那就是在绿茵场上，十几亿人的泱泱大国，屡屡被巴掌大的小国羞辱－－成为“和平战争”中灰头土脸的常败将军。　　不能按规则办事，就不可能有好的联赛，也不可能产生天才球员，更不可能培养出文明球迷。　　但话说回来，在中国大陆，有多少权势部门借口特殊国情，制定损人利已的规则。而这样的规则哪个不是权势者自己执行，自我保护？什么时候有过公开透明？什么时候受到过公众监督？单拿足协开刀怎么让人服气？　　进而言之，在中国大陆，践踏宪法法律的行为都能冠冕堂皇地以三七开轻描淡写，讨论全民尊重体育游戏规则是不是有点离题太远？　　黄健翔这一喊还是让我清醒了，中国足球要想问鼎世界杯，至少还要等上一个世纪：一个不懂得尊重规则的国度，不可能搞成什么事业！　　那么宪法呢？什么时候成立宪法法院维护宪法尊严呢？这个需要十三亿人共同遵守的大规则什么时候具有权威性呢？当然，这是足球之外的话题了。
　　市委书记怎么成了土皇帝　　《民主与法制》时报最近刊登了湖北襄樊市委书记孙楚寅垮台引发该市官场地震的消息，读来令人震撼。　　在襄樊26563平方公里上，本应是人民公仆的共产党市委书记，居然变成了骑在六百万人民头上无法无天的土皇帝。原因究竟何在？　　所谓土皇帝就是在一定区域内唯我独尊，不受道德法律约束，为所欲为的孤家寡人。从孙楚寅一手遮天导演的高莺莺案，就不难看出他呼风唤雨的能量。不仅仅是他，其它已经曝光的市委书记不在少数，哪一个不是把法律法规当成废纸恣意蹂躏……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全国几百个市委书记，出个把害群之马完全正常。但市委书记毕竟是地方最高长官，管辖范围少则几十万人，多则上千万人。近年来居然冒出如此之多土皇帝式的市委书记，问题出在哪里呢？　　依我看，根本原因是监督机制出了问题。在目前体制下，谁能监督市委书记呢？　　－－法院、检察院不会监督。因为公检法司都归政法委书记领导，政法委书记是市委书记助手。法院、检察院的乌纱帽和饭碗都攥在地方长官手里，该抓哪些案，该怎么判他们当然心知肚明；　　－－纪委、监察不去监督。这些部门归纪委书记领导，纪委书记只是配合市委书记工作，哪里敢越雷池一步？按说市纪委最清楚市委书记所作所为，可是，如此之多劣迹昭彰的市委书记，哪个是由纪委查出来的？　　－－媒体舆论不能监督。它们都归市委宣传部统管，宣传部长是市委常委。因此只能唱响主旋律，不得以任何形式给领导添乱。建国几十年了，谁见过当地媒体批评市委书记？　　－－人大置身事外从不监督。有些人大主任由市委书记兼职就不用说了，所有专职人大主任，哪个不是刚退到二线的领导？他们完全清楚自己应该扮演的角色，谁敢造次？建国以来，市委书记倒台的不少，当地人大事先对市委书记有过监督吗？　　－－政协虽以诤友自居，可是一个个胡作非为的市委书记倒了台，我们从未听说哪位政协委员公开发出过诤言。　　单从职务上看，市委书记并没有多大权力。但事实上，在所有市委书记犯事的地方，这些土皇帝无不牢牢掌握着人事任免权。在黑市交易中，同级书记比行政长官标价高出五到十倍，原因就在于书记是一言九鼎的官帽批发商。　　也就是说，市委书记掌握了所在地最大的政治资源。所有想保官、升官的人都要看他的脸色办事。市委书记不仅听不到任何批评，而且所到之处无不被鲜花笑脸、歌功颂德团团包围。　　有求于书记的人，必然千方百计投其所好，设下天罗地网，重重陷阱。在没有竞争压力，没有各方监督，没有舆论批评，不受选票影响的情况下－－市委书记除非有极高定力，极强党性，否则，能过初一，难过十五。而且只要迈出第一步，以后就难以刹车，迟早会被他人牵着鼻子走。　　在不受监督制约的环境中，市委书记即使自己不想当土皇帝也身不由已。事实上，由于监督体制对市委书记之类官员网开一面，对于他们来说，只有愿不愿当土皇帝的问题，没有能不能当土皇帝的问题。　　建国后毛泽东搞一言堂、家长制引发了反右、大跃进、文革巨大祸患，教训极其惨痛。文革结束后，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一再表示，要打破一把手说了算的一言堂、家长制局面，必须加强法制建设，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然而，正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长期滞后，对一把手的权力至今不能进行有效监督，导致众多市委书记蜕变成为害一方的土皇帝。　　几十年来，党中央一次次进行党风、党性教育：整顿党风，三讲、三个代表、先进性教育等等。这些教育活动对于广大党员防微杜渐产生了相当作用。可是那些满嘴马毛邓江，一肚子男盗女娼的贪官，早已油盐不进，软硬不吃，对他们说教等于对牛弹琴。　　中共是拥有近七千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中国会不会出现动乱，人民的生活水平能不能持续提高，中国的前途和希望都寄托在共产党身上。改革开放共产党的功绩辉煌，现在的关键是尽快从制度上创新。要从发展党内民主、宪政民主入手防止腐败蔓延，防止党内高官成为土皇帝－－因为他们最可能成为第一张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　　其实，要防止市委书记蜕变成土皇帝的办法十分简单，就是用透明的制度，把书记选官变成全体党员选官、全体公民选官，书记的职责只是保证选举制度公平公正落实。如果政治体制改到这一步，谁还会围着书记施放糖衣炮弹？即使书记想腐败都没有可能？　　如果能从制度上保证中共的市委书记只能成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那将不仅是市委书记本人的幸事，也是共产党的幸事，更是全国人民的幸事。　　 　　
　　媒体不能成为官荣民耻展示台　　胡总书记提出八荣八耻以来，媒体进行了大量宣传。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媒体的荣辱倾向十分鲜明：报道官方基本上是成绩荣誉先进典型，报道百姓大都是违反社会公德的负面情况。这不仅与胡总书记提出荣辱观的初衷相悖，也与媒体的社会职责大相径庭。　　一般来说，社会对老百姓的基本要求是遵守法律，对官员的基本要求是遵守道德，两者不可同日而语。不能用社会公德要求老百姓，也不能用遵守法律要求官员－－这是治理国家的起码常识。　　荣辱观说到底是道德观。社会公德能否成为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基本前提是公职人员能否成为道德表率。公职人员道德水平决定了社会的道德水平，要想提高社会道德整体水平，必须把对公职人员道德监督、道德批评作为永远的（只要社会存在）头等大事认真对待。　　因为公职人员是由全体纳税人养活的公仆，因为他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所以他们理应受到公众监督。　　由于公职人员掌握了大量的社会资源，这些资源很容易牟取私利。因此，媒体应当把焦点牢牢锁定在对公职人员的监督上。使公职人员时时感到有万千双眼睛盯着他们，出圈越轨就可能成为众矢之的身败名裂。有了这样的舆论环境，公职人员才可能恪守职业道德。　　现在的问题是，公职人员（尤其掌握大权的官员）由于不能受到有效监督，道德水准普遍低下。随便列出一些官职，恐怕全国范围内很难找出敢让检察机关清点家产的官员。在这种情况下，消耗大量媒体资源为极少数先进官员宣传造势，不仅是做无用功，而且由于社会关注的转移，使道德败坏的官员更加有恃无恐。　　对老百姓的道德问题媒体也该进行批评，但那不是媒体的主要任务。一般来说，老百姓的道德属于自律问题。由于老百姓的不道德行为很容易给当事人带来利益或名誉损失，也就是说，社会能够作出自身调节，因而没有必要浪费媒体公共资源。　　可官员就不同了。从目前体制来看，老百姓根本没有可能或机会监督官员。正常反映问题等于引火烧身，上访成本极高且难达到目的，所以自古以来“民不与官斗”。　　由于我国公民还没有成为权力主体－－不能通过直接选举任免官员－－官员根本不把老百姓放到眼里。　　老百姓对官方监督，和官方讲理，最佳渠道莫过于媒体。不道德官员最害怕公开透明，把事情摆到桌面上。古往今来的实践证明，媒体监督是成本最低，效果最好的监督。然而，由于我们媒体长期以来充当喉舌，俯首贴耳听命于权力，屡屡沦为贪官污吏吹鼓手。在目前情况下，指望媒体成为第四种权力还是国人一厢情愿的白日梦。　　但是，既然党中央决定努力提升社会道德水平，媒体就有必要下点真功夫。起码要明确选择新闻的标准：百姓违反法律才是新闻，官员违背道德就是新闻。而且要把暴露官员不道德行为作为媒体的主要职责。道理很简单：官风正了，社会风气才能正。官员道德水平提高了，社会道德水平自然水涨船高。　　媒体成为官荣民耻展示台是不能原谅的耻辱，因为这样的媒体颠倒了起码的社会关系，是典型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官本位，而不是胡锦涛总书记一直倡导的以民为本。为此，建议媒体进一步明确职业道德：以批评官员不道德为荣，以甘当官方吹鼓手为耻。诚如是，则落实胡总书记八荣八耻才有希望，提升中国社会道德水平才有希望。
　　我为搜狐公司此举脸红　　前些日子，搜狐新闻在首页发了这样一条消息：北京市委领导到搜狐公司视察指导工作云云……　　笔者是搜狐新闻的忠实读者，五六年来几乎从没间断，对搜狐推出的新闻颇为欣赏。但是对此条消息却如骨梗在喉，不吐不快。　　企业乃独立自主的经营主体。只要依法经营，照章纳税，犯不着巴结政府官员。作为纳税人，企业是政府官员的衣食父母。政府官员应主动征求企业意见，尽可能为企业提供优质服务。北京市委常委来搜狐公司，发个简报，让内部员工知道情况也足够了。　　把这样的事情上传到搜狐新闻首页，是向同行炫耀，还是向首长献媚我不得而知。我知道的是，这样的做法，乃是为官本位观念推波助澜－－可叹的是它出自一个有国际影响的民营上市企业。　　当然，中国有自己的国情，理顺官民关系还需要走漫长的路。　　我们早已习惯了这样的镜头或现实场景：政府高官驾临企业或民间，上上下下诚惶诚恐。警车开道，戒备森严。到处可见“欢迎首长光临指导”的标语横幅。首长在众星捧月中，参观一番早已精心布置的场面，说些不咸不淡的车轮子话。周围有头有脸的各位倾听之状可掬，好似享受天籁之音。人人笑容灿烂，仿佛盛开花朵……　　到企业视察的政府官员其实只是政府工作人员的领导，不是企业领导，更不是公民的领导。　　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是上级与下级，指挥与服从的关系。被领导者之所以愿意服从，是因为领导者付出了相应的报酬。企业与政府之间没有隶属关系，非要低三下四，当没有任何酬劳的被领导，真是何苦来着。　　在中国，官本位早已溶化到血液，渗透到骨髓，遗传到基因。由于建国以来从未进行过公民权利教育，公民也从未有效地监管过政府。由于权力资源的过分强大与企业、民众的过分懦弱，把那些本该当仆人的角色惯成了爷。　　政府官员们心里比明镜都清楚，自己的乌纱帽攥在上司手里，所以根本不把企业和老百姓放在眼里。在有些官员看来，当官的天职就是管老百姓，是老百姓的父母。不仅如此，还要“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　　政府公职人员是人民公仆，公民应该把公仆管得服服帖帖才对。可是在现实中，由于老百姓没有（或者说不会、不能或不敢）充分运用公民权利。明明是宪法赋予权利的公民，反倒被虚张声势的官僚吓得不知所措，进而溜须拍马，以宠幸为荣，这才是最可悲的悲哀。　　搜狐公司早已在美国上市，老板和员工都是业界精英。他们当然清楚，在文明国度，纳税人与政府是什么关系。也应该知道，党中央倡导以民为本方针后，需要如何引导公众价值取向。更重要的是，搜狐网络是社会公器。身为公器必须有足够的责任担当，唯愿搜狐公司今后知荣明耻，不做让朋友替你们脸红的事。　　 　　
　　给三不候选人投票是选民之耻　　长期以来，我国人大代表选举存在一大怪现象：一些“三不”（不与选民见面、不征询选民意见、不向选民做出承诺）代表候选人往往以高票堂而皇之地当选。在我看来，这是公民对自己政治权利的作践，是不能原谅的耻辱。　　所谓选举就是挑选举荐。选民不知道候选人的经历、背景，不知道候选人的立场态度，甚至不知道长的模样，凭什么相信他会维护自己利益？能做到公平公正？　　选票是什么？选票是公民的政治权利。投票就意味着把自己的政治权利移交，由别人代替自己使用。选人大代表不是购买商品，不合适可以退换。一届代表当选，少则五年，多则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对如此重要的委托人怎能不慎重挑选？　　人大代表的根本职责是代表选民行使权力。虽然中国选民只能选区县人大代表，可一名区县人大代表少说也要代表几千选民，权力非同小可，岂能等闲视之。无论候选人有多大学问，多高水平，如果不和选民见面，怎么了解选民的意见要求？如果不向选民表态，怎么能相信他会维护选民利益？　　中国社会的病根就是权力难以得到有效监督，导致这种病态的重要原因就是人大代表未能充分行使监督权力。人大代表之所以不称职，就是因为大家稀里糊涂地把自己神圣的一票投给了“三不”候选人！　　因为权力的本性是向授权者负责。选民既然是不分青红皂白，见了候选名单盲目投票，就等于把自己的政治权利拱手让给了代表候选人推荐者。结果就出现了十分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现象：一个人能不能当上人大代表，不是取决于有多少人投票，而是取决于推荐者让谁当代表候选人。　　也就是说，推荐者成了人大代表资格的实际授予者。这样的候选人当上代表，怎能不时时看推荐者的脸色，怎能不当“三手”代表（见面握手，听报告拍手，见名单举手）。又如何指望他们为公众利益挺身而出仗义执言。　　如此现象恰恰应了那句名言，“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选民对自己的政治权利（选票）漠不关心，不管什么歪瓜裂枣，连面都不见就去投票，怎么可能指望人家对自己利益负责？因此，无须抱怨命苦点背：我们亲手酿造的苦酒，最终还得由我们自己咽下去。　　马克思有句经典格言：轻信是不能原谅的错误。毛泽东有句名言，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我们在选举人大代表问题上，完全应该做到不轻信，要认真。不但要求每个人大代表候选人自我介绍、征求意见、作出承诺。而且还要了解该候选人的社会背景，一贯表现，参与公益事业的热心程度，打算为选民干什么事，以及用什么办法为大家办成事……多问几个为什么，通过比较鉴别，再给满意候选人投出庄严神圣的一票。　　这是对自己的政治权利负责，也是对社会负责，更是对子孙后代负责，因为我们绝大多数人不可能离开生长的热土。要改善的社会环境，只有靠自己努力。　　从今年七月一日开始到明年年底，全国各地区县乡镇将开始新一轮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敬请广大选民互相转告，届时务必要求代表候选人做到：向选民自我介绍、征求意见、作出承诺。否则，就不给他们投票。　　强大的反对派是社会健康保证　　作者 田奇庄 王一名　　　　首先声明，笔者说的是反对，而不是敌对。反对是用语言或文字表明不同立场观点，即使采取行动（如游行、示威、抗议）也是在宪法规定范围内进行。　　敌对则是针锋相对，以消灭或征服对方为目的的行为，两者有本质的差别。　　反对派是相对于当权派而言。在民主国度，当权派是受选民委托从事公务活动，反对派则是代表选民对当权派的公务活动进行监督。　　可能会有人问，反对派与社会健康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概念，怎么能扯到一起呢？　　因为权力腐败是社会病态的集中表现。孟德思鸠认为，所有掌权者都想滥用权力。这是社会不公平、不公正的根源。要想使当权派公正使用权力，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组织起强大的反对派。反对派只有站在民众利益一边，以公正立场抨击当权派的弊端才能赢得民众支持。所以文明国度都用法律保护反对派充分行使公民权利，对当权派进行全方位监督，确保权力公开透明运行。　　近年来，我国接连查出在全县卖官的县委书记，在全市卖官的市委书记，在省内卖官的省委组织部长……这些地方早已民怨沸腾，可当权派控制着媒体天天歌功颂德：笑骂任尔笑骂，好官我自为之。　　这些地方如果有强大的反对派，情况就会大不一样。反对派的天职就是千方百计查找当权派差错。怎能容忍“见人开仓亦不走”的硕鼠公然横行？更不可能让贪官污吏“既当婊子又立牌坊”。　　当今中国大陆众多腐败现象之所以长期存在，且愈演愈烈，根子就在于没有强大的反对派对当权派形成足够压力。　　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某些规律大同小异。消灭了野狼，鹿群不再有生存威胁，就会变得懒散，渐渐出现疾病流行种群退化。许多物种一旦失去天敌，很容易泛滥成灾。古今中外的历史反复证明，凡是不允许反对派存在的一边倒政权，大都腐败猖獗，民生凋敝，动乱频发，难以为继。　　有人会问，反对派总是唱反调，大家都当推进派，一齐促进社会发展不好吗？　　这是个很幼稚的问题。　　首先要澄清一个前提：谁能保证当权派的决策完全正确？如果权力集中在一人之手，大权在握者一拍脑门就把事情定下来，然后举全国之力推进落实，能不出大乱子吗？　　当权者是人而不是神。世界上只有那些把国家领导人当成神来崇拜的国度，才会盲目服从。人的认识都有局限性和片面性，都会受情绪或利益影响，都可能犯错误。而且掌握的权力越大，犯错误概率越高，对社会的危害就越大，因此反对派必不可少。　　建国初期毛泽东恨不得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赶英超美，动员全国搞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谁提出不同意见，就被打成右派、右倾。在短时间内“鸡毛确实飞上了天”，可接踵而至的是饿死上千万人的巨大灾难。　　社会发展如同汽车行驶，既需要动力，也需要刹车。只有动力没有刹车，轻则撞车伤人，重则车毁人亡。人类进步也是如此，既需要动力，也需要阻力。加油、刹车不能偏废，少了哪一样都不可能到达预定目标。　　有人担心，反对派势力强大了会阻碍社会发展。　　此乃杞人之忧。　　当权派垄断了社会主要资源，反对派必须足够强大才能与之抗衡。老鼠不可能与大象对抗，学校冠军难与世界冠军对垒。只有势均力敌的双方才有较量的可能。美国NBA的天皇巨星乔丹只有和约翰逊、伯德等顶尖球星交锋，才能充分展示天才。如果乔丹只和校队比赛，迟早会沦为三流选手。　　反对派的声音如果太微弱，当权派就会无所顾忌，我行我素。如果反对派足够强大，当权派就会循规蹈矩，谨慎行事。&敌存灭祸，敌去招过”。消灭了所有对手的当权派，貌似强大，其实却是泥足巨人。没有外在威胁，就会产生内讧；失去监督，滥用权力就会成为潜规则。长此以往必然引发内忧外患，遇到风吹草动，很容易土崩瓦解。苏联和东欧等国前车之鉴教训多多，足以令人警醒。　　或问，假如反对派成为当权派会腐败吗？　　答案是肯定的。如果他们面前没有强大对手，照样会腐败－－没有哪个病人会给自己做手术。历史上农民起义夺取政权后，有不腐败的吗？毛泽东在延安时说自己能跳出周期率，可掌权后却容不下任何反对派，甚至容不下观点不一致的同志。从党外到党内，直到消灭了一个个亲密战友。当毛泽东把所有对立面都否定之后，自己倾尽后半生心力发动的文革被彻底否定也就成为必然。　　世界上恐怕没有一个当权者欢迎反对派的存在，谁也不愿意被他人横挑鼻子竖挑眼，处处跟自己过不去。　　历史上一些开明皇帝之所以能容忍犯颜直谏，是因为他们知道，只有这样才能保住自己的江山社稷。如今一些当权者早把儿女移民海外，自己也准备好了护照，随时准备撒丫子走人。他们掌权后头一件事就是不择手段地搜刮出逃资金，怎么可能容许反对派监督？　　即使在文明发达国度，其国家元首和各级官员也不愿被反对派监督。哪个当权者不希望挥舞权力宝杖呼风唤雨呢？只是由于那些国家用法律把“统治者关进了笼子”，充分保障了反对派的权利，当权者才不得不按规矩出牌。　　最希望反对派强大的当然是普通公民。有了反对派与当权派较量，宪法法律才能落实，社会才可能实现公平公正－－公民才能坐享其成。　　中国大陆有没有反对派？　　当下中国大陆只有异议人士和不同政见者，没有可以作为当权派对手的反对派。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人大代表极大权力，由他们担任当权派的监督者。然而中国老百姓只能选区县级人大代表，市、省、全国人大代表的产生与老百姓没有直接关系。由于建国以来从未进行过公民权利教育，加之极左派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大陆选民公民政治权利漠视到惊人的地步，绝大部分选民会把选票投给“不和选民见面，不征求选民意见，不向选民做任何承诺”所谓“三不”候选人，如此现实令人啼笑皆非。　　于是，被当权派看好的各色人等纷纷占据了人大代表宝座，理应成为反对派的人大代表，反而成了当权派的“拥趸”。加之宪法结社集会自由权利难以兑现，媒体被有关部门牢牢锁定，持不同政见者顶多能在网上发点小小牢骚。所以直到今天，中国大陆的反对派依然成不了气候。　　有了反对派能实现公民、当权派、反对派三赢吗？　　这是完全可能的。最近，著名水利工程学家潘家铮说：“那些反对三峡工程的人对三峡工程的贡献最大。”在中国大陆，能承认这个事实很了不起。三峡工程利国利民，建设者、反对者都有功劳，这就是多方共赢的范例。　　假如三峡工程在论证时封杀了批评声音，仓促上马先干起来再说。若干年后，三峡就可能成为下一个三门峡。到那时，决策者会成为千古罪人，最终遭殃的还是老百姓。　　近年来，我国在GDP高速增长的同时，教改、医改、房改闹得民怨沸腾，国家腐败指数、社会公平指数、环境污染指数在全世界名列前茅。如此失败的所谓改革之所以能堂而皇之的大行其道，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反对派。 　　还是把话题回到开头。如果历史能颠倒过来，当年国人把毛泽东当成普通公仆。每个公民都能对毛泽东的主张提出质疑，公民的不同观点，特别是反对意见能够在会议或媒体充分表白，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是非利弊泾渭分明。那时，毛泽东未必坚持自己的主张。假如他一意孤行，多数人也可能否决他的意见。试想，如果当年不铸成大错，对于毛泽东、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来说，将是何等幸事。　　只要反对派与当权派能做到在宪法框架内公平较量（违宪行为能受到宪法法院及时制裁），其结果必然是权力运行走向公开透明，宪法法律得到落实，社会实现公平公正。　　有了强大反对派的全方位监督，当权者深怕有过失被对手抓住把柄，必然爱岗敬业，勤政为民。如果出现这样的政治环境，当权派中每年将少产生多少腐败罪犯？官员中将有多少人不再为公款吃喝捐躯！　　如果由于反对派施加的压力，促使公职人员争当社会道德楷模，则反对派功莫大焉，老百姓更是最大的受益者。如此三赢局面，难道不是绝大多数国人所期待的吗？　　
　　公民的责任与尊严　　前不久朋友聚会，一位年轻老板的话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我女儿今年四岁，令我深感痛心的是，我能留给她几百万家产，却无法保证她有尊严的生活”。他以鞍山国税局残酷打击举报人李文娟一案为例说，诚实守信是做人的起码准则。然而在诚信与利害之间，我不知道如何教育女儿。这位老板所说的，正是困扰今天许多国人的大难题。　　父母们倾其所有奉献给下一代，对他们寄予无限希望，期待“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可是在许多情况下，不得不接受“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之苦果。当越来越多的青少年选择自杀，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走向犯罪，越来越多的青少年麻木冷漠地面对社会，当我们震惊、震撼、震骇于这扑面而来的现实时，作为下一代成长的设计师和参与者，我们实在有必要深入反思自己曾经做过的一切。　　任何社会现象都不是孤立的。专家们总是把问题孩子的出现归咎于社会：离婚率居高不下、单亲家庭增加、父母缺少关爱、社会不良诱惑太多，以及信仰缺失、道德滑坡、腐败猖獗等负面影响……无疑，这都是与结果有关的原因。但专家们大都忽略了一个重大缺项：社会缺少公民意识教育。　　在应试教育体制下，孩子们在人生最佳成长时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背考试题”。当千军万马奔上“金榜题名”独木桥，随后又为就业谋职寝食难安时，公民权利、公民责任、公民义务大都被抛到九霄云外。　　三年前辞世的李慎之先生曾深刻地指出：“千差距、万差距，缺乏公民意识，是中国与先进国家最大的差距。”此言可谓震聋发聩。　　先别说孩子，我们自己做得怎么样呢？当年政治挂帅，一贫如洗的国人象没头苍蝇一样斗来斗去。宪法权利毫无保证，不知何时大难临头。如今金钱挂帅，国人以自我满足为中心，以获得更多财富为人生价值，对公共政治漠不关心。经济发展了，生活富裕了，互联网、电信、交通工具把彼此距离拉近了，人际关系却日益疏远，社会公正少人问津。　　历史实践证明，要想实现社会健康和谐，不能寄希望于神仙皇帝，只有早日建成公民社会，让公民成为决定政治的主角－－这就需要培养和造就亿万行使公民权利，履行公民义务，肩负公民责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在慎之老人看来，公民应当“从不随地吐痰、不乱抛果皮纸屑到坐公交车要礼让老弱妇孺……一直到懂得什么是政党制度、文官制度，懂得什么是对权力的制约平衡，什么是司法独立，懂得什么是市场经济、法治国家、宪政国家……懂得以法律保护自己的权利和权益。”　　建国将近六十年的今天，我们远没有进入公民角色：　　我们不知道宪法公民权利的具体内涵；　　我们不明白宪法、法律、红头文件、领袖指示之间的关系；　　我们不懂得如何依法使用公民权利；　　我们不晓得靠什么力量制止侵害公民权利的行为；　　有的人从未参与过人大代表选举投票；有人尽管参加了，却很不负责任地把选票投给那些从未见过面，从未表过态，从不向选民作任何承诺的候选人……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有着几千年专制传统，弥漫着浓厚封建文化气息的国度，进行公民教育将是十分艰巨的使命。为了早日实现政治文明，政府应尽快制订从幼儿园到成年人的公民教育规划，在全国进行系统公民教育，尤其需要补上依法行使公民政治权利这一重要课程。努力创造“当合格公民为荣，当自私草民为耻”的社会氛围。　　如今第一代独生子女已经长大成人，下一代独生子女已陆续来到了这个世界。如果沿袭过去的路子，这些被寄予更多希望的下一代，这些被更精心呵护的下一代，完全可能重蹈覆辙－－没有良好的公共空间，个人命运之舟必然险象环生。而出现一个问题孩子，就意味着几个家庭的幸福和希望破灭。　　让我们回到文章开始的话题。人的天性是趋利避害，如果大多数家长都以现实利害作为对下一代的教育选项，未来的社会道德形态不卜可知！　　网友笑蜀先生说得好，我们应该承担起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公民教育需要从娃娃抓起，更需要从每个成年人开始学起，从行使公民政治权利做起……　　 　　　　　　无良教授的四种类型　　北师大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给教授职业作了最经典的定位。占据文明社会的标志性岗位，教授言行往往会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然而，在社会体制转型时期，一些无良教授的职业道德堕落程度令人瞠目。为此，笔者特撰此文，给无良教授聚焦画像。立此存照，以为后来者戒。　　最不堪的无良教授是剽窃造假者。　　世人皆以为鼠窃狗偷，行骗造假之事乃市井屑小之徒所为，孰不知一些出入学府，往来官衙，谈经论道，风度儒雅的教授居然也有梁上君子之癖。剽窃数据、剽窃观点、剽窃论文，业务造假、项目造假、成果造假……笔者深知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也知道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但贵为教授之尊，却如此寡廉鲜耻，还是让人难以接受。　　最恶劣的无良教授是铜臭薰天者。　　利用教授头衔出卖学术良知是此辈致富共同秘诀。此等人物仿佛置身于丛林社会，聪明学识学位为他们提供竞争的尖牙利爪，使之跻身于肉食者之列。教授迷上金钱，就等于把自己交给了魔鬼，因为他们的交易本钱只有尊严与良知。为了更多更快地获得金钱，他们出具假证伪证，出卖试题、昧心招考、虚假宣传无所不敢，无所不为。看看央视新闻调查《命运的琴弦》；瞧瞧伪劣工程、伪劣药品验收签字者的职称头衔；想想在叫兽们忽悠下，千万股民血本无归的惨状，听听考研考博生被骗财骗色的声声泣诉－－此等人物的卑鄙龌龊早已达到灯火阑珊的独有境界。　　令人无奈的无良教授是揣着糊涂装明白。　　教授的天职在于启迪他人思维。世人以为有了高级学术头衔必定是满腹经纶，能够廓清混沌，指点迷津。孰不知囿于体制束缚，教授队伍向来不乏食古不化的书蠹。他们从不关心国计民生，不思与时俱进。而是认定死理，以不变应万变。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这些守株待兔者常有意外收获。于是他们把教条八股当成受用不尽的摇钱树，伺机借势以逞。动辄祭起帽子、棍子，对与时俱进创新者大加挞伐。问题在于他们身居学术高位霸占讲坛，得以兜售僵化思想理念。因而误人子弟，阻碍社会进步，为害不浅。　　令人恐惧的无良教授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这些人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对时局走势，人心向背了如指掌。知识的真谛在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然而，由于多年来没有公平舆论及时矫正社会公德，此等无良教授把文章千古置诸脑后，窥测政治风向，曲意逢迎。不惜颠倒黑白、信口雌黄：　　为迎合上意，他们能用如花妙笔把一壶水论证为一湖水；把当局权谊之计描绘成经邦济国的绝世良方。　　他们明知一些权势集团以改革为名侵犯公众利益，却以局外学者名义为之鸣锣开道，教改、医改、房改发生重大失误，多有此辈推波助澜。　　他们以长期留学国外的特殊身份站出来充当帮闲者，因而有极具欺骗性。他们没有原则立场，只有利益得失。为了得到主子青睐赏识，甘冒天下之大不韪。　　世人皆知中国的病根就是违宪，有的教授面对比比皆是的权势违宪行为视若无睹。然而在司法界制定维护公民权益法律时，却上窜下跳扬言追究当事者违宪责任。　　时下由于民主进程缓慢，由有权（官员）有钱（商人）有名（知识分子）的人士组成的社会精英阶层，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面对社会的殷切期待，教授作为社会公平公正的主要代言人，理应有与天下兴亡休戚相关的责任担当。对于一般人，大家不应以道德为理由主张他人利益，但是由于教授所处的特殊位置，公众有理由要求他们更严格地遵循公共道德规范和职业道德。　　面对那些不顾廉耻到类乎裸奔无良教授，我们不得不发出共同的声音：呸！　　　　孤独实践党内民主的县委书记――王晓桦　　国务院纠风办副主任李中华对河北省成安县任用干部票决制予以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一个方向”。在买官鬻爵已成为国之大患，已经威胁到共产党的存亡今天，成安县委书记王晓桦创造的党内民主制度意义十分重大。　　这是向传统和历史的挑战，也是面向未来的进击。原因正如王晓桦所说，时代变了，中共已不是在野党、革命党，而是执政党、建设党。党的目标变了，任务变了，环境变了，选拔干部的方式也要改变。　　革命战争时期由极少数人秘密选拔干部，是因为残酷斗争的需要。由于我国长期处于专制体制，没有民主传统。在和平建设时期，民主集中制很容易演变成家长制，秘密选拔干部很容易蜕变成个人交易。提拔干部，说到底是让更优秀的人才为人民服务，完全没有必要搞得那么神秘。　　提拔干部权属于权力中的权力。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如果过分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必然会成为投资者首选。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在黑市交易中，县委书记、县长虽然处于同一级别。但由于县委书记掌握提拔干部大权，出价往往有十倍之差。　　长期以来，党内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思想教育，树立了许多先进榜样，宣传了不少改革典型，但至今收效甚微，难尽人意。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好制度能把坏人变好，坏制度能把好人变坏。立党为公，反腐倡廉需要从思想建设向制度建设过渡，首先要从建立党内民主制度做起。　　无私者无畏。忠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共产党成安县委书记王晓桦不惜个人名利，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从改革制度入手，破解选拔干部难题：　　由常委在书记面前举手表态变成幕后秘密投票；　　由常委集体投票转变成全体党委委员投票；　　由党内投票转变成公民参与评选。　　科学合理的制度使党委集体领导得到真正体现，高度集中的权力稀释成了数以百计人员共同参与的公共事务－－当投资权力需要付出极高成本时，动歪脑筋的人就会知难而退。更重要的是大家明白了，今后想当官，得到社会认可才是根本出路－－德才兼备的干部必然脱颖而出。　　自我削权的王晓桦等于自断财路。也许他早已描绘出了这样一幅蓝图：如果用制度断了所有县委书记的财路，促使官员们将主要精力用于为社会服务，而不是只向顶头上司负责，中国将是何等景象－－相信王晓桦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在提拔干部这个核心问题上，最终须要还权于民。从个人说了算过渡到党内民主，从党内民主发展到社会民主，直到公民当家作主。这是人类社会实现健康和谐发展的根本出路和共同方向。　　王晓桦在成安所进行的就是这样一项开创性工作，因而它代表了“一个方向”。一条使共产党清除自身腐败，提高执政能力，巩固执政之基的必由之路。　　方向问题是个根本问题，方向错了，走得越快，离目标越远。　　认准了方向，无论道路上有多少泥泞坎坷，只要努力前行，总有光明的未来。　　然而令人扼腕叹息的是，王晓桦的方向性之举至今尚未其他书记们跟进效法……　　 　　　　参选人大代表并非勇士　　本人发出参选人大代表（以下简称参选）一帖后，不少网友予以积极支持，有的网友则担心我会遇到风险或不测，还有部分网友把参选当成以身赴难的英雄壮举。后两种看法虽然出于一片好心，却容易产生误解，令其他参选者望而却步，笔者认为有澄清之必要。　　首先我想做自我批评，笔者去年曾写过《猫坛有如此猛士吗？》，把曾经参与市人大代表竞选的邹涛、王磊称之为猛士。现在想来，当初的定位并不恰当。公民参选是宪法、选举法赋予的神圣权利，任何阻止干扰妨碍破坏行为都在违法之列。这是公民正当权利，正常行为，无须冒任何风险，何惧之有？　　本人参选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履行公民责任，充分行使代表职权，监督权力公平公正运行，为社会进步建言献策，为本区选民服务。这与党中央、全国人大的方针完全一致，是建设和谐社会的积极因素，怎么可能招来无妄之灾。作为一个公民，参选只是愿不愿做，肯不肯做的问题，与勇气无关。　　当然，由于多年来极左思潮泛滥，侵害公民权利现象时有发生，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至今难以落实到位。但我们同时也应看到今非昔比，自从胡锦涛主席提出依宪治国，建设和谐社会后。官员依法行政的自觉性日益提高，国人权利意识空前增长，依法维权已成为越来越多国人共识。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如果还是畏首畏尾，不敢越雷池一步，连公民最起码的被选举权都不敢使用，民主法治只能是遥遥无期的梦想。　　专制社会盛行斗争哲学，对立双方用残酷迫害，无情打击的极端方式解决社会矛盾。载舟覆舟、矫枉过正，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斗争延续了几千年。导致社会动乱频发，给统治与被统治双方都造成了极大伤害。　　民主法治社会并不是没有矛盾，而是在法律框架内，对立双方按照游戏规则解决矛盾，以避免发生付出惨重代价的剧烈冲突。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必须把统治者关进笼子。也就是说，权力运行必须受到全体公民的监督制约－－要做到这一条，公民必须充分行使选举与被选举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的是各级人大。过去，由于公民没有积极参选，相当一部分人大代表很不称职，不能充分反映民众意志对权力进行有效监督，这是中国社会病的主要病因。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法制的不断健全，依法治国观念深入人心。官方开始学习依法行政，民众也懂得了依法维权。然而，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专制历史，缺少民主自由传统的国度，迈出政治文明的每一步都不容易。　　经验告诉我们，天上不会掉馅饼。即使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自己不努力争取也不会有人拱手相送。所以我决定参加本届人大代表选举，并想以此带动更多公民参与。　　令人欣慰的是，自本人公开宣布参选以来，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基本上表示了赞同和支持，没有来自任何方面的威胁恐吓。　　当然，正式选举没有开始，将来可能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作为独立参选者，成功的概率很低。但我深知，中国社会要想实现民主，公民参与代表竞选乃是最稳妥，能得到普遍接受的最佳方式。更多公民参与人大代表竞选，并得到选民的广泛支持，才能早日在中国实现民主法治。因此，我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公民站出来主张民众权利是光荣的，公民用实践推动政治文明是光荣的。公民参选失去的只是束缚个人的无形枷锁，得到的却是公民的真正尊严－－这难道不是最有意义的人生吗？　　 　　
　　公民政治需要游戏化　　中国的统治者向来认为“政治的核心问题就是国家政权问题”。事关江山社稷、兴衰荣辱、生死存亡，所以中国政治历来充满神圣、威严。　　毛泽东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动刀动枪的事，非死即伤，谁敢当成儿戏。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始终把政治－－也就是国家政权问题掌握在谁手里当成头等大事。他说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是“生命线”，为了确保政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他的政治成了斗争的代名词：思想斗争、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其实说到底是权力斗争。　　血腥恐怖的残酷斗争，翻云覆雨的政局变幻，使国人刻骨铭心地领教了政治的厉害。直到现在，相当一部分百姓提到政治二字，仍然心有余悸，战战兢兢，生怕大祸临头。今天的官员若想落实某项工作，还会拿出“政治任务”这把尚方宝剑，以示不可抗拒，压倒一切的威严。　　什么是政治？就本文话题而言，所谓政就是行使权力，所谓治就是理顺关系。两字组合起来，就是使用权力治理社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宪法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按说自那时起，新中国政治的核心任务就不再是政权归属问题，而是民众如何行使主权，使权力为自己造福问题。吾友王一名先生则进一步指出，“立法、司法、行政三大权力无一例外属于全体公民。在三权中,行政权是最次要的!”把争夺个人领导权提升到凌驾于宪法法律之上的政治，政治灾难也就无法避免。反之，如果五十多年前，能做到不折不扣落实宪法，中国政治早就成了促进社会健康和谐的大众游戏。　　按照毛泽东的斗争理论，选举就是争夺政权，必然是针锋相对你死我活。可是纵观世界大选，基本上都能遵循游戏规则，公开透明竞争。竞选者登台表演，精心设计施政纲领，努力塑造良好形象，千方百计讨好选民。选民们则稳坐钓鱼台，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叫政治游戏？政治家们你方唱罢我登场，选民们看谁顺眼给谁投票，不就是游戏吗？参与这样的游戏，只有选民是输赢通吃的庄家，他们能不高兴吗？　　造成政治神圣化的另一大原因是政治神秘化。政治无非是运用权力解决社会矛盾，许多矛盾并不复杂，也不难解决，可是由于被权势者像变魔术一样藏着掖着，捂着盖着，往往搞的一塌糊涂。如果把事情摆上桌面，依靠公众智慧，总能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　　文明国度无不实行政治透明化，把权力运行的方方面面公之于众，防止以权牟私，结党营私。西方媒体基本上都是公众出气筒，大小官员无不是冷嘲热讽对象，媒体监督的重点，基本上没有隐私可言－－这也是公众人物必须付出的代价。本来吗？政治家、官员、百姓都是人，都有七情六欲，见了美女都想多看几眼，有了机会都想多捞钱，装什么孙子呀。　　实现政治世俗化、游戏化－－没有恐惧的政治才能产生公民政治，没有隐瞒的政治才能实现民主政治。党中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首要任务就是实现政治文明。笔者认为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就是阳光透明地开展民主政治游戏。大量公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才有社会公平；大量公民能够公开监督批评官方才有社会公正，大量公民负责任地选出自己信任的代表才能使权力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从日到日，我国将完成县乡镇选举，让我们心情坦荡，认真负责地参与这次政治游戏，如果有条件不妨行使一下被选举权，给社会，也给自己交上一份合格的公民答卷。　　 　　　　我决定参加本届区人大代表竞选　　前不久，在邯郸政府网站《邯郸论坛》上，有网友提议，推荐本人为人大代表候选人。经过再三考虑，本人在网上公开表态，决定参加本届区人大代表竞选。　　2005年初，笔者曾在猫坛发出动议《猫坛有如此猛士吗？》，建议网友以邹涛、王磊竞选人大代表为榜样投入民主实践。不少网友反问笔者，你敢不敢竞选人大代表？我当时没有正面回答。　　2005年底，笔者在网上发表系列文章，从维护宪法尊严的角度谈维护公民权力。写来写去自己忍不住哑然失笑：这些大道理谁不懂，关键在于有没有勇气付诸行动。　　2006是中国人大换届选举年，公民五年才有这样一次机会。如果还是夸夸其谈，又要等上将近两千天。难道我只能叶公好龙般充当“民主逗士”吗？难道除了吟诵《明日歌》不能作出更有意义的选择吗？　　中国社会许多矛盾长期得不到解决且日益严重，根本原因是公民不能有效制约权力。毛泽东与黄炎培有一段著名的“延安对”，在回答周期率提问时，毛泽东说共产党选择的出路就是民主。然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公民的最重要权力－－选举权仅限于区县级人大代表，而且是无须竞选的官方指定代表。在过去的几十年，大家循规蹈矩，把几乎百分之百的官方候选人选为人大代表。可这些代表却很少维护选民利益，更谈不上替选民行使权力。如果大家都当缩头鸟，不知道如此状态还会延续多长时间？　　过去，残酷的极左路线斗争把国人整怕了，出头鸟们吃的苦头太大了。所以尽管本届中央提出建设民主和谐社会，重新修改了选举法，使竞选人大代表成为可能，大家依然战战兢兢裹足不前。　　 我一生信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可是大半辈子已经被忽悠过去，仔细掂量，为公共利益做的事情极其有限。我习惯了在经济上，社会地位上与不如自己的人对比，因而自我感觉良好。其实须眉男子汉如果一辈子只是为个人或小圈子利益拼搏，活得太窝囊、太委琐、太可怜了，中国社会有得是这样的聪明人，最缺少的是为公众利益挺身而出的公民！　　奥斯特洛夫斯基说，最宝贵的生命应当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我没有奥氏那么伟大的信念和理想，我不想解放谁，也不想打倒谁。我有私心，也有畏惧，只是不想让生命过的那么灰暗，不想在抱怨懊恼牢骚无奈中消磨时光，不想在有朝一日生命终结时留下更多遗憾……所以当五年一次的选举机会降临之际，我决定参与其中，尽最大努力争取竞选成功。尽管失败的概率极高，尽管会成为智叟们的笑柄，而且即使竞选成功，在现行体制下也难有作为，但我无怨无悔。　　我参加竞选，也许会让更多选民明白，自己的选票有选择权，自己还有被选举权，通过有选择的选举才能更好地主张和维护自己的利益。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农民不需要大道理，你用科学方法种庄稼取得了高产，第二年大家都会争着学习。选民的心态恐怕大同小异，他们若看到竞选效果，完全可能迸发出参与政治的极大热情。　　 从日到日是换届选举期限。从现在开始，我要认真学习选举法及相关知识。待确定选区，我将到居委会和企事业单位介绍自己，争取选票。我不是孤军奋战，已经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