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赫鲁晓夫预言大跃进：中国会碰得满头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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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赫鲁晓夫预言大跃进：中国会碰得满头包
1958年赫鲁晓夫预言大跃进：中国会碰得满头包
日 08:55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罗平汉
1959年，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北京机场合影。记者和围观的人群包围着双手插兜的赫鲁晓夫，此时，毛泽东和他相对着站在一个较高的平台上，气氛有些尴尬。…
核心提示：1958年11月，赫鲁晓夫访问波兰。在同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会谈时，他说：“中国人现在组织公社。在我国这在30年前就曾有过，对这个我们腻了。可是中国人吗，就让他们去尝试吧。当他们碰得满头包时，他们将会有经验。”
本文摘自《“文革”前夜的中国》& 作者： 罗平汉& 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1958年，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情况，通过苏联驻华使馆陆续传到苏联国内。当然，《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有关公开报道，也使苏联对此有所了解。可以想象，毛泽东在这年的成都会议和八大二次会议关于破除迷信（包括对外国的迷信，对马克思的迷信）的强调，关于正确的个人崇拜与错误的个人崇拜的划分，肯定也会传到苏联领导人的耳朵中。这对于一向以老大哥自居的苏联人来说，就不难想象会产生何种感想。
更让苏联人不舒服的是，中国人似乎不仅把资本主义国家的英美作为赶超的目标，而且还在暗暗使劲，产生了一跃而超过苏联，率先进入共产主义的想法。在苏联人看来，他们的国家要比中国发达得多，但赫鲁晓夫也只敢提十五年赶上美国，基本上实现共产主义，而比他们落后许多的中国，原来还只是说用十五年赶上资本主义世界第二位的英国，可不久就改变了口号。到了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时候，就已经变成了七年赶上英国，再用八到十年赶上美国。也就是说，赶上美国的时间几乎与苏联老大哥同步了。而到了1958年9月初，毛泽东则干脆提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超过美国了。
毛泽东甚至并不忌讳中国要先于苏联进入共产主义。他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说，在延安的时候，同志向我说，将来中国要赶上苏联，当时我还不相信，我想苏联也在进步呀？现在我相信了。我看我们的共产主义可能提前到来，因为我们的方法比苏联好，速度比苏联快，再加上有6亿人口和苏联的技术援助，理所当然要走到苏联的前面去。
在同年11月的武昌会议上，毛泽东再一次讲到了超过苏联的问题。他说，中苏对比，我们快，他们慢的关键是，他们的资产阶级等级制度根深蒂固，上下级悬殊，猫鼠关系，我们是干部下放劳动，将军当兵。他们缺乏群众路线这一着，即缺少政治，所以搞得比较慢。另外还有几种差别，工农、城乡、体脑劳动，没有破除。毛泽东还说，不管我们走得多快，还是要给苏联人留面子，我们一定要让苏联先过渡，我们无论如何要后过渡，我们可以以社会主义之名，行共产主义之实。他还说，我们10年后就可以搞到4亿吨钢，160万台机器，25亿吨煤，3亿吨石油，还有天下第一田。可是，他们搞了那么久，还没有过渡，落在我们后头，现在已经发慌了。他们还没有人民公社，他搞不上去，想抢上去。我们过渡到苏联人前面，他脸上无光。
且不说苏联人对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种方式是否赞成，就是中国人这种不但要超英赶美，而且还要先于老大哥进入共产主义的雄心壮志，就必然使一向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头人自居的苏联人感到很别扭。
1958年赫鲁晓夫访华时，他就对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很不以为然。在会谈的过程中，赫鲁晓夫明确表示：你们这个“大跃进”，我们还是不理解。我们认为有超阶段、忽视规律的情况。毛泽东说：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大，就是联合的生产合作社多，人多力量大；公，就是社会主义的因素比合作社多，把资本主义的残余逐步去掉。这是人民群众自发搞起来的，不是我们从上面布置的。赫鲁晓夫仍是心存疑虑地说：这些我们就搞不清楚了，只有你们自己清楚。总之你们这里搞的一切都是中国式，你们比我们更清楚。说到这里，赫鲁晓夫就将话题岔开了。①
其实，赫鲁晓夫并不赞成搞人民公社。1958年11月，赫鲁晓夫访问波兰。在同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会谈时，他说：“中国人现在组织公社。在我国这在30年前就曾有过，对这个我们腻了。可是中国人吗，就让他们去尝试吧。当他们碰得满头包时，他们将会有经验。”哥穆尔卡说：“然而在中国的公社问题上，我们没有明确的立场。他们取得很大的成就，这是事实。”赫鲁晓夫不以为然地说：“你们就试一试吧，我们决不会出来反对你们。”②
尤其使赫鲁晓夫没有想到的是，中国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竟提高了毛泽东在苏联的威望。当时，莫斯科普遍流行这样的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只有一个理论家、哲学家，这就是毛泽东，而赫鲁晓夫只是一个种玉米的实干家。还有许多苏联人认为，中国搞人民公社真正找到了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而赫鲁晓夫没有找到这样的道路。据说赫鲁晓夫听了这些话后非常生气。③
在1959年1月的苏共二十一大上，赫鲁晓夫不点名地批评了中国的“大跃进”，含沙射影地说：“由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过渡，这是个合乎规律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不能任意破坏或越过。”“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分配基本上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进行。”“平均主义并不是意味着向共产主义过渡，而是破坏共产主义的声誉。”“所有制的形式不是可以任意改变的，而是在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发展的，它们取决于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水平。”④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直言不讳地承认：“那个文件相当中肯地（而且我认为是非常准确地）分析了当时中国正发生的事情，虽然我当时并没有点中国的名。我们的态度是明确的：我们不同意‘大跃进’。”⑤
日，赫鲁晓夫在波兰的波兹南省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群众大会上，谈到当年苏联成立的公社时说，那时许多人还不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和如何建设共产主义，以为既然为共产主义奋斗，那就直接组织公社，结果公社是组织起来了，但既不具备物质条件，也不具备政治条件（即农民群众的觉悟）。结果是大家都想过得很好，但又想对公共事业少出劳动，许多这样的公社都没有什么结果。于是党按照列宁指出的道路，把农民组织到劳动组合中，虽然集体劳动，但按付出的劳动取得报酬。这样，我们的集体农庄也就巩固了。
赫鲁晓夫讲这番话也很不是时候。此时，庐山会议正处于由纠“左”到反右的转向阶段，毛泽东本来就因在其信中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有所非议而不满，恰巧此前彭德怀访问过苏联，这样使他产生了彭德怀与赫鲁晓夫是预先串通好，共同向“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发难的错觉。在他看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与成绩相比，不过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如今，彭在信中说“大跃进”是“有失有得”，赫鲁晓夫也以苏联历史上的公社垮台，来暗喻中国人民公社的命运。这样一来，不但促使毛泽东下决心在党内开展“反右倾”，而且也将赫鲁晓夫当做是国际上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总后台。
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的：“中苏两党两国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当时虽然没有发展为公开的争执，但它引发的风波却对中苏关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毛泽东始终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真理，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而赫鲁晓夫们所持的反对态度则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的公开批评更是粗暴地干涉中国的内政。但在莫斯科看来，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干了一件大蠢事，表明了他‘妄自尊大’，表明了‘他想使世界——尤其是社会主义世界——对他的天才和领导水平留有印象’等等。总之，此事对双方的领导人来说，留下的都是严重的‘恶感’，使得已经紧张的中苏关系变得更加紧张起来。”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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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海外，大跃进都被广泛地视为一场空前的经济灾难。
由于计划部门使用夸大的数据，人力资源从农业被转移至工业。
大陆官方公布非自然死亡人数是2158万人，主要死因为饿死。
一部分学者并且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
“大跃进”期间要求产品要几十倍增长！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尽管这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要尽快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但由于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根本不可能迅速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总路线提出后，党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大跃进”运动，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
例如，提出钢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翻一番，由335万吨达到1070万吨，1959年要比1958年再翻番，由1070万吨达到3000万吨。粮食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增产80%，由3900亿斤达到7000亿斤左右，1959年要比1958年增产50%，由7000亿斤左右达到10500亿斤。
“大跃进”运动在建设上追求大规模，提出了名目繁多的全党全民“大办”、“特办”的口号，例如，全党全民大炼钢铁，大办铁路，大办万头猪场，大办万鸡山。在这样的目标和口号下，基本建设投资急剧膨胀，三年间，基建投资总额高达1006亿元，比一五计划时期基本建设总投资几乎高出一倍。积累率突然猛增，三年间平均每年积累率高达39．1%。由于硬要完成那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必然导致瞎指挥盛行，浮夸风泛滥，广大群众生活遇到了严重的困难。
十年内超过英国、十五年内赶上美国
1960年提出要长期保持大跃进，继续要求工农业生产达到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对1959年上半年压缩指标进行不公正的指责，一味强调反对右倾，要把干劲鼓足。在各地粮食告急的情况下，还不断追加基建投资、追加基建项目，钢年产量指标一吨也不能少。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又再度全面地泛滥起来。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的三年“左”倾冒进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大失调，并造成严重的经济困难。
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要使中国在15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在十年内超过英国、十五年内赶上美国（所谓“超英赶美”）。
毛泽东号召大家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会后，全国各条战线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确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提出1958年钢产量翻番，作为实现“大跃进”的重要步骤，达到1070万吨。会后全国形成了全民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的高潮。
文物也要为炼钢服务
1958年底，全国为满足毛泽东的意愿，把钢产量比57年番一番，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号召全民炼钢。但由于技术不合规格，只是炼出大量的废铁，造成极大的浪费。炼钢需要铁矿、焦炭、 燃料等材料。由于铁矿不足，于是全民不下田耕作，全都上山采矿，使粮食产量大减，还去把家里的铁器丢到炉火中，却炼成一个个的铁疙瘩。
由于燃料不足，只好上山伐林，把一座又一座青山砍得光光，引发日后的天灾，其实这些天灾都是人为的。传闻增城挂绿荔枝树在此劫中大部分被砍去了，而且建造高炉的建筑材料不足，甚至至把文物建筑拆了，把砖块拿去建炉，还说文物也要为炼钢服务。
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中共中央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曾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察觉到的错误。但庐山会议后期，由于对彭德怀等人的错误批判，在全党开展了“反右倾”的斗争，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造成了国民经济的重大损失。
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去抓经济建设是不可取的
现在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海外，大跃进都被广泛地视为一场空前的经济灾难。由于计划部门使用夸大的数据，人力资源从农业被转移至工业。大陆官方公布非自然死亡人数是2158万人。东西方各方面的资料显示死亡人数大约为2000万人， 主要死因为饿死。一部分学者并且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
贝克尔（Jasper Becker）——一名长期观察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在他的《饿鬼：中国的秘密饥荒》一书中说，大部份对大跃进的批评来自于“在香港观察中国的”国外评论家。而当时有在国内生活过的外国人却有着不同的看法。这也是1950年代至1960年代间关于大跃进的争议的主要来源。
杜波斯（W.E.B. DuBois 1959年，著有《中国》一文）大跃进时期到访过中国。
“浮夸风”作为“大跃进运动”的症结之一，首先在当时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浩劫就是大量农民的饿死。另一方面其影响甚远，大跃进之后的几十年甚至直至现在，在大陆社会主要体现在政界，为了追求政绩，不少党政领导特别是有些主要领导，仍旧使用虚报数据，如财政收入、GDP总量、国民收入，甚至计划生育玩数字游戏。
在大跃进过程中，出现了很多虚报产量的事，其中最著名的是河北徐水县，号称一年收获粮食12亿斤，《人民日报》对这种行为进行了宣传。 依照这种报告制定的国家征收粮食额度严重超出实际产量，也是导致后来灾荒的主要原因。
大跃进对一个曾经因为落后挨打的中国人来说，本来是个美妙的字眼。中国又是个大国穷国，不跃进行吗？国家领导人明确的认识到这一点。因此，就企图通过几个运动、几场人海战术，就可以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用几年的时间，就可以超过英、美等国家。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放手发动群众，搞个大跃进。放手发动群众，在战争年代是一个成功的经验。但是，转入经济建设阶段后，再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显然是不适用了。因为经济是按照规律发展的，要有科学的管理，严格的工艺要求，还必须遵守各种规章制度。只有这样才能够生产出来合格的产品，才能够持续的发展。否则，采用大轰大嗡的办法，则会是得其反。
在当时的情况下，放手发动群众，过分的强调发挥职工的积极性，打乱了各种规则制度。进入1959年后，各个工业企业废品增多，事故频出，火灾不断，事实证明，良好的愿望，并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只有尊重和掌握经济发展规律，尊重科学技术，靠先进的管理，才能高速发展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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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没有大 跃 进 ，咱也是集权专制的人治国家，dang内权斗势必把人民拉下水去帮它们争权夺利，这是共产性质决定的。当它一心搞经济时也许会提早进入现代化，但只是权贵垄断社会利益的资本主义而已。人治代替法治下人民只求追逐金钱，向权贵靠拢谋求利益，弱势群体没有福利被社会淘汰，是丛林法则社会，不是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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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本身就是违背客观规律的，对社会的发展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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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委员：中国发展核电没有搞大跃进
　　本报讯 （记者杨万国）昨日，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核电技术公司董事长王炳华介绍，日本福岛核事故后，中国开展核电安全大检查。目前共计发现14个方面需要整改的问题。其中有的已完全解决。有的正在解决当中，有的已经列入三年改造计划当中，将全部解决。
　　安全检查工作已结束
　　王炳华在昨日由全国政协组织的“政协委员谈发展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记者招待会”上介绍，福岛事故发生后，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国务院发布“国四条”，对我国目前正在建设、正在运行的核电和核设施进行全面的安全大检查。到目前为止，检查工作已结束。同时也要求，在检查过程中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或问题没有安排在规划当中去解决，或没有采取必要应急措施和手段前，中国政府不再核准新的核电项目。
　　王炳华称，目前发现14个方面需要整改的问题。其中有的已完全解决，有的正在解决，有的已列入三年改造计划，将全部解决。中国政府会在今年或今年更早些时候恢复国家核电站项目的审批。
　　彭泽核电站尚未开工
　　彭泽核电站位于江西九江彭泽县，与安徽望江县仅一江之隔。望江县政府曾发布“关于请求停止彭泽核电厂项目建设的报告”，称彭泽核电厂项目选址阶段评估存在“地震标准不符”及民意调查不够公开等问题。对此，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总经理陆启洲在昨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核电是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事情，有不同意见很正常。”陆启洲称，望江县就核电站选址问题进行的民意调查是2006年做的，赞成率是96.99%。
　　负责项目选址和前期工作的是国家核电技术公司下属上海核研究设计院。王炳华表示，“我们出具的每一份报告、每一份文件，完全满足国家法律法规的约束和要求，对国家、对社会、对附近的社会公众是非常负责任的。”陆启洲强调，目前彭泽核电站还在规划当中，没有开工建设。
　　中国核电不搞“大跃进”
　　中科院院士何祚庥日前发表两篇文章，一篇是坚决反对中国内陆建核电站，另外一篇是反对核能发展大跃进。
　　对此，王炳华称，核电业所有人士，“包括地方政府的意见和社会公众的意见，都是中国内陆必须发展核电”。他称，内陆核电站设计标准和沿海核电站设计标准完全一致，就其排放，相对沿海，按国家标准，会有更加严格的约束和要求。核电界在技术层面没有问题，准备充分，完全可以满足国家出台的相应标准的要求。
　　王炳华称，中国发展核电过程当中，无论是按照规划，还是按照技术路线的选择，还是按照产业政策的约束，中国发展核电绝不会搞“大跃进”，而且目前也没有搞“大跃进”，所有准备在建的项目，完全是在政府的规划范围内，完全在政府的产业指导政策内，完全符合国际和国内核安全相应法律法规标准的要求。
　　核安全冗余应估计得更严重些
　　安全监管人才欠缺
　　昨日，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核安全局原局长王玉庆介绍，随着核电规模快速扩大，大规模扩编了核安全监管人员，但他们普遍较年轻，工作经验较缺乏。
　　王玉庆介绍，核电站设计，设备制造，安装中的重要环节等监管人员要全程参与，审批，对照国际接轨的监管细则一项项核查。因此对监管人员素质要求很高。一般的监管员需要3-5年锻炼。中层管理人员需要更久的年限培养。“无高素质监管人才，也就难以保证监管力度”，王玉庆说，目前监管人才培养力度还待加强。
　　安全冗余待继续提高
　　王玉庆介绍，过去我国核电设计的安全冗余已参照了很严格的标准。比如选址地，假如有历史记录的地震是8级，那么设计标准则提高到抗10级水平。不过，福岛事故启示我国，对核安全冗余还应该估计得更严重一些。
　　他介绍，比如过去核电站“内电”储备，是三台柴油发电机。以防万一有一台故障。安全防备系数达十万分之一。但从福岛事故看，仅考虑柴油发电机自身故障还不够，对外部条件应考虑更细致。
　　污染防备基金要提高
　　王玉庆介绍，目前我国已从每度核电提取一定金额作为核废料防备基金。他认为，随着核电的快速发展，目前应该继续提高这个基金的额度。
　　他介绍，目前我国核废料处理厂建设，核废料处理的技术研究，循环利用能力研究发展还比较慢，规模远远不够。技术也比较薄弱。“只有提取充足的资金用于加快研究，我国核废料处理能力才能跟上核电发展速度。”
　　安全监管体制待理顺
　　福岛事故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中国核与辐射安全监管体系进行第三次评估，认为中国的监管体系依然存在部门协调等问题。王玉庆介绍，目前我国的民用核设施监管权力在环保部下属的国家核安全局。其他一些半军半民核设施，比如一些研究机构的核反应堆，监管权限在工信部。
　　按国际规则，只要涉及民用都应在国家核安全局，但因为历史因素，目前中国在国际原子能的挂牌核安全监管机构是工信部。王玉庆说，因为体制没有理顺，在诸如统一的监管标准，核数据等方面还缺乏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对接。本报记者 杨万国
　　核电技术兼容问题不同于高铁
　　赵志祥，十一届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委员，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
　　新京报（微博）：去年两会期间，你在访谈中提到“要大力发展核能”，今年你的态度变了没有？
　　赵志祥：福岛核事故使全球核电复苏的态势产生了挫折，全球核电增长的速度可能受到影响，但我们业内认为，我国核电发展的基本认识是没有变化的，还是要大规模发展核电。我国有核电的发展规划，到2020年，建成核电站运行能力为4000万千瓦，在建核电站为2800万千瓦，我认为这个速度是合适的。
　　新京报：有人指出，目前我国核电业，从国外引进了第二代，第三代技术，每种技术，设备都来自不同的国家，这可能出现不同核电技术之间的不兼容，出现很高的安全风险，同样的问题在高铁技术上也存在。
　　赵志祥：堆型不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国家现在有美国的技术，法国的技术，俄罗斯的技术，但如果堆型不统一，设备加工这块就很难国产化，如果有统一的堆型，加工制造厂可以根据统一的技术要求来做，可以大幅度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但你说的兼容的问题，从技术上判断，我觉得和高铁还不一样。不同的技术用在不同的堆上，这个堆和那个堆是不同的，不像高铁是混合起来一起用的。本报记者 金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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