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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朝大国”为何轰然倒塌
版主按：此帖是我市学者李康杏先生在《石鼓大讲坛》上的讲稿。征得其本人同意，转发到强市论坛。把我市专家学者的论文转发，目前还只是一个尝试。如果时机成熟，我们将邀请学者名流前来论坛讲座。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出宝贵意见。
“天朝大国”为何轰然倒塌(一) ——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李康杏
一、政权垮台之快，堪称历朝之最二、经济混乱、经济基础动摇
（一）币制混乱
（二）金融危机三、士绅倒戈、政治基础瓦解
（一）资政院和谘议局的设立，使士绅阶层走上组织化（二）开张不利，新机构与老体制摩擦不断（三）朝廷排汉收权，议会与朝廷闹翻（四）保路运动，士坤阶层齐抗争
1、爱国与逐利，绅商齐心修铁路
2、收权与争利，“大刀”向绅商头上砍去
3、爱国与维权，士绅抗争风起云涌（五）参加革命，士绅齐操戈
1、湖北绅商，起义军的坚定同盟军
2、江浙绅商，自主包办光复
3、上海起义，商团充当主力军四、官员昏庸无能
（一）瑞澂闻风而逃（二）荫昌畏战如虎（三）官吏贪生怕死五、军人颓废，武备废弛六、朝廷昏庸糜烂（一）整体糜烂荒诞（二）宰相贪污昏庸（三）逆向淘汰，排斥清官能吏（四）王朝末路，人才的马太效应七、衡阳辛亥革命（一）群体事件不断（二）同盟会发动起义（三）辛亥革命中衡阳籍的著名人物“天朝大国”为何轰然倒塌？——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李康杏
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是近代史上一个特别重大的历史事件，中国人家喻户晓。我今天重讲这一话题，从现代经济、执政基础、人才建设、社会管理等方面，微观地分析一下辛亥革命的背景和过程，供观众朋友们温故而知新，以此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一、政权垮台之快，堪称历朝之最日深夜，武昌爆发了推翻清王朝的武装起义，这一年旧历为辛亥年，历史上称之为辛亥革命。到11月27日，短短1个半月，先后有15个省市（包括上海）宣布独立，脱离朝廷（见下表）。10月22日
湖南宣布独立
九江（江西）
云南、安徽
上海、江苏
浙江、贵州
广东、福建
海军起义12月29日，17省代表集聚南京，推选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日，清帝宣布退位。号称“天朝大国”的清王朝，在短短四个月里轰然倒塌，灰飞烟灭。一个庞大帝国，坍塌得如此迅速，这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堪与清王朝比肩的大一统政权，都经历过暴风骤雨般的民变和兵变，但都要经过较长时间的战争和顽抗，没有一个政权倒塌得如此迅速。（见下图）朝代
陈胜、吴广起义
刘邦、项羽起兵
绿林赤眉起义，豪强起兵
光武中兴，汉祚延续
农民起义，李渊起兵
唐未亡，被削弱
王仙芝、黄巢起义
唐未亡，走向割据
刘福通等大起义
李自成、张献忠起义
北京陷落，崇祯吊死，明朝失去黄河流域
到1861年南明彻底灭亡，前后战乱持续34年。
清王朝离今天最近，大家都比较熟悉。近二十年来，清宫戏特多，总的感觉它相当强大。与历史上所有朝代相比，清代十二帝平均素质最高，出现一连串大有作为的皇帝，努尔哈赤、皇太极是一代枭雄，统一东北和蒙古部落。入主中原以后，最耀眼的是康熙、雍正、乾隆，顺治、嘉庆也很不错。从历史功绩上看，清朝开疆拓土，功业最辉煌，建立了我国历史上最广大的疆域，也是当时世界上幅员最辽阔的国家，陆地面积在一千二百万平方公里以上，比我国现在的国土面积多三百平方公里。平定西北、打败沙俄、收复台湾，周边小国无不归附，万邦来朝进贡，被尊称为“天朝大国”，真是名副其实。这一切足以说明清王朝是一个强大的政权。鸦片战争是清王朝的转折点，由盛转衰，厄运连连。第一次鸦片战争，割让香港，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沙俄从西北、东北割走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土地，相当于七个湖南的面积，中法战争虽胜犹败，中日甲午海战惨败，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庚子年八国联军再次攻入北京，等等等等，噩梦不断，这些劫难都顶过来了。太平天国打了11年，同样没有垮台，捻军和西北回民起义又打了七八年，新疆闹独立也折腾了十多年，都平定了。这说明清王朝这个庞然大物，仍然具有很强的抗打击能力。可是，武昌起义，这原本是一个很小的兵变，甚至是一个比较孤立的事件，居然引起政治上的超级地震，山崩地裂，刹那间全国响应，短短1个半月，22个省，就有15个省市宣布独立。一半以上新军哗变和起义，海军全部倒戈。当时清军共有陆军新军14镇（师）、18个混成协（旅）、4个标（团），先后起义、解散，竟然有7个镇、10个混战协、3个标。作为封疆大吏的总督、巡抚（巡抚相当于省长，总督高于巡抚，相当于大军区司令员，但同管民政），全国共有三十多人，90%逃走和投降、反正。陈灨一先生《甘移随笔》记载：“辛亥鼎沸，识者已知清之必亡。盖督、抚什九弃城遁。以身殉节者，闽督松寿、晋抚陆钟琦、赣抚冯汝马癸三人而己。”一听风吹草动，地方官作鸟兽散，地方政权登时瓦解、易帜，这在其他任何一个朝代都没有发生过。官员逃散，军队哗变，各省独立，以上三方面现象，使清王朝这样一个天朝大国，在仅仅四个月就轰然倒下，堪为千古奇观。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历史教科书上讲主要是孙中山、黄兴领导的革命党的力量。革命党当然是首功之臣，但不是决定力量，革命党力量实际上太弱，前后十一次起义都失败了。武昌起义成功以后，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但站不住脚，被迫向袁世凯交权，这说明革命党的力量的确不足以推翻清王朝。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清王朝迅速倒台呢？问题的根子在清王朝本身。西方历史学家汤因比有个著名论断：任何政权和体制的垮台，都是因为自身腐朽糜烂了，外部的打击只是最后一个推力。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将从微观上、从细节上来考察清王朝末年执政基础的脆弱，执政体系的糜烂，具体讲五个方面：经济混乱、士绅倒戈、官员昏庸、武备废弛，人才枯竭。二、经济混乱、经济基础动摇经济是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对老百姓来说，谁当皇帝我不管，只要我有好饭碗，谁砸烂我的饭碗，我就跟谁闹翻天。因此，作为执政者，发展经济最为重要，古今中外凡是强大的政权、牢固的政权，都是经济发展较好，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搞得好，一好遮百丑。如果经济糟糕了，就民心不稳，必定失去执政基础。清朝末年，经济发展出了大问题。清朝在鸦片战争以前，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国门被洋人的坚船利炮轰开以后，外国资本进来了，商品经济进来了。经济基础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清朝的上层建筑仍然纹丝不动，坚守着落后的封建专制，官僚体制和官僚集团都不善于管理经济，导致经济一片混乱，上至士绅下至黎民百姓苦不堪言，怨声载道。经济学家梁小民先生著的《在历史与经济之间》，分析了晚清的经济乱象，最能说明问题。（一）币制混乱1、货币种类太多。清政府的法定货币，有白银、制钱（铜钱）、银元、钱票、银票、官票、宝钞、铜圆、兑换券。其中，白银因为重量和成色不同又种类繁多，梁启超所著的《币制条议》，列举白银有73种，唐有任所编的《国内汇兑计算法》，列举171种。货币种类繁多，换算极为复杂，例如：白银本身种类繁多，清政府规定，缴纳不同种的税赋，须使用不同类的白银，主要有五种：征收租税时用“库平”，征用漕银折色用“漕平”，对外贸易用“广平”，征收进出口税用“关平”，还有公法平。据海关任职多年的美国人马士计算，这五种“平”的关系是：关平100两＝广平100.2927两＝库平100.9986两＝漕平102.8108两＝公法平104.6517两。白银的成色又分为纯银、足银、纹银和标准银，相互之间也有换算，如：50两足银的元宝等于52两7钱的标准银。再如：白银与制钱之间也有换算，1两银子等于1000文制钱。还如，制钱由于含铜量不一样，制钱之间也相互换算。由于白银大量外流，清政府越到后来越大量使用制钱，导致白银与铜钱比价急剧变化，制钱越来越贬值。由于制钱成为民间主要货币，发行量极大，后来铜的原材料越来越珍贵，清政府就不断降低含铜量，面额却越来越大，银铜以及铜铜比价一路高攀，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各种货币之间的比价频繁波动。给大家举个例子。作家老舍是满族人，父亲是看守皇城的旗兵，每月发饷银，用以维持全家六口人的生计，十分困难。老舍母亲每次要把饷银拿到钱铺去兑换成制钱，各个钱铺比价不一样，每天不一样，有时一天几次变动。为了多换几个钱，老舍母亲要走许多家钱铺去比较，有时在北京城转了一整天，遇上比价下落，反而少兑换几百钱，心痛不己。这说明老百姓在经济上、财产性收入上没有安全感。货币种类繁多，而且换算复杂，让人难以搞明白，使用起来极为不便，不利于工商业发展，也危及老百姓的生活，只利于官府、官员和不法商人从中盘剥和敲诈。2、货币发行的机构多。洋务运动以后，清朝成立了户部银行，1908年又改组为大清银行，属于中央银行，但是它不是货币发行的唯一银行。发行机构十分混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官方、私人、国人、洋人都可以发行货币。各地地方政府和民间都可以铸银锭，所以才有五花八门的白银，民间的钱庄、票号、银号都可以发钱票、银票，外国银行可以发行竞换券和银元。总之，大家都可以发行货币，数量不受限制。滥发货币，导致金融一片混乱，货币贬值，物价上涨，例如：大钱、票钞发行最集中的北京，物价远高于外地。3、官员滥发货币，制造混乱，危害百姓。一些地方官通过滥发货币从中渔利。例如：湖广总督张之洞就通过滥发货币来为自己投资失误“埋单”，向老百姓转嫁危机。在晚清，张之洞是个了不起的人，无论是才干还是品德都堪称一流，但在这种腐败体制下，他同样会干荒诞事，同样会为了个人政绩而胡乱蛮干。张之洞担任两广总督时，筹划在广州城外的凤凰岗创办一个铁厂，委托驻英国公使刘瑞芬订购炼铁大炉两座。其实，广州既无煤矿又无铁矿，这两种主要原材料都没有，根本不具备办铁厂的条件。但张之洞很想有所作为，只要政绩，不讲经济规律，凭他的权力，要盲目办铁厂，谁也拦不住。但恰巧在机器未运来时，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管辖湖南湖北两省。张之洞就把这个项目带到湖北，决定选址汉阳，把这个大项目放在自己身边，也许有利于各级官员参观视察，政绩更容易显现，于是再一次把经济规律抛在脑后，因为，铁矿石在湖北大冶，到汉阳的运输距离为120公里，（100多年前，120公里可远了），炼铁所需的煤炭更远，在河北开平，这个铁厂选址肯定再一次选错了。可是，后面还有错上加错的，张之洞又坚持把厂子建在大别山麓，这里地势低洼而潮湿，必须先垫高地基才能建厂，共计填高一丈土，花了30万两白银，占设备投资的10%。在选择设备时，应当根据铁矿石的含磷量来决定采用哪种设备，刘瑞芬从英国打来电报，要求送铁矿石样品到英国化验，以便确定采购哪一种设备。张之洞为了早日开工（可能是给慈禧太后祝寿的献礼工程？），怕耽搁时间，竟然告诉刘瑞芬：什么炉子方便就采用什么，反正我国什么矿都有。结果从英国买来的转炉不适用，脱磷水平低，生产出来的钢铁易脆裂折断，自然卖不出好价钱。当时进口钢铁每吨30余两白银，汉阳钢铁厂仅每吨23两白银都无人问津。自光绪20年开始生产，到光绪24年，仅仅四年，累计亏损100多万两白银。怎么来弥补这个大窟窿？湖南、湖北两省财政本来就十分困难，怎么办？张之洞想到了发行货币，反正朝廷不管，地方政府有权发行货币，用合法手段来为自己失误“埋单”，何乐而不为？当时流通的制钱重1钱，铜圆重2.7钱，张之洞颁布政令：宣布一个铜圆等于10枚制钱，仅此一项政府就获利1400万银元，如此瞎搞大大增加了货币量，物价也因此上涨10余倍。举这个例子，说明官员可以利用乱发货币，在政治上掩盖失误失职，放纵腐败，经济上必定扰乱经济秩序，转稼危机，掠夺百姓。象张之洞这样正派能干的官员都如此胡来，大清的经济还有救吗？究竟谁在破坏政权？谁在扰乱天下？让人一目了然。（二）金融危机清王朝被西方列强用炮舰轰开国门，被迫对外开放，外国资本涌入。当时的统治者睁眼看世界的极少，思想观念没有与时俱进，仍然是满脑子当官驭（yùn）民之术，没有积极学习近代经济知识，应付不了这种开放局面。再加上不停地割地赔款，天文数字的赔款，清政府被迫以各种税收、矿山、铁路作抵押，向外商银行大量举债，因此，经济上逐步被外资和外国政府所控制。外国政府及外国资本肆意掠夺压榨中国的工商业者，巧取豪夺，清政府束手无策，经济搞得千孔百疮。从办洋务开始至辛亥革命，短短四十年，就发生五次金融危机，政府无能糜烂之极，这是中外任何国家所绝无仅有的。第一次金融危机发生在1873年－1874年。外国银行资本雄厚，我国原有的钱庄根本不是他们的竞争对手，外资银行在我国吸收的存款，再放贷（短期拆借）给中国的钱庄，逐步控了中国的钱庄。中国出口主要商品是蚕丝和茶叶，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一直是贸易顺差，至1873年，中国贸易逆差达到300万两关银，钱庄的银票吃紧，被迫向外国银行拆借。外资银行此时只吸不贷，而且联手抬高汇率，阻碍中国丝茶出口，致使中国丝茶出口减少210余万两，钱庄收不回贷款，外资银行只催收贷款而不放贷，造成中国商行破产五六十家，到1874年，有一半以上钱庄破产。事隔五年以后，外商银行又联手，用同样手法，制造了第二次金融危机，导致二三十家钱庄倒闭。通过这两次金融危机，外资几乎垄断了中国的丝茶出口和价格，也垄断了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和信贷市场），可以任意操纵和打压中国的资本市场。再过四年，至1883年，又掀起第三次金融危机，上海市场的78家大钱庄只剩下10家，受连累的钱铺达三四百家。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影响最大的是阜康票号破产，它就是大名鼎鼎的红顶商人胡雪岩的钱庄。胡雪岩从1881年开始囤积生丝，到1883年5月已达到14000包，垫付白银2000万两，企图高价售出。但意大利生丝丰收，国际生丝价格一路下跌，胡雪岩低价甩出，亏损严重，且债主催还贷款，风声传出，存户争相提款，资金链眼看断裂，外资银行拒绝拆借，乘机挤压，导致阜康倒闭，各地阜康分号纷纷相继倒闭，这一消息传到北京，京城著名的四大恒钱庄（恒兴、恒和、恒利、恒源）受到挤兑，引发全国性的钱庄倒闭。1897年发生了第四次金融危机，时称“贴票风潮”。贴票是潮洲商人郑氏的协和钱庄所创，期限为半个月，起初的利息为20%－30%，后来高达50%－60%，相当于现在的非法融资和高息揽储。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资金链终究要断裂。后来贴票发行太多，钱庄无力偿还，引起人们的恐慌，波及所有钱庄，再一次引起金融危机。这一次是咱们中国人自己闯的祸，与洋人无关，但也说明政府没有监管，洋人和自己人都来捣乱，金融一片混乱。第五次金融危机是发生在辛亥革命前夕，是英国人在此搞的股票诈骗案引发的。英国人麦边于1903年在上海成立兰格志拓殖公司，宣传从事开辟橡胶园、开发石油、煤炭、采伐木材等业务，进行募股活动，实际上是个皮包公司。到1909年，世界橡胶价格暴涨，许多人购买橡皮股票，面值100荷兰盾（合白银60两）的股票被炒到1000两白银，兰格志拓殖公司骗到钱后卷款潜逃，原来承做股票抵押的外资银行也中止该项业务，并追还贷款，这种股票顿时成为废纸，引发金融危机。经过这场劫难，1909年上海有钱庄100家，1911年只剩下51家了。其中，四川铁路公司存在上海几个钱庄的三百万两银子，全是四川官府、士绅、商人、工人、农民集资入股的钱，因钱庄在这次橡皮风潮中突然倒闭而血本无归。我前面讲晚清币制混乱和金融危机，让大家了解其经济管理状况。以前大家也许只知道清朝政治上特别腐败，签了很多卖国条约。其实，清政府经济上的腐败无能比政治上更厉害，更糟糕，当然二者有因果关系。中国的老百姓很现实，不管谁当皇帝，只要自己有饭吃，就不造反生事，政权就会平安无事。清政府签了那么多卖国条款，没有一条引起老百姓反抗。从历史上看，政治腐败往往不会引发民变，只有经济上一败涂地，民不聊生，才会激起民变。象清政府这样经济上特别腐败，币制混乱，官府可以任意盘剥百姓，金融失控，每隔几年，就来一次金融危机，对老百姓来一次洗劫。对这样的政权，不但社会底层的百姓深恶痛绝，作为中上层的士绅商吏也厌恶透顶。没有人拥护支持的政权，不垮台才怪。三、士绅倒戈、政治基础瓦解士，旧指读书人，有学问的人，掌握知识的阶层（群体）。绅，古代士大夫束腰的带子，下垂的部分叫绅，旧指地方上有势力、有功名的人，所谓有势力，就是指有钱又有一定学问的人，在一个地方说话管用。士绅：泛指有钱有知识有势力的人，现代所称“绅士”，来源于欧洲，是指有教养很体面的人，也是指有钱有文化的人，贫困潦倒、目不识丁，肯定成不了绅士。绅士、士绅，中西方所指是同一阶层。清末出现的绅商阶层，是指经商办企业的士绅们，都集聚在大城市。读书人可以通过举荐和科举考试做官，有钱人可以花钱买官（捐官），因此，士绅是预备官僚，是官僚的后备队伍，跟官府结合得很紧密，属于利益共同体。因此，士绅是封建社会最有势力的阶层，是支持皇权的中流砥柱，有了士绅的坚强支持，皇权必定牢固。但是，晚清的士绅为什么会倒戈？一反千百年来支持皇权的传统，转而支持革命党呢？我在前面讲晚清经济混乱时就交待了。混乱的币制、接连不断的金融危机，首先伤害的是士绅阶层，连胡雪岩这样的红顶商人，士绅中的姣姣者，士绅阶层的杰出代表人物，都被整垮了，真是寒了士绅们的心。他们看透了清王朝已经彻底腐朽，不可救药了，跟着这样的政权只会倒霉，甚至陪葬。因此，他们觉悟了，不跟着玩了。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反戈一击，武昌起义的炮声，仿佛是吹响了集结号，士绅们不约而同地向清王朝发起总攻。但是，全国士绅们不约而同、在刹那间突然形成高度集中的爆发力，得益于两个平台。（一）资政院和谘议局的设立，使士绅阶层走上组织化。迫于国内外形势的压力，清廷于日宣布仿行立宪，即模仿西方国家、推行君主立宪的政体。根据这一改革方案，首先需要设立准议会（相当于议会），在中央设立资政院，在各省设立谘议局。当时的中国，共有22个行省，每省需设一个谘议局，由于新疆相当落后，暂时不设，所以，只先后选出21个省谘议局，相当于省一级的地方议会。1908年，开始推选议员，议员的名额，实际是参照科举时代的名额，即各省根据人口和读书人比例确定的秀才名额。选民的资格、门槛相当高，25岁以上男子，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才有资格：1、曾在本省地方办理学务及其他公益事业满三年以上，并卓有成效（有为人民服务的业绩）；2、曾在本国或外国获得中学以上学历或者相当于中学学历。3、有举贡生员以上出身（即秀才）。4、曾任文七品以上、武五品以上实缺职官，未曾被参革过（没有劣迹、污点）。5、在本省拥有五千元以上不动产和营业资本。6、外省寄籍但拥有一万元以上不动产和营业资本。从这些条件来看，选民都是有钱、有文化、有地位、有影响的贤达之士。这种民主虽然范围相当窄小，但切合当时社会实际。而候选人资格更高更严，必须年满30岁以上，道德声望卓著。按此条件选出的谘议员可以说都是当地响当当、很有号召力的人物。从候选人条件看，有两个硬指标，一是必须有钱，没有钱不可能受到那么好的教育，没有钱不可能去办公益事业。二是必须有文化，没有文化就没有品味，不能进入上流社会，不可能做大事业。但光有这两点不足以当选谘议员，最关键是要热心公益事业，只有热心公益事业，多做好事，才会赢得社会声望，才能拉到选票。才能历练参政议政的素养和才干。从事后的选举结果来看，当选的谘议员的确是当时士绅精英。据台湾学者张朋园统计，全国谘议员具有生员（秀才）以上功名的占将近九成，其中十分之一的人，受过新式教育，多数为留学生。乃至于后来议员因反对皇族内阁而请愿时，摄政王见到请愿多是留学生，大吁革命党来了。从后来参政议政结果看，这帮人也相当硬扎，有主张、有风骨、有水平。以上讲的是省议会，下面讲一下资政院。作为准国会的资政院，设200名议员，朝廷和地方各推100名，因新疆未参选，实选共有196名议员。一半由各省谘议局推举，属于民选议员，一半由皇帝钦定，属于钦定议员，其议员素质结构与谘议局相似，素质都相当高。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社会精英名流（除革命党外），象清末状元张謇、谭延闿、陆润庠都名列其中，并担任谘议长。有人比较过，清末谘议局、资政院，议员整体素质超过民国任何一届议会。作为社会精英的士绅，本来分散在全国各地，没有组织，没有联络，力量和影响只限于当地。如今有了资政院和谘议局，把士绅杰出代表都集中组织起来了，形成了整体力量，可以左右政局。当然，朝廷把这股力量发挥得好，搞好统一战线，士绅们会自觉自愿成为巩固皇权的中流砥柱，发挥得不好，他们就会成为皇权的一股反对力量，加速皇权的滑落和倾覆。（二）开张不利，新机构与老体制摩擦不断梁启超说得好，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个准议会也是三千年来破天荒的变局之一，帝制垂直统治的行政架构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如今突然冒出一个谘议局来，从上到下，都有点不便。对这个新生事物，大家都不适应，于是开张不利，惹出许多麻烦。有的地方行政长官根本不把谘议局放在眼里。如江西巡抚冯汝马癸，为了给自己两个爱妾找房子，就将离自己官署很近的洋务局安排给两位爱妾居住，而将谘议局改作洋务局。纯属荒诞胡来。为人耿直的江西布政司（相当于常务副省长）沈瑜庆据理力争：谘议局是代议机关，费了好大劲才筹办起来，怎么可以改为洋务局呢？这不让人民猜疑，让外国人耻笑吗？冯汝马癸大怒：“这是我的特权，不是你能干预的。”气得沈瑜庆辞职而去。督抚与谘议局之间经常闹矛盾，单就能否平等行文这点小事，就闹个不休。各省谘议局费了好大气力，才争到跟督抚的公文往来能够大体平行的权力。争执最多的，是预算问题，督抚方面原来根本没有预算意识，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暗箱操作，习以为常！现在要将预算提交谘议局审议，矛盾就发生了。再者，在具体权力上也存在争夺。四川的谘议局跟督抚在四川铁路控制权上有摩擦，江西的谘议局跟巡抚在统税改征银元上有矛盾，广东谘议局则在禁赌期限上发生分歧，云南谘议局则在增加盐价上闹腾。这些无处不在的摩擦和争斗，互有胜负，但总体上提升了谘议局的社会声望和地位，尤其是，各地谘议局组织了联合会，性质上已经接近议会政党了。全国谘议局联合会发动了三次立宪请愿，一次比一次规模大、声势高，更扩大了与朝廷的鸿沟。地方谘议局开张不利，闹得不可开交，作为准国会的资政院也风波不断，热闹非凡。因为，习惯于一言堂的朝廷更不适应这么一个吵吵闹闹的机构。1910年资政院弹劾军机处案，就使这一体制陷入困境。此案的起因是这样的，该年湖南巡抚杨文鼎开办地方公债，未交本省谘议局议决，擅自开始发行。湖南谘议局议长谭延闿抗议无效，愤而将该案提交资政院核议。资政院自然对这样明显侵权的案件，马上核议上奏。然而，朝廷调查此案以后答复说：未交谘议局议决，仅属疏漏，而公债照发。这样的处置十分荒诞。从道理上讲，公债最终要用税收来偿还，发行公债涉及绅商和民众经济利益，因此督抚应当与谘议局商议。过去没有谘议局，这样的事，官府也要跟绅商们商量，这是传统和惯例。从程序上讲，既然军机处认为督抚“仅属疏漏”，那也该弥补这一程序，怎么能不顾疏漏而公债照发呢？议员们不服，在议会里吵翻天，连钦定的议员都纷纷随声附和，这些钦定议员虽然是朝廷亲信，但也是一帮学者名流，有些傲骨和主见，不是纯粹的应声虫，道理上讲不过去的事，他们不好意思强辩。议员们通过动议，以政务玩忽为由，要军机处到资政院来答复质询。军机处（实际上是皇帝的秘书班子）根本不予理睬，资政院不依不饶，改由咨文质问。军机处因此答复：只有内阁才能对议会负责。这种答复相当于指责资政院在胡闹，你资政院不是议会，我军机处也不是内阁，现在还是仿行立宪，没跟你们玩真的，别把鸡毛当令箭。不软不硬，军机处呸了资政院一顿，裂痕进一步加深。这个案件还没有了，云南和广西又接连发生两起巡抚侵权事件。这下没等朝廷拿出处理意见，资政院就决议弹劾军机处。皇帝将弹劾案件打回来，议员们再次抗命，批评皇帝的朱谕不符合宪政精神。士绅们敢于批评皇帝，这也是破天荒头一回，说明这些首届议员的确是士绅中的精英，有读书人的傲骨，没有当皇上的奴才，实在难能可贵。当然，皇帝颁布的仿行立宪草案也规定了议员的言论不受追究。议员们毫不退缩，居然以102票的微弱多数支持继续弹劾军机处，弹劾案进呈以后，摄政王载沣（光绪的弟弟，宣统的父亲）扣住不发，拖。（三）朝廷排汉收权，议会与朝廷闹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资政院越闹越大了。1911年5月，朝廷推出了责任内阁，11个内阁成员，有7个是皇族，汉族只有4人，是典型的皇族内阁。其中汉人中就有道德声望极差的盛宣怀。这帮内阁成员，无论从民族结构，还是整体素质都极不合理。这一举动给了以汉人为主的资政院当头一棒，大家终于醒悟，原来朝廷仿行立宪是搞假的，真实意图是排斥汉人。另一件事是朝廷宣布铁路和矿山收归国有，直接危害了士绅们的利益，全国一片哗然，资政院也炸开了锅，议员们愤怒叫骂，嚷成一片，把朝廷派来解释的大臣骂得狗血淋头，无地自容，连钦定的议员都转而支持反对派。议员们群情激愤，先后通过两项决议，一项是否决皇族内阁，一项是要求处死主张铁路国有的邮传部大臣（邮电通讯和交通运输部部长）盛宣怀。这两项决议当然都不会被朝廷接受，双方彻底闹翻。此时此刻，议员们政治理想彻底破灭，经济利益也危危可及，灰心绝望，愤怒难耐，纷纷开溜，回到家乡闹革命去了。资政院的表现，让我们联想到今天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议会，有时也大吵大闹，一些议员抢话筒、摔桌子，甚至扭打成一团，很没“绅士”风度，很失体统。其实，咱们中国人的第一届“国会”也是这样，议员们都是社会贤达名流，决不是社会烂仔，他们愤怒叫骂，不讲斯文，恰恰是在努力抗争，认真履行职责。脾气大一点，反而监督效果更好些。（四）保路运动，士绅阶层齐抗争自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认识到铁路对于国防的重要性，开始大力修建铁路，自1896年－1904年，一共兴建铁路一万三千公里。铁路虽然大增，但代价十分沉重，由于清政府财政一直十分困难（两次鸦片战争的赔偿，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巨大军费开支，马关条约赔款，庚子赔款等等）。建铁路的主要资金是向外国银行借款，作为回报，朝廷就把铁路的管理权、用人权、稽核权、购料权拱手让给外国的借款公司，尤其严重的是，根据借款合同，中方必须以全路产业作为抵押，如果到期不能还本付息，外方将把铁路据为己有，如此苛刻的合同和重利盘剥，导致了中国铁路权益的严重流失，乃至国家主权丧失。1、爱国与逐利，绅商齐心修铁路1903年，四川总督锡良奏请铁路商办，从朝廷、商部、户部、外务部到各省的绅商，均空前一致地表示赞同，从洋人手中收回路权，由中国商绅自筹资金，中国人自建铁路，几乎成为全国上下的共识。1904年“拒外债，废成约，收路自办”成为全国士绅的鲜明口号，各省督抚牵头，士绅商民纷纷筹款自办铁路。例如，与清末状员、江苏南通人张謇并称为“张汤”的汤寿潜，就是商办铁路的楷模。汤寿潜（），浙江绍兴人。他在1905年春，联络士绅成立了“浙江全省铁路公司”，被公推为总理，清廷授予四品京卿，总理全浙铁路事宜。次年，江浙两省分头动工建筑苏杭甬（宁波）铁路，只用3年时间，杭州至浙苏边界的枫泾300多公里铁路就全线开通，仅耗银600多万两，被誉为中国商办铁路中速度最快、质量最优、费用最省的一条。汤寿潜经常亲临一线，“不受薪金、不支公费，芒鞋徒步，忽杭忽沪者无论矣！”汤寿潜成了地方绅商自办铁路的楷模，大大鼓励了国人。辛亥革命时，他被公推为浙江省都督。一些已经借了洋款的省份，开始从洋人手中赎回铁路修筑权（指已开工的铁路），如：1904年，湖广总督张之洞用650万美元的巨资，亦即高于原价近一倍的资金，从美国人那里赎回了粤汉铁路的修筑权。在此鼓励下，从1905年至1908年，各省商绅先后赎回了沪宁铁路、苏甬杭铁路、广九铁路承办权，这一时期，铁路商办运动进入高潮。铁路商办的主力军是地方绅商，资金来源是向民间筹资入股，上至官府和官员，下至贩夫走卒，参股面甚广，当然，出钱最多的还是各地绅商。从省份来看，铁路商办最积极的是湖南、湖北、广东、四川、江浙沪。张之洞先后担任两广总督和湖广总督，兴办洋务最力。四川曾有光绪皇帝御批“铁路准归川人自办”，江浙沪则因经济发达，士坤富足，筹款容易，修路进展最快。相比之下，四川修筑铁路周折最多，后来吃亏最大。1903年，四川总督锡良和湖广总督张之洞商定修建川汉铁路，武汉—重庆—成都，宜昌以下由湖北负责修建，宜昌以上则由四川负责。1904年，四川铁路开始兴办，用募股的方式筹建资金，自督抚以下的各级官员至大小士绅、地主、商贾，乃至贩夫走卒，袍哥、帮会等等，社会各界各阶层，无不参股。到1905年，四川铁路公司筹集到一千四百万两白银，1910年四川第一条铁路宜昌到香溪口一段破土动工。2、收权与争利，“大刀”向绅商头上砍去正当商办铁路如火如荼、士气高涨之时，清政府当头泼下一盆冷水，宣布将铁路收归国有。这大清国的决策者为什么大脑短路，出尔反尔呢？这里先介绍一下铁路国有化强硬派人物、邮传部尚书盛宣怀。盛宣怀是李鸿章一手栽培提拔的亲信，从办轮船招商局起家，执掌招商局二十多年，招商局亏空累累，最后被迫转为商办，即国有企业办不下去了，被迫改制成国有控股的民营企业，他本人却成了中国第一富商，还为恩师兼后台老板李鸿章赚了2000多万两银子，因此，盛宣怀是典型的国家蛀虫，国人无不切齿。但国人切齿痛恨，抵不上朝廷宠爱有加。人家背景硬，闯祸有人罩着。盛宣怀善于结交权贵，李鸿章去世以后，盛宣怀又攀上了镇国公载泽，载泽与奕匡、载沣、载涛、载洵并列为清廷五大财神，实际上是五大贪官。载泽的老婆是隆裕太后（宣统之母）的妹妹，隆裕太后将自己的钱交给载泽去放高利贷，载泽则将此事交给盛宣怀去办，真可谓知人善任。盛宣怀极善理财又舍得阿谀行贿，让他给太后代办放高利贷的事，简直如鱼得水，牟取暴利那是板上钉钉的事。盛宣怀每月跟隆裕太后结算一次利息。俗话说，为上司干一百件好事，不如跟上司干一件坏事，为上司干好一百件公事，还不如为上司办成一桩私事。可见，盛与最高当权者关系之铁，尽管搞垮了轮船招商局这样的特大型国有企业，仍然可以安危无恙、升官进爵，国人“切齿”也白搭。主张铁路国有的盛宣怀，在奏折里列出了三点理由：①“欲使铁路纵横四达，则非国家出力，断难办到。”盛宣怀援引德国的例子，德国原来也是民办铁路，后来收归国有，铁路建设得到了大发展，说明国有的效果极好。②民办铁路筹资十分困难，铁路建设进展缓慢。他举了粤汉铁路的例子，自从张之洞以巨款为代价从美国赎回铁路权后，至今已7年，粤汉铁路尚未完工，说明民间自筹资金修建如此浩大工程，难以胜任。朝廷能够集中财力办大事，比商办更有优势。③民办铁路缺乏国家控制，“经理之人，或是结党营私，或者是蹈虚而不务实”，而从老百姓那儿搜括来的巨款，“虚糜坐耗（白白浪费），甚至侵挪倒帐”，“是欲利地方，而适所以害地方也。”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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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康杏(市人大常委、民建衡阳市委专职副主委)
武昌起义，快的连在国外的中山先生也想不到，临时派黄兴回来领导。领导起义的，也就是个排级干部，最后才把黎元洪“抓”出来当首领。这比起黄花岗起义要容易了很多。武昌起义只是压倒清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李老师的“天朝大国”课，有别于历史教材的地方是“士绅倒戈”。过去我们学历史，都是民不聊生，官逼民反的推论。这次谈到了士绅倒戈，这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士绅有别于皇族贵族，其成份就是些工商读书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些企业家、知识分子、中产阶级。他们有知识有产业，与无产阶级的革命性不同，他们是希望稳定和谐的中间力量。如今这般人都痛恨天朝大国了，那天朝真的是众叛亲离了。因此，现在世界各国的共识便是建立“橄榄球社会”而不是“哑铃社会”。橄榄球的两端是最富与最贫，中间就是中产阶级。而哑铃社会刚好相反，最富与最贫占大多数。现在的中国，基尼指数达到0.5左右，就是贫富悬殊的危险信号。因此，才会有迫不及待的收入分配改革要求。
“天朝大国”为何轰然倒塌(二)
盛宣怀以上三点理由，从道理上也还说得过去，站得住脚。但为什么不能服众呢？为什么没有说服各省的地方实力派呢？因为，话虽然有道理，但说话的人和说话的政府缺乏威信，缺乏人格魅力，象秃头的人推销生发剂一样，没有生意。没有威信的官员和政府，不管说得怎样头头是道，甚至天花乱坠，人们都会无动于衷，都会千方百计提出质疑。针对第一条理由，国办比民办好。清政府办过洋务，倾全国财力搞军事工业，富国强兵，办北洋舰队，结果怎么样？北洋舰队被小日本打得稀里哗啦。当然这些话不能摆到台面上讲，要杀头的。但士绅们都心知肚明，所以，当盛宣怀讲国办比民办好，几乎没人相信。盛宣怀举德国的成功经验，人家德国政府是什么样的政府，你满清朝廷能比吗？不害羞。针对第二条理由，民间筹资十分困难，修建铁路进展缓慢。盛宣怀指责别人是秃头时，忘记自己也是癞子。民间筹资的确困难，情况属实，但是，你大清国财政就富裕吗？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大清国就一直在赔款，一次比一次赔得多，一直没有消停过，财政早就入不敷出，债台高筑，哪有钱去修铁路啊？民间尽管筹资困难，老百姓尚在积极认购铁路股票，好歹是掏自己的腰包。而你大清国筹集铁路资金，无非是向外国债款，把铁路、矿山、税赋、海关厘金统统抵押给外国。宁愿替洋人牟利，也不让自家百姓沾光，这岂不是那个心狠手毒西太后的 “宁赠友邦，不与家奴”思想的翻版吗？用咱们老百姓话讲：“宁愿给蛇吃，不愿给爹吃”。当然，这话也不能拿到台面上讲，但嘴吧上不讲不等于心里不明白，你盛宣怀也太侮辱全国士绅的智商了。针对第三点理由：民办铁路的资金管理存在问题，有浪费挪用亏空等现象。盛宣怀说这话更没资格了，让人起鸡皮疙瘩。大家承认民营企业有浪费挪用亏空现象，难道收归国有就能杜绝吗？国有企业的官员就廉洁高效吗？事实上，浪费挪用、贪污民脂民膏最凶狠的恰恰是大清国政府，全世界都晓得，中日甲午海战前夕，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60万两白银用于为自己祝寿，建造颐和园，害得海军买炮弹、更新设备没有钱。再说盛宣怀本人，靠搞洋务运动起家，当轮船招商局总裁二十多年，招商局亏得一塌糊涂，而盛宣怀自己却成了中国第一富翁，是臭名昭著的大蛀虫，大贪污犯。不但没有承担一丝责任，反而越腐越升。这样的腐败政府和腐败官员来搞铁路国有化，能让人放心吗？铁路国有化，是一项重大经济改革，涉及到中央和地方、政府和士绅之间的重大利益冲突，风险无疑很大。尤其是清廷选择盛宣怀这样一个劣迹斑斑、臭名昭著的人来推行如此重大的政策，更是没有威信，没有号召力，改革的阻力和风险陡然增加，险象环生。清廷的当政者也知道风险巨大，但为什么还要一意孤行呢？难道真的象盛宣怀讲的那样，政府是出于加快发展铁路事业、为了老百姓利益吗？如果说清政府和盛宣怀具有这样的高尚动机，鬼都会笑出尿。而他们恰恰是喊着光鲜的口号，打着朝廷和个人的“小算盘”。一是为了从地方收权。1904年，清廷同意商办铁路，其实是一种放权，把重大项目的建设权下放给地方，下放给民间。地方政府和绅商借此结成了强大的利益联盟，在铁路商办和民间筹资的操作过程中形成了巨大的号召力和统率力，在铁路建成和管理后，又将形成巨大权力体系。这是皇权专制体制所不能容忍的，朝廷不愿看到社会自治势力的增强，害怕出现“小政府大社会”局面。再者，从狭隘的民族观念来看，牵头承办铁路的绅商，几乎清一色的是汉人，这势必导致汉人独享国家经济大权、加剧汉强满弱的局面，这也是满清皇族最不愿意看到的，因为“非我族类，不予谋利”的思想，在皇族中根深蒂固。二是为了跟民间争利。铁路建设蕴含着巨大的经济利益，据洋人银行测算，投资中国铁路，十年即可收回投资，所以外国银行最愿意借钱给中国修铁路，一直在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插手中国铁路建设。中国的绅商阶层也一致认为投资铁路最有利可图，所以干劲十足。“金桥银路”，自古皆然。现在也是如此，我们见过许多工业企业商业企业亏损倒闭，谁见过路桥公司亏损倒闭过？因为路桥经营具有相对垄断性，尤其在人口众多的中国（当时有四亿人口），交通市场广阔，经营路桥是包赚不亏的事业。清廷财政一直特别困难，嗷嗷待哺，找米下锅，修建铁路这样的肥差，怎么能拱手送给民间去搞呢？想明白了这个道理，清廷死命都要收回这一肥差，打着漂亮的口号——国营比民营好，再找几条民办铁路的岔子，师出有名，就可名正言顺、堂而皇之与民争利了，这是统治者的惯用手法。3、爱国与维权，士绅抗争风起云涌铁路国有化，是一项极易引起社会震荡的经济改革，经济上有与民争利之企图，政治上有卖国求荣之嫌疑，再加上由盛宣怀这样名声很臭的官员蛮横操作，这一政策天生就是一个祸根，一颗定时炸弹。日，朝廷发布诏书，宣布铁路收归国有。10天以后，盛宣怀与英、法、美、德银行财团签订借款合同。立即民怨沸腾。正在修建铁路的省份首先强烈反对，如前面讲到的浙江汤寿潜多次致电军机处表示反对，清廷调其去云南、江西任职，他断然拒绝。四川、湖南、湖北、广东等省士绅反抗尤为强烈。断然不顾民意，蛮干更加升级。清政府接着发布了铁路收回国有的具体措施，对各省情况区别对待，湖南、湖北所受待遇最优，广东次之，四川最差。盛宣怀将商人的精明算计和讨好清满权贵的奴性用到了政治决策上了，让朝廷在收购商办铁路股票时不能吃亏，不愿多出钱，不能为地方政府和士绅的亏损买单，地方绅商亏空自负，毫不安抚。比如，经过评估，湖南、湖北的铁路公司亏空不大，朝廷按原值收购其全部股票（并非退款，而是换发成国有铁路股票）。广东铁路公司亏空较多，朝廷则只按六成收购股票，另四成转为无息债券。四川亏空最大，朝廷只收购一半股票和少量无息债券，其余概不负责。从做生意的角度看，盛宣怀的算计相当精明，无可挑剔，但从政治角度来看，盛宣怀可谓“弱智”。他把朝廷和地方当作了买卖双方，而且强买强卖，以势压人。这一政策在帐面上赢了利，在政治上绝对赔老本。稍为清醒的人都会看到，朝廷不认帐的这些亏空，究竟由谁承担呢？各地原来发行的铁路股票都承诺了利息和红利，认购股票的老百姓尤其是绅商们决不想吃亏，决不愿放弃红利。这一头压怎么摆平？现在朝廷把铁路收走了，把亏空留给地方政府和铁路公司去承担，他们不但经济上要吃亏，情面上要当冤大头，也当不起这个冤大头。于是只好“祸水上引”，把矛盾挑起指向朝廷，自然而然地与广大绅商和百姓站在一边，对朝廷“齐鼓而攻之”。登时引起政治地震。只懂赚钱和阿谀的盛宣怀，却不懂政治至上的道理，舍不得为政治“埋单”。机关算尽太聪明，拍马屁拍得翻了车。果然，各铁路公司毫不留情地攻击这一政策，朝廷简直在抢钱， “既收路、又收款”（四川保路运动喊出的口号）。绅商极地煽动、民众抗争风起云涌。日，湖南绅、商、学界各团体发出传单，抨击清政府卖国行径。14日，长沙举行了各阶层人士参加的万人大会，“拒外债，保路权”，16日，长沙、株州1万多铁路工人游行示威，倡议商人罢市，学生罢课，人民抗租税。在湖北，宜昌到万县的铁路已动工修筑，清政府迫令停工，筑路工人和商人聚集起来抗争，清政府调兵前来镇压，数千筑路工人抡起铁锤、操起棍棒，与清兵搏斗，当场打死清兵20多人。6月10日，广东粤汉铁路股东召开万人大会，提出“万众一心，保持商办之局”，并致电湖南、湖北、四川各省，谓“铁路国有、失信天下，粤路于十日议决，一致反对。”在爱国和维权两个响亮口号号召下，很短时间内，湖南、湖北、广东的保路风潮连成一片，声势浩大，全国各地及海外侨胞、留学生也纷纷集会，通电、写信、发文予以声援。保护风潮尤以四川为甚。日，盛宣怀和铁路督办大臣端方联名向四川布政使王人文发来电报，告知川汉铁路股款处理办法，王人文看完电报后吓呆了，如此苛刻条件，如果公布出去，全省必定大乱，于是压下不宣。6月7日，盛宣怀、端方直接给川汉铁路公司驻宜昌总理李稷勋发电，电文公开，全省大哗。省谘议局谘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带头召集绅商，开会痛哭，满场大哭，大呼“四川完了”。他们联合2400余人签名请愿，6月16日，成都十万人集聚，成立了保路同志会，蒲、罗二人分别担任正副会长。全省沸腾，保路运动风起云潮，愈演愈烈，王人文自请革职，当地警察和巡防营不愿镇压集会群众（因为许多军官士兵及家属也认购了铁路股票），局面失控。川督赵尔丰诱捕蒲、罗二人后，引发民变。四川遍地烽烟。1911年10月端方带兵去四川镇压时，走到资州被哗变的士兵砍下脑袋。集资办铁路，绅商是骨干，是他们利益所在，事业所在。清廷的铁路国有化政策首先伤害的是士绅，既伤害他们的尊严，又侵害他们经济利益。本来士坤作为有产阶层，一向思想保守，不想闹事，一向巴结官府，与官府合作较好，可如今，朝廷拿他们开刀，欺负到他们头上。而且把亏空压在他们头上，使他们成了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面对这种双重委屈，他们不能再做沉默的羔羊，只好奋起抗争，利用自己在民间的影响力，以爱国和维权为号召，再加上有资政院和各省谘议局这个组织平台，上下呼应，左右联合，跟朝廷打起了“擂台”。资政院和各省的谘议局事实上成了这场运动的领导机构，许多原本毫无政治理想的士绅，甚至是维护皇权专制的顽固分子，但出于维护他们共同的经济利益而空前团结，众志成城，领导和发动了铺天盖地“保路”运动。面对汹涌澎湃的抗争浪潮，清廷一错再错，盛宣怀在执行政策上死硬顽固和清廷的僵硬蛮横，更促使士坤阶层对清廷腐朽昏庸、不恤民情的作派感到绝望透顶。（五）参加革命，士绅齐操戈因为保路风潮愈演愈烈，全国已成了一堆干柴，一个火药库。四川已经发生武装暴动，一些地区宣布独立，开始组织武装，会攻成都。此时此刻，地处九省通衢的武汉恰好爆发新军起义，便是点燃火药的引信，燎原之火，势不可挡，各地士绅闻变即起，几乎不约而同，毫不犹豫立即加入了革命行列。朝廷一向依重、作为政权栋梁的士坤阶层，全体倒戈，清政府的执政基础登时瓦解。1、湖北绅商，起义军的坚定同盟军先看看湖北士绅的表现吧。汤化龙，湖北谘议局谘议长，在武昌起义发生的第二天早上，他就赶到了指挥部。当时爆动的新军群龙无首，一片混乱，他的出现，登时稳住了阵脚，并发挥了核心作用。汤化龙是湖北的大牌名绅，中过进士，留学日本，在立宪请愿中与张謇、汤寿潜等人是核心人物，对于清廷搞假立宪，搞皇族内阁，特别是收回路权，都十分愤怒。他当时在北京为四川保路之事奔走呼号，没有结果，正在家里生闷气，满腔怒火正无处发泄。他主动加入到革命军行列，立即做了几件极为关键、砥定乾坤的事情。一是他提出通电各省，把武昌起义的消息立即传出去，呼吁各地响应，免得武昌一地孤军奋战。这个主意特别绝，实在是高。而且，汤化龙亲自起草通电，痛批满人亲贵，历数清廷罪状，极具煽情，对全国士坤有极大号召力，相当于战斗檄文。通电以后，全国响应，形势大变，乾坤颠倒。二是他成功规劝了黎元洪出任都督，统一了军事领导，振奋了士气。军队是最讲官阶资历的，当时起事的新军头目都是连长一级军官，在军中缺乏号召力，被迫把当时官阶较高，担任混成协协统（旅长）的黎元洪硬拉出来挂帅。这个黎元洪不是革命党，也没有政治理想，能力平庸，但为人老实，待人宽厚，在军中没有劣迹，士兵对他印象较好，把他抓出来挂帅，各方容易接受。革命是要杀头灭族的事，他拒不从命，一言不发，被人戏称为“黎菩萨”。汤化龙在湖北上层名望极高，亲自上门规劝黎元洪，给足了黎的面子，黎才开始履职。这黎菩萨虽然没有什么干才，但由于官阶较高，作为一个象征人物也很有号召力，在起义爆发后的几天，他的一个小动作起了大作用。当时清廷对武昌起义未反应过来，北洋军尚未开动，但武汉附近却有南洋舰队，军力和装备都十分强大。海军大臣萨镇冰最先率领军舰进攻武昌，如果猛轰武昌，则起义军必然难以招架。真是无巧不成书，黎菩萨刚好是以前从海军调过来的，是萨镇冰的学生兼部下。这时刻，黎元洪给自己老首长兼老师萨镇冰写了一封信，并附上礼物，萨镇冰收了信，退了礼物，竟然不可思议地保持中立，为武昌新军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机会。后来朝廷电令萨镇冰开炮，军舰上的大炮也是向空中和空地上开炮，岸上的起义军毫发无损。这位老萨与严复同时留学英国，应当具有开明思想，同情革命，保持中立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当时汤化龙也起了重要作用，汤化龙的弟弟汤芗铭（后来担任湖南都督，走向反动）是萨镇冰的参谋，兄弟两人积极策划老萨先中立、后反正。三是汤化龙争取外国对革命的承认，孤立清廷。他具有国际政治视野，发动大绅商利用与在汉口的西方国家领事的良好关系，向外国领事说明新军起义不是暴乱，是革命，请他们保持中立，承认革命军与清政府是平等的交战双方，这对清廷在国际关系上是雪上加霜。辛亥革命时期，清廷在国际上得不到任何声援。四是汤化龙掌握的汉口商团，马上投入维护秩序，协助革命军稳定局势。中国的士绅阶层历朝历代都有自办武装的传统，以家族、以地域为单位，自筹资金，自发组织一定的治安团队，叫家丁、寨兵、团练、民团、乡勇。平时看家护院，打击盗贼土匪，乱时保家卫国，拱卫朝廷，或者割据一方，但总体上是站在维护皇权一边，镇压农民起义。远的有曹操靠家族拉起的武装，成为统一北方的劲旅，近的有曾国藩办团练，李鸿章创办淮军，湘军、淮军名满天下，戏剧中有《水浒》的祝家庄、曾头市的团练，比官军还厉害，近有电影《闪闪的红星》中“胡汉山又回来了”等，讲的是土豪劣绅胡汉山组织还乡团，对红军反攻倒算。这些都反映民团的历史源远流长。到晚清资产阶级兴起，城市绅商强大，团练也就进城了。为了维护市场治安和消防需要，一些商贾发达的城市，都成立了各种保安会，统称商团。作为九省通衢的武汉，商团更为强大，汤化龙领导的武汉商会联合会，还为保安会配备了两千支德国毛瑟枪，子弹数万发。平时按军队训练，素质相当高。新军起义以后，汤化龙掌握的这支地方武装立即变成了新军的“武警”和预备部队，先是维持城市秩序，后来是直接参战，保卫武汉三镇。武汉新军起义时只有四千人，夺下汉阳兵工厂以后，大肆扩军，新招的新兵蛋子几乎没有什么战斗力。而此时汤化龙的商团训练有素，发挥了重要作用。2、江浙绅商，自主包办光复再说江浙地区的革命吧，这里经济发达，绅商实力强大，许多地方的革命和光复，基本上没有革命党的事，竟然是商团包办的。无锡是个钱庄业相当发达的地方，一般来说，钱庄多的地方都会有镖局，相当于武装护卫队。但无锡的绅商很“现代”，成立了体育会，不是搞体育项目，而是操练兵操，拥有武器，实际上是绅商的武装。江苏巡抚程德全宣布独立后，各县市有响应也有不响应的。无锡城内有两个县府（一个是无锡、一个是金匮），对光复无动于衷，也没有革命党活动。这时，绅商们的体育会列队整齐向两个县府衙门开去，浩浩荡荡武装游行，两位知县大人十分知趣，很平和地交出官印。无锡就这样和谐地光复了。江阴属于要塞，驻军较多，但因为没有革命党，驻军也无事可做。与驻军关系较好的商绅们，在武昌起义后组织了公团——同样是有枪的准军事组织。上海光复以后，公团从上海弄来大量枪械。江苏光复以后，驻军粮饷断绝，军官们主动找当地绅商要求解决给养。于是两家谈判，绅商同意供给粮饷，但条件是驻军和知县均听命于公团，同意光复。于是公团选择黄道吉日，举行光复仪式，知县交付印信，一枪不放，军事重镇江阴风平浪静地完成了光复。无锡商团首领蒋容，在一年后叙述他们光复经过时，明确说明他们对清末假立宪、搞皇族内阁、收回各省路矿权等倒行逆施不满。这与当时立宪请愿领袖张謇、汤寿潜、汤化龙的思想如出一辙，不谋而合，工商界、城市市民都乐于革命，不要革命人组织和号召，他们自觉闻讯而动，积极主动起来推翻清廷。再举浙江宁波的例子。宁波人善于经商，宁波帮在全国都声名显赫。武昌起义爆发时，宁波有新旧两支军队，历来有隔阂，新军实力强，而且倾向革命，旧军多为八旗兵，忠于皇室，但没什么战斗力。在此历史时刻，两军剑拔弩张。商界几个头面人物协商决定成立自己的民团，并游说新军旧军一起参加革命，满人的道台见势不妙，溜之大吉。没有政府了，商会和民团主动当起家来，驻军要靠商会接济粮饷，最后都答应组织新政府，绅商巨头们于是召集各界在小校场（相当于广场）开一个大会，宁波光复完成了。江浙经济发达，商绅势力大，在满清官员作鸟兽散时，商绅自觉主动地组织新政府，完成光复，比比皆是。3、上海起义，商团充当主力军上海的光复，虽然是革命党人领导的，但革命的骨干力量仍然是商团。上海是远东最大的商埠，她的光复影响巨大。上海革命的领导者是陈其美，陈其美（），又名陈英士，是孙中山的铁杆亲信，在辛亥革命中功劳很大，名气很大。之所以后来默默无闻，是受蒋介石的连累，蒋介石是陈其美的铁杆马仔，深怀知遇之恩。1915年陈其美被袁世凯派人秘密杀害。蒋介石着力栽培陈其美的两个侄儿——陈果夫、陈立夫。后来陈氏两兄弟长期把持国民党的组织大权，有“蒋家天下陈家党”之称。这是后话。上海的商团发源于体育会（兵操），属于商绅自己的治安队伍，有统一的指挥机构司令部，由老资格的上海士绅兼实业家、城自治公所总董李平书和商界领袖曾少卿负责。商团负责华界各区治安巡逻。武昌起义后，李平书等人倾向革命，趁机把各个商团联合起来，约定以南市救火会钟楼鸣钟为号，举行起义。上海革命党首领陈其美回来以后，改变决定，首攻江南制造局，拿下清朝这个最大的武器库有利于扩军。于是在商团中组织了敢死队，陈其美亲自带队冲锋，江南制造局内的工人里应外合。攻下制造局后，果然大局已定，上海光复，陈其美被公推为沪军都督。上海的光复，直接带动了浙江、江苏的光复，使苏浙沪联成一片。由于江南地区最大的兵工厂落入革命党之手，革命党人势力大增，迅速组织联军支援南京。攻克南京以后，给已丢失汉口汉阳、危危可及的武汉保卫战以有力支援。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士绅参加革命是很普遍的现象。有的士绅具有立宪思想，有的没有任何政治理想，纯粹是从保护自己经济利益出发和出于维持地方秩序的天职（这是士绅的悠久传统），主动起事，铁肩担道义。有立宪理想的士绅势力更大，号召力更大，他们的头面人物大都是各省的谘议局谘议长和谘议员，登高一呼，应者云集，成为革命的实际领导者。例如，在14个宣布独立的省市中，就有浙江、江苏、四川、广西等四省革命是士绅领导的。革命成功后掌权的是士绅们居多，因为革命党以前都是“地下工作者”，起事以后突然冒出来掌权，没有群众基础，没有管理团队，力量太弱小，因而站不住脚，不得不靠士绅出面撑起局面的，如湖南、贵州等省。而省会以下的城市，尤其是没有革命党的城市，绅商更是普遍包办了光复。革命党开了第一枪，全国士绅蜂涌而上，全体操戈助战，齐力同心推翻满清朝廷。士绅成为革命的主力军，这是中国历史上一大奇观，是封建社会改朝换代所从来没有的政治奇观。四、官员昏庸无能日深夜，武昌新军暴动，用现在眼光来看，是一个突发的群体事件。起事的官兵按建制单位来算，有四千余人，其实真正直接参与暴动的才一千多人，规模并不大。再加上策动起义的首领在前几天因试验炸弹暴露，已逃的逃，杀的杀，起义新军正群龙无首，一片混乱，堪称乌合之众。在这个当口，如果当地官府迅速果断、处理得力，也许很快会平息这场暴动。即使武汉的官员不得力，如果全国其他地方官员精明强干，及时有效应对事变，也不会造成全国性的政权雪崩。可惜，清廷末年，吏治腐败透顶，从中央到地方，成千上万的官员，已找不出几个精明能干、驾御局面的官员了，官员普通昏庸无能。吏治腐败必然产生昏官庸官，这是铁的政治逻辑，古今中外，莫不如此。我举几个例子，让大家见识一下清末官吏的昏庸。（一）瑞澂闻风而逃武昌起义时，当时坐镇武昌的是湖广总督瑞澂（chéng 澄），系名门之后，他的爷爷是琦善，道光皇帝将林则徐革职以后，改派琦善当钦差大臣，赴广州与英国政府谈判，签订了停战条约，同意赔款和通商，被国人骂为卖国贼，遭到撤职查办，瑞澂的父亲叫恭镗，当过将军。俗话说，“将门出虎子”，那大都是阿谀拍马的话，“强不过三代”才是大实话。这个瑞澂属于八旗高官之后，靠父祖余荫爬上高位，本人没多大能耐。武昌起义那天夜里，听闻士兵暴动，瑞澂随即找来统制（相当于师长）张彪和幕僚商量，楚豫号军舰的管带（舰长）陈德龙劝说：督府太危险，楚豫号就停在江边，总督转移到军舰上不算逃跑，照样可以指挥反击。这话正合瑞澂心意，立即命令士兵从督府后花园的墙上用枪刺挖了一个狗洞，瑞澂一大家子、妻妾儿子媳妇及仆役，皆从狗洞钻出，逃到楚豫号上。而此时，门外连起义军的影子还没有呢？总督一逃走，清军登时群龙无首，军心瓦解，中下级军官作鸟兽散。第二天武昌全城光复。所谓转移到军舰上去指挥反击，只是瑞澂之流贪生怕死临阵脱逃的借口，江岸四周的炮台被义军占领，瑞澂守着一艘停泊在江中的孤舰，一筹莫展，上不了岸。当时没有手机，指挥反击成为一句空话。起义的亲历者、革命党人新军士兵曹亚伯说：“瑞澂若不走，督府之教练队必不退，而未响应之各部队既无宗旨，又成观望，必与革命军为敌”，起义成败还真难说。瑞澂这样的八旗子弟，靠“拼爹”上台的高官，没有应对突发事件的胆识和能力，见事就开溜，哪能撑得起一方政权？其实，死守不退和闻风而逃都需要勇气，死守不退需要牺牲的胆气，闻风而逃将面临军法处置，为何瑞澂在两害之间，唯独不怕军法呢？因为腐败的政治，法律必定废弛，瑞澂逃回北京以后，其后台老板庆亲王奕匡力包庇袒护，只给他一个革职留用的处分，闯了天大的祸才给这样轻微的处分。这样的法纪还有什么威慑力？玩忽职守的代价太低了，拼命死守的才是傻瓜。（二）荫昌畏战如虎武昌起义后，清廷派兵前来镇压，兵力数倍于义军，如果指挥得力，将士用命，局面仍可收拾。可是清廷派出的指挥官怎么样呢？又派了一个跟瑞澂半斤配八两的荫昌。荫昌是满清末年朝廷难得的军事人才，说其难得，是因为塘里无鱼虾米贵。当时朝廷略懂军事的满人只有良弼和荫昌，摄政王载沣安排良弼留守京城，荫昌外出征战。荫昌曾留学德国军校，军旅生涯中，只做过短暂的江北提督，这位公子哥在部队一不练兵，二不整顿军务，作风飘浮，不干实事，好像是来挂职镀金的。他骨子里是个典型的八旗子弟，娱乐休闲样样精通，一笔好字写得，两口芙蓉（大烟）抽得，三圈麻将搓得，四声昆曲唱得，多才多艺，聪明玲俐，讨人喜欢，属于交际花型干部，自然飞黄腾达。到武昌起义时，他已荣升陆军部长。此人平步青云，很符合腐败时期官场的用人规律。荫昌握有当时最强的北洋劲旅，兵精粮足，武器先进。相比之下，武昌的义军，裹胁参与起义的多，思想素质不高，新招的新兵蛋子，军事素质很差，黎菩萨这个总指挥首鼠两端，将帅动摇，因此起义军实力差远了。但是，幸气好，遇上的对手是草包荫昌。这个荫昌大人好象不知道兵法上“乘敌未稳，迅速予以迎头痛击”的道理，而是摆出一副防守甚至随时准备逃跑的架势。他没有迅速派兵南下与留在武昌附近的张彪汇合，而是驻兵鄂豫交界的武胜关，自己的火车前后各装一个机车，进退两便，整天赖在车上不下来，车上驾好机枪、大炮、重兵环绕，每天磨磨蹭蹭，缓慢前进。有一次，卫兵发现远远的有一群人走过来，报告给他，他立马下令开车后退，列车开动以后，一个胆大的参谋下去仔细察看，才发现原来是一群农妇到地里去摘棉花。堂堂的总指挥官，心虚胆怯、风声鹤唳到如此地步，这清廷还有什么指望？荫昌一连十几天，寸土未复，寸功未立，眼看全国遍地燃起烽火，坐待大局糜烂。比较起来，他的渎职比那个钻狗洞的瑞澂更严重。瑞澂当初事起仓皇，无法调兵，而荫昌却手握数倍于义军的兵力，居然无所作为，象武装旅行一样，把朝廷委以救亡重任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三）官吏贪生怕死满清末年，地方大员普遍昏庸无能，面对危急局面非降即逃，特别贪生怕死，几乎找不出一个英雄人物，象陈赣一先生说的那样“督抚什九弃城逃”，又是一大千古奇观。官员队伍糜烂到这种地步，政权垮台真是无话可说。就说大名鼎鼎的端方吧，在满人中尚属出类拔萃的人物，清朝最重要的两个封疆大吏的位置，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他都干过，预备立宪时，他是出洋考察立宪的五大臣之一，慈禧老佛爷在立宪上犹豫不决时，是他一言九鼎让慈禧打消顾虑，下定立宪决心。可见他在满清高官中何等显要。在武昌起义前夕，四川保路运动已闹得不可收拾，端方受命担任川汉、粤汉铁路督办（督办：总指挥）。上任第一件事，就是去平息四川保路风潮，他从湖广总督瑞澂那里借了两个标（团）的新军，入川弹压。还在入川路上时，川督赵尔丰已经大开杀戒，引发了四川一些州县的武装暴动，胆小怕事的端方就停兵四川资州，袖手观望。不增援赵尔丰，任由四川烽火四起，越烧越旺。但是缩头乌龟没当多久，武昌起义了，而端方带去的新军中恰恰也有革命党，与武昌的新军遥相呼应，跟着哗变。端方暗中请当地绅商帮助潜逃，但没有一人施以援手。当士兵们捉住端方时，他否认自己是满人，说自己也是汉人，姓陶（瑞方号
斋），祖籍浙江人。但这种卑躬屈膝跟汉人套近乎的表白毫无作用，士兵们砍下他的头胪，送到武昌报捷。瑞澂闻风而逃，朝廷只给个革职留用的处分，保住了性命，端方不战不逃，反而丢了性命，这印证了那句老话靠得住，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因此，全国各地官员逃走的特多，一见风吹草动，就脚底抹油。有的官员知道无处可逃，只好投降反正，和平交权，总之，死心塌地为清廷拼命的官员极其稀罕。值得一提的是，福州将军朴寿表现尚可，福州革命党起义时，朴寿真想拼死一战，可惜军无斗志，只开打了一会儿，副都统明玉的儿媳妇在白旗上亲手书写“愿缴军械”四字，白旗招展，清兵自动放下武器，朴寿管不住自己的部队，自己束手就擒，被义军砍下脑袋，这是满族将领中难得的一个烈士。西安的官员表现也不错，激烈抵抗了一番，但那是革命党犯了策略错误，喊出要杀尽满人的口号，逼得满清官员狗急跳墙地顽抗。除此两地以外，再无英雄事迹可表。满清官员整体上斗志瓦解，大势所趋，个别人想当烈士，想殉节都不可能，反而闹出笑话，“吾欲殉节，奈小妾不肯何？”成为当时贪生怕死的热门借口。我们回头再看一下武昌暴动，当时的湖北按察使（相当于省政法委书记）马吉樟，闻知总督走了，下决心殉节，并责令家人不准走，自己穿上朝服，抱着大印，端坐在衙门大堂上，准备等着革命党一到，就英勇自杀。开始还有若干衙役随从陪着，后来一个个全溜了，只剩下他老人家一个人傻坐在堂上，这时革命党没有来，倒来了许多看热闹的人。他的大老婆觉得这样下去让人当猴看，丢人现眼，于是就率领众小妾一拥而上把老爷拖回家了，急忙换上便服，带上金银细软，全家开溜了。官员们平时喜欢作秀，作上了瘾，连自杀殉节都作秀，非要等革命军到场才自杀，革命军不到场，似乎死得没有政绩。不体现政绩的谁愿干？象这样作秀的殉节，后来再也没人仿效了，还是逃跑实惠。老拿地方官说事很不公平，朝廷大臣同样贪生怕死，束手无策。清廷被迫起用袁世凯以后，深知卸磨杀驴教训的袁世凯不再真心效忠朝廷，而是暗中与革命党谈判。良弼和铁良等个别满清大臣，为了凝聚日益瓦解的满清权贵的斗志，组织了宗社党，力图挽救危局，直接目的是阻碍袁世凯和谈。我在前面提到过，良弼是满人难得的一个军事人才，当时担任禁卫军协统（首都警备区副司令员）和军谘府军谘使（相当于军委副总参谋长）。良弼的挺身而出，成了袁世凯的绊脚石，引起袁的忌恨，良弼的强硬，也激起了革命党的愤怒。潜伏在北洋军中的革命党人彭家珍，决计刺杀良弼，于是乔装成良弼的老同事，带上名片，怀揣炸弹，登门拜访，当良弼回家时，彭家珍以老友求见为名接近良弼，引爆身上的炸弹，自己当场炸死，良弼炸伤，后不治身亡。看来搞人体炸弹，咱们中国人比外国人早100年。炎黄子孙又夺得一项世界冠军。反对共和且颇有军事才干的良弼被炸死后，宗社党如鸟兽散，朝中大臣也纷纷逃到天津躲避。清廷最后的忠臣良弼的丧事无比凄凉，前来吊唁的人廖廖无几。袁世凯也借故人身安全没有保障，不再上朝。隆裕皇太后搂着宣统小皇帝，眼见得朝堂上空无一人，终日以泪洗面，只好听任袁世凯摆布，同意退位。 五、军人颓废，武备废弛
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引得清兵入关。当时清兵总共才二十多万人马，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扫除群雄，平定四海，坐上了中原江山。中国人有打江山者坐江山的铁律。八旗兵分别把守在全国各地，太平的日子一过就是二百多年，没有仗打，也不用劳作，但待遇优厚，寻常兵丁每月有四两饷银，还发给粮米，除了当兵之外，还有油水特足的关丁、漕丁、盐丁可做。坐在家里拿钱、无事可做的八旗子弟，吃饱喝足了唯一能做的就是玩耍休闲、遛鸟、斗蛐蛐、听戏、抽大烟。刀枪生锈、马生肥肉。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英军从广州北上，清军沿海沿江的许多炮台都废弃了。杭州驻防八旗中一个八旗子弟回忆说，当年整个杭州旗营只有他父亲一人会骑马。中日甲午战争时期，日本从朝鲜向中国进攻，中国军队一路溃败，没打一个胜仗。据冯玉祥将军自传《我的生活》记载，他所在的部队是李鸿章的淮军，淮军当然比八旗军好，但在镇压完捻军以后的三十多年中，逐渐颓废，当兵的大多是父子兄弟老乡关系，平时除了个别人值日的以外，其他士兵官员可以呆在家里玩耍，赌博听戏抽大烟，发军饷后头一件事就是赌博，输光钱以后就卖掉部队发的药条。官兵相互赌博，因赌资矛盾造成关系十分糟糕，风气败坏。而军官们每月最隆重的大事就是初一、十五上衙门，大家穿戴整齐，浩浩荡荡，威武雄壮，一大早赶到衙门，木偶似的静坐一会，然后一轰而散玩耍去了。冯玉祥的父亲就是在上衙门仪式中摔下马而退役的，所以他对这种毫无意义的隆重仪式十分痛恨。部队很少训练，他所在的清军几乎不出操，连个喊操人都选不出。他本人因为胆子大噪门大，敢于喊操，才得到提拔重用，当了排长。他觉得呆在这样的军队太没出息，偷偷投到袁世凯的新军，象这样随意地开溜，原来的部队竟然不闻不问，可见军纪荡然无存。清朝末年搞军事现代化，朝廷更想把八旗“现代”一番，下了很大气力。可是，八旗老爷兵把洋枪锁在柜子里，看都不看一下，只有上面来人点校了，才把枪拿出来装装样子。一个八旗兵回忆说，他练了六年的洋操，只放过三枪，连枪的构造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广州驻防八旗新军三个营，练习了两年，只搞了一次实弹射击，所有官兵全算上，能射中靶子的，数来数去没几个。八旗兵的军事素质低劣得让人难以置信，辛亥年，来自马来的革命党人温生才，单枪匹马刺杀广州将军孚琦，孚琦坐着轿子（将军不骑马，喜欢坐轿，说明不想当军人）出行，身边有十多个全副武装的卫兵，温生才冲上去刺杀时，卫兵们吓得四处逃散，领头的协领居然吓得回家昏迷不醒，醒来以后就精神失常了。温生才对孚琦放了两枪，看清已杀死了，才从容离开，干得十分轻松悠闲。八旗子弟已退化堕落成了废物，军事现代化对他们无济于事，无力回天。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袁世凯和张之洞编练的新军，以汉人为主体，却大成气候。袁世凯的新军就变成后来的北洋军，张之洞的新军，骨干就是武昌起义军。各省地方纷纷编练汉人新军，由于八旗军（地方驻军叫巡防营）靠不住，担任不了地方保安任务，各地绅商以商会牵头组建了自卫武装（分别称为商团、民团、公团、体育会等）。到清末最后几年，于是就出现新军、商团与八旗巡防营同驻一地的局面。武昌首义以后，各地新军和商团配合默契，纷纷响应起义，八旗兵在这种绝对劣势下，除西安以外，绝大部分地方的八旗兵都做了缩头乌龟，坐在家里等着新军和商团来收编，发遣散费。士兵如此颓废，源于将官的集体昏庸。晚清满族后裔极少有人愿意学习军事。当时日本士官学校是中国军事人才最大的来源地，汉人（包括革命党人）精英分子纷纷东渡日本学习军事，后来成为将才的极多，成为中国军界骨干。但有人统计过，该校最早的三期士官生，（以后各期即使有满人学生，毕业后也来不及成才，清朝就垮台了），共有160人，只有3人是满人，倒不是清廷偏爱汉人，恰恰是特别歧视、排斥汉人，而是满人自己不争气，吃不得这个苦，不肯去学。这直接造成清末将才奇缺。这三个学军事的满人，一个是舒清阿，一辈子坐机关，默默无闻。一个是良弼，算个人才。一个是铁忠，是钻狗洞逃跑的瑞澂手下第一号干将，在武昌新军起义计划暴露以后，他查获了革命党的名册，主张大肆搜捕，但又迟迟不付诸行动，坐失良机。在瑞澂决计逃跑时，他也跟着逃了，从处理这起事件整个过程看来，铁忠也是个蠢材。 （待续）
学习了，再来看看~~~~~
欣喜衡阳有如此珍贵的历史教科书，拜读了。看不看法国大革命无所谓。
前车之鉴啊，值得一读！
以史为鉴。李老师做了一桩好事情。电视剧《走向共和》当中，对李鸿章和盛宣怀都有正面评价。盛宣怀作为李鸿章的得力助手，是帮了北洋水师大忙的。萨镇冰与邓世昌参加过甲午战争对日海战，自然是痛恨清廷的无能，黎元洪参加武昌起义，萨镇冰表面上是支持学生，实际上是同情革命。谢谢李老师的讲课。
“天朝大国”为何轰然倒塌(三)
再说海军。与陆军相比，海军的知识化程度更高，上至海军大臣萨镇冰，下至普通士兵，绝大部分是汉人，而且广东、福建人居多，文化程度又高，普遍思想开明，同情革命，清廷对海军不能控制。萨镇冰跟严复、刘步蟾、邓世昌等人一同留学英国，都是福州船政学堂的精英，中日甲午海战失败后，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南洋和粤洋海军成了主力，全听命于元老萨镇冰。武昌起义后，海军大部分舰队开到武汉江面，如果奋力炮击，立足未稳的义军难以坚守。但是，有老部下黎元洪的请和，有汤化龙弟弟汤芗铭的规劝，萨镇冰居然保持中立，向空中、空地随便开几炮以应付朝廷，然后就撤退至九江。在此危难时刻，萨镇冰称病离开，任由汤芗铭等人策动起义了，汤芗铭被起义海军推举为舰队司令，指挥舰队返回武汉，痛击清兵，支援义军。新中国成立后，萨镇冰这个国宝级人物已经九十多岁了，被邀请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并担任政协委员。八旗子弟坐江山，吃了二百多年安逸饭，温水煮青蛙，悄无声息地变瘫了，官兵怠惰，武备废弛，将才奇缺，泱泱天朝大国，变成了一座纸糊唾粘的房子，一吹即倒。六、朝廷昏庸糜烂我们都记得《水浒传》，第一回就写《高俅发迹》，然后才写108条好汉逼上梁山的故事。作者施耐庵的意图很明显，天下之所以大乱，根源还在于朝廷，象高俅这样的市井无赖、黑社会烂仔，竟然能够进入朝廷核心领导机构，担任殿帅府太尉，可见吏治腐败到什么程度？无德无能、心术不正的人掌权，天下哪有不乱的？我前面讲了清末地方官员昏庸低能，渎职失职的现象特别普遍，其实，根子在朝廷。老是指责基层干部是不公平的，朝廷那些身居高位的人，也不是什么好货色，只是他们远离一线、远离矛盾冲突，可以坐着说话不腰痛，可以大说特说不需要自己去亲自兑现的空话、大话。可以居高临下训斥地方官员玩忽职守。一旦事变发生在他们身边，他们同样贪生怕死，逃离职守，一个个草包熊样。例如：当良弼被炸死以后，朝中大臣连参加追悼会的胆子都没有，纷纷逃往天津租界躲藏起来，让清廷最后一位忠臣的丧事办得十分冷清凄凉。害怕革命党再扔炸弹，大臣都不敢上朝了。国家有难，大家都当缩头乌龟，这样的朝廷还能玩下去吗？除了散学，还有别的出路吗？瑞澂钻狗洞逃跑，的确大祸已经临头，临阵逃跑。仅因革命党一次单个的刺杀行动，造成了威胁气氛，朝中大臣就早早地逃之夭夭了。相比之下，平时威严岸然、高谈国事的大臣，更是胆小如鼠的草包废物，连瑞澂都不如。（一）整体糜烂荒诞朝中大臣到底昏庸糜烂到什么程度， 陈赣一先生著的《甘移随笔》中记载了一些有趣的故事。一是愚昧无知。礼亲王世铎，年迈昏庸，不识时务，他的儿子和侄儿们从欧洲国家考察回来，世铎问他们：“洋鬼子国家也下雪吗？”孩子们强忍住笑，回答说：“中外同一天地，风霜雨雪一样的下”。这个世铎身为亲王，国家重要决策者，连起码的自然常识事理都不懂，对国外情况茫然不知。二是愚昧蛮干。毛庆藩担任上海制造局总办（总裁，首席执行官CEO），上海制造局是当时政府最大的造船厂。有一天，毛总裁在厂内视察，看见巨木堆积如山，立即把主管官员叫来，指示他：“这些木材可以肢解切割作修船之用，不需要另外再购买木材了，以节省费用。”该官员回答说：“这些巨形原木是专门储备用作船的桅杆的，不能切割肢解。”毛总裁很不高兴地说：“这些废旧木材有什么好宝贵的？听我的，快肢解切割。”不到三个月，这堆木材切割肢解用完。毛总裁有一次偶尔跟老婆谈起此事，老婆惊讶地叹息说：“老公啊，你这一作法的确大错特错啊。这好比你买整匹的绸缎给我作衣服，虽然不急着做衣服，但也不能剪碎作袜子鞋子啊。那些巨形原木是储备作桅杆的，切割作船板太可惜了。”毛总裁大悟，如梦初醒。这一事例，说明清廷高官的智商还不如一个家庭妇女。选拔这样愚昧无知而又刚愎自用的官员去管理企业，企业怎能办得好？洋务运动哪有不失败的？我们总不能怪洋人欺负，需要反思自己太混帐，才招致别人欺负。三是赌博成风。清末政权风雨飘摇，但官员们照样玩得开心，“都下赌风甚炽，自王公至负贩，罔不乐从。”上至王公贵族，下至打工仔，无不沉溺于赌博。贝勒载振（庆亲王奕匡长子）、载搏等，几乎天天聚赌。民政部尚书善耆（耆：qì）有一次亲率巡警深夜突袭赌场，那场面可谓盛大（我想再盛大，比不过现在的“天上人间”），“男女老幼、肩踵相接，王公卿相，夫人小姐，娼妓优伶（艺人、戏子），色色俱备，众见善耆至，皆面如死灰，纷纷鼠窜。”这样的高档豪华赌场竟然雇用洋人当保镖（因为当时官府最怕洋人），洋保镖“举手枪相拟，善耆富有腕力，举力执之，饬（chí）警押送于其本国使馆究办焉。”俗话说：小赌怡情，大赌败家。王公贵族全参赌，就会亡国了。四是廉耻丧尽。贝勒载洵（奕
之四子，载涛同母弟），率领水师提督（海军司令员）萨镇冰（1949年参加过全国政协，时已90岁），赴美国考察海军，到纽约时，“召歌妓以侑（you，劝人吃喝，觞（shang，盛有酒的酒杯）（侑觞：陪酒），丑态百出，”吃完饭后，送给陪酒的妓女一叠寸多厚的钞票，妓女笑着拒绝，载洵十分尴尬。第二天，纽约报纸大肆宣传这一丑闻，且配上漫画极其丑化。载洵身为访问团团长，真是丢尽人格，丢尽国格。以上这几个小故事，说明清廷高官是何等的昏庸、愚昧、蛮干、无耻和颓废。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样的王公大臣会选贤用能吗？能带好队伍吗？能担负起民族复兴的重大责任吗？不能，他们情操上达不到，能力更达不到。他们只知道贪污敛财，及时行乐，把国家、人民以及祖宗江山，早已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二）宰相贪污昏庸下面再讲几个贪污敛财的小故事。庆亲王奕匡力是清末重臣，曾担任过总理大臣，地位仅次于摄政王载沣。他是袁世凯的后台老板和政治盟友，袁世凯挪用练兵经费贿赂他，使劲抱住这条大腿才化险为夷，东山再起。这个奕匡力是个什么货色呢？“庆亲王（奕匡力）领袖军机（在军机处五大臣中排位第一，相当于第一宰相），垂十余载，性好货（贪财），所举（举荐）之人，靡不以贿进，贤否不问也”。（否pi，愚恶）。这说明，奕匡力这样顶级官员带头卖官、受贿，臭名昭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谁来求官都得送钱，不但送他本人，连同他身边的秘书仆人、门卫都得一一打点。例如，有一年上海道台（地级市市长）蔡乃煌被参革职，皇帝下诏让刘某某继任。刘某某是怎么得到这个肥差的呢？（因陈赣一先生写《甘移随笔》时还处在辛亥革命不久，1916年以前，书中所记的一些人物尚在世和在位，因此，为避免是非，隐去了一些真实姓名），他本是袁世凯的幕客，袁将其推荐给奕匡。“此老（指奕匡力）以亲王之资格，领袖军机，权顷中外。卖官鬻爵，靡所不为，来者不拒，视金钱之多寡，定官位之等差。”身为第一宰相，竟是一个无耻之尤的贪污大王。刘某送给奕匡力三万两黄金，再拿几百块银元，一一分送给奕匡力身边的人。因为这个送礼的过程十分滑稽可笑，传播很广。当时北京送礼的规矩是，对高官身边的人送礼一律用纸币，一来送礼者携带方便，二来收礼者受贿不显眼（当时还没有信用卡和购物券、购物卡）。但这位刘某初次来北京送礼，是新姑娘上轿头一回，不懂这一规矩，不知道换纸币，身上揣的是几百枚银元，给庆王府上上下下的人送完以后，剩余的银元还揣在身上，沉甸甸的，鼓鼓囊囊的，行动举止很不方便。庆王府中的接待员引刘某到接待室坐着，进去禀报庆亲王。等了好一会儿，接待员高呼王爷将出，刘某闻声仓惶起身，一撩衣服，怀里的银币叮叮当当撒满一地，刘某赶紧去捡，蹲下身子慌乱捡钱时，花翎（官帽）又掉了，此时生怕王爷出来看见自己的狼狈相，只好放下钱，赶紧整理官帽衣着，道貌岸然地进见王爷。等王爷接见后出来时，地上的钱已被王府的人捡光了。有什么样的主子，就有什么样的奴才，可见王府的人都是要钱不要脸的。刘某忍气吞声、一步一回头，摇头叹息而出。庆亲王奕匡力特别贪财，简直到了变态的地步，既不顾及个人脸面，也不在乎朝廷及皇族体面，最不要脸，无耻之尤。下面再讲一个例子。清末，朝廷为了解决财政燃眉之急，决计发行公债，规定大小官吏都必须认购，以认购多少来考核官员优劣。军机大臣（宰相）那桐舍不得出钱认购，犹豫不决，悄悄与奕匡力商量对策，两人合计，以变卖家产来表明自己太穷，买不起公债。于是奕匡力卖车马，那桐卖房屋，大登广告于报章，以引起大家注意。过了几天，两人在朝堂上相遇，那桐指责奕匡力装穷装得太不象了，怎么以不值钱的车马出售？岂不明显招人怀疑吗？掩耳盗铃，弄巧成拙。那桐自夸卖房屋才是真的显示没钱，令人信服。奕匡力回答说：“如果皇上强迫我们认购公债，我们就是打广告卖身，也无济于事”，说完，两人击掌狂笑。我前面说过，商办铁路的时候，平头百姓、贩夫走卒都积极踊跃购买铁路股票，而奕匡力、那桐这些宰相，腰缠万贯，富可敌国，却撕破老脸不愿认购朝廷的公债。两相比较，对国家、对朝廷谁更有责任感？谁更高尚？国难时期，谁最能挺身而出？这些丧尽廉耻的蛀虫却位居权力顶峰，清廷不亡，真是天理不容！（三）逆向淘汰，排斥清官能吏前面我讲了清廷高官昏庸贪贿，似乎全是蠢货坏蛋，难道就没有一个干净明白的官员了吗？有一个，他就是岑（cèn）春煊，先后担任过两广总督、云贵总督、邮传部尚书，位居九卿之列。“煊为政猛（铁腕），治事严，属吏不法者莫不惩之。”而且政治情操高尚，素有“任贤弗贰，去邪弗疑”之誉。一心一意提拔重用贤能的人，用人不疑，铲除邪恶，毫不犹豫，毫不手软。这岑春煊同样出身于官宦世家（这样腐败的政治，草根子弟决升不到高官位置），祖辈在粤西当官，父亲毓英当云贵总督，去世以后，朝廷按照惯例，抚恤他，“春煊得五品京堂候补，（无实职享俸禄的后备干部），旋授太仆寺少卿（国家机关事务局副局长）”。岑春煊的刚直不阿，铁面无情，令包青天都望尘莫及。可惜他的事迹没有编成戏剧传播，因此知名度不如包青天大。他在担任广东布政使（常务副省长）时，弹劾两广总督谭仲麟，谭因此丢官。把自己的顶头上司告下马，犯官场之大忌，极为罕见，可见其勇猛。他担任邮传部尚书，上任伊始，头一件事就是请求罢免副部长朱宝奎。朱也被免官。不仅如此，他还太岁头上动土，煊“累疏劾庆亲王奕匡力，昏庸误国，贿赂肥私，直督袁世凯结党练兵，弄权干政”。这个岑春煊连慈禧太后的两个铁杆心腹、权倾朝野的庆亲王和袁世凯都敢弹劾，大臣们称为“猛虎”。但是，官场自有潜规则，根深蒂固，牢不可破，“猛虎”再猛也冲破不了官场潜规则。尽管他弹劾得铁证如山，奕匡力和袁世凯依然岿然不动。反而引起大臣们人人自危，群起揭其短，齐鼓而攻之。使他在朝中站不住脚。为了官场和谐，慈禧只好把这头猛虎调到偏远的云南担任云贵总督，远离政治中心，靠边站。但是“岑猛虎”心有不甘，不安心在寂莫的边陲之地，多次上奏请求入京觐见太后，慈禧只好召其入京，他一入见太后，故伎重演：“煊伏地痛哭失声，历数奕匡力、世凯树党误国状”。慈禧长长叹息，被迫说出心里话：奕匡年纪大，地位高，我都让他三分，你也要与他搞好关系，袁世凯功劳最大，朝廷正靠着他，你要稍稍忍让宽容。（后太息曰：“奕匡力龄高爵崇，吾且优容之，汝亦宜善处；世凯功冠群臣，权为怨府，同膺疆寄，可稍忍涵”）。慈禧老佛爷不愧是官场老道，语重深长、声情并茂地劝告“猛虎”，弦外之音很明显：我执政也不太容易啊，反腐是那么容易的事吗？能无节制地反腐吗？你以前弹劾的省部级干部我都照办了，如今你弹劾我身边的人，我老脸往哪搁啊？把他们都反下台了，我靠谁执政啊？这朝廷还要不要运转啊？唉，你要顾全大局啊。反腐也要讲策略、讲分寸啊。你忠心可嘉，但政治上还要成熟啊。“猛虎”默然而退。奕匡力也是官场老狐狸、老油条，得知“猛虎”又告了自己的御状，不但没有激烈反击，以牙还牙，反而放下架子，主动搞和谐，登门拜访岑春煊，嘘寒问暖，还经常送美味佳肴，使劲巴结“猛虎”。庆亲王以位极人臣之尊，去巴结职位低的岑春煊，令满朝大臣惊叹。赢得了舆论体谅和支持。但是，“猛虎”不近人情，不识抬举，一条道走到黑，继续破坏官场和谐。 “煊卒不为动，每入对（见太后），必诉匡劣迹于后（慈禧太后），举朝侧目”。每次见到慈禧都告奕匡力的状，告上了瘾，成了告状专业户，满朝大臣都快把他当神经病了。还是袁世凯技高一筹，想出了一个绝好的“离间计”，与奕匡力一唱一和演双簧，天衣无缝地把慈禧给耍了，把“猛虎”给收拾了。这个离间计分两步走，第一步调虎离山。由袁世凯上奏，说近来广东革命党活动频繁，危害朝廷，岑春煊原来担任两广总督，手段铁碗，治理有方，又熟悉两广情况，现在非他去不足以控制局面。慈禧征求奕匡力意见，奕匡力回答说“世凯之言，天下之公言也。春煊之才，天下之人皆欲得而为长官也，于粤尤甚”。广东百姓更加盼望春煊去当他们的父母官。奕匡力这个老狐狸话说得多圆慧，赞美了袁世凯，更赞美了岑春煊，还打着民意的幌子，暗设温柔陷阱，整人的高手。慈禧太后于是下旨派“猛虎”赴广东，离间计的第一步实现了。第二步栽赃陷害。奕匡力和袁世凯通过人手，安排岑春煊走经上海去广东这条线路，并派人在上海热情接待岑春煊，尽量延缓他去广东，让他多在上海滞留。同时，暗中派人找来康有为、岑春煊两人的照片，通过技术处理，加工制作一张两人合影的照片，然后再安排另外一位大臣向慈禧举报，出示照片，说岑春煊对朝廷不满，正与康有为在上海密谋，策划废除太后、拥立光绪的阴谋。慈禧太后平生最恨康有为，最怕光绪亲政。听到奏报，观看照片，勃然大怒，下旨免去岑春煊一切职务。没有了官帽，猛虎变成猫。不久，慈禧、光绪去世，岑春煊申冤无望。这只猛虎，终于被汪洋大海般的昏官贪官吞没了。这个事件再一次说明，在专制体制下，官场没有什么公平正义可言，不是优胜劣汰，而是逆向淘汰，在昏官贪官占绝对优势的官场，清官是站不住脚的，被淘汰的只是清官、有责任感的官、有作为的官。（四）王朝末路，人才的马太效应我前面讲了清廷官员昏庸贪贿，也许观众朋友们疑问，堂堂的天朝大国从上到下，从官至兵，怎么会掌握在这一帮草包混蛋手中呢？这不明摆着要亡国吗？皇帝家族及朝中大臣都是受过较好教育的人，难道他们不懂得这一浅显道理吗？难道他们的知识水平和智商贫乏低能到白痴的程度吗？其实，出现这种“白痴”现象，并不是因为人的智商和文化不高，而是由于专制权力本身的腐蚀性，造成整个体制的“智商”下降。草包混蛋充斥官场，也不是短时间内的事，而是常年累月地搞逆向淘汰，经过一二百年以后，官场就没什么人才了，人才都跑到反对派阵营去了。朝廷人才越来越少，敌对阵营人才越来越多。此消彼长，这就是人才的马太效应。稍懂历史的朋友都知道，所有朝代的开国君臣都是当时一流的英雄好汉，一流的人才。因为，一切竞争归根结蒂都是人才的竞争，在乱世，在争夺政权的激励竞争中，只有杰出人才，才有希望胜出，最后夺出政权。所以，开国元勋一定都是当世之英雄豪杰。一旦政权稳固以后，政治上就没有竞争对手了。按部就班地办事，人才不显得重要了。铁饭碗、铁交椅势必造成一批既得利益阶层，他们本能地排斥竞争、排斥人才。打天下时，萧何月下追朝信，刘备三顾茅庐，重视人才的佳话车载头量。坐天下时，压制人才的恶行不绝于史。二千四百年前，屈原就喊出了“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悲叹。专制这种体制本身排斥竞争，皇帝老儿本人也排斥竞争。皇帝的接班人采取谪长子继承制，只要那个谪长子没有得罪父皇，一般都是他接班，其他皇子再优秀也没份，所以历史上出现许多小皇帝（如西汉东汉末年）和一些白痴弱智皇帝（如西晋的晋惠帝司马惠），明朝出现一连串平庸的皇帝。如果谪长子实在不成器，皇帝家族被迫采取推举制，一般大家会推举比较平庸的皇子继位（如武则天选太子全是如此），因为平庸的皇子人缘好，易于相处和容易被人操控。因此，不用从理论上论述，光看中国二千多年封建朝代史，就会清楚地发现专制是无法做到用人唯贤、唯才是举的。皇帝及其家族乃至大臣，尽管饱读圣贤之书和历史典籍，但在选拔人才时，把“用人唯贤”、“天人让有德者居之”等圣训，抛到九霄云外。而是热衷于搞武大郎开店，搞用人唯亲，由此造成人才在数量上和质量不断递减，一代不如一代，到最后朝中草包混蛋一大片。随便举几个例子。秦朝末年，宰相李斯和宦官赵高推举花花公子、智力低下的胡亥接班，设计害死很有作为、尚在戌边的长子扶苏。赵高担心大臣不服，害怕自己遭受秋后算帐，一不做二不休，再设计害死李斯，又通过指鹿为马的阴谋，把有主见、有能力的大臣一网打尽，短短两年时间，朝中人才被消灭干净。等到全国起义时，朝廷竟然没有人才可用。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在郦山监督修墓的章邯来带兵}